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

白杨树

不 忍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喜欢回忆了。
十九年前，我在六神乡收税。虽说那段工作时间不长，但时至今日，我很多记忆还扔在那山那水那路之间。

那时候我和老叶、木清在远离分局的六神乡政府借宿。那时候的天很蓝，风很冷，我就是那个时间学会了开摩托。木清跟我一样的身份，他负责肉食品税收，我个人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收的税，那个户主是个小混混，连我们分局长都不怎么放在眼里，所以根本就不理木清，视他为空气。我的印象中分局长见到木清总是责备他：“你找到他没有啊？你到他家去没有啊？”
我就好多了，我的师傅老叶是把收税的好手，即使在最坚难的日里了，我们的收入任务也总能按时完成。每次老叶回分局办事时，我就拉着木清陪我一起去下乡收税，我自豪地把这个操作命名为“御驾亲征”。当然，老话儿说“皇帝不差饿兵”。为了稳定军心，朕每次出征前都要花上一笔银子，去乡里唯一的供销社里去筹集些木清喜欢的零食当作“军响”，否则他也根本不鸟朕。
那时候乡政府的伙食很清淡的，菜里可能有荤油，但基本上是见不到肉的。所以我和木清就培养了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在六神乡政府来客时为乡食堂为大师傅帮厨。我们不会做菜，但我们会端菜，而且抢着挑肉菜端。奥妙就在于从灶台到餐桌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大走廊，那是大师傅和乡领导唯一的视觉盲区，是一个百试不爽的“作案地点”。一般正常在“施工”的情况下，从下口、咀嚼到抹净嘴上的油五秒之内就能解决，让一盘滚烫的炒肉片少个五分之一没有问题，而且还要保证从外形上看不出端倪来。食堂大师傅很一直喜欢我们哥俩儿，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么“会来事儿”好的孩子，而我们也一直很崇拜食堂的大师傅，因为我们也没吃过比那更好吃的炒肉片了。
后来，乡政府来了个83年的司法干事，他的名字我忘了，但知道他比我们还小两岁，又黑又瘦。同样是临时工，虽然同样是工作在基层，但年纪更最小，吃的更差，住的更简陋，身份更卑微。唯独不同的是穿的却比我们体面些，虽说都地摊上淘换来的时尚，但毕竟人家不用跟我们一样天天下乡，总要干净些。乡政府的生活是单调和清苦的，而且年轻人很少，每天早上我们出门时，他要是碰到了，总是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回家时，他也是一脸的呆笑相迎，嘘寒问暖。
老叶和木清却很看不上这呆小子，觉得他笨，说话木纳且总是不着我们的调儿，他们总是疏远他。唯我却对他很好，我知道自己生性就是个蠢笨人，看到比我更笨，更可怜的人我总能生出万分怜悯。在我不忙的时间，会主动跟他谈谈人生，谈谈理想。我教他我们“学雷峰端菜小组”的基本动做要领，以调理他那比我们更缺油水的肠胃。我甚至有时“御驾亲征”不叫木清却叫上他，因为他从不会向我讨要“军响”。
他其实也是尽他之所有对我投桃报李，尽管他没有任何物质上东西可供我俩分享，唯一能分享也就是他那唯数不多的小秘密。从一直没怎么看上他却长得超及漂亮的女朋友，到他坐牢的父亲，到改嫁的母亲，到他唯一的“大背景”——市里当局长的二表伯，到在大山深处的家里唯一的亲人，年过七旬的奶奶。总之，只要是他知道的，他什么都告诉我。
老叶总是善意的提醒我，别跟这路人傻玩儿，有空多学学业务多好。我知道老叶这是完全为我好，但还是不忍忽略他。
那天他突然得知奶奶病了，一个人坐着发呆。我问他为什么总不回家？他说回家太偏远了，全是山间小路，租个摩托得十五块，比去黄石还贵。我们都是临时工，月工资都在两百元以下，十五块钱是一笔让人咬牙的款子。我当即表态：“早说呀，哥们儿有摩托，说什么也要让你在这个周末回趟家！”
摩托其实不是我的，是老叶的，破的只剩下两个轮子了，早先是老叶花四百元从摩托车修理店“捡”回来的。据说这位老前辈是哪年参加的“革命工作”已经是无法考证了。但显然人家在乡里的知名度要超我和老叶。因为乡里的大人小孩只要一听见它发动机的独特“口音”，就知道是它来了。
周末很快就到了，他换了一身更时尚的西装，头上喷了摩丝，脚上的皮鞋擦了又擦，手里拿着三大包行李一大早儿就兴冲冲的找我来了。我一脸肯定地告诉他：“等老叶把摩托一开回来，咱们就出发！”那天从上午一直等日薄西山，老叶终于风尘仆仆的回了。还没等车熄火，我们俩就扛着大包小小包难民般的迎着摩托冲了上去，老叶在身后口喊：“车子半个小时内必须还我！晚上我还要去分局开会！”
