女知青夏萍的故事

韩仲琦

共和国有一批人叫“知青”，这是一个女知青真实的经历。

夏萍是上海知青，1969年到黑龙江爱辉外三道沟村插队落户。在大批知青返沪的时候她嫁给了当地普通的老乡，在那里生儿养女，养家糊口，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下乡二十五年以后又举家回到上海，开始人生新的拼搏。在农村她当过妇女队长，镇办工厂厂长，回上海后打过工，自己开超市当店长。她的经历有苦难也有快乐，是一个知青对生活的乐观积极进取态度，是对命运的不懈抗争。夏萍似水，温柔而顽强。

夏萍自述《年华似水》

告别上海

回想当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我们这些青年带着一股狂热和对前途 无限美好的遐想，纷纷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闯一条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火热的青春，火热的年华，火热的社会氛围。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我们这些学生孩子聚在了一起。

我开始是报名到云南去的，因为我伯父说，女孩子要往南方去，南方天气暖和、吃大米，北方特别是东北，天寒地冻太冷了，女孩子不能去。经过长辈们的商量最后决定让我去云南。我自己也愿意去云南，脑子里老想着电影里演的和书上看来的，美丽的西双版纳，迷人的梯田，少数民族的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晚上在竹楼下，围着篝火，吹着葫芦丝，跳着动情的舞蹈，真是迷人又浪漫。

可是等我到学校去拿通知时，学校告知我们云南不能去了，那边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汉人去有危险。原来，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天真烂漫。

那我去哪儿呢?就在这时学校来通知了，召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要求学生、家长都参加。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位黑龙江的干部给大家作报告，他说：黑龙江好哇!

那里是油亮亮的黑土地，那里的人都吃白面、大米，还有猪肉炖粉条。那里的互腐比上海的好吃多了。 黑龙江是和苏联交界的地方。苏联很穷，士兵都吃黑面包。他们看到中国上兵吃馒头，吃肉都馋得很。

母亲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一听这 个干部宣传的这她坚信不疑，果断地作出决定：“夏萍我看你去黑龙江蛮好的，

听这位干部介绍还真不错。”我对母亲说：“这个人说的真假也不知道”。我母亲很坚定地对我说:“干部说话还能假吗”。一个字“去!”什么困难、冷冻、荒凉，等等全都没有考虑过。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大概在1969

的4月15日通知下来了。4月28日要离开上海。于是准备行装，那年月是计划时代，一切东西都要凭票证，什么布票、肉票、肥皂票，我这一走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票证。

临走前，母亲舍不得，想送我个好的樟木箱子，可我觉得到农村去，那里应该是比较艰苦。带个好樟木箱会让农民觉得城里来的孩子资产阶级思想有点严重，

所以我执意要带个家里最破旧的木板钉的箱子。打好行李，准备就绪。离开家乡

乡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1969年4月28日，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上午从上海出发，汽车载着我们在这些城里的孩子围着上海转了一大圈，看到很多地方的人，敲锣打鼓欢送我们，我想从今往后就要从一个上海人变成北大荒人了， 原本激动的我变得神情恍惚，脑子- -片空白，没有感觉，没有表情，不知在想什么。车子很快把我们送到彭浦车站，其实是个货运车站.很简陋，也很小，但是车站里却人山人海，都是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来送行的。有的在说话，有的在哭泣。父母和孩子们有说不完的临别话，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火车已经喘着粗气，冒着白烟，快启动了。这些即将远离生养自己的家乡，奔赴遥远未知的农村的孩子们都自觉地纷纷上了车。大家纷纷都想往窗前挤，这样在火车发动慢慢驶离时能多看一眼自己的亲人。还好我的座位靠着窗，抬眼往前一看，站台上那是黑压压的人群。真的可以用成千上万来形容，很多人泪流满面，车上一片哭声，车下哭声一片。哭声、喊声就像生死离别般让人好不心酸....

我在车窗前，看到父亲躲在一根柱 子后面偷偷地抹眼泪。父亲是个老实人，不太会表达自己，总是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心里，他在抹泪说明悲伤至极了。二个弟弟眼巴巴地看着火车上的我，母亲站在火

车窗前眼睛里噙着泪花，虽然没哭出来，但我知道此刻母亲心中的难受和无奈难以用语言表达。看到父母悲伤和无奈的神情，我心在震荡，血在奔流，强忍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不能哭，我要是哭父母会比我难受十倍百倍，我不哭，她们会觉得我很坚强，他们会放心些。绿色的火车已经发动了，烟囱吐着白色的蒸汽，车轮缓缓地滚动起来，发出很响的轰隆声。汽笛在空旷的天空中发出响彻天际的嘶叫，仿佛在告诉人们“我要快跑了”，车轮越滚越快，车上车下哭声也越来越大。

“米囤里的老鼠跳到糠囤里去了，糖水里泡大的孩子到农村去怎么受得了啊”耳边还回响着母亲一直在喃喃地唠叨着这句话。我能感觉到母亲的无奈，我知道母亲同意我去农村纯属听毛主席的话，才同意的我去农村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父母亲一生在生育子女方面很坎坷，连流产带生育共有七个，我是第4个，前面3个孩子都夭折了，我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那个宝贝用言语是无法形容的。

在赴边疆的路上

几天的火车行程，有几个小男生很淘气，很聪明。他们会爬到行李架上当卧铺睡觉，我们胆子小的只能老老实实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几天。腰酸背痛，脚也浮肿了，下车走在地上就像踏在棉花上一样。

几天后，火车终于到达北安，我们将在这里换乘汽车，猛然间成百上千的人齐聚北安好不热闹。5月2日早上我们在北安上汽车，根据事先在上海分好的知青点及其人员名单，由黑龙江总领队把人员组织好。每个知青点自己成排一队，这样汽车来接人就按照队伍前面写的牌子，每个队一辆车。我们外三道沟的知青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因为当时互相都不认识，所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人都聚到了一起。

上了汽车，真的没想到，一开始，在北安县城路况还好点，出了县城越走越槽糕，路面面都是坑洼洼，高低不平。我坐在最后一排，后面好像还有黄心民、张刚和金裕兵。我们坐后排的人，一路上就跟当年跳亚非拉舞一样，汽车开着，不时会把我们从座位上弹到车棚顶。

