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鲁迅

Jing _ 靖

前言

鲁迅，是值得崇敬的。中国人的一辈脊梁，中国人的一支酷笔，白话文学开山之人，文学及思想成就最高之人，真不需要我来评判。如此大家，很重要的文学创作却是在我思想并不独立也不成熟的中学时代读到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纪念刘和珍君”，“社戏”，“故乡”，“论雷峰塔的倒掉”，“孔乙己“，还有节选著作，再长大些就读了原著，比如“祝福”，“阿Q正传”， “狂人日记”，再后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藤野先生”，“范爱农”，“父亲的病”，“那拉走后怎样？”，“伤逝”…… 先生的坚韧，博学，宽度，情怀，都彰显在每一篇的著作里。

直到我的同学发来关于鲁迅的提问，常用来引经据典的名言警句却不知出处：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自七言律诗 ”题三义塔“。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 - 自七言律诗 ”自嘲“。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对司马迁史记的崇高评价。

还以为读过鲁迅的文章，就万事大吉了，对先生的匮乏，只好自惭形秽，好在我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疫情带来的好处，就是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时段，重新学习鲁迅的文集，“朝花夕拾”，“呐喊”，“野草”，“徬徨”。

无论同学的提问，是否重要，是否涨知识，毋庸置疑的是给了压力，重温鲁迅的文集，完成了一件久远的夙愿，确实欣慰不已，尽管远远不足以了解他更多的著作，还是该感谢这位同学。

无论鲁迅在文字上怎样肖勇善战，在政治环境里怎样刚直不阿，这位有着怒发冲冠直立硬发的硬汉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柔软，可以在“朝花夕拾”里找到，与我，最深情与最幸福的莫过于读他的“阿长与山海经”了。

（一）

“阿长与山海经”有两个地方对阿长的描述最令我心动：
一个是， “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
二个是， ”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

生动，如流星闪过。

在我上高中之前，都住在大院的筒子楼里，这种筒子楼，相信都是按照原苏联的建筑图纸的设计来建造的。
最近追的一部电视剧“柏林站 Berlin station”展现了以欧洲为背景，无冕英雄“CIA”们在各个欧洲国家主要城市进行的煽风点火，离间挑拨，指手画脚，当剧情场景展现曾经的东柏林，俄罗斯的莫斯科， 圣彼得堡，爱沙尼亚的塔林的城市居民楼时，都带给我一点点亲切感，我小时候也像故事里的人一样，和邻居家孩子们一起，像难以控制的瀑布，在家长们此起彼落的抱怨里，就是在那样的楼道里奔腾跳动。

四方的楼， 三层的高，一幢的二门，灰白的楼梯，酒红色的水泥地板，中间的楼梯将整栋楼分为两部分，向左和向右，有点军营整齐划一的风度，每一边有三户人家，每一边共七间房外加公共卫生间，五间大小不一的房子用来居住，两间作为厨房，其中一间大厨房是由两家共用，小厨房由一家享用，三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中间的楼梯在那个时代真的是隔不断楼道两边六家人的来来往往。

好婆一家人住在楼梯那一端，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再加和另外一家人共用的大厨房。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70岁，她是我们这一层楼，也是整栋楼里年龄最长的那一位，我们都叫她好婆，好婆是所有人对她的的称呼，不分年龄，不分老少，无论按资排辈你是第几代人，都叫她好婆。

好婆，苏州人，从我能够记住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都穿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衣服，没有变过，藏青蓝的中式衣裤，传统简单的盘扣开在一侧，裤管高高挂起，常常露着布鞋和脚踝，衬得她本就不高又开始缩水的身材硬朗干练，同色的围裙一直挂在胸前，走路时，两手常常藏在围裙下，大概是习惯，大概是取暖，手大脚大，双手突出的骨关节除了标示了她的年纪，定是厨房的一切都运筹帷幄在这双手上，家中的大小适宜都井井有条在这股掌之中，她的那个时代没被裹脚的人家要么开明要么姑娘不服管教，和好婆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和她住隔壁的方家老太太，方老太太就是小脚，除了看上去头重脚轻，走起路来一点不输拥有正常双脚的新一辈。好婆的背微坨，皮肤白皙，额头光滑圆润，头发一丝不苟在后面盘了一个暨，黑色古董发卡盖在圆圆的发髻上，五官非常和谐，眼珠温和恬淡，声音热情慈爱，她年轻时定是个可爱的女生啊。

