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 楼 西 巷（修订版） 薛利平

西月

鼓楼西巷街景由3号邻居艾芸自东向西拍摄。左侧是颇为气派的照壁，往西是二轻医院门诊楼。照壁对面是3号大院的门楼。穿过统一北街，路南是武装部的宿舍楼。这些都是鼓楼西巷标志性的建筑。

一、吴宫花草埋幽径

徐州老城区中心的彭城广场，在1998年的扩建中地面被制作成一个巨型象棋盘。中间的“楚河汉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这条路就是原鼓楼西巷的旧址。

查《徐州地名录》：此巷西段早年称传薪阁东巷。后因其位于古建筑鼓楼西边，故称鼓楼西巷。从《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徐州府城图”可以看到，在弓形内城里府署向南的中轴线上有座跨街建筑——鼓楼，鼓楼向西的确有条巷子，巷子穿过北门大街连接着穿心阁，与穿心阁连为一体的是火神庙。北门大街即后来的统一街。穿心阁后改为传薪阁。火神庙就在现在的市立一院处。民国十五年的《铜山县志》里的城内街巷已标有鼓楼西巷。1946年2月市区对各镇（当时行政建制）所属街巷调查，在统一镇下也有鼓楼西巷。这一段说得有点绕，简言之：鼓楼西巷是条古老街巷。它分为两段，东头是鼓楼（始建于1374年），西头是传薪阁，中间有统一街穿过。在鼓楼西巷与统一街连接处的路西，是权瑾牌坊（始建于1427年）。有这么多重要的古建筑与鼓楼西巷相联系，这条巷子也就不同寻常了。

1939年日本人在占领徐州期间强行开辟了庆云路（今中山北路），鼓楼西巷西段被冲去大半。1971年此巷改称统一北街一巷，1981年恢复鼓楼西巷名称。从1982年徐州市区地图可见鼓楼西巷，是从彭城路向西，穿过统一北街，抵达中山路的两段。

1985年彭城广场进行第一次改造。从淮海路拆到太平街，形成以方鼎为中心的小广场。1998年彭城广场再扩建，向北延伸直到富庶街，即现在金鹰商厦南门前。大广场地阔天高，曾经繁华热闹的鼓楼西巷荡然无存。

《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徐州府城图》中标明鼓楼街上有座跨街建筑——鼓楼，鼓楼西侧有条街巷，穿过北门大街（后来的统一北街）直抵穿心阁（现市立一院处）。

横跨鼓楼街（后改为彭城路）的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虽经明清几次重修，民国时期已残破不堪。此照片是孙明经1937年6月8日拍摄 。1952年政府将已成危楼的鼓楼拆除。

1971年鼓楼西巷改名统一北街一巷。我的徐州一中学生证上家庭地址就是统一北街一巷三号。1981年恢复鼓楼西巷名称。照片上我上衣领口深色印迹是用水画的，趁没干赶快去照相馆立此存照，感觉就像领章印迹。

1982年徐州市区地名图上的鼓楼西巷，如红圈所示，此巷穿过统一北街，形成东西两段。

1985年彭城广场改造一期工程竣工后，形成以方鼎为中心的小广场。太平街向北红圈内的老建筑是鼓楼西巷3号后院的小楼。我家曾在二楼西侧居住。李世明提供。

1998年彭城广场扩建，从太平街向北，一直到富庶街。新的广场中心制作成巨大的象棋盘。棋盘中间的楚河汉界就是鼓楼西巷旧址，如红圈所示。摘自《徐州，你太过分了！》守望家园制作。

二、旧时王谢堂前燕

鼓楼西巷邻近彭城路与统一街，府衙的威严，商贸的繁华，文化的厚重和民风的纯朴在这里兼而有之。青砖黛瓦，照壁赫赫，石板铺路，门楼各异。巷子东段路北3号大院的门楼最为尊贵——此门楼高大气派，上端的雕花木质屏风和山墙上的墀头砖雕，以及门墩上的石雕精美绝伦。门楼对面是一堵高大宽阔的照壁，飞檐翘角，稳重扎实，居中镶嵌着斗大的浮雕福字。

