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两代军】，两代军人合辑：毛张苗枫亭杨元林

两代军人

【提示】扫描文章最后的二维码投稿 ［声明：本号所有文章、图片均为原创，任何平台未经许可不得复制转载，违法必究！鼓励原号转发群发，如有合作意向，请联系我们。] 两代人，一条道路；两代人，一个信念；两代人，一生追求。 毛张苗、枫亭、杨元林 我父亲的简历及其从军前后 毛一江 父亲毛张苗简历 　　毛张苗，浙江省奉化溪口镇石门村人。 1943年8月，加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 1945年，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毛张苗全程参与了所在部队的诸如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南突围、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上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 1950年11月，毛张苗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78团5连连长。 　　同年同月，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在朝鲜冰天雪地的长津湖地区，毛张苗率连队与美军精锐陆战一师一部，鏖战于古土水、小民泰里一线，多次击退敌人的集团进攻，顽强阻击近千人的美军特遣队，并将其迟滞到天黑，阵地寸土未失；使该敌军伤亡百余人，为60师的兄弟部队之后对该特遣队的最终围歼，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后，第5连荣获集体二等功，毛张苗荣获个人一等功。 　　在翌年5月中旬的第五次战役中，178团2营担任穿插敌军防线、抢占敌后战役要点的任务。在两个前卫连相继插错方向的情况下，由后卫第5连担任起了尖刀连的任务。 毛张苗提出：“要路不要人（俘虏）”，“插入敌人心脏，就是胜利！”的口号，率领第5连在敌后一夜穿插前进30余公里，沿途击溃守敌的13次阻击，含一个团级前进指挥所。歼敌一百余人，俘敌18名，缴获化学迫击炮3门。 是役第5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举夺占战役要点五马峙，截断了韩军第三军团的退路，致使韩军第3、9两师之敌彻底溃散，为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歼敌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此战第178团5连合计毙、伤、俘敌达500余人，其中含3名美军顾问，缴获七门榴弹炮，三卡车自动步枪和汽车数十辆。为此，惊怒之下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甚至在战役进行时，就直接撤销了韩军第三军团的建制。 在战役进行中，60师178团因此获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通电嘉奖。战后，第178团5连荣获集体一等功，并获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尖刀连”荣誉称号。毛张苗再获个人一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获朝鲜政府授予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三级国旗勋章。 邱相田主任（中）与英模们合影 　　1952年5月，毛张苗参加志愿军归国英模报告团，受到国家主要党政领导人的接见与合影，并获毛泽东主席当场亲笔签名的照片留念。 1954年8月，毛张苗当选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一江山登陆战在前沿观察敌情 　　1955年1月18日，在浙东沿海我军发起的一江山岛战役中，时任60师178团副团长的毛张苗，作为陆军登陆第一梯队的最高指挥员，靠前指挥，亲率主攻第二营和“尖刀五连”，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强登北一江山岛，直捣匪巢，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一江山岛的主峰203高地。此战共歼敌一千余人，毙敌一江山地区司令王生明上校，生擒敌军副指挥官王辅弼中校。经此一战之后，国民党军全部撤逃出了上下大陈岛，使浙东沿海全境都获得了最后的解放。 接受一江山岛步兵登陆作战任务（中为张爱萍，右为毛张苗） 　　此后毛张苗历任第20军60师的团长、副师长、师长。 1975年1月，毛张苗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2年3月，毛张苗在杭州离职休养。 1985年12月，毛张苗病逝于杭州。 我的父亲作为一个纯粹的革命军人，他终生都勤勉地服务于这支人民军队，一生无悔的忠于这支人民军队，他为这支军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建树了作为军人所最具荣耀的功绩与功勋。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以自己毕生的言行，切实地践行了当初的那句入党誓言：“我们的党是为穷人的党，我是穷人的孩子，因此，我要参加我们自己的党，我要永远为穷人办事！” 父亲的从军经历 　　父亲在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与功勋，早已为许多的人们所熟知。所以今天在这里不再鏊述，而是仅仅根据父亲未及完成的回忆文章，专门地披露一些尚少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同时，也介绍一下父亲加入革命军队的前后经历及其曲折的过程。 英模代表团归国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1925年12月，父亲出生在浙江省奉化溪口石门村的一个贫民之家，我祖父是乡村裁缝，他承袭了奉帮裁缝的传统手工技艺，在老家石门村那一片山乡里，是一位口碑颇不错的手工裁缝。他为人厚道，手艺精湛，上门缝纫制衣，替人考虑亦比较周到，并且从不与主顾为报酬而锱铢计较或争执不休。因此，家乡那一带的乡亲众邻们都愿意去请他上门缝纫制衣。所以，在日寇侵华之前，父亲的家境还是勉强能过去的，甚至祖父还能供父亲读了几年村办小学，当然，也仅仅是为了能帮着祖父“记记账”而已；因为祖父不识字，更不会算账。 时至1937年日寇侵华之后，城里的富人们纷纷逃亡乡下，引起物价飞涨。而山村人家赖以为生的毛竹及竹制品，几乎没了销路，人们也因此顿失主要收入来源而陷入困境。乡民们没了收入，吃粮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余钱来制衣？于是，祖父失业了，而作为学徒的父亲也跟着失了业，吃粮钱没了着落，全家人的生计顿时竟成了梦魇。 当此全家陷入困境之际，毅然挑起全家生计重担的，却是性格坚强的祖母。老家山区无耕地不产粮，她就带着不足14周岁的父亲去替人家扛大米，以便补贴家用。他们经常是每人肩扛几十斤大米，往返于家乡与奉化城关之间，来回一趟足足有一百余华里山路，全靠辛苦奔波，才能挣回几个脚力钱。到春天出笋时节，挑一担毛笋到城里，卖了钱后换回些黄鱼带鱼等海鲜，再沿途叫卖着返回家。如果恰逢运气好，还是能挣上几个钱。假若运气不好的话，撞上保安团或伪警察，白白抢了货不给钱不说，还得赔上本钱。 　　如此过了若干年头，生性倔强的父亲，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既辛苦又屈辱的日子，为了减少家里的吃粮人口，又能挣钱养家；于是就想到了外出当兵吃粮拿饷。当时的四明城乡，到处都有打着各色旗号的征兵处，有伪军的、土匪的、国民党保安团的等等，当然也有新四军的。正是“打起征兵旗，自有吃粮人”。石门村里原来有一支青年抗日自愿队，主要是护村庄防土匪的。