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延安特大洪灾

寒江雪

　　又是一年汎期来临，近日央视新闻每天都在不断的播报着我国南方各地发生洪水灾害的新闻。面对着电视屏幕上的洪灾画面，不禁让我回忆起43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那场特大洪灾，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延安城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千沟万壑的地形，十年九旱的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的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近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村社队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筑起了一座又一座土坝，目的是拦水淤地。一道沟进去，由沟口到沟掌，间隔几里路就筑起一座土坝，一座又一座土坝由沟口向着沟掌无穷尽的延伸进去，就像一级又一级升高的台阶一直延伸到沟掌。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坝”形象的称作“空克郎坝”因为它就像一道高大的土墙横亘在沟道中，墙里面空荡荡的。每逢雨季这些“空克郎坝”会把山坡上倾泻下来的雨水和泥土拦截住，淤积在土坝里，经过数年的沉淀淤积，便可淤出一片平坦肥沃的土地。这种淤积而成的坝地，土壤肥沃而且保墒性能好，坝地上种植出的农作物的产量要远远超过山地的产量。前些年我在姚店林业分站工作期间，在甘谷驿公社胜利河大队就见到过一片已经淤成的坝地，上面种植的玉米，叶杆黑黝黝的，禾苗显得非常茁壮，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山地的产量。

其实，这种“空克郎坝”也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经受不起暴雨的袭击，如果发生短时间内强降雨，致使土坝内积水猛涨，由于土坝不具备泄洪能力，这就会威胁到土坝的安全。一旦发生溃坝，在一连串的土坝中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洪水灾害。只不过这种“效应”被近年来的连续干旱天气给掩盖住了，麻痹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抗旱工作，对于大雨或是暴雨会造成灾害，根本想都没想过。

　　1977年7月初，延河流域普降大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7月6日凌晨还不到四点钟，我家居住的那四排窑洞居住区，已是人声鼎沸，窗外的雨声、人声交织在一起，乱糟糟的分辨不清。我被这噪杂声吵醒，爱人喊叫我快起来去看水------。我半睡半醒的说，水有什么好看的，这几天工作忙，太累了，让我再睡一会儿------。

随着窗外的噪杂声浪越来越高，我已无法继续再睡下去了，只得穿上衣裤走出窑洞。外面的雨还在下着，人们撑着雨具，聚集在第四排窑洞前，朝着清凉山、宝塔山方向望去，平时在晴朗的天气下，站在这里能够清晰的看到远方山麓上的树木、建筑物。此时，完全被浊浪滔天的水幕所遮挡，天上的雨幕和地上的浊浪已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了。此时，最底层一排窑洞的住户已经纷纷出动，手提、肩扛、众人抬的往高处的住户家里转移着生活用品。人们似乎已经预感到洪水灾害还在朝着纵深发展。于是各自为战的开展起防范工作了。

雨停了，天空渐渐放亮。站在高处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延河大桥方向的洪水掀起的狂涛巨浪，翻滚、咆哮着的恐怖情景。浊浪里夹裹着被冲毁的卡车、淹死的大家畜、连根拔起的树木、家具、柴草等杂七杂八的物品向东翻滚着、咆哮着，奔腾而去。河床已容纳不下暴涨的洪水，洪水至宝塔山下与南河交汇处，夺路而出，逆流而上，涌进了南河的河槽中。洪水以势不可挡的气势逆向迅猛推进，瞬息，就淹没了体育场、消防中队停放消防车库的院落，随即淹没了南关大街。

据史料记载，延安这次洪水灾害，至使延安城内河水暴涨了20—30米，平均浪高5—6米，最高达到10米。北关、南关大街被淹，水深达4—8米。延河大桥洪水最高流量达到8780立方米/ 秒，安塞真武洞段洪峰流量达到4220立方米/ 秒。安塞县境内冲垮水库一座，淤地坝556座。至使延河流域的安塞、延安、延长三县（市）329个单位10900人遭灾，134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亿元。

待洪水渐渐退去后，我急着去单位上班。往日都是踩着趔石渉水过南河去林业局。今天，倒灌进南河的洪水过后，河滩里已是一片狼藉，遍布泥浆、柴草，人们根本无法走到近前，只得绕行体育场对面的索桥。索桥受洪水冲击，已经发生倾斜，我抓着缆索颤颤惊惊的过到西岸，沿着市建一公司的那条小巷走进南关大街。眼前的情景令我惊呆了，路面上、道路两边房屋建筑的墙壁上，到处都挂满了泥浆，那是洪水退去后留下的印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惶恐的人们表现出各种哀伤的表情。有惊恐的寻找着自己亲人的，有嚎啕大哭的，有痴呆呆站在路上------。

