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壶公

　　与多数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我也有过自己的知青岁月，虽然对于社会而言，我的知青岁月平淡无奇、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个人而言，那段经历依然刻在自己的心底，成为老来的一种追忆。

　　“知青”这个名称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所谓的知青，不过是城镇市民户中一群刚接受了基础文化教育的初高中毕业生而已，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青年。

　　史料显示，全国性的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全面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知青的典型代表。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有统计资料说，文革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不论后来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不同评价和解读，但是，“插队”为党和国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是不争的事实。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网上资料显示副国级以上者就有近30位)都有这一时期插队的知青经历。至于其他各方面各层次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大小领导干部当过知青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论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而我们成为知青则属于另类，不能与领导们同日而语。本来，我们地质队长年累月奔波在偏远农村和深山老林，子女是可以内部直接招工的，不需要插队。但是，按照忻县（即现在的忻州）地方政府当时的政策，城镇户口人员不经过插队没有资格被招工，忻县革委会的意见是：哪怕一天，也要先插队再招工。

　　1975年是全国性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行将结束的头两年，这一年，513地质队与忻县地区革委会和忻县革委会联系，决定在忻县豆罗公社麻会大队设立知青点，安置513地质队的子女插队。于是，在当年5月5日，我们36名家属子女就成了513地质队的首批知青。

　　临走的那天，单位派了两辆卡车去送我们。当汽车启动开出地质队大院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家长们大都掉泪了，无疑，我的母亲是最先掉泪者之一。我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复杂而沉重的，因为，虽然大家都被告知忻州地委和忻县革委会的意见，我们插队只是招工要走的一个程序而已，就连麻会村的社员给我们配发铁锹、锄头和镰刀这“三大件”农具的时候，都对我们说：不等农具磨亮你们就都走了。虽然如此，毕竟世事难料，很多家长们还是担心：孩子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应该说，513地质队的领导班子对我们这些子女是非常关心的，队革委会领导班子专门研究，挑选了两名在职人员作为我们知青点的领队，负责我们日常的生活管理和与当地协调关系，其中一名男领队王银虎还是513地质队的领导班子成员（革委会委员、副队长），女领队李敏则是513地质队老领导的女儿，年长我们五岁，与我们都很惯熟。

　　麻会大队（即麻会村）离513地质队大院仅仅不到10公里。到达村里，我们36人按照事先早已划分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四个生产队，我与刘合备、刘会军、邓楚玉4名男生和许文玲、张秀芳、赵桂香、王丽琴、王晓敏、高贵枝6名女生被分配在第三生产队，温军贵、郑照刚、刘建明、郭德发、姚桂军、任正芝、朱翠莲、陈晋娥、侯美花和李祥熙、郭春英等其他26人被分配到一、二、四生产队。

我们三队的10个人集中居住在一所完全闲置的院落里，女生住在正房，男生住在东房，单位男领队的床铺也和我们4个男生安在一个土炕上，只是他很少在这居住。这所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它是周姓主人(周志明)的祖宅，周是忻县革委会宣传部的一名领导，他的家眷就住在隔壁院里，他周日休息回来曾多次过来和我闲谈，我和他的儿子周贵生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

　　距离现在时间太久，我已记不得其他伙伴们刚到农村都干什么农活，我是直接被分到水利队进行春浇。水利队都是村里的青年男女，我很快融入其中。春浇在晚上进行，白天休息。起初，我和大家一起看地垄，他们教给我在地头水渠豁开一个口子，让水自由地浸漫浇灌，然后跑到地垄的另外一头坐地等待，等水全部漫灌满了之后，再跑过去封堵浇完的地垄，重新豁开另一垄，而他们自己总要多次来回巡查几番，随时把高处的地面铲平，让水全部浇到。他们如此，我自然也不好意思一直坐地闲等。