车继续往前开，透过车窗看到远处蜿蜒起伏的山川，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层层叠叠雄伟壮现。公路两旁，进入眼帘的是数不清的树林，漫山遍野的大树。小树、灌木丛。最显眼的要数长着白皮的树。我很纳闷，这树怎么从上到下都是白色的呢?难道是农民伯伯怕树生虫刷的白石灰吗?想想也不对，是人工刷的怎么会连枝枝丫丫都刷的那么匀称呢。我猛然想起，书上曾经提到过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在大山里生活条件极差，连纸还都没有，他们学习写字就是把白桦树皮撕下来做成本子用来写字的。我想，莫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白桦树吧。车越往小兴安岭深处开， 白桦树就越多，我越来越坚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到农村来已经给我们在上课了，不到农村来，只是纸上谈兵，白桦树都不识 “庐山”真面目。

这样样一路颠簸， 5月2日下午终于到达外三道沟。村口够锣鼓震天，两旁夹道欢迎的人群热闹极啦。车子直接把我们送到知青食堂门口。村领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狗皮帽子， 祝越光当时领到的是白色的，《林海雪原》的电影里面有个漂亮的女战土叫白鸽，就是戴着这样一顶令人心动的白色毛皮帽子。我与大多数人一样， 领到的是黄色的或黑白色的狗皮帽子，形状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人戴的帽子差不多。

知青生活的考验

在知青食堂，老乡告诉我们说：“外三道沟村子就在黑龙江边，对面就是苏联”。我穿着军装绿的棉衣、棉裤，感觉自己好像已是边防成士了，很光荣，很自豪，责任重大。

耳旁不时传来震天的响声，我们不约而同地问陪同老乡这是什么声音？

老乡说:“冬天江面结冰了上面可以跑汽车。现在开春了，江面的冰开始融化，这是淌冰排的声音 ”

我们听着高兴极了，一个个连蹦带跳地朝着江边跑去，只见远处江面的冰排顺江而下汹涌澎湃。走近一看，哇！好壮观呀，大块的冰排像小山一样，小点的像一叶叶小舟，随浪起奔腾不息，随着冰排互相撞击、挤压。江面的气势磅礴，就像千军万马在奔腾，在嘶鸣。那种撞击声，真是震撼人心，难怪很远就能听到江水推着冰排在飞奔的轰鸣声。虽然天气很冷，但还是让人久久不想离去。

明天严峻的考验就要来临，从今往后，我们的命运将和外三道沟的父老乡亲们紧密地连在一起，经风雨见世面，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从此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第一天上班，因为我们刚到农村，队长分配我们女生和三线妇女一起去搂玉米秸秆。那活就是在头年秋天玉米成熟后玉米收回，杆子留在地里。到第二年春天，要么就用马车拉回来烧火做饭，要么干脆

搂成堆，就地用火点着烧掉，待春天翻地当底肥用。就这么简单的工作，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劳累的事情。干了一天，晚上觉得好累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感觉就更严重了，手指的关节在疼，连拳头都攥不紧，手心上磨出了血泡，腿后面的一根筋在吊着疼， 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要是在上海，在妈身边也许就懒在床上不起来了。可是，我们这些知青为了给贫下中农有个好印象，第二天一个个又都很顽强地从床上爬起来， 强忍着酸痛上班去了。

我们这些孩子子在上海家里的生活是多么的优越，从小没有吃过一点苦。下农村这第一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第一天下地干活， 第二天能坚持再去那算是个飞跃。也许在那个时代，一些生产队干部总觉得小青年受点苦是应该的，没什么值得夸奖的。一些干部不大会做思想工作，没去想想这些孩子是从量到质的变化， 是了不起的开端，应该多加鼓励。后来有的知青在农村产生思想波动，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也就不奇怪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慢慢习惯了农村的农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外三道沟这小村庄其实是很美的。它东临黑龙江，这条江是界江，对面是苏联，那儿驻扎着军队。站在外三道沟江滩上能看到苏联汽车在开，人在走动，甚至听得到犬吠。村子西面是一条沙石公路， 交通

也算可以，比起那些去大山里的知青来说我们要幸运得多。夏天，七八月份，可以到江里游泳、洗衣服。美丽的江景很迷人，外三道沟的沿江是南北走向，江水倒映着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水天一 色，美不胜收。江面一般情况比较平静， 特别是一 丝风也没有的时候，江面静的就像是块丝绸似的， 感觉那么柔软，细腻。真想用手去摸一摸，躺一躺。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江边的生产队有一大优点，那就是能吃到黑龙江里最原生态的鱼儿，要是不靠江边的村庄可就没有这口福了。生产队有专门负责打鱼的社员，在外三道沟前崴子那儿有一个很简易的房子，大家都管它叫网房子。里面住着七八个知青和老乡组成的打鱼队，他们吃住在里面很辛苦，但是很开眼界，在上海是看不到的。每次下网都是两个人一伙，一人撒网，一个划船。一小时左右开始收网，大大小小的鱼儿在网里活蹦乱跳的想逃出来。

有一次,生产队打了一条有几十斤重的七里夫子鱼，队长一句话“给食堂送去”，我们知青就有得吃了。吃晚饭了，每人拿着搪瓷盆，在买饭口排队，很馋人的七里夫子鱼，香气扑鼻。食堂大师傅亮着嗓门“大家别着急，每人一大勺”，不会就轮到我了。哇!好香的味道，大师傅满满地盛了一勺。在那个年代油水少，吃的贫乏，这一勺鱼感觉太好吃了，三下五去二一扫而光，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洗漱睡觉。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因为有营养下肚了。

殊不知我的麻烦来了，前两天嘴上发了个小水泡，只有绿豆那么大，可能是上火了，我没当回事。村里医生姚大夫看了

也说没事，是上火了，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谁知头天晚上吃的鱼，第二天清早起床，嘴开始肿起来了，不太严重我也没在意。

第三天肿得很大，再找姚大夫一看问我这两天吃什么了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吃什么?我们生活很枯燥，一天到晚白菜土豆加咸菜，吃可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啊”！我猛地想起3天前吃的鱼，会不会跟它有关呢?姚大夫问:

“你们吃的什么鱼?”我说:“是条几十斤重的七里夫子。”姚大夫听便说:“噢，你这问题确实和你吃这种鱼有关系。七里夫子这种鱼是有点发，当人身体当中，哪个部位有点问题时，它就会借着机会爆发出来。”原来吃的学问还真不少呢。

过年

岁月长河静静流淌，不知不觉间，度过了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的轮回。转眼已是大雪飘飘，到处是一片白雪皑皑，三道沟也穿上了这厚厚的素装。冰天雪地，对我们这些南方的孩子来说真是个巨大考验。

寒冷的冬天。天还未亮我们就要跟着车老板去几十里地外的深山老林里砍柴，树林里雪很深，不当心雪就会灌到鞋里去，再加上干活时出的脚汗，把鞋和毡袜冻在了一起拉都拉不出来。宿舍的炕早已冷却，

