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大院五世图谱-

赵立平

数年前有了手机微信，与时俱进，德高望重的大姑创建了《赵家大院》微信群。让我们这些远居各地的赵家子孙有了回家的感觉。 在群里，大家每天见面，交流信息，体现了浓浓的血脉亲情。

在大姑赵兰生的鼓励和全体亲人的支持下，赵丽云用早年会计工作的技能，为《赵家大院》绘制了五世图谱。经过朋友的帮助，图谱呈现出色彩分明，清晰明了的现有样板。

以上照片是2018年中秋节赵家四代人在蓟州农家院欢聚时合影留念。（不全，差了很多人）

图谱里的照片是2019年初夏赵家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在蓟州农家院聚会游合影（遗憾的是，缺少了大姐夫杨敏岐，和赵立雁，辛萍夫妇和赵丽英，赵丽娟姐妹俩，赵欣的爱人方宇敏）

图谱里珍贵的老照片是60年前赵立雄，赵立平到奶奶家，和表妹王丽，表弟王靖，大姑赵兰生，姑父王宝晋，老伯赵龙生同爷爷赵玉海，奶奶王宝松在佟楼照相馆的合影留念。

赵家二代五兄妹中年时期的照片

左起赵龙生，赵兰生，赵铁生，赵铜生，赵湘生。

这是在民国时期,赵家最鼎盛时在天津重庆道育文坊一号的《赵宅》，是一所三层联栋别墅独门小院。2020年7月拍摄

以下照片是健在的第二代人，八十多岁的《赵家大院》长老赵兰生和孙光增姑嫂2019年在蓟州农家院聚会时合影。恭祝二老健康长寿！

这是60年代末的珍贵老照片，姐姐65年就支内去邢台参加了工作，哥哥68年十月就去内蒙古插队落户了，这是插队前全家的一次合影留念，七口之家的画面中缺少了姐姐。

后排为赵立杰，赵立平，赵立雄，赵丽云，坐在前面的是父亲赵铁生，母亲王鸿霞。

这是赵家第三代七兄弟（缺少老三赵立雁）和大姑的合影留念。

左起赵欣，赵立杰，赵立雄，赵兰生，赵立平，赵伟，赵磊。

　　赵兰生和儿子王静，媳妇付若鸾，女儿王丽，姑爷杨书林合影。

赵兰生和儿子王靖，儿媳付若鸾一家人

王丽和杨书林夫妇

王丽的儿子杨淳，儿媳王耘，孙子杨金澍一家人。

王靖的儿子王岳彪，儿媳孙旦丹，孙子王孙迪一家人。

这是四爷赵湘生一家八口人在15年前的一次聚歺照片（孙女赵睿婷拍照，没在画面中）

左起依次是：赵欣，方宇敏，赵明达，赵湘生，李慧音，崔秀芬，赵伟。

赵湘生和他的爱孙赵明达，孙女赵睿婷。

赵丽珠，赵立雄，赵立平，赵丽云，赵立杰兄弟姐妹五人合影。

赵丽珠，楊敏岐，杨东亮，王亚丽，杨羽峰祖孙三代一家人

杨东翔，王延华，杨雨峥，孙煜煜四口之家

赵立雄，刘学珍，赵颖，张旭，张曦月祖孙三代一家人

张旭，赵颖，张曦月三口之家

赵立平，李凤林夫妇合影

赵立平，李凤林，赵毅，张筱晨，赵梓含五口之家

赵毅，张莜晨，赵梓含三口之家

赵丽云和刘畅，雷雷，刘奕兰一家人（缺少2019年生的刘昱麟）

刘畅，雷雷，刘奕兰（此时已怀上小儿子刘昱麟）四口之家

赵立杰，王宝霞，赵婷，王伟，王鹏宇祖孙三代一家人

赵婷，王伟，王鹏宇三口之家

上排赵丽云，赵立雄，赵立平，赵立杰。下排刘奕兰，张曦月，赵梓含，王鹏宇祖孙合影

这是赵铁生的三辈，四辈人欢聚在一起（人不全)

左起雷雷，刘畅，刘奕兰，王伟，王鹏宇，赵婷，赵毅，赵颖，张旭。

赵伟，崔秀芬夫妇合影

赵伟，崔秀芬，赵睿婷一家三口2005年冬季在哈尔滨

赵睿婷，赵明达姐弟俩

赵磊，尹玮，赵金怡三口之家

2019年初夏，古稀之年的赵家长子长孙赵立雄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三弟赵立雁，弟媳辛萍。会餐后留下自拍照。

希望以后能见到他们的家庭照片，更希望赵丽英和赵丽娟姐妹俩携全家成员早日“回家”

