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的老故事

羊儿

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全国三级公立医院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单出炉，华西医院在全国2398家参评医院中位列综合第二名。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好消息！医院的发展离不开科室的发展，更让人高兴的是，华西医院麻醉科在刘进主任的带领下，通过12年的努力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麻醉手术中心之一，是集临床麻醉、危重症病人监测与治疗、疼痛诊疗、急救与复苏、体外循环、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临床一级学科。并连续10年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最佳专科综合榜》位居全国第一。看到这些可喜的成绩，再走进今天的华西麻醉手术中心，看到那一个个宽敞明亮的手术间、一台台精良、先进的手术、麻醉设备，以及那些年轻又充满活力、自信的麻醉医生们创造出的每年完成20余万例手术的佳绩（ 华西麻醉手术中心现有一千多名医生和护士，每年完成手术20余万例。）让我对麻醉科今天强大的实力感到惊喜！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些自己当年在麻醉科工作的往事。

每周一至五早上七点十五分开始的麻醉科的晨课学习&病案讨论

我是1980年1月从华西毕业后留院工作的。初出校门，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记得到医院报到的前一天，人事科曾让我们这几个毕业生填了一张表格，了解我们选择专业的意愿。我毫不犹豫的填写了自己最中意的精神科，因为我一直对精神科这个专业充满向往，实习期间我就想去探究为什么一个表面看起来好好的人，思维和情感咋就不正常了？为什么有些特别聪明的人却是精神病人？在他们貌似平静甚至木纳的外表下，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想探究用什么药物或治疗能把他们混乱的思维变为清晰正常的言行。而且我觉得写精神科的病历一点也不枯燥，里面的一些症状、体征的描述像是在写散文、小说。不过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冷峻的。当我在正式报到的那天再走进人事科办公室时，一纸报到通知书彻底浇凉了我充满希望又喜悦的心情。拿到的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妇产科麻醉。这是什么意思？妇产科的麻醉？我当时就傻了眼，弄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临床科室，并明确表示自己不服从分配。可那位管分配的老师，脸上堆满“亲切”的笑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要服从医院的工作安排。我知道跟领导争辩不可能改变已定的现状，无奈之下，带着失落的心情，很不情愿的到了妇产科手术室，正式开始了我此身当医生的职业生涯。

一九八O年毕业时，与带习老师和同学们在内科大楼门前合影。

当时的妇产科，位于医院现在的行政楼那一幢古朴的老建筑里，一楼是儿科病房，二楼是妇产科病房，三楼是手术室。里面有6个手术间。手术室里的护士和麻醉医生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我们的集体叫妇产科麻醉组，连我只有四个人，两个麻醉医生，两个麻醉士。那时华西医院刚成立麻醉科两年，有十几个麻醉医生和技师，负责外科大楼各科室（普外、胸外、脑外、儿外、烧伤、泌尿、眼科、耳鼻喉科）的手术麻醉。另外有一个妇产科麻醉组，负责妇产科手术的麻醉。由于当时医学界对麻醉专业的认识不足，我们国家的麻醉专业还属于二级学科，隶属于外科的学科下。当时很多基层医院由于麻醉师太少，就由手术室的护士来担任麻醉工作。我们麻醉组有时白天的手术多了，麻醉忙不过来，也让手术室的护士来充当麻醉师，（因为妇产科的手术都是下腹部手术，麻醉方式都是腰段的硬膜外麻醉，相对简单些。）这些老护士们，可谓多面手，麻醉操作娴熟，可以独挡一面。但若麻醉中出现问题，也只有请麻醉医生指导解决方法。

由于才接触麻醉，对麻醉在临床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我感觉这工作就像护士一样，给病人打麻药，给妇产科医生打下手，没体现出一个临床医生的价值，感觉麻醉医生在医生行业中低人一等，很不情愿在这里干下去。就这样勉强在手术室干了一个多月，麻醉负责人厉老师就安排了我单独值夜班。第一次单独值班，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怕自己遇到疑难问题不会处理。夜班的麻醉工作主要是应付急诊，基本上是急诊的剖腹产手术，偶而有产妇自然分娩困难、又不必剖腹产时，就需要麻醉医生去产房做乙醚全麻，协助产科医生助产。具体的方法是在疼痛烦燥又不配合医生的产妇口鼻处扣一个面罩，接上氧气，然后往面罩上滴麻醉药乙醚。乙醚是一种吸入性麻醉药，带有特殊的刺激气味，特别呛人，病人吸几口就会意识丧失、痛觉减退、肌肉放松，（这大概就是有的小说情节中所说的“蒙汗药”吧），此时产科医生在产妇不燥动时，快速助力将胎儿娩出。但乙醚的安全系数很小，若滴入过快，稍为掌握不好剂量就会导致吸入过量或喉痉挛，从而引起病人的生命体征发生危险！而我，在麻醉组干了还不到两月，在产房只见到过两次乙醚吸入麻醉，还没熟练掌握这种麻醉的深浅方法。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我的第一个夜班，就遇到了这倒霉的产房出诊滴乙醚。记得当我接到出诊通知单时，心中一下就紧张起来，忐忑不安地准备好乙醚和面罩，端着麻醉盘战战兢兢地往产房走，一边走脑海里一边紧张地回忆着上两次跟着师姐到产房给病人滴乙醚的操作程序，心里一直在想，滴到什么程度时自己就得赶紧收手，若产妇吸入过量，出现意外时自己该如何处理。从三楼手术室到二楼产房，短短的距离让我感到无比漫长！当我惶恐地走到产房门口时，突然，一声宏亮的婴儿啼哭传了出来，生了！产妇生了！不需要我去滴乙醚了！当时我的心中一阵狂喜，激动地冲进产房，看到护士抱着那浑身粘糊糊、皱巴巴的新生儿时，觉得这孩子特别可爱！出生得太及时了！