得抓紧时间在吃晚饭前把火炕烧热。这样湿的鞋袜可以放在炕上烤干，因为第二天大清早还要去砍柴，可是鞋袜并未烤干怎么办?照样得穿上这仅有的一双鞋，一双毡袜。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的捱过。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迎来 1970年的春节，小村庄里到处都弥漫着“年”的味道。家家户户仓房就象座大冰库。杀猪宰羊，包冻饺子。零下三四十度，各家的包好的冻饺子和杀的鸡、鸭、鱼、肉放在仓库里，

能吃上一个冬天。知青宿舍在村子的西北角，从南边传来“呯！叭！“的鞭炮声，这是在提醒着我们这28位知青离开上海有一年啦！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哪能不想念家乡，思念亲人?但我们们没有一个当逃兵的，第一年的春节28位知青都坚守在祖国的北大门，考验了我们的意志。

生产队领导和社员也很关心这些知青的。他们知道这些孩于们第一年离开家，过春节定会想家， 为此早已做好安排，决定把28位知青分到各家去过年。

在那个年月，农村的生活是很贫困的，物资匮乏，各种生活用品般都是要计划的，没有票证很是多东西都买不到的，社员在春节家人团聚之时，能把几乎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我们请到家里去过年，摆上满桌酒席，热情款待，那是多么热忱的胸怀。多么无私的精神，多么可爱的乡亲啊！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俺们东北这嘎达人的豪情淳朴。

我被分到了关文锦家，男主人精明能干，为人处世能力很强。女主人勤劳善良，待人特别和善可亲。他们有三个孩子，两女一子，大女儿比我大一岁，叫淑梅。二女儿叫小芹、儿子最小叫关树岐，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淑梅长得特别漂亮，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外面穿一件黄军装，里面穿着半高领的大红毛衣，穿着天蓝色的裤子，小姑娘这样打扮当时在外三道沟来说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知青第一天

到三道沟她也跟着社员一起忙前忙后地在招待我们，因为她穿得得体，长得漂亮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淑梅不在本村读书，父母把她送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西岗子求学，在当时也算个知识分子了，一个农村女孩到离家这么远去上学在当时三道沟可以说也是少有的。

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钟，淑梅穿着军大衣，围了条长的红围巾，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那么鲜艳夺目，就像雪地上盛开的花朵。她站在我们宿舍门口，很有礼貌地敲敲门:“请问，夏萍在吗? 我找夏萍，我爸爸、妈妈让你到我们家过年去”。我正在炕上坐着，忽听有人叫我，我迅速下地把门打开，她俏生生地站在门口，那么光鲜照人，外面很冷，零下三十来度，我急忙把她让进屋。我穿戴整齐，很高兴地跟着淑梅到她家过年去了。

他们的眼里春节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合家团聚，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全都放在这一刻享用。

一 踏进她家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各种美味菜肴的香味混在一起，直往鼻子里钻，东北人家吃饭一般都是小炕桌， 可她家是个大炕桌。 上面摆满了鸡鸭鱼肉，丰盛极了。他们一家人都很热情:“上炕，上炕”，我顺从地脱鞋上了炕。哇!好暖和的炕啊!我可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因为知青的炕从来没有好好烧过。坐在这炕上真舒服，浑身暖烘烘的。男女主人一个劲地给我夹着菜，真的把我当贵宾来招待了。吃了一会菜，女主人把饺子煮好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好香，我一口气吃了三四十个。她家的饺子包得十分精致，比大揭指大上一圈，又可人又好吃。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外三道沟关文锦家的生活条件算是很不错，各个方面时常与众不同。我好幸福，也很幸运。每当想起春节我都会想起那段遥远的这段往事。纯朴的民风，纯朴的乡亲、在我最想家的时候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虚惊一场

我记得大概是71年吧，知青宿舍已经有了前后两排。我们宿舍是在后排，前面是球场，球场前面还有一排知青宿舍。 那时，知青住在一起很热闹， 我们后排宿舍一个门头进去，当中是门厅左右两边是房间。

西面住着蔡敏、张琦等几名女生，东面住着我和凤梅、王秀英、张慧丽等五、六个女生。我们的房间前面是卧室后面是厨房。我们几个人算起来傅凤梅比较勤劳，我泡在盆里的衣裤，凤梅总会帮我洗掉，她还经常挑水、烧炕，现在想起来真应该好好谢谢凤悔。有天吃过晚饭回到宿舍 大家聊天，不知是谁想起喝水(那时喝水都是往缸里直接舀水喝的)走到外面厨房，那儿未点灯，她一伸头，发现在厨房角落里有一团发光的东西，这可把她吓坏了。惊呼地跑回房间，叫道:“不好了，外面有鬼。”那时候大家都年轻，没有什么经历，有一个人这样惊呼，足可以吓倒我们一帮。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怎么办?

我说“这样，我第一个往外冲，你们一个跟一 个猛冲出去。”说完，我们猫着腰，弓着背，抖抖索索地往房门口蹭去。到了门口，我猛地一拉门，发现了厨房阴暗角落里的一团发看蓝绿光亮的东西。但是并不大，也不是太可怕，我松了一口气。

于是我说:“别害怕，就一小团亮光，咱们一起过去看好不好?”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四、五个人像“座山雕”看联络图似的围在那儿仔细研究。虽然我们都没见过萤火虫，但是经过我们商讨研究一番，最后得出结就是它!因为它身体会发光。我们几个虚惊一场，哈，哈.....

我们宿舍发生的第二件事，在一个冬末初春时节有那么一天，不少知青去上海探亲了还没回来，宿舍人不多了。

大概是1974年我在山上做饭，因为有事我了下山，回到宿舍想喝水，就用杯子到缸里去舀水、一看缸里水已不多，我就用左手伸到缸里，快到缸底了才感觉到有水了，缸底一半结了冰，一半是水， 我就舀了一下， 当我把杯子往上端时发觉有一样东西从我的杯里滑了出去。我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呀?这时我低头往缸里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差点没晕过去了。啊！只见缸底下冻着半只大老鼠，在冰里的半只还是完好无损的，在水里泡着的这一半毛和皮已全部溶于水中。老鼠的肉被水泡得白白的，肚肠都要流出来了。看样子已经好几天了。这时，我可忙开了。先要把水缸底的冰和那只大老鼠弄出来。我就用刀一点一点砍和敲。不能用大劲，劲太大了，把缸敲坏了怎么办? 最后终于把老鼠彻底清除出缸，把水缸里里外外洗刷了了一遍。挑了满满一缸清清亮亮的井水，盖上盖子，这才放心了。

