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开国元勋——周恩来

福全

习近平连用六个“杰出楷模”来概括周恩来的伟大人格——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父亲生平:周劭纲（1874年－1942年），原名周贻能，字懋臣，周殿奎次子，周恩来生父。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百岁堂”，幼年随家族移居江苏淮安。

1890年，17岁的周劭纲和兄弟们一起在淮安参加县试，考过秀才。以后，父亲周起魁又送他回绍兴向舅舅鲁小和学习幕业（师爷）。 1891年，18岁时婚于淮阴。

周劭纲是“国学生”、“主事衔”。这个“国学生”是花钱捐的身份。在那个时候，“国学生”就算很有文化了。主事则是官阶，正六品，也是捐来的，而且是“有官衔无职务”。

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周劭纲远走他乡，先后在江苏、湖北、东北和河北等地谋事，给人当幕僚、家庭教师或文书、收发之类。周劭纲最难过的事情，是爱妻万冬儿死的时候他竟不在家，那时他正在武汉谋生。

1922年，在胞兄周贻赓的帮助下，他去齐齐哈尔当了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后和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最艰难的日子，周劭纲都曾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上海和儿子在一起，并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了，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国共谈判。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生活无着的周劭纲和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先后来到这里。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周劭纲和杨振德又辗转抵达重庆。

在重庆红岩村，周劭纲因年事已高，只做些看看门、扫扫院子的小事，但他与工作人员相处和睦，亲如家人。

1942年7月，周劭纲突然在红岩办事处病倒，高烧不退，7月10日就去世了。当时周恩来正住院且手术过后才两三天，大家知道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顺，怕他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周恩来看出破绽来了。听说父亲去世已三日，周恩来立刻惊得脸色苍白，加之手术后身体虚弱，站不住了，立刻蹲到地上。在大家搀扶下他回到办事处，见到邓颖超后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邓大姐直掉泪……

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丧事公布后，毛泽东致电哀悼，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要人致函或到红岩吊唁。

周劭纲一生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过着清贫、困苦的生活。他和原配夫人万冬儿生下三子：长子周恩来，次子周恩溥、三子周恩寿。

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

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5年8月8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

1963年10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

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总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 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周恩来总理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

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

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 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 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1日，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同志全体出席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值得细读。

通读全文会发现，除了对周恩来一生经历和作为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外，这篇讲话带着相当的“温度”，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比如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周总理的确经得起这样的赞美。

而整篇讲话的关键，还在于习近平连用六个“杰出楷模”来概括周恩来的伟大人格——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时，习近平的讲话主要着墨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勉励全党全国继续前行；而这篇纪念周恩来的讲话，则更多着墨于周恩来的人格、党性。的确，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具有非常高的认可度，习近平此意，也是在用中共先贤，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的标杆、榜样。

习近平今天讲了很多故事。比如周恩来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习近平讲了两个故事：“换枕巾”和“十条家规”。

1958年，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还带着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其中，被子仍是解放战争时使用的，枕巾则缝缝补补破旧不堪。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趁周恩来不在，换了一条新枕巾，周总理发现后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他还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

这样的作风，隔着文字，后人仍可觉山高水长。

而被周家晚辈总结出的“十条家规”，今天读来更是发人深省——

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

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

五、不准请客送礼。

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

七、生活要艰苦朴素。

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

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对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故人，是为了更好地承接当下。在党内全面从严治党，“两学一做”常态化的今天，为8900多万党员寻找一个榜样是非常必要的。习近平的讲话，也无一不是借缅怀周总理，来谆谆告诫全党。

比如，习近平说，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习近平认为，周恩来“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四个意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其他如，“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等等，这里都可以看到当下习近平倡导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走群众路线的要求。

岛叔一直强调，理解中共，必须要懂得她的历史。中共的强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延续一条历史精神脉络，凝聚党内共识。这条历史精神脉络，既有不同时期的成功经验总结，比如“三大法宝”，也有个体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象，这些精神凝聚起来，构成了整个中共的政党风貌。就这点来说，中共的精神气质的确有别于选票制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功利主义政党。

所以，中央每每高规格纪念党史中的领袖和模范人物，目的还是在唤醒根植于组织内部的“初心”，也可以说是对一种“精神道统”的回溯与强调。

勤政

周恩来的确是中共“精神道统”中的伟大人物，为常人所不能为。

在邓小平的回忆中，“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在聂荣臻的笔下，“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为什么这么“拼”？在一次接见日本朋友时，周恩来是这样解释自己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

习近平说——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周恩来同志生前致力于解决的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恩来同志生前操碎了心的广大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青年时代，周恩来写下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

抚今追昔，站在今日纪念周恩来，或许会有别样的感慨。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

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瓦窑堡

1937年，周恩来在陕北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1938年2月，周恩来在武汉

1939年3月，周恩来在西天目山留影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合影。右起：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1939年8月底，周恩来赴苏治疗前和刘少奇的合影

军调三人小组，右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

1946年3月1日，在欢迎军事调查处视察张家口时的合影。左起：聂荣臻、周恩来、叶剑英、蔡树藩、贺龙、萧克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在延安机场检阅仪仗队。图中行走者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朱德

