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些和姥姥有关的事

半农

　　题记：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原本是想当作故事讲给后来人听听，没想到，这段回忆却是那么的不轻松。
　　都说时间可以抚平伤口，岁月可以减轻疼痛。花甲之人，早已懂得了什么是宽容，早已学会了凡事放下。但是，那些钩沉的往事一旦忆起，却又让人感到了心中隐隐作痛。才知道，往事并不如烟。
　　姥姥叫牛奉玉，应该是1902年生人（我是根据姥姥的卒年及年龄推算出的）。姥姥是小脚，但比那标准的三寸金莲要大些，听姥姥讲，缠足的日子里，脚疼得总是哭，于是她母亲就拆去了那脚上的裹布，所以，她的脚便没有了那三寸金莲的精致。但姥姥依旧是那种小脚女人，除了拇指外，其余的四个脚趾紧紧地贴在脚心上，小时候见到那种奇形怪状的脚时，我有些怕。那个年代的女人一般没有大名，都是结婚后随着丈夫叫××氏，但姥姥有自己的名字，且一直用到终去；姥姥缠足的时候能被提前放开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足见姥姥的娘家还是很有些民主意识的。 　　姥姥和姥爷的婚姻是姑表亲做了亲家，姥姥是在姑姑手下做媳妇。
　　姥姥膝下无儿，只有大姨和母亲两个女儿。姥爷兄弟两人，有个弟弟，我叫他二姥爷。二姥爷有一女一儿，姥爷和二姥爷这兄弟两家只有一个男孩，又是在姊妹中最小的一个，有如掌上明珠一般。因此，我那位舅舅从小也就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养成个好吃懒做的坏毛病；而我那位二姥姥仗着自己生了儿子，便觉“母以子贵”，人前自是高人一等。姥姥总觉得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没能生出个儿子，老是认为低人一等。好在姥姥生性憨厚，处处吃亏让人，因此在婆家大嫂的位置上总还是没有人敢不尊重的。
　　姥爷家算得上当地大户，家里雇有长工短工，可是，听姥姥说，她们这些做媳妇的每天也要跟着雇工们一起劳作，每年春节家里杀猪都是待客，只在八月十五中秋节时才有炖肉吃，每一次姥姥能吃一大碗炖猪肉。听姥姥说过，有一次她的老公公从外面回来，带回一块布料让姥姥给做件大褂，姥姥接得“圣旨”没敢顾上吃晚饭，拿了个凉贴饼子便回到自己房里忙活。点灯熬油一个整夜，第二天老公公穿上新做好的衣服高高兴兴出了家门，姥姥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有几口人，家庭成员都有谁。总有大人会逗孩子说话：“你家有几口人呀？都是谁呀？”那时我就会竖起四个手指认真的回答：“我家有四口人，有姥姥，有爸爸妈妈，还有我。”那份天真会引来大人们阵阵笑声。
　　姥姥不识字，但听妈妈讲，我的名字是姥姥给起的。在那个只有三个大人的平淡生活里，突然有个小生命降生，这份喜悦自不必说。姥姥说，这孩子看着就机灵，就叫“玲”吧，从此我的名字中就有了这个“玲”字，爸爸妈妈唤我“玲玲”，姥姥叫我“小玲”，我就这样在亲人们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学会使用字典后，我首先查看了这个“玲”字在字典中的解释：“形容玉碰击的声音”，“形容（东西）精巧细致”，“形容（人）灵活敏捷”……总之，我对姥姥给我取的名字还是很满意的，没有大俗，放在女孩子身上总是很合适的。禁不住在心中佩服姥姥，虽然没有文化，却能给孙辈起名字。
　　五十年代末，当大部分人的婚姻都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候，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由此也能看出姥姥的开明。
　　当年，母亲生下我休完56天产假就上班了，由姥姥照看我。听姥姥说过，那时候的牛奶油性太大，给小孩子喝必须加水，否则孩子不消化会拉稀。
