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叔

周代申

我的堂叔周天璜（1937—2001），他离开我们快到二十年了，可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岀他的身影，对他念念不忘。他悲惨的人生，正直的性格，博学的知识，超人的智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人生坎坷曲折，直至后来完全颓废，终于在2001年自尽身亡。他是我三祖父周鼎的长子，我习惯喊他大爷，由于他是村里岀了名的好人，村子里和我一般大或者是小点的孩子们，都喜欢跟我一样喊他“璜大爷”。三祖父当年被打成“极右”，进了劳改队，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庭在士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帽子戴在三祖母头上（详情在前面两篇文章中巳有叙述）。家庭岀身的遭遇注定了一个虽是满腹经文，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逐渐沦落的可怜结局。我们周家原本书香门弟，当年二祖父的“周家书屋”藏书无数，各种古今中外，名人大家的专集、选集、文集，各种报刊杂志应有尽有，那是一个书的海洋。老人家的敬书、爱书、藏书，影响了我们周家整整一代后人及村里的青少年。那时我们周家无论叔侄，兄弟姐妹妹个个都是书迷。而天璜大爷在所有人中是最典型的书迷，记忆中他除了是干活外，手中从来都是拿着一本书在看。当时农村人吃饭喜欢端着饭碗“闹门子”，可他一日三餐肯定是端坐在桌旁，边吃饭边看书。最特殊的是在上厕所时，他总是在厕所里慢慢看书。为此三祖母经常数落他，说他“痾懒屎”，一泡屎要半个多小时。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他还有一个习惯，晚上睡觉时，床头一盏煤油灯，白天干活再累，晚上也要躺在床上看书至深更半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有书睡不着觉”。由于他看的书多，知道的东西也特别多，他最擅长讲“红楼梦、”“三国”和“水浒”中的故事，他能亳不停留地给人讲半天故事，而且绘声绘色。他的一生才是真正的以书为伴，嗜书为命。我始终不知道大爷究竟读书到什么程度，或者相当于什么学历。但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注定了他必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作为农民，大爷在村里是一条名付其实的汉子，他结实的身材，不管是什么农活他都干得都比别人又好又快。他是村里岀了名的“一条扁担”，他的那条磨得雪亮的古铜色桑树扁担两头翘翘的，谁都用不来，扁担一上肩就打翻，只有他能用。上街送公粮、卖棉花他挑得最多，冬修工地上也是那条长扁担，他挑得多跑得快，人家说他是“呆子”，是的，他在生产队干任何事情从不知愉懒，总是拼命地干。他犁田最内行，用别人的话说是“拐到边齐”，他耙刮的水田平平整整，他打的山芋垄，用别人的话说是“象人养的”一样。那时的在场子上扬稻扬麦是一门技术活，他做得最好，他的扬稻那真叫“一条线”，谁都不如他。每年生产队秋后堆大草堆，非他莫属，那么又高又大的草堆，总是他站在上面结顶，漂亮极了。他还是一个古道热肠之人，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肯定少不了他的忙里忙外。谁家盖屋什么的，他都会总头到尾的帮着干，而且特别内行，不管什么事情，他看看就会了，统统是不计报酬的帮忙。他还烧得一手好菜，村里的红白喜事，乡亲们都请他当大厨。此时他虽然在村里有家庭成分的拖累，但毕竟许多人家还有求于他帮忙干活，那种歧视和欺辱还不大明显。但在生产队里干活时还是处处受气，处处是岀力不讨好，稍有不到便受到人家埋怨和指责，而他却是一个直肠子，喜欢直话直说，不会阿谄奉承，常有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也常有和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总是以他失败而告终。大爷还是重情重义的长辈，记得我十三岁时，那一年的寒假去芜湖姨娘家走亲戚，当时他正在芜湖拾粪，有一天大清早，他专门来到姨娘家把我接走，陪我在芜湖街上整整玩了一天，早餐带我在街上吃肉包子、油条、喝豆浆，那可是我人生享受的第一次最高级别待遇。然后又带我去赭山公园，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些从未见过的各种动物和鸟类，让我大开了眼界，大饱了眼福。我们还去了镜湖公园游玩，那一次的照哈哈镜时前所未有的新奇和高兴使我终生难忘。下午还带着我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一天，我饱尝了叔叔对侄子的疼爱。大爷终生末娶寡汉条一个，其实原本家庭殷实，从小就有“箩窝订亲”的对象，只不过是当时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人家毁约了，就嫁在邻村。又加上此后的家庭，三祖母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穷得叮铛响，哪有条件谈婚论嫁。婚姻的不幸，家庭生活的压力，社会的歧视，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越来越孤僻，一个原本聪明异常，能说能干的精明人慢慢地颓废了。大爷的烟瘾特别大，抽的又是最差的“经济”牌和“大铁桥”牌香烟，一天要抽两包以上，终于他得了气管炎病了，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没有了曾经那样的干劲十足，却俨然像一个病夫，在村里也不能帮人家干活了，在生产队里也不能事事“冲锋在前”了，此时的人们对他就另当别论了，看不起他的人多了，欺辱他的人多了，比如他明明是一个气管炎病人，己经不能负重了，生产队长却说他干活不像干的，喜欢偷懒，甚至开会时也经常点名批评他。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不愿搭理他。一件件遭人歧视、误解和欺辱的事情经常发生在他的身上，可他又能向谁倾诉，他的心情一天天变坏，脾气也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暴躁了，但他只能拼命地抽烟、喝酒，大爷年轻时就酒量特别大，但那时候他没并有酒瘾，当时他只能借烟酒解闷消愁罢了。渐渐地从原先的每天中午喝几杯，到几两，然后晚上也要喝上几两了，再后来，还是大清早的，人们就会发现他端着一条小板凳坐在门口，前面一条大板凳，上面放着一本书，一盘咸菜，一碟花生米，他正在一边看书一边喝酒、抽烟，那时他已一天要喝一斤半以上的白酒了，那时他已是嗜酒如命了。当时他是和三祖母二人相依为命的，两间揺摇欲坠的土墙小瓦房，只要到了下雨天，到处都漏，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生活万般艰难。家里的活大多是三祖母在干，而脾气越来越坏的大爷还经常冲着三祖母大声吼叫发脾气，三祖母只能忍声吞气，两个人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文革结束以后，三祖父的右派得到了改正，三祖母也拿抚恤金了。有一件事最近我才了解了真象，当年三祖父右派改正时，大爷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堂二叔完全可以顶职的。但当年去肥东县跑来跑去办事的是大爷，当时肥东方面给岀两个方案，一是子女顶职，没有顶职的可一次性拿补贴四百元。四百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大爷选择了一次性拿四佰元，可能是当时家庭太需要这笔钱了吧，但此举确实不是明智的，苦了我的二堂叔。2001年五月的一天，大爷因一件小事与村里的一户人家发生了争执，受了点委屈，回家后他一念之下喝下农药自尽，结束了他的人生，享年64岁。他走了，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我无尽的思念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