1948年春，周恩来在西柏坡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8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其后，周恩来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但是在这期间周恩来没有留下穿军装的照片。实际上，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到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基本上没有识别标志，制式也没有完全统一，与平时穿的没什么两样，颜色为草黄色或灰色。平时的灰色制服戴上帽子扎上皮带就是军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我国国防领导体制改革，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此后，周恩来未再担任过具体的军事领导职务。但是，作为新中国任期最长的政府总理，他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挂在心上！他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爱戴的好总理！

开国大典上的周总理

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上的周总理

周恩来和毛泽东

周恩来和毛主席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和朱德

周恩来和邓小平

力荐邓小平回政治局，终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时，毛泽东突然意识到江青一伙要 “倒周”的真正用心。因为江青等提出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头了。照实说，这就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阴谋——要把周恩来打入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他既不能容忍周恩来持续批极左，也不容许江青一伙“倒周”。周恩来如果再不回到总理的岗位上来，全国就要乱了套，就像下乱阵脚的棋步，再不调整，将帅难保。

毛泽东得知江青和姚文元要当政治局常委的要求后，明确指出：“增补常委，不要！

看来这场“批周”风波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12月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之后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

对这出带有病态的闹剧，周恩来心里有数，但他不想追究更多，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趁毛泽东有怜惜与悔悟之意，赶紧说出自己最为迫切的愿望，那就是让邓小平尽快回到政治局，借此改变政治局里“文革”派与老干部的比例，增强正义力量。

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但他明显在给自己找台阶，好让这出闹剧尽快收场。

毛泽东也在当天找会议主持人王洪文谈话，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很明显，毛泽东明确告诉江青等人此事到此为止。

几天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同意邓小平回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 月12 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他当众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这次会议，算是对这次“批周”的小结。毛泽东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给周恩来一个精神安慰。

倒是江青一伙面面相觑，这个决定出乎他们意料，一时有些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戏剧化的转折，却在周恩来意料之中，他凝神地微笑着。他用自己血肉之躯忍辱负重收获了一个重要果实：邓小平请回政治局。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 年12 月22 日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指示销毁一切有关这件事情的材料。至今中央档案部门也没有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完整记录。

周恩来和林彪

周恩来在大寨和陈永贵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总理外交故事

1、周总理舌战米高2113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5261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4102他举行的1653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

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2、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

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

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3、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喜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

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

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4、“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

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5、基辛格博士访华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

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

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6、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

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7、谈判中印边界问题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总理外交故事

- 01 -这是抗美战利品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

“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

- 02 -

18元8角8分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

- 03 -

中国5000年前就登上月球了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

“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

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

“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

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 04 -

我们走的是上坡路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

“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

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

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

“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总理笑着说：

“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

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

“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 05 -

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 06 -

你能说美国不是一个国家吗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

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 07 -

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

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面对阴诈小人，周恩来的态度是你不仁，休怪我更绝决，机智的回应不仅是维护了个人的尊严，更是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尊严。

真是扬眉吐气呀，

为周总理的智慧点赞。

周总理书法作品

人民永远怀念您，亲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后, 毛主席觉得悼词拟得不太恰当, 命令加了这三个字

众所周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而毛泽东在建国后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都是主席，所以也被人们亲切的尊称为“毛主席”。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他的一生，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

毛主席生于1893年，两年之后就是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卒于1976年，两年之后就是改革开放，享年八十三岁。

在他这一生中，有很多亲密的战友，也有不少人被称为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那么又是谁最早赢得“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一荣誉称呼的呢？

五十年的革命友谊

相信很多人会在想，不是朱德朱总司令就是周恩来周总理。

看来大家对新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还挺熟悉。没错，就是我们那敬爱的周总理。

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膀胱癌后，仍然本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带病工作。1976年1月8日，久病沉疴的恩来总理溘然长逝。他这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一向就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内外华人都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哭之情和缅怀之意，因为恩来总理在负责外交事务期间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邦交关系，是当时极为出色的外交家，深为世人敬重。因此，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特意为周总理降下了半旗以示哀悼。

当时全国人民都沉浸于悲痛之中，为了给总理送灵，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壮观场面，长安街道的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

十里长街送总理

主席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之后，悲痛不已，几天都食不知味，经常一个人躺在沙发上默默流泪。他本来就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大好，因此身边的人都很担心他的身体。根据他晚年秘书张玉凤的回忆“那几天，毛主席神情恍惚，不吃饭，看着让人心疼，我们担心毛主席的身体。万幸的是，毛主席最终无大碍，只是伤心过度。”

主席给周总理的花圈

在给总理开追悼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突然让张玉凤把给周总理写的悼词拿来看看。张玉凤把周恩来的悼词拿给毛主席，由于毛主席当时的身体非常差，有些字都看不清。张玉凤将周恩来的悼词念给他听，当听到一句“毛泽东同志的战友”这一句时，毛主席立即让张玉凤停住。毛主席说这句悼词不妥，应该加三个字才好。最后，毛主席让张玉凤把“最亲密”三个字加了上去。

就这样，敬爱的周总理就成了“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主席没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五十年的真挚友谊。

谨以此文，祝伟大的主席、伟大的总理在天堂安康。

1976年1月11日，首都百万群众，泪洒十里长街，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安放周总理遗体的灵车通过天安门。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十里长街送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