　　姥姥就是家里的后勤部长，白天爸爸妈妈上班，姥姥在家缝补浆洗，烧水做饭，还要看孩子，很是辛苦。听姥姥说过我小时候的一件趣事：有一天姥姥在外间屋里忙家务，用枕头围了一个小屋把我放在里面，那时候我已经可以靠着东西坐着了。姥姥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还不住地回答着我的“咿咿呀呀”。一会儿，小屋里的我安静了，半晌没有动静，姥姥不放心，隔着门帘张望，见我手里攥了东西，正往嘴里放，姥姥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进屋来看仔细。好嘛，原来我把屎拉在了床上，并且抓在手里正要往嘴里送，姥姥连忙给我清洗干净，换了衣服……这件事被当作笑话在爸妈和弟妹们那里说起过很多次，现在想想，姥姥那时真是辛苦。
　　妹妹出生的时候我还不满3岁，母亲照旧是休完56天产假就上班，姥姥的担子更重了。有一次姥姥正在忙家务，邻家小舅（我家一位亲戚，和我家住同院）非要帮着姥姥抱妹妹，结果一个不小心将妹妹头朝下摔在了地上，姥姥抱起妹妹时，妹妹紧闭双眼，半晌才哭出声来，当时可把姥姥给急坏了。几天后，妈妈在给妹妹喂奶时发现妹妹的后脑勺有些异常，到医院后从皮下抽出一大管淤血。大概也是担心姥姥一人忙不过来，妈妈就送我去了幼儿园。幼儿园离家不远，走路几分钟就能到，每天还是姥姥接送我。后来在我的要求下，我在幼儿园整托了。 　　那位摔了妹妹的小舅，他的母亲是姥爷的表妹，父亲是姥姥的表弟，不论从哪边论，我们两家都是亲戚。他家房子多，院里北屋一溜四间房子都是他家的。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家的两间房子被腾出来让那些哥哥姐姐们住了。再后来就看到大街上贴了很多红色、绿色的纸张，上面写满了毛笔字，大人们说那叫 大 字 报。我小时候认字早，街上的那些大 字 报上有不少我认识的字，有一些人的名字被头顶朝下写在纸上，同时还在名字上打了叉子，证明这是一个坏人。那时候我还太小，只是认得那些字，却不知道那些字都是什么意思。（此处省去50字） 　　终于有一天，听说姥姥要到乡下去了。那应该是1966年的秋天，是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那一年我才6岁。
　　那天晚上，我们跟着爸爸妈妈到永定门火车站送姥姥去河北农村，那一次，姥姥带走了她的北京户口，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离开我的母亲——那个和她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小女儿，离开她一手看大的两个外孙女，回了河北农村，她的原籍。
　　当时的很多细节我已记不起来，只有一件事让我终生不忘。那一天，姥姥的身上穿了一件新做的蓝布大襟外衣，衣服的左上角用白色棉线绣着姥姥的名字，“牛奉玉”三个醒目大字一律脑袋朝下，并且还用黑色棉线在上面打了重重的叉子。我从街头的大字报上知道，那些坏人的名字才被这样写下来，可姥姥不是坏人，为什么名字也是这样写？我指着姥姥衣服上的字不解的问姥姥，这究竟是为什么？姥姥望着我，小声对我说：“我是地主。我家里是地主”“地主？”姥姥是地主？是那个和《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一样的地主？那不是坏人吗？姥姥是那个地主，还是那个地主婆？地主就不能住在北京了？我不懂了，这么深奥的问题，在一个不满6岁的孩子心中怎么能找到答案呢。
　　那辆载着姥姥的火车开走了，爸爸送姥姥到乡下，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回家。离开火车站，再换乘另一辆公交车时，末班车已经没有了，就这样，妈妈领着我，抱着妹妹，肚子里是没出生的弟弟，走在夜深人静的街头……
　　姥姥只身一人回到乡下，和舅舅一家，还有老爷的一位叔叔一家前后院的住着。虽然前后都是亲戚，但一个单身的小脚女人，在当时农村连吃水都要到井台去挑的情况下，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姥姥走后，妈妈将妹妹托给邻居梁奶奶照看。梁奶奶家就住在我们胡同口的临街处，每天早上妈妈把妹妹托给梁奶奶后就去上班，下班回来再接妹妹回家。我仍然整托在幼儿园。