　　由于那时是集体经济，农村每年冬天都要在农业学大寨中大规模地深翻土壤、平田整地、兴修水利，因而生产队所有的土地都比较平整，大块大块的农田能够把地垄做的很长，坡度极小，既方便浇灌，又方便机耕。从豁开水渠一侧地垄的口子，到灌满地垄的另一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等待的间隙，后半夜可以打盹小憩，而前半夜这些男男女女有的无拘无束地说笑打闹，有的则扯开嗓子唱起乡村民歌小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跟他们学会了《走西口》《打樱桃》《亲口口》等表现男欢女爱的脍炙人口的山西情歌，还知道了有个最刺激、放肆的 “捉睡狐”行为。所谓“捉睡狐”就是在女同志躺在地头迷糊打盹的时候，男人趁机上去“揩油”占便宜。不过，他们也只是把这当作趣事笑谈，从来没有见到谁真敢去试试。

　　虽然说浇地这个农活不累，但是却也需要格外操心，来回巡视，别让半路跑水。有一回我在地头久等不见水流过来，赶紧回去巡查，结果发现是主干渠半路豁开了一个口子，水都流到了沟里。为了尽快把豁口堵上，我毫不犹豫地一脚踏进没过膝盖的水渠里，另一脚跨在水渠上边，挥舞铁锹奋力挖泥封堵。当时只是5月初，深井里泵上来的水特别凉，但是，没有办法，身边又没有其他人帮忙，我的一条腿只能在冰冷的水渠里才能方便快速操作。从此，我下水的右小腿落下了天凉就疼的老毛病，一直伴随到现在。

　　水利队的每一个人对我都特别关照，我和他们在一起，扛着铁锹、提着马灯在田间地垄浇地，每天都是轻松愉快的。但是，这种农活干了不长时间，水利队队长就安排我照看二级水泵站了。这是个更加轻松的差事。二级水泵站是把一级水泵抽过来的井水，提升到高处的农田水渠，我的任务就是合闸、关闸，照看水泵正常抽水运转。由于这个水泵站是露天的，他们还特意搭了一个简易的草棚，既可防晒，又可防雨，里面可以躺着。又由于这个二级水泵站就在村口的大路边，是社员们出工、收工的必经之地，他们吩咐我在社员们出工、收工的时候要站着或坐着，平时可以随便躺着，但是必须随时照料一下，确保水泵正常运转提水。显然，他们这样吩咐我，是为了避免给老社员们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对于随时照料水泵是否正常运转，我采用了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躺下睡觉的时候，把脑袋枕在橡胶的水管上。那是大约接近20公分粗的螺纹胶管，枕在头下不高也不低，水流声音哗哗作响，犹如轻快流畅的交响音乐，水泵一旦泵不上水了，犹如乐队演奏突然乱了，马上就会听出来，这时我立马起身检查怎么回事，多半是一级干渠的水不够了，导致二级水泵的进水口露出了水面，需要关闸停机，等待一级干渠把水坑灌满，然后重新往水泵里注水，再次合闸开机就好了。

　　说心里话，水利队的社员们对我真是太好了，回想这段往事，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浓浓的暖意和感动。水利队社员们个个年轻、活泼、淳朴、善良，浑身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觉得我是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从小没有吃过苦、受过累，所以总是想办法尽量让我干的轻松点、简单点。那个时候，虽然国家千方百计要消灭城乡差别，农户与市户之间在各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这些淳朴善良的青年农民并没有因此对市户的人表现出任何的愤懑和仇视，相反，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是满满的真诚与友善。不仅如此，他们当中有两位的家就在我们住的附近，还经常把自家做的油糕、包子送来给我，那个年代这是农家逢年过节和偶尔改善生活才吃的美食。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离开麻会的第二年，生产队还给我捎来几百块钱，那是我劳动的工分所得，当时社员生产劳动的工分评为四个等级：一等10分，二等9分，三等8分，领队告诉我说，他们给我评了特等10.5分。

