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清心

文/王建敏 　　父亲去世半年了，走在路上，时不时还有人问起我： “你爸现在在哪儿住？” “老王身体还好吧？” …… 认识父亲的人很多，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们，这不是因为父亲有什么过人之举，而是父亲有一个能给当时人们单调生活带来欢乐的职业。 父亲是我县第一代电影放映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父亲的脚步踏遍了黎城的山山水水，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平头、石板、秋树垣、高石河、香炉峧、五十亩、清泉、看后、小寨、西村、善陀、谷堆坪、仟仵、鸽子峧、山遥头、白云、烟子、横岭、柏峪、水洋、岩井、榆树坪等等，这些出自父亲口中的名字，总能带给我诸多的想象。 据说，那时的父亲不亚于今天的明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热捧，尤其是半大的孩子能追着他跑几里路，到村子里大喊：“电影来了，电影来了，放电影的来我们村了！”然后人们奔走相告，于是这个村子和方圆几里地的村子就像过大年一样欢天喜地，地里的庄稼汉早早的收工，家里的妇人们半下午就开始烧火做饭，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家里有零食的胡乱地抓点，没有的就饿着肚子。放映地一般选在一个村庄最空旷的地方，还要借助房屋、庙宇、大树等能支撑的地方挂幕布（银幕）。父亲一般要在傍晚选好地方，把幕布挂起来。父亲的是挂幕布的高手，他把挂幕布的绳子一头打个结，然后甩着绳子轮几圈，再向上一抛，那个结便穿过十多米高的树杈或房檐，绳子也稳稳的落在架子上。孩子们像看杂技一样，围在一旁，有的则跑前跑后，他们看着父亲的动作大呼小叫、嬉戏打闹……有于一场盛典在他们的生命中绽放。 晚饭过后，人们扶老携幼早早地来到放映场地占个好位置，有的孩子在挂幕的时候就抢占先机，用砖块、石块堆在一起，占起地来，等待家人的到来。天黑下来，人们也黑压压的一片，或蹲、或坐、或站，满场子的孩子跑着、叫着、嬉闹着…… 最有腿勤眼活的先叫起来“来了、来了！”人们随着他的喊声，目光转向放映机前。放映机前的灯倏地亮了起来，人们说话的声音渐渐淡了下去，电影开了，随着“沙沙沙”胶片的转动声，人们屏息凝气，生怕错过一个画面。这时，借着屏幕的亮光，哦，原来幕后也有一堆黑黝黝的身影！ 人们看的正起兴，“啪”的一声，胶片断了，或者是要换片子了，场上又雀吵起来。最怕是中途停电，人们看的兴致正浓，忽然场上一片漆黑，尖叫声、口哨声四起。不过，父亲也是接片子和发电的好把式。父亲接出的片子，画面看不出有跳跃的痕迹；发电机是放映前就准备好的，只见父亲躬身用手一摇，起身用脚一踩，“轰隆隆”发电机响了，人们欢呼雀跃，接着电影继续放映，人们又回归平静，沉浸在刚才跌宕起伏的剧情中。 我却无缘欣赏父亲的技艺。作为当时的“留守儿童”，我和奶奶生活在老家，时常为吃水而发愁，父亲隔上十天半月不回家，奶奶就要出去找街坊邻居帮忙挑水。 父亲回家没有固定的时间，放映转远了，有可能一个月都赶不上回去一次，偶尔回城里换影片，他会在中午时多走一段路，绕道家里；亦或是下雨的晚上，不能放映，父亲便踩着泥泞，摸着黑转道家中，为的是能给留守家中的老人孩子挑满满的两大缸水。 那时的交通并不发达，抄近路都是羊肠小道，交通工具就是单位给他们配备的加重自行车，记得父亲车子的后架下有一个泛黄的帆布挎包，挎包的盖子上印着红色的 “黎城电影放映公司”，挎包上印着较大的字体“为人民服务”。这个挎包常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李子，亦或是一颗糖……最令人兴奋的还是父亲得了奖，一个硬皮本子，或一支钢笔。父亲的奖状挂满了我家窑洞的整整一面墙壁，“先进工作者”“模范放映员” …… 渐渐地，父亲的腿上暴起了青筋，终于有一天一个豆子大的疙瘩引发了血管的破裂，筷子粗的血柱喷了一米多高，去医院，马上手术，医生说应该是长期的过量运动引起的静脉曲张。 后来，县城建起了电影院，父亲也结束了他的露天电影放映史，但他对他以前去过的地方和认识的熟人经常念起，由于工作繁忙，父亲再也没有去过洒下他青春汗水的地方。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父亲以前的熟人也搬到了城里，于是晚年的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在城里转悠，为的是能和他们访访以前的人和以前的事。 2017年春天，父亲的行动大有不便，由于有了景区直通车，我专门请了一天假陪他去洗耳河，虽然几十年过去，沿途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父亲还是能一眼辨出，并叫出村庄的名字，讲出这里以前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眼前的父亲就是“黎城的活地图”。在洗耳河景区的广场，父亲居然拿起拐杖，慢跑起来，那天，父亲心情格外好，哼着小曲，仿佛回到了他的青春岁月。 去年春天，父亲已下不了楼梯，偶尔我会把下乡的见闻和县城的变化拍个视频给他看，父亲甚是高兴。国庆节，县城东广场正式开放，父亲对着视频看了好久，用模糊不清的语言说“好、好！”我承诺父亲，等街心广场重新开放，我带他好好参观。不想父亲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2019年12月29日（阴历十二月初四），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长眠于他少小离家、聚少离多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