大罕公路修路

1970年春天，第二批知青刚到生产队没多少天，正赶上去大罕公路修路，我们生产队共去了大概有二三十人吧。其中知青有一半，其实这条路是从大岭到罕达汽，从原始森林里硬是开出一条路来。工作那叫个艰苦，至今难忘。汽车把我们从生产队直接送到八里桥，这是大罕公路指挥部。人与送到这里，再统一-往下分配，我们爱辉公社被分在四连。从指挥部到四连，有四、五十里山路要走，说是路，当时还没有路，仅仅只是一条一米见宽的羊肠小道。那是测绘人员和猎人走出来的一 条小道。我们去四连的父老乡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百十来号人在猎人的带领下， 背着简易的行李步行向四连进发。

一路上特别难走，塔头墩子高低不平，小树根子露出一点，走不好就摔个大跟头。两边高大的树不时会挡住去路，灌木丛老是会挂着衣服。

时不时眼睛东看西看， 会不会有野兽出没?地上走路会不会有蛇？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上午一直走到了下午。四、五十里山路足足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四连。

猎人向导大声对我们说:“到了，前面就是驻地”。我们一阵欢呼，终于到了，高兴之余不约而同地找我们住的房子。房子呢，房子在哪儿?没有，我们住在哪儿?猎人往地上一指“就住这里！”我们大吃一惊，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怎么可能。猎人接着指挥各个生产队都自己去砍树，粗的桦木搭房架，细的桦木当围墙，再细的做成床铺。再把粗桦木的皮剩下来，可以当房盖这样就不漏雨了，还可以围着房子一圈当围墙晚上睡觉风不会直接吹到身上，还可以铺在床上、这样桦木杆钉的床就不硌人了。来呀!说干就干，再不干就来不及了，太阳快要下山了。大家迅速放下手中的简易小包，纷纷动起手来，森林里最不缺的就是大树小树了。大家砍的砍，抬的抬，大树一会儿就变成了木头。好在我们一-起去的有十几个老乡，几个小时后，木头房子就盖好了。男生一半，女生一半，我们一一都按照猎 人向导的指导去做。桦木房子，桦木门，桦木床，吃的水是化的雪水。厕所就在草地上挖个坑，围上桦皮就好了。就在我们去的头两天这儿刚下过雨，加上化雪的水，到处是水。房子就盖在这满是水的地上，我们很多知青都没有靴子，就穿着湿鞋，在水里泡了好几天。虽然是5月份了，大山里还是很冷。总算有了睡觉的房子和床，虽说地上有水，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大山里筑路劳动强度很大，伐树、挖草皮、扛木头等等。夏天，蚊子、夏虻、小咬等小虫，大概是我们打扰了它们的生活，成群结队攻击我们，它们无孔不人，眼睛里、鼻子里，嘴里、耳朵里、还钻进头发里咬人的头皮。可气的是连衣服里面都会钻进去。别看小咬针尖那么一点，长得黑黑的，咬的我们无处躲藏，常被咬得一身包，奇痒难忍。还有一种生长在草丛里的昆虫叫草爬子，喜欢吸人血、牛血、 猪血，只要人一碰到它，就会黏在人身上，然后钻入毛孔里吸血。至今还留有它给的疤痕。这是永恒纪念呢，那是在修这条路时被“草爬子”叮咬发炎了，手术后留下的疤痕。

那里工作条件差，伙食更差。因为交通不便，日用品和食物运送都很困难，每人每个月 45斤粮食，每天只有馒头、咸菜、

面糊糊。油水没有 ，蔬菜也没有，咸菜都不管够。那时劳动强度很大。我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个饭量大得惊人，45斤粮食根本不够吃，现在的孩子们都无法想象，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过那段难忘经历。

由于森林里潮湿，环境差，伙食差，劳动强度又大，一个女知青突然生了急性阑尾炎，肚子疼得不行。山上没有车，只得几个大男生用木板连夜把她抬下山，据说下山的路上还遇到了几头狼，真是惊险。不过我倒是很幸运没见过狼。这个女知青在下山前临别时，她把剩下的粮票都送给了我。这粮票现在听起来不觉得怎样，可是在当时没有粮票就意味着没饭吃，要挨饿的。

干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粮票可是一份大礼，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现在已时过境迁，但只要一想到当年的知青生活， 一想到大罕公路，我就会想起赠粮之恩，感动于心，无法忘怀。

在山上

有一年，生产队在山上建了座养鹿场，我被分派去做饭。鹿场前面是一大间房子，里面分三个房间，东面是女生宿舍。中间是食堂，西面是男生宿舍。鹿场就在屋后，只隔了一条小路。鹿圈很高，有四米

左右，里面养着好几头梅花鹿，两头雄鹿，其他都是雌鹿。鹿的全身都是宝，我们知青回上海时，很多人都会买些鹿茸，鹿鞭。

屋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和树林。清晨，太太阳刚刚露出脸，小草上还挂着露珠，太阳光照在小草上的露珠上，五彩缤纷就像颗颗宝石在闪闪发光。

春天来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叫达子香）野菊花、芍药。轻风阵阵吹过，清爽宜人。

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花，万紫千红

美丽极了。我做饭之余常会去采上一束插瓶子里，放在窗台上，房间里顿时就有了股淡淡的花香。让人神清气爽。

山上有个老农，叫韩福海，待人十分善，大家都亲切切地叫他“韩大爷”。韩大爷和知青鄂亚奎二人负责喂鹿，徐锡靖和知青全伟民是放牛的，车明华是专门赶马车的，知青邢祥莫养蜂，知青王秀英和程落华放羊，还有些其他人员。

在山上做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老鼠太多。东西稍不注意就会被它们发现，人还没尝味道呢，就被老鼠偷吃了。这些老鼠又肥又大，一只足有一、二斤。韩大爷老听我说仓库有老鼠，就自己制作了一个捕鼠器(五面木板用钉子钉牢，一面做活门)。韩大爷很聪明，别看是木板钉的还带点小机关呢。笼子上面钻了个小洞，一根绳子从上面穿下去，诱饵吊在绳子上，诱饵都是用肉、鱼或点心等味道很香的食物做的，门和吊诱饵的绳子相连，老鼠只要进去吃那诱饵门就会自动掉下来，老鼠就出不来了。经不住诱惑的鼠辈们纷纷落马入陷阱。

一天晚 上五、六点钟的样子，韩大爷费劲巴力的弄好笼子。大爷说:“夏萍，笼子放好了，就放在面粉箱子边上，你去仓库当心点。”噢!” 我答应了一声，在忙着做事。等到手上事情做完，我想拿点面粉晚上发面用，明天早上好蒸馒头。我拿着盆，急急匆匆地直奔仓库。仓库没有灯，里面漆黑一片。我只听得“啪”的声，坏了，好像是一脚踢到大爷刚刚放好的捕鼠笼子上了。

