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生——贺子珍

福全

贺子珍 （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同志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

　　贺子珍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女性。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那一段阶段，是红军时期我军少数女将之一。

　　贺子珍是一朵绚丽的“井冈之花”。她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成长，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枪林弹雨中成熟，历经了红色军队从 初始到壮大的全过程。她的身上凝聚了红军女战士的种种美德，她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顽强不屈的历程分不开，她的无私精神和品质是井冈山红色战士的光辉写照。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情感故事，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曲折。她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她的品质，她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金子般的品格和母性的光辉，震撼人心。

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的爱情故事

贺子珍身怀有孕，为什么一个人非要去苏联呢？这还要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说起。

一、长征途中、身负重伤

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从贵阳附近南进后，突然折向西行，直奔云南而去。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除了在地面上派重兵围追堵截外，还出动了空军，对红军的行踪进行搜索、侦察、轰炸。

在贵州盘县猪场，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吃过午饭正在休息，敌机来了，司号员吹起军号，通知部队立即分散隐蔽。

贺子珍刚刚生完孩子不久，身体比较虚弱，但她一点儿也不在乎。看到敌机来了，立刻冲上前去，在敌机炸弹的硝烟中，背起一个担架上的重伤员就去隐蔽。结果，一发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贺子珍奋不顾身地向伤员身上扑去，伤员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的师政委钟赤兵。贺子珍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

医生闻讯赶来，给贺子珍打了止血针。一检查，发现贺子珍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处中弹，其中一块弹片从她的后背一直划到右臂，形成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口子。紧急手术时没有麻药，贺子珍咬着牙，没有呻吟一声。

部队就要出发，贺子珍这么重的伤，怎么办？连里决定把贺子珍留下养伤。

贺子珍知道自己伤势很重，为了不拖累他人，她决定留下来。

恰在此时，毛泽民和钱希钧夫妇来了，贺子珍不让他们告诉毛泽东，怕分他的心。但是钱希钧不同意，她说：“我们马上电告大哥！”

毛泽东知道后马上回了电话：“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她立即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还把自己的担架派过来抬贺子珍。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看她，使得贺子珍异常感动。毛泽东鼓励贺子珍坚强起来，你一定能好的。

回到前方后，毛泽东又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便条：

“老丁同志：

我派你明天去抬子珍同志，昨天下午敌机轰炸，她受了重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

即日”

解放后，贺子珍回顾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在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

就这样，贺子珍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一路颠簸，顺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

二、夫妻之间，争吵升级。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先是在瓦窑堡，后又搬到保安，最后在延安。这期间，生活相对稳定些，毛泽东与贺子珍朝夕相处，夫妻之间的矛盾、摩擦开始增多。是呀，夫妻就是锅沿和勺子的关系，天天在一起，不吵架才是不正常。

毛泽东和贺子珍性格都比较倔强。1930年夏天，毛泽东和贺子珍第一次吵架，谁也不让谁。双方心里都后悔了，但是碍于面子，谁也不好意思给对方道歉。后来还是毛泽东撑不住，笑着对贺子珍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贺子珍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就想去上抗大。在她生完娇娇之后不久，就和朱德夫人康克清一起去上抗大，她们俩这一行为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力支持。

由于在长征途中受伤时深层的弹片没有取出，受伤处时常疼痛难忍，这使得贺子珍跟不上抗大同班学员的节奏。周末回到家中，还要照顾孩子，还要完成学业，这让贺子珍应接不暇，压力倍增，脾气也越来越大。

有一天，贺子珍给毛泽东炒了一碗辣椒。毛泽东爱吃辣的，中午回来特开心，看着丈夫开心，贺子珍更开心。实际上贺子珍也特爱吃辣子，当时物资匮乏，贺子珍舍不得吃，给毛泽东留着。