有了《赵家五世图谱》，将赵家子孙串连起来。希望亲人们能增強联系，更望赵家四辈，五辈子孙将血脉亲情传承下去，开花结果。

以下是四伯赵湘生晩年写的回忆录，记录了赵家先人的艰辛历程。把它发在家谱里也算是完成了四伯的遗愿。

难忘的蹉跎岁月（剖折童年的记忆）

我已年近古稀，按说回忆五六十年以前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可是闭上眼睛很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虽然有些事情早已忘记了，但有些生活片断至今记忆犹新。好像是一张张的“老照片”，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一小时候娘告诉我（娘是对母亲的称谓）：你出生在天津西头双庙街的妇产科医院，那天正是你爸爸的生日。后来我推算这是甲戌年十二月十三日。当然我对那时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有一段趣闻至今难忘。娘喜欢和老太太们一起论家常，讲到我出生时的情况，总要把我拉过来指着我的左耳朵讲一段神奇的故事：足月了他就不出来，有一天我梦见阎王爷生气了，硬是拉着他的耳朵把他送到人间。为了证明不是胡说八道他指着我的耳朵说，你们看这只耳朵有些朝前，于是老太太们都过来摆弄我的耳朵以辨明是非。这个场面我至今难忘。我最早的记忆是住在小白楼敬园里的几个小画面（我不记得有这个胡同，敬园里只不过是临街的一户住宅）。有一天爸爸上班走了娘刚起床，我坐在床上哭。我们的管家“刘大”来了，娘说还不把他抱走玩去。于是我骑在“刘大”的脖子上，抱着他的脑袋出门了（从时间上推算这大约是我四岁左右的记忆）。我至今还记得“刘大”脑袋左上部有一块像核头仁样的圆形伤疤。“刘大”虽说是管家实际上是雇来的男仆人，他在我们家做了很长时间，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天津有一条内河，叫墙子河，横穿于市区。市内的污水通过这条河向海河排放。现在这条河已经改建成管道后填平了，原来跨河的很多桥也都被拆掉。在我的印象中敬园里的右面是三义庄墙子河的水泥桥，桥的附近有店铺和摊贩。左面是海河。中间有一条没有铺设沥青的宽宽的马路，平时向海河方向望去，可以看见木船的桅杆，轮船的烟筒在游动。我们的住处离三义庄桥很近。这是一座连地下室在内的二层小楼。进了铁栅了门有一个小院，院子里面靠墙处有一个通向地下室（我们叫他地阴子）的小木门。在房子的把角处有一宽宽的台阶，登上大约七八级台阶就到了楼上。那时我们和老伯住在一起，（老伯是父亲的堂弟）。楼上还住着一位老太太，我们叫他四奶奶。可能是老伯的母亲。我记得房间里摆设的都是老式的家具，洗脸用的是铜盆，盆架前还放着一块漆得黑红色錚亮的长方形木板，四奶奶洗脸时把它放在胸前。楼上的中部有一个门，从这里下楼梯可到地下室，我们吃饭就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三哥喜欢念经玩，有时手拿饭碗和一根筷子，一边敲一边学和尚念经。娘见了很不高兴要他别念了，他不听还是一边敲碗一边念叨。娘生气了，走过来要打他，他拿起碗筷就跑，娘在后面追，他就围着圆桌转，还是一边敲一边念，我感到有意思也跟在后面跑。娘发火了追到三哥面前就是一巴掌。这下好了他站在一边害拍地哭了。这段小故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可惜三哥已经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想来真是人生苦短。民国二十八年初夏的一天，听说要发大水了。大人们都出去看个究竟。我也跑出了大门外，看到天是蓝蓝地面是干干的，不知道那里发大水了。忽然看到路边排水道前围着一些人，我也跑过去，看到排水道再往外冒水。从海河边上过来的人说：河水满满的快流出来了。大人们都跑回家了。我看到水在马路牙子边上越积越多。回到家看见大人们从地下室往楼上搬东西，没过多久马路被河水覆盖了，院子里也有水了，而且正在向地下室流去。