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前往鄞州，加入了国民党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六大队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 可那时的父亲却并不明白这些，当时乡里就驻有国民党奉化县县大队的一个分队，于是他就懵懵懂懂地加入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这个部队既不保境安民，也不抵抗外侮，专事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分队几十条人枪，土匪下山时居然无动于衷，等土匪抢劫回山后，朝土匪撤退的方向放几枪，就算是剿过匪了。分队驻在村庄里，一旦风闻日本人要进山清剿，霎时就逃得无影无踪。等到日本人一走，就又堂而皇之的回到村里收缴抗日捐税。分队长带着大小老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今天保长请，明日乡绅宴，做张做智、胡作非为。对部队既不教育管束，也不进行军事训练。如此则上行下效，几十人的分队分散住在百姓家中，平时从不扛枪，到处闲逛，吃喝玩乐；小队长和一些老兵们赌钱捉鸡抢东西，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专干坏事不干好事。”而在部队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欺压新兵…… 父亲当时虽然年仅十五、六，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不打土匪不抗日，专事祸国殃民的是非观，还是有些朦胧意识的；也有想抗日，打日本佬的念头。于是他就在一个夜晚，乘着无人注意，偷偷开小差跑回了家。 参加苏联建军节（左三：王海，右三：毛张苗） 　　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逃兵是要冒杀头风险的。因此，父亲回村后不敢住在家里，只能躲在后山竹林里的一个山洞中，由弟妹每日上山送粮送水维持。几天后，又转移到奉化大桥镇的一个远亲家里躲藏。过几天恰好有从鄞县回村探亲的原石门自卫队队员，听说了此事，就向祖母建议说，可以让父亲去参加他们所在的部队。说是那支部队才是好部队，官兵平等，不欺压百姓，专门打土匪、打日本佬。 当祖母把这个消息打听瓷实后，隔日就急忙赶到了父亲的躲藏处。“四明山游击队官兵平等”，“不欺压百姓，专打日本佬”，“林大队驻扎在鄞西XX寺里”。 听罢祖母转述的那几条简短的消息，父亲几乎是当即就认定了，这正是自己打算要加入的队伍。尽管他并不知道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而三五支队又是什么样的队伍？ 在离开大桥镇前往找寻部队那天，母子俩依依不舍，惜别十几里路，祖母一程又一程的送别着尚未成年的儿子，她千叮咛万嘱咐，走一路说了一路的话。可是自古送行千里、终有一别。然而又有谁能想到，这一别竟会是这一对母子终身的永诀！ 翌年春天，祖母不幸病故于石门，时年仅39岁。 1972年浙南拉练途中 　　与祖母分手后，父亲独自一人前往鄞县，一路打听一路找寻。他只知道那支部队叫“六大队”，大队长姓林，队伍里有不少同村的熟人。辗转数日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与六大队番号相近的队伍。一问之后才知道，虽然是同一番号，但却是同一支队中的四大队。 那些人问他：“找六大队干什么？” “看亲戚。” 人家当然不信：“看什么亲戚？你是去那里当兵的吧？” “不是。” “去什么六大队，那个队伍有共党嫌疑，不会有好结果。你还是留在我们这里当兵吧？” “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反正你走不掉。” 生性倔强的父亲也火了：“不干就是不干，当不当兵也得我自愿，我不愿意！” 这伙人拦住欲走的父亲，继续纠缠不休…… 他们扣押了父亲几天，最终还是无计可施，只得放了人。 几天后，在鄞西的一个山村古庙里，父亲找到了“林大队”。当时它的正式番号是：国民党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六大队。六大队是共产党掌握的队伍，由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共产党员林一新、李明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林大队”的大多数中队、小队和班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因此，它虽然戴着国军的帽子，但在骨子里却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遂行的是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和政策。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它为：“阿拉林大队。”这是具有当年新四军特色的所谓：灰色队伍。 　　来到了六大队二中队，这是个缘自原石门青年抗日自愿队（由毛尹组建），基本上由石门村人组成的中队，中队长就是当年在那一带曾经名闻遐迩的毛尹。他是石门村的富家子弟，比父亲年长近20岁，也是父亲的隔壁邻居；他早年外出读书，学有所成后成为当地颇有建树的乡村教育家；出自他门下的学生和弟子，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科技和文化界的名人，也有许多则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这个来自石门村的第二中队，孰料在之后竟然涌现出了两位我军的全国一级战斗英雄，还都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其中一位是毛杏表，在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中牺牲；另一位就是父亲毛张苗。统观全军上下，就此而论，或许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这不能不是石门村人的骄傲！ 靠着这样的一群石门老乡在场，父亲以为参军这件事必是水到渠成，结果却未曾料到仍是好事多舛。接收新兵的决定权不在中队，一律得由大队决定。 来到大队部，林一新和李明听完中队领导的介绍后，这二人将父亲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完了却不约而同的摇摇头，都是一脸失望和无可奈何的表情： “不行，你太瘦小了，连扛枪都够呛，更别说行军打仗了。” “大队长，别看我瘦，但是我能吃苦，也能挑着重担翻山越岭。” “不行，当兵打仗不是玩的，你还太小，过几年再说吧？”………… 这下子麻烦大了，只能使出山村顽童的损招了——就地撒赖： “我不走，也无法回家；我就要当兵打日本佬，你们赶我也不走；反正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而且你们还得管饭……” 这一下，令得两位大队领导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几天后，在毛尹和几个石门老乡的多轮说情之下，已被纠缠的无可奈何的林大队长总算松了口： “那就留下试试吧！” 就这样，父亲总算是暂时过了关，加入了革命队伍，只不过还留有一个“试用期”。 几个月之后，“林大队”的“共军嫌疑”被国民党方面基本确定，同时也制定了对它实施包围缴械的阴谋。1943年8月末，国民党宁警总队第三支队长郭青白，命令六大队集结于鄞西一个低洼的小山村——天井岙“集训”，同时他又纠集起其他的五个大队，在山村四周的山头上居高临下，企图“围猎”六大队。 然而，早已掌握了该情报，随时都防备着的“林大队”，在浙东新四军第三支队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利用敌军部署的间隙，乘夜暗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正式加入了新四军三五支队的行列。 在与国民党公开翻脸之后，“林大队”正式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成为中共鄞奉县委领导下的鄞奉县大队；随后又配合主力部队，向郭青白部发起猛烈攻击，经数轮激战后歼其一部；迫使郭余部越过鄞奉路向天台方向逃窜，至此，郭部被全部逐出鄞西。 