我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住在3号后院的二层楼上，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后院很大，铺着青石板。高大的泡桐树，枝繁叶茂。楼前有宽大条石的台阶。楼西头是院里的公厕，男厕所的小便池边放着大缸，上面黄色油漆字：奎西八队尿缸。那年月城里的尿都被郊区农民承包了，还划分了地盘。楼东头还有个小院落，黄土地上长着稀疏的青草。小时候我们常在那里弹琉蛋，拍方宝，抽陀螺。后来就跟“老三届”们一起举杠铃，玩单杠，练摔跤。郭家大哥郭根善心灵手巧，做出微缩版的十八般兵器，演绎着水泊梁山100单8将的故事，把小孩子们的魂都抓去了。

记得我在院子里玩耍时，一位洁净优雅的老妇人进来走走看看。我问她找谁？她说这是杨家大院，我是杨家人。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位老人，但杨家大院像谜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前些日子，偶然从《徐州史志》里找到杨鸿宾与鼓楼西巷联系的线索，遂拜访徐州史志学会副会长李世明先生，他慷慨地将刊登《著名商人杨鸿宾》（葛维驷等口述，董玉玲整理）的《铜山文史资料》第十辑送我。从中得知在清末民初，杨鸿宾在徐州做生意发了财，创办企业二十多个，购置房产一二十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住在鼓楼西巷路北大宅院里，在此经营“普同庆”钱庄，开办“同记”煤油号，并出资修建了鼓楼西巷东段以及祠堂巷的石板路。他还在快哉亭公园盘接了“镇徐”电影院，将其改为“金城电影院”。杨鸿宾民国29年（1940年）去世。以他的雄厚实力和商场上的名气，这3号就是杨家大院吧？那位洁净优雅的老妇人是杨家什么人呢？我找到徐州文史专家董治祥先生打听作者下落、欲问详情，董先生告知葛维驷、董玉玲均已去世。面对拍自3号门楼的老照片，我只能想象昔日这里的辉煌，思索着那些难解之谜。现在董治祥先生也走了，多少徐州的文史掌故也随之驾鹤西去。

从1943年就在鼓楼西巷居住的范惠民老先生已近期颐，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他说刚到徐州亨达利钟表眼镜店工作时，就住在鼓楼西巷路南的吴家大院里。这个大院门脸不大，两进院子，倒也幽静。后院有座小楼，坐东朝西，木质栏杆。主人叫吴学谦，靠老辈留下的丰厚资产在徐州城里购置房屋，住不了的就租出去。亨达利老板也租住在小楼上，范惠民把家属接来租住在平房里。吴老板人很和气，都是他续玄的老婆来收房租。后来吴老板把这个院子卖了，这里又成了无线电元件四厂。范惠民就搬到路北1号的后院住了。

1号大院原是徐家的房产。解放初期私房充公，这个大院就被房产局安排进了许多人家。但前后院有权老师，郑老师，范老师，任老师，和徐家后人徐老师，这个院落依旧弥漫着浓郁的书香气。而任昌华老师悠扬的钢琴声又使小院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令人遐想。任昌华老师是徐州著名的钢琴家，后来担任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其兄任昌耀曾任徐州发改委主任。

鼓楼西巷3号对面宽大的照壁，飞檐翘脚，稳重扎实，雕刻精美，颇为气派。冯洪明拍摄。

鼓楼西巷路北的3号大院门楼。虽遭文革破坏，但从残留的木雕、砖雕和石雕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与精美。张瑞泉拍摄。

《铜山文史资料》第十辑刊登董玉岭文章《著名商人杨鸿宾》。杨鸿宾为鼓楼西巷和祠堂巷铺设了石板路，造福桑梓。

三、耳畔犹闻市井声

建国后住房公有化，大宅门成了大杂院。鼓楼西巷居住着各色人等，演绎着平淡又有趣的故事。

东段路南第一家是张记铁匠铺，铁锤铿锵，火花四溅，常引来附近的孩子围观。

西延段路北是鼓楼西巷9号，曾是潘记皮行，店堂字号“德盛昌”，这是我同学潘爱玲的太爷创立的。祖传的手艺，精美的皮具，堪称一绝。主打产品马鞍、皮包、枪套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顾客。1956年“公私合营”后，潘爱玲的爷爷、大爷、父亲都进了国营淮海皮革厂。待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后，各种私人店铺、加工作坊如雨后春笋，潘家已无人再操旧业了。潘家是个大家族，父辈兄弟多。六叔潘学仁酷爱体育，在省体院主攻游泳，在省游泳比赛中斩获金牌。后来从省体院回到徐州，组建徐州游泳队，培养一大批游泳人才，屡创佳绩。七叔潘学勇也是省体院毕业，在丰县当举重教练，培养出世界冠军李红云。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

