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道边是乡关

大虾

本文作者：大虾

内文插图：大虾

压题图片：网载

一

驿道于我一直是时间与地理上都非常遥远的概念，它只存在于繁体字的古籍与优雅的诗词之中，不过是惹人发思古之幽情的一个词罢了。

每每提起驿道，我总会想起一些与驿道、驿站相关的古诗词名句，如唐人皎然的“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李白的“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杜甫的“驿边沙旧白，湖外草色新”；于鹄的“孤驿瘴烟重，行人巴秋草”；宋人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秦观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周颜邦的“愁一箭风快，半篙暖波，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明人储巏的“乱山云雾迟前路，驿站河桥咽断流”；等等。在古代诗人的笔下，驿道、驿站总是那样的苍凉、萧瑟、孤寂、焦灼和惆怅。

没有想到的是，古驿道居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故乡东源县双江镇也发现了三段古驿道，其中一段就在我们的寨子村，据考证为明代所修，距今有四百余年。想象中充满马蹄与鞭影、风云与传说的古驿道，原来就是祖祖辈辈走的一条老路，一条人迹不断的老路。当古驿道的醒目标识出现在这条老路时，乡亲们都有一种“老路一夜变宝贝”的惊讶、兴奋与将信将疑。

既为古驿道，这些老路当有自己的历史与价值，被列入省政府实施的南粤古驿道保护和开发利用行动的规划之内，县、镇、村都把古驿道当作打开宝藏的金钥匙，希望乘借古驿道之东风，带动当地旅游观光、特色农业的发展，以图借古兴今，借道兴镇。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对古驿道的路面维修、环境整理、设施配套以及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乡村振兴展现出勃勃之新生机。

二

寨子村段的古驿道，是以我们锡坑尾自然村的黄氏祠堂为起点的。在这座重修的祠堂东侧，有一条小路引向南边的山坡，最终抵达相邻的樟下村，所以这段古驿道被命名为寨子村至樟下村古驿道。

少年时代我是走过这段古驿道的，但好像没有走完全程。当时人们都将这条古驿道称为“石砌路”。重走此路是时隔五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者。那天我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尽管患有膝盖退行性关节炎，医生忠告不宜爬山，但我以“竹杖芒鞋轻胜马”般的情趣，拄着随地捡起的一根树枝，走完了这段在山中盘旋的古驿道。

脚下的这段古驿道首尾部分基本上是重修的，原来的土路重新铺上了石块，在即将进入古驿道的核心路段还新建了一座漂亮的驿站。从驿站走出来，再走过一段重修的路，然后就进入核心路段。所谓核心路段，就是明朝修的“石砌路”，铺的是清一色的青石板，每块青石板虽然有大有小，但规格也不会相差太大。青石板路面宽约1米，厚有多少不太清楚。据了解，古代朝廷修建驿道规格为路面一丈即3米余，可以同时通过两匹马，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道标准。而寨子段古驿道的路面宽约1米，可能是属于当时的省道或县道吧。

青石板铺就的“石砌路”基本上保存完好，残缺极少。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四百多年的人踏畜踩，它居然能够安然无恙，至今坚硬如初，圆润光滑，每一块青石板都渗透着岁月的沧桑，闪耀着古朴的光泽，这着实令人惊叹和感慨。我时而弯腰注目眼前的青石板，时而蹲下抚摸脚下的青石板，时而抬头远望向前延伸的青石板。我听见自己和同行者踏在青石板上发出的脚步声，这声音仿真来自久远的历史时光。