在这一系列跟随浙东新四军的抗日反顽战斗中，父亲也逐渐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林大队”诞生地一一鄞西榠楂祖庙 注：本篇章均根据父亲的回忆录片段编撰而成 毛战海：在军侦察连4年里 　　时光荏苒，转眼今年已是是我参军50周年的日子了，我在部队前后16年，实际上在野战军侦察连那一段最为刻骨铭心，侦察兵，长江750，带兵的人是我年轻时心中挥之不去的萦绕。2013年在安徽九华山战友活动时我写过一段回忆，这次就原封不动地放上了，以为纪念。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担任警卫纠察（16岁） 　　每年一次的老连队战友聚会，已然十年了。这次是在安徽九华山上聚会，除了浓浓的战友情义以外，又增添了一份景色怡然。自然也淡淡的浮现了一些往事的记忆。 　　我是1970年8月参军入伍到了这个连队一一20军军直侦察连。到1974年9月去南京上学，差不多整整4年在这个连队，直到1973年上海兵通信二连的鲁晓明（比我小一岁）调入连队前，我一直都是连队年纪最小的兵（14-17岁）。 　　我们这个军侦察连是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时，中央军委决定由本军各师侦察连抽调骨干组建而成。我在连队时大部分时间(71年至74年)的连长是王贤松，南京61年兵，64年南京军区侦察兵大比武尖子。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勇武有力，声音洪亮，动作迅速，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标准的军人。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今优缺点都从他身上传染不少。 我们军侦察连一排制式装备是九辆长江750摩托车，三挺轻机枪，其他人清一色56式冲锋枪，排长是上海产幸福牌单人摩托车。二排是30辆上海生产的专用摩托车，清一色的自动步枪，一人一辆。三排是手枪排。 一排每班三辆摩托车（长江750），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班要选3名驾驶员。能成为驾驶员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 1971年，侦察连一排摄于杭州文二路杭州商业学校（当时征用为军侦察连、警卫连营房）。第一排左4排长姚人凤（65年温州兵）第三排左1班长王旭东（68年安徽兵），第三排左8副班长俞盘兴（69年江苏常州兵），第二排左3陈虎，左4老毛 　　1970年10月，刚到连队不久，我被分到一排一班。连队驻在杭州文一、文二路之间的军部大院里。一天副班长河南69年兵杨安民开车去洗车。我积极主动要求随他的车同行，结果车行至大院里拐弯时翻了车，他没事，我坐在后座上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头部着地，满头鲜血，最后在卫生所被缝了12针，算是一起事故。同时在我看来那次“事故”也是导致我实现不了当初梦想的最大因素。连长直到我离开连队也没让我当成驾驶员。我心里对连长是有点意见的。几十年以后，有一次战友会，连长对我说：“那次翻车后，你老爷子来军里开党委会时，和我打过招呼，说不要让你开车，免得闯祸。”就是这样的一个“关心”变成了我在侦察连时长长的一个心结。我能怪连长吗？ 1973年军游泳队（以侦察分队为主组建，因有一项目为武装泅渡1万米）参加南京军区比赛载誉归来（获得二亇奖项）军政委孟克、副军长张孝烈、副参谋长杨石毅接见游泳队成员並合影留念 　　指导员周仲良61年无锡兵，长得标致精神，口若悬河，谈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当时也是我仰望崇敬的。记得1973年部队野营拉练回到了最后一个点一一湖州九九桥下的一个村庄，我饿急了，于是花了两块钱买了驻地老乡家十来个鸡蛋煮了吃，这事做得很保密，也不知是怎么地就传到了指导员的耳里。连队晚点名讲评时，指导员就在全连点名批评了我，理由是人民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犯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条。但我内心是有点不服的，我想我是买鸡蛋又不是拿、抢鸡蛋……但是当时站在队列里的我没有作声。现在看来有点“擅自行动”，对应“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批评得也对。这就是我们严格的指导员。 实际在我看来，他们两位作为军政主官都是非常优秀的。由于年纪小，到连队时大部分战友都大我3、4岁甚至5、6岁，也有大10岁的（如刘宏）。但我的身高还可以，当时也有1米75左右，班里站队一般都站第二个。作为军人子弟，我的性格是倔强不服输的，这样引出的故事和麻烦就很多了。当年连长，指导员没少伤过脑筋。 1973年与战友华卫军（右1）王卫卫（右2）陈新平（左1）于杭州钱塘江游泳训练时在虎跑合影 　　军侦察处熊参谋，58年安徽省宣城兵，长得白面书生样。代表侦察处负责指导侦察连的军事训练。他点子多，主意多，严肃的脸上透着对士兵慈悲的心。侦察连无论拉练、游泳、格斗、射击、夜摸、攀登、孤胆训练等每场训练的后面都有他的影子。 　　记得1973年军区在安徽广德地区举行陆军防苏军空降演习，期间指定我连担任苏军空降军假想敌（也相当现在的“蓝军”）。这次我当“大官”了，担任假想敌苏军空降5师师长（实际也就是一排一个战斗小组组长）有一辆三轮摩托车，3个兵（分别担任团长）。第一次有了指挥权，在驱车分别开往演习指定高地时（离目的地有100多公里车程），沿途按侦察处指令进行兵要地志调查，一路上荒无人烟，路过一片水塘，水面上停着一溜的野鸭子，我即命令停车抄起56式冲锋枪就是两枪，顿时水面上漂着两只野鸭。 晚上在老乡家（野营期间住老乡家）借老乡的灶台和锅炖着野鸭汤，突然熊参谋推门进来了，他打开锅盖说：“很香啊。”我想完了，擅自开枪是要受处分的，但没想到熊参谋没说什么就走了。整个演习下来，也没听连队说什么，原来熊参谋“隐瞒”了这事。我躲过一劫，还喝了一顿美美的野鸭子汤，这么多年，对他心存感激。 1973年西天目山野营拉练（张孝烈副军长走在部队的前面） 　　如今三位带兵的人均已70开外，我这个最小的兵也已过了天命之年，但是每次战友聚会总能看到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心里总有一种安慰。 他们就是我军人生涯的领路人。是我青年时代的榜样。每见他们就有一种青春时代的内心涌动，就有一份被包容、被宽容的暖暖的情感回忆。 有人说，战友聚会，见一次老一次；也有人说，战友聚会，聚会一次年轻一次。我赞同第二句话。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仍愿当一名侦察连的兵。 如果没有这位孤胆涉险的英雄科长整整一个红军团的命运还真不好说 冯杨 父亲枫亭的传奇故事 1939年，日寇铁蹄践踏华北大地。狼烟滚滚，烽火遍地。 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巍峨的太行山脉雄峙屹立。 涉县，太行山东麓一座古老的城池。一脉清流——漳河水从县城边经过，年复一年。秋天，山上挂满红红的柿子、青青的核桃，还有一树树红玛瑙粒般的花椒。 传说，这里是女娲娘娘的诞生地，建有一座娲皇宫。　　这年10月份，13岁的少年冯任亭（参军后改名枫亭），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在他的心里，早已种下仇恨的种子。在漳河边，鬼子一次杀害了上百名手无寸铁的乡亲。 对于枫亭来说，家仇国恨集于一身。 1926年冬天，枫亭出生于河北涉县营子街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爷爷奶奶育有五个孩子。爷爷冯兆良开一家小酒馆。秋季，山货收获时节，爷爷便收购山货，雇车运往天津贩卖。回来时捎带着各种小县城稀罕的生活日用品。 就这样，冯家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有这条件，枫亭读书，虽然只上了初小，但也识得不少字，有一定文化基础。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击破了万千中国家庭宁静和平的梦。 