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轶事》作者：张平、编：杨志强

杨志强

　　边疆卫士

有志当上边防兵，

站哨巡逻倍神圣。

为保祖国得安宁，

紧握钢枪担重任。

潜伏坑中斗蚊虫，

巡逻路上伴狂风，

夏秋何俱路泥泞，

冬春笑迎雪和冰。

艰难险阻永前行，

党和人民铸我魂。

赞張平《军营之恋》

2019.05.13

—刘建文

恋山恋水恋边疆，恋路恋碑恋钢枪。

恋风恋雨恋冰雪，恋马恋人恋故乡。

不管距她多遥远，不论离她多漫长。

读張平著《军旅峥嵘》开篇有感

2019.08.17（1） — 刘建文

字里行间满是情，家庭军旅两头沉。

摸爬滚打终成器，作战参谋重任轻。

看張平沙漠演习

2019.08.18（2）

—刘建文

沙漠演习担重任，组织策划显神通。

炮火硝烟满堂彩，英雄荣立三等功！

張平为儿陪床

2019.08.18（3）

—刘建文

伤断娇儿腿，痛彻严父心。

陪床尽父职，弥补育婴情。

張平新官上任

2019.08.19（4）

—刘建文

副参谋长一纸令，新官上任步匆匆。

千头万绪细梳理。大事小情拼认真。

繁忙的張副团长

2019.08.19（5）

—刘建文

荣升副团長，班子中成长。

分工又合作，任重加倍忙。

蹲点下基层，深情传带帮。

建设好团队，铜墙铁壁疆。

预训科长張平

2019.08.21（6）

—刘建文

预训科研学问深，军民联演谋创新。

戍边护境出奇兵，特色鲜明获掌声。

四年团长——張平

2019.08.21（7）

—刘建文

边防团长责任重，率领官兵守国门。

身体力行作表率，出谋划策练精兵。

巡逻路上斗风雪，潜伏坑中伴蚊虫。

团结带领一班人，团队建设求创新。

二十七年峥嵘路，四年团长献全能。

張平转业

2019.08.22（8）

—刘建文

送老迎新多少回，掌声热烈泪纷飞。

今天终是被送者，嘴硬泪徘脚步衰。

铁打营盘流水兵，新人健将守边陲。

军魂附体解铠甲，壮志雄心对未来。

張平携妻带子访三团

2019.08.23（9）

—刘建文

携妻带子访故部，边防建设惊飞速。

林荫平阔柏油路，团部大楼新换旧。

饭菜卫生食自助，官兵健壮笑寒暑。

巡逻执勤信息化，边境状况现屏幕。

边看边听边羡慕，新奇变化无穷处。

魂牵梦绕二十年，一访更添思念苦。

边防三团边境线

管段从403一536，全长700.925公里。以点建连后，团部驻锡盟东乌旗乌里雅斯太镇，全团一线分部十三个边防连队，一个步兵连。二连，十三连各有一个排点，各连所在位置为：

一连→613→额本庭敖包

二连→612→朝不楞

三连→611→乌兰察布

四连→610→塔尔根敖包

五连→609→哈丹沟

六连→608→罕乌拉

七连→607→珠恩嘎达布其

八连→606→缓和查干

九连→605→航盖乌拉

十连→604→乌力吉特敖包

十一连→603→阿巴嘎罕乌拉

十二连→602→扎日乌拉

十三连→601→吉尔嘎郎图

步兵连→阿德拉嘎乌拉

以点建连前：

原来老一连（连点朝不楞，排点乌兰察布，宝格达山，班点沙尔沟特）75年10月份分别分成额本庭敖包一连，朝不愣二连，乌兰察布三连。

老二连连点杭干楚鲁（后轮训队地址）排点嘎达布其，班点罕乌拉，塔尔根敖包，分别改成塔尔根敖包四连，罕乌拉六连，嘎达布其七连。

老三连连点杭盖乌拉，排点乌力吉特敖包，班点缓火查干分别建成，绥火查干八连，连点抗盖乌拉九连，乌力吉特十连

老四连连点在盐池北山，（69年建团的老团部）分别分成五连连点：白音毛敦。（一排二个班，二排整建制，）十二连连点扎日阿乌拉（一排一个班，三排整建制）。

老五连连点扎德拉嘎乌拉，排点吉格郎图（班点花敖包），班点阿不嘎罕乌拉，分别改成，班点罕乌拉十一连，连点改成步兵连，吉尔嘎郎图十三连。

前言

自1968年2月至1994年10月，我在锡林郭勒草原工作、生活了近27个年头，在那里送走我的青春年华，送走了我人生旅途最美好的黄金阶段。作为对我青春透支的回报，是使我从农村入伍的普通一兵走上了边防团团长的领导岗位。尽管这样的官儿可谓多如牛毛，但对于一个只读过六年书，在农村劳动七年的农民来说，感到已是很大的飞跃了。27年的军旅生涯，留下了我的青春足迹，留下了我对军营的深深眷恋，我曾拼搏过，奋斗过，当然也曾彷徨过，失落过，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军营生活给了我那么的喜怒哀乐，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我所获得的不是官位的，而是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这些认识和感悟正是我在第二故乡——锡林郭勒草原给予的，是军营给予的。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抹不掉千里边防留给我的深深烙印。这烙印中，不论是蓝天、白云、绿草地，还是狂风、暴雪、沙尘暴；有水乳交融的军民情意，更有风餐露宿的战友深情，都那么另我久久不能忘怀。虽然我转业到赤峰已二十余载，但每与战友聚会，谈起的总是边防部队的事，其内容之广泛可谓海阔天空。诸如某某人出过什么笑话，某某人现在成了大款，“四大美男子”如今下落，等等，不一而足。谈到兴处，无不引起一阵笑声。谈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聚精会神，稍有差错，便有人立即纠正，几十年的事宛如发生在昨天。当说到某件险事、悬事，现在还心有余悸。那些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小事情，今天讲起来是那么生动感人，甚至当时那些想起来后怕的事，都成为现在美好的回忆。

现在，把我经历的一些平平淡淡的小事奉献给仍战斗在边防的新、老战友们。从这些平常小事，也能反映那一时期的部队建设情况。折射出几代边防军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那些老前辈为部队、为边防建设付出心血的风貌；折射出边防战士苦中有乐、以苦为乐的情怀。有的小故事幽默中包含着辛酸，险境中孕育着智慧。愿这些小故事给读者带来一份美好的回忆。 （2005年12月于赤峰）

通讯篇

上世纪60至80年代，部队流行着几句话：“边防部队，点多线长，交通不便，管理困难。”特别进入冬季，通信线路经常发生故障，受气候的影响及装备条件的限制，难以保障正常的有线通信联系，所以因通信联络弄出了不少笑话。给人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1.指导员家属“下小人”

1984年冬季，正是老兵复转时机，某连指导员爱人临产，由于工作原因必须在连队坚持工作。因为老兵复转阶段是一年中连队官兵思想最不稳定的时期。在老战士当中容易出现因个人走留、入党等与自身意愿不符产生思想波动。平时不易被察觉的矛盾问题也会在这个阶段显现，基于此，在这个“非常时期”，政治指导员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按这位指导员的想法，其爱人预产期应在下个月。本打算随送老兵同车到团部，而后再请假回家照顾爱人。该连距团部200余公里，遇有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不巧的是，一天早晨，其爱人拖着沉重的身子到仓房端煤，不小心被院内冰雪滑倒，随即便感到不适。邻居见状，一边找人照顾，一边到团部向领导报告情况。值班首长得知后，立即让值班员通知该连指导员下团，并安排机关去人代职将其替回。首长指示下达后，接到命令的值班员犯了难：该连根本不通电话，只能靠无线电密语通信联络。所谓密语通信，就是将常用军语，诸如一些边防执勤用句、越境事件处理、方案编号等内容以数字或字母代替，容量极为有限。密语本上根本没有“生孩子”这个词组。怎样才能通知对方呢？值班员一时想不出适当的方法。正为难之机，另一位高参走进值班室，他翻了翻通信表，脑门一拍，有了！发：“你连指导员国家部属（只有这些词组）下小人，请速下团。”“国家部属”理解为“家属”二字，“下小人”，想必大家也明白其中之意。指导员接到电文，便心领神会，领命下团回家。

从此，“下小人”的故事便流传开了。

2.请团首长来谈话

1987年8月，我时任副团长。作战值班室收到一份来自八连的电报：“请团首长来谈话。”接到此报，当即向团长、政委作了汇报。两位领导都很重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分析该连情况。是什么原因矛盾让团领导谈话呢？通常情况有三种矛盾：一是干部之间，二是官兵之间，三是与当地牧民之间。

会议认为，八连两位主官刚调整不久，连长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位同志。为人朴实、直爽、能干；指导员精明、干练、办事利落，也较稳重。两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至于官兵之间，据机关掌握，该连没有重点人，不会发生太大意外。军民关系方面，虽前段发生点小纠纷，经团工作组做工作也基本化解。结论是，不可能有大事。会后，为了慎重起见和支持连队干部的工作，决定派我亲自到八连走一趟，了解情况、酌情处理。

团长很慷慨，给我派了全团仅有的三菱越野车。午饭后，从食堂出来就登车前往了。100多公里，不到两小时就开进了八连院内。连长正组织连队官兵打篮球。看见我下了车，忙跑过来问：“张副团长来了，有什么任务？”他的一句问话，倒让我愣了一下，“你们不是要团首长来谈话吗？受团长、政委委派来和你们谈话来了。”他听后莫名其妙地说“没有，我们是让团首长来电话。”我听此一言，真有些哭笑不得，仅一字之差，就让我们又开会又派车往返几百公里来现场处理，如果在战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当我问其究竟， 原来，八连的电话只能接受，向团里要团部总机没信号，他们发报的目的是让团首长来电话，请示连队冬储、打草等事宜。是作战值班员把谈话的“谈”和电话的“电”字译错了，字母D和字母T搞混了。古人云，差之分毫，谬之千里，我因一字之差而往返400余里也。却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白来一趟，到边境一线检查重点地段界标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一项工作，临时决定从西向东经八连段向七连边防口岸巡逻后才返回了团部。

3.崔六保驭手

事情发生在1970年冬季。当时部队进驻盐池北山整训已近一年了，经过全体官兵的努力，团机关已住进用土砒砌成的“延安式”的是窑洞。我所在的特务连也从盐汽车站院内的帐篷内搬到了铁架结构的简易住房。

营房虽然解决了，但部队的军需供应物资都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盐池公社去拉。连队一般都配备四马车或运75无座力炮用的单马炮车。除运煤、粮由团部汽车排保障外，蔬菜副食通常由马车运输。我们连大车双手崔六保是69年兵，从河北定县农村入伍，大个头、赤红脸，老实能干，把连队赶车当成一件很荣耀的事去做。每天总是把马涮洗的溜光澄亮。马笼头、马鞭上都拴上几缕红缨，在草原深处，啪啪甩上几鞭，比过年放鞭炮还痛快！

一天，连队安排他把盐池买些准备过节的东西，六保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他本就是个好动的人，又有一段时间没去公社了，那里虽是边防小镇，除盐场外没有多少人家，远不如一个大村繁华，但与部队驻的山沟里比，也称得是大世界了。更重要的是他好长时间没收到妻子来信了，也要去公社寄封信报个平安，当然也少不了给战友们带上待寄的信件。当他把别人委托他买的牙刷、香皂等日用品记在小本子上，准备就绪后，扬鞭一甩，出发了。

我们连当时的驻地三面环山，通往盐的马车道是唯一的通道出口。道路是左低右高的倾斜，出去是一路下坡，被六保精心馒头的马喂的膘肥体壮，一搭上套，就象有使不完的劲。听到鞭声，一声嘶鸣，就狂奔起来。刚开始，六保还手持缰绳用力拉车制动，大声哟呵，另其慢行，但因慢性的作用，马一时难以适应车对它的约束。当马车奔跑很长一段距离渐渐减下速来，意外却发生了：由于马失前蹄，加上道路倾斜，马倒车翻，六保被车压在下面，腿部受重伤，幸好被正在野外拉练的战友救起，立即送往团卫生队救治。

经团卫生队医生初查，六保大腿骨折，鲜血从大腿根部直流，一个睾丸被压碎，需要手术治疗。卫生队的医院设备难以承担此任务，需要请分区派医生或送上级医院救治，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要请示分区，征得分区领导的同意。

政治处冯副主任向分区汇报事故经过及伤员情况时，因电话听不清，加之口音问题，分区值班员怎么也听不明白伤员伤的怎么样、什么部位。副急的一头汗，大声喊：“睾丸被压掉一个！睾丸！睾丸！”对方仍不明白，只见冯副主任左手持电话，右手拇指与食指合拢一个圈，高举肩上，再次喊道“卵子！就是卵子！”分区值班员终于明白了。值班员把情况报告了分区首长，派出医生前往救助。

六保的手术虽然很成功，但丢掉身一件珍贵的东西。痊愈后，战友们开玩笑说：“六保，你现在丢一宝，变成五保了。”可他满不在乎：“没关系，咱已有孩子了。”

　　4.“刘桐有什么了不起！”

刘桐何许人也？他是原边防三团老团长，后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参谋长，现离休在北京军区太原干休所享晚年之乐。

老团长个头上中等，身材异常魁梧，体重号称0.1吨。为人豪爽豁达，讲话声如洪钟，连放屁都毫不掩饰。记得他在分区任参谋长时，一天，分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全体机关干部参加，部门以上首长主席台就坐。会场秩序景然，台下寂静无声。就在后勤部王部长作后勤工作年度总结时，只听一声闷响，我以为是谁挪动了桌子，往台上一看，参谋长正歪着身子排气！王部长读着文件，想笑又怕有失身份，不笑又难以控制，强压住笑声，停顿良久，才又接着宣读下文。会场下却引起一阵噪动。

老团长不单工作热心，对部属更是关怀备至，对干部可称的上是了如指掌。他有“一个爱好”、“两个必备”。“一个爱好”是打电话，这与他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在解放战争时期，刘团长就是电话兵出身，养成了爱打电话的习惯，走进他办公室，经常见他左手持老式电话筒，右手半握用手指有节奏的敲打着桌面，时而对对方赞赏有加，时而细心叮咛，象长辈嘱咐子女一样，生怕做错什么事。每当看到此景，我总有种热切感油然而生。他的“两个必备”是，每当外出，必备一部0743野战电话单机，一副电话兵用的登杆脚扣；另外必备野战急救药品和战场救护用的急救包。在他长期的深入连队、外出旅途中，还不止一次用到了这此物品。一部话机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及时援救，一个急救包，使他在意外的车祸中减少了他本人和另一位首长的痛苦。

有一件事，在我们战友当中仍广为流传：一天，老团长到前沿连队检查工作，此时新兵刚刚补入一线，连队干部正组织战士们训练。刘团长刚走进连部，还没坐稳，连里的电话铃响了，是山头岗楼上站岗的战士打来的。听对方历声问道：“你是谁呀？”老团长象回答分区司令问话一样回答：“我是刘桐。”“刘桐？新兵蛋子！刘桐有什么了不起！还不上哨！”老团长听后忙说“好，好，我马上去换哨。”

站岗的虽然是个老兵，但在边防连，远离团部，他见到的大官就是连长、指导员了，他知团长姓谁名谁呢？就是团长下连，战士偶尔见面，也只知是团长而己，顶多也知是刘团长，有谁去过问团长的名惠呢？因此，他把刘桐当成新兵也不足为奇了。

5.“电话上不好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值十年动乱。部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整天忙于搞运动。今天批判“杨、余|、傅”，明天组织评“水浒”，把人整的无情无义，无所适从。不知什么场合，因什么事情，甚至因一句话也可能断送你的前程。受极左思潮影响，连正常的亲情、友情、爱情都被特殊的年代所扭曲了。提倡男女平等，不但在政治上体现，在生产劳动中，在一切上不顾客观条件搞绝对平等。甚至在穿衣戴帽也向男性化发展，更谈不上打扮化妆了，因此，闹出不啼笑皆非的事。

曾某，在分区司令部任某科副科长，五十年代入伍，辽宁人。此人直爽热情，快人快语，工作也是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但是就这么一个人也犯过一回扭扭捏捏的毛病。一次，他爱人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到军区医院治疗。家里有上学的几个孩子无人照料，想电话先知在外地的小姨子前来照看。如此简单的通话内容，现在看何等容易，但这位颇费了翻周折。与其小姨子对话如下：

曾：“你姐病了”，

问：“什么病？”

曾：“肚子痛”，

问：“是胃病吗？”

曾：“是小肚子痛”，

问：“是肠炎？”

曾：“不是”，

问：“是阑尾炎？”

曾：“不是！”

问：“我姐到底怎么了？”

曾急了，大声说“你姐的下边有问题了！”小姨子最终仍没弄清她姐下边哪有问题，就说：“等我去问我姐吧！”

曾老先生认为，大老爷们说出“子宫”二字，实在难以启齿——，唉，真童男也。

6.奕平，奕大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敬重的一位老首长，这位就是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副司令员韩亭。

老首长有很多传奇的故事，我当参谋时就听说过他在解放战争中许多不平凡的经历。他很早就参加革命，年轻时辽西、赤峰地区打游击，参加正规军后，更是战功赫赫。

这个故事仍旧缘于电话。姜有，我的战友加好友，原在锡盟分区任参谋，转业后到赤峰工作，现已在某单位领导岗位上退休。

那还是四十多年前，姜有担任分区独立连文书时。一天，他接到了个电话，“独立连吗？找你们连长接电话。”姜有一听，心中不快，什么人口气这么大？连长是你随便找的？便反问到：“你是谁？”打电话的正是韩副司令，他听对方反问，便以为此人肯定是连长了，就答到：“我是韩亭。”姜有听罢，以为是哪位《智取威虎山》的人物和他开玩笑，在电话上“哼哼”尖笑两声，说到：“噢！奕平，奕大哥，你不在威虎山，跑到这干什么来了？联络图带来了吗？”几句话，把副司令气的火冒三丈，骂到“小免崽子，什么奕平，我是韩亭！分区韩副司令！”姜有闻听，如冷水浇头，木木的站在那，一动不动，心想，这下可完了，非挨处分不可。他立即跑步去把连长找来接电话，并做好了挨骂的准备。然而，老首长并没计较，只哈哈一笑便冰雪消融。

