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回顾

曾昭景

插队农村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上山下山插队农村开始的。我是南京三中六七届高中生，上大学、当医生当工程师当科学家一直是我刻苦学习的动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我的大学梦碎。1968年秋天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有少数同学自願报名去内蒙古、去国营农场插队。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布，学校动员所有高中同学去江苏省扬州专区的宝应县、䢴江县、泰县的农村去插队，初中的大部分同学也在动员之列。1969年1月，我插队到苏北水乡江苏省泰县杨庄公社罡南大队。



那时当地绝大多数的农民都住在草房里。不同于瓦房，当地的草房是用土坯垒成墙，用小麦秸秆做屋顶。生产队也为我们4个知青盖了4间草房。看到我们一天三顿都吃干饭，当地的农民都羡慕不已。

在生产队，我踏过龙骨水车这种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农村提水灌溉机械，也曾在踏水车时滚进河里。我割过麦收过稻，体验过“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滋味，品尝过“粒粒皆辛苦”的味道。我们和贫下中农一样，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工作日。早上迎着太阳上工，心中盼望太阳赶紧落山，因为时间好像不是自己的。

　　

冬季本是传统的农闲季节。但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冬季变成开河挖渠、兴修水利的季节。当地的老百姓称开河挖渠为“挑河”，因为河渠全靠手脚用大锹挖出来，靠肩膀用扁担和箩筐挑出来。我当过挑河工，领略过寒风钻过汗水浸湿的内衣直刺筋骨的滋味。那时我一年才能挣到大约人民币70余元的工分。为了省钱我曾经搭过一次顺风车。刚过完春节，从南京到泰州，坐在泰州化肥厂的敞篷卡车上，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坐下来，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热气。我那时候最喜欢唱的是俄罗斯歌曲《三套车》；那忧伤的旋律抒发了插队知识青年对前途的迷茫。

我插队的地方距离泰州市有二十多公里。天冷时，每隔个把月会乘班船去泰州的澡堂子洗个澡。这张照片是在泰州东方红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中的衬衫和外套是我自己裁剪缝制的。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当年有不少知青拜师学手艺，例如学木匠。我也买了本裁剪衣服的书，自学成“裁”。不过这门手艺除了为自己和家人做了几件衣服外，从来就没有派上用场。

　　

 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望良好的表现或许可以改变命运。1970年我得到泰县杨庄革命委员会鼓励我的“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好社员”奖状。

　　

1972年受罡南大队的推荐，我曾经在罡门小学做个几个月的小学临时代课教师。后来在罡门小学龚德興校长的推荐下，我到了杨庄公社纯垛学校。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纯垛学校的大门口拍摄的。照片中没有我，但有杨庄公社教育科科长冒士魁（左二），我在纯垛学校的同事王庆善老师（左三）、纪增強校长（左四）、孙杰老师（左五）。这三位同事都是插队知青。





纯垛学校的校址是从前的公社卫生院，所以校舍全是瓦房。纯垛学校原来只有小学部，招我去就是为了成立初中部，我也就成为一名农村民办中学教师。民办教师不属于国家事业编制，我还是属于罡南大队的社员，我的户口还是在罡南大队，我的口粮还是从生产队购买。但我每月有20元的工资，不再靠体力挣工分了。在教学过程中我可以温习巩固原来中学学过的部分知识了。按照当地贫下中农的说法，我从糠箩跳进了米箩，心里美滋滋的。我给自己下了个约定，兢兢业业，努力上好每一节课，把知识奉献给农村的孩子。

　　

下面这张照片是纯垛学校首届初中毕业生合影，照片中戴眼镜的那位是我（第二排右三）。我刚到纯垛学校时，初中部还在筹办之中，学校领导就安排我先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教起。我教过小学四年级的语文、祘术、音乐。第二年就教小学五年级祘术和初中数学，后来就一直教初中数学、化学、物理、农业机械基础知识等科目。我喜欢农村孩子的质朴、勤奋、吃苦耐劳和聪慧。





记得教小学四年级语文时，对于如何区别“扬”与“杨”时，我告诉学生，提手旁的“扬”是动词，用于与动作有关的情景，例如尘土飞扬，旗帜飘扬，扬稻子等；“杨”是名词，用于人名地名等场合，例如杨庄公社。这时有个学生举手发言。他说扬州的扬是提手旁。我查了一下，江苏扬州的扬还真是提手旁。“教学相长”啊！

　　

当年农村学生住家分散，不少学生家离学校比较远，中午就吃点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在校长纪增强的带领下，我们研制了箱式太阳灶，用来给学生热饭。我们还建立过地震测报站。照片中左一是我。左二是纪校长，1964年的老插队知青。左三是过纲林老师，泰县溱潼古镇的插队知青。右一是陈跟东老师，是吃皇粮有城镇户口的公办教师。

　　

20世纪70年代中期纯垛没有通电，照明靠煤油灯，燃料供应也紧张。在纪校长的指导下，我负责在校园西南角建起泰县第一座沼气池。建成的沼气池直径约5米，深约6米，还有进料的侧管和出料井，如照片所示。沼气池砌好后，投入杂草、人粪和水，几天以后，产生沼气了。