石砌的古驿道依然与泥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青石板是一块一块地镶嵌在泥土之中，青石板之间都留有缝隙，好像是为泥土留出了天窗，让它们能够自由呼吸，接受阳光、清风和雨水，感受草籽的膨胀和各种动物的亲近。“石砌路”虽然主角是青石板，但泥土并没有完全撤离，它们都还坚守在古驿道上，尽管它们已成配角，却仍然以自己的热情与执着拥抱着青石板，与之共同构筑这段古驿道，并令古驿道长久地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古驿道没有想象中的参天古木，蔽日巨树，没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幽深与神秘，却也是树木葳蕤，绿意氤氲，茂密的林木与蓬勃的野草郁郁葱葱，还有树林间隐秘的山涧，不见其流，只闻其声，潺潺淙淙，弥漫丝丝凉意。偶尔也见苍石丹崖，青藤垂蔓，我们需要躬身按住石阶，逐级而下。眼前的树木大多应该是古树古木的后裔，它们承传了先辈的理想与意志，与路相伴，守路不弃，成为古驿道最忠实的陪伴者、守护者和见证者。这一切都意味着，这段古驿道属于我们的故园，属于故园的天空、山林、溪流和栖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物，而故园的一切也属于古驿道。

三

走到古驿道的高处，我停下脚步，眺望眼前连绵的山，连绵的绿。恍惚间，我见到一位妇人与一个男孩从远处走来，他们的身影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是谁？他们从何处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原来他们是我的祖母和父亲。当年华南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百姓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祖母带着年幼的父亲和叔父从佛山走上了逃亡的苦难历程。到了河源县城，祖母将瘦得皮包骨都快撑不去的叔父送给城里一户人家收养后，带着父亲离开县城继续北行，去到了双田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后再度离开，最后来到寨子村，为养祖父收留。我无法想象祖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经历了多少的惊恐不安，忍受了多少的痛苦煎熬，遭遇了多少的屈辱凄凉，流过了多少的悲伤泪水。

即使到了寨子村，苦难也没有结束，几天后养祖父被抓壮丁一去久无音信，祖母饥病交迫熬了一个月便溘然长逝，只丢下父亲独自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父亲抱着已经断气的祖母哭得撕心裂肺，乡亲们闻之无不为之凄然落泪，大家帮助将可怜的祖母安葬在这片土地。从此，山坡上又多了一个荒草凄凄的土丘，土丘旁经常守着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他的哀伤、痛苦与无助，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当时父亲才9岁，逃难前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祖母临终前一再嘱咐父亲：“儿子你就不要再离开了，就在这里落根吧。”这是祖母的最后嘱咐，也是她的最后希望。祖母明白自己孤苦伶仃的儿子不能继续颠沛流离了，祖母更感受到乡亲的善良、民风的淳朴和山水的温润，认定这里是儿子的立足之地与生存之所。“此心安处是故乡”。祖母过逝后，父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独自过着极贫极苦的生活，家里只有半只铁锅，经常无米可炊，靠野菜充饥；衣服破了，就自己找绳子把衣服上的破洞扎紧；夏日蚊虫太多，他用那种叫木惊的树枝燃烧到天亮，以驱蚊虫。他在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学会了自己种地、砍柴、割草等农活，更学会了当地语言。父亲的身与心都安在了这片土地，这个村庄，对这里渐渐由陌生而亲切，由亲切而深情，由深情而不舍，于是“日久他乡即故乡”成为他情感积淀的必然结果。解放后实行土改，父亲还到县城找到了弟弟，把弟弟也带回寨子村参加分田地。

父亲在世间活了84年。他自9岁来到寨子村后，赖有这片土地的哺育与呵护，使他成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成为一名热情似火的年轻共产党员，成为一位干劲冲天、远近闻名的乡长。后来他离开了故乡，先后到南湖区、灯塔、顺天、黄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和县机关工作，身是不在故乡了，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故乡。他与乡亲们始终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对乡亲们的所求所托之事总是热情相助，从不厌烦。他退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时回去老家住下十几天，指导和督促黄氏祠堂的重修事务；第二件事是为养父和母亲建造了坟墓，使他们不再居于一堆黄土之下。