林业局由于地处南关大街最南端，地势较高，没有受到洪水的侵害。走进林业局大院，办公室主任告知大家，市政府已紧急成立了抗洪救灾指挥部，现正在召集政府各主管局的领导到市政府参加紧急会议，布置救灾任务。现在，大家不要乱走动，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随时待命。

　　时间不长，局长就由市政府领命回来了。匆匆把大家召集到院子里，首先向大家宣布纪律：1、由于洪水灾害严重，由现在起全城处于一级紧急状态，实行全城戒严，出动公安部队（武警的前身）和警察部队执法管制社会治安，要求大家不要乱走动。2、由现在起各部门的工作重点一律转移到抗洪救灾上来。3、救灾人员进入灾区一律乘坐本单位的车辆，不得私自行动。救灾车辆凭抗洪救灾指挥部发放的特别通行证进出灾区。随后叮咛大家一定要互相照应，防止掉队。一旦掉队，你将无法走出灾区。

卡车沿着南关大街向北驶去，当卡车进入北关大街后，站在车上的我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随着洪峰过后，往日繁华热闹的北关大街已被夷为平地，一片疮痍，所有的房屋建筑都已被洪峰席卷而去，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处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框架，孤零零的立在空旷的敞摊上。位于王家坪的“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革命纪念馆”前的那座延河大桥，在洪峰的冲击下，三分之一的桥面已被摧毁，巨大的水泥预制板折断后斜塌在河床上。空气中弥漫着发了霉烂的怪气味，阴森森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大桥头，在路边的敞滩上，不时能看到一些婆姨跪瘫在泥浆地上，哭天抹泪的哀嚎着，一定是为被洪水夺去性命的亲人而悲痛欲绝。

延河属于高浊度水质的河流，洪峰由上游夹裹着大量泥沙过后，遭灾地区的窑洞、房舍里都灌满了泥浆。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受灾群众清理窑舍，院落等周围环境。首先把室内的家具、物品清理到室外，然后再把涌入室内泥浆，用簸箕、铁锨一下一下的舀到脸盆或水桶里，再倒到室外去。人们全都低着头默默的干活，很少有人说话，每个人的身上都糊满了泥浆，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泥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劳累，忘我的劳动着。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喊：“大家都歇一歇，赶紧吃饭！”大家听到喊叫，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观望，原来是救灾指挥部送来了午饭。一只铁桶里装满了白面火烧，另一只铁桶里盛满开水。人们这才顾上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问送饭的人，“现在几点钟了？”送饭人回答说是“下午四点多了”大家都惊讶的说：“时间怎么过的这么快呀”这才感到肚子咕咕的叫了，也顾不得沾满泥浆的双手是脏是净，每人两个白面火烧，舀上一搪瓷缸子开水，几个人围在一起轮流喝。大家狼吞虎咽的吃完两个火烧，喝上几口热水就继续投入战斗了。

　　两天后，一辆辆满载救灾物资的军用卡车由铜川开了上来，由南桥缓缓地驶进了延安城，党中央、国务院为延安灾区人们送来了救灾物资。那一刻，延安灾区人们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夹道欢迎救灾车队进城。

洪灾过后，为了防止发生疫情，每天总是有飞机顺延河流域上空低空飞行，播撒药物进行消毒，以防疫情发生。听说，低空飞行的飞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由空中观察寻找被洪水冲走的遇难人员的遗体。

