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r></p><p>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上虞县（现为绍兴市上虞区）农林水利局领导下的曹娥江大坝工程指挥部打工。具体做两件事，描图和宣传。描图是以工程师铅笔画的设计图为底本，将一种半透明的描图纸粘于其上，然后用圆规上的墨线笔依样画葫芦，将线条图表等一一描摹出来。做这事要特别专注、细心，稍有不慎线条歪斜或出格了，就得用刀片刮去再重描。描图完毕后，下一步是晒图（可不是当下微信上的晒图呵），将描好的图纸粘在一种专门的晒图纸上，放入刺鼻的氨水筒中熏上半小时，之后取出来放在阳光下让其起化学反应。渐渐地白色的晒图纸像照相底片般显出蓝中带紫的线条和图像。这张完成的图就叫 “蓝图”，施工员就可拿着它去施工了。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每一张蓝图都是以这种笨拙的方法晒出来的。</p><p>除了描图外，我还兼做工程指挥部的宣传工作，每周一到两次下到工地去采访施工技术人员和民工兄弟，从中寻找“好人好事”，然后写成报道，发表在指挥部的《工地战报》上，这张油印小报内容五花八门，包括社论、消息、人物专访，署名也非常高大上——“上虞县农林水利局曹娥江大坝工程指挥部编”，其实从采访、编写，到刻板和油印，全由我一个人完成，眼看自己写的文字变成印刷品，心中的欣喜不言而喻，颇有红色经典《红岩》中地下党员成岗编写《挺进报》的那种感觉。</p><p>其实这两种工作都超出了我的学历和知识范围，因为家庭成份关系，我1966年小学毕业就失学了，与镇上的一些少年流浪到萧山敲了一段时间的马路石子，每天能赚4毛到5毛钱。后来，经当时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的兄长推荐，进了绍兴县水利局领导的平水江水库引水工程做刻写和宣传，小有名气后，得以进入绍兴市水利局做同样工作，之后再转到曹娥江大坝工程指挥部。为了怕因学历太低而丢掉这份临时工作，兄长告诫我，如有人问起你的学历时，不要说小学毕业，要说初中毕业。哪个学校？鉴湖区亭山中学。当时的中国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推荐打工都以个人信誉担保，没有人会要求你出示学历证书。</p><p>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时也出差来杭州省水利局（当时在梅花碑）复制一些工程图纸，当时年轻，单纯，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都没好好抓紧机会在杭州一些景点玩玩。因此颇得省局一些工程师的赏识，其中有一位对我说，小张，你以后有机会可以上大学深造。我礼貌地笑一笑表示感谢，对我来说上大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没想到，77年机会真的来了。可我觉得这个机会并不属于我，只属于我兄长和他那一辈66届初高中毕业生。他们才是最有资格和才华的一代。但自己又觉得于心不甘，应该去试一试，心想考其他不行，考美术还是有点把握的，因受外祖父和兄长的影响，我从小喜欢画画，失学期间闲着没事，也断断续续地学过油画和国画，还利用这个小技能赚过一些小钱，在城里府横街一家对外出口的街道企业画过一段时间的蛋壳画（在洗净擦白的蛋壳上画山水花鸟），此外还参加过县城群众艺术馆的短期培训，画过一些结合时政的画（如1972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结交了几位群艺馆的老师和喜爱画画的小伙伴。所以一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首先就进城与小伙伴们联络。大家决定一起去考浙江美院（即现在的中国美院）。当时考美院跟现在一样也是提前考的，要求先交自己的“作品”，油画、国画、速写、素描各一张，另附一张个人照片（我至今还在纳闷为什么要交这个，看艺术气质吗？）。自己觉得前面三类作品好办，有现成画好的，唯独素描因为没有石膏像作模特无法完成。只得硬着头皮，向画画小伙伴赵健人借了一个浮雕，因为他自己也要参加考试，说好只借三天。记得是闷热的秋老虎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后楼顶上，挥汗如雨画了三天。凑齐了作品寄出去后，就又回到上虞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公社里派人带口信来，说有我家的邮件，原来是我的作品被退回来了，并附一封印刷的信，名字是手工填写的。信里说的很客气，总共收到1000多人递交的作品，但美院只能在全国录取几十人，你的作品虽然不错，可惜名额有限不能录取，希望继续努力等等。后来碰到公社的劳月芳书记，貌似真诚地对我母亲说，“我们看看觉得你儿子的画已经画得很不错了”。这么说，公社已经把我的邮件拆开来看过了。当时的人也没有什么隐私概念，我母亲反而为书记的这句赞扬话感动了好久。</p><p>美院的梦破灭了。那就试试考文科吧！</p><p>其实当时的我对文科也没有什么概念，以为就是读文史哲类而已。自以为书我还是读过不少的。外祖父虽然是做生意的，但喜欢读书，我偷偷翻过他锁在抽屉里的《野叟曝言》，看得我耳热心跳。我结交的同村小伙伴中，有两位特别喜欢看书，我们经常互相换书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都是以种方式读到的。去平水江水库工程后，认识了平水区政府里负责文化宣传的老任，他管理着区里的小图书馆，时不时地从城里进一批书，先借给我挑选，读过印象最深的是《史记》和《牛虻》，后者中蒙太里尼的故事还与同事一起讨论过。