　　1966年12月中旬，弟弟出生了，妈妈依旧只有56天产假。爸爸妈妈上班都远，我家住东城区，妈妈在宣武区，爸爸在丰台区上班，天天路上往返近三个小时，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再要照顾三个孩子，太困难了。于是，刚满三岁的妹妹被送到乡下由姥姥照看，这样一来可以和姥姥做伴，同时也减轻了爸妈的负担。
　　妈妈上班后，弟弟托给临街的吴奶奶家照看。吴奶奶家也在我们那条街上，离我家也就是5分钟的路程，家里人口不多，老两口还有个读中学的女儿。弟弟小时候很可爱，长得像个女孩，一对明亮的眼睛，见人就爱笑，很招人喜欢。住在吴奶奶家旁边大院里有个奶奶很喜欢弟弟，每天都去吴奶奶家看一眼，逗两下那个躺在床上自己玩耍的孩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吴奶奶在照看弟弟之余每天摇着纺车纺线，给家里挣钱。这天午后，吴奶奶照旧在外间屋里摇着纺车，那位喜欢弟弟的邻家奶奶来串门，进门就说要看看弟弟，吴奶奶说弟弟正在睡觉，这位奶奶却坚持说，睡觉我也看看孩子，于是径直走进里间屋子，走到弟弟睡觉的床边。这时只见弟弟双目紧闭，嘴唇发紫，小脸憋得铁青，两只小手紧攥着拳头。那位奶奶忙喊道：快瞧这孩子是怎么了？吴奶奶跑进房来，见状吓坏了。刚好这时她的女儿参加三夏学农劳动刚进门，抱起弟弟就往医院跑，同时通知妈妈赶紧回家。到了医院，弟弟被诊断为急性痢疾，住院治疗一个星期，这期间妈妈每天去医院给弟弟喂奶，老天可怜我们遇到的无常，多亏那位好心的奶奶，弟弟保住了一条小命，那一回，弟弟只有6个月大。弟弟年满一岁半后，妈妈就送他去了宣武区的教工托儿所整托，听妈妈说过，弟弟去托儿所的第一个星期，周六接回家时眼睛都哭肿了。弟弟的托儿所、幼儿园生活一直到上学之前。
　　1967年我上小学了，母亲担心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没人管我，就给我买了张学生月票，让我放学后去单位找她。中午我就去离家不远的东四白魁小吃店吃中饭。妈妈上班的学校在广安门外马连道，当时那里已经属于北京的郊区。从我家到妈妈供职的学校，中间要换乘一次公交车，下车后还要走过一片庄稼地。有一次我坐在车上睡着了，车到总站，售票员检票才把我叫醒。这样的时间大概也就持续了一两个月，估计妈妈也怕影响不好，上班时间让孩子在身边跑来跑去总不是长事，于是，我不再去妈妈单位找她，放学后就独自留在家里了。 　　有一次中午在白魁吃了肉饼，那次一下子花了两毛五分钱，可每天我和爸爸妈妈买一毛钱的菜就够晚饭了，这两毛五的饭太贵了。后来发现，八分钱喝一碗面茶也能吃饱，还省了不少钱，可到下午放学就又饿了，于是我开始自己学习做饭。慢慢的我能蒸米饭，炒简单的菜。一个七岁的孩子，每天拿着一、二毛钱去买菜，然后把饭菜做熟，让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有饭吃，不要说讲给儿子听时他摇头不信，就是丈夫听了也有点怀疑呢。记得有一次，买了一毛钱的西红柿（那时一毛钱能买一堆）准备晚上炒着吃，结果白天我一边玩一边当水果生吃，等晚上该炒菜时发现西红柿所剩不多了，最后炒西红柿被我做成了西红柿汤，爸爸妈妈回来只能是喝着汤吃米饭了。那一次挨了妈妈的批评，现在想起来，真是个孩子，还不懂得心痛大人呢。 　　放学后不再去学校找妈妈,我有了大块的时间和小伙伴们玩耍。和女孩子一起跳皮筋，欻羊拐，和男孩子一起摔泥巴，拍元宝，要不然就一个人坐在家里刻剪纸，有时候玩饿了，就抓把凉米饭捧在手里边吃边玩，俨然一个野孩子。 我家那条街上有家菜店，有一天听同学说，菜店的棚子下面吊死了一个男人。中午放学后就跟着同学一起去看热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死人。只见那人上身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身穿了一条浅灰色的长裤，脚上一双黑条绒面布鞋。那人静静地躺在菜店卖菜的台案上，脸色惨白，不时有苍蝇落在他的身上。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反革命，也有人说他是台湾特务，我还说不清这“反革命”、“特务”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心里明白这人有可能是个“坏人”。