但很快就发现该沼气池有沼气洩漏的问题。为堵塞池壁上的微裂纹，我曾经站在临时搭起来的脚手架上，浸泡在齐大腿的糞水里，将沼气池内壁水面以上的部位全部用黄油涂抹了一遍。这临时脚手架类似从池顶放进沼气池的秋千，人站在秋千板上搖搖晃晃，随时有坠入池底的危险。这种防止漏气的方法还挺管用的。解决了漏气问题，学校的厨房又可以用沼气池顶部聚集的沼气来照明、烧饭炒菜，整个学校一片欢腾。



照片中左一是帮学校老师烧饭的老奶奶；左四是纯垛第三生产小队的张队长，把糞水运进沼气池全靠他派了社员来帮忙。照片中我坐在右二的位置。照片中黑板上面的是沼气池的结构及应用示意图。这张示意图是为全公社教师的现场观摩会准备的。我在观摩会上作了关于开发利用沼气的发言。我记得我的大会发言是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结束的。

　　

1976年杨庄公社教育科推荐我出席了泰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下面这张照片中我站在后排右五的位置，照片中后排左四是纪增强校长。大会发给每位与会代表一只搪瓷杯。这只搪瓷杯就一直伴随着我，从乡村民办教师，到铁路建筑工人，从大学学生，到大学老师，直到一九九四年出国为止。杯子底边的漏洞也是我自己动手用焊锡补起来的。

　　

1976年10月，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突然结束，插队知识青年返城的序幕随之逐渐拉开。1977年初，我得到招工回城的机会。临行前，我获得了杨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奖状。这张充满文化大革命气息的奖状为我近五年的乡村民办教师的经历画上了句号。

返城务工

　　

招我回城的单位是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个时代的铁路工人捧的是铁饭碗。我被分配到南京铁路分局建筑段，职名徒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我那时已经是三十虚岁了。本该“三十而立”，但由于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我三十岁才开始当徒工。建筑段主要负责维修铁路局的建筑物，例如火车站，办公楼，工人宿舍。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和黄沙水泥打交道，修补破损的墙面，也疏通过下水道；正如工作证所标示的那样，“为人民服务”。

　　

我领到了职业生涯中的唯一一套工作制服。胸前的铁路路徽和模压的黄铜纽扣闪耀着铁饭碗的魅力。我还领到了灰色劳动布工作服和白色工具包。劳动布工作服在那时属于城市年轻人的时尚，炫耀的是工人老大哥的优越感。帆布工具包是用来装瓦刀等工具的，很结实。一年以后我把该直统式的工具包拆散了，染成黄色，改制成横式的书包。装载着沉甸甸的书，这个自制的书包陪伴着我倘徉在求知的路上许多年。

1977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后再度出山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会上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审时度势，为了改变工种，我利用在文革期间闲在家里学来的无线电知识，业余时间研制了可用来探测埋藏在墙体里的电线断损点的断线测量仪，创造条件去迎接“科学的春天”。





1977年夏秋之交，我被调到建筑段技术革新小组。我设计与制作了利用偏心机构的振动式筛沙机。由于缺乏工程知识和经验，设计时小看了偏心的威力，试验第一台样机时，筛沙机又蹦又跳。减小了偏心轮的尺寸后，移动式筛沙机制作成功了。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多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虽然对在分数面前是否能人人平等仍然将信将疑，但我还是报了名，决心抓住这次知识改变命运的机遇。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业余时间，复习旧课程，补习高三的课程（我只读完高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背诵时事政治方面的材料，迎接1977年12月的高考。

　

“戴花要带大红花”，当工人要当好工人。即使在复习迎考的两个月期间，我也努力工作，从不迟到早退。1978年1月我获得了南京铁路建筑段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奖状。1978年2月我收到了南京化工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结束了我一年零十几天的当工人的经历。

跨进大学门坎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七七级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入学时间也从1977年秋季改为1978年春季。





作为1977年高考的幸运儿之一，1978年3月4日我跨进了南京化工学院的大门，成为化工机械系的一名七七级学生！化工化械系分为两个班，化七一和化七二。我分在化七二班。同班的三十二位同学多数是5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也有少数是60年代初期出生的，还有三位（包括我）分别是1946、47、48年出生的。特别要感谢我们班的辅导员李海舰老师批准我享受甲等助学金，让我无忧无虑地专心学习。

南京化工学院的前身可追溯到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之后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1958年院系调整从南京工学院分出，取名南京化工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南京化工学院1995年改名叫南京化工大学；2001年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合并，改名南京工业大学。（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18年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在来自77个国家（地区）的1000所大学中，中国内地有66所高校榜上有名。南京工业大学位列内地高校并列第23位）。





胸前闪耀的“南京化工学院”的校徽，激励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畅饮琼浆。大学四年，我只看过一部电影“刘巧儿”。

　　

1979年1月我正在准备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高等数学的期末考试期间，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用高等数学满分100分的成绩庆贺了女儿的誕生。我住在学校里，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才能陪陪女儿。

　　

照片中的我正在使用对数计算尺。对数计算尺通常由三个互相锁定的有刻度的长条和一个滑动窗口（称为游标）组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广泛使用于较复杂的工程计算。但之后被电子计算器所取代，成为过时技术。 在我们上大学时，电子计算器还刚刚问世，在国内尚属于珍稀物品。复杂的计算还是靠对数计算尺进行。熟练使用对数计祘尺是那时工科学生必练的基本功。