我也说的阔气点，好婆，是我的保姆。

在我没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很关照我了。我在母亲身体里的时候给妈带来各种不适，好婆就经常过来帮忙照料，温暖光明，爱惜呵护，在那个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捉襟见肘的年代，她就是天使，我想我的健康的出生要感谢她的付出。

照看我的最初几年，记忆是空白，直至我去了大院的幼儿园，有了记忆的碎片，她会到幼儿园接我，就着我的节奏，她在前，我在后，她常常回过头来看我是不是跟着，手上拿着我脱下的外衣， 夏天的雨后，偶尔我们会在幼儿园和家属楼之间的小树林里发现蝉蛹，然后等待那一夜间的蝉变，最终她会牵着我的手交还给一个楼梯之隔的我的父母。她对我的不离不弃让幼小的年纪相信， 我有了一个同盟者，一个守护者，心灵是何等的宁静和安全。

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父母亲经常政治学习或开会，很晚才回家，我对好婆最初的一抹记忆跟随我至今，赶不走，在梦中也会重演。多少个傍晚中最平凡的一个，好婆带着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儿，走到大院门口翘首以盼我的父母，带着板凳的目的就是可以在门口安营扎寨，我依稀记得我穿的红，黑格子衫，蓝裤子，帆布鞋，大院里来来往往的叔叔阿姨总会问好婆“谁家的孩子？”
上小学的时候，有学工学农课，夏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组织小学生到农村去拾麦穗，我们称它为三夏劳动。因为路途不近，要起得特别早到学校集合，由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被安排住到好婆的小房间，由她负责我的早晨叫醒服务，既不会迟到，也不至于影响我父母的休息时间，因为好婆每天都三，四点就起床了，开始一整天家务操持，一年365天，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一日三餐，洗衣做饭，除了兢兢业业为自家的操劳， 还很留意邻居家的风吹草动，邻里谁家没锁门，她会提醒，蜂窝煤的炉子忘了添煤，她会帮忙填上煤不至于家长回来时没法做饭……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三夏学农拾麦穗劳动，最盼望最欢喜的时间是中途休息一起吃饭的时间，每个人把前一天准备好的午餐和零食摆出来，喝着好婆那里借来的军绿色水壶装的水，军绿色的水壶被同样军绿色的帆布袋子五花大绑， 背在身上，举在手里，神气地和同学围坐在一起，享受那个吃饭的时刻，实际上就是一次以体力劳动作为成本换来的集体野餐，大概在太阳照耀最厉害前，就集合赶快回家了，老师会给每一位同学的劳动态度，干活好坏打分呦。

（二）

好婆和邻居阿姨伯伯偶尔也会“切切察察”。

隔壁的吴阿姨是镇江人，汤伯伯是宁波人，再隔壁和我们家共用一间厨房的王阿姨王伯伯家是上海人，好婆家是苏州人，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时发出的吴侬软语，对北方人来讲就是“切切察察”，其实他们也是有各自的地方语言，各自说话时口音也是不一样，但是大院里的南方人以上海人的比例居高，所以我们泛泛地把他们讲的语言称之为上海话，尽管我不讲上海话，但从小和他们在一起，我完全可以听懂，所以当我在时，他们讲到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知道的事，或邻里的八卦时，就会尽力避开我，同时还要压低声音，可那众多七嘴八舌的，那迫不及待插话的，那竭力把刚冒出的的声音打压下去的，则是更深一步的“切切察察”。

好婆还带着我走出大院，走路去我姥姥家串门，现在想想真的要走好远，见了面也是鸡同鸭讲，好婆摇头晃脑百折不挠地讲普通话，姥姥纹丝不动聚精会神耳朵都快伸到好婆的胸前，仍是大眼瞪小眼，姥姥请好婆喝茶，还客气地款待好婆抽香烟 （好婆偶尔为之），我站在二位老太太中间充当翻译， 招来隔壁的邻居看热闹，“这老太太， 哪的人？这说的什么地方儿话？”，“这要是听不懂，多耽误事”……