交通篇

早些前，边防的交通很不便利，车况不好，道路极差。别说是千里巡逻路，就是团部到各连的路况也均为自然草原路。春秋两季尚可，夏季雨多路面泥泞，冬季雪阻，因为车和路引发的故事和笑话举不胜数，我仅列几段，大家便略知一二。

1.没制动的北京吉普

1985年7月，当时我任团副参谋长，根据团领导安排，我负责检查西线连队新兵训练情况。在用十多天时间从东向西逐连检查完后，于吉尔嘎郎图接到通知，让我到军分区参加训练汇报会。同我一起下连的有作训股参谋宝力道，我们正苦于没有车送去分区之际，胡副团长全线巡逻到该连，听了我的反映，当即决定，派会晤站“指挥车”送我们。我听后想，“指挥车”车况肯定优良，否则那能称指挥呢？司机小刘，高个头精明干练、技术娴熟，刚从外单位调入不久。一到连队他就和这辆“指挥车”较上了劲，硬是把“爬窝”许久的“指挥车”修理的能动了启动起来。听到派车执行任务，便高兴的把此车开了出来。

我和宝力道一睹车的芳容，不禁目瞪口呆：车漆几乎全部脱落，铁皮锈迹斑斑，大灯羞答答的缩在里面，轮胎几乎可从外胎看到内胎，我暗想，坐此车是需要魅力的，好在都是草原路，没路基，又是夏季，哪坏哪停，哪掉轱辘哪安吧，上车！

别说，这车挺有劲，油门冲，声音大，发车时蓝烟四起。出发后倒也没甚大事。回锡林浩特，路经阿德拉嗄（原步兵连所在地），不能不进连队看看，当我们开进连队大门院内，小刘开始减小油门，车围着院内的一个大花池转起圈来，一圈，不停；两圈，不停。我正纳闷，司机小刘发话“副参谋长，这车就油门、方向盘能用，没有制动，靠减油门停车！”噢，我明白了。这就是老会晤站“趴窝”几年已经报废的所谓“指挥车”！司机既然敢开，咱就敢坐。（这只能是那个年代）。经过绕场三周，车终于停下了。步兵连长得知情况后，向我建议“可得修好车再走”，但连队又没修理工，我说“到阿巴嗄旗修吧。”稍事休息，我们又上路了。因车没制动，司机驾驶技术再好也不敢快开，我只觉得，不论路况什么状况，是上坡下坡，还是捌弯转角，是颠簸，还是平坦，好路快不起来，差路慢不下来！车基本在“匀速行驶”。

一路话语不多，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倒感到好笑。到了阿巴嘎旗，找到一个汽车修理部，车没停稳，就引来一群围观者。他们当中有办事过路者，有无事随便在街上闲逛的小青年，也有身穿蒙古袍到旗里购货的牧民，都无不用一种惊奇，甚至羡慕的眼光欣赏着我的这辆指挥车。说惊奇，是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车还能开着跑；说羡慕，是因为他们推断这车肯定是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下来的，要不怎么能这般千疮百孔？宝力道参谋下车后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我坐班车去锡林浩特了，这车不能再坐了。”我说：“修修看，咱们怎么也不能把车扔这呀，指挥车扔这连队靠什么指挥呀！”。在围观者品头论足，无限推测的议论中等待了两个小时，终于把制动修好了，满手油污的司机笑的很灿烂，长出一口气对我说“这回行了”。此时是下午三点一刻，我们又向锡市进发。尽管那时阿锡公路还没修，中间还有一段露岩地，但我们仍于18时前到达了锡市西郊口。此刻，宝参谋提醒我，这样的车进城，警察会查的。其实，我明白，小伙子爱面子，觉得坐这破车进城，碰见战友、同学掉价。我便顺水推舟“原地休息，天黑进城！”当夜幕降临，市区华灯初上，我们便悄悄地溜进了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在夜幕的掩护下，再没人去欣赏这辆“指挥车”了。

2.副司令员乘“倒车”

提起分区原副司令员包汉臣同志，人们总是用儒将风气、文化军人来形容他。我虽然不了解包副司令员何种学历，但在印象里，他知识面很广，学问很深。他讲的军事课曾为机关干部称绝，谈古论今、广征博引、引经据典，听起来十分“解渴”。和他一起下基层，只要坐上车，他总有讲不完的典故。关于他本人的轶事，我听他讲过两次：一次是他乘车到张家口开会，途经哈巴嗄境内一个淖尔。这个淖尔水面不大，离居民区较远。看到水上游有许多鸭子，司机见状嚷到“副司令，有野鸭子！”老汉听之，精神一振。那个年代首长外出，猎枪是必备之物。听后立即示意司机快停车。只见他快速子弹上膛，把枪管从212右车窗伸出，瞄准、击发，一声枪响，一只“野鸭”便被打翻在水面上，司机高喊一声“好枪法！”可副司令没高兴起来。奇怪，怎么其它野鸭没飞呢？司机不管那些，下车绕道淖边等待打死的野鸭借风漂流过来。还没等猎物到手，只见远处一老太太向这边走来，边走边喊“还我的鸭子！还我的鸭子！”不用问，这不是野鸭，而是人家养的家鸭。副司令立即下车，迎上前去，一边道歉，一边掏出十元钱给了老太太，在当时，这钱足够买三、四只鸭子的。

还有一次，包副司令到南部旗人武部检查工作。在返回分区途中，吉普车乱档，怎么办？天气寒冷，故障难以排除，又无法与机关取得联系。他沉着的告诉司机，想想办法。司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尽浑身解数，对付着开了一段。当过了平顶山，快到锡林水库南山时，车说什么也不前进了，只有倒档可用。包司令一声令下“倒，也要给倒回分区去！”司机闻言，挂好倒档脚踏油门，左手扶着车门右手握着方向盘，身子探到车左外，扭头向后，边鸣笛边开。路上行人无不奇怪：“往哪倒？”有人议论道，看人家军队的司机就是“牛”，专门长距离训练倒车！一直倒回分区大院，车刚停稳，包老汉下车大声说道“我这辈子火车、汽车、电车、马车、草原勒勒车都坐过，但坐这长距离倒车还是第一次！”包副司令的幽默让我觉得好可笑。

3.手电筒当车灯

1986年4月，全团的整建党工作全面辅开。当时，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开展整党，对党员进行党风党纪教育，提出限期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军队当然要走在前列，北京军区把目标定在比全军提前两个月达到党风根本好转的要求。那一年，我被分配到边防二连蹲点。按团党委统一布署要求，按部就班的对连队党员、干部进行教育，通常按宣传动员、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民主评议、制定措施、检查验收几个阶段实施。每进行一个阶段都要向团整党办公室汇报，以便掌握情况互相交流。

四月十一日，我们完成阶段性工作后，要回团部综合情况，并把三、四连情况一并汇总上报。二连司机盖永林负责送我回团。小盖是个健谈的赤峰小伙，我们一路说说笑笑，不觉路过了大半。远方边防三连依稀可辩，连队后面那长条形的山梁已隐隐显现。却在这时，只听车的某部位“嘣”的响了一声，小盖停车检查，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故障，车已不能再动。身在草原深处，无过往行人车辆，近无粮草，远无救兵，弄不好，一两天难见一台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自救，怎么办？徒步走！

我俩把车锁好，开始徒步行军。四月的边防草原，虽然还没有春天的影子，但冰雪已化尽，天气不其寒冷。我们用几个小时走了半个马拉松，到达了三连。小盖因缺乏行军锻炼，脚上打起了血泡。当三连派大车把我们的车拖回连部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只好在连队住下，待第二天修好车再回团了。

由于条件所限，连队把车勉强修了一下。第二天下午才正式上路。路上仍然是走走停停，当我们经过塔日根敖包时天就快黑了。可一开车灯，车灯全部不亮。小盖凭着路熟，就开始夜间无灯行驶。我们如同梦游一般，忽忽悠悠终于开到东乌旗边缘。就要进旗里，小盖停住车“进城没车灯可麻烦了！一旦对面来车容易造成撞车事故”。怎么办？我突然想到了《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号志灯”，问小盖“有手电筒吗？”“有！”小盖取出递给我，我右手持手电筒，从车小窗中伸出，向车前照着，并画着圈，同时高喊“看车喽，看车喽！”此时我并没有注意街上行人是用什么样的目光看我们的，只顾着用手电为汽车照明。好不容易颠颠菠菠地开进了团部营院。200公里足足走了两天时间，这就是那时的装备情况。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可那个年代就是那种交通条件。发生那样的故事也不足为奇了。那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得有多么苦，多么艰难。到觉得是一种苦中有乐的“享受”。现在我和盖永林即战友们相聚时，坐在一起回忆那次难忘的经历总能带来战友们朗朗的笑声。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是司机的技术不好，而是车况太差。那时，边防任务繁重，管段长，路况差，车辆没有及时检修的时间，不少都是带病出车，所以，出现一些情况在所难免。

4.不是小王的错

小王是河北籍战士，老实能干。1986年3月，在我任副团长到一线连队检查连队落实生产经营情况，管理股指派司机小王为我开车。当车派出来后，我看这辆北京212的外观还不错，大大强过以前乘坐的“指挥车”。

跟我同行的还有团机关两名同志，一位是司令部参谋，一位是后勤处姬股长。当我们登车后，才发现此车毛病不在外表，而在其内。只见左前门用一根绳子连着，右后门开不了。乘员只能从一侧上车。当汽车起步时，机器盖上下跳动，原来机器盖的挂勾掉了一个，遇到搓板路，只觉得机器盖带动全军浑身颤抖，好在机器没大毛病，制动、油门都能正常工作，其它都是小毛病，无大妨碍，走着瞧吧！

我们从3月26日到4月6日，用了十几天时间，从东到西基本走遍全线。因一连积雪仍没融化，路已被封死，无法上山，只有该连没能上去。此行，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4月4日。我们在当天下午从吉尔嘎郎图出发，计划经阿旗到锡林浩特。刚出发不久，天空乌云密布，飘起了雪花。我当时想，在边防类似这样天气已司空见惯，剩下不过四五个小时路程，天黑前怎么也赶到了。可谁知雪下的越来越大，风刮的越来越猛，能见度只有几米。小王害怕了，我们也感到仿佛进入了与世隔绝的混沌世界。谁也不再说话，只是沉默、沉默。大风的吼叫声淹没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大雪团成片打在车窗上。虽然雨刮器不停的摆着，但粘粘的雪一会儿就冻在玻璃上。雪从密封较差的车门缝钻进，吹在我身上，右腿裤子已结了冰。我们缓慢而行，路上见不到一辆车，每个人心都悬着，暗想着：“车子要不争气就麻烦了”。

我们还算走运，总算摸上了锡塞公路。不过天已完全黑了，打开车灯，才发现只有一道光束，这车还是个“独眼龙”。不管怎么说，上了公路就不会迷路，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小王正准备加油提速，而车却突然自动熄火，停下不动了。小王使尽浑身解数，车就是“无动于衷”，我预感到这下麻烦大了。在一时难以修好，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将汽车水箱放了水，以防冻坏机体。我们只能坐在车里等待援兵的到来。可时间过去好久，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隐隐感觉后方有灯光，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原来是一辆大货车慢慢悠悠，摇摇晃晃从远方驶到我们跟前，车上是一位老师傅和一名年轻副手。他们想给我们拖车，苦于没有钢丝绳。最后，我们四人分两组，我和一名参谋搭车去阿旗想办法，姬股长和小王在原地待命。

夜时十时左右，我们到阿巴嘎旗，此时饭店已全部关门，街上无一行人。我考虑再三只有到旗人武部找石忠明政委帮忙了。老师傅把我们送到武装部就开车走了，由于过于匆忙，我们竞忘了问这位老师傅的姓名，不失为一件憾事。

到了石政委的家，孩子们都睡了，老石见我们狼狈像，禁不住哈哈大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粗门大嗓，遇上不满意的事总要大声骂几句，见到久别的战友也开口骂一句才觉得亲密，他对人热情，工作敬业，阿旗人武部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盟武装系统的前列。他得知我们车还在野外停着，还有两人在外边冻着的情况后，立即派车前往救援，夜里12时许，姬股长、司机小王才被安全接回，人车无恙。总算结束了这次的旅行。后来，在团里组织的一次司机整顿大会上，我就如何保养车辆，保证车辆完好率等问题给司机们提出了要求，还把小王的车况编了段打油“后门开不开，前门关不上，机器盖啪啪响，叶子板左右晃，里程表不走字，一个灯不亮，只要能开走，管它啥模样。”可能是因为我在大会上讲了这些，司令部把小王调整到边防连队去了。事后，我想，这事不能全怪他，团里车辆少，用车多，装备与任务极不适应，司机连轴转，根本没有保养、修车时间。再看看边防的路况，什么车经得住那样颠簸呢？那时，我看参加全线巡逻的车，从边防一线很少有车能走完全程，车是让路给折腾坏了，不是司机的错，不是小王的错。

5.白政委推车

1988年，正是两级军区及军分区首长、机关大抓基层建设的第二年，贾瑞、白永升分别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两位首长以抓工作狠、实而闻名，特别是内蒙古军区召开“两抓”会议后更是干劲十足、精神百倍。所谓“两抓”，即抓思想教育、抓基层工作。军区专门制定了基层建设十二条准则和与之配套的十二条验收细则，两位首长带领机关，分片包干，真可谓马不停蹄，长期奔波在边防一线连队。经过大抓基层建设，使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边防执勤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改观，部队的正规化管理有所加强，一线连队的生产经营状况也得到一定的改善。特别是机关服务基层的意识进一步提高，而这些都离不开分区首长的身先士卒。老政委几乎三分之一时间泡在边防连队，他对几个连队的了解甚至比我们还细致、深入。特别是他对边防五连、六连更是倍加关爱，有时在连队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如因分区工作忙脱不开身，也要经常通过团领导了解连队的情况。正因为分区首长的关怀，加上连队主官配备的过硬，五、六连的全面建设在全团名列前矛，五连被为“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六连成为全区双拥共建标兵连队，双双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队，五连还培养出了名扬全军的模范军医王新民同志，有的连队干部后来很多都走上营团级领导干部岗位。

1988年7月，军分区结束边防工作会议不久，随即接到军区通知，北京军区李来柱副司令带20余人的庞大检查组到我团检查工作，并逐连检查贯彻基层建设十二条落实情况，为连队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汇报准备及接待工作事关重大，虽然此前分区和团里都做了大量工作，机关工作组仍在连队坚持抓落实工作。贾司令、贺副司令也已全线先行检查，正在西线进行达标考核。尽管如此，老政委还是不踏实，决定再亲自落实才放心。此时我在锡林浩特，得知政委去团便搭首长车同行。

锡盟草原的七、八月，正是一年最美的季节，特别是七月中下旬，更是雨水集中的时节。我们出发前已连续几天阴雨连绵，从锡市出来的时候，天空仍不见放晴，司机张华开着白色丰田（当时分区仅有两台），冒雨上路了。车上乘员只有白政委我们二人。上车后我问政委：“这几天雨大，路没事吧？”老政委笑着说：“这路，跑多少遍了，哪里有个坑都知道，没事。”张华带几分渲耀的说到：“张副团长，这车比拖拉机劲还大，误不了。我开212也没误过，这点雨，多大个事。”一阵说笑声，我们已过了敖包山，上了锡林浩特至东乌的公路。当过了阿尔善，下了路基到在草原路上时，心里就不那么坦然了，只见路上到处是一洼一洼的积水，草显得特别新鲜、翠绿，在雨中高兴的摇摆着。张华认真选择着行车路线，尽量避开水滩地，曲线缓慢的行驶着，走过一段沙地，到达额和宝力格南侧路段时我们就傻眼了。

眼前一片沼泽，根本看不出哪是路哪是泥滩，车印只能从车轮过后卷起的泥中辩别，而这种印迹有数十条，很杂乱。已有几辆货车在此抛锚，谁也帮不了谁的忙。怎么办？老政委镇定自诺，张华虽然面有难色，只听他说了一句“他妈的！”就见他挂上车前加力，加大油门，车轰的一声向前冲去，溅起的泥水哗哗落在车两侧，说象冲浪有些夸张，倒也似行船一样，车借着惯性，开始还调整行驶，可随着泥泞阻力的加大，车也逐渐慢下来了。不管张华怎样变换档位，调整油门，都无济于事，车就停下不动了。白政委立刻指挥张华：“别动，别动，要不车轮陷的更深。”随后对我说：“来，老张，咱们下车帮一把，也许就出去了。”老政委叫我“老张”使我很不自在，他在我眼里是个老革命了，早在1956年，我军第一次授军衔时，他就是校官了。在他跟前，我根本就是小字辈，哪里谈上“老”啊！当然，那里也容不得我多想，推车！我俩站在车后，调整好角度后，边减“张华，给油！”边用尽力气推车。当车再次起动时猛的向前窜了一下，而反作用力却使车下沉许多，托住了底盘，两个车轮快速打滑，泥水密密麻麻向车后喷射，我和老政委浑身是泥，抬头再看他的脸，粘满了泥，一张嘴露出白牙，用力吐着喷到嘴里的泥浆，我强忍着笑帮他找毛巾擦脸。车是动不得了，我们只有上车等待援兵了。

天慢慢黑了，雨时停时下。我分析，分区首长下团，机关都要通知团，吃晚饭时如果我们还不到团部，团里一定会派车来找我们的。可是越等越没动静，我们一直用期盼的目光盯着东乌方向，但仍然不见给我们带来希望的灯光。等到夜里十二点，我们都饿了。已经快一天没吃东西了，得想想办法。我印象里，几里外应该有一处供过往车辆休息打间的副食店。夜幕下，远方还隐约有极微弱的光亮闪烁，我们朝着大致方向，涉水许久终于到了那里。白政委强烈要求这顿由他来请，买了几根香肠、罐头和几瓶啤酒，带回车里，会起餐来。两瓶啤酒下肚，赶走了疲劳，政委来了兴致，给我和张华讲起他的人生经历。那一宿他似乎没怎么合眼，他以为我们都在听他讲故事，我朦朦胧胧，似睡非睡，没有记下很多。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的工作热情，他的奋斗精神，还有平易近人的作风，开诚布公的性格都对我有很大的感染力。难怪他能从一个放牛娃步入将军之门，成为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军级干部。