发大水以后我没地方可玩，只能站在二楼的台阶上看大水。往日的车马人流不见了，水面上漂浮着柴草，菜叶子，还见到圆圆的西瓜在水中滚动。甚至还有小孩子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过去沿街叫卖的小贩现在撑着小船，贩卖蔬柴和生活用品。后来听家里人说：我曾经掉进水里。还说我会憋气在水面上飘着，万幸的是没有飘进地下室。我对此没有印象。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上面我讲的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我四，五岁时的经历，我父亲此时应该在外国银行里供职，生活稳定属于当今小康偏上的水平。我不知道当今的幼儿是不是也能记住，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往事。二这场大水持续了多长时间，大水退去后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已经迁入了新居。这就是当时的法租界三十七号路，如今的重庆道路育文坊一号。（那时天津被多个列强国瓜分，它们各占一方美其名为租界，）。这是一处竣工不久的住宅小区，是面向大街的一排三层楼房。大概在三号和四号楼之间，有一条宽宽的通道。在通道左面的高墙处挂着一块写着育文坊的牌子。记得那时楼房的对面还是一片荒地。我们住的是育文坊一号，楼内大致的结构和居住情况是这样的：面向马路是一个对开的铁门，铁门的左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木牌，上面写着“赵宅”两个字。走进大门里面有一个很窄的小院，踏上两级台阶有一个对开的镶着玻璃的弹簧门。进入楼内有一通道直达后院。一楼右面有两个大房间，一间住着我的爷爷另一间是客厅。左面是楼梯，登上楼梯在拐弯处有一个独立的小房间，住着我的姑姑（爸爸的堂妹赵玉荣那时他在医学院读书）。再上楼梯进入二楼，这里也有两个大房间一间是父母的寝室，另一间住着哥哥们。三楼是接近屋脊的一个房间，屋顶呈斜坡形，这里有一个大木床住着张妈（保姆）和我们姐弟几个人。后面小院有一个单扇的木门，平时我们都从这里出入。靠近门的一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叫它门房，“刘大”就住在这个小房间。这里还有给暖气供热的锅炉房和厨房。出了后门有一块宽阔的铺着砖的场地，那里有一排属于各家的汽车库房。大概在我七岁左右，爸爸送我到附近的私立慈惠小学读一年级。教我的女老师姓孟，那时家里老相册上曾有他的一张全身照片，她身穿童子军服，蓄着短发，圆圆的脸上露着微笑。我上的第一课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那时我很贪玩有时还逃学。有一次中午吃过饭以后，我躲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睡不着就滚到地毯上打滚，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大进来了，叫醒我说：都放学了快起来吧。我爸爸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有时晚上看戏他带上我们，记得有一次去新中央，就在劝业场附近，车上坐的人多还让我带上小扳凳。还记得去过中国大戏院。可我看不懂京剧，去了也是睡觉。在二楼过道的小桌上，有一部黑色的电话。我还记的电话号码是35176。电话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不过有时我和姐姐打电话到文利食品店，吿诉我们的地址让他送两个冰淇凌。因为食品店就在劝业场附近，所以很快就送到了。那时我爸爸办公司很赚钱，外面应酬也多，有时回家的途中就吐在车上，我见过司机搀扶他上楼，和刷洗车内污物的情形。我知道他在劝业场对面的交通旅馆长期租有房间，在那里和他的副经理袁伯甫一起，打牌，吃饭搞交际活动。我姥姥后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但和蔼可亲。她去世以后棺材就放在汽车库里。整整放了七期四十九天。我记得娘经常去车库，在棺材前烧香烧纸，然'

后大哭一场。我们的邻居是外国人，在窗户前可以看见他们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园，还有一栋欧式的小楼房。可是院子里冷冷清清地看不见主人。那时我不知道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只看见日本兵进入了租界。他们扛着步枪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巡逻。过去每逢节日大门口外要挂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旗子），现在经常通知要挂旗，而且要在旗子上面加上一条黄色的飘带，上面写着第*次强化治安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爸爸的公司破产了，家境急转直下。爷爷去世了。家里靠变卖家具和典当过日子。我只能休学在家。有一次娘包了几件衣服要去当铺。我拦住她要零花钱，她不给硬是往门外走。我哭着喊着追到门外。她生气地坐上一辆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就走了。我还是跑着追，最后娘无奈地扔下一张毛票我才罢休。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地不懂事。我现在讲的无非是挖掘一些童年的记忆，虽然读起来有些天真可笑，但绝非胡说八道。三爸爸的破产结束了赵公馆的风华，（我推算这个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初夏）那时我们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衣物，狼狈地离开了这个家。当然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寄存在何处我不得而知。我们的第一个落脚处在西沽的一个大杂院，这是临时租用的小房间。房间的一面是土炕，炕上铺着草席。炕的对面有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小桌旁靠近房门的边上有一个水缸。这些家具都是借用房东的。生火做饭就在门的外面。这个大杂院住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中间有拉洋车的，做小买卖的和卖苦力的。生活在这么大反差的环境中，我没有失落感，反而觉得一切都很新奇。挑水的来了，把河水到进水缸。浑浊的水呈淡黄色，要用白矾搅拌，待泥土沉淀后才能食用。大门外是一条窄窄的土路，街道的两边开设有店铺。那时正值初夏，雨后的路面有厚厚的泥浆，走路很不方便。有一天我站在门口玩，忽然看到一个穿着褴褛的中年人飞跑过来，他脚下的泥浆四溅，而后面还有人拼命地追赶。因此路的两边不时地溅起泥点。我从来没见到过这种场面，害怕地跑回家里。我们家最低的生活水平是吃窝头喝棒子面粥。而这里的人们吃的是黑红色的菜窝头还有叫不上来的食物。看到拉洋车的，让我想起不止一次地看到拉车人摔倒在车把前的情形。他们面色焦黄口吐白沫。有的坐车人说他是装的，想詐骗钱财，下车后就溜走了。也有好心人下车后，把他扶到树荫下给他找水喝，然后付钱走人。那时我还不懂得介意这里的生活环境，但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我们的第二个落脚点是如今赤峰道的华安旅馆，现在这个旅馆已经不存在了。在这里租了一个大房间，娘有病整天躺在床上，爸爸和哥哥姐姐都不在。有时我给弟弟妹妹做饭吃。没事就抱着弟弟到街上玩，有一次不小心弟弟的一只鞋掉进下水道里。捞不上来只好抱他回来。娘见了很不高兴。不久娘和爸爸搬到大姨家。我和二哥住在旅馆的地下室大姨家住在教堂前的联兴里，这是一户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房，爸爸他们就住在小门房里。大姨是娘的表姐，她和她的母亲住楼下，楼上是表哥。表哥在一家公司任职。他们一家过着俭朴轻松安定的生活。我很羡慕。那时大哥在一个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熟称“大写”，就是从提壶倒水擦桌子扫地，到写写画画甚么都干。二哥也学着去兜售商品，赚了钱自己花。三哥到一家制作豆蔻牌化妆品的小作坊去当学徒。我整天无事可做，有时跟着几个小孩顺着旅馆的楼梯爬到楼

