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那些蹉跎岁月中的心碎与艰困

荣夫人

“老三届”的高考考场里，显见考生们年龄上的参差不齐（图片来自网络） 又临高考日，加之高考前夕突然集中爆出的一幢幢寒门学子被顶替的黑幕，不仅戚戚然悲思缕缕。联想起自己不太寻常的高考经历，遂提笔追溯那些貌似远去的日子。

我亦寒门女，高考也是我走出穷山僻壤改变人生命运的独木桥——还有人说高考是第二次投胎。我是经历了三次高考才跳出农门的，其中的万般况味千般艰辛及坚韧，值得书写于此。

我的高考梦被蹉跎了若干年，曾几经梦碎。

第一次蹉跎是文*革。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因此，上学始终是我最大的快乐。

记得上初中时，教数学的许恩然老师爱给我出一些课外的解方程应用题。不管题有多复杂，我很快都能解出来。他总是啧啧称赞说：嗯，怎么也难不住你啦。教语文的王秋德老师在班上念我的作文，念完后他问大家：写得好不好？同学们说：好——。

那种被肯定、被表扬、被关注抑或被羡慕的感觉，对生命是一种浸人心脾的滋养，对学习也是一种再激励。

但及至上高中时，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推荐模式，即取消考试，推荐上高中。

我所在的联中（相邻的几个村联合办的初中部）在本村，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掌控推荐权。而贫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分别是村支书和副支书。在他们钦定的推荐名单里没有我。当时有立场兼有个性的校长许树炳老师不干了，他对贫管会的主管们说：某某某是我们联中的尖子学生，不让她去，这个学校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那洄河联中就谁也别去了！面对凛然决绝的校长，贫管会退却了，我得以进入高中——陵县六中——学习。许校长不仅为我一人护航，其他同被推荐上的同学也是学习较好的。两位贫管领导的女儿一个也未能去成。

如果不是许校长的秉持大义守土有责，我的读书梦先就破碎于高中门槛前的“推荐”之土崖下了。

由于高中是推荐上学，高中生们年龄已有些参差不齐。我在其中年龄算偏小的。但三年的高中阶段我一直是学生干部。我是三级三班的副班长，年级学生会妇女部长及团总支委员。有一次张法杰校长说，有的同学当班干部但学习不够好，某某某身兼数职学习还这么好，难得。

还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王清泽老师在班里挑了四个学习较好的同学，给我们出了一道有一定难度的数学题。我坐在教室南侧的田埂上（记得那是校园里种的一畦一畦的麦地），不一会就率先解出来了。我拿给王老师看，他说，哎（三声的声调），你这个解法真简单！下课之后他又对我说，把你的题拿过来我再看看，让我欣赏欣赏。老师的满面欣喜，溢于言表。

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走出考场。面对那些考题，唰唰唰，轻而易举搞定。

有人说，有些女生在小学、初中学习不错，到高中就不行了。那是因为高中学业难度加大了，能够检验学生智商的，更多的是高中阶段。应该说我经住了高中阶段的检验，上学以来，小学初中高中，一路高歌前行。

值得一提且令人欣慰的一点是，虽然文革十年覆盖了我小学到高中的全过程，但幸运又例外的是，小学及初中时，文革的狂涛被隔在我的校园围墙之外，我们没人给老师贴大字报批斗老师，师者尊严依在，学校秩序井然，学习未受干扰。

上高中时，我们又意外并幸运地赶上了教育“回潮”——啥叫教育“回潮”，网上可查。我的高中期，正赶上：从举国教育闹“革命”折回到无须“革命”的正常时期。校园里得以安放着我们安静的书桌，学子们奋发读书。

也就是说，我的小学、初中及高中整个学习过程，除了课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色——比如小学初中都没有文体艺术之类的课程设置，这些学科都被综合到一门“常识”课里，高中才有的英语设置，第一课的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以外，整个学习过程我们是安享教育的本来面目所呈现的端庄美好的。

我当过多年的学生，也当过数年的老师，为师时小学、初中都教过。我深知，学习好的学生从不感到上学的苦与累，一如喜欢读书的人备享读书的乐趣。上学的乐趣，我一直在尽享中。