父亲晚年的最后几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日益衰退，最后全家人中他只记住了我的名字。然而神奇的是，他没有忘记这个让他安身立命的故乡，让他茁壮成长的故乡，让他成家立业的故乡。他念念不忘故乡，经常吵着回故乡。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父亲又一次吵着要回故乡，他满眼的期盼与焦灼，于是我让儿子马上开车送父亲到东源县城转了一圈再回到家里。父亲回到小区时见到楼房便愕然了：“怎么是楼房？”我骗他说：“现在老家也已经城市化住楼房了。”父亲将信将疑，进到自己的房间后更是惊愕不已：“怎么跟家里我住的房间一模一样？”他满脸的茫然与失落，满心的困惑与痛苦，这种情形让我们作出了一个最符合父亲心思的决定：送父亲回老家养老。

父亲在故乡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他重回故乡的怀抱，心平气静，怡然自得，再也没有提出要回城里去。倒是我儿子不习惯了，父亲回老家住才一个月，他提出要把爷爷接回城里来。然而我最了解父亲的愿望，他虽然不是生于斯，但他长于斯也希望终老于斯，让他回故乡养老是最好的安排。强叔和婶娘对他悉心照顾，我们每周都会回去看望父亲，父亲的身体恢复显著，半年里气色变好，体重增加，呈现心宽体胖的状态。每次回去，我们都感受到他老人家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那种不可替代的归宿感。只因后来病情恶化，父亲的血在故乡停止了沸腾，长眠在这块养育他的土地。

四

我也不是出生在故乡。我出生在距离故乡几十公里的南湖墟（今万绿湖水面最宽处的水下）。父亲当时在南湖区政府工作。我出生后，父亲把我和母亲送回老家，我们在老家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因为当时年龄太小，这段的老家生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有关的一切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母亲经常对我说：“你是老家的奶水养大的。”母亲只有小学学历，她的这句话并不是那种矫情诗人的煽情诗句，而是她发自内心的感慨和感恩。我出生后回到故乡正是吮奶期，不知何故，小小的乳牙竟然把母亲的左乳咬得流血脓肿，不仅令母亲饱受体肤痛苦，而且儿子断奶更令她极为焦虑。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为我倾注了最温暖的母爱。可是在那个生活贫困、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失去母乳就意味着饥饿，怎能不令母亲焦虑万分？除了父亲托亲戚和熟人在佛山、广州买过两袋乳粉、四瓶牛奶外，后来就接续不上了。因为再也买不起牛奶或乳粉，父亲只好买些葡萄糖代乳粉给我。

当时父亲在南湖区工作，母亲在老家务农。母亲每天必须出勤劳动，只好委托本村一个六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奶奶照管我。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忧心仲仲，她最担心的倒不是失明老人对我能否照管到位，而是我在哺乳期无奶可吮，必定会挨饿的。因为无钱长期买牛奶或乳粉，而且在本县本乡也买不到，母亲无计可施，只好想到了“讨奶”之计，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讨奶”行动，行动的范围覆盖整个寨子村。

这是母亲人生中最伟大、最感人的“乞讨”行为。只要听到村子里谁家的妇女生孩子了，母亲就会背着我上门向人家讨几口奶水喂我。通常是人家喂饱了自己的孩子后，让我吸吮几口“尾奶”。尽管“尾奶”不能喂足喂饱我，但有胜于无，半腹饱也好过空腹饿。如果听到谁家妇女“涨奶”的利好消息，母亲就会顿起欢欣之色，马上背我过去讨奶吃，这样可以多吸吮几口。我无法想象自己年幼时嗷嗷待哺的情形和向别人讨奶吃的场景。但母亲告诉过我，由于我非正常断奶而往往太饿，吸吮别人“尾奶”时常常用力过猛，大有不吸干奶水不罢休之势，吸得人家的乳房疼痛难受。这时候母亲就会嗔怪我几句，然后不忍心地把我的小嘴从人家的乳房里拔将出来。母亲常常为自己无乳汁喂养我而暗自悲伤流泪，为我这条幼小而羸弱的生命而深深忧虑。至于我当时向多少个哺乳期的村妇讨吮过奶水，母亲并没有准确的统计，她跟我说：“反正你是吃百家奶养大的。”

