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直言不讳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母亲出生在川南一个富裕家庭，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得先从她的父亲，我的外公说起。

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刘耀奎，四川为数不多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之一，与中国同时代的许多政界、军界名流是同级、同班或先后同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著名的爱国将领，四川军阀邓锡侯麾下任旅长，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对西北军阀的讨伐之战（在甘肃天水和陕南等地），也在四川北川，茂县扎谷老等地参与过国民党川军对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围堵，驰骋疆场。

据老人们说，外公的一个叔叔，“五.四”运动时也是热血青年，很早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与学生时期的邓小平关系甚好，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前，曾在外公的这个长辈家里住过，邓小平离开时，还是家里的家丁用轿子送他出城上的船。

外公虽说是一个旧军人，却是同时代的军人中难得的儒将，不仅写一手好书法，更具有比同时代相同地位和家庭背景的人开明的思想，那时他就非常重视教育，严格要求他的孩子们认真读书。他资助其他孩子上学（外公资助过的一个先期战死的副师长，也是他结拜兄弟的儿子，姓曾，解放后成为上海浦东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参加了我国多艘军舰和核潜艇的建造，他和他的弟弟一直称母亲为表姐），并出资在老家岷江边那个小镇上，按西洋建筑风格修建了一栋两楼一底的洋房，准备用来办学校。外公想告老还乡后在老家教书，可惜的是外公因英年早逝，没有实现他办教育的宿愿，他修的那栋洋楼，后来也就成外婆和母亲的兄弟姐妹们的庄园，也是她儿时的乐园。直到上世纪末，外公修的那栋楼房依然是那个小镇上最好的建筑，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办公楼。可能是受外公办学思想的影响，成年后，妈妈，四姨，三舅舅都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作为一个旧军人，外公秉承了那年头权贵们的特性，先先后后娶了四房姨太太，他将几个夫人生的小孩集中在一起调教，由于姨太太间相处得较融洽，孩子们也相处甚好，弟兄姊妹间来往都很密切，相互尊重。

我母亲是大夫人（也就是我的亲外婆，苏州人）生的，按年龄她在所有的孩子中排第五，在女孩中是最小的千金小姐，长得非常漂亮，因此格外受外公和老祖母宠爱，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刘家五小姐。

外公治家和育子的措施是非常严格的，对夫人和孩子们甚至按军事制度管理，将家里的夫人、孩子和用人等编了一个排，由他属下的军官带领着按部队的要求出早操和进行军事训练。

他先后驻防过绵竹、阿坝、雅安和成都等地，曾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在成都市武镇街的刘耀奎公馆（又称奎园），仅后花园占地就达十三余亩，外公的公馆那时在成都名气很大，与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的官邸都是成都的达官贵人聚会和娱乐的主要场所。我母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的幼年也就在成都度过。由于都是军人的原因，外公与邓锡侯、刘文辉等私交甚好，可能还是结拜兄弟，因此我母亲儿时常常去邓、刘的公馆玩耍，跳舞等，外公与刘文辉也许有很多共同语言和爱好，他在老家修的那栋楼与刘文辉在成都大邑的那个公馆具有相似的西洋特色。

抗日期间，外公突发患精神分裂症，不久就去逝。

（母亲中年时期，她是小学教师）

（学生时的母亲，四姨和同学）

关于外公患病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与另一个旅长争副师长之位失败；另一种说法是他被告发曾经通共，据说与徐向前的部队有过私通；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长江上跑生意的货轮失踪，血本无归。

随他的离世，母亲的家也就开始走向衰落，老人变卖了在成都等地的大部分家产，带领全家老小迁回到川南老家那个小镇。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公虽然不在了，可在那个小镇上，母亲家还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唯一的一张外婆的相片）

发生在母亲家，也是她亲历的那段真实故事，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四野部分部队进军大西南，国军被打垮了，母亲家那个小镇成立了新的政府，那时叫区公所，解放军派遣了工作队，区公所就设在母亲家那栋楼的最上面一楼，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和区公所的干部办公、住宿都在那里。先后在母亲她们家住守过的有二野83团和四野84团的解放军。