第二天早晨，当雨过天晴，太阳就要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我们听到从后方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是分区管理科王国军同志带汽车排战士和急救物品来“救驾”了！当拖出车，国军对政委说：“昨晚，团派政治处伊拉力图主任来接你们，当走到半路时，看到一座桥冲断了，一片汪洋，他们就返回去了。现在只有返回锡林浩特，改日再下团了……”

天不作美，我们只有打道回府，当我提着行李箱回家属院，我爱人正打扫楼道，见我要往屋里走，忙问“你找谁？”原来，当时我的衣服已看不出是军装，满脸泥也没擦净，她以为是修下水道的工人呢！我听后说：“连我都不认识了”？和老首长白政委的这次一起乘车、推车是我永远记住的一次特殊经历！

6.过年

1991年春节，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任团长才半年时间，一是春节期间，军区首长和各级地方官员要到部队慰问；二是我任职不久，与当地党政班子沟通还不多，虽然额书记、朝旗长对我们工作非常支持，关系非常融洽，但春节期间，多走动一些旗直单位对工作有利；三是当年雪灾较严重，连队的各项保障也需要主官坚守岗位。所以我决定在部队过春节了。农历腊月二十九，爱人带着儿子也来到团里，他们是第一次体验在团里集体过年的味道。我的搭档王青山政委对他们的到来特别重视，携夫人老白亲自看望，并安排家宴接风。提起老王，我觉得和他一起共事是一种缘份，我们哥俩儿看上去个头高低悬殊，蒙汉有别，但出身相似、性格相投，几年搭伙儿，总是你敬我让、互相支持。正因为如此，两家家属间，子女间建立了浓厚的友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接到通知，说盟里领导要到一线看望连队官兵，并同战士们一起过年，王政委二话没说，他让我留在团部，他去一线连队陪同首长。反正我们俩总有一个人在机关值班，也不必过多谦让了。送走老王，我安排召开机关、附近连队官兵大会，对节日战备等提出要求，并对节后及节日期间的活动进行部署。下午，各单位贴对联，开联欢会，准备除夕娱乐活动。一切就绪，我也松了一口气，就等着过年夜了。

可就在20时刚过，办公室电话响了，是三连连长打来的，他焦急的汇报，他们连的志愿兵司机家属临产，现在腹痛很厉害，请示怎么办。我听后问道“怎么不早下团，或接回原籍生呢？”他回答“小伙子计算错了预产期，按他们计划的日子还有一个月，准备过完春节一起回老家，连队春节战备紧，老兵复员后，司机又少，就没安排他回去。”说什么也没用了，关键是现在怎么办，一是送下团到旗医院接生，二是由团派卫生队医生到连队助产，但无论怎么办，当时的道路、车辆都是个大问题，那年冬季雪灾较大，一般车辆很难通行，特别在三连附近积雪达一米以上，如遇雪阻，在野外耽误后果会更为严重。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前几年，我可以派装甲车前往接他们下团，因为装甲连撤了，车也上交了，解放-30也报废上交了。

一般的越野车根本不能成行。唯一办法是和旗抗灾办公室联系，能否求援派一台解放-30去接，可是大年三十都放假了，一时难以联系上，令我一筹莫展。我爱人也非常着急“人家是第一胎，现在产妇一般都年龄偏大，容易造成难产，一旦有什么意外，怎么向其家人交待？”我一时难以拿定主意，是否向分区汇报？如果在平时，我会毫不犹豫让值班室上报求援，但现在不能惊动首长、上级机关了，还是让他们过个团圆年吧。我每隔半小时询问一下情况，并告诉连队：“如果往团里送，路上出事更不好处理。团一时派不出越野车，就是能派出，到你连也晚了。你立即找一位有经验的牧民老太太，最好是有接生经验的到连队帮帮忙，牧民有他们一套土办法，一般不会发生意外。”连队听了我的意见，派人在驻地附近请来一位当地牧民助产士，我知道已有了帮忙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可又担心如果难产，靠牧民的水平是不好处理的。她不可能为产妇做手术，但愿他们一切顺利，我在忐忑不安中熬着大年夜。连长隔一会儿来个电话汇报情况，直到凌晨三时，才传来接生顺利，母子平安的消息，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事后，我爱人说了这么一番话：“部队的官真管的宽，别人家媳妇生孩子，你们跟着着急，你老婆给你生了两个孩子，也没见你这么操心过……”我无言以对。是啊，我老婆两次做月子我都不在家，儿子出生四个月，女儿出生半年我才见到他们。这也许就是我一生对他们母子的亏欠。但是那个年代，一名边防军人，他的责任，他的任务往往是要防在第一位的！

打猎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还不强，对武器弹药的管理也远不象现在这样严格，民兵武器几乎分散在基干民兵手中。除国家明令禁止的马鹿、天鹅等珍稀动物外，打猎在草原是较普遍现象。进入严冬，几乎各单位都把打黄羊作为给职工搞福利的一项重要工作，甚至旗里城镇建设也靠打黄羊的收入来解决。记得我刚参军时，可以说锡盟黄羊遍地，走在锡（林浩特）塞（汗塔拉）线上，路边黄羊成千上万，那里打黄羊都愿意打东苏、西苏境内的，是那种长尾巴的，说是肉味鲜美。每次军分区组织打黄羊，只驻在阿尔善一带，根本不用往远走，在朝克乌拉一带黄羊也成群结队。那时候认为黄羊是“破坏草场”的元凶，大肆捕猎，致使今天黄羊数量极度减少。看到个别地区逐渐沙化的草原，别说黄羊，连老鼠也难以生存下去了。有关打黄羊的故事很多，在这里我讲几个打黄羊以外的故事。供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的故事。

1.别打坏狼皮

李生，是我当参谋时认识的老领导，他当过骑兵二团团长、军分区副参谋长。他天生就是个能吃苦的人，是个在办公室坐不住的人。听说他当团长时，经常深更半夜到各连查铺查哨，一到星期天便在营院大门口附近来回溜达。哪个连队有战士随便上街他都要过问一番，因为部队驻在城市，管理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发生战士违纪事件。团长到任，大刀阔斧，狠抓作风纪律整顿，部队风气大有改观，而他一抓到底的作风让战士望而生畏。他离休以后仍闲不住，在我们团盖办公楼时，还聘请他担任总监工。他同施工工人一样一直坚持在工地，工作一丝不苟。当时东乌旗还没几幢楼，除气象局有个小二楼，团部办公楼号称东乌第一楼。因当地气候造成施工期短，能创下当年施工、当年进驻的记录是不容易的，楼房质量也无可挑剔。因此，李生的名字在东乌名气不小，第二年即被东乌旗地方聘请担任建楼质量总监。一直到政府办公大楼盖完他才离开东乌旗。关于他打猎的故事也不少，因为能吃苦，在他任分区后勤部战勤科长时，分区每年打黄羊总少不了他。而他一次打狼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正值分区牧场接羔季节，后勤部首长派他到牧场检查、指导，他二话没说，在牧场住下来。白天组织战士、职工清理积雪，打扫棚圈，晚上安排值班、照顾接羔。有一次听附近牧民说，最近狼害较严重，附近有的牧民家羊已被狼掏了，损失不小，所以要求值班人员提高警惕，并要携带武器，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说来也巧，一天夜里，李生替别人值班，因无事可做，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听着收音机。当夜深人静时，猛听一阵狗咬得很凶，他警觉地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此时天空有一弯月亮，加上雪地映照，外边景色能看的较清楚。只见一只狼前腿直立后腿跪坐在地上正和狗对峙。不管狗怎么狂吠，也只是瘸子打围—坐着喊，并不敢靠前。而狼并没把它放在眼里，只是冷眼观察着。李生此时心里一阵紧张、兴奋，他悄悄下床，拿起早有准备的半自动步枪，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把枪管从窗口伸出，做好瞄准姿势。就在这时，他犯难了，瞄准什么部位？打哪？打头部，夜间瞄准，狼头不易被击中，打上身，把狼皮打坏有些可惜，因为这样近的距离，说啥也留一张好狼皮，做个狼皮褥子，以后再下牧区时铺上又去寒又解潮。主意已定，他把瞄准点选在狼肚皮、发白那个部位，这个地方打个洞，将来扒皮时，从胸部划开，狼皮展开后是皮子边缘部分，做皮褥子边镶里边，看不出来。他仔细瞄准后，又觉得还不理想，狼蹲的位置有点角度不对，但看来短时间内，狼没有变换角度的意思，他怕失去机会，终于勾动板击，只听一声枪响，狼嗷的一声跳起，李生琢磨着是否还补一枪？但不等回过神来，狼一跃逃窜而去。他追出门外，只拾起一缕白色的狼毛，他懊悔莫及，自言道：“别考虑狼皮褥子就好了。”就这样这次打狼以失败而告终了！要说老领导的枪法是没有说的，只能是一次小小的失误吧！

2.都是掏狼崽惹的祸

原边防三连连长赵宏、政指吴海波两人配合默契，工作成绩突出，尤其连队的后勤建设抓得扎实，家底丰厚。连队有近百头牛、几百只羊，在各边防连队首屈一指。每当我下连，只要一走下连队西方山梁，便远远望见连队前方平坦的草滩上数不尽的牛羊。可能正因为连队牧业发展成绩突出，赵宏被北京军区管理局抽调为牧场场长，现已举家进京了，令他的同乡战友们羡慕不已。

但他当连长时，一时“淘气”却给连队的羊群带来灭顶之灾。那是1991年6月，我带机关几名同志从西向东进行全线巡逻。当进入三连管段后，赵连长带连队巡逻组在二、三连分界处迎接，并按计划到该连午餐。当车进连队后，我发现营院里有两只不寻常的“小狗”，毛绒绒的着人喜欢，我刚靠近它们，只见小家伙横眉努目，呲着牙凶猛的向我扑来。赵宏说：“这可不是狗，而是狼崽儿，才掏了两天，你别看它小，但天性就厉害。”我问：“在那儿掏的？掏了几只？”他答道“就在离连不远，靠近牧场的山坡上，共掏六只，让我摔死四只，看着挺好玩的，留两只抱回来了。”我问“母狼没来找吗？”他说“天天晚上都来，总是叫个不停，我派了双岗哨，并给哨兵发了子弹，以防万一。”我提醒要提高警惕。因为狼嗅觉灵敏，常听到母狼会找掏它崽的人报复。赵宏满有把握地说：“请团长放心，我们不是第一次办这样的事了”。还自豪的称，牧民不敢掏只有我们不怕。听他胸有成竹，我没再说什么，饭后，又踏上巡逻路，继续东行。

可就在一周以后，我们从东线返回，再路过此连时，意外发生了，赵连长懊悔不已的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因为已掏狼崽十来天了，有几天没听到母狼叫了，所以哨兵就撤了。今天凌晨，连队的羊群遭到了狼的袭击，现在羊群不知去向，正组织寻找呢。我没有多问，立即到现场看个究竟。只见羊圈门大开，圈内除被咬死的几十只羊外已不见一只活羊的踪迹，看痕迹，羊群从连部后边向山上走失。我们顺着羊蹄印寻找，走了一会儿向远了望，每隔不远，便有被咬死的羊躺在草地上，三、五只一堆，那年雨水好，羊膘情不错，望着一只只个大体肥的乌珠穆沁肥尾羊倒在血泊中，让人感到十分心痛。战士们陆续把死羊运回连队，跑散的活羊还没有找回，费尽周折，找遍方圆几百里时，羊仅剩下不足百了。

为此，赵宏多次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向团领导表决心，一定尽快使连队畜牧业恢复元气。他信心十足的说，凭连队和当地牧民的关系，我为连队建设向他们求援，以优惠价格收购不成问题。他还真的说到做到了，在当年年终全团进行连队达标验收时，他们的牛羊群并没因此而减产，仍然走在全团的前列，其为连队建设守家创业的精神得到了团党委的肯定。但想起那些被狼咬死的羊群还是让人感到可惜。这就是打狼对连队造成的损失，从这次教训中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团里作出决定：不能随便打狼，掏狼窝，抓狼崽。要加强牛羊棚圈的建设，特别是对围墙和大门要加固。周边要用铁丝网围住，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以后的几年里，直到我1994年离开部队，再也没有听到发生类似事件。

3.南辕北辙

范玉忠团长一九六二年入伍，一参军就在边防三团前身喇嘛库伦边防站当战士，干了二十六个春秋，一直没离开边防，是该团十任团长中唯一一个从本团没动地方，由士兵熬到团长的人。他为人豪爽，性格耿直，走到哪，哪里就听见“哈哈，哈哈”很有特点的笑声。

当时，团常委一班人个个都是老边防的行家里手，政委南美是名东北蒙古族，从内蒙军区某部队调入，此人见过世面，善于交际，特别是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协调的较好，同时还多才多艺，能歌善舞，颇有文艺细胞。参谋长王兴朝，主任陈树森，处长郭朋云都是本团土生土长，从边防摸抓滚打出来的“老边防”。王兴朝在吉尔嘎朗图任边防连长时就名震阿巴嘎，他不仅工作能力突出，而且为人讲义气，关心部属，在司令部可称一呼百应；主任陈树森与王参谋长同系多伦县入伍，晚王二年，陈主任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轻车熟路，办事老成，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文字功底，称得上当时团里一支“笔杆子”，他性格沉稳，见解独到，遇事不轻易表态，要表态就有理有据，令人折服；后勤处长郭朋云是班子内年龄最大的一位，为人谦虚，从不以老哥自居，对他人尊重，与司、政机关配合非常默契。团机关不论主官是否在位，机关一切正常运转。正因为部门领导精明能干，各司其职，团长、政委也省心不少，有时也乘车出去潇洒一番，范团长最大爱好莫过于打猎。

一天，范团长由五连前往四连，途径一个淖尔，远见在岸边有几只地鵏在觅食。范团长见状，立即来了精神，他示意停车，但距离太远，再往前开，又是沼泽，他轻轻下车，持枪向目标走去，地鵏很警觉，有车或牛羊等靠近还不理会，一旦有人接近便起跑展翅飞去。老范远远望着，它们又飞到一千米开外，虽然他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但目标在有效射程之外，又半隐在草地之中，根本无法瞄准。他猫下身子，轻轻向目标接近，越走地势越低，当他估计进入射击范围后，便卧倒，低姿匍匐前进，爬了很远一段距离，当他出枪瞄准时地鵏早已走到他侧后方了。原来，他锁定目标方向后，便一直低头、弓身、匍匐，根本没注意地鵏已向别处移动。在车边观察的人又不能喊他，当他发现没有目标后，便又四处观望，可等他一站起身子，地鵏早已发现这位不速之客，只见它们双翅慢慢拍起，两腿交换蹬地助跑，象飞机一样起飞了。费了好大劲，弄了一身泥，确一无所获，范团长拍拍满裤的泥水，便自潮的一阵哈哈大笑道：“它们啥时跑到我身后了呢？！”现场的同志们笑着说：“在你进入沼泽地后他们就转变方向了”。看着范团长一身泥水的军服，真有几分同情，几分好笑。

4.把兔子吓懵了

副团长刘建文说话风趣幽默，我俩碰在一起常互相调侃。他搞财务是行家，可能年轻时尽跟阿拉伯数字打交道了，学历不太高还弄成了近视眼，30出头就卡上眼镜，显得很有“学问”。走起路来，半歪着头，一个胳膊还不太摆动，象夹着帐簿的“先生”，有点学究味。一次，他给我讲了在他当后勤处长时和一位副团长下连路上打兔子的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某副团长带工作组下连，宣传党的十三大精神。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分区要求尽快跑完全线。工作组马不停蹄，一般都要吃饭后还要赶一段路，以便第二天上午就能安排宣讲。

十一月中旬，草原已被积雪覆盖，车外白茫茫一片，他们夜里行车正是野兔出来觅食的时候。刚上路不久，便见一只兔子窜到车前，在车灯光限定的范围内一蹦一蹦的向前跑，团副坐在副驾驶位置，立即说到，快把枪给我，后面坐的参谋把枪递过去。因瞄准不得劲，他指挥司机：“左打方向，左打方向！”司机一回轮，车灯随着向左侧移开，而此时，兔子离开了灯光，失去了目标，正着急间，只见猎物又跑向灯光，怎么也瞄不到，因为枪管伸不出去，转不过身射击。这时，他只有概略瞄准了，只听一声枪响，兔子真的爬下不动。

副团长很兴奋，立即指挥随员下去取猎物，可当这位参谋下车提兔子时，它确蹭的一下跑了。副团长很恼火，到手的东西怎么跑了？但也无法怪别人，再上车赶路吧。没走多远，又一只不识时务的兔子跑在车前边，这次，团副早有准备，他向其中一位随行参谋吩咐道：“如果再吓懵后，你立即下车去打。”“好！”参谋手握摇把待命。有第一次吓懵兔子的经验，副团长没再费大劲瞄准，便啪啪连勾几下板机，“停车！”参谋飞跑过去，正手要打时，见兔子已一动不动了，原来已饮弹身亡了。但又没见有多少血迹，对此，刘建文硬说是副团长一阵开枪把兔子活活“吓死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战利品’。这位副团长很有‘成就感’‘收获感’。

5.追狼进民院

锡林郭勒草原早年常有狼群出没，在公社化时，每年秋季都要集体组织打狼。边防部队成了为民除害的重要骨干力量。随着大量捕杀，狼的数量大减，除靠近中蒙边界或局部山丘地区偶尔见到有狼活动外，已很难再现当年狼群的威风了。这对保持生态平衡起到了反作用，狼被列入野生保护动物，有些人大声呼吁给狼保留一块生存的家园。