七七级的大学生都是“玩命”之徒。“玩命”是我们化工机械七七级同学的专用术语。按照我的同窗吴跃华的说法，“不论白天黑夜，除去吃喝拉撒，所有人都在不知疲倦地疯狂学习。每天就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天不亮就有背单词的声音，熄灯后蚊帐里挑灯夜读，故谓之曰“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高等学校大门对考生关闭了十年。十年沉寂，一朝鸣响，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幸运儿，每个同学都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但是遇到班上组织活动，大家还是积极报名参加，趁机放松一下。这几张是化七二班的同学在玄武湖和南京长江大桥遊玩时拍的照片。

1981年秋季是七七级大学生忙于毕业设计的时节。那时的大学生毕业时有三条出路：由国家分配到化工企业或设计研究单位、留校任教、以及攻读硕士学位。想趁着年轻（那时我才33岁哦）多学一点，我选择了考硕士研究生这条路。我所就读的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虽是国家教委公布的第一批硕士点，但1981年学校决定该专业暂时不招硕士研究生。于是我在1981年秋报考了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和浙江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1981年12月我收到了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莘莘学子倘徉学海志同道合，严谨师长诲人不倦桃李芬芳。1982年1月我们大学毕业了！我们化工机械专业的大多数同学分配到各地的化工研究院、化工设计院以及大型化工企业，有九位同学留校任教，还有五位同学直接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下面这张照片是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七七届的两个班化七一、化七二的毕业合影。我站在第四排左二的位置。看到这张照片，我耳边又回响起毕业时同宿舍的同窗刘方斌唱起的饱含浓浓同学情的“送战友”。

　　

四年的努力学习为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我获得了工学学士学位。

攻读硕士学位

1982年春节后，我到上海化工研究院教育科报到，还与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高家驹先生见了面。高先生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全国著名的高压容器专家。高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中国压力容器学会超高压容器专业组主任委员。

因为我报考的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和浙江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按照培养计划，到上海报到后，我旋即奔赴浙江大学读研究生基础课和专业课。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1897年求是书院，1928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是一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在浙大的学习很忙，但繁忙的学习生活并未妨碍我到西子湖畔留个影。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杭州黄龙洞景区。黄龙洞位于栖霞岭后山麓上。曲槛画廊环绕之中，涵藏着一泓清池。池畔的山石上露出一个威武雄壮的黄龙头，一股清泉从龙嘴中飞流而下。清泉两旁的山石上，分别镌刻着"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八个行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龍则灵”。我从小就喜欢《古文观止》中刘禹锡的“陋室铭”。

　　

在浙江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后，我回到上海化工研究院做研究生课题。我的研究生课题是研究带加强筋的矩形压力容器的计算方法。所硏究的矩形容器是一台大型的医用消毒箱，薄壁的冂型加强筋兼作夹套用（照片二）。高压蒸汽流过中空的冂型加强筋为消毒箱加热。为确保该矩形容器的安全运行，我核准设计计算方法，并与实际测量的应力以及用有限元分析法计算出的应力作比较。感谢化工研究院化机室的多位老师一齐出动（照片三、四）帮助我顺利完成应力測量实验。

　　

因为我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和浙江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按照培养计划，我回到浙江大学进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答辯委员会的结论是“该生学习成绩优良，论文达到了较好水平，具备一定的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答辯委员会会一致同意通过答辩，并建议授予该生硕士学位”。

我的研究生論文所提出的考虑加强筋连接件角变形的带加强筋的矩形压力容器的计算方法日后发表在国际著名专业期刊《国际压力容器和管道》（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 Piping)上（照片三）。





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期间，我还研究了不带加强筋的矩形容器的设计计算方法。我推导出基于平板理論但只考虑四块侧板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承受内压的矩形容器这一力学模型的计算公式。我还推导出同时考虑六块（四块側板加上上下两个端头的两块平板）平板交互作用的承受内压的矩形压力容器这一力学模型的计算公式。由于没有作试验验证，我提出的这两个矩形容器的计算方法没有纳入我的硕士论文；几年后我将这两个矩形容器力学模型的计算公式发表在《国际压力容器和管道》的期刋上（照片二和照片一）。

下面的第一张照片是上海化工研究院81级研究生的毕业照。前排右二我的研究生导师高家驹先生。第二排右二是我的课题指导老师资深的压力容器设计工程师顾其寿先生。第二排左一和右一分别是专门管理研究生的王月科长和阎顺福老师。毕业照中我居后排左三。在我右侧的叫董新谊，也是学机械的，后来去了加拿大，又拿了个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照中在我左侧的叫徐英海，和我同宿舍。他是学化工的，特别用功，往往做试验忙到深夜才回宿舍，但绝对轻手轻脚，不打搅别人的睡眠。我毕业答辩后我们相约去上海的“红房子”吃了顿西餐，拍照留念（照片二）。他后来去了美国留学。





我的大学同窗过志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化工研究院工作。我在上海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得到志昌在工作上生活上的诸多帮助。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大学同学老师的音容笑貌。离开上海时志昌送给了我一本相册作纪念（照片三）。

　　