当时一个县城驻防的解放军也没有多少，一个小镇就更不可能有多少部队，主要依靠当地政府自己建立的武装维护政权，遇到比较大的事情时才会从部队中派几个人去帮助解决。

刚解放那些日子，母亲的哥哥和弟弟们，有的已参加工作，有的在外地读书，家里就剩下一个姨太太（由于我的亲外婆解放后不久就去逝，我从未见过，我一直就视她为亲外婆，非常精明）带着她的亲女儿（排行第四，我母亲唯一的姐姐，我的四姨妈），我的母亲及几个佣人守屋，姨妈仅比我母亲大一岁，两姊妹的感情一直非常好。

解放军派到母亲老家那个小镇去的工作队员中，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兵，属四野84团，她能歌善舞，年龄与我姨妈差不多，当时也就十七、十八岁，这里就称呼她“小女兵”吧。由于只有一个女兵，工作组就安排她与我母亲两姊妹住在一起。由于大家性格都很开朗活泼，年龄相近，且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使小女兵和母亲两姊妹相处得很好，小女兵因为较早投身军旅，随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见多识广，不仅向母亲两姊妹介绍了许多新鲜东西，还教她们唱革命歌曲，跳老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等，很快小女兵就与母亲两姊妹建立起了很好的友情，外婆也非常喜欢她，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待她。

（学生时的母亲和四姨）

解放初期，共产党虽然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大西南这样的长期属于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没有老解放区那么强的群众基础，力量很弱。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没了，可残余势力，土匪等依然很猖獗，有的地方政权要经历数次反复更迭才最终得以建成，电影、电视或小说上描写的共产党地方政权被反动势力破坏，共产党的干部被杀害那种情景，在西南地区是司空见惯，这样的事情，在母亲老家就真实地发生了。

（能歌善舞的母亲和她的师范同学们，前排又边第一位是我母亲）

母亲家所在的那个小镇，有一天被土匪武装突然偷袭，共产党在那个镇上所建立的地方政府干部及部队留在那里的土改工作队一共只有二十余人，几条枪，被数百土匪武装包围。解放军工作队和区公所的干部得知情况后，决定突围。一方面为了行动方便，另一方面是作为政府的留守人员，领导决定将小女兵和一个炊事员留了下来，让他（她）俩化妆成母亲家的佣人，没有随队撤退。

撤离小镇的解放军和区公所的工作人员，突围时寡不敌众，或当场战死，或被俘后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活下来。

土匪们不知是怎么知道工作队中有一个女兵和炊事员没有离开，且知道两人就住在母亲家，因此在消灭了突围人员后，土匪冲进了镇子，并强行撞进了母亲家搜查。

我母亲、姨妈和外婆已经非常喜欢那个小女兵，知道她若被土匪抓去将面临的悲惨结果，不仅仅是死，可能遭受的是生不如死的糟蹋与凌辱。她们三人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尽一切可能，甚至冒一定风险也要想方设法不让小女兵落入土匪魔掌，母亲说她们当时决定那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而是发自内心对小女兵的喜爱和同情，以现在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出于人道。

在得知土匪要来抓人后，外婆和母亲姐妹立即将小女兵藏到母亲和姨妈俩共住的那间闺房的一个大柜子里，同时将她的军服藏到隐秘之处，情急之中，外婆异常沉着，还找了一张长凳子，放在后花园的围墙下，将小女兵的鞋子在凳上留下印子，给人以小女兵慌忙中翻墙逃走的假象。

土匪冲进母亲家后，很快就认出了那个留下的炊事员，当场就将他杀害。

土匪们对各间房屋都进行搜查，当土匪们搜查到母亲和姨妈那间屋子时，母亲按照外婆的吩咐，站在门口大哭大闹，显示胆小害怕的样子，姨妈则堵在门口大吵大骂，坚决不准土匪进她们的闺房，面对两个闹翻了天的姑娘，土匪们还真没法子。家里的佣人和外婆在旁边一再说小女兵已经逃跑，并将土匪引去了那个假现场。

由于母亲家在当地是少有的大户人家，有地位，有势力，也有影响力，外婆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之人，外公虽然不在了，但其名声和余威犹存，土匪们都是当地人，知道刘家的根底，因此土匪们虽然撞进母亲家了，但对家里的人却不敢太放肆，也就半信半疑的视小女兵已经逃走，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母亲家。