回到家里，和伙伴们玩的时候自然会提到那个上吊的男人，然后话题又逐渐转移到有关神鬼的故事，于是便有大孩子开始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鬼的故事。当时听得好入神，可到了晚上，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脑子里总浮现出那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又听说神鬼总是神出鬼没的，我心里开始打鼓，担心床底下藏着鬼神，藏着坏人，于是我把屋门打开，就在离门口很近的地方吃饭。那时候爸爸妈妈下班后要政治学习，经常回来很晚，所以我通常都是自己先吃饭，爸爸妈妈也是自己吃自己的，谁也不等谁，除了周末，我们很少有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正低头吃饭，眼睛的余光发现门口有东西在晃，转头看，一只大白猫紧盯着我，那姿势像是要冲我扑过来。我吓了一跳，生怕那猫进屋子，又跺脚又呵斥的把它轰跑。我在屋子里呆不下去了，一阵恐惧袭上心头，锁上屋门，快速通过我家通往街头的那条胡同，这是一条不足50米长的窄胡同，高个子的成年人若伸开双臂，指尖大概可以触到两边的墙面，到了晚上，胡同里黑黑的，平时没有特别注意，可今天觉得这里有些静得吓人。我使劲往街上跑，生怕撞上那传说中的鬼怪。
　　街头拐弯处有家理发馆，里面亮着日光灯，还有人在理发。理发馆的门冲着南面宽宽的柏油路，那是爸爸妈妈回家的方向，他们会从那个方向走来。我站在理发馆门前的高台阶上，眼睛盯着南面，等爸爸妈妈下班回家。
　　还不到晚上8点钟，街上还算热闹，我不再害怕了。阵阵秋风袭来，打在身上有些凉意，我就在台阶上蹦来蹦去，要不就在理发馆门前溜达，视线却不曾离开南面的马路。突然，我看见爸爸远远的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赶忙迎上去喊爸爸。爸爸见了我，忙从自行车上下来，问：“你怎么在这儿？”我想说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害怕，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我出来接你和妈妈”。爸爸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走回家，我的一只手紧紧揪住了爸爸的衣角，生怕他又转身回去上班。
　　那一次之后妈妈告诉我，晚上不要拉上窗帘，这样，如果屋子里有什么事情外面的邻居就可以看到，就会进来帮我。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每天晚上不到睡觉时间决不拉上窗帘，这一习惯直到我有了孩子住上楼房后，丈夫说妈妈的这条“理论”不适合楼房，我才逐渐改过来。
　　我家门口始终放了一个长方形的小板凳，那是我踩在上面锁门用的。小时候个子矮，够不着门锁的合叶，所以每次开门锁门的时候就踩在那个小板凳上。长大后，我只收藏了一把小时候常坐的折叠木椅，那只让我踩在脚下开门锁门的小板凳却被我当垃圾扔掉了，现在想想还觉得惋惜呢。 　　小舅家的那两间北屋自从住了串 连的红 卫 兵后就再没有还给他家，红卫兵走后，院里又搬来一家姓Z的新邻居。Z家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前面两个女孩都比我大，后面的一男一女比我小点。Z家刚搬来不久，孩子们的妈妈就去了天堂，他们的爸爸好像是在外地工作，要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于是很快就给他们娶了一个后妈。