我在锡盟生活二十七个年头，有机会亲眼看到内地人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到的一些野生动物，如：马鹿、狐狸、獾子、野猪等，印象最深的有两次打猎。一次是与狼群遭遇，另一次则是把一只狼追进居民院内生擒。

一九八八年七月中旬，北京军区李来柱副司令率庞大的机关工作组到边防视察，副司令乘直升飞机从锡市直达团部，而北京军区后勤部李副部长一行从兴安分区管段来本团东线逐连检查。我陪同分区贺捷副司令及李生荣部长先期到一连迎接。七月十一日上午，我们向东线进发，300多公里的路，途经数个连队，都要进连交待一番迎接军区工作组的具体事宜，当从二连出来刚上路不久，太阳已经西下了，到一连的路上是比较原始的草甸型草原和沼泽地，是人烟极为稀少，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的地段。特别是沙尔沟特一带，地形复杂，有一片起伏不平的半沙丘地带。据传说，二战时期此处有过日伪军的情报据点，也是苏联红军1945年8月进军我国东北对日作战的重要一条路线，在巡逻路上仍可找到零星的飞机残骸及装备部件，此处也有几分神秘色彩。

我们背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行驶着，太阳的余辉把草地照成了桔红色，路边的沙柳丝飞速的向车后移动。忽然，一只成年灰狼出现在车前路上，遗憾的是我们没带枪，对它无可奈何。它好象知道我们没带武器，并不加速，而是边慢跑边回头向我们张望。贺副司令让司机把车速减慢，希望它在路上多走一会儿，就在这时，在左前方又跑过几匹狼来，并相继上了路基。我仔细一数，整整十只。听说狼是单独活动的动物，也许此时是母狼的发情期，或是有什么“集体行动”，不得而知，眼看着它们悠闲地越过公路向草原深处走去。这是我在锡盟那么多年看见狼群数量最多的一次，印象极为深刻。而追狼的事，是我带人到西线连队检查兵员及老兵退役工作，同行的有军务股长陈显辉等几位同志。一天我们在九连吃完晚饭后往十二连赶路，刚出连队没多远，就见一只狼在前方奔跑，同样，我们还是没有带武器。咋办？追！因为此处地形较开阔、平坦，是自然草原路，所以可以追一程。但追狼不比追黄羊，追黄羊基本是跑直线，一般又在车灯范围内狂奔，用不了太长时间便体力不支而倒地就擒。而狼比较狡猾，它大都跑曲线，正当车速赶上它时，它会突然一个急转弯而改变方向，司机又不能打方向过急。当调整方向，再找到目标时，狼已又跑远一段路了，如此反复若干次，它便顺着去往白音图嘎的方向跑去，大约追了半个多小时，只见它速度减慢，气喘个不停，身子也左右摇晃起来，但它靠近轮胎，随着车转的方向转动着，它总是在内圈，活动半径小，而车活动半径大，怎么也压不住它，也撞不着它。这样，它得到短时间的休息。突然，它象充了电，恢复了体力，突然加快速度直向居民区跑去。

此时，已夜深人静了，人们大多都已进入梦乡，没有几户人家有灯光了。也许因为有狼进了村子，一阵狗叫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灯光中，我们只见疲惫不勘的狼一转弯窜进了一个居民的院内。怎么办？不找吧，又怕第二天狼苏醒后伤害了牧民，找呢，又很危险，赤手空拳，一旦被咬伤，没法交待。只见陈显辉拿了车摇把向院内走去，我跟在后边观察动静。走进院内，好象主人并没听到我们的动静，但也没见到狼的影子，院内靠西墙根，有堆放不甚整齐的一堆木材，下边好象用什么东西垫起，陈显辉小声对我说：“可能躲到木头底下了。”说着，他顺手拿起一根木材，向木堆里捅了起来，开始还能听狼咬木头的声音，没几下，再无动静了。停了一阵，陈显辉勇敢的伸手把它拉了出来，结束了这次追狼行动。事后，觉得似乎有些惨忍，打那以后，我再没猎捕过野生动物。唯独这只狼皮成了我一份永久的草原纪念。

6.一只小鹿与两只灰鹤

嘎达布其虽地方不大，但在一般的地图上都能找到它的位置。它不仅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是中蒙双方处理边防事务会谈会晤的重要场所，还是那时从蒙古国进口马的地点。更因为它是东乌旗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是边防部队展现军人风采的一个窗口。不知有多少次，军区、分区在此召开各类联防会、现场会，不知有多少地方的高级官员和军界的将军到此处视察并留下宝贵的题词墨迹。

而让我难忘的是一只被巡逻战士拾回并饲养长成的一只马鹿。事情是这样的，七十年代初春季的某一天，边防七连巡逻组路过一个高地时，在山脊一个小树丛里，发现刚出生不久，即被母鹿丢失的小鹿羔，毛还没完全干，四蹄正费力的支撑着爬起来，战士们四处寻找，并没发现母鹿的踪迹，天近傍晚，如不救走，可能被野狼伤害，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把它抱回连队饲养。

战士们看到活泼可爱的小家伙，都倍加呵护，亲切的叫它鹿鹿，把它放在兵舍里轮流看护，并指定专人饲养，还专门到旗里买了婴儿专用的奶嘴、奶粉等用品，许多战士家里寄来的好吃的，只要小鹿喜欢，他们就省下来喂喂鹿鹿。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小鹿鹿逐渐长大，再不能放在兵舍不得里了，极不忍心的把它放在羊群里，可用不了多久，鹿鹿的个头大大超过了羊群，真可谓鹤立鸡群了。它时常因为玩的高兴而欢蹦乱跳一番，战士们向送升大学的学生入学一样，又把鹿鹿送进了牛群。鹿鹿在牛群一呆就是七年，它象牛群的一个卫士，一个向导，一名忠实的朋友，每天悠闲自得地在牛群边漫步。每当有人走近，它总是抬起头，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当看清是“自己人”时，便迅速跑过来与你亲热，战士们总是不忘给他带点它喜欢吃的食品。七年里，它送走了一批批老兵，迎来了一个个来牧场执勤的新主人，连长更换了三任，每个战士都把它当成他们连队的一员，只要外出回来，总想先看看鹿鹿，我本人也不止一次看到这只忠实的马鹿。

不记得是哪一年，也许是鹿鹿进入青春期了吧，它终于禁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背着它的主人到中蒙边境寻找“意中人”去了。一旦走出牛群，见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它一定会觉得茫茫草原才是它的归宿。从这以后，它偶尔回连看看，远远望望山顶上观察楼，望望在山岗上训练的边防战士，也望望曾经是它伙伴的，给它的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牛群，它可能会默默的道过一声：再见了！嘎达布其。关于两只鹤的故事，时间更为久远。还是我在特务连当电话班长（1969年）的时候。一次，我们到边境检修电话线路，携带回两只羽毛未丰的灰鹤，没想到它们那么好饲养，一日一餐，跟战士一起开饭，时间久了，每听到开饭的号声，它便早早的站在队伍中间了。战士们看着它们高高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脖子一伸一伸的样子，都要和它们玩耍一番，每当开饭，战士们轮流把自己碗内的肉挑给它们，就这样，它们仍不满足，有时还迫不及待的到战士们碗内去叨。

最有趣的是每当我们出早操时，两只鹤一前一后在我们头顶上飞翔，我们跑多快，它们就飞多快，我们左右转弯，它们就跟着转弯。象两架战斗机掩护着我们冲锋陷阵。当我们回到连队，听到带队的值班员喊“立定”的口令时，两只灰鹤早已一动不动的站在队列前面，用它特有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象是在对受检阅部队讲话，那种眼神，令我至今难忘。这样过了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只鹤的腿断了，尽管战士们百般精心照料，最后还是死掉了。战士们把它埋在东乌旗的后山坡上，而另一只也因为失去伴侣没有活多久，战士们就用心的把它们埋在了一起-------。真是感人至深！

执勤战备篇

1.再走巡逻路

二○○二年十一月，我有幸再次回到我离开的边防三团去小住两天。这是我转业八年多来第三次回部队看望。第一次是九五年，我率赤峰市冶金机械工业局机关干部专程到部队参观见学，政委王青山及全体官兵的热情接待及边防军人战斗生活的情景给机关同志们留下深刻印象。回局后，局党组还专门组织了讨论，交流了见学体会。第二次是建团三十周年，我被邀请参加团庆活动。有机会见到分散到全国各地，阔别多年的老首长、老战友，感慨万千，使我度过了难得的美好时光。这一次是我个人重返老部队找一找回娘家的感觉。尽管时间很短，但鲍智深团长特意为我派车，专程到前沿看看。当我看着刚刚竖好的花岗岩界碑，看着坚固、密实的边防铁丝网，看着笔直、平坦的千里沙石巡逻路，看着连队装备齐全、改造一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我真为当今的边防战友庆幸。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富才能强边”。听鲍团长介绍，这些年来，国家对边防建设投入很大，不仅是改善了边防设施，改善了执勤条件，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带来一些新变化。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缩小了时空， 好多东西在昨天看来不可能，今天变成了现实，在边防难以实现的事今天办到了。另一方面，给人的观念也带来巨大变化，再用边防“消息闭塞、思想单纯”来形容今天的形势就不客观了，沿用简单的方法，单纯用“一把炒米一把雪”的老边防模式带兵已不适应新形势了。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作为展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边防建设也理所当然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

是啊，十几年前的我无法和今天的鲍团长相比，可那时已基本完成了“小环境改造”、完成了“保温观察楼”建设，也觉得比以前大有改观，不论我还是我的前任、后任，我们都是关联该团历史长链中的一节，是边防团队建设发展的一块砖石，我为自己曾经是这些砖石的一员倍感荣幸。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该团边界线管段达七百多公里，占全区边界管段的六分之一，整个巡逻路线西部还较开阔、平坦，地形不太复杂，而中部的山区、东部的沼泽和原始森林，给千里巡逻路增加了不少惊险、刺激和神秘色彩。每次全线巡逻总给人留下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收获。虽然那里巡逻与苦、与累、与险相伴，夏日的酷暑和蚊虫叮咬，冬日的严寒和雪阻都能给你的人生旅途增加点磨炼，给你的意志增加点锤炼，不用别人去奉承你去赞美你，你自己身临其境的就有一种责任感、自豪感。你会想到，边防战士最荣耀的就是祖国把边关交付给了你，每一个界碑是否完好那就是边防军人的品牌。我在一次团机关军人大会上说过一句话，曾引来不少人的笑，也许是一种嘲笑，嘲笑我有点阿Q精神，我是这样说的“诸如刘晓庆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能买豪宅、豪车，但他们买不来一块界碑、一米边防线，从这点上，我们比他们富有。”也许这种比喻不太恰当，但我只想说我对边关的那种自豪，那种“爱恋”。

那妥和查干一带逐年增多的马鹿群，已由我20多年前看到的四五十只发展到当时的二百余只，那象刀子一样山脊上的巡逻路，一旦车轮骑在山脊车轮就可能越境，只有半挂在我侧坡上行驶，赶上雨天真担心滑下深谷；那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被鼹鼠拱起的土堆路，让你五脏六腑都不停的颤抖；那骑着马，手里要拿一把草抽打着飞在你脸上的蟥蝇的林区小径等等，虽都已成为过去，而这些都是那些“老边防”脑海中永久的记忆。

2.“一线战备”的日子里

边防，是国家的末梢神经，国际风云稍有变幻，边防部队是首当其冲最敏感的地区。在美苏两霸争雄，中蒙关系紧张的年代，不论是珍宝岛中苏边界反击战，还是中越边界自卫战，边防部队战备的弦绷的太紧太紧。那时要求，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真是“弹上膛、箭上弦”，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边防连队吃住在坑道里，连续十几天和衣而眠，根本无法睡一个好觉，年轻的战士神经高度紧张，再加上连日休息不好，在观察、分析判断情况时易造成误差，乃至发生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笑话，而当时可是捅天的大漏子，这里列举一二。

一是“柳条沟战役”

时间已经记不清那年了，可能是七十年代初，四连一位副指导员，带巡逻组到本连与五连分界线一带巡逻，巡逻是乘车去的，都荷枪实弹。出发前，连队明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规定了路线和大概往返时间，并一再提醒，最近蒙方活动异常，经常在柳条沟一带有车灯光及蒙方军人出没，一定要提高警惕。与此同时，五连的一个巡逻组也同样接受一个任务，也要到那个地段现场观察，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各连要把巡逻派出情况随时上报，基本是“各自为战”，执勤后备案即可。两个巡逻组向同一地区开拔不久，天气突变，刮起了沙尘暴，风越刮越大，能见度极低。带队的干部又不想中途返回，不论什么情况，也要完成任务。五连巡逻组抢先到达了分界线，附近是一个硝泡子，中蒙边界线从泡子中间穿过，四周是灌木林，蒙方边防站常到他们境内的泡子挖硝喂马，所以双方常在此遭遇。尽管中蒙关系紧张，但双方还是保持冷静，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当四连巡逻车快接近目标时，隐约看到有一台汽车在我方境内活动，便以为是蒙方侵入我境。副指导员立即令“停车！做好战斗准备！”并派出一名蒙古族战士用蒙语向对方减话：“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出去！”因为风太大，不管怎么减，对方根本听l不见。继续接近他们，战士们此时已高度紧张了，不知是副指导员，还是哪位说了句“开枪”，两名战士即向对方开枪射击，此时，五连巡逻组以同样的心情观察对方，误认为是蒙军首先开枪，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听一声：“还击”！双方便对射起来，他们主要是向对方汽车射击，并看不到隐蔽在车后的人。当风势在瞬间减少时，副指导员看见了对方的车型和车牌，才大惊失色高喊：“停止射击！”一场战斗结束了，万幸没造成人员伤亡。有一次，我在战友聚会时问这位当时的副指导员，是谁指挥开的枪，他说先听到对方开枪的，我又说，你们的枪法那么差，三十多发子弹没命中目标，真打起来不吃大亏了吗？他回答“我们也没把握，主要是以警告的方式向空中射击的，并没真的向他们人群射击。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教训，只是对我们现在已没用了”。

二是“坦克开进来了！”

1969年2月某天，团作战值班室接某连报告：“蒙军大量坦克在边境集结，并缓慢向中方开进。”这可是特急的消息，老团长杨树清拿起电话向总机命令道：“要北京军区作战部！”为什么团长越过军分区、内蒙古军区直接向北京军区汇报呢？一是情况紧急，二是军区有规定，边防部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但事后要向上级补报；三是杨团长的个人性格也决定他这样做，他是我团第一任团长，十九岁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任侦察连长，曾娄建战功，他粗门大嗓，说话总有几分夸张，对事务有自己独到见解，毫不隐瞒。不管官多大，他都不胆怯，我听说他在“文革”，中参加北京军区会议，会上内蒙古军区领导汇报说武斗平息了，他当即站起来说：“我来时锡盟两派机枪还架着呢，怎么就平息了？”在锡盟军分区组织的师团干部演习中，唯独杨团长的车敢超越刘万忠司令的北京吉普。书归正传，团总机守机员立即接通作战部的电话，只听杨团长报告：“请转告军区首长，我团管段某连，某界标方向，有敌军数十坦克集结，并有迹象表明，向我方开进，我已派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亲临现场指挥，支边作战也准备就绪！”军区得知，当即指示“密切注视对方动向，查明敌情，及时报告！”并要求杨团长不能离开作战室。

时间就是胜利，机关和直属连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所在的特务连一分为二向前线支援，即参加前指和留守两部分。前指带上几门仅有的无后座力炮登车待命。一些新战士虽然刚上交了“请战书”，但真的登上即将开往战场的汽车时，那种恐惧、彷徨、无奈真是无以言表，有的战士在写请战书的同时，也给亲人留下了遗书。当然，他们在遗书中也写到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祖国的豪言壮语。这时一些老兵会安慰说“不要怕，蒙军哪是我们的对手？等着杀敌立功吧”！

当杨团长派出的第一批前线指挥员赶到该连时，来电话报告：不是坦克，是一片大石头，因为春季气温上升，地气蒸发，远望石头群象运动中的坦克。杨团长听了这个消息，他虽然很气愤，但是边防连队提高警惕的这种精神他也不好批评。只能随口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想打一仗显显我们的军威呢，却是虚惊一场“。

既然这场虚惊过去了，杨团长如实上报了上述情况。北京军区的战时警报解除了，可这件事，使该团名扬三军，军区首长几年后还记得，经常在一些场合讲起来，直到了解这件事的首长都离休了，才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所淡忘。

第三是骆驼事件

某连排长已在观察楼住了好长时间了，他不但要组织班哨执勤、观察，还负责给战士们搞后勤保障、安排伙食。哨所离连队还有一段距离，战士们感到很孤单，不断的战备形势教育使他们警惕性极高，虽然他们没看到蒙军的一兵一卒，边境本来就很宁静，但上级天天灌输“打仗”，他们不得不坚信，仗是一定要打的，可一旦打起来，十来个人，孤立无援，我们能坚持多久？排长给弟兄们鼓劲：“咱们人在阵地在，我们要把阵地变成肉碾子把来敌轧的粉碎；把阵地变成钉子，定使他们有来无回！”

他们白天搞阵地演练，熟悉每一个堑壕，每一个火力点射击孔，进行阵地标定射击。晚上轮流值班，排长身先士卒，坚守阵地，已好长时间没认真睡一觉了，幸亏他身子骨棒，有用不完的精神。在一天夜里，天很黑，风不是很大，但还是把阵地前的积雪层层吹起，阵地上的电话线左右摇摆着，射击孔被风吹的发出阵阵怪声。这时，哨兵隐隐约约看见有一队“人马”正向哨所接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向排长报告：“排长！有情况！”排长闻声跳起，从观察孔向外望去，不好，是敌人半夜“摸哨”了，还是一队骑兵，他立即命令“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迅速进入射击位置，随着哗啦一阵子弹上膛的声音，都据枪瞄准待击，“敌人”没直接向上冲，而是迂回缓慢前进，也没有火力准备，排长分析，可能是要抓活的，不能再犹豫了，否则会吃大亏，果断下令“射击！“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草原的宁静，有两个目标被击中，倒下了，其它的散开盲目跑走。排长觉得挺奇怪，怎么没还击呢？又令道“某某坚守阵地，其他同志跟我追击！”他带领几个战士屈身匍匐向目标靠拢。排长心里还想，要能捉个活的最好，我们日夜坚守也没白费心血，正想着，远方传来“吭吃吭吃”的声音，并看见对方一伸一缩的活动着。排长命令“卧倒！”他判断是敌人在挖工事。排长带领战士们继续向敌人靠近，终于看清了目标，原来是两峰被打伤的骆驼，正抽搐挣扎着呢！