原来我是吃“百家奶”养大的一个孩子。每当母亲提起这件事，或者我自己想起这件事，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当年背着我去讨“百家奶”吃的情形，想象她在晴雨中、在朝夕间、在寒暑里的脚步和身影。母亲如此辛苦奔波，只为我讨几口奶水。我也时常想象那些用自己的奶水喂养过我的村妇是怎么个样子，她们现在是否都过得好。我心里对她们始终都充满了感恩之情。后来有几次随父母返乡，有幸地见到了几位我的“奶妈”，她们仍然亲切地叫我的乳名，并主动说起为我喂奶的往事，但她们都视之为很平常很应该的事情。她们如今都老了，看到她们满头霜雪、满眼沧桑乃至佝偻着的身体，我知道她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好，令我内心深处隐隐作痛。虽然每次见到她们我都会略表心意，但我知道这种恩情用一辈子来报答也是不够的。

五

我重回故乡长住是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中之命运安排，父亲来到这里落根和我重回故乡长住都是读小学四年级的年龄。更令人诧异的是，父亲和我都是在灾难的背景下来到或重回故乡的。父亲与祖母是因为日寇侵华、国破家亡的外患而流亡到此，母亲与我们三兄妹则是因为那场疯狂的“文革”内乱重回故乡长住。当时父亲与祖母的身份是难民，母亲和我们三兄妹的身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家属，被造反派们的一张贴在街头上的“勒令”强行赶回来的。

我看到过造反派在顺天墟镇贴的那张“勒令”，当时我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是踮起脚尖、仰着头颅读完“勒令”的。“勒令”认定我们是跟着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人黑户”，命令我们家人必须在一周之内“滚回老家去”。这是造反派以革命和正义的名义颁布的命令，不容质疑，不得抗拒。更没有想到的是，造反派不准我们家人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回老家，必须徒步归去。当时我的妹妹才6岁，弟弟才2岁。造反派的这种无情要求激起了镇上善良正直的人们的愤怒，他们仗义执言，纷纷找造反派论理，斥责这样做太无人道，造反派才被迫同意我们坐拖拉机回故乡。我们全家是坐着一部中型拖拉机回去的，我至今还记得在回乡的一路上父亲一脸无奈、母亲泪眼朦胧的情形。父亲把我们送回老家安顿好后，他又匆匆返回顺天公社，继续接受那无完无了的批斗。

我们的祖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公社化前的“三化七集中”中已拆除，也是父亲带头拆的，养祖父迁居到距离祖屋几百米的草鞋德，被安排在生产队的一间仓库里住。我们回来后，养祖父把这间仓库让给我们住，他搬到了一间更为残旧的老房子。从此，母亲带着我们便在老家长住下来。家里没有厨房，就在屋檐下垒灶做饭，每逢刮风下雨，真是难以名状。不过我们在老家长住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也就是半年。然而对母亲来说，这半年是她人生中饱含委屈与痛苦的一段最漫长的时光。

故乡的山还是那些山，故乡的水还是那些水，故乡的乡亲还是那些乡亲，这一切对母亲都是最熟悉、最亲切不过了。母亲也是寨子村人，这里也是她的故乡，她生于斯长于斯，青年时代主要也是在这里度过的。虽然我们是被人强制赶回来的，但乡亲们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嫌弃或歧视，只有热情的接纳和暖心的安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接纳在乡亲们心目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无论你离开故乡有多久多远，故乡永远都会为你留有位置；不管你归来还是不再归来，它都是这个世界一直待你归来的所在。我至今还记得乡亲们安慰母亲最常说的那句话：“回到老家就不用怕，有田耕就有饭吃！”