（母亲和她的师范学校同学，中间为母亲）

在外婆、姨妈和母亲的努力下，小女兵虽然经历了她一生中最大，最险，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考验，可最终化险为夷，平安无事，她们母女三人是小女兵的救命恩人。解放军重新占领小镇后，因为不知道刘家的立场和是否参与了土匪的行动，没有立即住进母亲她们家。而外婆开始也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担心土匪又回来，因此一直让小女兵躲在房间里不露面，除了外婆，四姨和母亲，谁都不知道小女兵的存在，包括家里的佣人。解放军都打回来很多天后，形势逐渐稳定，外婆她们才告诉解放军小女兵还活着。为了不让士匪们知道此事遭报复，也为了家里的安全，外婆和解放军商量后悄悄将小女兵送出小镇返回大部队，因此外人和那帮土匪压根就不知道有外婆，四姨和妈妈救小女兵之事。从这事也可以看出外婆的精明能干，极具智慧。应该说整件事的主角是外婆，四姨和母亲是帮手，但这事确实值得她们自豪一辈子。

但是，在那个年代，母亲那样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太太、小姐营救了一个共产党的小女兵这样的事情，是不能，也不敢宣传和歌颂的，在政治上甚至是说不清楚的，当时双方只能密而不宣。小女兵被接回部队后被审查了很久，让她交代有无叛变行为；交代为何只有她在土匪的屠杀中得以活命；交代与地主家庭成员的关系；交代为何会被地主子女舍身相救等等，小女兵回去后许久的日子都不那么好过，可能在她的历史档案中还永久的记载下了一页被怀疑的经历。

后来，小女兵嫁给了林彪的四野84团的团长秦之光（9.31事件后被定性为林彪线上的人而被清除），她的日子才得以安慰，加之她长期在部队，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也才免遭于难。

鉴于当时的特定政治环境，以及自身的家庭成分，小女兵和外婆、姨妈、母亲几十年来对此经历一直保持沉默，相互都没对外界提起或说过曾经发生的事。

当然，因为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姨妈、母亲与小女兵之间的关系并没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年龄与小女兵更接近的四姨，后来一直保持联系。

小女兵结婚后，先随夫在母亲老家的军分区驻防（地级市），不久就去了北京，她最后的职务是任首钢一个分厂的党委书记（地师级干部），一直任职到退休，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就在北京军区的干休所里安度晚年。

四姨二年后在地区文教局参加工作。姨妈退休后去北京旅游时，就住在同样已经退休小女兵家。

母亲最小的弟弟，我的小舅舅上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读大学时，经常去小女兵家玩，与她一家关系甚好。舅舅后来在石油系统工作，是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

母亲后来考入师范读书，毕业后在川南一个县城的小学教书，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从事教育事业，但文革期间因家庭成分问题颇遭磨难，险些被折磨致残。母亲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干了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我读小学时她是我的语文、音乐老师和班主任。虽然在她一生的黄金时期遭遇了许许多多不公待遇，可她对共产党的信仰却从未改变，明知不可能，还是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直到快退休才被接受加入共产党，我除了不解，更充满敬佩，不知母亲的信仰与她们救过的小女兵是否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母亲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辛苦大半生的母亲获得了她早就应享有的荣誉。

2006年春节，尚在世的姨妈与小女兵还通过电话互相问候，共贺节日。

故事中的主角，外婆已经在二十几年前去世，她生前再已没有见过救下的小女兵。

我的母亲2015年5月突发心梗去逝，享年80岁。

四姨于2017年春节期间逝世，享年83岁。

舅舅2020年12月去逝，享年83岁。

这是一个够得上影视作品的真实故事，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长辈们的经历，更像是一本书，一首诗，一支歌，一个奇迹，一段历史。这个故事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恼海中，令我回味无穷，追忆终生。

（前排正中为母亲）

（前排左一为母亲）

（父母和小舅舅等的合影，前排右边小舅舅抱着我）

母亲获“全国优秀班主任”后在表章会上讲话

（退休后的母亲和四姨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