我慌慌张地跑到男生宿舍，男生宿舍每天人都不少，里面是三面炕，叫圈炕，另一边是房门。我也顾不上敲门， 一把推开门，男人们大部分都已经躺下睡了。还好韩大爷和衣靠在自己行李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着自家种的那种早烟，顾不得了，冲着大爷喊开了:“韩大爷，不好啦那个老鼠笼子被我一脚踢翻了。”大爷并没生气，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把它支起来。”说着就下炕趿鞋。我自觉理亏，赶忙去仓库把笼子抱到大爷屋里，放在地上。大爷下地把笼子门打开，只听见大爷大叫一声“哎哟”，我站在大爷身边吓

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忙弯下腰问，“大爷怎么啦?!” 猜猜大爷怎么啦?原来大爷被子里的老鼠咬了。我吓出一身冷汗来，怎么会呢？那个笼子不是被我踢到才触动机关了吗?怎么会有一只老鼠呢？

大爷一面捏着流血的手、 一面指挥道:“夏萍，快！你去拿桶水来，拿水来做什么，我也不敢问了，乖乖地听话干活。我很快拾来大桶水，只见大爷把老鼠笼子口向下朝着水桶。哦，我看明白了，大爷这是

想把这只该死的老鼠放进水桶淹死。可是没想到当大爷刚举起笼子，这只大老鼠就从笼子里溜了出来掉到水里，大爷拿着笼子的手还没放下呢。这只大老鼠就“噌”的从水桶里跳了出来。哇!好大一只老鼠，足有一、二斤，肥头大耳，在男生宿舍的空地上乱蹿起来。我当时正好站在房门口，那时年轻，反应极快，急中生智迅速关上房门。男生宿舍是圈炕，老鼠在圈内地上来回跑了好几圈。地上有好几双男生的鞋子，我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冲过去趴在地上，也顾不得男人鞋里的臭味，两只手套着两只鞋在地上一阵猛扑。 终于制服了这只硕鼠，我想可能它也被吓坏了吧，没想到刚进笼子就被人发现了。老鼠终于被制服了，我深舒了一口气。在炕上准备睡觉的男人们都看呆了，惊住了，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快，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从头到尾结束了。事情过后，大家分析，有可能这只大老鼠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它站在笼子门口想进又不想进，正在举棋不定时，外界一脚踢在笼子上， 老鼠慌忙往笼子里逃时，碰到了诱饵，这才造成了开头的一幕。大家一面分析，一面在模仿我当时的动作。都说我当时身手敏捷，比猫的动作还快，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得眼泪水都快出来了。

一天，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在两顿饭的当中我有些空余时间，鄂亚奎自己一个人准备去给鹿打草，他看我正闲着，就问我:

“夏萍，你能帮我起去打鹿草吗?

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只见鄂亚奎拿着镰刀、 绳子、鞭子，我们一起往树林深处走去，大概走了十几分钟的路，鄂亚奎神秘兮兮的样子对我说:“哎，你看那边是什么呀?”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顺着他指的方向往下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是条褐色的蛇，半盘在草堆上，嘴里脸咝地叶着看信子，上半身拾得高高的。仿佛在说:“我很生气，我不欢迎你们。”在向我们发着警告呢，我不由得心里一-阵紧张，想要转身逃跑，又怕它会追上来。书上说蛇是草上飞，我肯定跑不过它。不由后退一步，心里充满恐惧。这时鄂亚奎发现我害怕的样子，他安慰我说:

”给鹿打草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你别害怕，看我的。”说着，他举起手上的那根鞭子，抽在了那条蛇的身上。蛇当时就不太动了,他用脚踩在蛇头的后面一点，两只手指掐住蛇头的两边，蛇嘴就自然张开了。他出手敏捷，从蛇嘴边顺手地把整张皮剥了下来。蛇的身体还在扭曲，心脏还在跳动，他又迅速地把蛇胆摘下来，丢进嘴里，吞下了肚。据说吃蛇胆清心又明目，

我又佩服，又害怕，我心想鄂亚奎真的很勇敢。我们打完鹿草回来的路上，又发现了一条差不多大的蛇，鄂亚奎一个箭步冲过去， 脚很准确地踏在蛇头后部，用同样的方法，两只手指掐住蛇头。这次他没

有像上次那样，而是要把它带回驻地，找了根很细的铁丝，缠在蛇的尾巴上。蛇在前面游，这小子在后面跟着，就像城里人遛宠物狗一样，悠闲自得地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下。

我和雅馥

关雅馥是我在外三道沟下乡时的好朋友，是本村的女青年，她和我们不少上海知青都是好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像亲姐妹一样你来我往，越老越感到小时结下的友谊比什么都牢固。

我们刚下乡时都只有十几、二十来岁，她

比我们小点，大概十五六岁吧。梳着齐耳短发，很神气，她有时会到宿舍找我们聊天或玩耍，我也常去她家，雅馥的父母待我很好，她父亲关万伶我叫叔叔，她母亲我叫婶婶。

她们家孩子多，雅馥是老大，下面还有5个弟弟，其中三和四弟是双胞胎，他俩长得极像，直到我离开外三道沟也没太搞清，哪个是三弟哪个是四弟。

叔叔婶婶因为孩多，日子过得蛮紧的。但是叔叔很能干，地里活样样行。他还织渔网，起早贪黑打鱼、下挂网、下水线。

在农村靠江边人只要勤劳，原生态的鱼有的是。可是叔叔把打来的大鱼卖钱，小鱼

自己吃。他们家吃鱼有绝招，鱼太小， 鱼头都不喜欢吃，怎么办？叔叔婶婶真有绝招，他们把小鱼头全给揪下来，用绞肉机把它做成鱼丸子熬汤，放上点香菜，那个汤！那才叫好喝呢，又清亮， 又鲜美。

本来是下脚料，可是在聪明人那里，却变成了一碗极品。很可惜，叔叔不在了，我深深地怀念他老人家。

东北这地方，每年春节前家家户户杀年猪是那里的传统，可以说就像家里办喜事一样，各路人马全请到。雅馥家也不例外，当时她们家一下子杀了两头猪。老爸的一帮 朋友都是屯子里各家的顶梁柱，得叫上帮忙，女儿的一帮知青朋友几乎都到齐了，大儿子是武装民兵也得叫来几个，母亲的三线妇女姐妹们来帮忙做饭、做莱、灌血肠，这些干活的人很辛苦更应该享用了。就这样各路人马全到关雅馥家去大吃一顿，后来听说，杀的两头年猪被我们各路人马给吃掉了一头半猪，真是太厉害了。东北人又豪爽又大方，我在东北时间长了，东北人的性格也慢慢地影响了我，让我也有了股东北人特有的豪爽、 大方。说起关雅馥不由让我想起我的东北舅母，因为和雅馥的关系我也随她一起这样称呼。她家也在外三道沟住，舅舅，舅母是个很善良的人。

