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五十周年之际重叙大学同学情

太行之子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2020届大学毕业生因疫情没有了同学照毕业照的机会，许多同学竟泪流满面。不禁令我想起50年前，即1970年我们那届大学生毕业的情境。

1969年深秋，鸿雁南飞。我们在涿县农场收割完丰收的稻谷，乘专列离校深夜到达清凉店小站，徒步到达武邑县，一个班驻一个村。开始了战备疏散的劳动生活。

1970年盛夏，麦田飘香、玉米拔节。同学们背起行李，在衡水车站挥手告别，开始了各自不同的职场生涯。

大学毕业至今已50周年，毕业时没有毕业照，没有任何仪式，感慨之余我哼出了一首小诗：

深秋疏散离京都，

盛夏毕业别衡水。

经历人生坎坷路，

五十年后网上会。

多少迷茫不眠夜，

是非曲折可问谁？

忆起当年校园事，

悲欢恩怨终无悔。

当时，首都北京实施战备疏散。北京农业大学师生从1969年深秋就下放到了河北省武邑县。我们班同学在西张挢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劳动锻炼。1970年7月就地毕业分配，在烈士陵园前留下了这张全班同学的下乡劳动的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能上大学的极少数人。当时大学生是同龄人的百分之一。我是1965年8月25日，从太行山区到北京上大学的。头天早晨离家，坐了十几小时的汽车再乘火车，经一天一夜才到达北京的。走出北京站已是曙光初照，当时我觉得，北京好大啊!只见车站广场，各个大学的迎接新生的轿车前校旗一字排开，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校车前人头攒动，我和同来的几个中学同学还来不及告别，就被各自学校迎新生的同学接了过去。在人流中我被被拉到挂着“北京农业大学”校旗的接待站前。稍站了一会儿，陆续到来的农大新生就坐满了一大轿车。经互相询问，坐在这个车上就有一个女同学和我是同一个系的，东北辽阳的杨丽娟。

杨丽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大学同学。

　 　校车到达北农大主楼前，迎新的同学领着我依次办妥了各种入学手续。当时我只交了伍角钱，是宿舍钥匙的押金，然后就被领到了7号楼414房间。我们这个宿舍共六个同学，大门上写着他们的名字：河南的王盘根、四川省柴明达、湖北省艾地忠、我、北京市陈岱华、武志平。我们宿舍的五个同学是我认识的第一批大学同学。王盘根沉稳冷静，手里捧着书，总在不停地读书学习；武志平热情随和，办事说话总能透出北京人的气质；陈岱华活泼好动，走廊里常常传来他的男高音；柴明达温文尔雅，笑容总挂在脸上；艾地忠纯朴善良，他走路从来都是急匆匆的；从此我们六个同学一起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今天我们还在一个群里，常常隔空交流。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从牛奶场劳动开始的。

报到后的第三天，即九月一日，我们乘坐大轿车离开学校，背着行李到大兴红星人民公社（也是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牛奶场，接受近一个月的入学专业思想教育。班主任王清兰老师带领我们全班33个同学在这里度过了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月。

牛奶厂的劳动并不是很累。我们每人都跟着奶牛场的一个师付，先后干过背草、清洗牛棚、挤牛奶等各种活计，还在老师及厂里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到小牛、育成牛、奶牛等各个饲养车间了解奶牛饲养的全过程。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程观着母牛产小牛的全过程。分批次到场兽医工作室跟班学习。还曾经和师付们一起屠宰被淘汰的小公牛，而后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解剖小牛，了解牛的各个器官形态及功能。这是我第一次和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市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学习。首先是生活习惯的差别，南方同学喜欢天天洗澡，而且吃不惯小米粥；北方的同学则喜欢面食，饮食与生活习惯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次是语言不同，虽然大家都尽可能地讲普通话，但还是南腔北调混杂其中，我们天天一起生活，一起跟班劳动，同学情谊在劳动中日夜加深。

1965年在旧官奶牛场参加入学教育，我们全班同学同牛奶场师付合影。

　　北京农业大学是全国农业院校的最高学府，其历史起自于1905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是1954年我国确定首批全国重点大学6所高校之一，这六所高校基本代表了当时各类型大学的最高水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