然后再往下跑，互相追赶着玩。有时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当时正是夏天看到卖刨冰的，卖香瓜的，总要站在那里看了又看，可惜我一分钱也没有。晚上也要出去溜跶，站在一个小摊前看乘凉人抓彩，听掌柜的大声吆喝“买牌子买牌子一毛钱哄孩子”待牌子卖够了就开彩。得了彩的人拿着小玩艺抱孩子回家了。没抓到彩的不甘心就再买牌子等着开彩。我没有钱只能站在那里看热闹。等人们都散了我也站累了就回地下室睡觉。爸爸的专长是跑合（经纪人），在商界有很多朋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一次在家里看到一位日本客人，对爸爸说他要回国了送点东西留作纪念。说着他拿出了一把短刀，爸爸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刀很锋利我们曾用它切过西瓜，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爸爸的好友袁伯甫，我们叫他袁二爷。有一次娘交给我一个手提包让我送到袁二爷家里。他们家就在黄家花园附近，门外依旧挂着袁宅的小木牌，二层小楼风光依旧。他原来是我爸爸经营通益公司的副经理。后来公司倒闭了，我们家一贫如洗，他们家看来没有伤筋动骨。当时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一九四五年8.15日本投降以后，爸爸用他积累的钱在芷江路兑到了一处房子。从而结束了我们家一年多居无定所的生活。这是一栋二层楼房，我们住的楼上有六七间住房，楼下也有四五家住户。楼的前面是一个宽大的院子。我们在这里又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里的住房布局和房间的设施虽然比不上育文坊一号，但在客厅书房和各个卧室都购置了新的家具。想想流浪的无定居的生活就很满足了。生活安定下来以后，爸爸送我到私立美育小学插班读三年级。家里吃穿不愁了。一九四六年的春节到了，从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到正月十五，都是按照老习惯安步就班地过下来。年前在客厅里放了一张八仙桌子，把老祖宗的灵牌按辈份的大小分别排列，灵牌为长方形优质木制，结构为两层，前面一层较薄写着姓名和生辰卒年，后面一层记载得比较详细好像是简历，两层夹在一起插在一块木托上。灵牌前面摆放了香炉和蜡钎，还有供品等等。我们都穿上新衣裳，大家都忙忙碌碌地准备着。那时刚刚时兴电蜡烛，它的外形象蜡烛，顶部安装火炬型的红灯泡，我很好奇想打开看看，可不知为什么砰的一声保险丝烧断了。在喜庆的日子里娘没责怪我，只说没事去玩吧。三十晚上爸爸穿上长袍马褂带领全家祭拜祖先，大家跪在地毯上行三叩首大礼。吃完了丰盛的团圆饭，就等待着午夜烧大纸接财神了，时刻一到鞭炮齐鸣烟花升天好不热闹，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年。我早就等着这一时刻了，于是连忙跪在爸爸和娘的面磕头拜年要压岁钱。那时过年时兴熬夜，家里人有的打牌有的逛街，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放小炮。在我们家里还有一位“长者”，那就是娃娃大爷。这是一个彩塑的坐姿的泥人。据说爸爸结婚以后家里人期望早生贵子，在娘娘庙里“偷来”一个小泥娃娃。这在当时是一种习俗。爸爸出生以后他就是娃娃大哥。每年都要到专门的店里“洗一次”，就是从外形上要长大一岁，随着年龄的增大它的服饰和面貌也要随着改变。这时候“大爷”已经有一尺多高了，身穿袍子马褂头戴黑色瓜皮帽，脚穿圆口黑布鞋，留着小胡子笑嘻嘻的坐在那里。过年了在他面前还摆放着干鲜果品。我记得在我们家里除了灵牌，娃娃大爷。还有一本厚厚的家谱。家谱用的是毛边纸，页面约四开纸大小，里面用小楷写成，字迹清楚规矩。那时我看不懂，可能是从老祖宗开始，翻到十几页才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后面还有很多空白纸页，可能是留给后代儿孙续写的。整本家谱约有一寸厚。我看到时已经对折放在一个包袱皮里，不仔细看像是一本流水帐。赵家败落后祖宗的灵牌已经失去尊严，零乱地用一块布，包裹在一起。文化革命开始后，居民造反派来家里“除四旧”，看到娃娃大爷非说他肚子里面有封建的东西，结果把他摔碎仔细查看，里面除了杂草就是泥土，于是他们扭头就走。灵牌和家谱被造反派抄走还是烧掉不得而知。如果留到现在也可能成为文物。