事后，排长受到批评，对骆驼评价给了经济赔偿。我认为，此事也不能全怪排长，二十几岁的青年，处于那么个特殊时期，高度紧张，又休息不好，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判断失误在所难免。远了不说，前不久发生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即使有高精尖武器装备做后盾，仍然未能避免误伤事件。所以，也无需对那位排长过多指责。

医疗卫生篇

谈起边防部队的医疗卫生，应该说上级非常重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解放军二五一医院几乎年年都要派专家带医疗队到团里送医送药，不但给部队官兵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同时给当地人民群众也解决了不少难题。连队的军医都尽职尽责，长期在边防为战士解除病痛，对牧民也服务上门，王新民同志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被评为模范军医，名声享誉军内外，并荣立一等功，成为我团的骄傲和边防战士的楷模。

但是，还是要客观的看到，边防连队一遇急病、大病，连队军医便束手无策，团卫生队也力不从心了，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1.别盼望直升飞机

在团医疗工作的历史上，曾有四次北京军区派直升飞机来接生命垂危的病人，每次都是一阵紧张，一阵感动，一阵悲痛。紧张的是直升机到团队，各种勤务保障较复杂，惊动各级首长，真可谓惊天动地，特别在没修筑停机坪以前，虽然草地随处可停，部队还是生怕保障发生差错；感动，则是觉得一个普通战士的生命，令军区首长如此牵挂，竞派飞机来接，使全体官兵心里都感到很温暖，体验到自己的价值；悲痛，是因为只要病人上了这架飞机，基本就等于上了不归路，就等团领导去为病人安排后事吧。在我任团副参谋长、副团长时就先后两次处理曾被飞机接走确医治无效而病故的战士。

那些年，只有一例被飞机接走，治疗痊愈、重返工作岗位的人，那就是老卫生队长—王天礼

老队长是抗美援朝的军医，长着胖胖的身材和圆圆的一张脸，在他六八年到我们家乡接我们参军时，我一眼就看出他和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特别像。果然，我听到和他一起接兵的都叫他“翻译官”，他从来都是笑咪咪的样子。他在全团年龄最长，是位老大哥、老前辈，到哪就把笑声带到哪里，丝毫没有架子。

那年，他犯了老病，鼻出血，不知流了多少了，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止不住，把团领导急坏了，从旗医院请来最好的大夫，也没能止住流血，人已经进入休克状态。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团里逐级上报请求支援，北京军区在很短时间内就派专机，将他接送到解放军301总医院就治。由专家出诊，终于控制了病情，很快就痊愈归队了。团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酒会，以示庆贺。老队长热泪盈眶，动情地说：“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更加珍惜，加倍工作，以报答组织的关怀！”他说话是算数的，长年奔波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全团一千多官兵，有的可能不认识团领导，但没有不认识老队长的。行医几十年，不知为多少官兵、群众出诊、看病，可从没听说过谁给他送过“红包”，他的医德至今仍在当地传颂。

2.不是阑尾手术

六、七十年代，团卫生队条件很差，设备简陋。病房、手术室和机关办公室都在一个院内，卫生队只有一栋平房，靠里间，便是手术室。所谓手术室，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诸如割个疖子之类的，最大的手术便是阑尾手术了。你别说，对于割阑尾这样的手术，老队长和几位军医真是轻车熟路，手到病除，从未失手。

一天，机关后勤的一位战士因生殖器包皮过长，医生劝其做切割手术。经过再三动员，说明利害，那位战士终于同意了。一切准备就绪，他躺上手术台，所谓手术台只是一张没有床头的床，连架无影灯都没有，停放在离窗户不远的地方，白天主要靠太阳光照进来做手术，所以并没拉窗帘。机关的干部战士除病号外也很少光顾此处。

机关干部的几位随军家属因无工作而无所事事，除了给爱人和孩子做几顿饭外便相互走走，拉拉家常，称姐道妹的聊得亲亲热热。无话不谈。

这天，姐妹几人要上街买东西，因家属院和机关同走一处营门，正巧她们从卫生队窗前路过，她们当中有一位是卫生队的主刀军医的爱人，其老公的技术不在老王队长之下，不知是想关心一下爱人的工作，还是想在姐妹面前炫耀一下，她拉着几个姐妹到窗前停下说：“看看今天做什么手术呢！”边说，边双手遮住两眼上方，扒在窗台向内观望，惊呼道“呀！是阑尾手术，天哪，怎么拉出好长一节肠子！”另外几位闻声，也一齐到窗前观看起来，并以同样姿势观之，可待仔细一瞧，原来不是“阑尾”。便面红耳赤哄笑着跑开了。她们的这次举动，不久就传遍了营区，我们听到此事，都会引来一场哄堂大笑。

3.体检的故事

每年新兵入营不久，团卫生队都要组织一次身体复查。一旦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或患病的要退回原籍或令其就医，所以对每位新兵都是一件大事。

我们新兵复查时遇上一件事，我一位战友来自翁旗牧区的占某，身体健壮，大个头，黑红脸，脸上长满青春痘。参军前从未上过医院，因为没读几年书就给生产队放马了，是个好骑手，也是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摔跤手。可不知何时，患上了疝气，到部队没几天因着凉旧病复发。

此时，军区医疗队正在团里组织新兵身体复查，几乎都是女军医。其中有几位还是医校刚毕业的学员，均为年青漂亮的姑娘。这次复查，除抽血化验等常规检查外，一般不需要脱光内衣全裸细看，但小占身上有毛病只得向医生如实报告。问询他病情的是医疗队队长，是个男性的老医生，他令小占把裤子脱下，满屋都是来体检的兵，在这种场合，又有女性，他很难为情。但为了看病还是脱下来了。医生看后很惊讶，只见他下身已红肿，阴囊比正常大几倍，当即告诉小占立即住院，休息休息，吃点药或手术治疗。对小占一阵嘱咐后，便喊其他医生过来看看。几位女军医也闻声过来，小占一看，大惊失色，立即提起裤子就要跑，可那位队长双手正压着裤子，哪能提起来呢，无奈中，小占双手把下身紧紧护住，说什么也不让医生们看。

没想到，这个举动惹恼了老队长，他对小占大声说：“你干什么？我们这是工作，这些实习医生进行病情研究，有什么可藏可躲？”一个新兵，哪能经得他这样一顿训，他放开双手，把脸转到旁边，任老队长进行现场讲解，他手托着小占患处说：“疝俗称小肠气，多由于复腔内压增高和腹壁有缺损或薄弱而引起。觉见的有……”。那些实习医生听得很认真，由此可以看出军医们的敬业精神。连那些参加体检的战士也隐约了解了这方面的常识。

军 民 联 防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正是全党“注重战争，准备打仗”的时期。1969年3月2日，我国与前苏联因边境争端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全军上下忙于临战准备。当时曾流行一句政治口号：“紧跟形势，加强战备”。在一次战备动员会议上，军分区首长强调指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形势，树立形势越好`越要加强战备观念，只有立足于打，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要学习毛主席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论述，树立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的思想。‘打’是‘谈’的基础，‘谈’是‘打’的继续……要一切为了战备，一切服从战备。”

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地处中蒙边境的锡林郭勒草原，在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筑起了军民联防的“长城”，虽然这道防线抵御不了大规模集群坦克的地面进攻，更奈何不了强敌现代化、立体化的军事打击，但那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却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也难以征服的。当时，呈现的“千里草原千里营，包包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真实写照令人难以忘怀。而称之为“三线一网”联防体制倍受两级军区（北京军区和内蒙古军区）首长的肯定和赞赏。内蒙古军区多次在阿巴嗄旗、东乌旗召开军民联防现场会，便是有力证明。（这些都是后话）

何为“三线一网”？“三线”，即边防部队为第一线，民兵哨所为第二线（当时还没有边防警察部队），广大基干民兵武装为第三线；“一网”，即按辖区组织的军民联防网络，其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通风报信，防奸反特，消灭小股来犯之敌等任务。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部队便化军为民，化整为零，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大部队作战行动。当时全盟边境分布二线民兵哨所达43个之多，其密度比边防一线分队还要大。在二线哨所执勤的哨兵都是从基干民兵中优中选优，个个精明强干，不但要求其身体条件良好，对政治条件更是要求苛刻，大批的北京知青为哨所输送了不少兵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锡盟下乡的老知青，不仅为锡盟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在边防建设中功不可没。这里，我仅略举一二。

一九七一年冬，锡林郭勒军分区拟在阿巴嗄旗召开“二线民兵哨所建设现场会”。会前，分区派三个工作组分别深入边防旗（公社）进行实地考察，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推广先进典型。我有幸随刘万忠司令员把全线43个民兵哨所看了个遍，这是调入分区任参谋后第一次随首长下边防，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我看到那些民兵（通常编一个班7－9人）住在两间简易的土（石）房中，执勤人员身着大得勒，头戴草原帽，脚蹬长筒毡靴，携带着半自动步枪及子弹袋，手持着牧民放牧找牲畜用的望远镜，在凛烈的寒风中站立着，全神贯注地向北方观望着，我不知是感动还是心酸，也可能是风雪刺激的吧，我眼睛已是模糊了……他们边生产、边执勤，是真正的不脱产的武装。每走进一个哨所，毛主席像挂在黑泥墙上最醒目的位置，那些《值班轮流表》、《执勤登记本》、《边境管段概况》让人想到了正规的边防连队的观察楼。而所不同的是，边防连队是供给制的，民兵哨所却是自力更生的，这是摘记一些当时哨所的情景：

阿巴嗄旗：白音图嗄公社、巴音德力根队哨所，人员5名，其中知青2名，有羊800只，牛30头，房子3间。困难：没有煤烧，马草不够，望远镜坏了。胡格木尔队哨所，人员7名，知青3名，土砖房3间（半地下式）室内东西摆放整齐，有小仓库，管理正规，能观察到2个界标……

那仁宝力格公社陶格图队哨所，人员7名，知青3人，挖下式房舍2间，在房前有地堡一个，地道通屋内及马棚。羊700只，每人2匹马，粮食定量每人每月35斤，肉食大队解决，困难：没有马草。

从上述几组数字可以想象出当时民兵同志们的生活状况及工作条件。装备落后，通信手段原始，除几个重点地段与边防连队能通电话外，大多哨所还采取人工传信的方式，有时还要以“点火为号”。即便如此，在一次抓捕敌特的斗争中，民兵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2年冬季的一天夜晚，有3名中方越境人员，经邻国的专门训练后，反派到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他们从锡盟边境某连管段潜入后便分头行动了。其中一名敌特分子因饥寒摸到牧民老乡家找食物，老乡看此人形迹可疑。待此人离开不久便及时把情况报告了就近的民兵哨所。值班民兵班长当即决定，要连夜与边防连队取得联系。该哨所距某连队哨所有10公里，路程不算远，但路中积雪很深，又有一段山路，两名民兵乘马出发不久就遇到了难题。道路已被大雪覆盖，无法辨认，当时又值农历月末，没有一丝月光，除大地的积雪带来点亮度外，一片漆黑，走到低洼处，雪深达2－3尺，乘马行走很艰难。两名民兵决定，不乘马走大路，徒步攀山直插边防连队哨卡。不知过了多久，费了多大劲，两人连续翻过4座山后，终于远远望到边防哨卡的灯光。他们又不敢冒然走进，怕哨兵误会，向他们开枪，便大声高喊：“解放军同志！别开枪！我是二线民兵，来报告情况的……”反反复复，喊了无数遍后，才被执勤的战士听见，把他们迎进兵舍。在这里负责的是排长杨贵龙，是名回族同志，和我曾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友，小伙子精明干练，用现在话说是个帅哥。杨排长听完民兵报告，当即把情况上报团部，而此时上级已接到通报“近期对方组织派遣活动”，但没指出具体管段位置，二线民兵送来的情报，真可谓雪中送炭。分区下令连夜进行重点搜捕，于次日午时，分别将3名派遣人员在希日哈达地区抓获。

二线民兵哨所，后来因边境形势趋缓等诸多因素而撤销了。那些20多岁的青年男女，在恶劣、复杂的环境下，自觉担负起为祖国站岗放哨的责任，今天的我们无法评价这些做法是否必要、是否理智，但他们那种精神让我永生难忘。看到当今社会上那些头发五颜六色，身着奇装异服，言语粗话连篇，沉迷网吧歌厅，用父母的血汗钱摆阔装酷的少男少女们，不得不让人感慨：时代变了！

野 营 拉 练

"張团長率部野营拉练途中野餐

2020.06.10

器材拼凑餐桌凳，背靠巨岩御寒风。热气腾腾鸡蛋面，驱寒充饥练生存。

冰天雪地贴实战，观察巡逻练硬功。

天候考核活地图，驾轻就熟守国门。

           —刘建文"

一九七一年冬季，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军队建设从“政治要多少有多少，生产占多少算多少，训练剩多少是多少”的形势下逐步扭转过来，特别是中央的几位老帅的重要讲话给军队军事训练注入了生机。毛主席的“11．24”批示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军训工作的开展。毛主席指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毛主席的批示，可谓字字千钧，特别是后一句，更是给几百万军队的官兵敲响了警钟，那个年代，虽然刚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但“左”的思潮还占有很大空间，哪个军人不怕戴上“老爷兵”的帽子？开展野营拉练便成为全军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真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摆开了野营的阵地，练“走、打、吃、住、藏”便成为当时流行的军事术语。

我时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部作训参谋，野营拉练应该说首当其冲。在“冬训三九”、“夏练三伏”的思想指导下，部队拉练安排在严冬实施。从72年元月19日至2月9日，20多天的野营训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二十多年军旅生涯中最苦最累的日子之一。好在我毫发未损，而我的许多战友留下了严重冻伤的伤疤。

担任主训任务的是原骑兵二团，为南北两路同时进发，共四个连队。北线参训分队为骑兵3连，82迫击炮连；南线分队为骑兵1连和警通连。军分区派司政后组成的工作组随部队同行。其任务是，了解拉练部队野营拉练有关情况，如：拉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路线教育，官兵团结，军民团结，组织指挥，通信保障，后勤保障等。并在途中安排一次实弹射击和战术演习。

对于首长交给的任务，我颇有信心。虽然调分区才一年多，但经几次参训，应付分队训练，当个“督察员”还是胜任的。而乘马随队行军却给我出了难题。入伍前，只有生产队才有几匹拉车用的马，我从未接触过。参军后，当了一年电话兵，曾骑着团领导的马去查过电话线，根本没有经过正规的骑乘训练，看着骑兵小伙子翻身上马，马蹬一磕飞驰而去的神气，令我羡慕不已，但对自己能否驾驭一匹战马没丝毫把握。

一名军人，受领了任务，只有想办法去完成，没有任何条件可讲。不会，就在干中学吧。我和政治部的史继善干事、后勤部的安助理于19日进驻了骑兵团，当团领导得知我不会骑马（其实是不敢骑烈性马），便让孙希龄参谋把一匹已快超期服役的老马牵到我的面前，它个头不高，除马综、马尾是灰黑色的外，全身呈土黄色。它看了我一眼，既没表示友好，也没什么反感。我小心奕奕地把它牵过来，一跃骑上去，走了一圈，觉得它不会调皮，就点头称：“就是它了！”接下来，便佩鞍、备蹬，整装待发。因正值“三九”天，我们每人都着“四皮”（皮大衣、皮帽、皮靴、皮手套），再把行李驮在马鞍上，真感身上穿上宇航服一样笨拙不勘。我在别人扶助下骑上了属于我的军马，随队出发了！

出发前，团首长下达了训练科目，提出了要求。当我看到几百匹战马昂首迎风而立，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搂，我为成为他们的一员而高兴。随着指挥员一声特有的骑兵口令：“慢步－－走！”千里野营拉练便拉开了序幕。

北路的行军路线是：巴彦宝力格－阿尔善－伊和郭勒－吉尔嗄郎图－阿拉坦合力－额和宝力格－“一二六”－朝克乌拉－锡林浩特。那时红旗煤矿还没开建，市区往北还没有象样的公路，全部是草原自然路，好在骑兵行军基本不受地形限制，我们慢慢的消失在草原深处的弯延小路上…，开始，我还有点新鲜感，但当队形运动开以后，指挥员下达了“快步－－走”的口令，我便再也高兴不起来了。我的那匹战马腰“硬”的狠，快步走起来只会上下颠步，是那种“省了一双鞋，颠坏一顶帽子”的步法，五脏六腑颠得难受。指挥员好象还觉得我不够过瘾，又下达了“袭步－－走！”土话就是“拔崩子”，可我的坐骑不论怎么驱动，就是一个档－“颠档”。当我看到队伍渐渐远去，只有作训股的参谋与我结伴而行，真有些不好意思，老孙却为我解嘲说：“这不怪你，是马不行！”其实，还是我不适应，也许换一位好骑手，它就会‘颠’出高速度来了。

队伍刚走过北梁，还没来得及进行训练科目，老天便和我们较起了劲，“白毛风”刮起来了。从乐观的角度讲，当时倒也是一幅美景：白白的雪地上，只露出芨芨草的草尖，风卷着细细的冰雪晶体成丝成缕的在地面上急驰着，近零下40多度的气温，再加上大风的肆虐，使人觉得北极也不过如此。我戴上口罩，把帽带系好，面部只露出眼睛。也许是马颠的太厉害，加大了我的运动量，我没觉得太冷，只是颠的肚子剧疼。我想下马徒步走一段，但雪深过膝，穿得又那么厚，根本抬不动腿。孙参谋坚持和我换马，被我拒绝，并催他赶上队伍，按计划完成当天的训练科目。看他在白毛风中消失，我索性手扶马鞍，爬在马身上，以缓解腹痛，信马游缰地甘当了一回掉队的“后方警戒员”。