鼓楼的西侧是碳店，1952年鼓楼拆除后大钟就放在炭店。我们在这里经历过买散炭，买大煤球，买小煤球的日子。

巷子中间路北5号院门口是卖自来水的小屋，两根粗水管伸出窗外，一分钱4桶，哗哗流淌。抬水的、挑水的，小车拉水的，在巷子里川流不息。卖冰糕的走街串巷，“冰糕——三分、五分的。”三分的是赤豆，五分的是奶油。其实还有两分白糖的，便宜一分，早脱销了。还有挑筐换物的登门吆喝：“破铁烂铜旧衣服换文具了……”

我记得3号大院部队转业干部多，前院海潮他爸，艾芸他爸，西院亚林他爸，过道石头他爸，后院志军他爸，卢苇他爸，金州他爸，小楼东院大胜他爸都是部队转业干部。那时各家衣物都拿院子里晾晒，海潮他爸海蓝色的军官服和大檐帽颇为抢眼。他爸李培学文质彬彬，原是团级干部，转业到纺工局任副局长。他妈何姨泼辣能干，是街道主任。文革期间，孩子们穿上老爸的旧军装，扎上老爸的武装带，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油然而生。

小时候邻里之间古道热肠，亲如一家。伙在一起烙馍馍，烧锅辣汤各家送。我们院里曾经挑灯夜战砸煤球。各家买来散炭和红土，石师傅从厂里拿来简易煤球机，在没有培土的防空洞上，分工合作砸起了煤球，那阵势丝毫不比炭店差。这真是“文革”期间百姓生存智慧的体现。吃饭时，小伙伴们常常端着碗聚在过道边吃边聊。照壁后马奶奶的絮絮叨叨，1号院权老师的谈古论今，3号院志军弟的悠扬笛声，5号院卢医生的健康指导，时隔多年仍在耳畔回响。

住在3号西院的井伯伯在市立一院开救护车，技术一流，家中悬挂的“安全行驶十万公里”的三角锦旗就是明证。后来调到卫生局开小车。他性格豪爽，习拳练武，也养花种草，喂金鱼，驯咬鸡。我们一群小孩儿曾跟着他去西关看斗鸡鏖战。凯旋时抱着他伤痕累累的咬鸡，我们俨然成了英雄好汉。有回鼓楼东巷几个愣头青来找茬，言差语错动起手来，他三拳两脚打得那几人落荒而逃。井伯伯的女儿井淑芬是三中老师，她是在“文革”初期结的婚，婚礼就在井家老宅举办，我们小孩子都去看热闹。那是个革命化的婚礼，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邻里赠送的镜框、暖瓶上充满着时代色彩。身着军装英武帅气的新郎官应邀唱了一首歌，劫夫谱曲的语录歌：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赢来满场喝彩。

楼东小院落的低矮平房里有位老先生常常翻看他那发黄的旧书，我们小孩儿喜欢听他讲《谢学士写诗》的故事和《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段子，觉得挺有趣。“文革”前他搬走了。现在我还记得他笑眯眯的样子，却想不起他姓啥了。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的老头常到我们院子，大人小孩都喊他“老板”。他来剃头，我就好盯着他的腿看。夏天他穿着短裤，腿上血管像蚯蚓一样突出。“文革”开始，他又来了。我们还喊他“老板”，他谦卑地说：不能喊“老板”，叫“服务员”。

路南附9号西屋的老三届李和靖喜欢画画，墙上挂着他的油画作品，工农兵形象孔武有志。素描作品“大卫”造型准确，质感很强。我曾和同学徐宪立到他家看画，听他讲画，院子里响起了沉郁的《三套车》的歌声，那是络腮胡夏伯芳唱的。“文革”时期精神苦闷的知青自我排遣的方式很有文艺范。