毛泽东吃了好几顿，仍舍不得吃光，还剩下大半碗的时候，辣子变味了，贺子珍就给倒掉了。结果毛泽东就气坏了，他正在洗脸，一把把脸盆里面的水全泼在地上，两人你来我往，大吵一顿。

这样的争吵越来越多，贺子珍就厌烦了，加上弹片总在作祟，贺子珍决定把这些烦人的弹片取出来。她问了延安的医生，医生们都不敢为她做这个手术，她决定去上海做这个手术。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更让她痛苦不堪。

贺子珍
在井冈山

三、离家出走，远赴苏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听贺子珍倾诉呀，这让贺子珍十分痛苦。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上旬，南京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贺子珍去上海治病的愿望落空。

天冷了，贺子珍体内的弹片时时“发威”，她心情郁闷，心绪不宁。

贺子珍给毛泽东说过几次去治病的事，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了几次，贺子珍坚决不听。

1937年底，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保姆，给毛泽东留下一封信，奔赴西安。

毛泽东知道后，给贺子珍设了三道“关卡”，劝她回来，都没有管用。

第一道“关卡”：贺子珍到了西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劝贺子珍回延安，贺拒绝。在这里，她遇到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刘英染上肺病，要和蔡树藩、钟赤兵一起去苏联。贺子珍决定和他们一起去苏联。

毛泽东知道后，不同意。又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迪化（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有关同志拍了电报，希望这三处的同志们能够好言相劝，让贺子珍放弃这次去苏联的想法。

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去劝贺子珍，被拒绝。

第二道“关卡”：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一位道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还是毛泽东的老师，他亲自去做贺子珍的工作，没有做通。谢觉哉又搬来了陈正人、彭儒夫妇，二人在井冈山就和贺子珍熟，也没有做通。

第三道“关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又去做贺子珍的工作，仍然没有做通。

贺子珍去意己决，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刻，已经注定了她以后必是坎坷艰难。

贺子珍在苏联经受了失子之痛、丈夫再娶和苏联的卫国战争，精神备受打击，后来还被势利眼的苏联人关进了疯人院。

一直到1946年，王稼祥、朱仲丽夫妇来到苏联，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经过多方交涉，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里救出来。

1947年初秋，贺子珍、娇娇、毛岸青等一行人坐上莫斯科至哈尔滨的火车，踏上了回国之程。

四、庐山相见，一言难尽。

1959年7月，毛泽东上庐山。在庐山，毛泽东决定见一见贺子珍。经过工作人员的周密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他们分别20多年后终于见面了。

贺子珍突然见到毛主席，眼泪像打开的闸门，汹涌澎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啊哭。两人聊了大约一个小时。

毛主席和贺子珍在延安

贺子珍和哥哥妹妹合影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当时9岁的李敏在照片上为刚出医院的短发妈妈加上“头发”。

贺子珍和李敏

毛主席写给贺子珍的信

在苏联时期的贺子珍

贺子珍与她的儿女们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有10个儿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6个子女因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或长征途中先后不幸夭折或失落民间。而这6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5个孩子均为贺子珍所生。

　　长女毛金花，出生后寄养在老乡家中夭折

　　1929年秋，毛泽东指挥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的时候，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儿，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就叫她毛金花吧！”

　　孩子生下后不久，毛泽东就托人为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寄养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到老乡家里，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革命性极强的女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操心。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外孙女孔东梅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到还能回来，毛泽东没有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是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户老百姓的家里，这样也好让贺子珍生产后多休息几天。

　　但是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那位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的。”

　　送走孩子后，贺子珍的心里很难过，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与孩子见面是不难的。想不到，这竟会是同女儿的永诀。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来到龙岩，贺子珍在县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钱，一面惦记着自己的女儿。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记忆，找到那位大嫂，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安慰她说：“大嫂，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多少时间沉浸在失女之痛中，当时的艰苦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几乎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

毛岸红，身份扑朔迷离死在“文革”中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她把小毛岸红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小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也下落不明了。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孩子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均不相符。

