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福全

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约翰·多米尼斯拍摄的全套彩色照片

《尼克松回忆录》书摘：中国（破冰之旅）——一本书读懂美国的政治生态

1971年 7月 15日晚上 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 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 1967年为

　　《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 2月 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 ”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 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 1970年 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 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 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 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

　　10月 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 1969年 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 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 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 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 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 2月 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 1971年 2月 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 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4月 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 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 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 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 ?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 4月 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 ?”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

　　4月 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 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 5月 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 5月 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我在一个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奋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 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基辛格已去远东作 10天的访问，距离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之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对其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中国大陆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中国大陆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其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不大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 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 7月 9日到 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 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

　　他回答说： “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 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 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比较赞成我们对华采取主动，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的意见。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 ”

　　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0月 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周表示无法接受我们关于公报的做法时，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说，措辞如果不反映我们的根本分歧，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他认为我们提出的草案是苏联人愿意签字的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这是不可取的。

　　接着中国人交给基辛格一份对应草案，这使他大吃一惊。我方草案掩饰了分歧，而他们的草案却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极大的克制看了这个草案，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总统签一份文件，上面说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 !”

　　中国人似乎感到为难，但基辛格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允许提到种族歧视;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公报提到种族歧视，将被解释为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与此相类似，他们还打算提到中国是北越的“可靠后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到底”，当美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战和有人被俘的时候，这种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第一次会谈以后，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愿意搞一个折中的公报，它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同时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场。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也抱有他认为你抱有的愿望，即你还能主持美国建国 200周年的庆祝大典。 ”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早在 8月，我们就已公开撤回我们对审议这个问题的反对态度，并且表示我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

　　采取一种使我们的老朋友和忠实盟友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场，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

　　10月 25日，联合国以 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地区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 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 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 ’”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 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

　　1972年 2月 17日 10点 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和鲍勃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

　　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 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 10分钟或 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

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 12次，来北京 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 ?”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我说。“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 ?”毛问道。“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

　　“主席先生，”我说， “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 ?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 ?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 ?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 ?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 “‘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 !”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 !”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

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 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 ”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 !他们广泛动员他们

　　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 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 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 ”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 “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 8点、 5点、 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 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 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 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 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 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 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 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 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 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 2月 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 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 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 ?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 4月 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 ?”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 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 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 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我在一个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奋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基辛格已去远东作 10天的访问，距离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之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对其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中国大陆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中国大陆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其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不大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 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 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 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

他回答说： “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 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比较赞成我们对华采取主动，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的意见。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 ”

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周表示无法接受我们关于公报的做法时，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说，措辞如果不反映我们的根本分歧，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他认为我们提出的草案是苏联人愿意签字的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这是不可取的。

接着中国人交给基辛格一份对应草案，这使他大吃一惊。我方草案掩饰了分歧，而他们的草案却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极大的克制看了这个草案，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总统签一份文件，上面说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 !”

中国人似乎感到为难，但基辛格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允许提到种族歧视；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公报提到种族歧视，将被解释为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与此相类似，他们还打算提到中国是北越的“可靠后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到底”，当美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战和有人被俘的时候，这种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第一次会谈以后，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愿意搞一个折中的公报，它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同时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场。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也抱有他认为你抱有的愿望，即你还能主持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祝大典。 ”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早在8月，我们就已公开撤回我们对审议这个问题的反对态度，并且表示我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

采取一种使我们的老朋友和忠实盟友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场，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

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 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地区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 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 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 ’”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 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

上个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降到史上最冰点，美国开始与中国频频示好，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美国想与中国联系上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当时中国电视网络是没有的，电话线跨越大洋更是不可能的，最后美国找到了曾经抛弃的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牵线搭桥之下，美国与中国接上了线。

