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往事（六）苦中作乐的小煤窑生活

51年老刘

　　从1970年夏季初到煤矿至1973年10月离开煤矿回津上学，三年多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一阶段的生活却久久不能忘怀。

煤矿的宿舍是典型的东北房屋，中间堂屋用做洗澡的浴室，我们22个知青分别住在东西两间屋里。每间屋用松木板搭成的上下铺住6个人，迎面是砖砌成的火炕（但没有人烧）住4个人。危险的工作、远离故乡、新的生活环境，把12个上海人和10个天津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相处非常和睦、融洽。一起探亲时，一定邀上海战友在天津停留几天，请他们品尝“狗不理”和“起士林”，逛逛水上公园。上海朋友也投桃报李，请大家品尝“凤凰牌香烟”（当时非常时尚的带可可香味的香烟），并依约捎来上海服装（当时上海服装非常新颖、别致）。

上海矿友陈邓武和我关系最好，阿武是家中的老儿子，母亲年事已高，但惦记儿子，从上海辗转几千里路来到煤矿探望儿子，不辞辛劳给儿子做饭改善生活，白米（我们这地方很少见到大米）饭上放几根酱红色腊肠，配上罐头“四鲜烤麸”和年糕炒肉片,香气四溢、色味俱佳。我常被邀请到家（临时探亲住所）品尝，在那个物质匮乏、缺肉少油的特殊年代，这顿饭不亚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平时，我们吃食堂，一直到我回津前,我和良仲、钢铁三人一起吃住,每月共同分担饭费，打饭放在一起,吃喝玩住一家无二。随着煤矿的计件工资越来越高，我们也时常下饭馆，或在小卖部买点猪肉罐头（紧俏商品，需托人走后门才能买到）在宿舍喝酒。七台河市由于煤炭资源丰富，随着煤矿的发展壮大，改特区为市。但市容建设没有跟上，街道狭窄、道路坑洼、商店稀少，饭馆就这么几个，让我们都吃遍了。菜品就是老三样，酸菜白肉、汆白肉、蘑菇炒肉、炒黑菜（木耳）、摊黄菜（鸡蛋）等等。饭馆生意兴隆，食客多是“煤黑子”（单身一人的居多），有的刚刚升井顾不上换衣服就奔饭馆而去，几杯烧酒下肚，连说：又赚了一顿。在井下，冒顶、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隐患随时有危险、朝不保夕的职业让这些煤矿工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心如止水不动情。”他们麻木机械的生活方式处处影响着我们，以至于醉生梦死、消极颓废。在珍宝岛事件期间，曾期待着当兵上战场一决生死，死了就马革裹尸还，没死就能荣归故里，可见当时前途无望、铤而走险的心态。

看电影是唯一的艺术享受，上篇文字说的很多，不再赘述。闲时打牌成了我们消遣的主要方式，一是带刺激。一开始是赌烟，逐步过渡到菜票、钱。二是参与人多。大家认为法不治众，领导也觉得只要不出去惹祸就行。主要玩“三打一”，百分的一种，只是一人主打，三人防守，从60分起叫依次直至最高分定约，完成定约为胜，反之为负，一把一结算。还有就是玩“十点半”，A-10算本身点数，K、Q、J均算半点，庄家先发每人一张牌，然后依次询问是否还要牌，最后摊开比点。五子（五张牌未超出“十点半”）分值最高，“十点半”居次，一般牌就比点，超出“十点半”皆为输。在这期间，听乃强说过一种高雅的扑克玩法——桥牌，是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从英国的扑克游戏“惠斯特”发展而来，但没有真正实践过。直到1984年我们在单位开始学习，坚持在单位活动并参加各种比赛直到去年,几乎年年参加天津市各种桥牌竞赛（团体赛、双人赛）， 1999年——2001年曾升至天津市桥牌联赛乙级队(天津市有甲、乙、丙级队各12支队伍，每年都各有2个晋级和降级名额，竞争也非常激烈，如同如今的中超、中甲、中乙的升降级一样）。

排球也是当时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活动，鉴于煤矿场地限制，只能是望球兴叹了。还是在第三师范学校学习时，在曾经是排球运动员出身的体育教师指导下练过一段时间，1987年在区工会利用关系“混入”南开区职工排球队（队内主力队员均为转业的专业排球运动员，我只是板凳队员，上场练练球，比赛暂停时递水递毛巾）， 在天津市职工排球竞赛中获得铜牌，也算圆了排球梦。

学唱京剧是我们的意外收获。煤矿有一位来自新疆因违规放炮造成严重后果而判刑的留用农工姓金，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他有一箱父亲遗物——老唱片（京剧、评剧）和一台留声机，在建矿初期，40人全住在帐篷里，晚上无事可做，与连池、永光等人一起听唱片。裘盛戎、李多奎的《遇后.龙袍》，梅兰芳、姜妙香的《断桥》，谭鑫培的《定军山》，言菊朋的《让徐州》，麒麟童的《徐策跑城》，这些脍炙人口的唱段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青年，由听发展到学，逐段放慢分解以便记录下唱词，再学唱腔调，至今还记得袁世海《李逵下山》和谭富英《空城计》的唱段。永光不仅自己会拉胡琴、会唱京剧，还支持女儿学戏，女儿至今已是北京京剧团小有名气的青衣演员。在八个样板戏之外，还能欣赏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国粹，实属意外惊喜。

爱好摄影是受阿武的影响。他较早地接触了摄影，购置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海鸥120相机，而且就地取“材”，把我们日常生活起居、井下背煤、游山玩水忠实地记录下来。我的老照片都是他的杰作。回津后，我迷上了摄影，1979年开办了学校“三产”——摄影部（照相、洗印、放大、着色），业务所得为全校教师提供了每月人均5元钱（当时工资不过50元左右）的福利。

留用农工中有个叫康金龙的武汉人，是当地的流氓混混,专讲黄色笑话。瞅着矿领导不在眼前，就凑到我们跟前聊起当初的“英雄”往事，什么与人打架斗殴、什么逛妓院的感受等等，后被人举报，矿领导以毒害青年为由，把其关到井下矿洞中进行反省，再后因病（据说是梅毒病侵害了内脏造成多脏器衰竭）不治而亡。还有一个懂点医术的农工姓张，自称会看相，对后来调到煤矿的女青年品头论足，煞有介事地说某人克夫不可妻之、某人性欲旺盛难以驾御，不一而足，极尽诽谤之能事。

按照舅父的叮嘱，我坚持读书写诗。也曾把不成样子的小诗寄到黑龙江文艺刊物，“选材要精、开掘要深”的评语和来稿不退的说明犹如一盆凉水，激励我更加注重学习，逐步懂得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的内涵，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学有所成。后来领导推荐我回津上学，除了机遇之外，与平时坚持读书学习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