在农村自己家里生孩子

我记得1975年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我在三道沟结婚已快一年了，在寒冬腊月春节已将临近时，我快生孩子了，肚子疼了两天孩子还没生出来，因为当时很困难，没有钱上医院，就在家硬挺着。当时舅母是村里的接生员，她看这情况暗自着急，表面还安慰我不要害怕，就这样熬到第三天孩子终于降生了，舅母就我家守了三天两夜，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胆量，也给了我母亲般的关怀。她回家后把她家杀的年猪后仅有的4个猪爪都给我送来了，猪爪是极好的下奶补品，在当时拿着钱也买不来的东西。舅舅、舅母孩子多，日于过得很紧巴，在那种年月能把自己家极少有的食物贡献给别人享用，这样的舅母怎么能让我不想念。谢谢您!在我人生最恐惧、最无奈、最无助时陪伴着我。好舅母使我度过可怕的三天，虽然在我最关键时刻父母没在身边，可是有东北舅母的守护。我要永远地谢谢您我的东北好舅母。

外三道沟我的家

1975年，知青中已经有几个上学的上调到工矿企业的、因特殊政策回沪的、自找门路离开的。而我却和当地农民结婚了。

我的丈夫刘怀珍是外三道沟当地青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他是当地青年，其实他是60年随着父母从山东省冠县移民到外三道沟来的，当时他才十一二岁。那时国家贫穷，齐鲁地区人口太密集，国家想把人口密集地方的老百姓往东北人烟稀少的地方疏散，他们全家响应国家号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我的公公，婆婆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公公年轻时曾经参加过八路军所属的县公安局，勇敢善战曾经立过好几次战功，

后来部队要南下，我爱人的爷爷很迷信，找人算卦说南下凶多吉少，坚决不让儿子南下。我公公违抗不了老父亲的命令就只好离开了自己心爱的部队。

我公公从山东移民到东北来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下大地参加劳动，可他教育孩子们做人一定要正直和诚实。 孩子们也听从父母的教诲就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都未出现过偷摸的情况，这就是山东人特有的秉性。

我的爱人刘怀珍他没有上过学，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那是因为他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下大地劳动，所以刘怀珍小小年纪就过早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挑起家庭的重任。

他由于早地参加了体力劳动，长身体的时候又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没吃没喝，以至于累出病，得了胸膜炎。

我和刘怀珍要说到爱情我倒觉得同情更胜于爱情，我和他结婚之前他早就不当队长了，因为当时他的胸膜炎毛病比较严重，四求医问药。刘怀珍虽说不识字但记性特好，王树林书记还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刘克思”，那是因为刘怀珍虽没文化但是记忆力好，头天晚上想好的每个社员谁干什么活，第二天早上他都可以很快很顺利把任务分派下去，连生产队里文化高点的也没他记性好，所以王书记才觉得他特聪明，送了这么高级的雅号。曾经有一年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当时和刘怀珍一起当队长的关长征带着武装民兵去黄旗营子登岛，准备和老毛子干一仗。家里队长就剩他自己，他对生产队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当时正是麦收农忙季节，忙得不可开交，那次整整三天三夜不睡觉指挥着生产队各路人马顺利地完成了秋收、打场的重任。

他人老实腼腆，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时间长了我对他和他的家庭慢慢有了认识。我觉得他人很好，没有一个家很不公平。那时公社还开会要知青们表决心一辈子留在农村干革命，我就心头一热，这么简单地把自己送了礼。我不知这是爱情还是同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已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好，把第三代看好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刘怀珍年轻时勤劳手巧。自己用网线织挂网、下水线， 水线是黑龙江特有的一种捕鱼工具，一根几十米长的尼龙线绳上面每隔2尺左右栓一个鱼钩，一根几十米长的绳子上可以拴几十个鱼钩，每个鱼钩上都栓

好钓饵，头天晚上把水线甩到江里，第二天清晨去江边溜水线。刘怀珍白天生产队要干活，只有起早贪黑干自己的。晚上生产队下班回来，他急忙就到江边下挂网、

下水线、一直要到晚上9点多种了回来吃晚饭，第二天清早3点来钟就得起床去江边起挂网溜水线，直到早上5点多钟才回家吃早饭。因为当时日子过得比较紧，捕到的鱼，大点的卖钱贴补家用，太小留着自己吃，看个儿小，可黑龙江的小鱼儿也-一样鲜美。不用油只需放上水、盐、少许酱油，葱花是不可缺少的。做出来的鱼城里人是没有吃过，那个原生态的鱼特别鲜美，那是大江恩赐给勤劳人们的礼物。只是刘怀珍一个人很劳累，人又黑又瘦。日子在一天天悄悄地过着，就像一条无名小河的水在静静地流淌着，我们昨天已过去，还要过好今天和明天。

在探亲途中处处有好人

1977年，冬天已来临，窗外阴冷的天空中

飘着片片雪花，就像父母捎来的封封书信，把我的思绪带到远方的家，想起远在上海的父母、兄弟、姐妹、插兄插妹我心潮起伏，我决定带着孩子回上海，那时小孩还不满两周岁。我还带了三只旅行袋，里面装的全是东北土特产。那个年代我们家住的是棚户区，上海有名的虹镇老街。当时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或两个下乡的孩子，每年冬天或年底，下乡的孩子们陆陆续续从各地回到家，这时是棚户区最热闹的时候。棚户区这点很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带回的山南地北的土特产，不管是谁家，周围邻里都可以享受到他(她)带回来的农产品。所以我也不甘落后，不仅带着孩子还背上三旅行袋农产品回上海。

那个年代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回一次上海，从外三道沟坐班车到黑河，住一晚，第二天再从黑河坐长途汽车到北安，再从北安坐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上海。一路辗转，千辛万苦。回到上海的时候，脚是肿的，踩在地上像是走在棉花堆里一样， 至少要两天才能恢复过来。

我在黑河上长途汽车是刘怀珍送站的。估计三只旅行袋起码得有七十斤重。我前搭一个，后背一个、右手拎一个，左手抱着孩子，还得上、下天桥，这困难可以说是超乎常人想象。因为年轻带着不知那儿迸发出来的劲。现在想起来，已是不可能完

成的事了。

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孩子，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可是那个年代真的就那么干了，从北安汽车站走到火车站，我一路不知道歇了几次，腿在颤，心在剧烈地跳。

终于上了火车。在我位子对面有一个男人很好。帮我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我满头大汗，头上呼呼冒着热气，累得气喘吁吁，来不及向他道谢。

他朝我看看，问道:“你自己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还带着孩子，你真能干。是上海人吗?