1970年3月1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时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商谈美国访华一事，把一切事务商谈、安排妥当是基辛格这趟访华之行头等任务，经过三天友好沟通，基辛格与周总理握手告别，看得出基辛格十分高兴。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之内，基辛格先后四次秘密访华，在最后一次临走前，基辛格对周总理说：“尼克松总统会非常高兴住在钓鱼台宾馆，那里太美了。”周总理笑着道：“期待与你们的会面。”

1972年春节刚过，尼克松专机飞抵北京，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亲自迎接，当天晚上尼克松与中国领袖毛泽东见面，会面地点不是在气势恢宏的会客厅，而是在毛主席卧室。

这让尼克松十分不解，按理说，中美对峙已经有20多年，这一次冰释前嫌，最起码接待规格还要高一点吧，不过后来基辛格与他说了一番话，尼克松彻底没话说了。

当天会谈结束之后，基辛格解开了这个谜题，他说：“总统先生，您要是觉得接待规格低了，我可以向中国礼宾司提出建议，不过我建议您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毛主席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

如果您细心一点，您会发现毛主席的裤子上有数个大小不一的补丁，那条藏青色的裤子，毛主席穿了整整5年，这些我也是近期才知道。”

尼克松听完之后极为意外，一个国家元首居然穿着如此朴素，这在西方国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第二天再一次与毛主席会面之时，尼克松没有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朴素，而是问：“主席先生，你有什么特长？”

毛主席听闻笑着道：“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特长，尼克松听闻翻译之后，举起茶杯向毛主席碰杯，以示尊敬。

临行前尼克松深深地弯下了自己的腰，对着主席鞠了一躬，让世人震惊。

这就是中国领袖毛主席的个人魅力。

尼克松深深地鞠了一躬

观看文艺演出

中国摄影师聚焦历史时刻

尼克松访华是指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的事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于是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70年代初，中共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方式，向美国发出友好信息。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与夫人飞抵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对华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尼克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基辛格和周总理

周总理和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毛主席为何要他送二两茶叶？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经过长时间的试探后，终于忍不住在春节刚刚结束后便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面对时隔几十年的敌人，这一刻无疑是历史性的接触。

尼克松为访问中国可谓是费了不少心思，特别是互赠的礼品更是伤透了脑筋，尼克松最终选定了一件瓷塑天鹅。

都知道在中国最贵重和拿得出手的礼物，当属古董，属于上等礼品。但是美国没有，因此只能选择一件现代制品，不过此制品是相当有名气的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鸣禽硬瓷烧制大师爱德华·马歇尔·波姆所制作，一共只生产了两件，相当贵重。

这件贵重的礼品跟随尼克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遗憾的是，在搬运的途中天鹅的翅膀不小心被折断了羽毛。无奈之下，只得用胶水先接上。

下午，毛主席便忍不住要接见尼克松，当时一切原本尼克松对中国的接待并不是很满意，因为最高领导人毛主席都没有到场。

其实毛主席此时身患重病，手脚都不太听使唤，手还会瑟瑟发抖。

尼克松听了一旁的基辛格介绍后便不再生气，加之破损的礼品，一时间反倒觉得有些歉意。

毛主席原本在接见尼克松时，中央规定的时间为15分钟。这是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时间久了不能承受。

尼克松在见到毛主席后，两人开始拉起家常，尼克松没想到一代伟人，不但穿着朴实，而且还这么平易近人。

尼克松语带歉意的向毛主席说了有关破损礼品的时候，很多在场的开国将军私下红了脸：“这不是瞧不起我们嘛？”

毛主席听了立即笑起来说：“中美关系不是也让你接上了吗？”

尼克松顿感佩服，在场的人都佩服的鼓起掌来，毛主席这一语双关真是恰到好处啊！

后来，两人在书房约谈，对尼克松的到来表示由衷的高兴，还用自己最喜欢的茉莉花茶招待尼克松。

临分别的时候，毛主席拿出了一样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尼克松，尼克松一看，竟然是二两茶叶，心中并不以为意，那意思是还有些嫌少。