　　后来，贺怡又专程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途中不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她很快向领导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她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着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不禁又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南京突然病故。

　　早产的男婴未能存活，长征中降生的女婴下落不明

　　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不到一年，又早产了一个男孩。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修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她的肚子突然疼起来，她预感就要分娩了。修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几个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连里的医生和护士也留了下来，准备为她接生。

　　后续部队也陆续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殿后的队伍留下话：敌人从后面追赶过来了，你们必须在下午4点之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这间“产房”是一座破旧的房子，里面空无一物，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慢慢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后，贺子珍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剧照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惟一活下来的女儿李敏留在毛泽东身边，自己要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这时，不由得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给孩子留下点什么东西，并哀伤地说过：“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长的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无法知道她的死活。”

　　陕北保安喜降李敏，异国他乡痛失廖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不很好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了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就生下了女儿李敏。

　　李敏后来频繁往返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给贺子珍晚年冷清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慰藉。这是贺子珍一生不幸中的大幸。

　　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时，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决定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廖瓦。廖瓦十分逗人喜爱。这给贺子珍孤寂的心注下了甘露。

　　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贺子珍坐月子。满月以后，贺子珍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则进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不幸的是，孩子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开始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但她怕影响学习，仍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因此耽误了他的治疗……

　　可怜天下父母心！贺子珍几乎流干了泪水，伤透了心。在一个凄凉寒冷的深夜，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荒凉而僻静的角落，亲手替儿子掘了个坑，把已经熄灭的小生命葬在了泥土里。

　　王美兰去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

　　王美兰去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当毛泽东从回国的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遭遇后，他这个性格刚强、轻易不吐露感情的伟人，也禁不住地叹息了一番。毛泽东斟酌再三，毅然决定忍痛割爱，把留在身边的心爱的女儿李敏，送到万里之遥的苏联去，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李敏来到贺子珍身边后，她感到自己已经干涸的心田，又陡然出现了一条小溪。贺子珍从女儿的笑靥、歌声里，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这令她心满意足。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残酷的战火，犹如一双力大无比的黑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刚刚沉浸在母女团聚欢乐中的贺子珍，又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贺子珍带着年幼的李敏在德军占领莫斯科前，已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伊万诺夫城，但这里的物资十分匮乏，尤以食物为甚。饥寒交迫的苦难对贺子珍来说，已经够沉重了，然而，更沉重的苦难又接踵而来。5岁的李敏，抵不住风寒，患了肺炎。贺子珍不能再让病魔夺走爱女的生命，她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在上班之余还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做农活，以便多挣点钱，换回李敏急需的药品以及牛奶和面包。

　　也许，贺子珍的母爱和忘我的行动感动了上帝，李敏竟然奇迹般地渐渐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大概也是调养得当，她干瘦的小脸慢慢现出了些许红晕，那双活泼动人的眼睛，又显露出一派生命的活力。

　　为了李敏的身体进一步好转，贺子珍死也不肯让她在保育院过夜，而坚持白天送，晚上接。凶悍的保育院女院长被激怒了，便诬蔑贺子珍神经失常，蛮横地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1946年，在王稼祥安排下，贺子珍母女回到祖国。1984年4月19日，75岁的贺子珍走完她革命人生的最后征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

　　1938年春，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在医院里，医生诊断后遗憾地告诉她，弹片已经长进肉里了，取不出来，只能伴她终生。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6月就分娩了，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为柳瓦。但不幸的是小柳瓦在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了流感病死。

　　贺子珍不想回国

　　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同志在苏联的时间是有限的，一般是一年半载左右，这是党对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的要求，因为国内的斗争不允许他们在苏联呆太长的时间。

　　由于时间短促，这些同志考虑到如果花很多时间学习俄语，就上不了多少课了。因此，党派出去学习的干部，一般的都不学习俄语，由翻译把老师讲的课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了解课程的内容。对于苏联的报纸，中国的学员更看不懂了，学校为了让大家了解时事新闻，每周几次由翻译读报，把重要的新闻念给大家听。