同样是“切切察察”，轮到好婆听不大懂了。

（三）

好婆的厨房是魔法世界。

一把铁质黑色的烧水壶像锚一般将厨房这只船稳稳地定在走廊的尽头，铁质烧水壶的手柄处还有手工缝制避免烫手的布垫儿，布垫儿是由多种不同的花纹色彩的布的下脚料拼凑起来， 但是厚度， 针脚，结实， 都整齐地控制着那个黑漆漆有点张牙舞爪的铁壶的搬来挪去，真有那么点儿绵里藏针的感觉。

芥末黄的大小砂锅陪在铁壶旁， 大的砂锅没有手柄，要用块儿布垫着才能从熊熊的火炉上挪开， 要用到那只大砂锅的时候，里面一定是一只完整白胖胖的老母鸡，小砂锅都有一个伸出的小手柄， 非常木讷可爱，砂锅和其它制品的锅相比不够整齐，盖子和锅也不够严丝合缝，但是，芥末黄给死气沉沉的餐具带来了回光返照的兴奋，闪亮的釉彩让工作台神采奕奕，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世界里，凡是精工细作的，余味无穷的，都会从砂锅盖子掀起的那一刻而大白于天下。
大大小小铝质的，铁质的，少量的不锈钢的烧饭用的器皿虽是老旧，有各种各样的斑驳，但永远都是整整齐齐排好队等任务，铁质黑色炒菜用的锅永远都有一把木制手柄的铲子相依相伴，如同木质的案板上永远有把踏实的菜刀生死与共。

地板上有一个竹椅子，累的时候或烧饭的时候，她会很享受地坐在那，偶尔她也会唱歌，听不出歌词，对于我来说，永远都像催眠曲。

厨房里藏匿着最珍贵的该是已经分门别类或是夹着或是卡在她心中的各种食谱，神秘的家庭秘方，换季的时候， 节日的时候，那些奇妙的， 迷人的，回味无穷的味道就会四溢在走廊里，从一头到另一头。

非常盼望她过生日，因为寿辰到来的那一天，她会给每一家去送一碗寿面，寿面是由自己的老掉牙的面条机里擀压出来的，整齐的细面上覆盖了一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碧绿的小青菜一起浸泡在带有酱油的浓汤里。

端午节她会包粽子，她会早早地把糯米，红枣，红豆，粽子叶都泡在水里，还要把肉块儿浸泡在酱油中，然后备好白色的线，她包的粽子又大又饱满，还见棱见角，软糯，浓郁，香甜，也是人生第一次从她那里体会了肉粽子的味道，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下放锻炼，在南京城的闹市新街口的街头和同学们分抢嘉兴粽子的时候，好婆的脸就会回来。

春节她会做汤圆，她做的汤圆不是简简单单的包一包，煮一煮，而是从磨面开始，她有一个特别大的石磨盘，白色，清冷，摆在那， 像个艺术品，把泡过的糯米一勺一勺合着水放进磨盘里，抓住手柄不停地摇下去，磨盘的一端紧紧地绑着一个白色的帆布袋子，水和磨好的糯米粉一起流到了那个白色的帆布袋子里面，重重的帆布袋子稳稳地站在下面一个大大的盆里，水慢慢渗到大盆里，留在袋子里的就是糯米粉了，经过一两天水和糯米粉彻底分离后，将成团的糯米粉倒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搓成条状，再切成均等的小剂子，就可以包了，汤圆的馅料是黑芝麻，猪油，白糖。

好婆也是移民，她把味道从南方搬到了北方。

（四）

她睡的床比单人床宽，比双人床窄，床头的两根高高四方体的柱子岿然不动地撑在地板上，她还特地掀起被单展示床榻给我看，告诉我这是棕藤编织的床屉，是来北京时一起搬过来的， “北京哪里有的这个卖”，棕藤的颜色是棕紫色，编织的纹理丰富，又细又密，她用手戳一戳，“软塌嘞”，现在明白， 这种床天然而成，必是对健康有益吧。