一旁的周总理得知他心中所想，不由地笑起来，然后跟尼克松解释说可别小看这点茶叶，主席可是把半壁江山都奉送了呢。

一句话说得尼克松有些愣，怎么二两茶叶就能成半壁江山了呢？

后来听周总理解释才知道，原来这二两茶叶，是产自武夷山的珍品茶叶“大红袍”。

那时“大红袍”母树只有三棵，加上这种茶叶不好采摘，所以一年的产量少得可怜，统共不过五两左右。

毛主席一出手就是二两，这可不就是给出“半壁江山”了么？

尼克松一听，心中又是一阵感动，直言这份礼物实在是太珍贵了，并表示能得到毛主席的慷慨馈赠，实在是荣幸之至。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指出了新中国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在推进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更是专门交代，在重大问题上要敢于斗争。他说，对美国，“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尤其是台湾问题，即使“再等一百年”恢复关系，也必须坚持中方的立场！同时，中美联合公报草案中一定要加上“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

原则问题上的毫不退让和具体问题上的灵活处理，使中方在谈判过程中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不仅没有开罪美国，反而赢得了老美的尊重。

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国际环境不太好，但美国的处境更恶劣。外有苏联咄咄逼人，不断压缩美国的活动空间，内有反战情绪的蔓延，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让美国领导人头疼不已。所以美国政府急于从越战中脱身。而美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侵略，其实就是为了构建环中国包围圈，对中国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威胁。所以，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给予了义不容辞的重大支持。美国想从越战“泥潭”中脱身，首先得想法迈过中国这道“坎”。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主动到中国访问，以求改善中美关系的直接原因。

围绕着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

美国总统没有到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访问的先例，更何况是到一个在联合国没有席位，被所谓的“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所以，尽管尼克松内心期待着早日访华的渴望，但架子还得端起，他提出要中国“主动”邀请他来华访问。

对这种“充场面”的要求，毛泽东毫不以为然。他对周恩来说，既然他希望我们邀请，我们就邀请吧，总得让他在国内有点交代。

于是，毛泽东又打又拉。一方面义正词严地发表了著名的《五二零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极其一切走狗”，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另一方面又搞起了乒乓外交，并通过“巴铁”向美国传递着信息……这种典型的“既斗争又团结”的“毛式风格”让尼克松心里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生怕把访华“大业”搞黄了，郁闷的躲在白宫里好几天不见人。中国这厢，周恩来也曾担心会激怒尼克松，但毛泽东却对他说，放心吧，尼克松会来的。周恩来曾在多个场合说过，毛主席的意见很多时候开始都不为人所接受，但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总是对的，所以，周恩来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无条件服从毛泽东。这次同样如此。

果然，尼克松来了，但他是带着“心理阴影”来的。1971年基辛格代表尼克松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说得很清楚，中国得知美国总统有访华意愿后，才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既满足了尼克松的虚荣心，又丝毫无损中国的“面子”。

踏上中国土地后，尼克松更是感觉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霸气”扑面而来。过去，美国总统到世界各地访问，都是乘坐自己的防弹轿车，自己的空军一号专机，靠自己的特工安保。而这次，毛泽东有言在先，“客从主便”，到中国来，就得遵从中国的规矩。于是，第一个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也就成了第一个在出访时坐受访国的车，乘受访国的飞机，服从受访国安保，遵守受访国规矩的总统。

为了渲染“破冰之旅”的重要性，美国方面决定对尼克松访华进行电视直播。当时我国与美国几无往来，难以通过中继方式向美国传输电视信号，而现有的卫星传输设备又难以满足对美直播的要求。对此，美方倒是很“大方”地表示，愿意给中国赠送一套转播车，让美国人民看到尼克松翻开“历史新篇章”的风采。