　　这一天，贺子珍不知为何想起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日子，她特别想知道延安的情况，于是，她来到了读报室，不一会，读报员来了，像往日一样，读报员读，学员们听。然而，突然一条消息把贺子珍和所有学员都震呆了：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这条消息把贺子珍震惊了！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啊，润芝，你真的结婚了吗？贺子珍坐在寝室里，怔怔地抱着小柳瓦的衣服，不想说话。这打击的沉重与她失去小儿子的沉重交织着，她的精神变得恍恍惚惚，迷糊时脑袋一片晦暗，清醒时，她像祥林嫂般地，责备自己太大意，忘记了凶猛的西伯利亚寒流会伤人，责备自己不懂事，不知道孩子太小，冬天要格外保暖，责备自己太固执，忽略了事情的轻重缓急。

　　有的同志劝她：“报上所公布的消息或许是误传，并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对于贺子珍来说却是残酷的，不久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还有一箱书。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一开头称她贺子珍同志，而不是过去惯用的称呼子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这封信实质上是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

　　在毛泽东已婚的消息得到确凿证实后，彻夜难眠的她，早上再也起不了床了，后来，连上午第一堂课也不上了。同时，她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

　　1940年底，按照预定的计划，到苏联去学习和治病的同志，在完成了学习和治疗的任务后，都一批一批地回国了。贺子珍不想回国，她一想到回国后要面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关系，心里就十分的伤感和痛心，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也不愿意去面对。结果，许多同志回去了，贺子珍留在了苏联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中文。

　　对求爱者一律拒绝

　　昔日在一起的战友几乎都回国了，在异域的贺子珍显得更加寂寞了。为了排遣寂寞，贺子珍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工作。

　　为了使自己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决心改换一下形象，一天，她来到理发店，把自己直直的秀发烫成了当时在苏联很流行的卷发。贺子珍本来就长得端庄娟秀，她这么一收拾，更显得风姿绰约，加上她在苏联这几年的文化熏陶，言谈举止间透出魅力女人的风姿，与以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30岁的贺子珍焕发出的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美，尤其是她那满含忧伤的眸子，楚楚动人，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她是一位有故事的女人，使她显得别具风韵，清丽妩媚。

　　此时，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在东方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许多人都知道贺子珍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些男同志对这位有一种忧伤美的女人充满了爱慕之情，他们常常找借口向贺子珍示爱，甚至，有的人还当面向她表示爱意。可是，求爱者都被贺子珍婉转地拒绝了。

　　因为贺子珍心里仍然只有一个毛泽东。虽然他现在已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她依然牵挂着他，仍如一位分别在外的妻子一般挂牵、惦记着他，因为对毛泽东的这份挚爱，她的情感世界里容纳不下第二个人。

　　为了排遣寂寞和痛苦，原来最反对跳舞的她现在也开始学习跳舞。并且，偶尔也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她那轻盈的舞步，优美的舞姿，更吸引来中外留学生的好感。所以，每次舞会结束后，总有异性向她大献殷勤。

　　贺子珍烫了头发，又学习跳舞。在苏联留下来的同志中除她以外，无一人烫发，在人们的眼中，卷发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与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结果，贺子珍的表现又引来一些闲言碎语。

　　女儿到来使她得到莫大安慰

　　贺子珍在苏联的做法传到了延安，作为相处了十年的毛泽东自然了解贺子珍，知道她的痛苦和寂寞，于是决定让女儿娇娇前去苏联，陪伴母亲。贺子珍走时，娇娇还是一个婴儿，现在她已是4岁的小姑娘了。

　　这一天，贺子珍正像往日一样在工作，突然东方部一位老同志找到她，对她说：“子珍，你的女儿娇娇到莫斯科找你来了。”