大学生活是愉快的，值得怀念的。

进入大学，如同走进知识的殿堂。那时的北农大，大师云集，是高校中一级教授最多大学之一。1956年评定的北京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戴芳澜、俞大绂、沈其益、林传光、熊大仕、黄瑞纶、李连捷、陆近仁、周名、娄成后。都是各学科的开创性泰斗式人物。大学上课不再是班级式教学，而是大班小班分科到各专业教室上课，教我们动物的蔡先生风趣幽默；给我们上解剖学课的李冀农老师妙语连珠；上无机分析化学课的吴先生条分缕析，辅导我们化学实验的翟先生精细严谨。外语，政治课等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如何做学问的深刻印象。

当时我们班在主楼上物理课；在土化楼上无机化学及实验课；在教学楼上外语及党史课；在畜牧楼学习动物学和家畜解剖课。我们天天背着书包赶着到各个教室听课，每天早晨迎着曙光到大操场跑步。我们班被确定为学王杰班，农大副书记兼副校长史向生同志和党委组织部长王玉轩到我们班蹲点。一个初秋的周日，班主任王清兰带着我们几个同学还和史校长一起去香山公园游览。一路上史副校长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在香山公园我们同史校长、王老师一起交谈、在林中散步，一直爬上香山的最高处“鬼见愁”。直到傍晚才返回学校，

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很快就迎来了1965年的国庆节。我们全班同学参加了庆祝共和国建国16周年的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当群众游行队伍走过观礼台时，我们高呼着口号看见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无比激动。晚上，天安门广场音乐声一遍又一遍响起。我们随着乐曲声围成圈子跳起了集体舞。五彩缤纷的焰火不时腾空而起，我和同学们欢呼跳跃，狂欢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1969年我们全班又一次集体参加国庆20周年天安门广场庆祝游行。5O多年过去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和欢欣喜悦的心情至今一直在脑海中回放。

这是游览香山公园返校后，我们几个同学与班主任王清兰老师在校门口的合影照片。

五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个班始终集体参加各种活动。我们曾经集体到大兴旧官奶牛场劳动，在与师付的共同劳动中接受团队精神劳动意识的教育；到大红门屠宰场实习，在流水生产线上接受现代代生产的守岗敬业精神教育；到房山县参与传染病防疫，在入村入户给牲畜注射疫苗中，初步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到涿县农大分校农场劳动更是常去常回。我们插过秧，也下过种；我们锄过田，也收割过稻谷、玉米。在春种、夏锄、秋收的农田劳动中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拒马河畔留下了我们在田地里劳作的身影；风里雨里，有着我们踏歌而行的足迹。在武邑县同学们集体起灶，同吃、同住、与社员同劳动长达八个月之久，经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练。集体生活让我们懂得了怎样与人相处，知道了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在集体生活中培养的与人为善、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使我们终身受益。苏联教育专家马卡连科说过，在集体环境中经受教育是人生最好的教育。他的“集体教育理论”影响了全世界教育界几十年。他所提倡的在“集体中接受教育，在集体环境中成长”的教育理念影响了中国的学校教育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集体主义精神成为我们那一代人融化在血液中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克服困难、励精图治，取得各种成功的根本所在。

现在回想起来，上大学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了多少专业知识而是开了自己的眼界，受到了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熏陶。比如，兽医系主任熊大仕:一级教授、国内知名的寄生虫专家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一节课。系里开会，他一般只是在台上坐一坐，我从未听他发过言。但是，关于熊大仕的传闻，我们一入学就听了很多。他走路的姿势从来是面向前方、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毫无表情。不论教授、讲师，还是高年级学生，说起熊先生无不十分仰慕、十分尊重。系里还有几名教授也是知名学者。如张鹤宇，中国留苏学生中第一个副博士，在家畜解剖学方面很有造诣；孔繁瑶，国际知名寄生虫专家，在学术领域著述颇丰。至于全校的名教授，那就更多了。如，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养羊专家汤逸人、土壤化学专家李连捷、植保专家娄成后、沈其益等等，他们在学术上都十分有建树。大学者，大师之谓也，正是因为有返样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北京农大才成为全国农业高等教育的顶尖学府。这些专家教授学术上的成就和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跨入这个校门的莘莘学子刻苦钻研，立志勇攀农业科技的高峰。学生们以他们为榜样，这些专家教授的今天，就是学生们企盼的明天。搞学术研究，是以著述多少、在学术前沿是否有新的发现、新建树为标准的。这些专家教授终生以治学严谨、热爱本专业而不懈努为。这种矢志不渝、献身科学的精神成为北农大校风的核心，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农大的学生。