这位Z家的后妈是个东北女人，是那种高高大大、走起路来脚下生风的女人。Z家爸爸不在的时候，四个孩子就交由后妈管理，Z妈妈很能干，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家里日子井井有条。只一点，这四个孩子只要稍有错误就会被Z妈妈狠打。Z妈妈打孩子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她用两个手指拧孩子大腿内侧的肉，时常可以听到从Z家传出孩子的哭叫和求饶声，我就知道他家孩子又犯错误了。 　　Z家这四个孩子跟我都不是同学，“大姐”、“二姐”全都比我大，“三弟”、“四妹”略小我两三岁，所以我们一起玩的机会并不多，我也不太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因此我们并不是要好的伙伴，没有太多的交情。有一天我刚从外面放学回来，踩着板凳开了门，那把锁门的挂锁还握在手里，正要开门进屋，Z家的四姐弟走过来，忘记了什么原因，我们发生了争执，结果她家的两个姐姐按住我的胳膊，把我死死的搂住，弟弟、妹妹乘机在我的身上捶了几拳，然后几个人一起往家里跑。我被激怒了，把手里的铁锁朝着四姐弟拽过去，然后弯腰抡起门口的小板凳冲着他们跑的方向砸过去，那把铁锁紧擦着最小的妹妹的太阳穴飞出去，因为我力气小，小板凳并没扔出很远。赵家的四姐弟带着胜利者的笑跑回家，隔着玻璃窗，看着孑然一身的我站在院子里，虽然气愤到了极点，却也无可奈何。
　　从地上捡回被我扔出去的铁锁和板凳，一个人回到屋里，我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心里不知是气愤还是委屈，我想姥姥了。要是姥姥在，他们肯定不敢欺负我，姥姥肯定会保护我。一个人伏在桌子上独自伤心，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战斗”，被我牢牢地印在脑子里……
　　上小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妈妈送我去了乡下的姥姥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农村，农村的艰苦生活让我受到教育，让我有了改变。
　　有一次和村子里的一个小女孩一起玩耍，那个女孩要大便，我陪她去了路边的茅厕。只见这女孩解手过后随手从那秫秸杆扎成的篱笆墙上折下一根秫秸棍当了手纸，我惊讶极了，回家后把这事告诉了姥姥，姥姥说，农村人家里穷，买手纸是要花钱的。
　　说到农村的贫穷，记得在姥姥家经常吃的就是贴饼子和棒渣粥。一个大柴锅里，锅边上贴饼子，锅底下熬粥，只烧一次柴，稀的干的都有了，省时省柴。为了哄着我和妹妹吃下那难以下咽的玉米饼子，有时候，姥姥把饼子切成两片，中间夹上红糖给我们吃，可时间长了还是不喜欢吃。有一次，我和妹妹躺在炕上，用手蒙住眼睛不看姥姥递过来的贴饼子，哭闹着要吃白面大饼，姥姥说，晚上咱吃白面大饼。那天晚上。姥姥真的给我和妹妹烙了一张白面饼，但姥姥吃的却是白面里包着玉米面的“银裹金”。
　　姥姥带着我和妹妹去赶集，第一次见到没有柜台的“商店”，第一次见到被出售的商品都摆在地上。姥姥两只手紧紧地牵着我和妹妹，走在熙熙攘攘的赶集人群中。已经记不清集市上出售的都有什么，只记得姥姥给我和妹妹每人买了一根高粱秆似的甘蔗，甘蔗的皮是绿色的，剥开皮后嚼里面的心，很甜，水分很多，挺解渴的。我和妹妹就这么一路嚼着甘蔗，跟着姥姥从集市上走回家，印象里走了挺远的路。
　　一天吃过午饭，我和妹妹跟着姥姥到地里摘棉花，那应该是生产队分配给姥姥的农活，挺大的一片棉花地，姥姥从地的这头走到那头。我带着妹妹，学着姥姥的样子帮姥姥摘棉花。眼看就要走到地的尽头，马上就要收工了，刚刚还是晌晴薄日的，突然间一块云彩飘过，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砸了下来，说话间便大雨倾盆。祖孙三人急急忙忙往家跑，妹妹小，跑得慢，我脱下衬衫蒙在妹妹头上，背起她便一路快跑，姥姥掀动着一双小脚跟在后面，我一边跑一边嘱咐姥姥注意脚下，别滑倒了。等跑到家时我已浑身淋个透湿，其实那时我还不满8岁。