先头分队于15时30分到达宿营地点，而我于17时才在战友接应下到达了巴彦宝力格，当饭后参加碰头会，听取各连汇报时我了解到：同志们情绪高涨、斗志旺盛，虽然遇到“白毛风”，但没一人叫苦，不足之处，一是一辆马车误在胜利公社西300米处，拉不出来；二是有十一名战士1度冻伤。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我与我的战马慢慢互相适应了，我还编在先头分队，对每天部队的训练、演习、群众工作及当地政府和牧民群众对拉练部队的热情支持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拉练结束时召开的总结会，我就拉练的基本情况，拉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工作、“两个团结”工作，开展防事故教育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受到了分区领导的好评。这次拉练，是自己入伍后接受的第一次近似实战的锻炼，行军途中，我过了23周岁生日，那段记忆着实令人难忘！

穿越浑善达克沙漠

浑善达克沙漠位于锡盟中南部及赤峰西北部地区，东西长达300余公里，平均宽度约120公里，三分之二在锡盟境内，覆盖东苏、阿巴嗄、白旗、黄旗、蓝旗、西苏、白音库伦军马场、多伦县等地区。沙漠呈流动沙丘与固定沙丘相间，多为半固定沙丘，沙丘相对高度自西向东逐渐增高，一般在几米至几十米间。植被也自西向东逐渐增密，特别是锡(林浩特）张（家口）公路以东广大地区，那成片的百年沙榆和沙柳，再配上镶嵌其中的小淖尔，使初来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这就是沙漠。沙漠深处生存的狍子、黄羊、沙鸡等野生动物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然而，沙漠中的绿色生态是极其脆弱的，前些年的过度放牧，大幅度减少了浑善达克沙漠的植被、水源，使这片沙漠更像沙漠了。2001年，国务院把浑善达克风沙源治理列入保卫北京的战略任务。经过几年的建设，这里的生态环境初步得到改善，沙进人退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扼制。笔者今年夏天从沙漠南缘，蓝旗－－多伦县几个乡经过，亲眼看到这里的禁牧和退耕还林的成果，满目青山的景色令人振奋，当年多伦县领导向北京人民承诺的“治多伦，绿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正成为全县人民的实际行动。我真的为我所熟悉的浑善达克沙漠祝福！话归正题，在军事家们的眼中，浑善达克沙漠又是什么地位呢？地形，作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历来都是军事指挥员首先研究的要素之一。特别是在传统的攻防战役、战术中，有利的地形事关战斗的成败。当年，我们主要立足防御作战，锡盟被定为坝上掩护地带的前沿，浑善达克沙漠在战争中将起到什么作用？这当然是那个年代军事首脑思考的一个课题。如果用后来发生在中东的几场战争的视角来看，这个课题已无研究探讨的价值了。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把浑善达克沙漠看成是战略要地，以迟滞强敌、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宝地也不足为奇了。为此，北京军区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于1972年10月组织了坦克分队穿越沙漠的勘察性拉练。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任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是北京军区坦克某师的4辆坦克，由张付参谋长带队，北京军区作战部、北京军区装甲兵分别派两位高参现场督察；锡林郭勒军分区刘万忠司令员任现场总指挥。刘司令员是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他善于学习，钻研军事理论，对部署要求严格，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军事主官。他每年要组织机关工作组下连队、跑基层、看地形、搞拉练，几乎让司令部连轴转，他下连队自带小米袋，到民兵哨所用榆树线熬粥的事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我很佩服他，他离休后，我经常借在北京出差的机会拜访他。如今，老首长已过逝多年了。

10月16日，刘司令员召集勘察人员会议，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明确路线及大体完成时间。会后便开始了沙漠之行。车队由4辆坦克、5辆吉普车和一台生活保障车组成。我和侦察科长髙广贺及警卫员小刘乘刘司令员的1号车。我的任务是带路确定方位，及时报告站立点和随时记录情况，并配合军区的几位参谋整理相关的资料。

从10月16日至11月9日，在长达25天的时间里，这支特殊的混合车队把浑善达克沙漠走了个遍。这次试验性拉练的重点地段放在锡－－张公路（当时是简易路）以西，位于沙漠腹地的蓝旗扎格斯台定为大本营，以其为轴心对四边沙漠进行了射线状勘察，并重点打通四条南北通道和两条东西通道。具体路线（略）。

通过这次试验性拉练，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但实地了解了沙漠的兵要地志资料，如社情、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与作战有关的素材，更对沙漠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主要对地面装甲部队）有了充分的理论数据。对北京军区战时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拉练结束后，我作为刘司令员随行工作人员，亲赴北京向军区首长当面汇报情况，并受到军区机关热情接待，还请我们看了当时普通百姓难得一看的内参电影，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而令我更难忘的是居住在沙漠地区的牧民群众。那个年代，是军人最荣耀的时期之一，战备工作又是全党的政治任务，所到之处不但各地党政要员全陪同，广大群众也是发自内心的拥戴。我们每驻一地，老乡都要送来热腾腾的奶茶和丰富的奶制品，有的乘马跑几十里来看难得一见的坦克。我听不懂他们在用蒙语说些什么，但从他们淳朴的笑脸上能够猜到，那是赞赏，是自豪。

这次行动，还有两件事印象较深。一件是，10月30日，我们从白旗的善旦公社向阿巴嗄旗的查干诺尔方向行进，当队伍行至距东苏旗那仁宝力格跃进队南14公里处时，一辆坦克在小河沟内误住，倾斜近40º。这个庞然大物陷进沼泽不能自救，令我们一筹莫展，坦克牵引车因油料供应不及时没随队行动。附近牧民闻讯赶来，牵来了马匹、用具，想用人推马拉的办法把坦克解救出来，但几经努力未能奏效。司令员后又派一名老乡，乘马赶赴善旦公社催牵引车速来“救驾”。经过近7个小时的等待，牵引车终于赶来了，在30多名牧民的协助下，被误坦克才缓缓从沼泽中拉了出来。而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坦克分队每到一地，所在旗人武部都要组织当地民兵参观。目的是使民兵对坦克有个直观的认识，便于将来的演习训练，一名公社武装部长却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事情是这样的，11月5日，我们从白音库伦军马场出发，途经汗克拉、赛音呼都格、五一牧场，于17时许到达蓝旗以北地区。如果是夏季，这里很美，弯弯曲曲的闪电河，再配上五颜六色的花草，尤其是马兰花盛开季节，让人流连忘返。而时值初冬的此地，只见燃烧牛羊粪产生的蓝烟，伴着坦克卷起的尘土，一队民兵乘马排列在道路的东侧迎接这支铁骑的到来。

带队的是上都河公社武装部长，对于这样的阵式，坦克驾驶员早已习以为常了，没过多的思想准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不知武装部长是因烟雾影响了视力，还是他的坐骑看到高速驶来的坦克受惊，一个急转，把他甩下马来，倒地后，腿被甩在坦克履带前侧被坦克碾压而过，一扬急救代替了参观活动。伤员很快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因为送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一条腿却保不住了。那次试验任务完成后，我和分区政治部一名同志代表分区首长专程探望了这位武装部长，他精神状态很好，见到我们还对上级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希望他现在过得好。

涉 外 事 件

长期以来，中蒙边境是和平、稳定的，两国人民和军队都是友好的，但在冷战时期，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磨擦和纠纷。可以说中蒙关系是中苏关系的晴雨表。邻国关系有时也象两个在一起共事的人一样，表现出时亲时疏，忽冷忽热，有时还会磕磕碰碰，甚至剑拔弩张。曾几何时，“战友加兄弟”变成兵戈相见，多年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却能握手言和。这种局面，既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风向。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潮无处不在，时常干扰、影响着外交工作，如：在一次中蒙会谈中，蒙方问我方人员，“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我方人员回答 “我们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当时听后都觉得可笑，但上级领导却表扬说，这种回答是不失时机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不妄加评论了。

在我的记忆里，除一般的人畜越境事件外，中蒙边境锡盟管段内从未发生过大的武装冲突，一般性流血事件也是屈指可数。印象较深的是我方牧民误入蒙境赶畜，被蒙军人开枪打伤事件，我参与了此事的调查处理。事情发生在1973年3月4日15时许，东苏旗反修牧场东风队关××、希××越入蒙境赶牛，被埋伏好的蒙方三名军人阻拦。关、希二人掉头向我境内跑，蒙方军人喊话警告无效，向二人开枪射击。关××中弹倒地，希××安全返回。希返回后，先向二线民兵哨所报告，后又迅速报告了边防驻军。

此事非同小可，真可谓“边防无小事，事事通北京”。一声枪响，惊动内蒙和北京军区，连总参和外交部也闻风而动。首长指示接二连三，要求：“立即查明情况，采取措施，控制事端，既要严正交涉，又要有理、有力、有节，严密注视对方动态……”3月5日，我被指定为联合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随锡盟人保部张主任一行到现场了解情况（当时正值“文革”，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还没恢复，人保部即相当于盟公安处）。同行的有人保部苏和同志，为我们开车的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郭师傅。这次任务，对我来说既新鲜又有些神秘，没什么负担，一切听从张主任安排、调遣，对事件的处理也由当地政府（革委会）和武装部解决，边境管段又是友邻部队，所以我有些局外人之感。可是当我们到了现场，分别在东苏旗的白音宝力格、达来、反修牧场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得知事情真相之后，我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情增加了几分沉重。总的看来，当时牧民被枪击的流血事件很不值得，是中蒙紧张关系的牺牲品。如果在今天，牧民绝不会越境赶畜，可就是真的越境赶畜，蒙方军人也不会轻易开枪对付个手无寸铁的牧民！可是那个时候，中蒙两国间互相敌视，大气候决定了小气候。

越境赶畜的两人的大体情况是：关××，中年男子，五十年代从内地迁至边境地区，上有老母，还是三个子女的父亲；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事发时，关、希二人已越入蒙境达150米左右，二人把一个小山头误认为是我方境内的，于是在小山附近找牛，突然发现有端冲锋枪的军人用蒙语喊 “站住！”二人乘驼立即掉头往回跑，但此时退路已被设伏的两名蒙方军人拦截，并把乘驼牵住，用枪逼着关××跟他们走，关表现出一般人少有的冷静和勇敢，连说三声，“你们开枪吧！”并继续往我境方向走，蒙军随即开枪将关击中，关在倒地之前大声告诉希××快回去报告……希不顾一切地徒步向回跑，为加快速度，他把靴子甩掉，赤脚在雪地跑了很远。直到安全地带才在惊恐中缓过点神来，并立即奔民兵哨所报告了情况。而此时的关××已躺在地上，两名蒙方军人推了他一下，关假装没反应，蒙方军人以为他被打死了，就仍下“尸体”回去了。过一会儿，关××听听没动静了，就在身负重伤情况下向我境内爬行，在长达500多米的地段上休息了6次，所经之路，留下一条殷红的血迹。后经我方牧民救回后，立即送往二连浩特救治，诊断为“胸部三肋骨贯通伤”。事件发生后，给当地群众带来不小的震动，广大民兵更是群情激愤，甚至有些部队官兵也沉不住气了，有的同志提出，要用设伏、诱捕等手段报此“一箭之仇”。连续数日，在发事地区，中蒙方都加强了巡逻，白天车声隆隆，夜间灯光闪闪，大有再起硝烟之势。然而，群众情绪代替不了边防政策。上级对一些错误倾向给予引导，并要求各级要加强对边民群众的教育，严格执行边境放牧的有关政策，杜绝越境赶畜等类似事件的发生。防止对方以此为借口，造成我方对外事务的被动。上级的一系列指示，为此事画上了句号。前人之事，后人之师，我以一名边防过来人的身份，提醒边境地区的牧民朋友们：国界，在任何时候都是神圣的，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请把你的脚留在我国的境内；开放的是口岸，而不是树立在边界线上的界碑

坐京吉普的大军区首长们

看到奔驰在公路上的豪华骄车和高性能的越野车时，我们会感到，社会快速的发展和变化，部队的装备也随着国家的富强不断更新、改善着。现在领导出行，不是“三菱”、“V6”，便是“四五00”，就连边防一线连队都配备了崭新的“伊维柯”，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威振一方的大军区司令员也仅仅是乘坐北京吉普而已。那个年代，战备吃紧，“看地形”是军区首长们经常性的工作之一，边防部队更是各级首长关注的重点。北京、沈阳军区领导都多次亲临锡盟勘察地形、检查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司令员李来柱、陈锡联等都来过锡盟。郑司令甚至对边防团一线逐连定点勘察，对每个火力点的构筑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可以想象出当时在无路可走的复杂地形上坐“212”吉普车的滋味。我本人先后三次随分区首长全程陪同两大军区四位副司令检查战备工作，历次都记忆深刻：1、沙漠勘查1973年8月上旬，正值锡盟草原的黄金季节，可谓水草丰美，牛肥马壮，虽然那时还处在“十年动乱”之中，但政治的风云变幻改变不了大自然赋予的草原人民的那片美景。而边防军人，却无暇体味草原风光，他们眼里对草原的感觉是：哪里能够驻军，哪里便于机动，哪里能够迟滞敌人的坦克，哪里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他们甚至并不喜欢平坦的草原，而对那些怪石林山的山地，寸草不生的沙丘，人迹罕至的沼泽却有几分“偏爱”。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深入现场、研究战术、权衡利弊，然后，把地形与保卫国土的决心连在一起。这，就是军人的性格，也是军区领导们到锡盟的目的。8月8日，分区刘万忠司令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示让我准备沙漠地图、分区作战方案图、各旗（县）独立团作战图，及边防三旗地形图，并告知：北京军区康林副司令率工作组要到锡盟，重点了解“路线教育”、生产建设、民族政策落实、战备工作、涉外及边境管理、“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情况，指示让我翌日随分区安副司令前往那日图迎接。

司令员亲自给我这个“小”参谋布置任务，我哪敢怠慢！我一路小跑，楼上楼下，作战室－图库－办公室，忙乎了半天，把相关资料全部备齐，并把第二天出行用的地图、望远镜、指北针－－参谋必备的“三大件”准备就绪后，才放心下班。8月9日早8时，我随分区安耀宗副司令、李廷武副参谋长，还有专程从内蒙古军区赶来的李副参谋长一行共同上路了。安副司令是位工农干部，在抗美援朝时就是一名荣立战功的营长了。他是69年“军管”时从65军调到锡盟的，为人厚道、随和，对下属特别关心，与当时机关里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参谋很谈得来，所以在他面前我们都不怎么拘束。记得那天出发后，一路上的话题一改往日海阔天空，讨论的焦点放在军区首长此次来锡的意图上……那时候，锡－张公路状况很差，好在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于10时30分，在北京军区首长前到达了那日图公社。在公社等我们的有旗委白书记、武装部尤副部长，按计划，军区领导要在此午餐，并听取当地领导汇报，白、尤二位是来打前站的。上午11时许，首长的车队在沙漠的烟尘中出现了，当康副司令走下北京吉普时，他双手插腰活动着身子，看样子已是很疲惫了。我很难准确说出他的年纪，我想怎么也年过半百了吧，他个头不算高，面色红润，精神炯炯。稍事休息，简单的午餐，首长便召集当地党、政、军座谈。详细听取了蓝旗武装部民兵“三落实”情况，关于“战斗村”建设情况，独立团战时任务及沿路几个公社的社情。汇报长达近两个小时，康副司令听的很认真，记的也很仔细。最后，康副司令还做了具体指示。

一位大区副司令，相当于现在的中将军官，能坐在一个牧区公社小饭馆，听汇报、谈工作，我不妄做任何评论，由读者品味吧。下午14时30分，我们启程向分区进发。尽管我们速度很慢，还是把康副司令的车抛在后边很远，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原来，首长腰部有伤，路况又很差，首长有些承受不住，只有放慢车速。特别是灰腾梁那段“翻浆路”，坑坑洼洼几十里，把首长折腾地够呛。我们走了近4个小时才慢悠悠地进了分区大院。刘司令站在分区楼前迎接。晚饭后，首长连夜听取分区党委的汇报，后又对锡盟“三个方向”（即东西乌方向、宝昌张家口方向、锡张公路方向），“一条道路”（浑善达克沙漠中路）的作战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归纳为“三控制”、“一坚持”、“一配合”的任务，即控制沙漠、控制公路、控制山区，坚持敌后斗争，配合主力作战，康副司令总结的战术思想既贴近锡盟实际，又见解独到，反映了较高的军事水平，令人钦佩不已。2、草原迎送第二次执行类似任务是1976年5月，沈阳军区姜云辉、孙玉国两位副司令员来锡盟视察。北京军区一位副参谋长前来陪同，随行的有守备一师、四师首长及昭乌达分区司令员等。锡盟分区韩亭副司令、乌尔吉朗副政委、郑大进参谋长全程陪同，15台北京‘212’，总人数达54人。两大战区首长同赴锡林浩特，可见锡盟战略地位之重要。早在1945年8月，前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赶走日本鬼子时，锡盟千里草原便是其主要进攻方向。在后来的“两霸争雄”时代，与苏联关系紧张后，历史的一幕能否再现也就成了军事学家研究的课题，所以，京沈两大区首脑经常会晤、商研战事也不足为奇了。