1962年二轻局卫生所升格为医院落户在鼓楼西巷路北，1966年医院又在路南新建了两层的门诊大楼。二轻系统的职工前来求医问诊，小巷又多了几分热闹和喜忧。“文革”期间，二轻医院的大字报贴满了巷子两边的墙上，胖胖的张希贤院长、瘦瘦的查正齐书记都成了“走资派”被批斗。两派群众互相揭底，攻击。王护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洋气，为此也遭到恶搞，什么“生在地主家，嫁给资本家”不一而足。她儿子翁剑青常来医院玩，有时也到3号院找卢医生的儿子卢伟，后来卢伟家搬到了5号院。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我们见面就喊剑青“小蛮子”。他喜欢画画，我与他成了好友。后来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共艺术博士生，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教委设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作为邻居我亲眼目睹了二轻医院“文革”的进程，由此看到了整个运动的荒谬。

那场浩劫把巷子里的木雕、砖雕、石雕基本砸坏。1969年街道安排“四类分子”把3号后院的青石板起掉，修建防空洞，说是准备打仗，结果弄成个蓄水池。我们就用小桶从通气孔往上提地下水，冰凉清澈，正好洗衣，洗菜。

卢伟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他家从3号搬到5号后，我们联系就少了。他与5号的华伟谈起了恋爱，华伟很漂亮，性格泼辣，甚至有些野性。他俩走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也有人艳羡不已。小伙伴们常常津津乐道。后来听说他俩分开了，再后来听说卢伟走了。这让儿时的伙伴痛心不已。唉，人生如梦，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啊。

5号是四进院的老宅院。最后一进院子四间西屋住着王家。王老先生北京人，13岁在通州照相馆学艺，1944年来徐州开照相馆，位置在淮海东路与统一南街交叉口的临街两层小楼，名为“青年照相馆”。1946年结婚不久他们就搬到鼓楼西巷5号后院居住。王家先后五个儿子出生，母亲王冠清勤俭持家，相夫教子。40平米的房子，加上姥姥住了8口人，王冠清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典型人物。五个儿子知书达礼，乐于助人，邻居都夸这五兄弟。1956年3月王冠清被市妇联推选为出席全国妇代会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徐州妇女界的光荣，也是鼓楼西巷邻居颇感自豪的喜事！

徐州一中1967届初中丙班有三个同学住在鼓楼西巷，他们是5号的王启新，7号的周可一，附9号的王汝洁。一中“文革”期间三连十排也有三个同学住在鼓楼西巷，我住3号，潘爱玲住9号，张松龄住武装部宿舍楼。同住一条街巷，联系应该方便，上学放学可一起走。等我们去一中上学时，三个老三届学长都下放去农村了。我们男女同学那时候倒是不相往来。

5号院王家五兄弟和他们的父母。前排左起母亲，父亲。中排左起王耀华，王建祖，王铁山。后排左起王启新，王铜山。照片是七十年代拍摄，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农村插队，回城后在各自岗位表现突出。五个儿子个个棒，两位老人乐开花。摘自王启新所著《平凡岁月》。

1970年，3号西院的王亚林参军入伍，我（中）和楼上对门的王志军（右）与亚林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在志军家我们自己冲洗照片，画面还算清晰，剪裁的歪斜画框和胖腿小鹿，居然在相纸上都显出来了。

艾芸从3号大院家门口向大门外拍摄，门外挑水者正缓步走来，背景就是宽大的照壁。挑水是街坊邻居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当时我都能挑水上楼。

1996年我带女儿在彭城广场方鼎前留影，然后向北去鼓楼西巷故地重游。两年后以方鼎为中心的小广场拆除，并入扩建后的大广场。

2007年7月，我与当年3号西院的老邻居后来一个单位的老同事王亚芳合影留念。小时候她叫“毛闺女”，我叫“小黄毛”。呵呵，一晃的退休了，时间都去哪了？

四、欲说当年好困惑



回溯历史，尤其改革开放之前 ，整个国家陷入极左狂潮，政治生态社会生活都出现扭曲的状态。个人在社会大潮面前动辄得咎，既无助也无奈，不得不顺应大潮，隐忍求生。

7号院临近统一北街，我们去粮店、去牌楼市场购物，去医院看病、去一中上学都要从这里经过。在我印象里7号院的黑漆木门总是紧闭，充满神秘感。我的《鼓楼西巷》一文做成美篇小范围传播，竟收到一则署名“周可一”的留言：“从小在鼓楼西巷7号长大，感谢西月，一中校友，回到童年……”我觉得这是个契机，或许能撩开7号院神秘的面纱。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我的同学，他的同学都给我提供了相关资料，7号院逐渐敞开、越发清晰，也让我理解了7号院为何总是大门紧闭。