他家真的很远。我载着他下了公路上土路，下了土路上小路，下了小路上泥路，艰难的路况让我无心欣赏夕阳的余晖。他的兴致却越来越高，给我谈他家屋前的树林，屋后的甘蔗；谈疼他的奶奶，玩儿的好的发小。而我不忍坏了他的好兴致却只得敷衍的回应，心里却默默开始担心我回来的路该怎么走？后来我只得不断的问：到了吗？他总是兴奋地回答：“快到了，就在前面不远了！”
我被无数次的相信，前面就是家了。其实我早就猜出可能是被被善意的骗了，但也不计较了。因为我不忍坏了一个回家人的好心情，哪怕路很长，天很黑，风很冷，心很急，因为家就在前面。谁也不能低估一个人对家的爱，哪怕家很远，哪怕家很穷，哪怕自己混的很差，哪怕家里只有一个人在等他，因为那是他的家。
太阳已下山时，终于到了。他家果然比我的预期远的多，也比我想象的更穷。家里的老奶奶听到声音步履蹒跚地从土砖屋里迎了出来：“我伢儿回来了？带着朋友回来了？”他高兴的大声喊：“奶，我回来啦！我带着税务局的朋友回来了！”
其实此时，我就该走了，因屋外的光亮已不多了。要命的是老叶嘱咐了我半小时内必须赶回去，更要命的是我的摩托没有灯，最要命的是在这漆黑陌生的大山里，我还不一定记得来时的路。
老奶奶一把拉住我的袖子：“来了就是客，税务局的细师傅儿，坐哈儿，喝杯茶！”
也许交上“税务局的朋友”就成了他这次回家的骄傲，于是也就成了奶奶的骄傲，甚至是这整个破瓦寒窑的骄傲。对我的“款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就是孙子在外面混的成功的象征。但心急如焚的我此时已喝不出茶的香苦，甚至冷热。我只得说：“老奶奶，我真得走了。我们晚上要开会！”
“你再坐会儿哈，我去给你砍几根甘蔗！”
他真的很傻，完全没有看懂我的焦虑。我其实完全可以丢下他，启动摩托夺院门而去的，但我又不忍，不忍破坏回家的温馨和喜悦，不忍伤害一家人憨憨的热情，不忍辜负了屋后那茁壮成长的甘蔗。
“少砍几根，我急着赶回去，你知道的！”我已经坐立不安。
“啊，晓得！”他一个人拿着一把破砍刀，瞬间消失在屋的甘蔗林里，完全不顾一身时尚的新西服。
天又黑了点，我等不急了，把摩托调头冲着回程的方向，启动了发动机，双手紧紧的握着车把，眼巴巴的望着他钻进甘蔗林的方向，手心都是汗。
等待时间仿佛挨过了一个世纪，他终于扛着十几根甘蔗一路狂奔的跑了出来，冲到我面前扔下刀就把甘蔗往我车后座上捆。奶奶在一旁嘱咐：“跟他捆紧点，莫掉了，这是我家自己种的，嘿甜得地！”我已经彻底没有时间了，不等他再仔细加固，飞快的发动摩托，似离弦之箭，头也不回的就开走了。一骑绝尘的身后还听见他在喊：
“ 哥，慢点儿开啊！小心点儿哈！回去把甘蔗分点老叶，他就不骂你啦！”
我，一路狂飙！
天已经完全黑了，星星已经出来了，月亮在云里忽隐忽现，大山深处特有的黑暗和阴冷在渐渐地吞噬着我，路面基本上快看不清了。我将油门死死地拧到了底，两个破轮子在异常剧烈的颠簸，年迈的车架子在痛苦撞击中呻吟。我在祈祷我的摩托老爷此时千万不要熄火，因为我一定要赶回去，否则今夜我就只能一个人睡在寒冷的山沟里了。
我想我那时不是在跑，我可能在飞，耳边是风声，路边树林里不知名的动物凄厉的叫声，发动机轰鸣声，自己的喘气声和心跳声。
泥路——小路——土路，突然，前面出现隐隐约约一道汽车灯光，划破了眼前的黑暗。谢天谢地，我可算找到来时的公路了，心里的一块巨石头落了地，终于赶回来了！借着汽车灯的余光，我回头看了一眼车后座的甘蔗，唉，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全颠没了，只有一条象皮绳子还心有不甘的还系在后座上，拖出三四米长。悲壮而又无奈地控诉着我一这路的仓皇。
老叶早就在乡政府大门口骂的直跳脚：“你疯了吗？那个芍你还跟他玩个什么？这么黑回来，车又没有灯，你不要命了！出了事儿我怎么跟局里交待？怎么跟你爸交待？”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眼巴巴的望着空荡荡摩托后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甘蔗都没了，甜不甜不得而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还是没有想起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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