我们居住的那片居民区，原来的生活用水皆取自法院山下的一口水井。那口水井，水源旺盛，井口直径有两米多，井台上可站四五个人同时打水。洪灾期间，由于洪水倒灌进了井里，水源受到污染，已无法继续饮用了。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时，还要担负起由林业局担水回家的任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清理，那口水井才恢复使用。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展开，各单位开始着手处理遇难家属的善后抚恤工作。林业局下属各单位中何庄坪苗圃、二十里铺苗圃、杨家砭苗圃都位于延河流域是重灾区，其中，二十里铺苗圃职工刘富同志在洪灾中死亡。另外，南泥湾林场一名职工（已记不清姓名了）的家属四口人被洪峰席卷而去。为了做好善后安抚工作，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下到基层作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二十里铺苗圃职工刘富有50多岁，无儿、无女、无妻室，只身一人，原籍是河南，在苗圃专管赶马车的工作。由于牲畜棚在川道中苗圃地中间的那排房子边，因此，刘富的宿舍安排在那排房屋里，便于夜间起来给牲畜添加草料。和刘富同住那排房屋的还有苗圃临时雇用的一名炊事员。据苗圃职工讲，发洪水的那个夜晚，刘富和那名炊事员，两人已经手挽着手蹚着没膝深的洪水，朝着铜榆公路走来，以便到公路对面地势较高的办公窑去避难。当时，两人已快接近公路了，此时，猛涨的洪水由延河和铜榆公路两个方向袭来，两股巨大的洪峰呈钳形把苗圃地包围在中间。两人见此情景不妙，急忙返身往那排平房撤，待到房屋跟前，洪水已经齐腰深了，眼见两人无路可逃，情急中两人攀爬上了屋顶。洪水还在不断的上涨，洪峰袭来，瞬息之间盖过了屋顶，一个巨浪掀来，连人带房屋一起卷走。远方站在办公窑上的人们，眼睁睁的看着刘富和那名炊事员被巨浪掀起，拍下后，再就没了踪影------。洪水退去后，搜救了很长一段时间，终没有找到刘富和那名炊事员的遗体。

在处理刘富的善后工作中，经与其亲属协商，将刘富的一名侄子由河南农村转来延安，顶替了刘富的名额，安排到苗圃当了工人。

1970年至1972年我在蚕桑园艺技术指导站工作期间，与刘富同志共事近三年的时间。老汉为人和善，团结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瞬息之间就消失了？

南泥湾林场那名职工是延安本地人，家就住在延安北关大街一间临街的自家老屋里，家里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和婆姨及两个年幼的娃娃。延安发洪水的那个夜晚，这名职工在南泥湾林场上班，没有在家里。家里的老母亲和两个碎娃全靠年轻的婆姨照看。那天洪峰到来之前，人们大多都已惊醒，年轻婆姨抱上碎娃劝婆婆随她一起到高处躲避洪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老人死活就是不肯离开她居住的老屋，由于男人不在家，年轻婆姨拗不过固执的婆婆，只得与婆婆一起死守在老屋里。待到洪水涌进屋时，再想往出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家四口，连人带房子被洪峰一起卷走，最后连个尸首都没有寻找回来。一家三代五口人，除过男主人洪灾发生时当晚不在家中，逃过一劫，其余四口人全部命丧洪水中。那名南泥湾林场职工闻讯后，捶胸顿足，悲痛不已。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夜之间便被洪水击的粉碎。

在处理善后工作中，年轻人只提了一个要求，说是他想去学开汽车。林业局局长满足了他的要求，联系到市物资局学了开汽车。

事后，许多人都惋惜的说，如果年轻人当晚在家里，他的婆姨就不会受制于婆婆，四个鲜活的生命也不至于就这样轻易的逝去------。这些话只是善良的人们，对于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表达的一种惋惜和遗憾。人们诸不知，生活，从来不相信“如果”。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走过去，就没有从头儿再来的机会了。因此，生活在这条单行线上的人们，遇到重大事情，在必须做出决断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决断失误，铸成千古恨，蒙在心头的那层阴影，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消失。南泥湾林场的那名年轻人后来生活的怎么样了？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已调出林业系统）但愿他能够振奋起精神，勇敢的生活下去。

　　洪水过后，党中央、国务院组成专案组赴延安，对延安洪水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原因进行调查问责。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突发的自然灾害没有实行过问责制。那么，为什么要对延安这次发生的洪灾进行调查问责呢？

据说，是当年在延安东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8711工区，是毛主席1971年亲自批示，为反修防修加强战备而新建的延安军用机场。机场由东关机场以东至二十里铺一线，改河筑堤，修建跑道、飞机库。耗时数年，已近竣工。此次延安洪水横扫了整个机场跑道，造成了大量的设备、物资及人员损失。灾后，8711工区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洪灾损失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对延安洪灾的关注，遂派专案组赴延调查。