　　开学了，我回到北京，妈妈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我不再向妈妈要钱买零食吃，我开始学着把家里的废报纸、牙膏皮等等废物积攒起来，然后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用那些钱给家里买菜。那个时候，由于物资的匮乏，粮油布匹都是按数供应，每人每月的二、三十斤粮食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玉米面。每个月我们都是先吃玉米面，攒下白面大米，寒暑假到乡下看望姥姥时给姥姥带去，还有成瓶的油、芝麻酱等等，所以，我印象里，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玉米面窝头。有一次，看到小舅做油炸馒头片，香香的味道把我吸引过去，我当时手里拿了半块窝头正在吃午饭，见那油炸的馒头黄橙橙的香色诱人，我把手里的窝头扔进小舅炸馒头的油锅里，炸过的窝头焦黄焦黄的，香喷喷甚是好吃，只那一次，小舅再没敢当我面做油炸馒头。我可舍不得用油炸馒头吃，那些油和白面还要给姥姥留着呢，姥姥在乡下的生活太苦了。 　　记得有一年寒假，和妈妈一起去乡下看姥姥，那一次给姥姥带了整整一袋白面，几十斤，还有整瓶的花生油，另外还有满满一罐头瓶的芝麻酱。从北京到姥姥乡下的家，坐一趟火车，还要换乘一次长途汽车，我都想不起来这些东西是怎么运到乡下的。只记得到家后姥姥可高兴了，这些东西放到春节吃该是多么稀罕呀，那时的农村有的人家过年包饺子都舍不得用纯白面作皮。姥姥把那瓶芝麻酱放到靠墙的一个柜子里，年前想蒸几个芝麻酱花卷，姥姥从柜子里拿出那个装了满满一瓶芝麻酱的玻璃瓶，打开盖子，发现麻酱上面爬了一层蚂蚁。估计是瓶子的盖不太严实，蚂蚁闻到味便爬了进去，结果被闷死在瓶子里。看着好好的一瓶芝麻酱里进了蚂蚁，姥姥心疼坏了，拿起小勺小心翼翼的把浮在麻酱表面的蚂蚁撇出来，我以为姥姥会把这勺麻酱扔掉，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姥姥竟然把这勺爬进蚂蚁的麻酱放进嘴里吃了，我惊呆了，妈妈也嗔怪姥姥不该吃了它，已然不好的东西扔就扔了吧……这件事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它像刀雕釜刻一般根植在我的心里，至今，当时的情景都鲜活在我的眼前。 　　姥姥只身一人回到乡下后，多亏有亲戚们帮衬，像拾柴挑水这些生活琐事，姥姥一个小脚女人是很难应付的。尤其到了冬季，要把火炕烧热，用的柴禾就更多了。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到冬季，妈妈就接姥姥来北京过冬，捱过了寒冷的冬天后姥姥再回到那形影相吊的乡村小屋。每一次，姥姥来京后，妈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给姥姥报临时户口，这个姥姥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如今已不再属于她的故乡，她只能临时寄居在此，天气转暖后，她就得离开了。姥姥过起了候鸟般的生活。
　　姥姥来京过冬可谓两全其美：姥姥省了过冬的柴煤，我放学后也不再是没人管的小野孩儿了。美中不足就是姥姥不能长时间住在北京。那时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每次姥姥来了，妈妈都会把家里最好的吃食放到这个时候吃，姥姥走之前，要么包饺子，要么炸油饼，这些可比那窝窝头好吃了许多呢。
　　我家院里住着一户M姓人家，夫妻俩生有三女一儿，爸爸妈妈还有姥姥称呼这家的男女主人“M先生”、“M太太”，我叫他们“M老爷”、“M姥姥”。我对那位M姥姥的印象挺深，话多，嗓门高，常常听到她高声大嗓的喊她家的孩子回家吃饭，而且这位M姥姥说话的时候总爱挤她那不大的眼睛，走起路来驼着背，脖子使劲往前伸长，两只八字脚的鞋底总是贴着地皮往前挪动，好像她的脚上从来穿得都是拖鞋；到现在我还能记起她那公哑嗓的声音喊她的女儿：“大三儿，回来……”于是，能听到由远而近孩子跑动的声音。
