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诊所”

Raymond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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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攻击⼀个国家脆弱的神经组织的所有病毒中，谣⾔是最恶毒的。它最危险的携带者是⽆辜的⼈，他们喜欢讲⼀个⾼耸的故事。”

——《⽣活》杂志，“波⼠顿谣⾔诊所与伤害道德的传⾔作⽃争” ，1942年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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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的战争

1942年的⼀天早晨，调查专栏作家弗朗西斯· 斯威尼（Frances Sweeney）照常到“谣⾔诊所”去上班。

在办公室⾥，她的⾮洲裔美国同事哈里森告诉她，有传⾔称，德⽂斯堡要塞的印第安⼈⼠兵正在杀害和强奸⽩⼈。

德⽂斯堡要塞（Fort Devens）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德尔塞克斯县的⼀个的美国陆军军事设施。在第⼆次世界⼤战期间，第1、32和45师在该地接受训练。

哈⾥森对斯威尼说，他是从⼀个朋友那⾥听到的。斯威尼向他要了他那个朋友的地址之后，就出发去“排雷”了。

斯威尼的第⼀个寻访者对她说，他是从艺术家劳伦斯· 库普弗曼（Lawrence Kupferman）那⾥听到的。

1942年弗朗西斯· 斯威尼访问艺术家劳伦斯· 库普弗曼。取⾃Gettyimages.com

斯威尼到库普弗曼的⼯作室去与了解情况，普弗曼告诉她，他是从另⼀位艺术家吉廖· 但丁（Giglio Dante）那⾥听到的。

1942年弗朗西斯· 斯威尼访问艺术家吉廖· 但丁。取⾃Gettyimages.com

斯威尼找到但丁的⼯作室。但丁告诉她，他是在城北的酒吧⾥从海员⼯会的业务代表汤姆· 麦克⾼恩 （Tom McGowan）那⾥听说的。

斯威尼找到了海员⼯会办公室。取⾃Gettyimages.com

斯威尼在⽣活被称为 “艰难的意⼤利区”的找到了海员⼯会办公室。

1942年弗朗西斯· 斯威尼访问海员⼯会的业务代表汤姆· 麦克⾼恩。 取⾃Gettyimages.com

麦克⾼恩告诉她，谣⾔是在德⽂斯堡的⼀名⼠兵抱怨印第安⼈没有幽默感之后开始的。

经过斯威尼及其同事穷追不舍的连环调查，⼀个⽆中⽣有的谣⾔终于被理清了。

斯威尼将谣⾔的调查结果传给了意⼤利报纸《 La Costrocorreste》 的反法西斯主义编辑，后者在类似于《先驱报》的谣⾔诊所的专栏 中登载，⼴为宣传，以正视听。

这是⼀段真实的故事。 

1942年的弗朗西斯· 斯威尼（Frances Sweeney）。 取⾃维基百科《Frances Sweeney》

故事的主⾓弗朗西斯· 斯威尼是⼀名新闻⼯作者，1940年代波⼠顿发起了对抗法西斯主义和政治腐败的运动的时候，她编辑了⾃⼰的报纸《波⼠顿市记者》，并参于创建了《波⼠顿先驱报》谣⾔诊所，以打击虚假信息。

信息，情报，谣⾔

⾃从世界上有了⼈类，就有了信息的交流，例如最早的⽒族部落，⽤⼿势⽐划，加上连喊带叫，告诉你狼群正在向他们逼近。

信息传播的发达程度，是⼈类社会进化的标志。

真实的信息，可能具有商业价值以及军事价值，是重要的情报。谣⾔，即虚假信息的制造，是社群、公司、国家竞争的⼿段。 谣⾔，像⼋卦的⼤多数形式，通常植根于半真相或者彻头彻尾的虚假事实。

在第⼆次世界⼤战期间，传闻不已的这些谣⾔破坏着平民的⼠⽓，当它们⼏乎失控时，甚⾄在军事界引起动荡。

谣⾔最危险的携带者是⽆辜的⼈，

他们喜欢讲⼀个⾼耸的故事。

《⽣活》杂志1942年10⽉12⽇版报道说：“轴⼼国⾜够聪明，可以利⽤现有的不满情绪，通过短波⼴播和道德破坏者，散布有关美国犹太⼈，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领导⼈的危险谎⾔，使美国⼈民陷⼊了⼀种⼼理⾃杀。”

1941年10⽉12⽇《⽣命》杂志，“波⼠顿谣⾔诊所与伤害道德的传⾔作⽃争”，88-102页。

《⽣活》杂志说：“在战争中攻击⼀个国家脆弱的神经组织的所有病毒中，谣⾔是最恶毒的。它最危险的携带者是⽆辜的⼈，他们喜欢讲⼀个⾼耸的故事。” 

2020年4⽉6⽇，《⾏为科学家》杂志发表了阿克伦⼤学卡明斯⼼理学历史中⼼的主任凯茜· 费耶（Cathy Faye）的⽂章“嘴唇松动：危机期间的谣⾔⼼理”（Loose Lips: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During Crisis）。