7号是个独院，住着周家三代人。外婆，四姨，周可一和姐姐周琦 、表哥大同。周可一母亲周方子，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部建设，在银川人民医院工作，一直没有回来，五十年后客死他乡。周可一1958年在上海上了小学，父母离婚，他随母姓，母亲远赴银川，他和姐姐只好被母亲托付给徐州的四姨抚养。他于1958年年底来到徐州，住在鼓楼西巷7号，转入祠堂巷小学读书。四姨以前有个在国民政府当官的老公，徐州解放前弃她南逃。四姨在富庶街开了一家澡堂子，维持全家生计。四姨没孩子，把几个跟她过的孩子视为己出，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周可一1964年考入徐州一中，文革停学在家，1970年下放新沂。1978年招工回城，1983年调至热电厂，直至退休。妻子是省第一工业设计院的工程师，家庭和睦，孩子出息，这是他颇感欣慰的。从小身处逆境，他没有自卑，没有放弃，始终恪守良知，诚实劳动，清白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愿无愧于心。好样的，可一兄！

3号大院后院小楼东山墙下是个小院落，有堂屋两间，这里曾是我小学同学郭褀善的家。他爸为人谦和，少言寡语。因解放前是小业主，一直谨小慎微。他妈杨姨倒有些大大咧咧。1966年初秋，有一天午饭时，杨姨与邻居牟姨因琐事争执，遂动起手来，一碗砸去，牟姨头破血流。那时文革初起，社会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烈火正旺，院里的老三届大哥哥血气方刚，把这事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把杨姨扭送派出所，还在郭家门框上张贴“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对联。好在事态没再发展。但郭褀善家明显感到了邻居间歧视的目光，不久他家就悄悄地搬走了。几十年后，我与同学小聚，居然郭褀善在场。我与他说起当年纠纷，他没有怨尤，淡然一笑：那个年代，社会都乱了，人人身不由己。他的云淡风轻，他的冰释前嫌，让我对这位当年的老邻居高看一眼。

3号大院后院小楼一楼东侧住着陈家，陈家四兄弟，老大纪平过继给大姨，随姨夫姓郝，取名郝书敏。纪平长得很帅，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更显得英气逼人。大姨家住在开明市场路东的房子，周围都是店铺，纪平常回3号玩。文革期间，作为老三届的初中生，纪平下放农村。他常回来在3号后院的东偏院与老三届们打长拳练摔跤，有时也哼哼老歌，《外国民歌二百首》都被他们翻烂了。有一年中秋之夜，圆月皎洁，纪平等老三届们翻墙进入人民公园（后又改回快哉亭公园），在池塘边的亭子里唱起了当时属于违禁的歌。后来纪平回城，在铸造厂食堂工作。他很低调，有人挑衅，忍无可忍，他瞬间把对方撂倒，从此工友们对他刮目相看。下岗后他在中山堂东边小吃夜市摆摊。我在青年路一家酒店门口送同学出国，遇到他正骑着三轮车出摊。聊了几句，感慨颇多。那也是月圆之夜，回来便写了一篇文章《月光依旧》，发表在1995年10月19日的《彭城晚报》上。他结婚后曾住在艺波巷路北的旧房子里，当我去找他时，那里已经拆迁，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这位当年的帅哥晚境如何，他还唱歌吗？

文革期间，经常召开公判会，判决公告也随之贴满大街小巷。鼓楼西巷照壁上就贴过枪决“谢廷均”、“秦明龙”等流氓集团首犯的判决公告。七十年代初，我们巷子里也出了大案。家住4号院的郑庆华，与同在鼓楼木器厂工作的几位好友，议论国事，书写标语，触犯禁忌，被捕入狱。郑庆华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同案犯有判无期的，也有判有期徒刑的。行刑那天，厂里的民兵也被抽调到淮海路执勤。文革结束，重新审理，该案涉及人员均已平反。出狱的人又回厂上班。只是人死不能复生。