　　贺子珍看她说得很认真，就半信半疑地跑到共产国际办公楼东方部，谁知，贺子珍一进门，就见到一个4岁左右穿得挺神气的小姑娘，正静静地坐在小凳上，她脸上带着甜甜的笑。贺子珍一见，就认出了女儿，飞奔过来，“娇娇，娇娇！”她边喊边搂住娇娇不放，仿佛在沙漠里跋涉、干渴如烧的旅人忽然捧上一掬甘泉，生怕松开手便会不翼而飞似的，娇娇怯怯地让母亲在额头、脸颊不住地亲着，抚着……贺子珍顾不上与其他人细说，抱起女儿就回家。

　　离开延安时，娇娇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阔别三年，孩子已能和母亲对话了。

　　回到家，贺子珍仔细端详着女儿，突然，她一脸笑意，柔声问：“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这问题太简单了，娇娇想。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贺子珍又问，她期待着。

　　“妈妈叫贺子珍。”娇娇准确说出了母亲的名字，这是父亲毛泽东告诉她的。

　　“那你给妈妈带来了什么礼物呀？”贺子珍高兴地逗趣说。“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贺子珍陶醉地亲了女儿一下，天真可爱的女儿让她爱之不及，感到由衷的高兴！

　　后来，贺子珍向周围的同志讲述这个经过时，总是满面笑容，带着夸耀的口气，她为女儿的聪明伶俐而感到万分的高兴。

左一贺子珍

贺子珍和康克清

毛岸红，男，汉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五个孩子，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

朱道来

建国以来，毛岸红一直未有确认。但其中，最可能的便是朱道来。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寄养在老表家里，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找，终于找到一个，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江西省政府立刻把男孩的照片和材料送给中组部，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不久，江西省政府决定让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毛毛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

刘少奇和总理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已经认可，周恩来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霍小青

谁知此时 ，在南京的朱月倩却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霍小青（也有说朱月倩1950年便找到并带到南京）。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颇为棘手，因他涉及到一个孩子两个母亲，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甚至当年朱月倩的顶头上司邓小平同志亲笔回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

没有定论的定论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为了不伤害两颗羸弱的母亲之心，中组部决定朱道来既不返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贺子珍的上海，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朱道来与养母朱月倩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于1953年的9 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 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死亡时间

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也有"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一说。

在红军东征的途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生下一女，因在征战途中，孩子被送给当地农民抚养。

孩子被送出后，她的死活便成了一个谜。为了确认这个“红色公主”的死活，从中央到福建地方，有关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努力。

寻找“红色公主”的经历颇具传奇性，其最终的结果也多少让人感慨不已。

孩子生在东征途中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托人调查女儿下落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月花是昔日金花吗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抚养人缘何出尔反尔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翁清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说：一怕解放不久，天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就是怕“变天”，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知道这事定生命难保；二怕照实说孩子没死，政府来要人，却又交不出人来，还背上个不仁不义扔弃主席女儿的罪名，所以他就干脆说是“死了”，这样就无处可问了。这次政府来调查，他还对我们说：“过去我说已死了，现在却说真情，怕就怕说我们欺骗政府，也同样交不出人来，干脆说‘死了’省事。”

苏仁鸿还说：“还有一点，他就是想捞上一些好处。”他举例说：1964年，翁清河在酒席上确认杨月花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后，背地里到杨月花家找她要钱，说我已把这事向政府讲清楚了，你有工作，有钱，今后又要去北京，日子好过，给点钱我喝酒。当时，杨月花已有6个小孩，还有个养母邱兰仔，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靠远在上海的小姑帮助，哪来的钱给他。翁清河拿不到钱，心里就愤愤：“我要推翻结论，以后专案组来，我就说毛金花死了！”