凯茜· 费耶在⽂章中说：“珍珠港爆炸事件发⽣后，当美国进⼊第⼆次世界⼤战时，美国公众 的⼼理状况与我们⽬前的（Covid-19 ⼤流⾏）情况类似。 他们不确定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战争何时结束或可能造成多⼤破坏。 他们寻求的信息通常由于战时审查⽽⽆法提供。 他们感到焦虑，不确定，以及对从政府和新闻媒体那⾥收到的信息保持警惕。”

在1941年12⽉⽇本袭击珍珠 港之后，政府没有⽴即提供死亡⼈数以及美国将如何应对的细节。他们花了三个星期才发表正式声明。 延误，再加上先前与战争有关的公共信息处理不当，使公众信⼼降⾄历史最低点，谣⾔激增。

尽管当时政府敦促美国⼈“避免闲聊”，但谣⾔在酒吧和⼯⼚的车间⾥，以及在其他喧闹声很⾼的地⽅，像滚雪球⼀样不断放⼤。 最常见的谣⾔削弱了美国的战争努⼒，在公众当中引起了怀疑和恐惧。例如：

• 没有任何美国海军船只在珍珠港袭击中幸存。

• 明尼苏达州的⼀位母亲从⽇本收到⼀个装有被俘⼠兵⼉⼦的眼睛的盒⼦。

• 男⼈和⼥⼈在造船公司因从事军事⼯作⽽被杀。

• ⼀枚装有“⿏疫菌”的炸弹被投到俄勒冈州的库⾥县。

谣⾔磨坊在翻腾着、搅动着。

1942年的第⼀家“谣⾔诊所”

波⼠顿每⽇先驱报“谣⾔诊所” 

1942年3⽉1⽇，⼼理学家⼽登· 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和他的学⽣罗伯特· 纳普（Robert H. Knapp）在哈佛⼤学成⽴了 第⼀家“谣⾔诊所”，以抗击第⼆次世界⼤战期间的谣⾔。他们与《波⼠顿每⽇先驱报》建⽴了合作关系。

《波⼠顿每⽇先驱报》为该诊所设⽴了专栏，“谣⾔诊所”每个星期天在专栏上发表⽂章，驳斥流传的谣⾔。谣⾔⽤斜体字表⽰，后面跟着有关部门，读者，或者诊所的调查员提供的事实。

1942年在波⼠顿成⽴的的第⼀家“谣⾔诊所”。取⾃Gettyimages.com

诊所每周对谣⾔的驳斥通常包括指出谣⾔起源于何处，它是如何传播的。 然后，科学家将对谣⾔进⾏分析，探索传闻的社会和⼼理功能，以帮助公众理解为什么谣⾔在战时如此猖獗。

这些专栏的⽂字还印在传单上，张贴在⼯⼚的公告板上和其他公共场合，使其⼴为流传。

波⼠顿诊所的专家们认为，“将虚假谣⾔拖⼊公开场合，对其进⾏批驳，消毒，⽐让它像毒药⼀样溃烂和传播更好”。

“谣⾔诊所”的组成部分

除了报纸专栏以外，“谣⾔诊所”还有⼀⽀由300名⼠⽓管理⼈员组成的谣⾔收集和调查队伍。这些⼠⽓管理⼈员来⾃调酒师，⼯⼚⼯⼈，⼥服务员，以及众多的报告和追踪谣⾔的平民。

“谣⾔诊所”有⼀⽀由300名⼠⽓管理⼈员组成的谣⾔收集和调查队伍。他们来⾃调酒师，⼯⼚⼯⼈，⼥服务员，以及众多的报告和追踪谣⾔的平民。取⾃Gettyimages.com

波⼠顿先驱报的“谣⾔诊所”还包括马萨诸塞州成⽴的宣传研究部，以及公共安全委员会。纳普和⼽登·奥尔波特⼀起负责该部门。

《读者⽂摘》和《美国⽔星》刊登了有关《波⼠顿先驱报》开拓性⼯作的故事。⽂章⿎励读者： 报告您听说的谣⾔，包括当前在您的社区中传播的、任何荒唐，破坏性，破坏⼠⽓的故事。希望对波⼠顿谣⾔诊所有所帮助。

⽂章发表后不久，美国各地的其他诊所也开始出现。在旧⾦⼭，费城和锡拉库扎等城市，⾄少有⼗⼏家类似的谣⾔诊所在运营。 这些诊所由妇⼥团体，学⽣和⼤学俱乐部经营。谣⾔诊所成了平民参与战争努⼒的新途径。

美国第⼆次世界⼤战的海报警告不要散布谣⾔。 国家档案/ 515079 

美国政府成⽴“战时信息办公室”

认识到可能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损害平民⼠⽓的情况，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于1942年6⽉13⽇签署了⼀项⾏政命令，成⽴了战时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time Information，简称OWI）。