1984年我获得上海化工研究院硕士毕业证书和浙江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证书。

在南京化工学院工作和学习

　　

因为我的家在南京、我的母校是南京化工学院，上海化工研究院根据我毕业时所填写的志愿，将我分配回南京化工学院。1984年11月我到南京化工学院人事处报到，随后就分配我到化工机械系化工机械研究所工作。

　　

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是学校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为充实科研实力，学校为化工机械系从日本购买了一台先进的双轴向疲劳试验机。1985年，由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王明娥教授带队，加上李书臣教授和我，三人一起前往日本验收试验机并参加操作维修培训。我临时抱佛脚学起了日语。从日本回来后我将日文的试验机操作说明书编译成中文，供研究生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但有机会游览了富士山、参览了著名的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日本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干净的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7年3月，通过考试我被录取为在职博士研究生，师从戴树和教授。戴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化工机械教育家，化工机械学科的拓荒者和不懈创新者。是中国化工设备可靠性工程奠基人。特别感谢戴教授选择了结构完整性研究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的课题，这一课题在石油化工、核工业等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我也因此受益一生。下面的两张照片中，坐在中间位置的是戴教授，左侧的是戴教授的第三个博士研究生、比我晚一届的师弟刘曦。我是戴教授的第二个博士研究生，坐在第一张照片中右側的位置。第二张照片中右侧的是戴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比我早一届的涂善东师兄。

　　

下面这张照片是和我的师兄涂善东在南京化工学院校园的合影。善东后来担任了南京工业大学的副校长，之后又被华东理工大学聘请为副校长，现在己经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了。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浅长型表面裂纹的理論与试验研究”。論文首次提出将边界元法与表面裂纹的线弹簧模型相耦合，将三维的表面裂纹計算问题转化为一维的計算问题。论文提出了双轴应力状态下斜裂纹的简化分析模型和封闭解，并对带斜表面裂纹的试件做了双轴向疲劳试验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1991年初春进行的。照片一是南京化工学院魏宝明院长宣布答辯委员会名单。照片二是答辩委员会组长琚定一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硕士、中国压力容器学会理事长）宣布答辯开始。照片三是孙训方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硕士、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提问。照片四是答辯结束后我与答辯委员会11名成员合影。前排右起分别是华东理工大学李培宁教授、我的导师戴树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琚定一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孙训方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吴东棣教授、天津大学贺匤国教授。后排右起分别是南京化工学院王明娥教授（答辯委员会秘书）、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于维成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王中光研究员、南京化工学院王德润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张康达教授。第五张照片是我在回答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答辯委员会对我的论文作出了“是一篇富有创造性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优秀博士论文”的评价，并推荐授予我博士学位。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地拼搏，1991年3月我博士研究生正式毕业，同年7月我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因为我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我还是留在化工机械研究所搞科研。

　　

下面这张照片是部分被SCI收录过的我做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发表在著名的国际专业期刋《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Computers & Structur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 Piping》、《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acture》上。





根据“百度”，SCI论文，是指被“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SCI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期刊论文，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科研机构被SCI收录的论文总量，反映整个机构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水平。因而每年一次的SCI论文排名成了判断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在90年代初期我曾经是南京化工学院SCI论文排名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我所学的专业是化工过程机械，但得益于南京化工学院和浙江大学老师为我们打下的扎实力学基础，我的科研论文涉及计算力学、断裂力学、板壳力学等学科，也有十余篇论文被国际著名力学期刊“应用力学评论”（Applied Mechanics Review）刊登摘要。1992年受江苏省力学学会推荐，我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中、青年科技奖”。

1992年我获得化学工业部“全国化工科技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铜质奖章。1993年和94年，还分别获得南京化工学院先进工作者及科研成绩显著的奖状。我特别感谢化工机械系当年的领导曹宫衡教授、沈复中教授、王新生教授、以及南京化工学院魏宝明院长、欧阳平凯院长的栽培与鼓励。

我参加了戴教授领衔的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核安全局的国产蒸汽发生器的科研项目，以及源自石油化工企业如四川化工总厂、金陵石化、沧州化肥厂、仪征化肥厂的诸多科研项目，也因此获得多个奖项。

1996年我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化工设备的可靠性研究 — 可靠性评估、延寿及专家系统”，主要完成人之一）。该获奖者证书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签署。下面这张照片是我的获奖者证书。

　　

下面这张图片是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化工设备可靠性研究 — 参数不确定性和含裂纹结构完整性评价”）。我是该研究的第三完成人。

　　

下面这张照片是1995年获得的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要完成人之一）。

下面第一张照片是我为南京化工学院生物化工研究所研制生物胶造粒设备的试验模型。照片中左边是生物化工研究所潘光亮教授，我站在右边的位置。第二张照片是用该试验模型生产出来的海藻胶颗粒。包裹着生物酶的海藻胶颗粒放置在生物反应器里可以用来完成所期望的生物化工反应。我们为该造粒项目申报了专利。照片三是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设计人分別是我、工程院院士欧阳平凯教授、以及潘光亮教授。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选修了蔡瑞瑛教授的“边界元法”的课程，拓展了视野，我的博士课题也因此得益。1994年蔡教授邀请黃文龙教授和我合编“边界元法程序设计和工程应用”一书。非常感谢蔡瑞瑛教授！

　　