祸起战乱，冯家的生意破产了，发往天津的山货没有收到一毫钱。在逃难的人群中，爷爷孓然一身落寞地回到家。由于山货都是佘账的，欠了乡亲们不少钱 　　自古燕赵出豪杰。荆轲刺秦的故事传诵千年，孕育了太行山人豪爽、耿介、忠勇、信义、刚强、坚毅的血性品格，渗透在骨子里。 太行山脉，漳水两岸，燃烧起抗日的烽火。 　　枫亭当上“小八路”，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军队。他先后任涉县独立营通讯班通讯员，太行五分区宣传队宣传员，129师机要训练队学员，八路军前方总部机要科学员，“朱德警卫团”宣传组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第7旅21团宣传干事，3纵7旅司令部作战参谋，第11军第31师91团作战参谋，第12军31师作战科副科长、科长，第12军第31师91团团长，第20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训处长，20军60师参谋长、副师长，20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82年，离休。 　　父亲平时威严有余，亲和感略逊，做事一板一眼，加之在部队工作难得回家，所以与我们几个孩子总有些距离感。小时候很少听父亲讲他的故事。 从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我了解到他刚参加“八路”的时候，在涉县独立营给营长当通讯员，营长去哪总带着他，常常坐在营长的马屁股后面，搞得不好就会摔地上。父亲在宣传队里年龄最小，人也秀气，经常在表演街头抗日活剧时“男扮女装”。那时候，部队里女兵少，就拉父亲扮演小女孩。父亲的嗓音乐感其实都挺好的，可惜最后没有在文艺队伍里干下去。 　　一生中，让他最难忘怀的是冒着九死一生危险深入敌人重围带着91团绝地突围的传奇经历。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担任整个战役右翼突破及穿插迂回任务。5月16日，前卫第91团在洪川岘突破韩军第5师防御阵地，歼敌一部后，迅速向敌纵深勇猛穿插，进占射南山、兄弟峰等要点，准备断敌后路，配合友军歼灭下珍富里之敌。 这时战局发生变化，志愿军全线撤退，91团孤悬敌后。情势万分危急。时任第31师作战科副科长的枫亭，临危受命，带着三个侦察员，向深陷敌人重重包围中失去联系的先头突击部队91团传达上级撤出战斗的命令。在穿越束沙里美军封锁线的时候，三个侦察员全部牺牲，枫亭义无反顾，只身迎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最后，他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91团。此时，91团处境极为凶险，大量敌人正赶来“围猎”这支穿插得最远对敌人威胁最大的志愿军部队。91团不愧是诞生于大革命时期身经百战的钢铁红军团，面对敌我力量对比30：1的险恶环境，临危不乱机智英勇，采取往东南方向敌侧后迂回运动的方式，翻山越岭，经历重重苦难和多次遭遇战，碾转数百公里，冲破敌人围追堵截，完整地胜利归建，还抓了100多个俘虏。 91团的安全突围，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的奇迹，受到了兵团和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以91团下珍富里突围作战为经典战例编入教材，作为全军指战员学习的范本。 　　40年多后，从北京军区空军顾问岗位上离休的原31师师长赵兰田感慨地对枫亭说，多亏你把91团带出来，才使我们这辈子没有留下遗憾。真的，当时应该给你记大功啊！ 枫亭说道，从来没有想过立功的事，这只是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的使命。 　　每当说起这件事情，儿女都不免要问父亲为什么部队没有给你立功受勋。父亲淡淡地说，当初入党的时候就宣过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一个军人的使命，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那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父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好本职工作。 父亲的教诲也成了子女恪守不渝的家风。在工作中，那怕最细小的事情都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因为她是和信赖、托付、荣誉交织在一起。 母亲李宗尧 　　1949年底于四川遂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军政大学，后分配到31师91团宣传队，随即调到团参谋处。1951年1月参加抗美援朝，先后在31师后勤医疗队、通信科军邮处、司令部保密室工作，1957年，转业。 冯杨（枫杨）：当兵八年爱上写作 　　1970年12月从杭州第二中学入伍，时年14岁。穿上绿军装跨进军营，因为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一点也不陌生。 新兵集训，从军容到队列，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接下来，被分配到第20军60师警卫连。 在连队，并没有因为年龄小受到特殊的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出操、训练、执勤、放哨、种菜、养猪，一样也没落下。 　　军事技术是检验军人够不够格的重要标志。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万米武装泅渡、步枪射击一至六练习、刺杀、投弹、班进攻战术训练、反坦克训练等等，全部成绩优异。有一次，步枪射击练习，突然下起大雨，整整在泥水中泡了二个小时，虽然有雨衣但全身还是湿透了。　　万米武装泅渡的时候挺有意思。之前，听人说连续游几个小时体力消耗很大，要是补充一些糖份对体力恢复有好处。他就到军人服务社买了半斤奶糖，装在放牙刷的塑料筒里背在身上。谁料，上岸后发现奶糖大都被水冲跑了，剩下没几颗早泡烊了。管不了那么多，连水带糖灌进嘴里。 营门口的小河 　　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城市兵总是想着法子偷偷“打牙祭”。有一次，部队拉练到外地。晚上放哨，接机枪班杭州兵王胜利的岗。交完岗，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包的东西。原来是一小包羊肉，大冬天的，还带着他的体温。虽然没几片，可很暖心。　　1971年夏天，为防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蒋军异动，进行浙南地区战备（机动）布防。部队移驻丽水。冬天部队开展千里大拉练，从丽水向温州机动，进行反登陆演习。从常速行军到急行军、强行军，脚磨出血泡忍着钻心疼痛，一步不落。 1975年5月，部队自金华调防河南信阳，未几，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多个水库发生垮坝溃堤。部队迅速投入抗洪救灾战斗。我们担任抗洪救灾指挥部警卫任务，风里雨里水里，奋战十多天，衣服没有一天是干的。大概不注意饮用了不干净的水，一直拉了二十多天肚子，患了肠炎。直到抗洪救灾结束，才入院治疗。 前排左起：杨志放、宋大原、冯杨后排左起：蒋凡、叶生东、孙小炎 　　参军之前，我初中都没有读完，参了军也只是个懵懂少年，完全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当兵的第二年，部队大院四牌楼发小李一江来看我。他在12军35师当兵，和我同年兵，回家探亲。见面后，他兴奋地说，他们连里有个兵叫张京生，很有文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听了李一江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阵沸腾。李一江回去后，给我寄来一本刊载张京生小说的《解放军文艺》。