OWI合并了多个机构，并旨在成为监督和维护情报的中央资料库，发布在美国传播的所有战时信息。

华盛顿特区战争情报研究⼯作者办公室，1942年。CONGRESS / LC-USW3- 024186-D

该办公室的⽬标是制服虚假信息，并且宣传有关美国政府的战争努⼒和活动进展的“积极”信息。

OWI与爱国⼴播电台以及美国之⾳（⼀家美国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起⼯作。

当轴⼼国发动的谣⾔攻势变得问题严重时，美国政府拟定了“谣⾔计划”（Rumor Project），作为⼀种向美国⼈宣传和教育如何从传闻中识别事实的⽅法。

按照当今的说法，这是针对假新闻的真实新闻。

该项⽬建议在美国各⼤学建⽴“谣⾔诊所”，由教授和学⽣组成的志愿者经营，专门研究谣⾔，并向OWI汇报。OWI控制信息流。

最初确定了⼋间可能的诊所，其中⼀间在波⼠顿，由谣⾔⼼理学的早期研究者罗伯特· 纳普（Robert Knapp）领导。 后来又提出成⽴⼆⼗多个诊所。

根据历史⽂献记述，在第⼆次世界⼤战期间，由政府OWI主导的战时信息发布资源和民间团体⾃发成⽴的“谣⾔诊所”同时存在，成为社会舆论导向的脊梁。两者共⽣共存，直到⼆战结束。 

谣⾔的存在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谣⾔的存在是社会⽣活中的寄⽣现象。

⼆战期间，各个交战国都为克服谣⾔付出了巨⼤努⼒。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时世界中，所有交战国家都给⾃⼰的⼈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不要传⼋卦和传闻。

相对于美国⽽⾔，处于交战前沿的国家，例如英国和德国在社会舆论控制⽅⾯做的更为极端。

他们不仅在本国控制新闻的传播，⽽且通过军⽅以及敌后的特别⾏动组织，⼤量制造谣⾔，以期制造混乱，突破对⽅的⼼理防线。

也就是说，⼆战期间，英国和德国都为制造谣⾔付出了巨⼤努⼒。

英国在⼆战期间进⾏的“⼼⾥操作”

1940年夏天，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BEF）在法国惨败，这是英国第⼆次世界⼤战最⿊暗的时刻。

英国当时的优先事项是为可能的德軍⼊侵做准备，她探索了⼀切⼿段来捍卫国家。

在整个英国，海报都以“飞短流长输掉了战争”，和“⽆聊的谈话损失了⽣命”等著名短语来强化了这⼀信息。

英国本⼟宣传海报：防⽌谣⾔传播

随着BEF的残余⼈员在英格兰重新集结并开始密集地进⾏反⼊侵防御的建设，英国战时办公室（Department Electra House。 简称EH）成⽴了地下宣传委员会（Underground Propaganda Committee ，简称UPC），以最严格的保密性制定本⼟反⼊侵窃窃私语运动。

1940年7⽉，包括EH在内的三个秘密组织合并成一个叫做“特别⾏动执⾏官”（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简称SOE）的机构，其⽬的是在被占领的欧洲（以及后来在被占领的东南亚）对付轴⼼国，进⾏间谍，破坏和侦察，并协助当地抵抗运动。因此，UPC⾃然⽽然地成了SOE的⼀部分。

⽬前英国第⼆次世界⼤战博物馆的档案馆⾥保存了UPC在1940⾄1945年之间制作的谣⾔全⽂检索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UPC和其他机构发布的约5,000种谣⾔。

1943年8⽉起担任SOE总监的Colin McVean Gubbins将军。取⾃维基百科《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在轴⼼国占领或攻击的所有领⼟上开展活动，该组织直接雇⽤了或控制着13,000多⼈，其中约3200⼈为妇⼥。

战后，该组织于1946年1⽉15⽇正式解散。在伦敦西敏寺西侧回廊的墙上，有第⼆次世界⼤战期间在SOE服役的所有⼈员的正式纪念碑。伊丽莎⽩⼥王（Queen Elizabeth）于1996年2⽉13⽇为纪SOE念碑揭幕。

除了UPC开展的本⼟反⼊侵私语运动，以及后来SOE进⾏的对敌⼼理战之外，⼆战时期英国的新闻界也为本国的舆论导向做出了贡献。

莱斯利· 格拉斯爵⼠于1973年3⽉14⽇在国防学院作过⼀次题为《⼼⾥操作》的演讲。

莱斯利· 查尔斯· 格拉斯爵⼠（Sir Leslie Charles Glass）爵⼠曾在第⼆次世界⼤战期间担任东南亚⼼理战部的陆军军官，在紧急状况期间担任塞浦路斯的信息局长，后来担任反颠覆委员会主席。