那时生活比较富裕，我发现爸爸和娘有时在抽大烟。娘说抽大烟能治病，当时广播电台经常宣传禁烟，播放禁烟歌曲，并且查得很严。娘抽烟时我们就站在床前唱禁烟歌，“鸦片坑人又费钱，犯瘾实难看，举步两腿酸，打啊气泪涟涟，抽烟为那般”。娘生气了坐起来说不抽了。后来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没有钱买烟土，熬不过去了就在药店里买一种叫米翘的药材（就是樱粟果实的外壳）煮汤喝。硬逼着他们忌了烟。有一天娘告诉我晚上要来客人，你们要穿得干净点，见了客人要有规矩。娘准备了一桌菜等待客人的光临。客人来了原来是大哥的女朋友，他中等身材穿着朴素，言谈举止流露出大家闺秀的样子。那时我不懂得这些，觉得这个女人文邹邹的，有些装模做样。吃饭中间大人们闲谈，娘问了他们家的情况，还问他父亲的名字。这位客人姓赵，父亲名叫赵炳炎。本来他可以直接回答，可那时的规矩是晚辈不能直接叫父辈的名讳。所以他回答是：上炳下炎。娘没有听懂反而自言自语地说“饼下面有盐”。娘不喜欢这位姑娘，他只是说结亲不能找同姓人。后来这位女士再没登门。不久大哥结识的第二位女友来了，他叫王宏霞在一家公司当打字员。娘没有再设宴盛情款待，可是这位女士经常登门造访，有时就在家里住宿。他曾告诉大哥省点钱别出去玩了，在家里说说话也是一样。所以有时晚上能看到他俩站在窗前，花前月下地说个不停。这就是我后来的大嫂。美国兵进天津了。大概是那年的五六月份，他们从渤海大楼哪个方向列队向美国兵营走去（现在的市一中）。我曾见过这支队伍，他们排着三列纵队全副武装，洋洋得意地走在大街上。美国大兵来到天津以后，黄家花园一带增加许多小摊贩，卖的大都是美国的军用品有香烟罐头，还有一种盒装的供士兵食用的快餐，还有军装军毯等等。有一种大的圆筒罐头没有商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很便宜。买回家打开一看有的是煮黄豆，有的是满满的一筒黄油。我们都买来食用过。救济总署配发的加拿大面粉我们也吃过。美国兵来了以后，天津出现了一种“繁荣”。热闹的市区酒吧林立。吉普女郎，饭店的妓女在召待新的客人，喝醉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场面我都见过。正直的中国人横眉冷对。奴颜媚骨的，跟在外国人的后面摇头摆尾的，乘机大发不义之财。在以后的日子里，爸爸的积蓄所剩无几。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又走向低谷。二哥当青年军去了。我还记得他报名时的情形，报名要填写履历表，那是半张十六开纸大小长方形硬纸片，上面印有姓名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住址等等。要用毛笔填写。家里的毛笔没有尖了，他用剪子铰了铰然后一笔一划写得很规矩。生怕不被录取。后来他穿着崭新的军装回来了，还带着少尉军衔。说是委任他为少尉见习官。就这样高兴地走了。时隔不久就寄来了阵亡通知书。娘知道以后哭得死去活来。说他是“光着屁股来，又光着屁股走”，没让我再看上一眼……。我们都很难过。听大人们说当初就不该让他去，军衔是假的，街上就有卖的等等。后悔已经晚了。我读了不到半年书就休学了。在家里我的任务是把收破烂的叫到家里，卖了钱去买米买面。我记得先是卖大件的家具，再卖衣服和其他用具。有时收破烂的一人买不起，他就再叫一个合伙收购。我没事的时候就到大街上去玩，最远可到南市去逛“三不管”。估计快到吃饭的时候就一路小跑，回到家里看到又揭不开锅了，就悄悄地跑到大姨家噌饭吃。大姨是一位很和善的老人，看到我去了也不问我什么，就给我盛饭吃，再三关照吃饱了再回家。她知道我们的家境，但无能为力，只是尽可能地给些关怀。一九四六年秋天到了，家庭生活依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楼房兑出，搬到日租界蒙古路的一个小房间居住。这时我已经十一周岁了，我受到的教育充其量不过是小学两年半。童年的生活就这么快地流逝了。回忆童年可以说我有过快乐，但那时还不懂得忧虑和悲伤，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寂寞和孤独。