更没想到，张京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勉励我多看看文学作品，多练习写作。 打这之后，我就让母亲尽量给我带些书，还去宣传科借《解放军文艺》来看。除了平时写写日记，连里出黑板报我也踴跃投稿。1974年，师里办了个写作培训班，连里让我去参加。负责培训班的是宣传科副科长余方德。培训班一个月，我创作了一篇近万字的故事《雪夜架线兵》，作品虽幼稚，却为以后的写作道路打下基础。 　　当兵八年，历任战士、副班长，师军务科代理参谋、保密室保密员。部队复员后，从事新闻传媒工作。 直到今天，写作依然是我最大的爱好与乐趣。 冯晓冬：经历战火洗礼 　　1976年12月，母亲带着17岁的我从杭州乘火车到河南开封。只是一顿中饭时间，我就直接打背包坐上大卡车离开了父母亲。当晚11点多到达驻扎在河南巩县的43军128师医院，自此开始了四年的军营生活。 伴随着早晨的军号声，我们开始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从出操正步走到规范军容风纪，从顶着烈日练习射击整月野营拉练，到逐渐适应北方的馒头萝卜大白菜生活。记得有一天哥哥送兵来到新兵营，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无比的兴奋和温暖，哥还掏出50元钱送我，在当年每月6元生活费的时代那真是巨款啊！这也应该是他自己生活费中省下来的钱。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回到医院，被分配在内科工作，随之而来的又是六个月的护士职业训练。我们这批女兵基本来自军人家庭，分别从浙江湖北辽宁河南北京等地聚集到巩县这个小小的地方。大家在学习和工作中都很积极向上，团结相助，互相比拼，给来自两广的128师医院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新鲜血液。 　巩县位于郑州与洛阳之间，南依嵩山，北靠黄河，是杜甫的故乡，也是宋陵所在地，历史悠久。医院离宋陵不远，是那种黄土高坡感觉，周围老百姓住着窰洞，医院周围是不见边的玉米地。大家吃着萝卜白菜粉条稀粄馒头这些千篇一律看不见肉的伙食，喝着百米深的井水，每年顶着风沙气候，对我这南方人来自说挺不容易的，我在那里几乎掉了一半头发。记得卫训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一位在睡眠中去世的基层连队班长，我们白天看了一天的病理解剖，晚上副院长来叫女兵去帮助清理后事，我们十来个女兵被“逼着”到医院角落的一个小房间去，走在惨白月光下的大院里，一个女兵尖叫一声“落荒而逃”，而我们被副院长带着硬着头皮去到小屋，从那间没有灯光的小屋里担架上抬出那位班长。i门口的一具未上漆的棺木早已备在月光之下，我和另三位新兵将他抬入棺内。当时真是胆战心惊，不过，这个胆量训练对今后自己上战场很有帮助。 我在医院的四年时间先后在内科、传染科、急症室待过，还跟随一名军医专做部队计生推广工作，为那个时代的军队建设出力。在业务大比拼时，向老护士学习，努力争当技术先进标兵。我们那个年代真是全心全意为部队指战员服务，平时对基层来的病号态度好到仿佛真如亲人一般，时常收到基层来的表扬信。 128师医院内科外景 　　部队后勤部所属三大部分：汽车连、修理所和医院。70年代的巩县就一条街，每个星期洗澡还要乘车去县城另一头的师部大院，顺便在师部服务社买回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偶而放一场电影我们必须带着小马扎走几里路去修理所或汽车连看电影，也就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之类，在部队的日子挺清苦的。再往后医院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六点半抬出来让病人和工作人员一起看，那也就是《加里森敢死队》的片子。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78年12月的一天，全院官兵坐在礼堂里参加战前动员誓师大会，听后勤部部长作参战动员。会后我坚决地写了申请参战的决心书并且积极备战，自我感觉祖国这时候需要我们冲向前，舍我其谁？ 这一天真的到来了，12月31日我们全体参战官兵搭上了南去的闷罐车，整整三天三夜，火车将我们送到广西境内，然后转乘大卡车驶向边境。那一辆辆望不到头尾的卡车阵容将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女兵拉到了广西扶绥县渠离公社，驻扎在当地进行一个月备战。那地方附近有一个麻风村，并且是肝炎高发区，部队中得肝炎的人挺多。 我们住在少数民族的高脚竹楼内，每天不是背着40几斤的装备爬山涉水体力训练，就是对着兔子和狗做静脉穿刺手术训练。当晚必定为兔肉或狗肉餐，对我这不吃兔狗的人真是心理挑战。负重训练每天登高山真是累到脚打泡军装泛白盐，有些女兵边流泪边坚持连滚带爬地走下去。有一天在途经的一所小学校教室里宿营，当天晚上只能披着随身雨衣睡在木课桌上，冷得半死。半夜轮到我站岗两小时，对着背后的山坡恍惚觉得不时看到人影晃动，估计一是紧张心理二是视力下降造成的。 在当地我们正好遇上过春节，部队和百姓一起搞了个联欢会，我不知为何情绪低落，写好了遗书心中默默向亲人和家乡告别。“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在挺进路途中我得了严重的腹泻，一天拉了十几次肚子，半夜忍不住把我的战友叫起来陪着出去，当时感觉实在是精疲力尽，战还没开打就“掉队”了。第二天，带队的胡祖来所长给了一瓶黄连素，我一口气吃了14粒强行止泻，才得以跟上前进的步伐。 2月13日11时，我们出发乘大卡车向边境进发，经十小时颠簸到达宁明县峙浪公社开展临战训练。我被分配在前线救护所，由胡所长带队加上外科医生、护士和司药共21人。我们必须前行到靠边境的小村子驻守，那是离前线三公里的爱店下板辛村。前线民工运下来的伤员和阵亡者都必须首先经过我们这一站进行急救后才能运往后方医院。那是个壮族人村子，女人们都穿着黑色或白色的服装，印象当地人似乎有些缺乏营养，并且有一个风俗：如果谁得病了就得放一些血。这是我从那个脚趾包着布的年轻女孩处得到的回答。到那儿的第一天，我和蔡军医、尤素琴三人一起挖野战厕所，先在地上挖三个长条型的坑，然后在坑里放入草编。　　2月17日早上6点30分战斗打响了，我军万炮齐鸣真是振耳欲聋，气势磅博，映红了大半个天际。望着这壮观而震撼的场面，我想象这大概就是战友张海宁他们炮团的杰作吧！ 18日清晨刚拂晓，仅有两个房间的救护所（抗休克组、手术组各一间）即刻被担架挤满。面对这个从未遇见过的状况，我们真是无法形容地手忙脚乱。一个士兵因失血过多而陷入谵妄昏迷状态，拼命嘶吼，血压跌到30，尽管我们采取了最大力度的急救措施，却无法挽回他年轻的生命。看着我们的士兵流尽最后一滴血，我的心紧紧揪着，无力又无助，唯有拼命工作，尽最大的努力。救护所的输液包几乎当晚就快用完了，而我们接下来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吃干粮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我独自走进抢救室旁边的一个没有屋顶只有四面围墙的空地，里面停放了几十具盖着白布等待运往后方的年轻战士的遗体，白布上洒落着早晨的阳光，静谧的空气中我的心只感觉他们跟随清风阳光去了天堂。这就是战争。 　　我去过一次前线接伤员，那是战争中间128师助攻127师打下禄平县之后。我们进入一个越南小村庄，挨家挨户进去搜索，没有见到任何人，我整个人感觉紧张的不得了，手时时刻刻按着枪，随时提防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射来的冷枪。 19日，我们接到命令撤至板堪，20日下午3时又转移到爱店。这个地方比较繁忙属交通枢纽，各部队来往人员不断。在这里我见到了工兵营的龚小平，老乡互道平安保重。在一次准备接伤员的行动中，我刚坐上大卡车的最靠后一个位置，等待过程中手中的枪无意中走火，好在子弹穿过卡车挡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这可是战争啊！这一枪却把我的立功奖状打掉了。 3月5日中国宣布撤军，部队开始逐步回撤。9日我们转移到44号界碑附近，后半夜又紧急转移到板堪，10日撤至峙浪公社，11日撤至林场，12日下午4时撤到草篷，6时到达宁明火车站。14日上午到达伶俐火车站，之后在邕宁县刘圩公社进行战后总结休整。