　　这位M太太是居委会的主任，自从姥姥踏进家门那一刻，估计“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就在她脑子里绷紧了，她要时刻警惕着像姥姥这样的“黑五类”。有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玩，听到她问妈妈：“小玲姥姥什么时候走呀？”妈妈表示近期就会离京，她又说：“早点回去吧，别老在这儿呆着了”。果然，没过两天妈妈就炸油饼了，接着就送姥姥离开北京回乡下。我那时虽然还小，可我能听懂她们的话，幼小的心灵里仿佛种下了一颗怨恨的种子，我知道了是这位M老太太不让姥姥住在北京的，是她把姥姥轰到了乡下；忽然又想起姥姥第一次离京时外衣上那个打了黑色叉子、脑袋朝下倒写的名字，那一定也是她让这么做的。我们还是邻居，她这么欺负人，她才是坏人。她居然和姥姥一样叫我“小玲”，我不许她这么叫我，不许她向姥姥一样叫我的昵称。我心中的怨恨甚至被我放大，除了我至亲至近的人可以叫我“玲”或“小玲”，其他人一律不许，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他们只能称呼我的大名，因为，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符号，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这个要求一直被我延续至今。
　　这件事后我不再跟M家的人说话。不久，M家搬出了这个院，搬到了我家那条街的最北头，走在街上遇见时，我便躲开，后来索性仰起头走过，与她家形同陌路。几年过去了，听说她家唯一的儿子因车祸去了，我见到M老太太，没有去安慰，转身走开；再过一段时间，看到M老先生半身不遂初愈后踉跄街头，我没有上前问候，仍然是转身走开。曾经，我们还是不错的邻居；曾经，我端着家里的精米饭去换他家的糙米饭吃，就为了和那个只比我大一岁的小哥哥一起玩。如今，看到她和她的家人，我的心里只有恨，我觉得我的心在滴血，很痛。
　　都说时间可以抚平伤口，岁月可以减轻疼痛，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的我早已懂得了什么是宽容，早已学会了凡事放下，但是，一想到姥姥衣服上那躺倒的名字，想到姥姥只身一人下放农村，想到妈妈半夜里带着我和妹妹行走在街头，肚子里还怀着未出生的弟弟，想到刚满半岁的弟弟险些命丧黄泉，想到我孤身一人与邻家姐弟四人打仗，曾经的爱恨情仇便沉淀成心中的一种纠结，一种令人心痛的纠结，以至于回忆起这些往事，不知有多少次，我是流着泪敲击键盘。 我对姥爷的记忆大概要从7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姥爷曾经是三青团成员，解放前一直在西安，在国民党部队的后勤部门当会计，估计是因为妻女都在大陆，他本人又不是军人的缘故，他没有跑去台湾，解放后回到了北京，后来被判了刑，送到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改造。听父亲说，姥爷到了农场后仍然当会计，不知道两个不同的朝代里会计的记账方式有何不同。
　　姥爷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回到姥姥身边，至此，姥姥姥爷才结束了劳燕分飞的夫妻两地生活。因为姥姥生性胆小，做事谨慎，从不与人争执，回乡几年不曾得罪人，尤其对那些村干部们，姥姥和他们讲话时更是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所以，姥爷回到家乡后，当他的亲弟弟和他的表叔全家被人押着跪在台上接受贫下中农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时，姥爷只是被要求站在一旁陪斗，这得益于姥姥的憨厚，得益于姥姥的肯于吃亏让人。（姥爷的一位表弟，就因为他那位当过国民党高参的父亲起义后拒绝了到××军校当校长，结果被作为战犯丢进监狱，他和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轰到乡下。我亲眼见到他的母亲，一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书香门第，受了刺激后，冬天里赤着脚，蓬头垢面的在院子里跑）