周可一在一中初中毕业五十年纪念册上的简历及照片。其中1958年在上海上小学，年底转入徐州祠堂巷小学的介绍，未及明说的原因令人唏嘘。简历照片冯洪明提供。

四位祠堂巷小学（我们上学时改为鼓楼小学）的同学，分别是六一班的我（右二）、六二班的郭褀善（右一）、六三班的李健（左一）、六四班的王良军（左二）。我与老邻居郭褀善的此次相见自他家从3号搬走，经过了五十多年。

1974年当兵的同学李健回徐探亲，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去淮塔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唐明，蒋雷服，李健，李洪祥。后排左起：赵强，薛利平，王新徐。前排右一的李洪祥（后改名李建国）还是住我家楼下的邻居。他弟弟是李洪明，（后改名李实）。洪祥原在工厂上班，后下海打拼，艰辛备尝。不幸患病去世，他的丧事是亲朋好友操办的，我写的悼词。他走了12年了，愿他在天国愉快！

《月光依旧》是我写郝书敏的文章，发表于1995年10月19日的《彭城晚报》。郝书敏在陈家的名字叫济生，纪平是老二的名。写作时做了调整。

五、吹尽黄沙始到金

徐州历史悠久，地杰人灵。刘邦项羽楚汉争雄，刘向刘歆开宗立派。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和学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现代的张伯英、李可染更以精品巨制成为书画巨擘，令后人景仰。这些历史文化的基因又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了高考。三十多年过去，小巷里的儿时伙伴走出了三位学者。前面讲到的翁剑青是一位艺术家，全国知名的公共艺术专家。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小时候痴迷京剧，在二中上高中时还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演出。现在笔不离手，走哪画哪。视野开阔，见解深刻，除宏篇巨制外，常有散文随笔和诗词随画附录。他看了《鼓楼西巷》美篇后给我发来微信：朴素而有温度的文字带给我些许往故的光影及惆怅，很是珍贵且让人五味杂陈。

还有两位是鼓楼西巷的邻居。1号大院的胡晋生，一中高中毕业，1982年南京农学院本科毕业，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后，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植物病理学家，曾任美国植物病理学病毒委员会主席。目前主持研究的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植物取得重要进展。他的成功有自身的努力，也得益于姑奶奶胡秀英——徐州培正中学毕业，留学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植物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当年巷子里的小伙伴都知道胡晋生的姑奶奶很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很羡慕胡家常有美国寄来的大花生米。胡晋生小时候喜欢看书，他有一纸箱文学书籍，我曾与他交换阅读。后来胡晋生回徐探亲还送我一张在美国实验室门口微笑的照片，看来植物研究还真有意思。

一中校庆时，我在校史馆看到杰出校友胡晋生的照片，便跟旁边的同学说，这是我鼓楼西巷的邻居，儿时的小伙伴。身后一位学长问我，你住几号？我说3号。他说他住5号，是一中老高三的学生，胡晋生母亲是他的老师。同为一中校友，又是一条街巷的邻居，还与胡晋生过从甚密，让我顿觉亲切。学长是王铜山，当年他是老三届同学的班长，才华出众，能力超群，后来在徐州铁路技校任校长，是铁路有名的笔杆子，还是前面介绍的5号大院五虎兄弟中的老大。我看过他为胡晋生母亲、他的恩师郑绍桢撰写的祭文，情深意长，催人泪下。他建立微信小群把他和我与胡晋生联系起来。微信名就叫“飞越大洋”。

另一位是3号大院的李实，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小时候叫李洪明。学习成绩好，尤善思辨。记得他与奶奶辩论，奶奶辩不过就骂他。奶奶眼睛看不见，拄着拐杖要抓他，他也不跑，保护着奶奶。他知道，虽然奶奶骂他，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他。他在二中高中毕业，在下放农村时赶上恢复高考，1982年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接着攻读北大经济系硕士。现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师大教授、博导，“长江学者”，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因在中国收入分配领域长期而有影响的研究而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2013年他父亲去世，老邻居纷纷赶到位于阿尔卡迪亚的他父母家吊唁。那套宽敞舒适的大房子是他为父母买的。虽多年未见，李实乡音未改，朴素依然，只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思维的缜密和见解的独到。