部队后撤中，我们救护所仍然十分繁忙，因为很多军人被地雷所伤，既有越南人的地雷也有我军埋的。 在后撤途中，我们看到广西境内的许多山坡上大批的临时墓地。那一层层用木牌写着名字的将士之墓就是中越战争中一座座＂血染的丰碑＂。 参加建军54周年文艺汇演（前左三） 在医院表演节目（右一） 　　4月10日，我们乘专列回到河南驻地，受到巩县老乡的热烈欢迎。广西回来后我被调去师宣传队工作了八个月，主要是为越战回来的部队官兵表演文艺节目。除了音乐舞蹈，我们还演话剧。话剧主要内容是中越战争越军被中国军队打得一败塗地。我在剧中扮演越南女兵飢饿到只能靠吃木薯维生。 1982年我退伍回到家乡杭州，开始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但军人的刚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融入骨子里，并且鼓励我在人生中永远前进。 父亲的军装，曾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向往 杨志群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忍着悲痛，亲手为他穿上65式军装，钉上领章帽徽。戎马倥偬的父亲，以军人的姿态走完一生。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也是他一生的见证。 游击队小通信员 　　1943年10月，父亲在老家余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浙东纵队，那一年他14岁。我的曾祖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房屋有三进，良田近百亩，但到了我祖父这一辈，开始渐渐的败落。我奶奶在我父亲5岁时，就因病去世，父亲和叔叔成了没有娘亲的孩子。后来祖父又娶了填房，但小奶奶对父亲两兄弟刁钻刻薄。父亲的外婆可怜这两个小外孙，把他们接到了自己身边，并供父亲上了5年私塾，也正是读了这几年的私塾，让父亲终身受益匪浅。 私塾先生许介夫，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8月，何克希任司令（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改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成立，许介夫就在当地拉起了一小队抗日武装：浙东游击纵队马渚区小队。父亲追随先生成了区小队的通信员，自此就跟随浙东游击纵队和日寇、伪、顽在慈溪、余姚、上虞一带周旋、战斗。其间虽没有大的抗日战事，但时不时的偷袭一下日军、端掉一个碉堡、歼灭若干伪军、扰乱敌军后方。 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当中最小的一个，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像把匕首插在了敌人的心脏上，有效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战。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共产党顾全大局，把在长江以南的抗日武装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 1949年于上海市郊参加文化教员培训班合影 　　北撤，意味着要离开家乡了，区队长许介夫考虑父亲年纪尚小，劝他留下。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坚决要求随部队北撤。父亲对自己的封建家庭充满了厌恶，他再不想回这个家。望着父亲坚毅的眼神，许介夫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就一起走吧”。许介夫日后回忆，当初要不带杨元林一起北撤，他会恨我一辈子。 浙东纵队从余姚临山等地坐船渡过杭州湾北撤到了上海奉贤，后又辗转到了江苏涟水。在那里，新四军浙东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1纵3旅，父亲被编入3旅8团1营2连。游击队小战士第一次穿上新四军灰土布军装。一支昔日的江南抗日游击队，逐渐成长为骁勇善战的华野劲旅。在解放战争中，父亲所在的华野一纵(20军）是全军歼敌最多的部队。 部队渡江前战斗动员场景 战火中成长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父亲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江苏南峰战役、杨楼阻击战、丁长里阻击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父亲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父亲任3师8团管理股文书。1949年2月，华野一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军装改成土黄色。1950年6月，任60师179团一营见习副政指，1950年11月入朝时，父亲为179团宣传股干事。因出国作战需要，帽徽摘掉，胸章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参加了惨烈的二次战役长津湖战斗。1951年5月五次战役后，父亲回179团1营2连担任副指导员。 　　父亲日后谈起朝鲜战争，尤其提及长津湖战斗，神色就会变得格外凝重。父亲告诉我，1950年11月下旬，志愿军九兵团（下辖20军、26军、27军）奉志司命令秘密入朝，为了抢时间，部队只穿着江南的薄冬装就跨过了鸭绿江，在长津湖地区为美军布下了口袋阵。这一年天气格外的冷，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部队在行进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冻死冻伤，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但那时部队士气高，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战役部署仍然顺利完成。 11月26日战斗打响后，志愿军官兵排山倒海地冲向美军。九兵团面对的是素有美军王牌之称的陆战第一师，这支部队在二战中屡立功勋，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卡达尔群岛，给予日军精锐师团沉重打击，部队武器装备精良，战术素养高。 美陆战第一师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马上回过神来，立刻就地构筑工事展开防守。阵地外流动坦克巡回，中间再布有固定坦克阵，最后才是步兵阵地，炮火猛烈。美军一个营的火炮配置，就相当于志愿军一个军的。 　　当时，父亲所在的60师奉令插入敌人的纵深，展开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黄草岭附近的一段高山公路上打援。朝鲜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美军有羽绒睡袋，而志愿军除了那一身江南的薄冬装，几乎没有御寒的被褥。很多志愿军战士晚上和衣睡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关于长津湖战斗，我曾经问过父亲；这么冷的天您为什么没有冻伤? 父亲对我说；“晚上不能睡死觉，必须有人值班，到两小时叫醒大家，起来蹦蹦跳跳，搓手、搓脸、搓耳朵，甚至搓脚”。正是靠的这个土办法，179团团部没有一人冻死或严重冻伤。 179团多次冲锋，就是突不进美军阵地，后来变成白天美军炮击及飞机轰炸，一到天黑就是志愿军突袭，战斗成胶着状态。但美陆战第一师仍在九兵团的重重包围之中，部分被打散的敌军开始丧失斗志，甚至出现了集体投降。 二次战役长津湖之战后部队休整期间 伯父杨锡林 　　这里就不能不提及我的堂伯父杨锡林。杨锡林1944年加入浙东游击纵队，长我父亲一岁，之前在上海当学徒，听说家乡有了抗日武装，就毅然回了老家。他找到父亲，要求参加游击队，父亲问他：“你在上海不是有口饭吃吗？”“我受不了当亡国奴的罪，要跟他们打”。