　　80年代初期，姥爷的问题得到平反，补发了不多的工资，户口转回了北京，从此姥姥姥爷结束了只在冬季来京的候鸟生活，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民间有句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曾不止一次的想，姥姥和姥爷的人生经历，纯粹就是“男的入错了行，女的嫁错了郎”。
　　姥姥的晚年是幸福的，那时候，虽然家里的日子不富裕，但我们倾尽所能给姥姥生活上的享受和快乐。姥姥喜欢吃柿子，在当时市场上的商品并不繁荣的情况下，到处寻找，买不到柿子的时候也买些柿饼给姥姥；姥姥喜欢听河北梆子，遇到电视里演河北梆子时，全家人为姥姥让路，都跟着姥姥一起听戏；姥姥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前必须去厕所，那时候的公共厕所在院子外面，要走上几分钟才能到，无冬历夏，刮风下雨，我和妹妹每天必有一人搀扶着姥姥，从不让老人独自出门。
　　姥姥年轻时总是遗憾自己此生无儿，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让她觉得没有儿子便没有了生活的底气。但是，姥姥的亲哥哥，我的舅姥爷，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上被儿子和儿媳轰出家门，万般无奈投奔姥姥，从此住在我家隔壁；为这事，母亲和舅姥爷的儿子、她的表兄断绝了来往。姥爷的弟弟，我的二姥爷和二姥姥，两位老人生病在床时，他们的独生子、我的舅舅却不闻不问，只顾借酒消愁，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缺少了尊严。而姥姥姥爷如今却是子孙绕膝，衣食无忧，日子过得虽苦犹甜。所以，姥姥常说，她这两个女儿比十个儿子都好。
　　1984年5月1日是我和丈夫“拜堂成亲”的日子，那时姥姥已经有些糊涂了，夜里经常整宿的用手摸索着白色的被头问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烟，问是不是有哪里着火了，吓得妹妹不敢挨着姥姥睡。姥姥每天唠唠叨叨说起的都是年轻时的往事，而这些经年往事，每次说起时几乎是字字相同，我们戏称姥姥是录音机。那时候姥姥每天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床上，靠着被子一个人静静的呆着，只有少量的时间被我们搀扶着下地走走，吃的也很少。
　　我的婚礼那天，妈妈告诉姥姥说今天是玲结婚的日子，姥姥点点头，表示明白。夫家来人接了，我走到床边，探身到姥姥跟前对姥姥说：“姥姥，我走了。”姥姥眼里闪着泪花，拉着我的手问：“你怎么走啊？有马车来接吗？”我连忙顺着姥姥的问话回答：“有车接，我坐车走。”这时姥姥从身边的枕头下摸出一个手绢包，颤颤的从里面拿出一打5角的新票一共10张，递给我说：“这10块钱给你压箱使，你可早点回来呀。”姥姥的确是很有些糊涂了，竟然把10张5角的钱当成了10元钱，可是她对隔辈人的疼爱却本能的表现出来。我接过姥姥给的“压箱”钱，转手交给了母亲，“把这钱还还给姥姥吧，让老人拿着它们看画解闷吧。”
　　在我结婚两个多月后，1984年7月12日，姥姥走完她人生的路程，静静的去了天堂，享年82岁；1985年7月11日，我的儿子出生，嘤嘤地来到这个世界……

半农
写于2014年8月
修改于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