1994年戴树和教授推荐我去浙江参加中国压力容器学会超高压容器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推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超高压容器专业委员会委员（照片一）。我衷心感谢戴老师和高老师这么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对我的器重和栽培。这次会议的东道主还组织与会者遊览了雁荡山（照片二）。

　　

下面这张照片是化工机械研究所可靠性工程室的老师和同事的合影。非常感谢研究所的老师和同事，即使我已经出国，研究所在申报奖项时还是把我列为主要完成人；我每次回国，都受到老师和同事的热情款待！

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开阔眼界，我开始着手申请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学校同意我以自费公派的方式出国深造，1994年我申请到因私出国护照。

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

　　

在大学同窗好友钱进的帮助下，我到了美国TOLEDO大学师从金属疲劳领域的著名学者阿里.法提米（Ali Fatemi)做博士后研究。研究经费和生活费由法提米教授提供。研究的课题包括带缺口构件的疲劳分析和弹塑性分析。刚到美国那天，钱进张丽萍夫妇专程开车到底特律飞机场接我，连住的公寓也提前帮我安排好了，又到中歺馆给我接风；大学同窗好友周建华特地从安娜堡（Ann Arbor)驱車100多公里给我送来了床架和席梦丝。刚到异国他乡，受到如此温暖的款待，心里充满了感激。

TOLEDO大学成立于1872年，是美国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TOLEDO大学校园占地面积达1400英亩，主要建筑物达100多幢。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在TOLEDO大学校园的留影。

大学同窗钱进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我应邀参加了他的授学位庆祝活动。授学位的仪式庄严隆重，喜气洋洋。钱进博士穿着博士服令人羡慕（照片一）。





中国大陆直到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才批准了中国的学位服，向全国推荐使用，学位服从此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博士毕业时，中国还没有博士服。为弥补这缺憾，我借钱进的博士服过了回瘾（照片二）。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在法提米教授的指导下为丹那（DANA）公司完成了300多页的研究报告。

　　

我在梦露奥托公司（Monroe Auto Equipment）做汽车减震器的弹塑性应力分析超过半年的时间，并根据法提米教授的要求，为梦露奧托公司起草过一本如何做弹塑性分析的指南。 我那时不会开汽车。主管这个项目的美国朋友丹.开尔（Daniel Keil) 每周三次开车接送我到离校园很远的梦露奥托公司。照片一是丹.开尔与我的合照。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1997年1月与美国朋友说再见（照片二）。他们送给我印有梦露奥托标志的T恤衫。

　　

下面的这张照片拍的是基于我博士后研究课题发表的论文。特别感谢阿里.法提米教授(Prof. Ali Fatemi), 尽管我已经离开TOLEDO大学多年，Fatemi教授还是把我作为作者一起发表论文，职业道德令人敬重。

去加拿大发展

听说加拿大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高福利高科技国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了加拿大的技术类移民。我没有找中介机构，自己向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要了申请表格，自己准备申请材料。尽管只要求递交申请表格，但因为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上限的45岁（每超过一岁扣一分），我在递交材料时还是附上一份詳尽的Cover Letter(说明信）强调我的教育和技术背景，并附上我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一两个月后我就收到体检通知，又过了几个月，我就收到了全家的加拿大移民批准书。1997年1月我携太太和女儿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在多伦多。那一年我49岁。

　　

来到加拿大不久我在距离多伦多20多公里的VICARB公司找到一份制造工程师的工作。VICARB是一家制造板式换热器的企业。1998年VICARB被瑞典的ALFA LAVAL(阿尓法拉瓦尔）收购，更名为ALFA LAVAL VICARB。阿尓法拉瓦尔是国际上一家著名的设备制造企业，其产品也包括板式换热器。





一听到我找到工作，我的大学同学钱进从美国给我寄来了《化工机械英汉词典》；大学同学过志昌从中国给我寄来很多本有关工程设计的资料，例如《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要求》，以及考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工程师职称的复习资料，帮助我快速地适应了从高校搞研究到工厂搞设计的转型。

　　

我在VICARB负责制定产品设计标准，维护电子版设计图纸，制定设计计算方法，用EXCELL开发定型产品的自动计算软件。

　　

下面的几张照片是VICARB的几位同事，其中薛雅之.瑞梅尼(Shiraz Rehmani)是我的顶头上司。薛雅之出生于巴基斯坦，硕士研究生就读于美国里海大学。第一次去VICAB就是他和副总裁靣试了我。第二次靣试时，他当场宣布录用我并提高了第一次面试时所提及的工资。他鼓励我申请加拿大的专业工程师，并把他为准备专业工程师考试的书本、听课笔记等资料借给了我。1999年薛雅之在加拿大原子能公司AECL找到新工作, 辞去了在VICARB的设计及质量控制室的经理职位。2001年在他的推荐下我也获得了AECL的管道工程师的位置。薛雅之.瑞梅尼是我在加拿大职业生涯的贵人。

　　

通过考试我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专业工程师的执照（見下图）和专用图章，成为加拿大的注册专业工程师(P.Eng)。根据加拿大专业工程师的网站，在加拿大专业工程师的称号代表了高标准的工程知识和经验，以及高标准的专业水准。所有设计计算书和工程报告，只有专业工作师签名盖章后才祘有效。例如VICAR生产的换热器，如果设计图纸和计算书没有经P.Eng签字盖章，是无法从压力容器的监管机构申请到加拿大注册序列号（Canadian Registration Number)的，因而也就禁止在加拿大安装使用。