尽管冬天我们都有暖气，但是在暖气来之前的11月和暖气结束后的3月，都经历走不进被窝儿走不出被窝儿的坎坷，好婆有个“烫壶子”， 铜制的，黄灿灿，外面还是用过硬的针脚做了套子，灌进热水，睡前放进被窝，第二天早晨醒来，从脚至全身，温暖人心的。

我写的时候就认为在记录一个逝去的行为艺术，她是在暮景残光中为贫乏与疲惫点亮的一只蜡烛，她是足以温暖我一生的童年记忆。

（五）

在大院里，我们搬过两次家。

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搬离了我出生时的那栋楼，和好婆成了隔壁楼的邻居，生活的空间更加的开阔，学习的节奏更加的紧张，但是也看不到了在曾经狭小的空间里常常与我玫瑰的那个身影。

上高中后，再一次搬家，搬进了八十年代初新建的大楼，这时的房子已没了筒子楼的踪影，就是现在一家一户单元的模式了。我和好婆仍然是邻居，只不过是前后楼的邻居。
我自顾自地成长着，走出了大院，走进更大的校园，踏进更广阔的天地，有了更多的伙伴儿，我已经很少想起好婆了。

图纸不光改变房子的样子，也改变了我们相处的模式，以往的家里的鸡飞狗跳，楼道里的摇旗呐喊，走廊里的切切察察，楼下露天电影的雨凑云集，都被每个单元的防盗门重重地关在了门外。

好婆90岁离世，是寿终正寝，她离世前的那个白天还和往常一样烧水做饭，只是第二天早晨再也没有醒来，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她的一生，那个时候的我在上大学二年级，没有人通知我回来送她最后一程，现在想来，惭愧，残酷。

听到她的死讯，我才知道在内心和世上其他人相比，与她是多么的独特和亲密，我失去了表达最后的纪念和感激的机会。人总是这样，人就是这样，一丝丝温暖的陪伴，是严冬中的一件毛衣，我小的时候得到了， 穿上了，而在我成长为有能力给与毛衣时，我没能阔步走出自己，没能让内心的向往和可以支配的行动合二为一。

（六）

我不知以现在的准则和评判如何去谴责那个时候的行为，也许通讯不够发达，也许有比婚丧嫁娶更重要的事，也许“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上的不富足，没有心力和智慧维护文化上应该拥有的那份感恩，那份答谢，那份告别，那份仪式，成长期间的争分夺秒都让我忘却了生命中那份独一无二的，朴素无华的，稀世之珍的，没有要求一丝回报的情感，永远也回不了头的，一个那般淡然于心，无私奉献之人。

我很愿意以实际行动不再让“惭愧，残酷”再出现在我的后悔清单里。

汤伯伯病逝的时候， 我在北京，去探望了吴阿姨。
我飞到福州去探望因为生病回流福州投奔女儿的晓秋阿姨。

我不能起死回生，我不能妙手回春，但我尽力去实践了知行合一，给心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七）

我不知道好婆的名字，知道她是嫁入马伯伯家的童养媳，她没有生育，马伯伯是她领养的儿子，在她随儿子搬迁来北京以前，丈夫已经去世了，马伯伯也因阿尔茨海默病于好婆之前离世，好婆把毕生献给了马家四代人，四代人包括儿媳孙媳，他们和睦依存的关系，至今都是我心中的榜样和模范。

地球在宇宙里是个偏僻的山沟，人生的尽头不会早也不会晚，当繁华落幕，烟花散尽，急功近利时硕大无朋的，非同儿戏的，就是何足挂齿，可否像她那样带着乐观，坚韧，助人， 忘我归于尘土，我不知道，但趁现在生命尚且强劲，禁得起践踏之时，留住心心念念。

生命有回声，阿长在正月初一给儿时的鲁迅嘴里塞进“冰冷的福橘”，好婆偶尔会在我离家上学的路上塞给我一块儿千里迢迢从苏州带来的“酸酸甜甜的话梅糖”，她把人生最大的善意留给我，因为鲁迅，因为“阿长与山海经”，纪念我的好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