到市水利局工作之后，惊喜地发现原来它那儿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于是开始一本本的借来看。它那里收藏最多的是内部资料发行的蓝皮书，大多是历史和国际政治类，我读过的有基辛格、李光耀的传记，讲肯尼迪政府智库精英的《出类拔萃之辈》（里面讲到有一位精英能面对一张白纸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威尔斯的《世界史》（行文深入浅出甚至影响到多年后我自己写世界文学史），还有一些前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有巴巴耶夫斯基的《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等。除了这些非正式的图书馆外，我还在城里的鲁迅图书馆办了一本借书证，每个月去借两本带到上虞去看，鲁迅的那套没有注释的白皮书单行本系列，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单行本几乎每本都借来读过，并记住了译者的名字：汝龙。</p><p>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真是自不量力，凭着这些杂七杂八、不成系统的知识系统就想去考大学了。自以为最麻烦的不是语文，而是数学。毕竟只有小学毕业，学过的最复杂的就是四则综合运算，什么无理数、有理数、开根方一点概念都没有，都是拿着兄长用过的教科书自学的。兄长很忙，平时在广播站工作基本不在家，农忙时参加双抢（抢收抢种）之余还要帮队里记工分，他的自留地还是我帮着种的呢。</p><p>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向上虞农林局请了一个月的假，与兄长一起复习迎考。他对我说，估计初中数学不会考的，你就直接学高中的吧！我将信将疑地听了他的话，就这样胡里胡涂地复习了起来。</p><p>除了自习之外，当时的鉴湖小学也办了一个晚上的补习班，来者不拒，全部免费，由高年级的语言数学老师上课，主要是讲最基本的应对之策，语文老师讲语法、修辞、逻辑；数学老师讲代数。当时的老师也真有献身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一门心思为国家选拔人才出力。除了语文数学外还有地理、政治，政治不必复习，关注时事就行了。地理课，我记得是表弟带我去他的高中地理老师家现场指导的。一进门即见堂前挂了两张地图，一世界的，一中国的。老师（可惜我忘记他姓什么了）像个军事指挥官那样，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听得云里雾里。</p><p>然后就跌跌撞撞地进了考场。77年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在11月25日（谢谢兰洲同学提醒），由亭山公社主持，考场就在我读过的鉴湖小学内。第一天上午语文，我觉得不是很难。古文片断引自《史记陈涉世家》，其中要求翻译带点的字。陈胜“亡”，当然是逃跑的意思啊！不曾想，我的好几位读过高中的同学都解释为“死”，全错了。数学第一题四则运算，结果是9。好几位考生说除不尽。这怎么可能！出来对答案，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连声说我们高中白读了，居然还考不过才小学毕业的德明。</p><p>初试通过后，12月15、16两天复试，考场设在绍兴一中。进教室后，望望座位前后左右大多是我的兄长辈，文革前的高中生，心里拔凉拔凉的。语文试卷发下来了，作文题目《路》，大喜过望，文思泉涌，把国家的命运、历史的教训和个人的失学、打工等大小事件一股脑儿全写上去了。后来师专同学鲁兰洲言之凿凿地回忆说，我的语文成绩比他长10分，得了69。语文勉强过关，数学可就惨了，题目一发下来傻眼了，基本上看不懂。只能乱做一气。后来据说得了27分。</p><p>复试一结束，我就回到上虞农林局继续干我的老本行。局里一些工程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没希望的。他们说上什么大学，就在这里干下去吧，大学毕业后还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单位呢！说得也是。但我总觉得有机会上大学还是应该去上的，弥补一下这十年来失学的遗憾。没想到，过不了多久，录取名单在绍兴百货大楼门口张榜公布了。大红纸上密密麻麻写了150个姓名，多年以后听说为浙江初试入选者之最。亭山公社名下，我和兄长双双上了榜。村里人对我母亲说，你家坟头着火了，一下子中了两个。母亲多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但因家里穷，也没搞什么庆贺活动。就事就这么低调地过去了。之后，我哥哥先上了杭州大学，我则在扩招中被录取在了浙师大绍兴分校（绍兴师专）。第二年，我弟弟也考上了师专，一家的命运由此全部改观。去年一位浙大历史系的同事兼邻居和山友转发给我一张1977年招生录取表格照片，我才知道，其实我当初已被录取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被划掉了名字。有师专同学怀疑我是否被掉包了，这个我不敢说，但天命不可违，它让我在师专毕业后为家乡服务了五年，最后还是把我送进了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此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