毛泽东却不爱占“小便宜”，他对有关人员说，咱们落后的是技术，他却来送东西，这算怎么回事？不要！如果美国坚持要进行卫星直播，就让他们向我们出售一辆转播车，我们买！美国人一听中国人想购买，立马坐地起价，一下把价格提高到了平时的两倍。我国采购人员见状立即给国内拍电报，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斡旋一下，也就是希望国家出面讨价还价的意思。

听完汇报，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 “为这点钱值得外交斡旋？不讲价！马上支付！”

设备采购回来了，大赚了一笔的美国资本家兴奋得嘴都合不上了，他们在盘算着怎样才能让中国再购买几台。可是，资本家的笑声未落，中方就向美国发话了：使用我们的设备进行直播得按国际惯例交付租金！美国佬忙问租金多少？答曰，多少多少刀。美国佬一合计，咦，这正是设备购买价！

就这样，我们理直气壮地免费得到了一套先进的卫星转播系统。哪里还需要别人的“施舍”！

1972年2月21日11点27分，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在北京机场着陆。这是尼克松刻意选定的时间，此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27分，度完周末的美国人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

尼克松在身着醒目的艳红色大衣的夫人的陪伴下，踏着舷梯走下了飞机。而其他所有的随员都被拦在了机舱内，直到尼克松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握手”亮相后才被允许走出机舱。

全世界都看见了，一方面是371人仪仗队和数万名少年儿童欢呼雀跃的超规格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便是机场两旁已经竖立了好几年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巨幅标语——友谊归友谊，原则归原则，中方的对美交往原则一目了然。

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仅仅一小时，用完午餐正在进行简单洗漱的尼克松突然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马上出发，毛主席要接见。

毛泽东平时是不管具体事务的，也从不参与具体的外交谈判。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外宾都能见到毛泽东。而很多外宾都以见到毛泽东为荣，他们认为，如果见不到毛泽东，访问便不是成功的。二战名将，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回忆录中就把没有见到毛泽东引以为此生最大的遗憾。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好，外宾要见到毛泽东就更难了。所以，此前美方拿到的日程表中并未有毛主席要会见尼克松这项内容。

“幸福来的太突然”，尼克松心中立即闪现出来这句五十年后才出现的“网红词汇”。他没想到这么快便受到毛泽东的约见。一看表，时间不多了，尼克松来不及多想，便匆匆忙忙地起身前往中南海，以至于连绝不允许离开总统视线，负责保管核按钮密码箱的副官都忘了叫上！总统与核按钮的“失联”，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后来被基辛格形容为“核威慑失效的十分钟”。

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那简朴的书房，见到在服务员搀扶下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毛泽东，不知被什么气场左右着，尼克松居然像年轻人一样紧走了几步，一边向毛泽东伸出了双手，一边像中国人一样失声叫着“主席”……多年后，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到：“这里既没有爱丽舍宫的辉煌，也没有克里姆林宫的威严，但毛书房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的书仿佛要把我压垮，我知道，这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浓缩”。

现场的记者拍下了那张尼克松深深地埋着头，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的著名照片。

尼克松当然希望能进行“一把手”之间的“平等”谈话。刚一落座，他便对毛泽东说明来意：“主席阁下，我们这次来华的目的，想跟您探讨一下美中两国共同抗衡苏联的问题。”

中国的战略问题是不会和美国人谈的，能谈的也就是操作层面的东西。所以，毛主席根本没有和尼克松谈这一类问题的兴趣，便用手指了指身边的周恩来：“这些小事你去同他谈，我只同你谈哲学问题”。

接下来的会谈中，毛泽东不仅用哲学原理对世界局势极其演变方向进行了分析，还特地针对美国到处搞殖民地，推行霸权的行径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可尼克松这哥们儿硬是听不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云山雾罩般地听毛跟我谈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哲学，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毛的风采，毛的睿智已经征服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那样，因为毛智慧的双眼仿佛把我看透了”。