搬到蒙古路居住以后，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这里讲的有些文不对题了，只能说是对童年记忆的延续。这个延续可能要写到“解放后的春天”。不过遗憾的是记忆的东西远不如回忆童年那样活灵活现了。蒙古路的住房是一所独立的日本式的小建筑。从门外看他像是一间小“门脸”，如今叫门市房，对开的小门上面好像是挂着两块小门板。左面墙上有一个小窗户。推开门进去是一条不足一米宽三米长小通道。右面靠墙处有一个长方形的，大约有一米宽半米高，水泥抹面的砖池子。紧靠砖池子的是一间一米见方的小厕所。厕所对面登上两级台阶，推开门就是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房间，房间里铺着地板。估计日本人住的时侯要在地板上铺榻榻米。而我们一家就在地板上“打地摊”。晚上睡觉时打开行李头对头地分睡在两边，这样可以有八个人睡的地方，白天收起行李支上“八仙桌子”就可以吃饭了。我们的左面邻居是一家杂货铺，如今叫副食店。当时他卖的东西无非是烟、酒、糖、油、盐、酱、醋、茶之类的杂货。天津人喜欢吃鱼，熬鱼时娘就要我拿上碗去买一毛钱的熬鱼佐料。其中有酱油、醋、酱豆腐汤、有一点料酒和几个大料瓣，可以说既方便又实惠。当时的蒙古路面不寛来往车辆不多，有一次我看到拉脚的手推车从这里经过，突然被几个壮汉拦住争吵。意思是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能在这里揽活，经过路人说和手推车只好退回原路绕道走。想来这就是“脚行”的霸气。当然现代人是再也看不到这种场面了。那时家里生活极度困难，娘经常让我去买煤球生火做饭，买的数量不多一般是十斤煤球五斤劈柴，用完了再买。反正我无事可做，除了跑到“三不管”看热闹，就闲呆在家里。当时买来的煤球就倒在那个长方形的池子里，煤球买的次数多了就剩下很多煤面子，闲来无事我就团煤球晾干了再烧。哥哥姐姐们看到我经常和煤球打交道。就起了个外号叫我“煤仙”。爸爸愁生活、想出路，心烦了就到庙里找老和尚下棋。心情好些就找张旧报纸教我写毛笔字，写的内容无非是唐诗，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去年今日此门中”等等。从此我既练字又背唐诗，如今我熟悉的几首唐诗就是那时背会的。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字，听到外面有人叫骂。出门一看原来是我们使用的厕所，由于管道破裂粪便从墙外的小洞口外溢，马路牙子下面已经流淌了两米多远。过往的行人都捂着鼻子。杂货铺掌柜又喊又叫。真是倒霉的事又让我们遇上了。爸爸拿来一个小簸簱让我去收拾，哥哥姐姐不在家，弟弟妹妹年岁小只有我去了。我下手将粪便用小簸簱收起，往路边下水沟里倒，往返了不知多少次才将粪便倒净，然后又用清水将路面清洗干净，总算将此事平息。我的手上、衣服、鞋都沾上了粪便，臭气难闻。娘帮我清洗干净后又给换上干净的衣服。作为对我的奖励，爸带我去庙里看老和尚下棋。算来那年我十二岁了。我们这个家经过又一个回合的折腾，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生活的出路在哪里呢?我大哥说: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在沈阳市为他找一份工作。于是父母决定拿出二哥的抚恤金让他结婚。然后去沈阳谋生。希望他能给家庭带来一线希望。大哥走了，二哥去了，托人将三哥介绍到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姐姐寄养在大姨家。（母亲的表姐），这样吃饭少了三张嘴。生活还是相当困难。四七年春夏之交，大哥在沈阳东北金属冶炼公司找到了工作，单位分配了住房，要我们去。父亲也联系到沈阳的朋友。这时在天津已失去了生活的出路，父母决定兑出住房作路费，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北上沈阳。当时的安排是：十六岁的三哥住在店铺学生意，十四岁的姐姐寄养在大姨家。答应等站住脚再接他们。就这样我们带着简单行李