据传，1977年7月6日延安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在洪峰到达延安城之前，位于延河上游的安塞县化子坪水库，由于连降暴雨，库容暴涨。水库原本就有危情，应是病库，遇上暴雨，库容猛涨，更是雪上加霜。眼见大坝随时会有发生溃坝的危险，水库管理人员清楚地知道，一旦发生溃坝，将给延河下游及延安城区造成灭顶之灾。于是，赶紧往延安地区行署拨打紧急电话，以通知延安城区百姓在洪峰到来之前做好撤离工作。水库管理人员使劲摇着那部手摇电话机，听筒里没有任何反应。此时，通往延安的通讯线路早已被无情的洪水冲断，安塞通往延安的通讯线路彻底中断。情急之下那名管理人员想起了水库的那部备用电台，此时发挥了作用，电波把水库危情抢在洪峰到来之前传到了延安地区邮电局报务室。

延安地区邮电局接报后，感到事关重大，赶忙派人到地区行署和市政府报信。送信人员冒雨骑自行车赶往南关大街，送信人到达地区行署时，值班室里亮着灯，室内不见人。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人？送信人正不知所措时，雨幕中有两人打着手电朝值班室走来。一位是地委副书记幕锡章，另一位是值班员，两人刚才是出去巡视行署机关周围的水情。送信员把手中的电报递给值班员后，还不放心的说了一句“赶紧通知广播站通知老百姓赶紧撤离”。

地委副书记慕锡章看过电报后，大概是出于稳妥起见，并没有急于启动广播通知，而是让身旁的值班员赶紧准备车辆，他要亲自视察一下水情，然后再做出决定。一辆吉普车载着副书记驶出了地区行署大门，沿着南关大街朝北关驶去，街道上空无一人，雨还在不停的下着，吉普车冲破雨幕驶上了北关大街，透过挡风玻璃望去，远方延河方向洪峰已是铺天盖地汹涌袭来，吉普车里的人见势不妙，急忙调转车头夺命而逃------。此时，吉普车里的幕锡章副书记呆呆的坐在那里，他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已为时过晚，水情朝着失控的方向急剧恶化。

地区邮电局的那名送信员离开地区行署后，继续到市政府报信。当他找到市政府家属院后，站在雨幕中敲响了市长张史杰的家门。张史杰市长被急剧的敲门声由睡梦中惊醒，隔着窗户，问来人，“深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送信员急忙说出了原委，张市长听后连门都没开，就把送信员打发走了。

那名忠于职守的送信员继续赶往广播站，由睡梦中把站长叫醒，当他向站长说明事情的原委后，垦求站长赶紧启动广播，通知老百姓赶紧撤离。站长听后说，广播站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不能随便播送乱七八糟的通知，即便有险情需要动用广播，也要有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准才行。

那名忠于职守的送信员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后，其他的事情他也管不了，径自回地区邮电局去了。

按照逻辑推理，延安地区行署和延安市政府两级领导由接到电报到洪峰袭来，这中间是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地、市两级领导如何做出反应，采取措施将洪灾损失降到最小化，无疑考验着领导者的应变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也决定着洪灾所造成人员和经济损失情况的走向。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老百姓无从知晓。按照广播站站长的话说“即使市领导批准开通广播，由开机预热到开始播音，至少需要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四、五十分钟”与“那段短暂的时间”两者之间的数学公式关系，究竟是“大于”？是“小于”？还是“等于”？这道数学题摆在领导者面前，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使领导者迷茫，不知所措，难以找出正确答案并做出决断，或者另辟其他途径，尽快疏散延河两岸的老百姓。最后的事实证明，地、市两级领导在洪峰袭来之前，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下任洪水肆虐，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中央专案组的调查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作出结论。那个年代这些事情都不会向老百姓公开，老百姓也无从知晓。据传，专案组成员在调查期间，对地、市领导及地、市水电局相关人员反复询问了“你们知不知道雨大必然水大？”被调查人的回答几乎完全一致，只回答“知道雨大”避而不提“水大”难道“雨大”和“水大”之间有着什么利害关系吗？“不知道水大”难道就可以推脱掉你们应承担的责任吗？也许，他们认为，安塞化子坪水库的溃坝和安塞县境内那556座淤地坝蓄集的降水造成溃坝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形成的的灾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

　　调查结束后，对有关人员做出的处理决定。尽管对社会没有公开，但是，地委副书记幕锡章被撤职，安排到地区物资局当了一般干部，这是生活在延安城里的人们都能够看到的。市长张史杰被撤销了地委常委职务并调离了延安，听说是调到省文物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去了。市水电局张世民局长和一名姓武的女技术员也都受到了纪律处分。那名武技术员在受到处分后不久，也调回了原籍福建省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