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公白在一起的二三事

因之

（在韩家洼子青年点里的公白山） 公白是一个诙谐、风趣的人，更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家伙。算起来，我们从进入实验中学至今认识已有五十多年了。

（回母校的老知青赵矾、姜荫之、公白山）

1968年9月19日凌晨，我们告别了沈阳，登上火车，到了昌图，又转乘汽车，到达昌北的东嘎公社。从这里同学们分赴不同的大队、小队，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高一四班的我和刘伟群、赵矾、胡德然及初三四班的张海英、李春娥、李民、谭华、张玉颖被分配到位于韩家洼子的秦家十队，而公白则与邵富生、王琪瑛等被分到位于张家窝棚的秦家一队。70年以后，随着许多同学抽调去了内蒙军马场，西丰钢厂，铁法煤矿，分散在各小队青年点的同学越来越少。为便于管理，全大队剩下的同学就都归并到我们秦家十队的韩家洼子青年点里，这里就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青年点之一。公白就是在那时走进了韩家洼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俩开始朝夕相处并结下了深厚友谊，直至今天。

　　（在青年点里的我和公白） 记得那年的冬季，大雪纷飞，昌北大地银装素裹，到处都是白皑皑的一片。一个晴天里，公白突发奇想，邀我骑马出游。我俩各骑一匹马，离开韩家洼子，走进银装世界。公白穿着一件褴褛不堪的棉大衣，后背的布面几乎全飞了，露出团团棉絮，再戴上一顶狗皮帽子，就象一个没收没管的叫花子。我的穿戴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棉大衣没破烂到露出棉絮。我们沿着斜坡奔向大榆水库（昌图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区，由缓坡构成的大小山包到处都是）。穿过冰封雪掩的水库后，直奔东双大队。我俩骑在马上呼吸着极新鲜的空气，畅快地大声叫喊，随意地唱歌吆喝，那可真是心胸开阔，宠辱皆忘，得意忘形。生产队的马早被训练得服人管，一点也不野，好骑得很。我们从东双穿街而过，引来许多农村孩子旁观。他们又好奇又害怕，对我们指指点点。公白故意骑马冲向一群孩子，吓得那些孩子一哄而散，我骂他混账，他怪笑着说吓唬吓唬他们呗。我们骑马驰骋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子，回到韩家洼子后才发觉屁股疼，原来不常骑马的人，最容易铲屁股。刘伟群乐坏了，直喊：活该！活该！

　　（刘伟群、公白山、姜荫之、赵济国、李铁生） 过冬的烧柴短缺一直是个大问题，烧柴都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玉米秸是主要的柴禾，还有苞米茬子、高粱茬子。高粱杆都用作开春时围园田地杖子，根本舍不得烧。为了保证女生冬天必须睡火坑的需要，男生当然必须做出牺牲，所以，我们男生屋里的墙上就都镶上了一层亮晶晶的白霜，我们管这里叫“白宫”。晚上睡觉时，我们都戴着狗皮帽子，脱下棉裤（穿棉裤睡觉更冷），穿着秋裤一下子钻进棉被里，嘴里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好长时间，谁也不动一动，直到感到周身被褥被自己烘得有点热气了，这才长出一口气。公白就开始晚间播报，给我们讲那些似乎讲不完的笑话和故事。同样的笑话和故事，别人讲起来很一般，可经他一讲，就很吸引人，使人发笑开心。所以，他在“白宫”里每天晚睡时的播报，就伴随我们度过一个个难熬的冬夜。

　　（李民在大榆水库留影） 李民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她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热心收集村民手里的民间偏方，收集各种中草药，，并用于为农民治病。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无疑很受社员们的欢迎。大队为她专设了一个医疗点，这儿也就成了我和公白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去那里当然不是去讨药看病，而是在一起聊天侃大山。她的文化素质很高，生活情趣更浓。她喜欢写詩作文章，而我则喜欢音乐，初通乐理，于是，由她作词我作曲，写出来两首歌。一首名叫《知识青年之歌》，一首名叫《革命后代有志气》。在《知识青年之歌》中她写到：“大地回春，东风浩荡，蔚蓝的天空雄鹰自由飞翔。茁壮的小树已成林，林带通向遥远的地方”。歌词中的林带就是通过我们秦家大队，通过韩家洼子的林带。这条三北林带从内蒙古草原起始，向东穿过辽宁，再到吉林，黑龙江，绵延几千公里，是我国有名的一条林带。每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就和社员们一起躲进林带里避暑。带着劳动后的全身热汗，猫到浓密的林荫深处乘凉，阵阵清风吹过，真是惬意得很。当然，这两首歌并没有传唱开，因为那时，仍旧留在那里的同学已经很少了。我把这两首歌记在日记里留存至今。