闯关东”去了。初夏。坐在火车上很热。爸习惯坐车了，上车后又脱衣服又脱鞋。我第一次乘车也学着他的样子要脱衣服，娘使眼色制止了。因为在我的腰上缠着一条放着钱的布袋子，这是兑出蒙古路房子剩余的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卷，是今后的生活费用。初到沈阳，我们住在火车站不远的东北金属冶炼公司的一处宿舍里，剩余的金圆卷，是今后的生活费用。坐了一夜车第二天上午到沈阳。大哥接我们到家时我迫不及待地，解下钱袋子扔在床上，娘见了很快就收了起来。那时大哥的大女儿赵丽珠已经出生了。我们的一家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房子是日本式的结构，壁厨很大分上下两层，我就睡上面一层上。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个新环境里娘不让我出去，只允许我在院子里玩，可是好奇心促使我还是溜到大街上看光景。开始不敢远走，后来胆子大了就转到了北市场。这里跟天津的“三不管”差不多，有卖日用杂货的、卖食品的、卖野药的；有撂摊练武的，还有压宝赌钱的，很是热闹。过了不久大哥送我到附近的一所中心小学读书了。这所学校中午不能回家，娘找了一个丽珠吃完奶粉的空罐头盒给我带饭。学校学生大都是接收大员的子女，他们吃喝穿戴都像个少爷小姐。有一次学校组织联欢活动，让学生自编自演小节目，男生戴上墨镜装特务，女生打扮成小姐太太，讲一口流利流气的广东话和上海话。故事情节无非是欺诈平民百姓。我插班上四年级感到吃力，但老师教唱的歌曲我还能听出些名堂，比如“怒吼吧黄河”有一句是“抗日英雄真不少”，不知为何他教唱成“抗敌英雄真不少”。这首歌我在话匣子里听过。当时我不知为什么？解放后我想过这位女老师不是三青团就是国民党。在这个学校里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老师带我们去“北陵”参观游玩。秋天到了，我们搬到了铁西区东北金属冶炼公司的宿舍。到这里以后我又无学可上了。由于远离闹市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除了在院子里玩以外就是给娘当“小跑”。有一次娘让我去买醋，我看到瓶子里装的是白色的，就问掌柜的“我买的是醋怎么给我装酒”，人家说这就是醋。回家后我问大哥，他说东北的醋就是白色的。以后爸让我去买酒我总要闻一闻是不是酸的。冬天到了，宿舍里住了不少国民党的兵，他们在院子里吃饭，并且到处便溺，人们都敢怒不敢言。好在没几天就开走了。快过年了，爸爸带我去市场买年货，我们经过的路面都被一层层的雪覆盖成冰路，马拉着爬犁在路上轻松地跑着。市场上很热闹，爸爸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块冻猪肉，有意思的是摊贩称呼爸爸为“大娘”。原来他戴的黑色无帽沿遮耳帽子，因为天太冷脸冻得红红的，爸没有计较，付钱后领着我就走了。回家时坐的是一辆四轮没有篷子的马车，在当时这是沈阳市区满街跑的交通工具。类似当今城市跑的“的士”。说到马车让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我从来没听爸说过脏话，生气时最难听的话是“混帐王八蛋”。可是有一次他坐马车回家，付钱时他说了一句“要不要，不要拉鸡巴倒”。可能是拉车人嫌钱少，他又喝多了，骂了一句当地人最流行的口头禅。沈阳解放前夕，大约是四八年的春天，我们享受了一次接收大员“南逃”的待遇。不过乘坐飞机到北京又坐火车到天津的这段经历，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了。回到天津的新家，跟三哥和姐姐团聚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姐姐说我口音变了，讲的是一口东北话。她围着娘说长论短，讲他这一年总站在大门口愣神，盼着娘早点接她回家。正毅里一号虽说是独门独院，但院子很小，是偏南、偏北的两个小房间。我们一家住在偏南的一间稍大的房子里，因为只有早晚能见到太阳，所以屋里很潮。我回家以后无事可作，就东游西串熟悉环境。我们家的南面是铁路的操车场，编组的车辆在往返地操作，并且有客车货车快速通过。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孩子灵巧地扒上快速行驶的煤车上，将煤装在袋子里扔在路旁，然后轻快地跳车躲在路旁，等列车通过后揹

起煤袋子就跑。现在想来好像是“铁道游击队”在行动。他们都是附近居住的穷孩子，为生活所迫冒险扒车。但是更危险的是，有时押车的警察要开枪。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躺在铁路边上，身底下流淌着鲜血。家人为他准备了一个小棺材，白发的老太太在人们的搀扶下，看着她的小孙子入殓，并且不时地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个没爹妈的苦孩子，求你们把他放得舒坦点。娘知道此事以后，经常嘱咐我千万不要到铁路边上玩。入秋后的一天，爸爸从沈阳走旱路回来了。那是一天的晚上，开门后看到一位老年人，他身穿旧棉衣头戴一顶白色羊皮无沿帽，手提着一个小包，显得很憔瘁，一时间认不出他是谁，娘出来了说：你爸爸回来了还不接过东西带他到屋里去。他没带回什么东西，只是从身上揭下一小块膏药，从里面取出一张薄薄的纸，说这是从外国银行开的汇票。因为写的是外国字，怕路上被检查招来麻烦。他让大哥三哥明天赶快去提款，他们取回多少钱我不知道，只见他们提回半面袋国民党的金圆卷。那时生活入不敷出十分困难。而生活环境又让我们十分尴尬。从夏到秋我们一家被蚊子咬得睡不好觉，晚上只能用艾火熏。床板上的臭虫夜间也在活动，被叮咬后用手一抓，皮肤就被感染了。当时我们对此都习以为常，到药铺买几贴朱砂膏撕成小块贴上就行了，有时溃烂了就买拔毒膏，管不管用就看自己的免疫力了，反正至今我们的腿上都留有许多疤痕。更可怕的是由于屋内潮湿，有一天半夜一只小蝎子爬上了我的大腿，可能是我觉察到腿上有东西而挪动了一下，忽然一股巨痛让我喊叫起来。爸爸打开灯看到小蝎子爬到地上逃跑了。他为了安慰我给了一个小苹果。关灯后，我攥着小苹果强忍着巨痛朦朦胧胧地睡到天明。俗话说穷长虱子富长疥。那时全家人人都长虱子，特别是爸爸从东北回家以后，每天晚上都脱下衣服戴上老花镜在灯下捉拿虱子。为了生存三哥卖过香烟，姐姐摆摊卖过馒头。入冬前爸爸还卖过大白菜。总之我们过的是十足的城市贫民生活。解放军在围困天津，国民党军队也在部署抵抗。我们门前的同升當住进了国民党九十四军的一个连。同升當是一个高围墙的建筑，有三层楼高。他们在楼顶安放了机枪，摆出了一付要固守城池的样子。白天我经常看他们在当铺门前吃饭，十几个人围在一起饭菜摆饭放在眼前等候口令，听到“立正”口令后，当兵的都直挺挺的站在那里，接着又一声“开饭”那些人就蹲下来狼吞虎咽。我曾在一条“傅作义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大字标语旁，看到过一张由警备司令陈长捷签名的布告，大意是为扫清射击视线，要将宜兴阜到天穆村一带的民房限期拆掉（可能这就是导致火烧天穆村的先兆）。要打仗了人们都很紧张。为了避免战火，我们一家临时投奔到在市区居住的大姑妈家，就是郭培栋、郭培桐家。时间不长，大概是一月十四日夜间，听到阵阵的枪声。清晨就听到有人喊：都出来吧！天津解放了。我在大街上看到散落的弹药，有散落的子弹，有揭开的手榴弹等等。还听人说耀华中学那边还在打。我顺着大街走到绿牌电车道（就是开往劝业场方向的电车），走到维斯礼堂和广东中学附近走动的人就多了，我看到有人在贴大字标语大意是“城市不搞清算斗争”，还张贴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了。不久大哥三哥姐姐都找到一份工作。爸爸也找到了他的经营伙伴，继续从事经济人的活动。生活开始了好转。我依旧无事可做到处游玩。解放以后的孩子们，时兴收集战后遗弃的子弹，把它改装成一种可以将弹头升天的玩具。后来大人们发现有人收购子弹，就把埋葬国民党军人尸体的大坑挖开，想从尸体上寻找子弹卖钱，结果让官方制止了。大嫂要生孩子了，就在他们屋里请来接生婆，生下的男孩就是赵立雄。当日下午娘