申请专业工程师必须满足至少四年以上的工程经验；通过工程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考试；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还必须评审你所接受的教育是否能够被加拿大承认。我因为具有工学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的经历，申请材料准备得充分，只要求我直接去参加“工程法律”和“工程师职业道德”这两场全国性的考试。我一次性通过了这两场考试。

　　

下面这张照片是2001年初部分VICARB公司员工的一张集体照。我站在后排左八的位置。2000年圣诞节前，ALFA LVAL VICARB的总裁紧急通知全体员工开会，宣布ALFA LVAL VICARB公司将于2001年初关闭。据说当年阿尔法拉瓦尔并购VICARB时，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迟早要到来。2001年初公司开始清理东西，很多完整无损的不锈钢板材就被用剪板机切成小块，扔进垃圾箱；好多图纸、文件、讲义夹也被扔进垃圾箱。好在阿尔法拉瓦尔是个大公司，给所有员工进行找工作培训，还根据工龄长短职位高低给每人发遣散费。陆续有人离开公司。我选择在公司关门的最后一天离开公司，那是2001年4月30日。那时我已经得到一家新成立的生产板式换热器的小公司、以及一家制造阀门的公司的聘书，第二天（5月1日）就可以去上班。但那时我已通过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面试，决定到这家国营企业去闯一闯。

　　

2001年5月7日我到了加拿大原子能公司（Atomic Energy of Canada Limited, AECL)工作。管道工程师，两年的合同。AECL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拥有的企业（央企）。加拿大独创的CANDU重水反应堆就是AECL设计监制的。中国的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引进的就是AECL的 CANDU 6 重水反应堆技术。

　　

在AECL我做过管道应力和其它承压部件的设计分析，在役系统设计条件变化的评估，承压系统的过压保护评估，抗震分析，以及合于使用（Fitness for service)的分析。

　　

2003年4月AECL大裁员，裁150名工程师，20名经理，30名其他人员。我因为是两年的合同工，按照工会的规矩，也在被裁之列。尽管我离合同到期还不足一个月，AECL还是发给我相当于我4、5个月工资的的遣散费。照片中前排左边两位也受到这次大裁员波及。其中坐着的那位印度人原来是我们的顶头上司（Section Head), Section Head是受到工会保护的。但他后来被提升为经理。尽管他在AECL已经工作20多年，但因经理阶层不受工会保护，也在这次被裁掉。



我在加拿大原子能公司AECL工作时，将我的硕士研究生同学董新谊的简历推荐给我们的经理，帮助他也进入了AECL。这次大裁员，他和我同一天离开AECL公司。



AECL是加拿大核工业的国家队。在AECL近两年的历练，增强了我承受“时间紧任务重”压力的能力，丰富了我在核工业规范方面的知识，培养了我的核安全意识，也锻练了英文报告的写作能力。

　　

2003年6月我被ViEX公司录用为研究与开发部的项目经理。ViEX是一设计制造板式换热器的私人公司。从老板到员工有不少都是原来VICARB的同事。短短五个月，我为ViEX设计了柱状的板式换热器，开发了用于ASME规范计算的各种型号板式换热器的Excell软件，以及用于市场报价的自动化软件。下面这张图片是当年用谷歌查到的。

在加拿大核安全委員会工作

2003年11月24日我被加拿大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员会”(Canadian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CNSC)录用。CNSC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管理加拿大核能和核材料的开发、生产和使用，负责对核工业安全的立法和管理，并保证加拿大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国际承诺得以遵守。除了核电厂和核研究设施外，CNSC还监管核材料的其他用途，例如用于治疗癌症的放射性同位素。

　　

我在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员会CNSC的评审分析司工作，职称是技术专家。我的职责是确保核电站承压设备的安全运行。CNSC的总部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2004年7月1日，我把家从多伦多搬到渥太华。在CNSC工作稳定，退休后可享受联邦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我在CNSC工作了十六年多，直至退休。

　　

我在CNSC的日常工作是审阅核电站提交的报告和请求，提出推荐意見，也参加了数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及督查。

　　

RISMET是我参加的一个由殴共体联合研究中心(JRC)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能机构（OECD-NEA)协调的一个项目。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20多个组织参加了这个项目。该项目应用不同的风险信息活用在役检查（Risk-informed in-service inspection, RI-ISI)方法，对瑞典的一座核电站的四个管道系统进行分析，以提高人们对不同的在役检查方法的差异以及其对核电站安全性影响的认识。该项目促进了风险信息活用的在役检查（RI-ISI)方法在核电站的应用。第二次RISMET会议2006年11月在美国迈阿密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下面这两张照片分别是我于2007年4月和2007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参加RISMET的第三次、第四次会议期间拍摄的。

　　

下面的第一张照片是2008年2月在荷兰貝享(Bergen)参加RISMET的第五次会议期间拍的。





2008年6月RISMET和OPDE两个项目在西班牙马德里联合举办了风险信息活用的管道完整性管理的研讨会。OPDE项目的目的是开发核电站管道老化和失效的数据库。这次会议讨论了这两个项目的结論及其在核电站方面的应用，吸引了很多核电站和咨询公司的代表参加。第二张照片就是这次会议期间拍摄的。