　　（李民在大榆水库畅游） 我和公白喜欢翻阅李民的影集，她去过许多地方，用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我们一张张欣赏，一张张评论，由于各自品味不同，争论往往还很激烈。但一致认为几张照片拍得好，如她在北京火车站拍的那张，她身后背景的车站大钟正指十点，于是这张照片就被命名为：“国庆十点钟”；她在北京紫竹院公园里拍的照片，由于身后背景是一条曲曲弯弯穿行在花丛中的小路，所以被命名为：“曲径通幽”；一张拍自江南水乡民居的照片因背景有桥梁，有河水，还有朴素的民房，所以被命名为：“小桥流水人家”。她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她在医疗点前的小园子里偷偷种了几棵罂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烟花。我俩惊诧不已，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能够生产出鸦片的罂粟。园里的几棵罂粟开出的花确实艳丽诱人，红、兰、白不同的花朵很迷人。我们当然知道她种这几棵花，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亲手实践，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绝不是故意违法乱纪。这和极少数农民偷种罂粟谋利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后来花谢了以后，用刀片割开圆鼔状的果实，流出了浓浓的白浆，她告诉我们这就是生产鸦片的原料，经熬制后就变成了黑色的鸦片膏，也就是大烟。它可以用来医治一些急痛症，效果很好，不过，绝不能多用，更不能常用。

　　（韩家洼子青年点前的程稚颖、张海英、李民、许晓虹） 在铲、耥结束挂锄时，大部分同学都回沈阳探亲去了。我们留守的几个人每晚都聚在一起，谈古论今，海阔天空的侃大山。各自讲述文革大串联时的新奇经历，回忆寄宿学校时的有趣往事。公白则发挥特长，讲笑话，打荤嗑，连很少讲笑话的李民也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她说：“从前有一个地主，他有两个老婆。两个老婆相互争宠，各不相让，常常让老地主头疼。有一天晚上，老地主躺在炕上，两边躺着两个老婆。老地主脸朝上，正对着的房堡（房盖）上正好有一个小漏洞，而这天夜里正好下了一夜雨，从小漏洞里滴下的雨滴正好滴到老地主的眼睛里。老地主往左边躲，右边的老婆掐他。老地主往右边躲，左边的老婆掐他。没办法，只好任凭雨滴滴，把两只眼睛都滴瞎了。”正听得入神的公白见她没声了，忙问：“完了?”“完了。”“不对呀，这怎么能完呢?”，之后就是我们几个一起大笑不止。直到今天，我和公白一想起这个故事就又要哈哈大笑。记得夜深之后，我们打开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从短波波段搜寻国外广播，我们最爱听的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的娱乐广播。每晚德里广播电台的华语娱乐节目广播都能让我们在开怀欢笑后入眠。有一个用华语又说又唱的节目，十分吸引人。记得有一个男演员说唱的故事大意是：“星期天的早晨真晴朗，走到大街上心里真欢畅。我又蹦又跳又唱又笑追上一个人，一看原来认错啦！哎呀呀，认错啦！穿过大街过小巷，欢天喜地把歌唱。一不留神踩上了西瓜皮，摔了我一个大马趴！哎呀呀，大马趴！…”想想看，在当年文革实行全面文化禁锢，一切只许革命化的大环境下，能听到这样轻松自由和浪漫的小调，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

　　（身后就是韩家洼子下面的大榆水库） 在我和公白一起回沈阳休假时，我时常去他家玩。我们一起下围棋，我的围棋水平不高，总是输，好在我们下围棋并不在意输赢，要的只是过程中的乐趣。晚饭时，我俩喝一点通化葡萄酒，那时的通化葡萄酒可是用真材实料酿造出来的有名的红酒，用现在的话说，是地地道道的“绿色”好酒。可惜我俩酒量太差，他只喝两小盅就满面红光直喊迷糊了，我也强不到哪儿去，两人只能喝半瓶葡萄酒。酒足饭饱后，就到他家的小庭院里喝茶乘凉聊天。一人一张小板凳，放上一张小桌子，沏上一壶茶，点上一支烟，开始“赛过小神仙”的神聊。有时我们到中山广场，坐在当时的省真空研究所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数着天上的一颗颗星星，唠着唠不完的凡人俗事，幻想什么时候能被抽调回城，直到深夜。

　　（太原街头的新闻电影院门前） 回忆这些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虽然时光已经过去几十年，当年的知青已是鬓发花白，开始步入老年时态，可是每当我们相聚聊起过去，每当我想起知青岁月的点点滴滴往事，总是遏止不住内心的激动。那么多的人和事，那么多的苦和乐，将伴随我走完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