第二天，翁清河改口说女孩子死掉了。魏金水很生气，要苏仁鸿出面做工作，而翁清河却对女婿说：“杨月花忘恩负义，我有什么好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仁鸿当时还劝他：“人家都认了，你还不成人之美？”翁这般回答：“我不承认她，谁也没办法。”由于翁清河的不合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毛主席和女儿李敏李衲

李敏李讷

毛主席和李敏李讷毛远新

毛主席和李敏

贺敏学认下外甥女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远在北京的邓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见来京串联的龙岩造反派头头时，明确说：“杨月花的出生年月对头，且血型与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诉杨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妈妈贺子珍。”邓子恢此时已靠边站，这位造反派头头回到龙岩传达后，很快就被错划为“坏分子”押送审查。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万家灯火时分，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忍不住老泪纵横，语声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双方交往频繁。

母女最终没有相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

图为1937年春，毛泽东与贺子珍，拍摄于延安

贺子珍和李敏

图为后排贺敏学、主席警卫员、李敏、李立英。前排贺子珍、贺小平。

▼图为剧照《长征》

婚姻生活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延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贺子珍和妹妹贺怡

贺怡是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的妻子

48年，39岁的贺子珍和亲妹妹的合影，这姐俩，一个比一个漂亮。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拍摄地点应该是东北哈尔滨。照片左起，贺子珍，贺怡。

贺子珍是毛主席的前夫人。在革命最为黑暗的十年，他们一起经历生与死的考验，火与血的洗礼。

贺怡是贺子珍的亲妹妹。她只比姐姐小两岁。她的丈夫是毛泽覃，而毛泽覃是毛主席的三弟。也就是说，贺怡既是毛主席的妻妹，又是毛主席的弟媳。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有几组兄弟姐妹一起闹革命，非常有名。永新贺氏三兄妹，就是其中的一组。贺氏三兄妹，分别是，贺敏学，贺子珍，贺怡。

照片中的这姐妹俩，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贺大姐身材高挑，模样俊俏，气质满满，真不愧是当年的“永新一枝花”。

贺怡不算那种标准的美女，她的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脸庞却显大。但是，她身材娇小，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别有一种韵味。

注意看两姐妹的表情和嘴角，透出一种倔强，透出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显出一种独立自主的面貌。

贺子珍和贺怡，究竟对革命做出过多大的贡献，自有他人评说。但是她们姐妹俩，确实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的牺牲。

在长征途中，贺大姐为掩护战友钟士兵，身中17块弹片，满身是血，差点就牺牲了。

1940年，贺怡被反动派抓捕，受尽酷刑，却不肯透露我党半点秘密。她曾在狱中吞金自杀，以死拒敌。

一个女人漂亮不漂亮，不能只看她的外表，还要看她的内心，更要看她的所作所为。

贺大姐和贺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她们的长相并不是特别出众。然而，她们的内心正义阳光，她们的行为可歌可泣。所以我认为，她们姐妹俩，是两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1939年秋天，贺子珍在共产国际党校七部合影。前排左起：蹇先任、王美兰、孙维世、马明方；后排左起：方志纯、林利、贺子珍、贺诚。

剧照

李敏和母亲贺子珍以及儿子孔继宁合影

毛主席和李敏孔令华

李敏一家

李敏在新疆

李敏和孔东梅

剧照

网络配图

贺子珍，李敏，孔东梅

1979年, 主席女儿李敏将贺子珍接到北京, 完成母亲藏心中30年的愿望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与伟人有关，他就是伟人的女儿李敏。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主席与贺子珍一共生下了6个儿女。但因为战争残酷，再加上先天的医疗环境比较差，而且伟人一直在为战事准备着，不分昼夜地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于是只好托乡亲们照顾，李敏就是其中活着幸运的那一位。

出生

时间退回到1936年，在陕北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出生了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女孩。但因为连年抗战，普通的生活物资都已经非常匮乏了，更别说可以用来补充营养的东西。当时邓颖超前来探望他们，见到孩子欣喜地不得了，于是张口说道：“真是个娇娇！”而当时伟人一直守在门外，等待着平安的消息。等里面传出了消息之后，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见到孩子非常开心，听到邓的话之后，决然地取名字叫“娇娇”。