5月13日，作战会议结束后，沈阳军区首长就要返程了，我们的任务是送出锡盟境内，沿途看望了雷达及侦察分队，行车4小时到达西乌旗。午餐后听取西乌旗人武部汇报，这时，我才一睹两位领导的尊容。姜副司令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孙副司令军旅生涯更具有传奇色彩。我当时比较留意孙副司令的言行，他因“珍宝岛”一仗成为战斗英雄，名震全军。他参加“九大”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令许多人记住了他。更让每一个军人羡慕的是，他一夜之间从一名基层指挥员步入将军之门。听说他只当了三个月黑龙江省副司令就荣升沈阳军区副司令，遗憾的是他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因“四人帮”的政治风云把他卷下巅峰。不管怎样，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个英雄。在“文革”中，一个卖菜的“造反派”都可以平步青云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一封信、一张“大字报”都可使作者一步登天，连考试交白卷都能成为英雄，和这些人比起来，孙玉国同志毕竟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官”是组织上给的，不是“跑”、“买”、“要”来的，而且也没听说他在“文革”当中有什么大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让他转业到地方，安排给他一个县（处）级职务，依然毫无怨言地投身于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的事迹也多次在一些媒体报道过，不多述了。一路上，几乎没有听到孙副司令讲多少话，显得特别沉稳。也许是责任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他的稳重与30多岁的年龄很不相称。每到一处，他总是谦让着请姜副司令先行一步，与姜副司令比较起来，不像是同级领导，更像是一位晚辈。虽然有时姜副司令有意推举年轻人，常说“请孙司令作指示”，孙副司令却一直很低调。在听完西乌旗人武部汇报后，姜副司令首先讲道：“你们锡盟地区是第一线，我们的守备部队是第二线，你们以运动形式抗击敌人，打游击战，其任务是破坏交通、截断路线、破坏输油管线……小部队能起大作用，游击战比运动战作用更大……”后又对沈阳军区管辖的驻军分队与当地平、战配合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接着，孙玉国副司令只作了简短的“小结”式发言，大意是“完全同意姜副司令意见，姜副司令指示非常具体，非常重要，你们要认真研究，抓好贯彻落实……要制定联防方案，驻军要学好蒙语，广泛开展工作。”这是他讲的最长的一段话，没有青云直上后欣喜若狂的神采，也没有“少壮派”的张扬举止，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所处地位与没有根基资历的压力，可以肯定地说，他活的并不轻松！3边防之行1980年春，北京军区汪洋副司令一行8人到边防三团检查。汪副司令当时是中央委员，他27岁在抗美援朝时就是军级干部了。陪同汪副司令的锡盟分区首长是刘司令、安副司令。车队由5台“212”组成，首长于4月17日到达团部，18日上午，听取了团领导的汇报，刘桐团长就边境管理、战备执勤、教育训练、行政管理、后勤建设等方面作了系统的介绍；白占山副团长汇报了“作战方案”；张本堂政委就贯彻“十二条准则”及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干部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等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一些意见。汪副司令不时插话询问情况，他对部队各项建设都很关心，对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详尽了解，当即表态解决办法。他不但靠听汇报了解情况，更重视实地查看，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次下团队，在锡盟边防活动达10天，这是大军区副司令在一线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时，边防道路还很差，一天只能走1－2个连队。特别是4月18日的暴风雪给行动带来巨大困难，按计划，4月20日这天应从612哨所赶到613哨所，可7、8级的“白毛风”把路封死，又没有迂回路可走。

军区首长乘坐的是新“212”，由于司机不善于雪地行车，在离613哨所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被深雪误住了。汪副司令穿着棉军大衣出来推车，可大风一下把掀出几米远，随行人员都吓坏了，连说带劝，硬把他推进别的车里待命……好在备有钢丝绳，几台车一块拽，折腾了3个小时才把车从雪中拖了出来。613哨所是去不成了，只能原路返回……这次检查，汪副司令吃、住在一线连队，连长的床铺便成了他指定的就寝地方，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是在嘎达布其会谈会晤站，在那里他享受了一次外宾待遇。那儿是蒙方代表休息的招待所，首长觉得像住进了国宾馆那样知足！每当就餐时，随行人员看着连队为领导们准备的草原白酒，都想喝几口驱驱寒，可汪副司令早就下过“禁酒令”。对随行的平时

就爱喝几盅的边防三团蒙古族副团长白占山来说，真是比禁毒还难爱。后来，检查到601哨所，就要走出我们的管段了，汪副司令才说“今天喝点吧！”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是首长想喝酒，而是对检查结果的满意，这是给连队干部和检查组的一种“奖赏和鼓励”。就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军区机关为一线连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如：吃水、照明、车辆维修经费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这也许就是现在常说的一次“现场办公”吧。接下来的几年里，部队装备更新加快了。1984年边防部队配备了日产“三菱”，北京军区首长有时来边防视察都改乘直升飞机了！一次难忘的参观1973年10月，刚刚传达完中央34号文件，即《关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不久，又传达了叶帅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叶帅讲：“苏修陈兵百万，3千架飞机，2万辆坦克，31个导弹发射架……边防怎么防？一是工事，二是通信联络。”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讲：“要考虑集宁、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坚持，要搞地道，地上地下结合……坝上部队要坚持……不是顶一下就走。”鉴于当时那种紧张局势，首长们把抗击敌人、保卫北京的决心要付诸于行动了，并提出要准备独立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工事要建成能藏、能打、能生活、能生产、能机动；部队要训成能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战无不胜的“铁军”。（也许再加上“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就更接近于今天的战争要求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也是具有一定现代战争初型的思想了）尤其是抗击敌人大规模集群坦克的进攻，成为军事首脑们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训练课题，所以，一场名为“坝上掩护地幅抗击敌集群坦克演习”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次演习，规模较大，投入兵力多，持续时间长，研究的课题广泛，动用的兵种也比较全，除海军外，步、炮、坦、工、化、通，武装直升机、导弹部队各显身手。当然，那时的演习无法与今天的联合作战演习相提并论，但能身临其境到现场参观见学，对我们这些边防部队“土八路”来说，也确实大开了一次眼界。演习是10月25日开始的，三总部的领导及几位元帅都亲临现场，锡盟分区因与驻张家口某部的特殊关系和边防地位优势，允许派参观团前往。参观团的队伍庞大，共有97人组成，其中师职2人，团职20人，其他干部来自分区机关及原骑兵2团、边防3团和12个人武部的领导，大小车辆20余台，行动起来也是“浩浩荡荡”、尘土飞扬。为了保障参观顺利进行，分区派先遣组提前到张家口安排食宿。安耀宗副司令带管理科孙殿武科长和我担当此任。张家口某部是安副司令的老部队，“娘家人”非常热情，以好酒相待。我那时滴酒不沾，司机也不敢放开豪饮，只有安副司令和孙科长来者不拒。

孙科虽然外号“大肚皮”，也装不下众人敬的烈性茅台，几个回合后，已有几分醉意。任务紧急，下午还要往锡盟返，途中到张北、宝昌还有事要办。饭后，也没休息就登车出发了。一路颠簸，再加几杯酒下肚，安、孙二位上车后侧身便睡。在途中还上演了惊险一幕，我至今还有些后怕。我们乘坐的“212”伴着安副司令的鼾声上路后，司机尽量采取措施控制小车的颠簸，我坐在副司令后面，时刻关注着首长的头部，防止他向外侧倒时碰到车窗上。当车行驶到坝上时，前方是一个小山包，道路是左转弯，曲半径很小，视线完全被小山挡住。这时，一辆载重大卡车从上方猛开过来，我们的右侧就是深谷，如果稍有差池，我们四人就没有今日了。那样的话，最捡“便宜”的是首长，他在睡梦中就到“那边”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司机王志强（后任太卜寺旗人武部长）处事不惊，只见他猛踏油门，稍向右打了一把方向，随后又向左回了一下轮，几个动作都在瞬间完成，小车猛地向前窜了一下，大车后箱轻轻擦着我们车的左后角飞驰而去了！我“啊”的一声惊醒了安副司令，向他告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孙科长长嘘一声，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安副司令似乎并不害怕，也许那个时代的路况乘车出点险情是司空见惯了，所以，他又接着闭目养神了……。

在接下来几天参观的日子里，主要观看了航空兵突袭占领阵地之敌；民兵破袭战、地雷战、阻击战、战斗村战斗、步兵分队打坦克；工程兵打坦克，炮兵、导弹部队打坦克；加强步兵团阵地防御等战术科目。是一次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综合演习。此次演习，充分展示了航空兵打集群坦克的威力。北空、沈空出动各型战机58架，飞行92架次，投弹量达25吨之多，发射空弹1000余发。同时，装甲兵出动了3个坦克团，各种坦克、装甲车200余辆，火炮50余门，这些装备在60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演练了展开、突破、纵深战斗等一系列的真枪实弹的科目，令参观的人们精神振奋、眼界大开。在几天的参观里，每天凌晨3时起床，3时30分早餐，4时出发，当置身于张家口－－张北全线灯火通明的车队时，我们感觉自己也是参演部队的一员，军威大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参观结束后，军分区组织了专题讨论。当时把这次演习的特点总结为“一个思想”－－打人民战争的思想，“三个为主”－－民兵为主、打坦克为主、土办法为主。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一些战法也许早已经过时了，但有一些基本原则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一次特殊的慰问1973年7月，一位名叫李庆霖的教师上书毛主席，反映教育战线和知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主席就李反映的一些问题做了重要批示，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你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

会后，中央针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些具体困难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就安置经费的落实、提高口粮标准、疾病治疗、婚姻问题、归国华侨子女安置、关于划分阶级成分、关于安置地区分布、关于学制问题、学习和教育问题，关于表彰先进，以及打击坏人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做出了明确规定。上述这些政策规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保证广大的知青的合法权益，打击少数不法分子危害知青人身安全、强暴女知青等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各级领导对知青工作也引起了高度重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同志在紧急电话会议上强调指出：“对严重犯罪的要枪毙他几个！判刑他几个！社队干部对知青工作不负责任的要撤他几个！”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革委会”下设的“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检查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成为“知青办”73年下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而74年元旦期间组织的对广大知青的慰问更显得与往年不同。这次慰问的特点有四：一是规格高，要求各级领导挂帅；二是慰问面广，各级分片包干，不漏一社一人；三是时间长；四是采取现场办公的办法，为广大知青解决实际问题。

锡盟慰问团分成若干慰问组，可能考虑边防地区的特殊原因，赴边境公社慰问组由军地双方人员组成。时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副参谋长（后任参谋长）的巴特尔指定由我同他参加慰问团，同行的有盟知青办郭主任，“内蒙日报”驻锡记者站的韩荣久记者（后任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我们这个组负责东乌旗的沙麦和阿拉坦合力两个公社所辖的几个队。重点为呼日其格队和阿拉坦合力队。同时要对边境三旗知青工作、军民联防、民兵整组等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听取各单位的工作汇报。因为有巴副参谋长率队，当然各边防连队也是我们看望的对象和宿营地了。对我来说，随首长参加对部队战备等项工作检查已司空见惯了，而慰问知青、检查知青工作确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现在流行的一句时髦说法，有机会和他们进行一次“零”距离接触坐谈。我们每到一地，赠完慰问品后，便组织召开坐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呼声。当知青们接过一块枕巾、几袋奶粉和盖有“锡盟知青慰问团”红印的笔记本时都显得十分激动，从他们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体验到的是党中央毛主席送给他们的一分关爱、一份亲情，可以肯定地说，虽然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差，人们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自我陶醉中过着凭票供应的贫困生活，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下，经济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有不少人仍然吃不饱饭。

而人们似乎更重视精神上的慰籍，更看重被人尊重和政治上的待遇。当我置身于知青当中，对他们有一种全新的了解和认识。我曾为那些出生在农村而回乡的青年呜过不平，觉得同样在一块土地上种地，出生在城里下乡到农村为什么就高人一等？农村的孩子回乡种地就天经地义？而下乡知青就是“劳动改造”了呢？“下乡”与“回乡”，一字之差为何就两种命运呢？当你听听广大知青的述说，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就会引起你与他们的共鸣。他们在蒙古包迎来难得一见的慰问组，象一位出嫁远方的姑娘见到“娘家人”一样激动，每当郭主任问起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开始还大谈几句豪言壮语，聊到一定火候后，话锋逐步转变，渐渐说出了平时藏在心底，或只有知青内部才交流的想法。他们的主要想法有以下几点：一是谁教育谁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向我们提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可毛主席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我们不单单是受教育者，而且也应该是教育者，我们不该让愚味、落后改造我们，而应该改造他们！”这几句话，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可称得上惊世之语，好在我们这个组的两位领导比较宽容，不但没上纲上线，反而点头默认。在“帽子满天飞”的年代，谁敢妄加评论“老人家”的指示呢？谁敢怀疑接受再教育的理论呢？好在这位知青是用毛主席的一段话去对付另一段话。

二是用工问题。那时是以队为基础的公社化的集体经济，个别地方对知青的同工同筹、劳动强度、任务分配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与队领导难免存在一些小的矛盾。三是进城（招工）问题。1971年以后，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知青返城，其中大部被招工进城，眼看着家里有点门路的都把子女弄到身边，而那些无缘回城的心里总有几分不公平之感。四是婚姻问题。有两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在校是同学，毕业后停课搞了三年运动。1969年初下乡，已恋爱多年，二十大几了，进城无望，但又不甘心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又怕婚后招工受影响，就没进行登记住到一起了。他们向郭主任请教：“我们怎么办？”郭主任也没能回答这个难题。而那些与当地牧民结合的知青，有的后来进城了，而有的的确留在了草原，这种关系，使锡盟草原与北京的联系又多了一份情缘。在这次座谈中，我无意中把“回乡”与“下乡”知青进行了比较后才发现，虽然一字之差，却区别不小，主要表现在：一是身份不同。下乡知青来自大中城市，均系城镇户口，当时户口是决定人身价值的第一要素，有了城镇户口，拿到“大粮本”便觉得今生有靠，最起码也不至于受粮荒之苦了。所以，那个年代，农民把改变户口当成终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如果说下乡知青走的是城市－－学生－－农村之路，而回乡知青他们只是回到了原籍，虽然殊途同归，但区分根源，便是户籍问题。

二是环境不同，莫说在过去比较封闭的年代里，就是时至今日，城市、农村（牧区）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方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试想，那些来自“天子脚下”首都北京的青年，经过几天几夜乘火车、汽车、勒勒车，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乎日其格队“三棵树”下乡，距中蒙边境近在咫尺，是个什么样的转变？而生活环境可谓天壤之别。那些回乡知青却体验不出这种太在的反差，他们读书的学校顶多是旗所在地而已，考上锡盟蒙中可称为当地“状元”了。三是心理素质不同。由于基础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大多数经多见广，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数学生没把主要精力用在求学上，而是热衷于“政治”，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他们的社会阅历高于他们年龄承受能力，他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成了必修课，所以，造就了这批人敢想、敢干、敢说，他们抱着改变世界、改造自然、改变农（牧）区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踏上下乡的征程。当我看到那些出身名门的女知青，身着白羊皮得勒，戴着大大的草原帽，走进蒙古包后，脱下长长的蒙古毡靴，盘腿坐在我们旁边，伸手拿起一块手把肉，熟练的用蒙古刀割肉，并热情招待我们后，又把抓过肉的手向白袄上抹抹时，我惊讶的目瞪口呆。真是和牧民打成一片了！而上述这些心理素质是那些回乡知青不可比拟的。

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日渐破落失修的大庙远没有现在的认识，都当成“四旧”而被冷落了，作为仓库也只是“废物利用”而已，甚至是有点“重用”的感觉，再由军队管理后好像“身价”也上去了。所以，对大庙当作军用仓库一事，军地不可能有任何异议。正因为人们不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才导致悲剧的发生。1974年5月15日至6月30日，我随时任分区司令的刘万忠、副司令安耀宗、鲍汉臣率领的机关工作组到边防连队、公社检查战备工作。6月25日，因北京军区薛副参谋长到边防三团，我们中途从东线赶到东乌旗，于6月26日上午，听取团党委的全面汇报。约12时许，团作战值班员向刘司令员报告：“11时11分，作训科仓库失火，现火势较大，人已安全撤出，暂无人员伤亡！”刘司令闻言非常生气，但有北京军区首长在场，不便发作，立即指示一位副司令即刻赶回分区处理。第二天，送走军区工作组后，我们仍沿西乌旗－－林西－－克旗路线勘察地形并走完全程。于6月30日回到分区。回来当天，程振国科长便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示参与被烧仓库清理工作。这个库房是大庙的主大殿，建筑分上下两层，一层的东侧被隔开若干单间，有动员科的民兵训练库，库内器材种类繁多。

如，木材类：方木、圆木、三合板、五合板、纤维板；弹药类：实弹有步（机）枪弹、手枪弹、手榴弹、防坦克地雷；训练弹有纸手榴强、纸信号弹；训练器材有、滑雪板、救生衣、飞机航模等。在楼上还存放着若干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在那时，作训科的仓库钥匙虽然由科长保管，但哪位参谋需取训练器材科长便随手给哪位参谋，也从没丢过一颗子弹、一块木板（应该说那时的干部素质是过硬的）。不幸的是对大庙这种全木制建筑的防火工作估计不足，造成了火灾的发生。老科长介绍当时基本情况是：那天，科长派参谋人员带几名战士去整理仓库，本意是进行安全检查，清理零散的物品，并对注意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几名战士由某连长亲自带领，任何人不许带火柴、香烟等。那位参谋倍加小心、精心组织，带队连长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当时未发现任何人违犯规定。锡盟六月的气候干燥，是最容易于失火的季节。可能是仓库地面上有少量火药，有人穿了钉着铁钉的皮鞋，磨擦地面产生火花或静电而引燃可燃物。火药的燃烧速度比汽油还可怕，根本没有从小火到大火的过渡，瞬间便火光冲天，迅速漫延开来。当时，附近既无水源，又无消防设施，几个赤手空拳的士兵根本无法控制局面，只有夺路而跑，撤到安全地带。带队人员失魂落魄，大脑已是一片空白，好一阵才想起打电话报告上级及拔打“119”。