原定只是礼节性地会谈10分钟，但双方谈性甚浓，会见从２点40分一直持续到３点50分。临别时，尼克松豪迈地说：“我们的会面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接茬，直到尼克松的车队离开后，才对周恩来说，“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 毛主席接见其女儿女婿: 我乐意叫他总统

1972年6月，5名男子在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时被捕，其中一人还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

大陪审团将尼克松定为掩盖水门事件的同谋者，尼克松虽一直否认参与了水门事件，但是他有口难辩，最后只能于1974年8月辞职，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美国总统。

尼克松辞职后，周总理给他发去了电报，表达了对他的良好祝愿，并邀请他再次访华；不想两个月后，尼克松因病住院，毛主席又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在送上美好祝愿的同时，并邀请尼克松再次来访。

尼克松在不能自己立即动身的情况下，让他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代表他先行前来访华。

1975年12月29日，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

朱莉夫妇刚到北京不到46个小时，毛泽东就亲自接见了他们，地点在紫禁城毛主席的书斋里，这也是他之前接见尼克松的地方。

在黄镇陪同下，朱莉夫妇来到毛主席的书斋，此时毛主席已经坐在沙发上在等待他们了。

当他们进门的时候，两名助手扶起了毛主席，助手把灯打开，朱莉夫妇这才看清了毛主席的脸，戴维对毛主席是愤怒崇敬，因此便多打量了片刻。

戴维的凝视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看向他问道:“你在看什么？”

戴维回答道：“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毛泽东笑着回道:“我生着一副大中华的脸孔。”

毛泽东慈祥的端详着他们，接着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朱莉回道：“好多了。”

毛主席接着说道：“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

这时，戴维插了一句:“他（尼克松）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主席对此有些生气：“我乐意这么叫他。”

说完之后，毛主席接着对朱莉说道:“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

毛主席说完后，看向记者，说道：“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戴维沉吟片刻，道：“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毛主席毫不犹豫的说道：“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说完之后，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了一句:“马上。”

毛主席说到这里，又转身看向朱莉，嘱咐道:“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这时，朱莉递上了父亲尼克松写给毛主席的信，译员唐闻生为毛主席进行翻译，最后毛主席从唐闻生手中接过信，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这封信的写作日期:1975年12月23日。

毛主席让人收起信来，然后对朱莉说道:“你坐的沙发，就是4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

朱莉拍了拍扶手，站起身来，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笑着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

毛主席微微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真的交换了座位，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和朱莉夫妇一共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远远的超过了工作人员为毛主席预定的时间，但是毛主席仍然谈不减。

工作人员担心毛主席的身体承受不住，只能一再示意朱莉夫妇，时间已经不早了。

当朱莉夫妇打算告辞的时候，毛主席又对朱莉嘱咐道:“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当朱莉夫妇起身告辞的时候，毛主席再次重复了一次他对尼克松的邀请：“我等待着你们父亲的来访。”

毛主席一边说话，还一边沉重地挥手以示强调，当工作人员领着朱莉夫妇走出门外的时候，毛主席还陪同他们两人一道走了几步，这是毛主席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作出过的举动！

最后，毛泽东和朱莉、戴维两人握手告别，说道:“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回国之后，朱莉夫妇这样对别人评价毛主席:“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在华期间，朱莉夫妇受到的待遇是他们之前所不能想象的，套用当时一家报纸的话来说，就是：“破格的待遇。……这对不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领导人甚至还为他们安排了了新年午宴，和朱莉夫妇的告别宴会是由黄镇主持的，黄镇在祝酒辞中，引用了尼克松的一句话:“离任以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

黄镇说道：“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朋友的。”

朱莉夫妇临走的时候，我国政府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礼物，让他们转交给尼克松，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朱莉夫妇离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华社于1976年2月6日播发了一则《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

尼克松夫妇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于1976年2月21日再次访华，尼克松的再次访华，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8年12月16日晚，我国和美国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则公告即是中美关系的另一个起点，也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主席的会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