　　

这张照片是RESMET发表的项目总结报告。总结报告中专门有一个章节阐述了核监管机构对RI-ISI的观点。我是该章节的起草人之一。

　　

我为CNSC起草了一个关于将RI-ISI方法应用于CANDU反应堆管道检查的指南，并在关于RI-ISI的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该指南草案，征求加拿大核电站及咨询公司对该草案的评论及建议，据此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我因此获得CNSC评审分析司的奖状。

　　

2009年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研究反应堆NRU因反应堆压力壳老化泄漏而关闭。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医用同位素来自于该反应堆。NRU的关闭导致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医用同位素的短缺。我参与制定了CNSC对NRU反应堆修复的技术要求, 评审了对NRU反应堆的非规范检查方法、以及特殊的修复方法，保证了该反应堆安全恢复运行，保障了医用同位素的供应，因此获得嘉奖。

　　

CNSC梯队因在NRU反应堆恢复生产同位素方面的贡献，于2011年获得加拿大核学会（Canadian Nuclear Society) 的团队成就奖。照片中我站在左三的位置。我的同事魏学軍博士站在左一的位置。

　　

2012年初夏我应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邀请，赴韩国Wolsong核电站参与长期安全服役的督查（IAEA SALTO Peer Review)。督查主要通过靣试的方式进行，也包括了一天的现场检查。我负责评议机械部件长期服役方面的问题及对策。

　　

督查的总结会有韩方核电站主管、政府主管机构官员及新闻媒体参加。我对机械部件方面的评议结果作了总结及建议。第一张照片的左侧是韩方的代表，右側前排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代表。我坐在右侧前排前二的位置。第二张照片前排左边七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前排左三是我。

　　

IGALL(International Generic Ageing Lessons Learned)是我参与的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组织的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为各国核电站的老化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对策，包括反应堆零部件老化管理的数据库(Ageing Management Review Table, AMR), 零部件老化管理的程序(Ageing Management Program, AMP), 以及时限老化分析（Time Limited Ageing Analysis, TLAA)。我于2011年起参加该项目。下面第一张照片是我于2011年11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联合国大厦前面拍的。第二张照片是于2012年9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IGALL会议期间拍的。

　　

在参加IGALL项目的过程中，我为反应堆零部件老化管理数据库AMR提供了部分有关CANDU反应堆的信息，起草了四篇零部件老化管理的程序（在役检查、反应堆装配体、安全壳膨胀节、以及换热器的AMP），一篇时限老化分析（燃料通道蠕变的TLAA)，还对多篇AMP提出过详细的修改建议。下面的第一张照片是2013年2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IGALL工作会议期间拍摄的。第二张照片是2013年7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IGALL咨询会议期间拍摄的。

　　

下面第一张照片是2014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IGALL工作会议时拍的。

IGALL的工作小组会议有时会按照反应堆的类型来安排。拥有几座CANDU重水反应堆的韩国做为东道主主持了2015年8月在韩国大田(Daejeon)召开的IGALL CANDU 工作小组会。IAEA出钱资助了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差旅费(第二张照片）。

下面的第一张照片是2017年4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IGALL工作会议时拍摄的。我站在第二排左六的位置。得益于天时地利，参加这次会议人真多。会议期间还参观了匈牙利的一座前苏联建造的核电站。第二张照片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给我的邀请函。

　　

第一张照片是2018年6月我参加美国华盛顿召开的IGALL工作会议时拍摄的。第二张是2018年10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IGALL工作会议期间拍摄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IGALL会议。

　　

下面这张图片是IGALL项目的总结报告。该总结以“安全报告系列”的形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每四年更新一次。报告中诸多CANDU反应堆结构部件的定义是我起草的。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的老处长Raoul Award（前排左三）离开CNSC时前往阿联酋 做核安全监管局副总裁时与同事的合影。Raoul对下属特好, 我的RESMET国际合作项目就是Raoul指派给我的。

　　

我的另外一位老处长Andrei Blahoianu（照片中左二）2016年退休。这张照片是Andrei退休时的合影。Andrei对我很好。2012年我太太做髂关节置换手术期间，他批准我在家工作以方便照顾家人。Andrei还指派我参与CNSC REGDOC-2.3.1等监管文件的起草工作，以及参与IGALL、SALTO等5项国际合作项目。

　　

这张照片是与CNSC工程设计评审处的同事合影。我们处共有15人，来自11个不同的国家。受益于加拿大的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从五湖四海为了加拿大原子能发电站的安全运行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的大弟弟曾昭昶也是我在CNSC的同事。我俩是南京三中的同学。我是六七届的高中生，我的大弟弟是六七届的初中生。1969年1月我俩同时插队到江苏泰县杨庄公社罡南大队的同一生产小队，相依为命，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千里之行。



斗转星移，2003年11月24日我被CNSC录用为承压设备方面的技术专家。2008年12月1日我的大弟弟也被CNSC录用为I&C(仪器和控制)方面的技术专家。我们在不同的处工作，但属于同一评审分析司; 工作地点也在同一幢大楼里。我俩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又交汇在一起。

