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p> 山西省屯留县是坐落在晋东南地区的一座小县城。1969年到1970年之间，因为这里有座当时国家体委的滑翔机训练基地，有些集中生活的基础设施，所以为适应走“五七”道路的需要，1969年这里改名“卫东学校”，成为体委系统的干校。什么是干校，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一般不懂。说白了就是“劳动改造营地”。文革时大多机关、学校只搞运动，不开展正常业务，因此形成人员闲置。于是那些有各类问题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及部分闲杂人员们，就被发配到不同的干校，集中劳动，改造思想。我在屯留随母亲生活了大致一年的时间，对屯留的全貌并不清楚，民风也不敢说了解，只认识常走的干校周边几条土路。再说，花甲人生中，不到一年是何其短暂，真是一闪即过。但难得的是，人生有意，常常十年、八年无可记录，而恰恰一年半载却终生难忘。屯留干校的记忆在我的生活中就是这样，印象清晰、生动，以致50多年之后，我还会想起在那里遇见的人和事，还有兴致把那个阶段记录下来。由于记录可能零碎，就写成一段段的吧。</p><p> （一）告别北京</p><p> 大概是1969年的11月吧，妈妈得到通知，很快要去“五、七”干校。记得当时我在清华附中读书，刚上初三，应该是15岁。那年妹妹上初一，13岁。爸爸因为被关“牛棚”，根本不许回家，因此也没有当“五七战士”的殊荣。两个姐姐已经都去陕北插队了，上大学的哥哥尚未分配，还在等待发落。记得当时母亲单位去屯留的“大部队”已先行出发了。为什么妈妈没和大部队同行，不得而知。只知道和我们一起走的人不多，想来母亲大约是被单独研究后才决定走的，算是第二批吧。因为我和妹妹都在上中学，还不到毕业的年龄，妈妈也不放心把我俩留下独自生活，因此只能一起走。</p><p> 当过兵的妈妈对“打起背包就出发”并不生疏。加上当时已被从原住处驱赶到了单位条件最差的两间“木板房”住了两三年了，“私有财产”很简单。装衣被的箱子有两个，打包托运。就剩下一个木制大衣柜带不走，被允许可以保留原处，反正那两间破木板房也没人要住。记得留下的还有两三个木板床、最简单的桌椅、生火取暖的炉子，。留下了一、两套被褥和不用带的衣物，装进衣柜封存，用得上的都打进了箱子带走。</p><p>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上路，不超过一周。“文革”中每天的经历搞得我很麻木，也不觉得这件事有多大，走就走呗。现在回想，那时还是很不懂事。如果站在那时40岁出头的妈妈的角度，眼看着一家七口，天各一方，还要独自面对一个支离破碎，急需清理、收拾的家，心中凄苦何处诉说。妈妈是坚强的，不见她垂泪，只见到了被她打理停当的行囊。她一人啥时干的，怎样干的，我不得而知，甚至没有上去搭把手的印象。</p><p> 那天，好像单位派了辆大轿车送行。由于大件行李先行托运走了，随行的小件不多，我们一行三人分担下来不重，也没太深印象。只是记得车开到经常路过的清华西门时，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让我突然想到，这条从小到大走了十几年的回家的路，那座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立着两头威猛石头狮子的校门，从此之后是否再也看不见了？回头望着那渐行渐远的校门，目光难以回收，心中惴惴，怅然若失。那情景几十年始终恍若眼前。也是后来，每当想起，我将那一幕称之为向文明告别。</p><p> 来到北京火车站。此行之前，只是大串联时坐过火车。但那次是不出10天就可以回家，而这次是否还回得来，实在不敢奢望。记得哥哥和没过门的嫂子特意从学校赶来送行。车厢里，妈妈和他们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永远记得哥哥留给我的眼神：温情、留恋、无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妈妈没哭，哥哥没哭。但我的心揪着，没哭，也不敢哭。如今的年轻人，情感的发泄是多么简单、自然的事情。而那时的我等，却早早地懂得一定要学会控制，不敢轻易暴露真情实感，即便泪水溢满眼眶，也要想法子不让它流出来，生生练就了一身能将眼泪憋回去的硬功夫。车开动了，再一次忍住不哭。</p><p> 北京，还能再见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