记得高中时有一个同班陈姓男生和我说过一句貌似“轻狂”的话：如果高考，我们要考不上谁也考不上。我也狂傲地回答：是的！

可高中毕业时，原本可继续延申的学习乐和上学路，戛然而止了。在一座跨不过去的断头桥上，我泪水满面（独自在宿舍哭泣），望洋兴叹。那片阻止我抵达大学彼岸的汪洋，是左右我及无数学子命运的文*革。

大学梦碎，岁月蹉跎。我回乡务农一年，做民办教师数年。当时心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困顿乡间了。



不期然中，高考竟突兀地来了。

1977年仓促参加高考的那个农村丫头。

准考证括弧里的“大专”，是大学和大专的统称。中专另外考。高考最初几年大中专不能兼报。现在是一次考试分批录取，比较科学。据说那一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是570万，大专院校录取共27·3万。录取率约4.7%。

1977年冬季（网上查询是10月21号），恢复高考的消息突如其来地公布，关闭10年的考场将重启。

这对我是猝不及防的喜讯。不管三七二十一，迅即报名。

没有课本。没有资料。没有指导纲目。没有复习过程。一个月后，我和那些被困顿着的学子们，一起走进了考场。

很快，我收到了大学初选通知书（那一年还有初选这回事）。我们班，收到通知的，唯三人，二男一女。

全六中被初选的同学们骑着自行车一起去县城体检，我们有说有笑，一路芬芳，好像大学的门就在眼前。



可之后，我未能等到入学通知书。一向成绩优异踌躇满志的我，未免一阵苍凉惆怅。

那一年考了多少分，没有被告知。只记得报考的志愿是山大。

我当然还要再考！而且，我还做出了一个连带抉择：退亲。

高中毕业之后，经亲戚介绍，我已定亲。男方是一个服役的军人，男孩的父亲是县民政局长，母亲（继母）是回乡官员（那时有些官员回乡村，我不知那是何政策），两人都正直且有水平。我和男孩没大交往，谈不上任何感情。但男孩的父母对我极好，我对他们的人品和水平也异常钦敬。但考学在即，我坚信自己能考上。于是，我自作主张寄出了两封退亲信，一封给男孩，一封给男孩父母。

我感觉最对不起也最不舍的是男孩的父母。但我想晚痛不如早痛：退掉这门亲事，是早晚的事。

但退亲引起了轩然大波，还引起了别的连锁反应。男孩的父母很伤心很失望或许也有责备——说“或许”是我没有接听到他们的只言片纸；对这种涉及个人处置权的事，他们当然也不可能直接对我说什么。但反应最激烈的是我的父母。他们及媒人说你的考学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哪怕考上学再散呢，那样理由也充分些。我说越是对我好越得现在散，考上学再散多没良心。

另外的连锁反应因涉及当事人隐私在此略去。但此种反应于我继续复习所造成的滋扰一点也不亚于退亲风波对我的影响。此事待时机适宜时另表。

这些滋扰，也算是另一种相继的蹉跎吧。

1978年的高考很快到来了，因为高考的时间已改到夏季，两次高考时间相距仅半年。那次的考点设在离我家9公里的另外一个乡镇，即陵县五中。上午考政治，自我感觉良好。下午考物理。中午我和另一个女同学还在一起临阵磨枪背题呢。那个女同学和我毕业于同一个中学但低我一级，我俩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全六中参考考生中被初选的仅有的两个女生。结果下午的考试我们俩竟然都迟到了半小时！

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楚的鬼使神差。考试时间事先有通知，考场校园的墙上贴着通告，准考证的背面有注明。两个学习都优秀且头一年都初选的考生，怎么就不知道下午几点考试呢？而且，我俩内心都误认为是2：30（其实是2：00），也都没有互相问一声是2:30吗？就那么双双 共同 错误地 内心笃定。

考场纪律规定迟到半小时取消考试资格。当时在该考点督考的领导是县教育局副局长纪爱华。她知道我们俩去年都初选了，也非常焦急。但没人敢作主放我们进考场。在通讯并不便利的情况下，纪副局长还请示了地区教育局，请示完下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双双被取消考试资格。

那个女同学叫苗俊英。她的泪水当场流下来，后来她说我当时的脸色煞白，没有了血色。我没有流泪，也不知道后来几天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继续考剩余的科目。最终成绩出来了，在一科零分的情况下，我们的分数都离大学录取分数线相差无几。