母亲回到故乡重新做农民，干农活，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她本来就是农民的女儿。然而母亲对自己和孩子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粗暴赶回老家心有不服，她决定向上级反映情况，申诉冤屈。在那些日子的夜晚，母亲每天不顾辛苦劳作后的疲惫，总是在一盏25瓦的电灯下，在简陋的小饭桌上写申诉材料，写了又撕，撕了再写，我常常被母亲撕纸的声音惊醒，更常常看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泪流满面。母亲不知熬过了多少流泪的夜晚，不知写过了多少份申诉材料，但寄出去后都是杳无音信。父亲回来看望我们时，劝母亲不要再写申诉材料了，认为这样做不但无用，而且可能会招致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压。但母亲是极为倔强的人，她没有听父亲的劝阻，坚持不断地写申诉材料，最终引起了当时实际掌权的县“军管会”的重视，派员到顺天调查这件事，并宣布立即恢复母亲的工作和我们的户籍。

于是我们结束了在故乡生活半年的时光，重返父母工作的顺天公社。父亲来接我们回去。我清楚地记得，在离开故乡的那天，乡亲们都过来送我们，母亲又流泪了，为曾经饱受的打击与委屈，更为乡亲们的善待和关爱……

六

 我在故乡生活的这半年时光，与那些长期生活乃到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这半年时光却在我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最初了解和情感体认起源于这半年时光，我与故乡的命运联系和心灵眷恋离不开这半年时光，我对故乡的美好追忆与所有感悟更依托于这半年时光。没有这半年时光，故乡于我可能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模糊的影子；有了这半年时光，故乡才真正融入我生命的血肉和心灵深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正因为有了这半年时光，故乡不仅是祖辈和父母的故乡，而且也是我自己的故乡。

是的，那时故乡的一切都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我忘不了，那时的故乡穷困又富有。乡亲穿的都是粗布旧衣，常见补丁；吃的都是粗粮薯饭，常忧温饱，吃上一碗纯白米饭都属于奢望；农户养了一年的猪到年终屠宰时不用被全部抵扣在生产队里的超支款，不至于自家无肉吃、无收入，已属窃喜的庆幸；住的或是老旧围屋，或灰瓦土屋，许多土屋甚至连一层石灰墙面都抹不起，一直裸露泥砖，任由日晒雨淋；走的都是泥土路，遇到雨天必成为难行的泥泞路，只有古驿道的“石砌路”是例外。我在故乡长住的日子里，常遇到有老者到我家来借盐，每次只借一汤匙的盐；还有一位年长村妇经常向我母亲抱怨：“为什么要有年和节？不用过年过节该有多好啊！”由此可见乡亲们生活之贫困、之无奈。故乡有“猫来穷，狗来富”之说，是因为猫的喵喵声与乡语“冇”同音，“冇”意为无、没有，故猫叫被视为穷叫。记得当时我画过一幅画：在“石砌路”上，一只瘦猫向外远去，一只肥狗入村而来，即寓意穷猫走开、富狗到来，寄托了少年的我驱穷盼富之愿望。

故乡虽然物质匮乏，生活贫困，但在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却为我们展现了富有的一面：那时的天空比现在蓝得更纯净更透彻，每一朵白云都好像才刚刚洗过；那时的山林比现在更茂密更葱茏，树木也比现在更大；那时的溪流比现在更充沛且更明澈，总是鱼翔浅底、菖蒲丰茂；那时的井水比现在清甜，是一种清凉到心底的甜；那时的月亮和星星也比现在更明亮更柔美，散发出那种令人陶醉的幽静。那时的鸟雀是一群群的，那时的鱼虾是一篓篓的，那时的萤火虫是一簇簇的，那时的蚯蚓是一团团的。那时的喜鹊与乌鸦都是村子里的常客。那时家家户户都是以燃烧柴草做饭，砍伐不断，炊烟袅袅，却也是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的野生动物也比现在多，那些擅长挖洞的野生动物甚至“从山野包围村庄”，悄悄地挖到村庄来。记得当年有一只穿山甲挖洞挖到我们村屋的大门边，被我们发现，用烟薰水灌的办法逼出洞口捉住。