格拉斯爵⼠回顾了第⼆次世界⼤战中英国在社会舆论导向的战线上所付出的努⼒。他说：“在第⼆次世界⼤战中，特别是在欧洲战区，我们主要有3个宣传机构”。

“第⼀个（机构）是BBC本⾝，即使在战时，它也保持了其独⽴的地位，尽可能真实地跟踪新闻，并且因为它在困难时期说出了真相，因此⼈们在繁荣时期仍然相信它。” 

格拉斯爵⼠所说的第⼆个机构是英国军⽅帮助英国⼴播公司建⽴的⼀个秘密部门。该部门由政治战执⾏官布鲁斯· 洛克哈特和迪克· 克罗斯曼负责，进⾏所谓的“⽩⾊宣传”，包括通过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占区散发传单，旨在破坏敌⼈的⼠⽓，但基本上是真实的宣传，政府准备承担责任。

还有⼀个机构是每⽇快报的塞夫顿· 德尔默（Sefton Delmer）领导下的⼀个⼼理特别⾏动部门。该部门的秘密总部设在沃本修道院（Woburn Abbey），进⾏所谓的“⿊⾊宣传”。该组织专门从事宣传活动，假装消息出⾃英国以外的其他来源，英国政府可以不为其承担责任。

二战期间塞夫顿·德尔默（Sefton Delmer）向德国⼴播。（德尔默庄园提供）

德国在⼆战期间进⾏的“⼼⾥操作”

在德国，⼀张海报说明了“厕所谣⾔”如何在下午2点传播给⼀个⼈。 会迅速传播，所以到下午3:30 成千上万的⼈听到了这个丑闻。类似的宣传画被⽤来说服德国⼤众不要传播故事。

德国公众被警告有关“厕所谣⾔”的危险。（由Klaus Kirchner博⼠提供）

1933年3⽉13⽇，第三帝国成⽴了宣传部，任命约瑟夫·⼽培尔为部长。纳粹政策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基⽯是统⼀居住在德国帝国边界之内和之外（例如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德国民族，将其统⼀在⼀个⼤德国之下。

新闻界的审查

报纸只能刊登有利于纳粹的故事；每天举⾏简报会，以供编辑告诉他们打印什么以及在报纸上放置⽂章的位置；犹太记者被禁⽌在新闻界⼯作；编辑必须加⼊纳粹党或被解雇。

到1935年，关闭了1,600家报纸。到1939年，纳粹直接拥有69％的报纸。

⽆线电⼴播的控制

所有⼴播输出均由Goebbels部通过帝国⼴播公司（Reic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控制。禁⽌国民收听外国电台。

德国政府组织销售900万台低价收⾳机，让⼤多数德国⼈能够买得起。这些⼈的接收器只能调谐到纳粹电台。到1939年，⾄少70％的家庭拥有⼀台收⾳机。

⼤型公共活动

召开群众集会表明公众对纳粹主义的⽀持，其中包括⾳乐，演讲和展示德国军事实⼒的⽰威游⾏。最⼤的集会是⼋⽉份举⾏的年度纽伦堡集会。历时⼀周，每天都有⼀个不同的纳粹组织参加。集会的特点是秩序，纪律，⾏进，旗帜和符号的⼤量展⽰。

喜悦享乐（KdF）运动负责组织体育赛事。柏林举办了1936年奥运会，纳粹借此机会展⽰了该政权的成功并展⽰了雅利安⼈种的优越性。

1933年8⽉27⽇希特勒青年团于组成⼗字标记，以此来纪念德国的⼠兵。取⾃《⼤西洋⽉刊》“照⽚中的⼆次⼤战”，2011年6⽉19⽇，ALAN TAYLOR。

⽂化控制

纳粹宣传部门制定了清单，列出了2500多个被禁⽌的作者。⿎励⼈们烧毁挑战纳粹思想和价值观的书籍。1933年，柏林⼤学销毁了2万本不可接受的书籍。其中包括犹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撰写的书籍。

1938年4⽉30⽇，信仰纳粹的青年⼈参加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焚书活动。焚烧书籍代表了审查制度的⼀部分，被烧的书籍通常是在⽂化，宗教或政治上收受当局禁⽌的材料。取⾃《⼤西洋⽉刊》“照⽚中的⼆次⼤战”，2011年6⽉19⽇，ALAN TAYLOR。

宣传和审查制度对德国⼈民⽣活的影响

宣传运动的规模之⼤，使得希特勒和纳粹党融⼊⼈们的⽣活之中。 ⼗字符号出现在每个政府制服和公共建筑上。希特勒的照⽚随处可见。每周在电影院放映的纳粹新闻纪录⽚，以及咖啡馆和⼯作场所的扬声器，都意味着⽆法避免纳粹信息。

1932年7⽉9⽇，成千上万的德国⼈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的伟⼤的全国社会主义（Great National Socialistic）会议。取⾃《⼤西洋⽉刊》“照⽚中的⼆次⼤战”，2011年6⽉19⽇，ALAN TAYLOR。