鼓楼西巷西延段路北有潘家，隔壁是公厕。路南是武装部的宿舍楼，一直延伸到中山路，大门开在东边，门牌统一北街30号。后来翻修重建大门又开在鼓楼西巷西延段，公厕斜对面。这个院里有两座楼，都是日式老楼，稳重扎实，木地板、推拉窗，在一片青砖黛瓦的平房中，颇显鹤立鸡群。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现任北京军区安置办主任的白建军小时候就住在后面小楼里。他在二中上学，然后参军入伍。2015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白建军等五位中将率装备方队受阅。他是军中蛟龙，在家乡建设方面也是鼎力相助。徐州观音机场成功立项和大郭庄机场的易地搬迁白建军功不可没。我同学张松龄家就住在后面小楼。她喜欢蜷曲在二楼圆窗里眺望远处的牌楼市场。她说她家与白建军家都住一楼，白家两间房，在她家左右两边。白建军姐姐白秀莲小名大平，小时候两家小孩玩得最好。白建军小时候很清瘦，没想到现在成为英武的中将。这是徐州的光荣，也是鼓楼西巷走出的杰出人才。

这些各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是小巷的荣耀，而芸芸众生只要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一样可以在平凡中闪耀人性的光芒，引领风尚，净化环境，为小巷添彩。住在5号院第一家的张爱民是阀门厂的工人，1986年在理发时结识了来自浙江农村14岁的打工者孙胜荣，从此关心帮助小孙。在小孙处境堪忧时，他热情鼓励，甚至拿出1000元资助小孙创业，那是相当于张爱民一年的工资。小孙后来服兵役，再后来出国打拼，功成名就。时隔多年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张爱民，张爱民已经下岗，原房拆迁，转住别处。孙胜荣要赠房赠车，以谢恩人。张爱民拒绝后，孙胜荣为恩人投资1000万，开办红酒酒庄，交由张爱民经营。这个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张爱民以小人物的大爱诠释了徐州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质，因此被评为“徐州好人”、“江苏好人”和中央文明办提名的“中国好人”。孙胜荣的知恩图报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楼西巷早已不复存在。遍布各地的老邻居看电视报纸发现“大善人”张爱民原来就是5号院的帅哥，顿觉得脸上有光，又会忆起那条巷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曾经的鼓楼西巷凭借着曾经的街坊邻居继续着美丽的传说……

鼓楼西巷1号大院的胡晋生南农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博士毕业。这是他在实验室前留影。他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植物病理学病毒委员会主席。

胡晋生与其弟胡季明回徐，总要与铜山大哥相聚。季明尤爱家乡的辣汤，在肯尼迪机场就迫不及待地发出微信：“向前、向前，向辣汤锅挺近！”。王铜山有感于机场微信，徐州相聚时，口占七绝相赠。“季明跨海越重洋，急切直奔喝辣汤。不是舌尖缺美味，只缘游子恋家乡”。此图为王铜山（中）与胡晋生（左）胡昭明（右）在“两来风”喝辣汤后留影。

鼓楼西巷3号大院的李实，南大毕业，再读北大研究生，先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后为北师大教授、博导，“长江学者”，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现受聘于浙江大学。

翁剑青母亲曾在徐州二轻医院工作，他小时候常到鼓楼西巷与我们一起玩。现在他是北大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教委设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知名的公共艺术专家。前几年他来家乡徐州举办画展，老友相见，愉快地忆起儿时的趣事。

2016年10月1日翁剑青在徐州博物馆举办“旅.涂——翁剑青视觉笔记”画展。开幕式结束后翁剑青与策展人、艺术评论家马凯臻（右），摄影家冯洪明（左）合影留念。

从鼓楼西巷西延段武装部宿舍楼走出的中将白建军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接受检阅。凭借特殊关系，促使观音机场和大郭庄机场成功立项和搬迁，可见他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在“江苏好人”表彰大会上，孙胜荣（右）特地赶来表达对恩人张爱民（左）的感激之情。当年的千元相助，今日的千万元回报，5号的邻居张爱民与浙江小伙孙胜荣共同演绎了一段“有情有义”和“知恩图报”的佳话。