正当我们发奋努力，在大学校园学专业，长见识之际，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经历了人生最为严峻的历练。我们的确曾经狂热过，也消极过；彷徨过也迷茫过。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我们又接受了再教育。

1967年秋天，学校开始复课，我们一起在兽医院跟着大夫们日夜轮流值班，亲身感受在兽医院如何处置病畜，带着问题回到课堂，我们一起听刘敏雄老师讲生理课；听王树信教授讲病理课；狄伯雄、温代如、张克家等老先生先后给我们上药理、中兽医、内科、外科、产科等课程概要。在改变了原来“基础课一一专业基础课一一专业课”的正规教学模式，改革为“临床专业一一回到专业基础课”。这种的教学模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教学改革的探索，但却为我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专业基础。当然，大量的时间还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劳动锻练。在学校简陋的药厂劳动，到涿县分校插秧、锄苗、收秋。在稻田里顶着烈日挠秧，在田埂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排着队出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工。不论处境如何，我们始终是同班同学，我们始终团结友爱。

1968年深秋，根据专案工作的需要，经批准，我跟随驻班解放军老王到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河南等地调查取证。为了赶在春节前完成外调任务，有一段我和老王是分头工作的。在成都前往雅安的途中，我身上的全国粮票全部被小偷偷光了。无奈中，我在雅安军分区招待所向同行的軍队外调人员筹借了一些全国粮票。回校后，班里女同学知道我的难处立即为我捐了不少饭票，并托杨丽娟同学及时送给我，生怕我因没有了粮票影响正常生活。柴明达等同学也天天在食堂买饭就替我去交饭票。这份同学情令我至今难忘。

在武邑县西张桥村，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屋里可以看到星星，但是没有怕冷；白天出工，和社员一起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我们也没有叫苦；半夜三更在紧急集合的哨声中，打起背包几分钟内就列队完毕，我们从来没有怨气。在西张桥村同学整整生活劳动了8个月。1970年7月初，告别西张桥，全班同学踏入社会。离别的那一天，许多同学在石家庄市苏瑛同学家短暂相聚，然后各自奔向派往的省市开始了职场生涯。

下放河北省武邑县西张桥大队接受劳动锻炼。全班同学和军代表胡念银与西张桥大队部分社员合影留念。

1970年开春，我到系办公室工作，住到武邑县中学。在解放军刘教导员、郭玉璞同志的领导下和陈永福、朱长玉等人一起负责联系了解各班的情况，这是当时的照片。

一天早晨，我回到两张桥村。驻班解放军老胡（胡念银）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拿出一张纸来让我看，纸上写着“我自愿捐款支援大队打旱井……”一类的话。让我辨识字是谁写的，我一看便突口而出：戎邯生！

老胡后来找戎邯生核实，问她：“大队办公室用纸包好的300元钱是不是你的？”开始戎邯生还矢口否定，后经老胡指出，几个同学都认出是你的笔迹。戎邯生才淡淡地说：“那是我妈寄给我的生活费，攒了几个月，帮助大队用来打井吧！钱来白人民，捐给大队也算是还给人民了吧！”

这就是戎邯生，我常常想，她是个悲剧人物，她出身于高干家庭，她父亲戎子和是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首届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文革中她父亲受到冲击，她也受到牵连。但她从来没有消沉。文革结束后她父亲平反复出，她本应该愉快地工作生活。但她却非正常地早早结束了生命，没有能和我们一起网上聊天、共享晚年。但她的积极上进、不畏挫折、执着率真的品质一直留给同学们无尽的思念，她一直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同学。