1933年，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简称HJ）接管了德国的所有青年运动，控制教室以外的年轻⼈的活动，使他们忠于希特勒；训练男孩成为⼠兵，让⼥孩成为妻⼦和母亲。

1935年9⽉11⽇，成千上万的年轻⼈蜂拥⽽⾄，听取他们的领导⼈赖希富勒· 阿道夫· 希特勒（Reichsfuhrer Adolf Hitler）在德国纽伦堡举⾏的全国社会党⼤会上讲话。取⾃《⼤西洋⽉刊》“照⽚中的⼆次⼤战”，2011年6⽉19⽇，ALAN TAYLOR。

《恶意⾏为法》

1933年3⽉21⽇，德国当局通过了《恶意⾏为法》（德⽂：Verordnung zur AbwehrheimtückischerDiskreditierung der nationalen Regierung；英⽂：Malicious Gossip Act）对讲述反纳粹笑话和传播谣⾔者判处罚款或监禁。

对外⼴播

⼆战期间，德国当局使⽤⽆线电将其信息传递到被占领⼟和敌对国家，主要⽬标之⼀是英国。

德国对外宣传战的经典例⼦是1945年英国审理的乔伊斯（Joyce）叛国案。

威廉· 布鲁克· 乔伊斯（William Brooke Joyce）威廉·布鲁克·乔伊斯（William Brooke Joyce）出⽣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家庭。

乔伊斯出⽣后随⽗母回到爱尔兰。1932年，他加⼊了英国的法西斯联盟（BUF），并迅速成为其中⼀位主要发⾔⼈。1934年他升任BUF宣传总监。1939年8⽉下旬，即宣战前不久，乔伊斯和他的妻⼦玛格丽特逃往德国。他于1940年成为⼊籍德国公民。

，在柏林，乔伊斯为德国⽐罗· 康科迪亚（BüroConcordia）组织⼴播。乔伊斯最初是⼀位匿名⼴播员，最终向听众透露了他的真实姓名。并且他偶尔会称⾃⼰“威廉· 乔伊斯，否则称⾃⼰为⼭楂勋爵（ Lord Haw-Haw）”。1940年时，估计他在英国有600万定期听众和1800万偶尔听众。他的播⾳总是这样开头：“德国呼叫，德国呼叫，德国呼叫”。他在⼴播中散布动摇民⼼的虚假信息，敦促英国⼈民投降。除⼴播外，乔伊斯的职责还包括为在英国战俘中分发宣传品，招募这些⼈加⼊党卫军的英国⾃由军。

1945年5⽉28⽇，乔伊斯在德国与丹麦接壤的弗伦斯堡被英军开枪击中了臀部之后成了俘虏。

1945年，德国⼈威廉· 乔伊斯被俘。他被捕时⼤腿上受了枪击，躺在⼀辆武装警卫的救护车中，然后从英国第⼆军区总部带到医院。取⾃维基百科《William Joyce》。

乔伊斯随即被带到伦敦，并以三项叛国罪在⽼贝利市（Old Bailey）受审。1946年1⽉3⽇，39岁的乔伊斯在旺兹沃思监狱（Wandsworth Prison）被处以绞刑。

对谣⾔的研究

谣⾔（美式英语：rumor）或谣⾔（英式英语；rumour）来⾃拉丁语：“ rumorem”，是“对于在⼈与⼈之间传播的，某个项⽬，事件，或者公众所关⼼的问题的⼀种解释。”

在社会科学中，谣⾔涉及⼀种陈述的形式，这种陈述的准确性不能很快得到确认。

基于案例经验的研究

罗伯特· H· 纳普在1944年出版了《谣⾔⼼理学》，其中讲述了对第⼆次世界⼤战期间⼀千多个谣⾔的分析。

使⽤归纳⽅法，纳普确定了适⽤于谣⾔的三个基本特征：

1. 它们是通过口耳相传的；

2. 它们提供有关“⼈，事或状况的信息”；

3. 它们表达和满⾜“社群的情感需求”。

纳普将这些谣⾔分为三种类型：

1. 虚幻的谣⾔：反映公众的愿望和期望的结果。（例如，⽇本的⽯油储量很低，因此第⼆次世界⼤战即将结束）。

2. 恐惧谣⾔：反映出恐惧的结果（例如，即将来临的敌⼈突袭）。

3. 散布谣⾔的意图是破坏团体的忠诚度或⼈际关系。（例如，美国天主教徒试图避免征兵；德裔美国⼈，意⼤利裔美国⼈，⽇裔美国⼈不忠于美国）。

基于⼼理学的研究

为什么有谣⾔，为什么现在出现谣⾔？

当前的流⾏病和第⼆次世界⼤战的谣⾔表明，谣⾔是在危机时期出现的，但是为什么呢？

在讨论冠状病毒时，⼼理学家史蒂⽂· 泰勒（Steven Taylor）指出了这个时期情况的不确定性，重要性，以及缺乏信息。

谣⾔是焦虑的出路，

是填补知识空⽩的⼀种⽅法。

泰勒指出，当我们⾯对如此重要的情况并且没有⾜够的信息时，谣⾔是我们焦虑的出路，是填补知识空⽩的⼀种⽅法。

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是英国⼼理学家，出版过关于⼼理学和灵性的著作。 他是利兹贝克特⼤学⼼理学的⾼级讲师，现任英国⼼理学会超个⼈⼼理学分会主席。维基百科《Steve Taylor》