虽然第一次值班让我侥幸躲过了这次操作，但也让我由此认识到麻醉的重要性。至此以后，我不再小视麻醉，突然感觉到麻醉医生肩上所承担的责任是护佑一个生命的平安、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个不起眼的工作是如此重要，如此神圣。

正当我对麻醉有了新的认识时，医院安排我们应届毕业、留院工作的医生重新“回炉”学习，于是我们在华西医科大学的青年师资班又全脱产学习了半年，补充了专业基础知识。1980年9月，从师资班学成后再次回到医院时，妇产科麻醉组已合并到麻醉科，实现了麻醉科统一管理全院的手术及教学、科研工作。首任麻醉科主任是闵龙秋教授，付主任是金德方教授。合并后的麻醉科当时只有20多个麻醉医生和技师。承担着全院手术的麻醉以及各科室急危重病人的抢救插管工作。这时科里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实施正规的麻醉管理。同时科里又分配来了几位年轻的麻醉医生，新生力量的到来，壮大了麻醉科的队伍。科室为我们制定了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的六年培养计划，除了日常的工作外，每天下午下班前有例会，全科一起讨论第二天手术病人的麻醉问题；每周有一次小讲课，每月一次大讲课。每半年考试一次，连续考六年。若考试成绩在85分以下则必须补考。并且每年必须有一篇文章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医学刊物上。同时，在培训期间，我们必须到内、外科，心电图室和肺功能检查室去轮转，通过较为全面的临床学习，以达到能独立处理日常麻醉工作和阅读外文资料的水平。那六年是我觉得自己人生中工作、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早上骑着自行车奔波在上班路上，白天紧张的工作，下班回家要自己带孩子、做饭，晚上还得抓紧时间看书。每天我都觉得自己缺乏睡眠，身心都处于一种快速运转、停不下来的状态。但这六年严格的基本训练，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麻醉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让我感觉到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科室已让我担任了值班组长。这个时期科室在医院、主任的领导下，除了每年在全国统一招收进修生外，还率先在国内举办了麻醉医师专业培训班，为各基层医院培养具有麻醉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正规麻醉医生。华西麻醉科，巳经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一九八三年与麻醉科老师们的合影。前排左起：王莹、黄蔚、谭玲、奚颖、邓新惠、常华远、张国智、任素珍、游曼辉、周同芬。后排左起:刘斌、苏有平、万学清、毛昌河、金德方、闵龙秋、于水、张成能、李运珍、曾汉英。