让“傻子”（三哥的乳名）在院子的中央起开地面上的砖挖了一个坑，娘让我们都回到屋里去，他自己端了一个盆子往坑里倒，隔着玻璃窗我偷看到那是一盆血水，娘自己用脚往坑里踢了点土，然后叫三哥出来埋平。当时我不知道娘为什么做得那么神秘，可又不敢问。不久大哥托人安排我到铁路扶轮第四小学插班读五年级。娘嘱咐我：收收心别贪玩了，好好念书去吧！由于我经常休学基础很差，那时还时兴老师拿戒尺打学生手板，比如：作业完成不好的、经常回答不上老师问题的都要挨打。虽然老师打的不痛，但是十三、四岁的学生，伸出手挨打太丢面子了。为了不丢丑，我认真听讲努力完成作业，我的作文成绩不好，虽然没挨打，可是老师也叫我站起来指点过几次。有一次留作业写一篇作文，题目大概是回忆旧社会。我如实写了过去家庭的生活情况，可还是怕老师说不好，于是引用了“共同纲领”的几段话，比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等等。老师批改以后在课堂上发作文本了，可是唯有我没拿到。这下我心慌了，因为老师讲过不许抄袭别人的东西，等着挨打把！谁知老师讲评时夸奖了我。说我用脑子写得好。并且在我抄的几句话旁边，作为好句子加了一串红圈。从此我懂得了引用名句并非坏事。关于考初中和报名参军的故事，已经写在“往事”中不再赘述。在本文结束前我还想说两件事：一是抗美援朝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不然的话我不是去当工人，就是做店员。因为那时我已经懂得要养家糊口了。二是我们的家庭成份，客观地说应该是城市贫民。但遗憾的是我父亲在离开沈阳前买了一些三角铁，沈阳解放后被误认为是敌产而封存，后经法院判决归还。大约五二年他用这笔钱投资三百元，与友人合资开办了丰泰化工厂生产“炭黑”。在这个工厂里他当过会计、食堂管理员。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享受私方待遇，月工资八十多元。我娘死后他一个人生活吃喝不愁，节假日还要和年轻人一起去游园，心情很好。文革开始后他被当作资本家批判。就是这个缘故使我们的家庭成分蒙上一层阴影，尽管我没受到牵连，但是龙生没能在部队入党。按照当时的说法资本家拿“定息”就算剥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不能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里，有理也说不清。按照父亲的情况充其量不过是小业主，而小业主按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应等同于农村中的“中农”。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只不过说说而已。二○○三年八月后记：这是当年我无事可做，一个人待在家里，闲得无聊时的产物。现在打开看看觉得还有些意思。有人说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是衰老的表现，也有人说回忆往事能让老年人焕发“青春”，对我来说应该是两者皆有之。这些东西写过以后，我也曾有过担心，担心后人看了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过去有句话是“家丑不可外扬”。好在我写的东西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在“家”的范围内，留给后代儿孙们一些感性的故事。至于他们能从中吸取些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