可一切都晚了，，那干了几百年的木制建筑，光是那些步（机）枪弹在高温的作用下就可以摧毁大庙，没过一会儿，子弹头象无头的苍蝇四处飞窜。闻迅赶点来的消防车因周围建筑所阻，无消防通道，难以靠前，也是奈何了不！人们只有远远观望着这雄伟的庙宇在大火中呻吟。经过几个小时的燃烧，大庙彻底倒塌后，消防队采取了远距离喷水，与其说是救火，还不如说降温。人的力量，在重大的灾害面前显得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当几辆消防车终于把火魔降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是一堆灰烬，大量的黑灰或被水冲涮，或被和成黑糊状，好几天后还能偶见一丝丝青烟顽强的从灰下冒出……老科长程振国心情十分沉重，这位抗美援朝时参军的老兵，素以严谨谦虚的工作态度、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熟练精湛的业务技能和较强的文字水平赢得了分区机关普遍赞誉。也许是那个时候注重战备工作的原因，司令部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作训科又是司令部第一科，当时全科共有12人之多，除正副科长外，参谋人员资历、年龄跨度较大，可谓老、中、青“三结合”，最老的参谋1948年入伍，而年轻的却68年参军，相差20年。从该科先后走上领导岗位的有：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桑杰扎布，兴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吴殿魁，伊克昭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志广；还有分别任过团长、人武部部长等职的段德义、周崇喜、谢永德等同志。另外，还有号称锡盟活地图的张邦达，司令部“第一才子”，曾先后主编《锡林郭勒兵要地志》、《锡林郭勒盟军事气候志》的史志悦同志，自治区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贾耀同志，等等。

这些同志对我都有不小的帮助，称得上是良师益友。现在想起这些战友，一种亲情感油然而生，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虽看不到战火硝烟，却火药味十足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战斗集体，面对这场事故，每个参谋都想为科长承担点什么，都全力做好擅后工作，以减轻他的压力。科长分给我的任务是，同谢永德参谋各带一个班的兵力和一辆卡车，全面清理现场，要用手扒、用筛子筛，把所有灰烬过一遍，不留任何隐患。受领任务后，我们当即赶到现场，投入到紧张而又具挑战性的工作。已经在废墟警卫数天的战士们，个个浑身脏污（只有在《上甘岭》电影中才能看到那种场面），几天的劳作，使他们的表情都麻木了。我们到达后，没有一个上前打招呼，只是沉默的等待着下达命令。我们集合队伍，按一定距离分散开，从四周开始象农民“倒粪”一样开始了清理工作。当一层层复着的灰土被扒开，铁盒子弹箱被子弹打的遍布弹孔，弹壳变形，弹头已不知去向。危险的是，许多木柄手榴弹的木柄被烧裂，拉火环藏在里面，稍不注意，后果不勘设想。那些威力巨大的反坦克地雷、爆破筒因没上引信，其危险性远不如手榴弹。

我们小心奕奕地把这些“定时炸弹”包装好，运到代托其卡山下就地引爆，这样的工作持续了5天，这是我27年军旅生涯中最惊险、刺激的5天，现在想想仍有些后怕。这场事故在锡市造成不少的震动，司令部以郑大进参谋长为首，八位副参谋长组成的部党委几次开会，分析情况，查找原因，认为火灾起因多为客观原因造成，没有深纠程科长的责任。而老科长因此事自责不已，主动申请调离科长岗位，组织上把他安排到边防三团任副团长了。如果不是这场大火，他应该能被提拔重用，也可能走上师职领导岗位。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座古庙从那段不公正的历史中解放了，人们在叹惜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了。锡市党委、政府在抓发展经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采取招商引资等各种手段抓了贝子庙的保护、修缮和历史文物的抢救工作，短短两年已初见成效。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漫步在庙前广场，仰望修缮一新的庙宇周围的仿古建筑，觉得这里与其他城市比，别有一番情趣。大庙会对锡市城市品位的提高，促进旅游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愿这座古庙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民族文化魅力。

大雪灾

一九七七年初冬发生在锡盟境内的雪灾，是我所经历过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的一场自然灾害。当时锡盟九旗一县（锡林浩特尚未设市，西苏、二连市还在乌盟辖区），全盟牲畜总头数700多万，这场雪灾使牲畜数量损失过半，到了一九八五年，才恢复到灾前水平，达800万头（只）（含西苏旗、二连市划归后的统计数字）。这场雪对锡盟畜牧业发展的影响达八年之久。大雪从十月二十六日夜间降起，一直下到三十一日下午才放晴。开始时是绵绵细雨，继尔是雨加雪，再后来便变成了鹅毛大雪，不但雪片大，含水量或粘性都比严冬季节下的雪高。头两天因气温不算太低，降雪后还边下边化，随着雪的不断加厚，气温持续降低，地面的雪水逐渐结成冰层，在连续五天里，平均50公分厚的积雪是一层雪、一层冰，一层软、一层硬，活象“夹心饼干”铺满草原。大雪过后，多数人还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按节气算，霜降刚过，立冬未至，农历才九月中旬，大雪不会积存太久。就连从事多年的气象工作的行家也乐观的分析：随着雪过天晴，气温回升，用不了几天，锡盟大地便冰雪消融。但老天是不随人愿的，天虽然晴了，气温并无明显回升。只是中午时分，阳光给向阳面的积雪带来几分“关照”，夕阳西下时，又加厚了被太阳照过地面的冰层。几天后的一次降温，终于打破了人们期待雪化的美梦。雪情在人民群众中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甚至是恐慌。

各阶层人士以不同的心情去揣摸着如何应对这场灾难。因为一个从没听说的“名词”很快传到了那些关注灾情的领导决策层和广大军民的耳朵里，“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铁灾！”最难以解决的是交通问题，当时的情况是：锡盟没有一条高路基的公路，通往张家口、赛汉塔拉、林西、东乌方向的四条通道全是简易公路平均半米深的（局部可深过1米）的冰雪把道路全部封死，锡林浩特这个当时八万余人口的城市与外界完全隔绝了。那时的锡市还没有一座居民住宅楼，住暖气房的寥寥无几，有不少人家的过冬煤还没有储备，小小的南煤矿，日产量远不能满足需要，而粮食等物资全靠汽车运入。那个年代大部分日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居民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储备，想抢购都没条件，能否保证在重灾前衣食不缺都心中无数。而那些生活在草原的牧民，面对灾情更是束手无策。当时还是集体化，棚圈建设较差，牛羊大都露天散放，羊群是卧在厚厚的由羊粪垫起的地盘上，根本没有象样的畜圈，牧民只在上风头用羊粪磊起一道墙为羊群遮风挡雪。对于饲草料的储备更是远不能满足需要，牧民们备的数量有限的饲料都是给刚出生的羊羔和体弱母畜留用的。绝大部分牲畜主要靠到天然草原上牧放，所以，广大牧民面临着畜无草料、人无食粮等多种困难。与广大人民群众相比，军队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上还算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基本不会为物资供应的短缺所累。

在高寒地区，人烟罕至的哨卡，他们把每一个冬天都当成“大雪灾”来应对。所以，部队领导在夏末、秋初就集中精力抓冬储工作，按战士人头，储够足量的粮、煤、水、肉、菜、油，及一切生活必需品，甚至连战士的香皂、牙膏也一一备齐。在国庆节前，边防团队还要组成专门检查组对各一线连队冬储进行检查，正因为如此，部队自己有了坚强后方和雄厚的物资基础，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平战任务中去。面对这场雪灾，锡盟驻军，特别是边防部队就首当其冲战斗在抗灾的第一线。抗灾的命令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下达的。这位战功赫赫的军队首长，在1971年5日接任滕海清来内蒙赴任后就给人们留下了“强硬派”人物的印象：典型军人作风、虎将风格。尤司令于雪停第三天就亲赴锡盟视察灾情，因车辆无法通行，经申请中央，特派两架苏式米－8直升机把他们送到锡林平均半米深的（局部可深过1米）的冰雪把道路全部封死，锡林浩特这个当时八万余人口的城市与外界完全隔绝了。那时的锡市还没有一座居民住宅楼，住暖气房的寥寥无几，有不少人家的过冬煤还没有储备，小小的南煤矿，日产量远不能满足需要，而粮食等物资全靠汽车运入。那个年代大部分日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居民根本不可能有多少储备，想抢购都没条件，能否保证在重灾前衣食不缺都心中无数。而那些生活在草原的牧民，面对灾情更是束手无策。

当时还是集体化，棚圈建设较差，牛羊大都露天散放，羊群是卧在厚厚的由羊粪垫起的地盘上，根本没有象样的畜圈，牧民只在上风头用羊粪磊起一道墙为羊群遮风挡雪。对于饲草料的储备更是远不能满足需要，牧民们备的数量有限的饲料都是给刚出生的羊羔和体弱母畜留用的。绝大部分牲畜主要靠到天然草原上牧放，所以，广大牧民面临着畜无草料、人无食粮等多种困难。与广大人民群众相比，军队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上还算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基本不会为物资供应的短缺所累。在高寒地区，人烟罕至的哨卡，他们把每一个冬天都当成“大雪灾”来应对。所以，部队领导在夏末、秋初就集中精力抓冬储工作，按战士人头，储够足量的粮、煤、水、肉、菜、油，及一切生活必需品，甚至连战士的香皂、牙膏也一一备齐。在国庆节前，边防团队还要组成专门检查组对各一线连队冬储进行检查，正因为如此，部队自己有了坚强后方和雄厚的物资基础，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平战任务中去。面对这场雪灾，锡盟驻军，特别是边防部队就首当其冲战斗在抗灾的第一线。抗灾的命令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下达的。这位战功赫赫的军队首长，在1971年5日接任滕海清来内蒙赴任后就给人们留下了“强硬派”人物的印象：典型军人作风、虎将风格。尤司令于雪停第三天就亲赴锡盟视察灾情，因车辆无法通行，经申请中央，特派两架苏式米－8直升机把他们送到锡林浩特。

同机到达的有沈兴发和宝日勒岱两位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同志们。因考虑要到边境一线活动，锡盟军分区首长要同机陪同，刘司令让我带好北部五旗（市）大比例尺地图担任导航。尤司令视察灾情的大体经过是：11月4日到达锡林浩特，用3天时间乘机视察了全盟灾情，并分别在阿纳旗巴彦公社、阿尔善公社，东苏旗昌图希里，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东乌旗所在地及西乌旗巴音宝力格等地停留与当地牧民了解灾情。我们听一位从小生长在草原的老人讲“象这样的冰雪灾1947年有过一次，但也没有这场厉害……47年那次还冻死、饿死很多人……”在这三天时间里，给我们的感觉是，就像身处南极，四处望去，所有东西都是苍白苍白的，在原野上，只能偶尔看到几根芨芨草尖，几十万平方公里几乎找不到一块可以供牲畜充饥的草场。牧民把厚厚的雪块挖起来，磊成大雪墙把蒙古包围起来，以减少西北风的威力，还要省着用那些少的可怜的燃料。有的牧民用铁锹一片一片把冰雪铲起来，羊群便像疯了一样到这块小空地上抢几棵枯草解馋，它们象饿极了的孩子向着主人哭叫！牛群则显的沉着，它们象大哥哥让小弟妹一样，从不与羊争食，只申出舌头，舐舐流出的涎水，时而呆呆地睁着眼睛看着它们的主人，似乎在说“该开饭了！”而称之为草原骄子的马儿们，也不安分，它们使劲用前蹄刨着冰雪，自力更生的想解决口粮问题，但还是徒劳的。

面对如此场景，自治区领导在锡盟召开紧急抗灾会议，动员全盟广大军民、立即投入抗灾斗争，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并提出，“首先保证不冻死一人，不饿死一人，尽量减少牲畜死亡，能屠宰的尽量多屠宰，尽量保住基础适龄母畜……”于是，这场持久的、大范围的抗灾战斗打响了。机关行动了、学校行动了，全盟人民都行动起来了。部队全力以赴支援抗灾斗争，并在抗灾中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当时都有过宣传报到，很难用简短篇幅一一述说。在此仅列举一二：在抗灾中，野战部队的运粮车队功不可没。在400多公里的锡—张公路运输线上，这支车队象战斗在青藏高原那样在冰雪中艰难的行进。虽然覆带拖拉机能推开部分路段的积雪，但车队也只能低速行驶，走走停停。战士们边挖雪边推车，本来一天的路，当时要走几天才能到达。他们风餐露宿，困难可想而知。领导们眼看着粮食储备日渐减少，运输补给速度难以保障消耗需要，尤司令请求北京军区调用坦克开路，才保证了这支运输队伍任务的完成。另一件让我记忆较深刻的是，边防三团一名司机为牧民送粮、煤而被困牧区，与牧民共度春节的故事。当时，阿旗抗灾指挥部报告，白音图嘎公社有一些牧民已柴尽粮绝，请求就近边防部队给予支援，因旗里指派不出抗灾车了，唯有边防连队的解放三菱（顺六轮）才能派上用场，团部电示604哨所，由团配属该连的小赵去执行此项任务。小赵装好物资，由该哨所一名干部带车，二话没说便向指定地区出发了。

经几个小时行驶，终于在天黑前到达目的地。当把该发放的粮食等物品交给当地有关部门后，天气突变，又下起了大雪，他们只有住在公社招待所。本来计划第二天返回团部，可原本已深深的积雪又盖上一层，好不容易破开的道辙又被风吹平了，小赵启动汽车走了几十米，车也“罢工”了，一个部件因气温太低而损坏了。小赵请那位带队干部回哨所向团报告请求援兵，他在原地待命，可这一呆竟是20多天。也许是团里因任务太重无法顾及小赵，也许领导认为这位战士有自救能力，也许因为雪太大实在无法去救援，反正小赵等了一天又一天，把口袋的钱花光，也没见一个来“解放”他的人。刚来的几天里，公社招待所的食堂还上班，有吃饭的地方，但春节将至，雪再大也得过年，当人家都“关门大吉”了，小赵吃饭都是问题，那些好心的牧民家里便是他就餐的去处。特别是大年三十，在牧民家吃饺子的时候，他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心酸，而那些朴实、厚道的牧民用蒙古族特殊的热情每天都把小赵灌的烂醉，他在醉酒中找到了一点点欢乐。几年后，小赵在向我叙说这次经历时还眼含着泪水……还有另外一场雪灾发生在1989年初冬，我听过张尚玉助理向我介绍了他和一名司机死里逃生的亲身经历也让我很受感动。他带一名司机小刘在罕乌拉哨所执行抗灾任务，这个连队是该团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几代边防军人所铸成的军民鱼水情谊誉名军内外。至今，连队荣誉室里还悬挂着多面总政和两级军区颁发的锦旗，摆放着各种荣誉证书。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面前仍然白茫茫一片，眼幸进街入巷。当它们走进设有门卫的分区大院，看着，个个戴红帽微、红领章的主人们，不知它们是什么感受。当我牵回两只羊，把它们直接放在本来不大的小院时，孩子们立即端来凭票买来的玉米面，两只羊便毫不客气的吃起来。在那个冬天里，两只羊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少欢乐。直到春暖花开，这两只羊才被管理科带走，还给了主人，你们的儿子、女儿很是恋恋不舍。实事求是的说，在那场大雪灾面前，领导者的头脑是冷静的、措施是得力的，广大军民团结抗灾的精神也是值得赞颂的，但受客观诸条件的制约，造成的损失确实也是惨重的。1978年春季，我到边防连队办事，所经之处，经常看到牛马尸体散布在还没完全融化的雪地上，真可谓“尸横遍野”，蒙古包周围用死羊磊起的墙还没处理掉，听牧民们说，马儿们互相把尾巴都吃光了，也未能逃脱死亡。只有林西、张北一带靠捡拾骨头的人们才在那个可怕的冬季挣点小钱。这场雪灾过去二十八个年头了，虽然这些年来也断断续续发生过“白灾”，但锡盟草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们不用担心锡盟牲畜头数的下降了，而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数量，减少日益加重的草原压力，走“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建设”的道路了，我衷心祝愿这片美丽的草原在新的历史时期从那种原始的、落后的、靠天吃饭的竟况中摆脱出来，在畜牧业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上迈出新步伐，使这里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美丽富饶！

正是因为这些荣誉，激励着这个边防连的官兵把广大牧民的冷暖、饥苦挂在自己心上，也是这种水乳相融的军民关系，使当地牧民把边防连队每个战士当成他们的亲人，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也许受这种亲和力的感染，在我担任团领导时，经常到附近牧民家坐客，每次陪分区领导到该连检查时，也要带领首长去牧民家去体验一下那种朴实的亲情。这是后话。一天，张助理接受团里指示，要为该连附近牧民送去救灾物资，并把一名病人接到团卫生队医治。他们完成任务返回团部的途中，走到一段山路上，老路积雪太深无法行驶，司机改道沿半山坡缓慢行驶，当车在过一小沟时，司机把握方向不稳，车一头扎在沟里并死死卡住。不论司机怎么变换前后档，车仍是丝毫未动。找不到可以利用的物品垫车轮胎，也不可能有人帮忙，两人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只有下决心弃车另求生路了。就在他们准备动身之机，往哪个方向走成了难题，此处距连队和团部都很远，方向也拿不准，方圆几十里内也无牧民，不尽快找到人家，一旦天气突变，两人随时都会冻死在野外。不容多想，张助理决定：“咱们按一个固定方向，一直往南走，不能转圈，尽快找到蒙古包，这样才有生存了可能！……”“走！”小司机听后只有服从听命。他们穿着皮衣、大头鞋，踏着深达半米多的积雪出发了。积雪上层虽然坚硬，但底下稍软，他们走过之后，在平平的雪地上留下无数深深的小坑。他们默默地走着，伴随他们的只有脚下咔嚓咔嚓的冰雪破碎声。

注：以上是我在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给《锡林郭勒日报》投的部分稿件，共在该报刊登了104期，因为个人文字水平有限，写的不是很好，特别是一些小笑话也许有些消极的东西。但是我毫无诋毁谁的用意。当然我们在边防部队二十多年，所经历的都是正能量！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各项管理制度都让我们无法忘记，我永远都明白，部队这个大熔炉可以把铁粹炼成钢！我今生永远铭记边防三团、锡盟分区工作、打拼的岁月，看似平凡小事也都让我难以忘怀。鉴于此种想法，才把一些往事记录下来。有的战友还问我打听刊登的事情，也想有所了解一下。所以，我现在重新整理打印了部分稿件，并在微信群里转发给战友的。文章里如有不妥之处，请战友们指正！我还要说的是：战友们，让我们记住青春岁月边关的足迹吧！也希望你们从这些小故事中找到你们的影子！在我以上的资料中有不少提到的老首长、老战友都已经不在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祝愿看到此文的战友们身体健康！老有所为！

2019年10月于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