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故事

北山羊

1976年初我在这里实习

1976年我曾采编吉林新闻综合稿件

　　1976年中国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国元勋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逝；以天安门为中心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人民群众用悼念周总理来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的运动；邓小平政治生涯第三次遭贬；黑马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国人民痛恨的四人帮被抓。在中国上层正义与邪恶发生惊心动魄斗争的同时，我这个小人物，608团的新闻干事在这一年也出现了让我一生难忘，心惊肉跳的一幕插曲：我差一点成了反革命。

　　1976年初，我从608团政治处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实习，与我同去的还有609团政治处徐新民，他后在总政和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实习是军宣传处与吉林人民广播电台联系安排的。我这个从事部队新闻工作的土包子第一次到正规的新闻单位实习，内心十分激动与高兴。到了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后，在政教部主编解放军与民兵节目专栏，也参与新闻综合节目编采。我们与电台的编辑相处的非常好，他们新闻工作非常有经验，而且把我们当做知心人，经常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信息来源非常广，使我们俩人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他们平时言辞中公开表达了对文革各个运动瞎折腾的不满，对四人帮作派的蔑视和不满，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的立场和语言。这些编辑与记者有的比较开朗，有的比较沉稳，文革中有的是两派观点不同的组织，但在国家命运的问题上大家基本有共同的看法。比如政教部的主任在大家说的过分时就出面制止一下。但有一天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要把曾经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话，大家全知道后边是指邓小平，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开始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而是用曾经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替，前边最大的走资派肯定是针对周总理，政教部主任看到这样的文章后，当时脸通红的拍着桌子厉声道：“文汇报的方向又应该扭转了!”我就在这样一群人中生活工作着。 ­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各地各部门全召开大会要政治表态，电台也要采访报道。我和徐新民除了主编解放军和民兵节目专栏外，也成了政教部主力军，天天到各单位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回来写新闻综合广播稿件。但我俩编采的稿件有一个共同语言特点，就是在反击前边加了回击。如“吉林省教育界召开誓师大会，誓把回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科技界、文化界等等全是这样千篇一律，从内容到标题与众不同。当我们稿子写好后给政教部编辑与主任审核时，没有一个人说有问题。这样新闻稿就送到总编室审校了。开始时一天，总编室副主任面无表情的找到我问道：“解放军同志请教一个问题，反击前边加回击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心中一惊，因为这个写法是我有意加的，也是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这个总编室副主任是个女同志，50岁左右，上海人，她爱人是空1军的政委。其本人政治态度非常明显，经常挂在嘴上句名言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我的敌人！反对别人我不管！”我想她不会拿我开刀吧，但一看她一脸严肃的表情心中又拿不准她有什么目的。我赶忙装傻充楞的解释说：“我认为是并列加重的意思，有什么问题吗？”她听严后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并列加重？高！高！解放军水平高！就是高！！”说完转身走了。从此我编的稿子她从不修改就通过，总编室审核是最后一关，他们通过后的稿件就由播音员播出了。从此，我俩发稿通过率在政教部老编辑身上也是少有的。大概二个月后的一天，这个副主任风风火火的闯到我在的政教部办公室，一把就把我拉到门外，焦急的对我说：“小伙子，你们的并列加重东窗事发了，已经列为电台追查反革命谣言中的重大反政治事件开始追查了，另外你们住在银行招待所有反对过江青与张春桥言行，好像也有人检举了，现在要查你们。我们家老头子说你们应该赶快回部队，他说你们68军在沈阳军区批邓问题上暧昧是有名的，省电台支左的16军比较激进，你们回去可能处理会轻一些。”我一听岀了一身冷汗，赶紧与徐新民一商量，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收拾了一下东西，当天就狼狈地逃跑回到吉林部队了。 ­

　　回到部队也不敢与领导说，当时正在追查反革命谣言，我有几个胆敢汇报呀，只好拖一天是一天。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没我份，这要当反革命的事能躲得了。惶惶不安的心情一直压着我，自己节约的钱那些日子全花了，有什么好吃的全出手，不过好东西到了嘴中也没味。人生能有几回怕？那回我真的是怕了。军人死在战场上老子不怕，可是我不明不白的牺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我这个大汉高祖的嫡系子孙是真怕了，害怕的滋味一直围绕在我心中、头脑中转呀，转呀，转的我晕头转向，转的我肝颤胆震。我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天我看到政治处值班薄上写到吉林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部要到我团搞外调的电话通知记录。我知道这一关我是躲不过去了，与609团徐新民通了一个电话，他也挺紧张，我电话安慰他说：“是死是活躲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就是这次当了反革命，只要保住小命，想信历史会给一个结论。”我还故作轻松的开玩笑说了句：“说不定哪天翻过来，我们二人还能当英雄到处作报告。”通完电话，我找到政治处主任与副主任坦白了自己在省电台实习时的政治问题。并向领导检讨说：“我给部队抹了黑，接受组织任何处理。”主任与副主任听了后，二人全感到事态严重，但二个人态度和表情不一样。主任大发雷霆：“胡闹!思想不通，嘴上说说就行了，你还让电台播出去，白纸黑字，证据如山!说你是典型的反革命谁也保不了你!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政治处的副主任一直在一边看我与主任的表情，当时三个人脸上三付表情，我脸上垂头丧气，主任脸上怒火冲天，副主任脸上幸灾乐祸，从他的金丝眼镜里边透出一种坏坏的奸笑。这种奸笑当时看着真他妈的阴，事后回忆起来真他奶奶的美。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副主任。他曾经是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编辑，天津人，在部队中应该是非常有水平的那种领导，他曾经与我说过他也有年青不懂事的时候，文革初期是济南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造反总指挥，经常组织司政后机关万人大会批斗司令员与政委，后来军队不能搞四大，下到我团当副主任。平时讲话逻辑性特别强，侃侃而谈，出口成章，给部队作报告一张香烟纸写个题纲，一边扣脚丫子，一边讲话，台下的全团干部战士听他讲课没有打瞌睡的。看主任骂完了我，他对主任说：“算了，做都做了，这个事交给我吧。”同时转脸对我说：“你长能耐了，挺有水平，能在电台玩文字游戏了，现在傻了吧？你的本事呢？告诉你，政治斗争你那两下子差远了，跟我学着点，看看什么叫政治斗争的艺术。”两个主任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由副主任接待吉林省宣传部的外调人员，我以刘干事名义参加不说名字。 ­