⼼理学的历史学家凯茜· 费耶在她的⽂章“嘴唇松动：危机期间的谣⾔⼼理”⼀⽂中指出：“谣⾔可能会为我们在危机中延长情感⽣活提供⼀个出路，但它们仍然带来可怕的后果。”

凯茜· 费耶引⽤了⼀个例⼦来说明谣⾔的危险性。她说：“最近的抗疟药短缺以及亚利桑那州⼀名男⼦的死亡证明了这⼀点，该男⼦摄⼊了某种形式的氯喹以保护⾃⼰免受病毒感染。”

基本谣⾔公式：

当⾯对⾮常重要但又模棱两可情况时，

谣⾔将会猖獗。

在分析了1,100次战时谣⾔之后，奥尔波特和纳普创建了“基本谣⾔公式”：

R = I × A

该公式表⽰谣⾔（rumor）是重要性（importance）和歧义（ambiguity）的直接函数。

就是说，当⾯对极为重要但又模棱两可的情况时，谣⾔将会猖獗。

⼽登· 威拉德· 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哈佛⼤学档案馆，Ricci Bertocci摄影）

对谣言基本理论的补充之一：

指出谣言的感情色彩

谣言基本公式突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还缺少对每个因素的细微描述。

研究⼈员发现，使⽤上述谣⾔基本定律的⼀个困难是，公式中的“重要性”因素难以定义。

同样令⼈关注的是，谣⾔的基本公式忽略了制造或传播谣⾔的人的情感背景。

后来的学者对谣⾔学的经典观点作了修改和补充。

例如，坦普尔⼤学博尔顿荣誉教授拉尔夫· 罗斯诺（Ralph L. Rosnow）基于研究，提出了⼀种修改后的理论。该理论将贩卖谣⾔的⾏为视为通过制造⼀种说法以及传递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某个事件，解决焦虑，作为事件中的⾏为依据。谣⾔制造者假设这样做可以应对焦虑和事情的不确定性。

1986年，罗斯诺等⼈在“语⾔和交流”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谣⾔的信奉以及谣⾔传播的可能性”的学术论⽂。

他们认为：“我们通常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谣⾔，即那些援引希望的结果（希望谣⾔， (wish rumors)）和那些招致恐惧或令⼈失望的后果（可怕的谣⾔，dread rumors）。”

他们还发现，“⼈们往往倾向于散布他们⾃⼰认为可信的谣⾔，即使是最荒谬的故事。”

对谣言基本理论的补充之二：

指出谣言的传播途径

后来的学者对谣言基本公式的补充，是增加了谣言传播的过程因素。

美国宪法，⾏政法，环境法以及法律和⾏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卡斯·罗伯特· 桑斯坦（Cass Robert Sunstein）在2009年发表了他的著作《论谣⾔ —— 虚假⾏为如何传播，我们为什么相信它们，我们可以做什么》。

桑斯坦在书中指出：“谣⾔通过两个不相同但又重叠的过程传播：社会级联反应（瀑布串联，cascade）和群体两极分化（group）。

卡斯·罗伯特·桑斯坦。取⾃《华盛顿市报》“Cass Robert Sunstei”， MARK ATHITAKIS撰写，2007年11⽉29⽇。

桑斯坦指出：“当谣⾔涉及⼀个我们⼀⽆所知的话题时，我们特别有可能相信它。”

级联反应的发⽣是因为我们很多⼈习惯倾向于依赖他⼈的想法和⾏为。如果我们认识的⼤多数⼈都相信⼀个谣⾔，那么我们也倾向于相信。

两极分化的发生是因为人们事先有了成见，从心底里排斥其他的观点，例如党派之分。

“如何减少级联和两极化所导致的⼈们接受虚假谣⾔的风险呢？”

桑斯坦说：“最明显的和标准的答案涉及⾃由表达的制度：⼈们应该接触均衡的信息，并接受那些了解真相的⼈的纠正。”

桑斯坦告诫我们，要学会控制⾃⼰的情绪。他说：“情绪会阻碍寻求真理。⼈们往往不会以中⽴的⽅式处理信息。他们的成见影响他们的反应。“有偏同化”是指⼈们以偏见的⽅式去同化新信息。”

桑斯坦还提醒⼤家：“那些接受虚假谣⾔的⼈不会轻易放弃⾃⼰的信念，尤其是当他们对这些信念有强烈的情感承诺时。即使向他们展⽰事实，也很难消除他们的想法。”