贺子珍也是从长征时期一路走来的老战士，在当时艰苦的爬雪山的过程中，身上落下了病根，并且当时为了救伤员，将伤兵扑倒在自己怀里，受到强烈的震荡昏了过去。虽然事后情况好转，但还是有了病症。在生完孩子之后，情况不见好转，最后前往苏联治病疗养，一直就没有再回来。

1940年，当时只有四周围大的娇娇被送到了苏联，在那里与几年未见的母亲终于重逢，虽然当时她还很小，对于记忆里发生的事情并不知道，但当时她却清楚地记得身边还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随着苏联与德国战事频频发生，在苏联的日子也是愈发不好过，糟糕的情况下，贺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李敏和女儿孔东梅

李敏

李敏

贺子珍纪念馆

李敏携子女到韶山

李敏全家福

李敏和女儿孔东梅

孔东梅

毛新宇夫妇和孔东梅夫妇

1979: 贺子珍秘访主席纪念堂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毛主席纪念堂。据统计：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153万人。然而那年9月8日迎来的，必将是最特殊的一位——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期间，外公在提议身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纷纷签字。1976年外公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留外公遗体。这一决定自有后人评说，但确实给了我外婆再次见到外公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很快就有25000多名老同志实现了再见一次毛主席的心愿。外婆则在上海足足等待了一年多。她刚刚乘专机到达北京，就要求前往纪念堂。妈妈、爸爸和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外婆同意再等几天。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中外重要人物，其中1979年9月只有一条记录：“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妈妈都是征求过外婆意见的。心的形状可以代表外婆、妈妈、爸爸对外公的一片心和几十年来的思念。“革命”和“战友”，则是对外婆与外公一生的概括。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坐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外婆纪念堂之行照片作者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

20世纪50、60年代，吕相友在很多重大国事场合为我外公拍照。外公逝世后，他又和我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应我父亲之托，全程跟随，尽心尽力地拍摄了外婆当天在京的全部活动。惟一的遗憾就是吕伯伯本想采访我外婆，谈谈在纪念堂活动的感受和心情，但因外婆中风后讲话困难而未能实现。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妈妈看。泪水模糊眼帘的妈妈不解其意，她起初以为外公是在问女婿孔令华(“令”谐音“零”，代表圆圈)的情况，但不敢确认。但她知道，外公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外公是个与月有缘的诗人，他的诗词中，有直接提到月字的，如“一弯新月向西流”、“望横塘半天残月”；有直接描写中秋的，如“佳节随令至”；有间接描写月亮的，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但每首均与女性，特别是妻子有关……

贺子珍离开毛主席纪念堂的瞬间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大家把外婆送到休息室，那里悬挂着按外公手迹复制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婆是最有资格评论此诗的人之一。

这，不单因为她为长征痛别了父亲、母亲和爱子，她还是中央红军走过万里长征的女战士之一，是领导红军长征胜利者毛泽东的夫人，也不单因为她在长征中生下并送走了自己的女儿，在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

因为，这首《七律·长征》，是外公在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渭南向全军朗诵的。而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是外婆26岁生日。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外公献给妻子的礼物，是千万人用血泪凝成的笑。望着丈夫龙飞凤舞的字迹，外婆默然无语。这滴泪，已经在她的心中打转。她耳边仿佛响起了“十送红军”的乐曲，“几时里各人马，该支个再回山？”拿山、五斗江、望月亭……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和爸爸才缓缓推起轮椅。外婆被女儿、女婿推着，出了休息室，离纪念堂越来越远。此时，记者为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外婆意识道：要离开天安门，离开外公了。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致敬伟人毛主席

贺子珍携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在毛主席纪念堂献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