我忘不了，那时的故乡寂寥又热闹。这是一个偏僻而闭塞的山村，一条古驿道和一条勉强可通汽车的土路维系着它与外界的微弱联系。故乡为群山环抱，也像群山那样守着那亘古不变的宁静，并在漫长的宁静中归于沉寂。我在故乡长住的日子里，经常为半夜狗吠过后的那种极致的宁静而震撼，为比清晨更早的那个残月疏星的时辰而入迷，仿佛回到了这个世界初创时的澄明与寂寥。仍然处在农耕社会的故乡，除了世世代代不断重复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事活动外，似乎从未有过太大的动静，乡亲们在寂寥中劳作与收获，在寂寥中歇息与做梦，与自然相生相融，随岁月而安然，从容走向老迈。年少的我甚至笃信山里的一切宁静都是由神秘的山神所守护，那次村里放火烧山改种杉树，熊熊大火过后，我和小伙伴们进山砍柴，不慎砍断左手的一条静脉，血流如注，我惊恐的哭喊在山谷回响，我怀疑自己是受到了镇守宁静的山神的惩罚。

故乡的社会现象与总体情境是如此的寂寥，但故乡的微观世界与生活场景去又是如此的热闹。我对这种热闹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是来自故乡的各种声音，那些从村庄、田园、山上、林中、溪边以及天空发出的声音，如男人们的吹牛聊天，女人们的家长里短，人们的呼与唤，笑与哭，吼与骂，呛与咳，还有灶膛烧柴烧草的噼啪声，还有驱赶牲口的吆喝，还有鸡啼，鸭嘎，猪哼，牛叫，狗吠，鸟唱，蛙鸣……这一切纷繁杂乱的声音每每打破故乡的定静与寂寥，呈现人间烟火的气息和人与自然密切融合的信息。还有一种常见的场景与声音：这边一只母猪躺在地上，任由众多的猪崽争先恐后地吸吮奶水，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那边一些哺乳期的村妇拉起衣服，敞胸露乳当众给自己的婴儿喂奶，婴儿用力吮奶也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那时的故乡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接纳了一部分新丰江水库移民而增加了人口，增添了村里的热闹。总之，那时的故乡人气是旺的，畜禽是有灵性的，村庄与大自然的生机是充沛的。

我忘不了，那时的故乡卑微又倔强。长期的贫困与生活的艰辛使乡亲们养成了以卑微之身求生存、保平安的心理和姿态，连孩子起名都力避高大上，尽量往卑贱、寒贱、贬贱、野贱的方向去选择字眼，尤其是孩子的小名更是如此，欲以自我贬损之名，以最卑微的存在感换取上天的同情与怜悯，增大生存和平安的希望。甚至对血缘最亲的亲人的称呼，也被刻意拉开距离，或从男尊女卑出发而男性女称，如叫父亲为“阿叔”，叫兄长为“阿姊”，这种变亲为疏、降尊为卑的现象，其内在动机与起名字卑贱化是一样的。乡亲们经常说：“住着茅寮要低头”。生存的困境，多舛的命运，可能在世世代代的遗传基因里传递了一个信息：低头种地，仰头敬天，这就是故土上芸芸众生的命，他们太弱小，太卑贱，就像山上的一棵草，地里的一坯泥。