第二天省宣传部来了三个全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一人一副眼镜。那时戴眼镜的人不多，全是有学问的人。来人先说了有关情况，然后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说反击前边加回击，这是否定之否定，是负负得正，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破坏。另外电台是全世界能收到电波，因此这种破坏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我听后心不由中再次紧张起来。副主任听完后说了句：“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挺严重的。先问个问题，你们三人是什么家庭出身？”这一问，三个人楞了一下，吱吱吾吾没有正面回答。副主任说：“没关系，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三个人便说了自己的出身，肯定是资本家与地主，你想那时能在宣传部混的人没文化能行吗，可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是上不起大学的。等他们报完出身，副主任笑了笑说：“我之所以问你们出身，这是有道理的。对这件事不同的阶级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部队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但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忠诚，又如部队开批判会，许多战士一发言就说要把刘＊＊打倒打倒在地，踏上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远永远不得翻身。按你们的负负得正，否定之否定理论，他们80%是反革命了。但毛主席最相信他们，称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让他们三支两军。所以知识分子要刻苦改造世界观，要向工农兵学习。你们出身不好，但革命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多了解工农兵的语言，与工农兵站在一个战线上。”我听到这差一点没笑出来，多少天的心中阴影一下让12级台风吹没了。看着三个外调人员的尴尬表情，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姜还是老的有味呀，副主任还真是一条老狐狸，这复杂的事楞是能摆平。后来为了验证世界观的问题我还带他们参加了一个连队的批判会，事先让不少连队骨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边加上回击词，然后指导员再纠正一下。就这样这三个人在我们部队接收了三天世界观的教育，也不敢再问我的事了，再纠缠下去他们的世界观就出问题了，结果什么也没调查到就走了，也不知道他们回去如何交差。 ­

　　本想这事就告一段了，大难不死的我刚想轻松一下，没想到副主任再次找我谈话，一本正经的严肃说：“组织经过对你的考查，决定让你放下目前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一听吓了一跳，心想这事还没完了。副主任看了看我的哭丧脸，换了一副奸笑的表情说：“好了，你小子别紧张了，上边要求追查反革命谣言，各单位成立追查小组，领导决定让你参加，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忙回答：“我还以为撤了老子职呢，原来是重用我，没意见。”副主任接着说：“这个任务很重，政策性也特别强，现在地方与军队全有揭发信，稍不注意就会毁掉一批人。我们的策略是口号要叫的厉害，大会小会表态要一查到底！但实际工作中要有分寸，地方揭发我们部队干部战士传播谣言的，要找他们谈话，要吓唬他们，不让轻易过关，让他们接收教训，但不上报，不处理，目的是管住他们的嘴；他们要是揭发地方传播的，我们就说转给地方组织了，但光说不转。你明白了吗？”我回答明白。别说，部队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挺会用人，让我去再合适不过了：一是我的政治态度已经明朗化，不会搞极左的一套伤害无辜，二是我有在电台的前科，部队保了我，我不会在工作中失控。这种在政治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必须让可靠的人参加，我也知道这是部队首长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具体工作中特别有意思，有不少干部那时传播了所谓的反革命谣言，让他们写检查，每人写了好几份还过不了关，只是说认识有进步，但还不够深刻，还要再深刻认识检查，翻来复去全是这个套话。有的实在深刻不了了，就偷偷找我问怎么办？我悄悄告诉他们：“不用写了，把以前的几份反复上交就行了。”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但还是不深刻。有的人三份检查来回交了十二次。5月我到6连任第4任副指导员，6连组建后我前边3任副指导员是徐长干，王彭竹，吕佃芳。

　　到6连后我心中一直有个阴影，这是一个定时炸弹，谁知什么时候有人再给老子翻出来。一直到10月7日晚上，我彻底放心了。那时我正休假回北京，我爸爸到总政开会回来特别晚，一回家一脸高兴劲，告诉我四人帮昨天被抓起来了。我一听高兴的跳进来了，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华主席万岁！老子永远没事了！！！”就这样，我探家后10月又回政治处任新闻干事。非常难忘，1976年我在反革命边缘潇洒走了一回。

1976年我曾在此进出

下基层采写新闻稿

部队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