我回答：是，谢谢您刚才帮忙，帮我把行李放好”。一路上他很喜欢小孩，总是在逗小孩玩。

火车要到哈尔滨了。这人问我，“我帮你抱着孩子行吗?”我一想，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孩子是不能让别人抱。想到这儿，我很客气地对他说，“这样好吗?你帮我拿行李，孩子我自己抱着，好吗?”他说:“好的”。

说着话火车已经到站停下了，大家忙着拿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这人真的把我的行李从架子上拿下来，背在自己身上，一前一后手上拎一个。对我来说，就好比给我卸掉了一座大山。 我抱着孩子，紧追

几步问道:“同志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哪里工作?我从上海回来时，好谢谢你。”

他马上答道:“你不要问我叫什么，我在哈尔滨工作，来来回回走，看得多了，看见像你这情况的，我都会帮忙的。不要问了，走吧。”

旅客们你挤我，我碰你，浩浩荡荡地走在通往出口的路上。他背着那么多东西，还是走得比我快，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走远了就等我一会。我心中升腾起一-股股暖流，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我真幸运。假

如没碰到这好心人，我这么多东西加上孩子，能否拿出车站还真是未知数。我暗想，一会出了站要好好谢谢人家，正想着已出了大门。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先把行李放下对我说:“这儿人少， 又避风，你带着孩子看着包，我帮你去买往上海的火车票”

我很激动，他的举动我始料未及。去上海的票子一贯很紧张，一拖拉就有可能买不到当天的。所以他这样安排，正合我心意。我想这真是个好人， 他怎么就想到别人心里去呢，我说:“同志，我把车票钱给你吧。”

他嘴说着话，脚步已走得很快，他一再嘱咐我: “不要走开，在这等我。”

说着快步离开了。我坐在包上，抱着孩子看着三个旅行袋，大概有40分钟的样子，我看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票子递给我，

我激动得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再一次拉着他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我给你写表扬信，我上海回来要好好谢谢你。”

他却执意不肯告诉，还是说自己就在哈尔滨工作，每次来回走，看到需要帮助的都会帮忙的。

“好了，你不要问了。”说着话他把行李又一次背起来， 他说: "把你旅行袋送去寄存，你和孩子就轻松了。”我突然觉得他不是陌生人他是我的父兄。

我只能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听从他的安排。我想这人是不是雷锋转世呀。怎么被我碰上了呢，真是幸运。我无语地站在省城的车站广场，既陌生又温暖。没有了行李的重压，手牵着牙牙学语的孩子，感觉温嗳又轻松。我碰到好人了，真是幸运啊，我深深地感觉到祖国处有好人。

生活的出路

1987年的春天，生产队让我当妇女主任，

同时生产队让我在自己家里开个小食堂。当时我在三道沟新盖的房子很大，另一方面生产队来往很多，有镇领导下乡视察的、有干部蹲点的，有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

总之，我们家后来成了食堂加会议室，一天到晚烟雾弥漫。有个镇长姓惠，他是常年包干三道沟村的，所以隔三差五就在我们家吃饭。我做饭有个特点，只要可以做得好吃，就不怕麻烦，所以做的饭菜味道

比较好，得到领导们的一 致好评。惠镇长

发现我是上海人，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他说: “你人很能干，又是上海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上海呢?”其实他的问话有点刺激到我，我很难过，我平静了下心情对他讲了原因，我又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啊。

我唠唠叨叨地对惠镇长说着，现在这个年代，没钱、没路子的人无路可走，明明是政策以内的，很容易办成的事，没有认识的人也很难办成。曾经有几件事情一直闹到县委 书记吴隆洲那里了。当时公社里有位干部悄悄向我们透露消息， 每个安家的知青国家给300元安家费，而公社主管知青的人，在知青名单上早已签名盖章领走了这部分款项，他还以为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知道后上公社去要这笔款子，都回答说没有。于是我一封书信告到县委书记吴隆洲那里才解决了这安置费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是刘怀珍顶替我去黑河招工，黑河劳动局当时是安排刘怀珍去黑河武装部的山里看守弹药库，可是我们有点犹豫，交通不便孩子没有上学的地方，没想到三天后想通了决定去时，却被人开后门了。原来武装部看弹药库满4年后可以调回黑河，听劳动局领导说被武装部政委开后门给他侄子了，原来如此！后来也是一纸 书信直达领导才解决了工作问题，那份工作是没了，刘怀珍被安排在现在的单位养路段工作。所以我说农村闭塞，很多政策性的东西我们根本不知情。

我曾经有那么几年，孩子又小，生活很艰苦，爱人身体又不好，不能下地干活。我整个人变得跟当地农妇没两样，只顾着操持家务忙着农活，什么国家大事一概不知。没电视，半导体买不起，家里的有线广播已老化经常坏掉，消息闭塞的很。

起早贪黑在大地上劳作。人被晒得乌黑根本没有心情去关心国家大事了。那年回到上海，突然想知道国家主席是谁，我便问弟弟，他笑得在床上打滚，他说国家主席是谁你都不知道。

城镇长听到这说:“噢，还有这么段故事呢，这样吧，镇里正在筹建牙签厂，你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开个条子。”我当时想，能把孩子带离村是我的心愿，先往前走一步再说吧。就这样。工作交接完毕，我就到爱辉牙签厂报到去了，因为有镇长的条子，一去就封了一个官，是车间主任。我一听忙说:“不行，不行，这厂子哈样我都不知道，怎公可以当车间主任呢?”厂领导说:“工厂是新办的，工人是新招的。也没有经验，别着急，慢慢来。”在领导的鼓励下，我点头答点了，

1988年9月，工厂开工了，工人什么都不会，只有两三个人是厂长请来的技术员。我们这群人，经过短短两个星期的培训，基本上能够各就各位的开始生产了。从锯木头到蒸煮木头、机器去皮、机器切片、抽签、修尖，基本上能独立操作了。还培养了几位自己的技术员。一年后，工厂业绩蒸蒸日上。一家日本商社指名要我们的货，我们的货销往日本、上海、福建、哈尔滨，一个小小的工厂能有那么多客户，已经满负荷运转了。工人们整天加班加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大概) 1990年，国家形势发生变化，工厂开始竞选厂长，在我自己的努力和工人们的推荐下，我当选为副厂长。(大概)在1989年到1995年的这几年里，厂里的形势直很好，货物畅销，工厂虽说不大，但名气很响，效益不错。解决了当地很多人的就业问题。生产出来的废料是上好的烧柴、要通过“走后门”才能买到。一时间， 厂长成了红极一时的明星了，人人都想通过关系认识一下牙签厂的厂长,因为通过关系才才可以买到我们的废料。可是好景不长，那时全国的大气候三角债到处都存在，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开始走下坡路，在短短大半年的时间