我分配到山西省煤化局下属的阳泉矿务局，1971年我已经过劳动锻炼到矿办子弟中学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文清川同学到山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特意赶到我所在的四矿中学看望了我，他是毕业后第一个和我相聚的同学。90年代，文清川在海南农恳局任职，曾与我联系筹备在海南岛举办一次同学聚会。

1973年7月，我被任命为四矿中学副校长，戎邯生得知后，在陕北府谷县养猪场给我写信，叮嘱我要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工作。现在这两位老同学都离开了我们，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们。

70年代末，我得知曾江丰在太原电子产品检验所工作，趁到太原出差之机找到她的单位见到了她。她十分高兴，在家里包饺子招待了我，叙述起班里许多同学们的情况，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段同学情谊。

8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高考研讨会，在天安门广场排队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偶遇林学明同学，得知他和游美珍已从贵州调回福州。我俩匆匆相见，互道问侯。

后来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陈岱华、杨丽娟、刘大平。互相通报各自的近况和有关同学的信息。

90年代，我在长沙参加教育部全国教育改革会议，见到了贺晓兴。后来晓兴到山西阳泉看我，我们又一起到太原看望了曾江丰。

90年代，我们阳泉市与石家庄市教研室是友友协作单位，我在石家庄看望了苏瑛老同学。

2005年北京农大100年校庆，我回校参加校庆，和陈岱华、何学文、林建局、曾江丰、杨丽娟、苏瑛等老同学起聚餐，系主任郭玉璞先生与我们聚会并合影留念，互叙师生情意。

返校参加校庆，动物医学院部分校友座谈会。

　　2015年返校，我有幸参加了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院士召集的座谈会，见到了郭玉璞、王清兰、陈兆英等老师。

班主任王清兰老师逐一向我了解班里33个同学的情况。我只能尽我所知，简单介绍。当得知暴景炎、文清川、吴志均、戎邯生同学已离开我们，他为这些同学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也为同学们在各行各业取得的不菲成就而深感欣慰。

我们的班主任王清兰教授曾任动物医学院副院长、代院长、首届世界中兽医协会会长，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专家学者。

退休以后，我在北京居住。便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杨丽娟、贺晓兴等同学相聚。2016

年王盘根同学外出旅游，我和武志平、杨丽娟在北京与盘根相聚，我们四家八口人相聚一堂，十分高兴。杨丽娟老公诗人周先生还欣然填词一首，有感而写下了如下一首词：

《永遇乐.老同学聚会感赋》丙申年，老同学在京聚会。席间，又说起五十年间往事……

半世风云，心头脸上，多少沟壑？文革如昨，运动如戏，下乡则如赦！你南我北，流金岁月，悲喜都曾有过。恨当年，没能上好，大学这一课。

如今老了，头发白了，别了艰辛苦涩。儿孙绕膝，衣食随意，坐享天伦乐。手机拍照 ，举杯共祝，长寿超松越鹤。凭谁问、韶华逝去，还是能回么？

返校参加校庆，遇到武志平。我们同王清兰老师及夫人焦淑贤一起合影留念。

　　同学情是最为纯洁的友情，这是因为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我们相遇相识，一起度过了人生中长知识长身体，形成世界观的关健时刻；一起走过了成长的岁月，一起走过了走向成熟的日子。

同学也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1970年，一起分配到特大型国有企业阳泉矿务局的北农大14个同学，一起共事几十年。我们一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象亲戚一样常常互相走动。我老伴也是农大校友，退休后我曾赴合肥、廊坊等多地参加她们班的同学聚会。“农大校友群”成了我和校友互相联系交流的重要平台。

我还参与了初中同学群、高中同学群。同学是一个人各个成长阶段的见证者与同路人。让同学情永远成为滋润我们心田的人间大爱。同学情，因为有着年少的青涩，所有才格外纯真；同学情，因为有着青春的冲动，所以会历久弥新；同学情，因为留着岁月的印痕，所以愈显价值连城；同学情，因为记录着曾经的发奋，所以便与日俱增。青山在，人未老，同学情正浓；岁月增，水长流，情怀依旧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