我的大弟弟多年开车接送我上下班，对我照顾有加。下面的照片是2011年5月我俩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OECD-NEA)的MDEP（Multinational Design Evaluation Programme ）项目的不同工作组会议时相逢在巴黎时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在NEA的总部, 第二张是在巴黎铁塔。

　　

2018年12月我因移除右眼翼状胬肉手术及腿部理疗病假在家，收到同事“想念你希望你感觉好多了”的慰问卡；同事魏学军刘素娥夫妇, 郭裕君王艳朋夫妇还特地买了很多好吃的来我家看望我，至今心里还暖洋洋的。我所工作的评审分析司的司长戴卫.纽朗德给我发了问候电子邮件。我的顶头上司EDAD的处长里希（Nithy)批准了我很多病假及在家工作，对我十分照顾。

　　

2013年我在CNSC工作满十年时获得为加拿大政府工作十年的纪念品。下面这张照片是纪念品之一，上有加拿大时任总理的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及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总裁米歇尔.宾德（Michael Binder) 博士的签名。

　　

这张照片是2010年我获得的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CNSC总裁米歇尔.宾德（Michael Binder) 博士颁发的优秀奖（Excellence Award）。这幅奖状一直掛在我的办公室里，直到我退休时才取下。

　　

2020年1月中旬，我发了电子邮件给我的处长和人事处，告诉他们我决定于4月底退休。我的处长Nithy批准了我的请求，并于4月28日发了一份祝贺我退休的电子邮件。谷歌翻译给出的大意是：

• 在过去的19个月中我很高兴在CNSC与您合作，分享您的经验以及在办公室中的愉快生活。
• 您的职业道德堪称典范。每当有新工作出现时，您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直到您在CNSC工作的最后一天为止, 避免了部门工作流程的中断。这超出了任何人的正常职责！
• 您确实对我的职业成长和我产生了影响。无论是技术会议还是一对一的会谈，我都回想起我们愉快合作的时光，我很高兴认识您。
• 您的辛勤工作和勤勉极大地有益于核安全，我希望EDAD的我们所有人都将努力效仿您的杰出榜样。我们都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您退休快乐。

　　

我的大学同窗岳菡、宋克俭和李业勤一收到我退休的消息，立即写了诗词，祝贺我解甲归田。饱含深情的过奖之言令我感动。

感恩

　　

这是我保存的1992年南京化工学院的院报。感谢邓小平的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遇！作为一名插队知青，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侨光小学、南京中华路小学、南京一中、南京三中、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上海化工研究院的老师给了知识，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力量！我忠心地感谢在我职业生涯中栽培、扶持、帮助过我的贵人，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

　　

回顾职业生涯，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爸爸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教育了我。当我还是迷茫的插队知青时，爸爸妈妈就用大器晚成安慰激励我。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还真的犹疑过是继续捧着铁路工人的铁饭碗还是去当一名穷学生，又是爸爸妈妈教育我不要苟且于现状，要更上一层，帮我做出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策，给了我最坚定的支持。





这张照片拍于1981年12月，那是大学毕业前夕，我收到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妈妈特别开心。我的小弟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读小学六年级，1970年分配到饮食行业当徒工，1978年9月考取了华中工学院（现在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制冷与低温技术专业的本科生。我的哥哥1970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锻练和行医，1979年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大弟弟也于1979年考取水电部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生。所以妈妈振筆舒怀“又有一子登龙门，欣喜何似”，又用“更上一层楼应该读诗文”勉励我。

1982年6月爸爸从昆明乘火车回南京探親，特地在杭州下车，到浙江大学来看我，鞭策我刻苦学习，登高望远（下面的照片一、二）。爸爸年轻时候曾在杭州读书，对杭州很有感情（照片三至五）。

回顾职业生涯，我特别感谢家人的关心支持和陪伴。这组照片是2018年我70岁生日时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我二姐曾昭暄的女儿和儿子一家在南京提前为我祝贺70岁生日。我的大姐曾昭明和大姐夫也特地赶到南京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学生。他们从小刻苦学习为我们三个弟弟树立了榜样。我们出国多年，照顾爸爸妈妈的重担也是由大姐、二姐以及二姐的子女帮我们承担起来。

第二张照片是我们四兄弟在我70岁生日聚会时拍的。我的哥哥专程从美国纽约赶来渥太华参加聚会。我的哥哥曾昭时是肿瘤外科医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鼓楼医院工作，1990年到美国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外科工作，直到退休。我的小弟弟曾昭曙一家也专程从中国河北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赶来参加聚会。我的小弟弟1990年来加拿大攻读硕士博士。前几年辞去在加拿大一公司高级工程师职务，海归帮助中国发展专用于高铁地铁的列車空调；曾经获得河北省省长親自颁发给外国专家的“燕趙友谊奖”。





第三张是我70岁生日时和女儿一家的照片。

我女儿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精算专业，现也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女儿家距我们家约两公里。COVID-19疫情前我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去看看两个外孙。疫情期间也得到女儿家的诸多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从2020年4月30日起我正式告别职场，开始了退休生活。閑暇之余翻阅照片，看看求职路上走过的小路大路，爬过的小坡大坡，欣赏过的途中景色。回顾职业生涯，虽然平淡平常平凡，但我拼博过，我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