里被三角债拖垮了。大家只好自寻门路，各奔东西。

举家回上海

我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为了孩子读书，為了全家生计，我决定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父母热情迎接，兄弟们忘情相拥，让我又一次感受到情亲的伟大，他们没有怪我，也没有理怨我固执地嫁给一个

没有文化、没有地位、又没钱的东北汉子。我从心底里感谢父母亲和兄弟，又次接纳了我和孩子，还有我的丈夫刘怀珍。那时上海很多人家的兄弟姐妹从外地回来后，为住房等问题就变得不再像亲人一样了。

回来后，在知青白延东公司干过，在知青大哥张刚公司干过，这样过了四五年的光景，当时如果没有张刚和白延东的帮忙和关照不知是什么后果。

感谢张刚大哥，感谢白延东兄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鼎力相助才渡过难关。

小超市的生意经

1999年冬天，在杭州开超市的弟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那里紧缺人手，让我马上去帮忙，我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走了，那年我50岁，到了杭州，弟弟对我说，你先打一年工，学习经验，明年这家店就给你做了。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可是也有点担心，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能拿下来吗?转念一想，我没有退路的，儿子长大要结婚，女儿在读书，我只有进，没有退。何况弟给了个挣钱的机会， 不能失去。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人就这样有了前进的动力，干起事来也变得格外勤奋，打工的一年里，我学会了很多“生意经”。虽说只是便利店，但货

物也有千余种，我想首先要尽快熟悉店里的商品、进出价和进货渠道、货物的品质和品牌。这么多的商品，对于我这个智商普通的中老年人来说，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记牢它们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难度不小，但决心和压力，爆发了我的惊人潜力，我相信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能做到。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店里的事整个想一遍。 然后心里再记那些商品的名称，进出价。价目表随时放在衣服口袋里，一有空， 就拿出来温习一下。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我已基本掌握商品名称和进出价了。这种刻苦的精神其实来源于我在农

村的那段难忘经历，在那里磨炼出了我不认输不怕苦的倔强性格。

在杭州开超市这几年里，顾客说我性格豪爽、大方，待人接物热情。周围邻居有的忘记带钱了有的结账时发现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会说，“先拿去吧，什么时候带来就行了。”大多数客人都会把钱送来的，也有极少的可能是真的忘记了，东北养成的豪爽性格让我在这十年的生意场上人际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杭州开小超市的这十年间，竞争是很激烈的。周周小超市好几家，小店也有好几个，想在这个行业中站住脚，还需要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方针作指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就是说要知道自己的情况也要知道对方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打胜仗。

所以，隔个数天半个月，我就会派人到别的超市悄悄地去了解去了解情况，看看他们都进了什么货，有什么新鲜的，奇特的，价格是高还是低。常去看看，调查一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几年的商战中，周围几家小店陆陆续续都关门了，倒闭了。后来最后二家也都关门了，就剩我们一家。

商战是很残酷的，是没有硝烟的无声战场。倒闭的店，一方面是 外界的挤压，另一方面是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总之做生意， 不管是大是小一定要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样才能成功。就这样，在杭州干了十来年，直到有了第三代，才偃旗息鼓回到了生我养我的上海这块土地上。

回访外三道沟

2011年，我娘家两个兄弟、弟媳、侄女、女儿、女婿、小外孙女、我和老公，一行9人组成了一个旅游团，浩浩荡荡地去了回了趟外三道沟。

上海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一夜火车，第二天早上到黑河。

村子里领导听说我带着一大家子来外 三道沟，他们非常欢迎，特意派车到黑河火车站去接我们。

让我没想到的是，下火车看到站台上热闹非凡，亲朋好友一大帮，都在站台上迎接我们呢。一下火车在大家的前呼后拥中走出了车站。哇!车站外面排着好几辆车在等候着我们。上车后，汽车直奔外三道沟，开到了老三家门口，透过车窗看到老三家不少人在热火朝天地忙者。特别显眼的是大门旁垒了一个大锅台，大锅里呼呼地冒着热气。一下车就闻到了一-阵阵扑鼻而来的炖肉香味，农村的猪肉和城里的肉味就是不一样。 农村的猪都是自己家用粮食喂大的，所以肉味特别浓郁，香味直达肺腑。

我们一进小院，大姐就率领她的孩子们迎了出来。大姐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们又听话又孝顺，对我们当舅舅、舅妈的同样那么孝顺、热情，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就像看到春天来了似的，让人心情特别舒畅。孩子们很懂事听说我们要去三道沟，早早就到三道沟去等着我们，帮着给他们的舅舅、舅母准备宴席。大姐更不得了，把她家好吃的、好喝的都拿来了，家里养的大白鹅、地里种的西瓜、香瓜、豆角、黄瓜、玉米太多的东西数不胜数，大姐真的太好了。乡亲们也放下手中的话过来迎接我们，大家一番亲热，一番问候。她们都是勤劳朴实的衣民，并不会用太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却让人感到那么的真诚。老三和三弟媳把我们去外三道沟当一件大事在做，杀了头三百多斤重的猪，又现杀了羊、鸡、鸭、鹅。我们这一来，老三没少花钱。

那几天外三道沟的亲人和老乡们的热情，让我那个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娘家弟媳都看不懂了。她对我说:“阿姐， 黑龙江农村的老乡怎么这么好客，这么热情、这么纯朴，真让我感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反而感觉十分亲切。”

闲时，我们走在外三道沟的村里，那儿的健身设施一点也不亚于城里。道路平整干净，路两边栽种的鲜花和树木整齐排列着，看上去既整洁又干净。江边正在建的江岸风景区，初露美姿。站在江边远眺，

江水奔流，水天一色，向北看，能看到五道沟、卡伦山甚至更远，一片葱郁中错落有致的掩映着片片农田，向南看，江水一泻千里，古城爱珲好像就在前面。站在江边能让人忘却烦恼，江面十分宽阔，空气

清新异常。这一切，不由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

这次家庭旅游团玩得很开心。感谢热情的兄弟、姐姐，感谢热情的乡亲。

我们永远铭记那些难忘的日子和 我的第二故乡，外三道沟！

2019年夏萍夫妇和女儿外孙女一起再回黑龙江的照片（阿仲拍摄）。

退休以后，夏萍在爱辉知青艺术团表演时拍的照片（阿仲拍摄）。

本文由阿仲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