就凭这句话，他被留下了。 　　1950年入朝时，杨锡林已担任179团1营通信班长，在长津湖战斗打响后第5天的一个晚上，下面送来一个美军俘虏到1营指挥所。经过审讯得知，这位俘虏是陆战一师的一位中校新闻官，是这一拨被围美军中军衔最高的。照他的说话，剩下的人已经不敢再打了。2营教导员沈灿听后严厉地对这位美军中校说：“那就请你立即向你们的士兵喊话，叫他们放下武器，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这位中校听后先是低头不语，过后又结结巴巴说了许多，反正一个意思。他的军衔虽高，但不是指挥官，人家不会听他的，指挥官是陆战一师的一位少校营长。“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部消灭！”杨锡林用卡宾枪指向中校，怒瞪双眼说到。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杨锡林很多战友牺牲了，其中就有通讯班的两位战士，所以，杨锡林恨不得把这个中校“突突”了。 就在这个时候，团部派人送来一个黑人士兵，借助粗通汉语的中校，教导员向这位黑人士兵传达了我军的要求，这位黑人士兵当即点头应允。一阵喊话，很快有了反应，对方回过话来，愿意谈判，不一会便派出一名美军军官和一位**部队的军官，乘坐一辆吉普车进入我军阵地。可是美军只是想拖延时间，于是营长张宝坤命令部队再打，杨锡林押着黑人士兵再喊话，这次美军真怕了，负伤的美军少校营长也出面了，表示愿意立刻投降，但提出要我军派一个人一起和他回去。 “我去”，杨锡林主动请缨，“他们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营长张宝坤、教导员沈灿、副教导员杨石毅都向杨锡林投来赞许的目光。营长脱下大衣披在杨锡林的肩上。杨锡林卸下肩上的卡宾枪，从地下抓起一把雪，擦去脸上的硝烟，从容的朝美军阵地走去。 孤身进入敌军阵地的杨锡林，不时敞开大衣，朝着凑过来探视的敌人点点缝在自己左胸口袋上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符号，分明是在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来受降的中国军人。杨锡林不时操着上海当学徒时学会的几句“洋泾浜”英语，一边比划着动作，对已经放下武器的美国兵，竖起大拇指，连声说“OK”，看到那些还在挖工事的就冲上前大喊“NO”。杨锡林要美军全部排好队，举起双手集体走向我军阵地。 240人，整整240人。事后查明，这批俘虏有美国、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官兵，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侵朝美军，号称有17个国家出了兵，这里占了三分之一强。 　　乾滋开受降的消息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广播了。杨锡林孤身一人深入美军阵地受降，智勇超群，因此荣立二等功。 遗憾的是从朝鲜战场活着回国的杨锡林，却在1953年5月29日参加解放浙东沿海岛屿（大、小鹿山）战斗中光荣牺牲，这时他已经升为排长。事后父亲询问杨锡林的战友，都说杨排长没留下一句遗言。他是在望到敌人主峰时倒下，只有他向上攀登的双手，为他说出了他最后要说的话。 参加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1月，60师奉命攻打台州近海的一江山岛。这场战役要说规模不大也可以，步兵实际投入兵力四个加强营3000多人，但也可以说规模很大，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夺岛作战，是为今后解放台湾预演。 　　一江山岛，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该岛分北一江、南一江两个岛，中间隔着100至200米宽的水道，据说一江山的名字皆由此而来。其中北江岛东西长约1900米，南北宽约100~700米，面积1.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长约101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0.65平方公里。就在这弹丸之地，国共两军展开了殊死搏杀，可谓是尸山血海。我军除了登岛攻坚的步兵，还出动了188艘舰艇和184架飞机。其支援火力包括4个地面炮兵营另12个连，6个高射炮营、火箭炮营。整个战役到黄昏时，北江的东山头被攻下为基本结束。共歼敌约800余人，俘虏131人。国军守备司令少将王生明战死，上校守备队长王辅弼被俘。我军牺牲426人，负伤1039人。可见战斗之激烈。 　　这时父亲已调任60师青年科助理员，战后负责审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现在台州椒江的“解放一江山岛纪念馆”，陈列有一张父亲审讯国民党军守备队上校大队长王辅弼的一张照片，弥足珍贵。 解放一江山岛后，大陈岛守军在美国第七舰队协助下，裹挟岛上原住民一起撤退到了台湾，自此浙江无战事，父亲的军旅生涯也开始进入了和平年代。 　　1955年8月，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上尉军衔，1962年晋升少校。穿着漂亮的军服，父亲首次去照相馆拍下了全身戎装照。 和平年代父亲的履历如下：1956年8月赴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学习。1961年2月，20军组织处助理员。1964年2月，60师工兵营政委。1965年9月，60师组织科科长。（这一年，部队的军装改为一颗红心头上戴，两面红旗肩上挂的草绿色65式军装）。1966年8月，60师179团副政委。1969年7月，60师179团政委。1970年10月，60师政治部主任，次年当选军党委委员。1973年9月，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1976年9月，赴湖北襄樊武汉军区五七干校学习。1982年1月，武汉军区下令离休。 我的军旅历程 1977年2月，参军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我1961年11月出生在杭州，1976年12月参军入伍，当时正读初三下学期，当兵时只有15岁。从小我就渴望成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军人，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穿上绿军装。 1976年的冬天来得有点早，杭州碰上百年不遇的严寒。鹅毛般大雪下了几天几夜，气温下降到零下11度。学校也都停课了，而西湖则迎来了冰雪童话世界。西湖的冰层厚的可以走人，更有人居然在冰面上脚踏冰刀滑冰。 学校不上课，我自然也没闲着，约上几个同学也去西湖疯玩了，打雪仗、堆雪人，我们居然从冰面上走到了湖心亭，一切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那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原以为会挨母亲的一顿臭骂，不料母亲只是看了我一眼，转而对我说：“你爸爸来信了，部队给了我们家一个名额，可以当兵去。”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消息来的太突然了。这一晚，我兴奋的直到半夜才朦胧睡着。 1976年12月21日，我由接兵干部带着乘坐绿皮火车先抵达父亲所在部队，60师驻地明港，检查完身体，就发了一套冬装。 “我终于穿上军装了”！ 我在心里发誓：我也要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军人。 当晚，60师派车，由军务科代理参谋冯杨带队，把王杭平、孙亮、王爱萍和我一行4个小鬼送往洛阳43军驻地，我们真正服役是在那里。两天后，孙夫章参谋长儿子孙戎也到了。我们被分配在了43军127师379团，只有同行的王来根副参谋长的女儿王爱萍被留在师医院，因为师以下没有女兵编制。 在洛阳东马沟连部门口进行模拟训练 　　到了部队后我慢慢的了解到，127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支有着辉煌革命历史的部队。