科室老师与结业的进修生合影。

（一九八五年）

周末下午科室的学术讲座。

与麻醉科的老师和同事们合影。左起:常华远、梅蓉、张慈忱老师、王泉云老师、刘慧、应明英。

我和万学清医生与金德方教授以及他的两个研究生（王文贤、王小璐）合影。

　　手术的开展和发展离不开麻醉，手术的成功和术中病人的安全更离不开麻醉！当年的麻醉科，虽然设备简陋，可麻醉的老师们却个个技艺高超，身手不凡。1981年我到麻醉科时，麻醉除了常规的麻醉方式外，已开展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麻醉、术中降温降压麻醉、小儿（新生儿）麻醉、各种神经阻滞等麻醉方式。但那时没有呼吸机，全麻病人术中的呼吸管理都是靠麻醉医生以普通人常规的呼吸频率和深浅来捏呼吸囊。在辅助、控制病人的呼吸时，麻醉医生还需每5分钟给病人测一次脉搏和血压，时刻观注病人的生命体征变化以及术中出血、补液、输血情况。手术做多长时间，麻醉医生的配合就多长时间，常常是早上一台全麻手术，结束时间已是午后。那时手术，医院是不给医生护士提供误餐的，连续几个小时全神贯注的手术，医生和护士的体力消耗都较大，为了防止医生体力不支、低血糖发生，手术间在下午两点时会给每位医生、护士配备一杯白糖开水，由巡迴护士帮助台上的医生摘下口罩喝几口补充体力后又继续手术。而麻醉医生，除了有时会被同事换下来急匆匆地吃几口饭外，连喝糖水的时间都没有。那时由于设备较差，手术时间都偏长。当天的一台手术结束后，麻醉医生顾不得休息，又要去病房访视第二天的手术病人，为明天的手术做麻醉方案选择。一天的时间总是在忙碌中匆匆而过。我记得经常当我下班去更衣时，才想起自己今天白天还没喝过一口水，没有上过一次厕所。在手术室的工作強度，堪比农民的辛劳，农民在田间操劳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手术室里医护人员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白天的择期手术刚结束，（甚至还没有结束）夜晚的急诊手术又来了，夜晚的急诊刚结束，第二天的日间手术又开始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影灯，就是手术间的太阳和月亮，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辛劳的日日夜夜，伴随着我们在手术室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在手术间里工作的我。台上的主刀医生是普外科的金立人教授。

1981年，怀孕7个月时仍在值夜班，这是急诊手术后在麻醉科办公室写第二天早上的交班报告。

　　在自己的麻醉生涯中，曾有过许多难忘的记忆，印象较深的有一件事:八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手术室里正给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做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术前顺利给患儿实施了全麻，手术开始后，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切皮、开胸、将心脏血管与体外循环机（人工心肺机）接通，让患儿的心脏停止跳动，进入修复心脏手术的关键部骤。

此时，手术间里的医生护士们都各自忙而不乱地做着自己的分工，安静的手术间里，只听着手术器械的咔嚓声和体外循环的转机声，麻醉医生和巡迴护士简明的向手术医生汇报着术中的相关数据。一切都很正常。

突然，手术间的灯光瞬间熄灭了，与此同时，有人惊呼：停电了！停电了，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令大家的心一下就紧张起来！“咋回事？手电筒！”主刀医生沉着的话音刚落，巡迴护士就打开了器械柜，拿出手电筒，一步跃上踏凳，站在主刀医生的背后，打开电筒，一道雪亮的光，立即照亮了手术野。与此同时，负责此台麻醉和体外循环转机的王泉云教授，迅速启动了人工心肺机的手摇柄。人工心肺机不能停转！这个时候，心肺机的血泵一旦停转，病人就会因缺血缺氧而死亡。几乎就在停电的几秒钟之内，所有的应急措施就立即到位。手术继续进行，王泉云教授像战场上的指挥官，立即又紧急抽调了两名医生前来支援人工转机。体外循环机在王泉云、陈玲秋、李运珍、张国智等老师的手摇下继续运转，可是，每分钟60多次的运转频率，不一会儿就让几位老师的手酸软无力，左手摇不动了换右手，你摇不动了我再来，再累，这摇动的手是不能停下的，那可是患儿的生命之泵啊！整整两个多小时，几位麻醉老师轮番上阵，用自己的爱心和双手，不停地摇着手柄，将氧合后的鲜红色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患儿体内，支撑着患儿的生命之泵。那一天，手术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手术室里面的医生在艰难地与病魔鏖战，手术室外的患儿家长得知手术室停电后，以为自己乖儿的性命会夭折在手术台上，在手术室门外呼天抢地的哭喊着，引来不少其他患者、家属的围观和同情。就在手术室门外凄凄惨惨哭成一片时，手术室间里的医生们正拼命与时间抢生命，一刻也不停留、一点也不松懈的艰难的做着手术，刚完成了心内直视手术的主要步骤，电来了！刹那间，手术室里一片光明！大家小声欢呼着，欣慰的笑容绽放在医生护士们满是汗水的脸上。当手术全部完成时，手术间里的医护们没有多说话，但相互用眼光交流，表达着内心的喜悦，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景，令我感动！令我终身难忘！当手术结束，患儿被推出手术室时，聚在门外的患儿家属喜极而泣，语无伦次地向手术医生说着感激的语言。而此时，在手术间里，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生命之战的麻醉医师们，平静地清理、消毒着麻醉机，淡定的脸上带着笑意，一点也看不出她们刚才曾经历了一场紧张的生命争夺战、接力赛。这就是麻醉医生的胸怀！为了病人的健康，默默地付出，当一名无名英雄，无愧于我心，无愧于白衣天使这个高尚的称谓。

在每一个老华西人的身上，都有着自己曾为病人服务、为华西奉献的许多感人故事，可是这些故事却像生活中的浪花，随着年代的久远、故人的离去而消逝在岁月的长河里，但华西人的精神却代代传承了下来。我们那些昔日经历过和奋斗过的过往，那些年为理想而打拼、奉献的青春，始终留在自己的记忆深处，美好了岁月，充实了生命，丰富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