然而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总是在它卑微的时候显现出来。故土上的人们即使卑微到尘埃里去，他们也有着顽强得令人惊叹的生存意志。他们认命但不放弃，困惑但不绝望，艰辛但不喊苦，无奈但不抱怨，不屈不挠地扎根在故土。这种生存意志培育了他们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苦熬精神，他们在苦熬中耕耘田地，在苦熬中守护家园，在苦熬中繁衍后代，在苦熬中度过一生。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冬日里乡亲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墙脚下，靠在墙上边啃红薯边晒太阳边聊天。这种“负日之暄”时刻的温暖和惬意，注解了他们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生活理念。他们对待这片土地就像匍匐在神衹脚下的信徒那样虔诚，不，他们就是故土最忠诚的信徒。对他们来说，生存即修行，只要能够活下去，他们不在乎要挑多重的担，要流多少的汗，要吃多少的苦。我的养祖父在解放前曾经肩挑两笼活鸡，从村子出发徒步到香港市场去卖，他走这么远的路，吃这么多的苦，居然只为了卖掉这两笼鸡。更令我震惊和敬佩的是乡亲们对待生死的从容态度，村子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预先为自己做一具“寿木”（棺椁），“寿木”通常会置放在抬头可见的村屋门厅的梁木之上，主人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寿木”之下进进出出，劳作与歇息，直至最后躺进“寿木”而安息在故土。

我忘不了，那时的故乡乏味又有趣。故乡不仅物质匮缺，而且精神生活贫乏，乡亲们除了日复日、年复年的劳作与歇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听长辈们讲孤魂野鬼的故事、传统演义的故事，已算得上是精神大餐了。我的外祖父是当时村里讲故事的高手，三国演义等故事在他肚子里滚瓜烂熟，他百讲不烦，乡亲们也是百听不厌。一个叫法由公的本族先祖据说身附法术，他一跺脚就能飞腾到省城看戏，这个传说一直被村人津津乐道。母亲说从前村人都喜欢唱山歌对山歌，她年轻时与姐妹们去山上砍柴割草都是唱着山歌出门又唱着山歌回家的，像鸟儿那样快乐歌唱，可是我在故乡长住时，再也没有听到山歌在村庄和山谷间飘扬。时值“文革”全面“破四旧”，村里的一切传统活动及仪式皆被废止，生活已经没有任何仪式感，故乡就显得更加乏味和沉寂。有些人欲借酒除闷，剌激一下无聊到麻木的神经，去又经常被那些廉价的劣质酒灌醉得更加麻木。当时我就见过一位被称为“烂酒砵”的乡亲喝酒醉得呕吐一地，一只狗吃了这些呕吐物也醉倒在地，与醉酒者躺在一起，抱成一团。

但对正当年少的我，故乡的生活并非完全是成年人的那种模样，倒是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和快乐。我在故乡长住的日子里，虽然也要承担挑水、砍柴、割草、拾猪菜等家务活，比原先在小镇上生活辛苦好多，但故乡的村庄、田园、山水、草木、畜禽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都给我和小伙伴们带来了许多乐趣，骑水牛，捕鱼虾，撩狗猫，抓鸟雀，粘蝉子，捣鼠洞，烧蜂巢，斗蟋蟀，爬树木，淌溪涧，攀岩石，钻稻秆，摘山果，追萤虫，捉蜢蚱，等等，每一样我们都玩得兴致勃勃心花怒放，每一样都丰富着我们的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每一样都是我们比拼技能、炫耀本领的竞赛，每一样都成为我们日后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能从一群乌鸦乱叫的声音中听出一只苍哑嗓音的年迈乌鸦，能从山鹰的飞翔姿势或影子断定它将从空中俯冲扑向哪一群小鸡，能从冬日的石螺在溪边石头上懒洋洋地享受阳光预料到它被山雀啄食的机率，当然，我还能从母鸡屁股的凸起度摸出它将何时下蛋。