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大元帅的铁甲卫队，后来以叶挺独立团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武装爆动——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由朱德、陈毅率领残部辗转江西，在赣南崇义上堡整训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朱毛会师”。共和国十大元帅有5位在这部队工作、战斗过。光是379团就有5个红军连，而我所在的82无后座力炮连也是其中之一。开国上将杨得志及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赵章成先后担任过我连连长。在我服役期间，时任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政委王平亲自来连队视察。 战马退役之前，在驻地东马沟麦田溜马 　　部队的生活是紧张而又枯燥的，尤其对新兵是一种历练。早上起床号一响，几乎是蹦下床去，麻利的套上衣服，眯着朦松的双眼到门口列队，边系扣子边喊口令，接着就是5公里的晨跑。 而新兵最怕的还是紧急集合，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哨声吹响，新兵屋里简直乱了套，又不许开灯，常常是衣服都互相穿错。我记忆最深的第一次紧急集合，我是倒数第二个到达校场的，帽子是歪的，衣服扣子是不对称的，背包打得松松垮垮。隐约看见连长铁青的脸，心想，这回糗大了，肯定要挨训了。可能是连长念我年纪尚小，没有对我加以训斥，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评就解散了。可我回营房后，在新兵班长的指导下，一口气练了10遍打背包。晚上睡觉也机灵了，个人物品都会在睡前整理好，再遇紧急集合，可以做到从容不迫。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到连部担任两瓦电台兵，紧接着就去渑池师通信教导队培训三个月。 电台的操作并不难，难的是收发报，戴着耳机听着滴滴哒哒的电波声，要准确的记录下来。老兵一般能压5个码，而我只能压到3个。最费劲的是背密码，密码本一共10页，每页10行，每行10个字，共1000个字，我们要背得滚瓜烂熟，随便挑出密码本里1个字，脑子里就要反应出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收明话密语时都不用抄电码，直接就把字写在抄报纸上了。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教导队结业。 前排左起：余又明、杨志群、曹东新后排左起：熊新启、张琳、汪海波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1978年的冬天，这时我当兵已经两年了，是个名符其实的“老兵”，很多新兵见了我都尊称我“老兵小弟”。 在广西崇左台村，战前和连部战友合影 　　12月9日，我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开赴广西中越边境，准备实施对越作战任务。我们师是总参战备值班师，动作非常迅速，师长张万年给全团开了战前动员会后，12月22日部队就荷枪实弹登上了南下的闷罐车，三天后，抵达广西崇左，我们连驻扎在江洲公社台村。部队安顿好后，马上开始投入紧张的战前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含意，这时不用多解释，大家全都懂了。 这一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广西渡过的，当地的乡亲抬着一箩筐用芭蕉叶包的粽子犒劳我们，这粽子比我们嘉兴的粽大五倍，一个班分到一个。 身穿127师特有的作训服开展战前训练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127师在张万年师长指挥下，从镇南关东侧爱店向越军发起进攻，战役目标是肃清边境越南一侧高地上的越军，强攻支马，翻过公母山，占领禄平县城，切断4号公路，阻隔越军338师从东向谅山方向增援，跨过齐穷河，穿越弥漫山，随时准备协助主攻谅山的55军对谅山实施钳形夹击。 我们连战时全部配属到各步兵营，我跟随李岩林指导员带领的3排，配属到3营。 战斗第一天就打得很艰苦，越军占据地形优势，在2号高地居高临下，把用来打飞机的高射机枪平射，对我攻击部队造成很大威胁。3营在17日凌晨到达1号高地脚下，在我军停止炮火准备后，开始进攻。越军火力依然很猛。 “82炮，干掉它！”眼看进攻受阻，3营长爆脾气就上来了，在两瓦电台直接喊起了明语。 82无后座力炮就是为打坦克和碉堡设计的一款武器。我连战斗班排受命后，在步兵掩护下实施抵近射击，准确干掉了敌火力点，为步兵突击提供了有力保障。到下午5点，我部已基本肃清边境越方一、二、四、十等高地之守敌。次日，扩大战果，继续攻占400、540高地。也就在这晚，我连3班新兵何明智遇越军特工队袭击，被手榴弹炸伤，却因无法送下山去，在卫生员怀里血流尽而亡。这也成了卫生员梁军元永远的痛。 东莞127师烈士陵园内电台兵雕塑 　　当我第一次看见抬着血肉模糊伤兵的担架从身边经过，听见伤员痛苦的呻吟，我心里想，这不是演习，这是真实的战争。但我并不畏惧。我是一个电台兵，保证通讯畅通，完成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就是我的职责。行军时我常常冒着踩到地雷的危险，跟着指导员走在队伍前列，为的就是能及时把敌情通过电台传递给营指。战后，我荣立三等功。 我们的战地生活非常的艰苦，配置的背囊在出国时全部扔在了国内，随身除了武器装备，唯一遮风挡雨御寒的只有一件雨衣。越南北部多是崇山峻岭，草木丛生，沟壑密布，空气湿度大，露营条件非常差。晚上在山坡上挖个猫耳洞，用雨衣裹住全身，佝偻一晚就算是休息了。早上醒来，雨衣上满是露珠。最要命的是炊事班热饭基本送不上来，因为部队一直在移动，当时通讯又不发达，炊事班连自己的连队的位置都很难找，而整个炊事班只有一支冲锋枪，送饭途中自身的安全也很难保障。所以我们每天基本以压缩饼干果腹，难得有分到罐头。可这压缩饼干吃到后来肚子发胀，口干舌燥，实在难以下咽。不过想起父亲当年在朝鲜时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日子，我已经很欣慰了。 前排左起：杨志群、孙亮后排左起：孙戎、王杭平（1979年3月于广西南宁邕宁大王滩水库） 　　3月10日子夜，接到撤退命令，我们每人左臂绑上白毛巾，快速向北移动。凌晨，我们撤回到边境线我方一侧时，看到当地民众用松树枝扎的凯旋门，顿时觉得身上背着的两台电台是那么的沉重，真想丢掉一切行囊，跳到身旁的小河里畅游一番。 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给了越南沉重的打击，迫使它放弃了成立印支联邦的梦想，也为我国后续开展的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更让我觉得自豪的是，我和父亲一样，也为祖国上过战场了。 1981年1月，我以“叶挺独立团”红炮连班长身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脱下了军装，退伍还乡。 回顾四年从军历程，我骄傲，我自豪，我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军装！ 与战友孙戎在洛阳白马寺合影 征集：美篇《共和国两代军人》入编样本 艰难岁月中，父辈们为新中国的奠基，抛头颅洒鲜血； 和平年代里，子承父业，为祖国繁荣强盛，挥洒青春热血。 军人使命、军队生涯、军营情结、军旅文化，共铸两代人的理想和伟绩。 只要你怀有对父辈的无比景仰，只要你有过军旅生活的闪光之点，就给我们投稿吧。 说说父辈的故事，晒晒自己的精彩，让我们一起来创作《共和国两代军人》，纪录共同的时代历程，激发民族复兴的强国梦想。 相关事项： 一、请提供文字材料（不超过5000字）； 二、图片若干； 三、版权归原作者。 《共和国两代军人》编辑部 统筹：毛战海、杨少华文案：毛一江、冯杨、杨志群题图：范晓莹美篇制作：冯杨外联：林平(135 1682 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