与历史的情况相⽐，

当今的学者⾯临着另⼀番艰巨的任务。

原因之⼀：现代社交媒体会是谣⾔的源头

⼼理学的历史学家凯茜· 费耶在她的⽂章“嘴唇松动：危机期间的谣⾔⼼理”⼀⽂中指出：“与1940年代的同⾏相⽐，当今的谣⾔控制专家⾯临着另⼀番艰巨的任务。”

⼼理学的历史学家凯茜· 费耶。取⾃美国⼼理学会

艰巨的任务来⾃三个源头。

第⼀个源头是现代化的社交媒体，以及不断更新的新闻来源。

现代社交媒体⼏乎可以保证Covid-19⼤流⾏会加剧虚假信息的传播。这是因为假消息，或者谣⾔的制造者，原来就是⼀些没有历史功底，缺乏⾃然知识，同时又没有分析能⼒的媒体记者，或者专栏撰稿⼈，或者是⽹路写⼿。

在新闻题材上，他们他们经常以偏求全，以⼩论⼤，甚⾄扑风捉影。在写作和报道⼿法上，他们经常断章取义，使⽤煽情的语汇，甚⾄添加⽆中⽣有的联想。这些⼈所依附的新闻媒体为他们所制造的谣⾔开拓了市场。

她指出，⾃1940年代以来，我们的信息和传播格局发⽣了许多变化，但是⼤多数代理商仍在依赖七⼗年前制定的⽅法：⽤事实压制谣⾔。

在战争期间，人们⼀直在辩论这种直接以事实反击谣⾔的⽅法的有效性。在今天，这种⽅法继续受到争议。

尽管⼀些研究表明，事实与谣⾔的直接对抗是成功的，但其他的研究表明，这种⽅法的影响极⼩，⽽且是短暂的。

⼀些学者警告说，适得其反的后果是，如果⼈们经常性地暴露于虚假的错误信息中，即使是这些虚假信息被事实揭穿了，实际上都会增加⼈们对谣⾔的信仰。

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法的细微差别。

在最近对⽂学的评论中，弗林（D· J· Flynn），布伦丹· 尼汉（Brendan Nyhan）和杰森· 莱弗勒（Jason Reifler）描述了使打击谣⾔更加成功的⼏个因素：例如，让专业的研究⼈员⽤调查结果来说话，或者以图形形式⽽⾮⽂本的形式来呈现事实。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如果反驳来⾃两极分化环境中⼀个不太可能的政治来源，那么对谣⾔的驳斥可能会成功。例如，亚当· 贝林斯基（Adam Berinsky）证明，由共和党⼈出⾯驳斥有关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医疗改⾰的不利传⾔，⽐民主党或中⽴⼈⼠提出的反驳更为成功。

原因之⼆：以党派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分裂

当今的谣⾔控制专家⾯临的艰巨的任务的第⼆个源头是以党派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分裂。

当美国媒体系统地歪曲信息时，就会发⽣美国的媒体偏见。

在美国，媒体偏见的主张包括⾃由主义偏见和保守主义偏见。

1956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发现，有66％的美国⼈认为报纸是公平的，包括78％的共和党⼈和64％的民主党⼈。

50年代的情况已经改变了。盖洛普民意调查⾃1997年以来就表明，⼤多数美国⼈对⼤众媒体“全⾯，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不抱有信⼼。

在2008年，对新闻界表⽰“⼏乎没有”信⼼的美国⼈⽐例上升到了45％。

2013年，有59％的⼤多数⼈认为媒体有偏见，其中46％的⼈表⽰⼤众媒体过于⾃由，⽽13％的⼈表⽰媒体过于保守。偏见在保守主义者中最⾼。

盖洛普（Gallup）在2014年9⽉进⾏的⼀项民意调查发现，许多美国⼈认为媒体偏向于⽀持⾃由政治。

过去我们常说，当你听到⼀个传闻，或者在社交圈⾥看到⼀则转发的消息，辨认其真伪的最好⽅法就是查询原刊物，原⽂，原作者。但是现在连这种谨慎的做法也不⾜以避免上当，因为原刊物，原⽂，原作者都是有政治偏向的，⽽他们可能就是假讯息的制造者。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辨别⼀个传闻的真伪，除了上⾯所说的追踪溯源之外，还要查询发布这则消息的媒体的政治⾯貌。

All Sides是⼀个美国的新闻⽹站，它并⾏显⽰多个消息来源，以提供完整的新闻报道范围。Allsides 偏向评级页⾯允许您按偏倚⽅向（左，中，右）来筛选新闻来源。 

顶级在线新闻媒体偏见评级。2019年第1.1版。 AllSides媒体偏见评级基于多党派的科学分析。 所有收视率仅基于在线内容。 在图片上方，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分为L深蓝，极左；L浅蓝，左；C紫⾊， 中间；R粉红，右；R深红，极右。

在美国密西根⼤学的图书馆⽹站（https://guides.lib.umich.edu）上，有专门的⽹页，提供新闻媒体的的政治倾向光谱，帮助读者在阅读新闻资料时，注意那些新闻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和客观性。