往事如潮入梦生

1998年古彭广场扩建，鼓楼西巷属拆迁范围。老邻居们将建筑物上残存的饰物如瓦当，木雕等当成了宝贝。3号门楼和影壁墙上的饰物被人凿下卖给了有眼力的收藏家。当这条巷子已成废墟时，3号后院的泡桐树依然屹立。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在《徐州日报》发出。没几天，一位多年未见的忘年交摸上门来，他是曾在企业工作的张瑞泉老师，诗词、楹联、书法颇见功力。他送我一张在3号大院门口拍的照片和一首依我文意所作的七绝。问他怎么会有这照片？他说这大院以前是科技研究所，他在那里工作过。得知拆迁，就拍了张照片好留个念想。再读他的七绝“青砖黛瓦院中情，往事如潮入梦生。旧舍荡然余老树，苍桐无语动心旌。”一种觅到知音的感动顿时袭上心头。

后来那棵泡桐没保住，但1号后院东屋范家、南屋徐家、西屋任家门前的三棵石榴树至今仍然掩映在广场东北角的绿荫丛中。这是鼓楼西巷仅存的实物。以此为参照，可以找到原来我家小楼的位置。在拜访范老爷子时，我把为他写的发在《都市晨报》上的文章《智者乐 仁者寿》和配文章发表的照片放大送给他，他很高兴。我说老爷子挺精神的。他笑着说，你让我上报纸了，谢谢你。我再把他家门前那棵石榴树的照片送给他。他有些动情，端详片刻：那棵树上结的石榴可甜了……

鼓楼西巷地势低洼，一遇暴雨，即成泽国。1962年夏天暴雨成灾，水没膝盖。我们3号的小伙伴就把大门石墩上的门槛取下来当小船划着玩。1998年8月22日丰县遭受龙卷风和暴雨袭击，损失惨重。徐州市区暴雨肆虐，鼓楼西巷更是浊流涌动，污物漂浮。据王铜山回忆，他从铁路三宿舍淌水赶到鼓楼西巷5号父母家时，满院满屋都是臭水。父母焦急万分，把怕湿的东西都摞到床上。这里实在难以住人了，王铜山就找了一处楼房让父母搬过去。鼓楼西巷的居民搬离这里固然是市政建设的需要，这次的大水漫淹也是促使他们告别故土的重要原因。

二轻医院的医护人员先被安置在市公交公司，后来又转到徐州建筑工人医院。拆迁户大都安置在民富园。有时在彭城广场还能碰到老邻居，说起小巷风情，逸闻趣事，倍感亲切。只是心中的惆怅挥之不去……

（此文发表于2020年7月7日《都市晨报》。美篇又作补充修改。谨向为本文拓展和深化提供珍贵资料的李世明、张瑞泉先生，王铜山、冯洪明、潘爱玲、张松龄、艾芸、范成伟等朋友深表谢意！）

范惠民老先生，艺华眼镜店的经理，仁义谦和，技术高超，曾住在鼓楼西巷1号后院。耄耋高龄仍精神矍铄。他曾打电话给我，要来我家聊天。我赶紧去小康人家看望老爷子，还给他拍了照片，就是这张。我曾与同学胡北海说好，与北海一起陪他老爸去拜访范老爷子。两位老人彼此相识，解放前后还都是徐州城有名的手艺人。没想到范老爷子突然离去，终成憾事！那是2016年，老人享年98 。

范惠民老人在鼓楼西巷老宅门前栽种的石榴树。1998年古彭广场扩建，住户全部迁走。1号大院范家，任家，徐家门前的石榴树却保留下来了。现在古彭广场再次改造，估计石榴树难觅踪影了。

1998年彭城广场扩建完成后，我来到原鼓楼西巷3号大院门前向北眺望。茵茵绿草的尽头是原市委北大院，右侧7层居民楼北边是通往二中的路。现在这一片成了彭城一号和苏宁大厦。二中已迁走，文庙历史文化街区正在建设，鼓楼拟在这里重现。

2000年我再次来到扩建后彭城广场，找到原鼓楼西巷3号门楼位置坐下。左边高楼上的红十字是市立一院的标志，以前是庄重典雅的两层黄楼。住在鼓楼西巷时，有病就去那里，很方便。如烟往事，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