这样的一种非常态的落败当然不会让我就此甘心告别高考。



一边做着民师，一边继续复习。后来，母校的教导主任（也曾教过我数学）阎老师叫小弟捎信给我，叫你姐姐回校复读吧，应届生都争分夺秒，怎么还能一边工作一边复习。

我回母校复读了。三级的毕业生，重新插班到八级一班的尖子班，和我的小弟同班。

那一年的复读，是我人生最苦最累最疲惫的一段学习生涯。两年的蹉跎，两个事件的严重滋扰和一次迟到的考试，使我的心理和精神已千疮百孔。那些无尽的复习题和夜以继日的煎熬，让人心疲力竭不胜其苦。为高考而高考的强迫性苦读，使我再也找不到学习的乐趣。熬啊熬。

终于熬到了1979的高考。

那时候的高考，因为大学和中专分报分卷，不像后来一张考卷分批录取。待到报名时，父母知道我那两年是如何度过的，他们担心再有闪失后果难以想象，于是坚决不让我再报大学了。作为恩师也是教导主任的阎老师，反复做我的工作，并把我父母叫到学校，说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可我父母比我坚定得多，坚决不同意我再报“大专”。

前两年报考的大学都是理科，也是阎老师建议的。他说你文理都好，而且文革结束百废待举，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可我也并不喜欢“科技”，我真正喜欢的是文科或者说文学（尽管那时读书不多）。再说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我自己可能也信心备减。借着父母的坚决态度，我懵懵懂懂地最后选择了报中专（在报考志愿时还偷偷选择了省警校）。

为动员我报大学，学校一直在做我及我父母的工作，还推迟了上报名单一周。想来真是愧对母校！

苗同学也和我一起复读的，她说某某某都报中专我也要报中专。阎老师说，你和她不同，你是干部子女（她父亲当时是县化肥厂厂长），出路比她多，年龄也小一点。你就别和她比了。幸亏她未被我带到沟里去。1979的苗同学，考上了武汉大学生物系，后又去日本读博，现为山大生命科学院教授。

几度“蹉跎”后，终于考出来了。


1979年夏天，我的第三次高考，终于“成功”了。我如愿（所填志愿）考上了山东警校——刚上学时叫“山东省公安学校”，现在已升格为山东警察学院。几经蹉跎，寻寻觅觅，警校成了我通过高考走出乡村后的第一所母校。山东警校是从78年开始招生的，我们79级是第二级。因为78、79两级中有很多往届毕业生，这两届的学生也成为了山东全省公安系统最初的一批“科班”出身的警员补充或有生力量。我们两级的学生也常常戏称我们是山东警界的黄埔一期二期。警校，这是我和她不解的缘分吗？

当年上学时班里最大的23岁，最小的应届生16岁，最大年龄差7岁。其中8名女生，占比15%。现在警院招生依然是这样的性别比例。

考上警校后，高考之路暂告一段落。后来我又在工作后花了很多岁月弥补学历学识的不足继续不断地求学，此为另一种辛苦。

另外的欣慰是，我插班复读时和小弟同班，小弟的学习成绩在班内一直稳居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因为一班是八级的尖子班，他也等于是稳居年级第一名，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与高看。高考时他突发急性肠炎，是拔掉吊瓶参加高考的。为防意外，医生还在场外“保驾”。最后成绩公布，小弟以全县第一名的佳绩考上了天津大学，那一年他16岁。因为都是贫苦子弟，对“志愿”无甚研究，他是否报低了志愿也未可知。

我虽几经蹉跎，但考学的心力终究未衰灭，终于还是考出来了。而且，作为农家子弟，一个“重点”中专，一个名牌大学；一省会，一津门，一家同年考出两个孩子，父母也甚感欣慰和荣光。

回顾过往，我亲历的高考“蹉跎”岁月当然曾令我伤痕缕缕，它也肯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是，时过境迁，时光疗愈，它大致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梗。而我曾经的“聪慧”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渐渐复原，我依然是一颗保持着原生质地的独特生命，人生的路径伸展得也还算差强人意。

应该说，高考，是为出自寒门的子弟们矗立了一架英雄不问出处的云梯。希望这架云梯公允地伫立于耕耘者的脚下，如出海的航船，载着学子们驶向远方，而不被暗流颠覆。

写至此，唯祈愿：人生不易，愿我们的生命不再被各种蹉跎；愿社会中的各种反常与丑恶渐行渐少，留下清明在人间。

（2020·6·30初稿；7·7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