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与高考

依山居

　　许多孩子会说高中生活是一种苦难，因为要挤高考这座独木桥。

其实，现在的高考早已算不得过独木桥了，因为现在的高中毕业生都能有一个大学读，考不上公立的还有民办的，各式各样的大学已经多如牛毛了。而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录取率则仅仅是5%，那时候根本没有几所大学可供选择，发达地区的大学招生大多数局限在本地，分给外省的名额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清华北大了。教育资源不但不均衡，而且相当不公平。偏远省份大学少的，能够考上本科的学生就属于凤毛麟角了。

　　初中的时候，我学习还算不错，考上了县城唯一的重点高中。高一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已经成了我们励志的口号，高二分科的时候只有数理化不好的学生才上文科。也许是面子原因，我坚持要学理科，但我坚持了半年多就混不下去了。数学和物理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难懂，我只好灰溜溜地走进了文科教室，起五更爬半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突击了别人已经学完了的历史和地理，才进入点状态。

　　1981年5月15-16日是我参加预选的日子。

那时的高考，是要过初考和统考两道鬼门关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大学很少，高中毕业生又太多的原因，一些省份就先对考生进行一次预选，刷掉一些学生。只有过了预选这道关的，才能拿到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准考证，也许是为了提高录取率吧。我一直以为设置初考这道关卡是不合理的，它剥夺了寒窗苦读的学生直接参加高考的权力。

　　初考结束后，县里对进入统考的学生很重视，让我们搬到了教师进修学校去封闭学习，大课间还给增加营养餐，每人一碗豆浆几根油条，晚上还要上自习。开始的时候我还骑着自行车去上晚自习，由于村里和公路上都没有路灯，摔了几跤后我就不再去了。在进修校封闭学习期间，是备战高考最紧张的时候，但晚自习也给同学们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听说一些同学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最后结为夫妻的却只有两对，也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点燃的火种。

　　7月的7、8、9三天，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原因吧，还有说是因为南方这个季节经常发大水，多年以后就把高考时间调整到了6月，但日子还是7、8、9号几十年来一直没变。网上查了一下，1981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11%，据老师说我们省当年的录取率是7%。这样的录取率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没有希望，自然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就连我这个农村的孩子，考试前也是一样看电影、侃大山。城里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读中专、上技工，或者直接招工招干进银行进工厂接班啥的，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而农村的学生则是回到村里耕田种地，觉得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千百年来一直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也许是天气太热和精神紧张的原因吧，高考前的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折腾了大半夜，也不记得都胡思乱想了些什么，家里也没有什么安眠药，当时的农村也没有多少人拿高考当回事。

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好多平时都会的题目都睁着眼睛答错了。高考的分数我记在一个小日记本儿上，后来就找不到了。那时的高考是百分制，我的语文分最高，地理第二，数学则不及格，大约是50多分吧。从初中开始，我数学就不好，高中的数学老师对我也不好，说我是浆糊脑袋，我也就更懒得学数学了。那时的英语是折半算分的，我英语考了24分，实际得分就是12分了。那个时候高中是两年制，第二年我就彻底放弃这门鸟语课了。

发榜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几张大红纸贴在县政府大院的外墙上。记得去看榜的时候心里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一样，沉沉闷闷的感觉。看到自己被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的时候，有一些失落也有一点兴奋，失落的是自己应当考得更好些，以平时的成绩上本科是没问题的，兴奋的是自己是一个农村孩子，从此就是有供应粮本的人了，再也不用回村里干活了，也不用挑水了，因为家里的水桶实在是太大，每次从井里打水我都只装半桶，但挑起来还是列列勾勾的，邻居家的叔叔大爷都当面取笑我。

　　高考结束后，一个叫老曹的同学请几个同学在他家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在同学家吃饭，喝没喝酒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的想法是城里的同学能请我这样一个农村的同学到家里吃饭是莫大的荣幸，以后一定记得要感恩人家。老曹后来学开车，搞运输，做生意，听说一些同学回去聚会吃饭，大多是他来安排。许多年前，就把县城里的生意交给别人打理，自己跑到北京开辟新天地去了。

　　高中毕业之后，考上大学的同学就各奔东西了，留在县城的同学发展得也都很好。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漏子名字尽管有些不雅，但却成了各行各业抢手的人才。考上大学的人到学校读书去了，没考上的，只要有城里户口的，都被法院、公安、工商和银行等部门给招干了。我们死读书的时候，他们上班挣钱了；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们结婚生子了；我们刚刚接触社会人情世故一点不懂的时候，他们通过自学考试或者党校什么的也拿到了大学文凭，在工作上成为中坚力量呼风唤雨了。后来听说高中同级的好多没上大学的都当上了银行行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法庭庭长。我们这些读师范的学生毕业后都当了老师，好多同学早已两鬓斑白，还在默默地燃烧着自己。

　　1999年我回老家的时候，住在老徐家。老徐是我高中同学也是大学的校友，毕业后在我们村东头五七干校改成的农业中学当老师，后来改行进了机关，现在应当是哪个局的局长了。他和老曹聚了几个对我有点印象的同学在一起喝酒叙旧。喝酒的时候知道了同班的老美嫁给了当刑警队长的二胖儿，老徐则娶了滑冰很好当法官的阿静。以后陆陆续续地知道了警察学校毕业的老裴当上了公安局副局长，学哲学的班长老齐工作几年后辞职到了广东，现在在山东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学习委员则跑到加拿大混成了外国人不再回来了。

毕业后我和高中同学联系的很少，上学时和城里的学生就很少有交集，和女同学则是连话都没有说过几句。现在偶尔打电话的只有山东的老齐、在老家的老徐还有在鲅鱼圈混得风生水起的贵臣，他们的电话会让我想起一些高中时的往事，但翻遍记忆，那些往事都极其平淡，没有一点波澜。

　　高中毕业后在他乡生活已近40年了，期间接待过许多老家来的朋友，从儿时的玩伴到工作的同事，甚至还有我不记得名字的老家的县长等一些父母官，但高中同学却为数寥寥：陈江、老徐和阿静、成子和德香都是夫妻同行来的，贵臣和老黄是结伴来的，老齐是自己来的。青岛的书明和北京的老曹结伴而来的时候，我邀请了在鲅鱼圈的贵臣夫妇前来作陪，喝掉了足够挑起情绪的红白啤酒之后，我们大半夜地跑到付家庄海滩上放声吼叫《春天里》和《军港之夜》等一些释放激情的歌。

　　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的情绪与日俱增。现在回想起来，应当感谢曾经联系并前来看望我的这几位高中同学，给远在他乡的我带来一些故乡的消息，让我在微醉之后还能翻捡一下近乎遗忘了的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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