　　仔细回想，在麻会插队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没有接触过年长的社员，从春到夏，我都在水利队，耕地、施肥、除草、收割等这些农活我什么都没有干过，而这些农活要比浇地辛苦劳累的多。严格地说，我并没有通过插队得到真正的摔打、锻炼，而更多的是得到贫下中农们真诚朴素的关心照顾，这也是他们对我最有效的心灵教化。现在，当我看到有些知青题材的电视剧里，有描写村干部和社员对知青故意为难甚至以恶相向的桥段，我都不大相信，因为普遍来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干部大都是推选公道正派之人担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那是个好人管坏人的时代。我自己作为过来人，经历的事实也是如此。诺大的中国，那个时代即便有行为不轨、施虐知青的村民和干部，那也是极其个别的少数，绝没有普遍性。

　　秋收之后，打场收粮入库，入冬天气转凉，按照现在来看，这应该是农闲时节，而当年却是新一轮劳作的开始——大规模的平田整地和深翻土地，田野里一片繁忙，铁锹、镐头、箩筐、小平车、拖拉机等农具在社员们操弄下演奏着热闹的冬季田园大合唱。社员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就在地头吃饭休息，有时候还要挑灯夜战，天寒地冻，非常辛苦。但是，我们这些男同志却普遍躲过了这一关，偏偏羸弱的女同志却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冬季平田整地的大军中。那是因为当年冬天，513地质队要帮助麻会大队在村中间的河床附近打一口抗旱用的深水井，我们男同志都被抽到了打井的钻机上。

　　打井自然也是513地质队的领导们为了与麻会大队搞好关系，出于关心我们这批插队子女的考虑。水井打好了，山西冶金地质公司的招工指标也下来了，当年年底，我们36个插队子女除了陈晋娥、宋楚玉等个别年龄不够以外，都被招工回到了地质队。说来也不合理，插队没说年龄不够，招工却要卡住年龄。但当时就是那样，属狗属鸡的都走了，属猪的差一岁就继续留下来插队，第二年即1976年，冶金地质行业两次大招工，他们才随第二批插队子女一起回来，随之，513地质队在麻会大队的知青点在年底也自动撤销。1977年，在麻会大队插队近10年的最后两名北京知青也回城了。

　　上山下乡、插队、知青，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更是特殊产物里的特殊情况。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无论见仁还是见智，都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不能以某种个人的恩怨得失去衡量，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群体的角度评判，它虽然不能说是喜剧，但也绝对不是悲剧，任何影视剧和其他文艺作品，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它渲染的那么悲情。对某个单独的个体而言，也许曾是悲剧，但是，悲剧的人生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国家没有呢？

　　插队那年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至今我还保留着，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还滚瓜烂熟地记着。不过，坦率地说，我们虽然在这一大潮中下到了农村，但是谁也没有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也没有那个觉悟，我们在认认真真地走招工必经的程序。我们36人虽然居住和劳动都分散在4个生产队，但是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大队专门配备一名会做饭的社员为我们做饭，由我们的女知青赵桂香当食堂管理员，每周馒头、窝头、面条、包子、米饭变着花样吃，也没觉得委屈。除了生产劳动以外，日常的生活和学习，都由513地质队派来的两个领队负责，同时还指派了李祥熙、郭春英和我担任知青点的正副点长协助管理。李和郭是高中毕业生，我只上过初中，36人当中，初中毕业生有20多位。我记不得李和郭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外在知青点的管理上都干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作为副点长好像没有干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我的思想很简单：老老实实呆着，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别出风头，也别掉队，什么时候招工什么时候和大家一起走。我的心里是踏实的，情绪是稳定的。只是当许文玲突然被太钢提前招工走了的那几天，掀起了小小的心理波动，多多少少为她羡慕，为我们焦急，不过很快这种情绪就淡化了。事实上，我们只比许文玲晚走了两个月而已。

　　回忆插队的半年多，我心里是甜蜜温暖的。贫下中农对我的特别照顾和一些知青同事对我的特别关心，还有许多小细节、小故事，它们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只是我的能力所限，这支笔无法完全表述出来。我后来常常想，其实我们在农村插队的时间有点太短了，如果再长上一两年，汇聚36个男女的麻会知青点，一定会发生许多回味无穷甚至影响一生的故事。

2020年7月4日草就于晋阳明德书屋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改定

(照片除毛选和其印有上山下乡扉页的两幅外，其余全部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