七

重踏古驿道，我最喜欢的还是眺望远近的山。

故乡的山多呈缓缓起伏之势，脉线平顺而舒展，气场温润而宁静，高耸奇峰、陡峭绝壁和峥嵘巉岩是极少见到的。而散落在山腰及山脚下的村舍、田园、菜圃、小溪，也都分布得是如此之自然和从容。这应该是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渐变形成的，是大自然渐变的结果。这与那种火山爆发后崩陷、复活并再隆起的山体形态是绝然不同的。故乡的山不算雄伟但也不显突兀，故乡的土不算腴沃但也不属贫瘠，故乡的水不算秀丽但也决非浅陋。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圆融、宁静、祥和的乡土上生活的祖祖辈辈，大多是忠厚老实、温和守矩的农人，一直传承着淳朴的乡风和憨厚的民风，并由此形成了那种乡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质地、乡野生存伦理和熟人社会的氛围。在农村人口还集聚在村庄的从前，一户有事，家家帮忙；一户杀猪，家家都有肉汤喝的美好记忆，至今还温暖着多少人的心里。

进出古驿道都必须经过我们的祖居地。若不是时光漫漶，桑田变幻，祖居地前面的这段路，很可能就是古驿道的一部分。祖居地以前叫三棵松，现在好像没有多少人记住这个名字了，但我记得，是多年前强叔告诉我的。至于此处为何叫三棵松，是不是原来租屋周边有三棵大松树，我问过强叔，可他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也没有见到过。我调动自己几乎所有的想象力，试图重构祖居地三棵松的模样，但都很难。不过我固执地认为，祖居地的三棵松绝非是普通的松树，它们应该是饱经沧桑、虬枝遒劲、针叶茂密且富有灵性的老松树、大松树，是祖居地的标志，也是先辈们的精神寄托。令我震惊的是，这三棵松与祖居地家族的命运联系是如此的神秘，到了我养祖父那一代人，三棵松祖居地只剩下三户人家，后来三棵松没有了，但祖居地后山长满了松树，一片郁郁葱葱，家族的繁衍也重归兴旺。

故乡之故，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我们生活过的村庄之老旧，而且很重要是这里是我们故去的亲人的长眠之地。在祖居地附近的几座山坡上，有养祖父和祖母的墓地，父亲的坟茔和母亲的坟茔。在稍远的一座山上，还有外祖父外祖母的墓地。每年清明我和家人都会回去祭拜，以寄托哀思，表达怀念。听过一则传说，说人去世后他的魂魄要把生前留在世间的脚印都重新捡起来，把生平的路再走一遭，无论是乘过的船、走过的路和桥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不再存在，但魂魄重访，那些过去留存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走出来与主人相见。我相信故去的至亲们在故土上留下的脚印会很深很深，他们早已重新捡齐自己人生的所有脚印，在故土安息。

在人世间，不是每一处土地都能让一个人下跪，但故土是人的一生必须下跪的地方，而且这种下跪必然是神圣的，庄重的，虔诚的。我在故土的第一次下跪是祖母的遗骸从一处荒芜土丘迁葬到新造的坟墓之时，父亲带领我们下跪向祖母的在天之灵深深致意，我看见父亲眼角盈泪，神情里写满了虔诚、思念和欣慰。紧接着养祖父的坟墓也做好了，我们又向养祖父的在天之灵下跪致意。父母辞世后，他们的骨灰也被安葬在故土，在下葬时由我带领家人向父母的在天之灵下跪致意，我发现自己也像父亲当年那样泪眼朦胧，思念与虔诚的份量在心里很重很重。在故土的一次次下跪，使我伤情地理解到一位中国作家所说的那句话：“故乡是使有限人生重新诞生为永生的最可靠的地方。”

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里说过，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上，这算故乡了。我站在山上的古驿道，望着周围安葬着自己的至亲以及已经不知其名的先祖们的山山岭岭，回味着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哥伦比亚作家所说的话，深有感触。

是的，祖辈和父母长眠在此，这里就永远是自己的故乡。

202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