2014年读者评选出的美国媒体意识形态分布图。-10: 极左；0: 中间；+10: 极右。取⾃《⽪尤研究中⼼ ｜ 新闻与媒体》“政治两极分化与媒体习惯”，Amy Mitchell等⼈著， 2014年10⽉21。

原因之三：商业化的新闻价值观

⼈们常说，新闻媒体是美国三个⽴国之柱之外的第四极，对于监督和保障国家的民主，公正和⾃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但是根据乔纳森·拉德所著的《为什么美国⼈讨厌媒体及其重要性》，“独⽴，强⼤，⼴受尊重的新闻媒体机构的存在是⼀个历史异常。在20世纪之前，这种机构在美国从未在历史上存在过。”

但是，他回顾了1950年⾄1979年这段时期，确认“机构新闻记者（曾经）是共和国的有⼒监护⼈，保持着⾼⽔准的政治⾔论”。

乔纳森·拉德（Jonathan M. Ladd）是乔治敦⼤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和政府副教授，也是布鲁⾦斯⼤学（Brookings）治理研究的⾮居民⾼级研究员。

许多作家试图解释新闻标准下降的原因。

⼀种解释，说是因为有24⼩时新闻周期，所以即使没有值得新闻报道的事件发⽣，也要产⽣新闻。

第二种解释⽤了⼀个简单的事实：坏消息⽐好消息能卖出更多的报纸。

第三个可能的因素是“新闻”市场强化了⽬标受众的偏见。

正如马丁· 哈瑟尔迈耶（Martin Haselmayer）等人2017年在《政治传播》杂志上发表的“负⾯宣传消息的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新闻价值是指⼀条消息的整体新闻价值，可以通过许多新闻因素的是否存在来定义”。

例如，媒体对于作者⽂章的内容，可以按照对他们有利的⽅式来展现，并且⾮常有可能从观众/阅读者所喜欢的⽅式来展现。

他们的⽂章得出结论：个⼈看到，阅读和听到的⼤部分内容都是由该特定新闻来源的记者，编辑和记者预先确定的。

所以，观众/阅读者从这样的新闻媒体得到的信息，已经不是客观的信息了，⽽是假消息，或者说谣⾔。

如何反驳谣⾔

凯茜· 费耶指出：“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谣⾔在⽹上和社交媒体⽹络中的运作⽅式。权威的卫⽣组织已经与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例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歌·（Google）建⽴了合作伙伴关系，以考虑使⽤它们来应对⼤流⾏性错误信息的⽅法。其中⼀些⽹站正在积极阻⽌和消除错误信息。”

她说：“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络可能会建⽴“谣⾔社区”，从⽽有⼒地对谣⾔进⾏抵制和反驳。在这些情况下，了解谣⾔的群体动态，与了解个⼈说服⼒和信念的科学⼀样重要。”

意⼤利风险教育学学者Massimo Crescimbene在2012年发表的⼀篇题为“谣⾔的科学”⽂章中说，打击谣⾔不是⼀件容易的事。通常，只有⼏条简单的建议可以介绍给公众，例如：

– 不要轻易相信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信息；

– 检查新闻来源；

– 不要将任何来源视为先验权威；

– 增加您⾃⼰的基本科学知识；

– 始终保持真诚的怀疑态度并发展批判性思维。

谣⾔何时结束？

事实证明，⼀个时代的谣⾔最终会随着那个时代的终结⽽彻底销声匿迹。例如罗马帝国的消亡，第⼆次世界⼤战在协约国投降之后的结束，还有冷战时代随着苏维埃联邦的解体⽽终结。

2020年爆发的全球Covit-19所带来的危机，远远超出了病毒本⾝。这场⼤流⾏揭开了各个国家⾃⾝结构上的缺陷，加深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对⽴，从根本上冲击了全球的⾦融体系结构。（见R&R ⼯作室5⽉8⽇的⽂章《后“⼤流⾏”时代》）

⽬前在美国国内，在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在2020年⼤选的⼈⼼争夺战⾥，假新闻和谣⾔不胫⽽⾛，极端主义的媒体为之摇旗呐喊。但是我们相信，这⼀时期的谣⾔终将随着这场瘟疫的抑制，以及随之⽽来的全球政治格局，国际贸易和⾦融秩序的重新确定⽽告结束。

准备好与谣⾔共同⽣存

谣⾔的历史⼏乎与⼈类历史⼀样悠久。

罗伯特·纳普（Robert Knapp）在1994年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与谣⾔病毒共同⽣存，那么我们将必须快速学习……看看我们能否控制谣⾔的肆虐？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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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Studio致⼒于纪实摄影和⽂学创作。

风光和野⽣动物摄影；

地⽅、城市、⼈物的历史和传记。

⽤清新的画⾯传递⾃然的魅⼒；

以简练的风格揭⽰⼈物及社会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