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书缘

云中飞雁

　　曾祖父是清朝末年秀才，他藏有很多古书。他死之后把书传给祖父，祖父死后把书传给叔叔，再后来叔叔卧病在床时把仅存的几本书传给了我。日月嬗递，历尽百载，我是书的第四代传人了。

　　曾祖父藏书共有五大竹箱，计千余册。传到祖父这一辈时，我还记得每年夏天梅雨季节祖父都要找人搬出来晾晒。由于尘封、虫蛀、鼠啮、潮湿，每年都要扔掉一些残书。伴随着祖父的一声声哀叹“该死的硕鼠哇！害莫大焉！其奈若何?”便扔掉一本本烂书。然后清理竹箱，发现那箱底便是一层鼠牙啮碎的纸屑。这时我会发现祖父的眼角流出两颗晶莹的亮点。其时祖父心里一定很沉痛。我一向不敢多言多语，只是默默地帮助祖父收收拣拣，把那些已然残缺无法卒读的书本和纸屑让祖父验看后倒掉。把完好的书本摆在苇席上或青石板上晾晒。那时我初入蒙学不理解祖父为什么惜书如命，那册一册黄褐苍古纸质薄如蝉翼的书本何以牵动组父的那深擎的爱心?他吟咏古书的声音抑扬顿挫，情韵袅袅，宛如韵致悠长的古歌。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审美效应，更没有“书香赛过辣子肉丁香”(徐悲鸿语)所譬喻的具体实感和悟性。

　　1964年我从农村中学考入蚌埠水电学校。翌年春节返乡探亲时叔叔把我叫到病床前，涕泪交流，哀婉凄怆地说：“我的日子不多了，剩下这几本书了。到你这树’字辈人只有你自己喜欢读书，我把书留给你，闲时翻翻说不定对你有教益”。当时叔叔一共留给我七本书《欧阳永叔集(上)》、《注释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土手编，铸记书局石印，又称《绘图唐诗三百首》)、增像第六才子《西厢记随园诗话》、《杨宗英下山》、《烈女传》、《牡丹亭》。上述七本书除烈女传》只翻看几页外其余六本我都通读了。在学习专业课程之余我背诵了《绘图唐诗三百首》和《西厢记》的正文。熟读了《西箱记》中的圣叹书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我是苗红根正的贫农学生，大家看了我写的大字报很赏识。公推我当“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兼任《水电战报》主编，掌握司令部印把子。出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赤胆忠心，《烈女传》《牡丹亭》《杨宗英下山》当众火焚了。其余四本书藏在枕套里，惟恐揉烂书页，每晚睡觉前掏岀来搂进被窝，白天再装进枕套，几本书整天藏藏掖掖终非长久之计。我只好决定暂时辍读，把它们带回老家打入箱底。直到1976年禁网解除才重见天日。

　　而今重读《西厢记》，深味《红楼》林卿破的之论“词句警人，余香满口”正好发我心声。我无意厚古薄今，后来刊行问世的《西厢记》在删去圣叹外书的同时也删去了一份与《西厢记》骈美的丰盈深厚，真知灼见。《西厢记》是属于中国的横绝古今的伟大戏剧艺术珍品，她达到了今人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峰。她引经据典，深美闳约、溅玉吐珠，采丽竞繁。抒写崔张恋情，婉约幽洁，缠绵悱恻，缱绻哀伤，有极高的审美品位。她一改前人才子佳人善恶正邪仁暴美丑贤愚，因果报应的窠臼，体现了一种真爱、真恋、真性情。笔者至今葆有难以了断的《西厢》情缘。是她引领我爱书读书，上溯民族文化的渊源，摘芳挹翠不甘于普泛的人生追求。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遭到红色风暴横扫的十年中，文学的丛林落叶缤纷，有几棵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学碧树活在我心灵的沃土上，增强了我对民族文化的追寻和求索的勇气。我知道硝烟散尽是蔚蓝的苍穹和壮丽的日出。我毕竟没有在那狂勃残酷的孽火中沉沦。博读强记勤奋笔耕，在做好金融工作之余，成为一名“文学短工”。

云中飞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