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衣食住行看矿山变化

文刀

　　我始终以一个矿工的情怀关注着百里锡山，我和我的祖国唇齿相依，命运相连。

衣食住行是生活的晴雨表。其真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家庭的发展变化

　　“衣衫穿成莲花片，裤子穿成吊吊钱。”这是旧社会矿工穿着的真实写照。

原老厂锡矿工会主席李正刚回忆起解放后矿工衣着的变化激动不已：“1954年，云锡公司为每个职工定制的毛呢制服恰好运到昆明，我们矿3名省劳模与云锡的代表一道换上毛呢制服，参加在昆明会堂召开的表彰会，当时实行配给制，县级以上的干部才配毛呢制服，昆明人看到这么多人穿毛呢制服都惊呆了‘有这么多的县级领导参加会议？’毛呢衣服、翻毛皮鞋让人羡慕不已。”

“劳动布、中山装、蓝颜色、翻毛皮鞋、在衣领后面挂一把勾把伞”。

我的弟弟感叹道：“这样的装束，在个旧市区，一眼就看出是老厂哥来了。1976年的一天，听说次日老厂街要卖8元一双的回力鞋，我到灯光球场找对回力鞋心仪已久、正在读高中的二哥。清一色的蓝卡其衣服，在人群中来来往往了半个小时硬是没有找着，攒了几个月钱而没有买到回力鞋的二哥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后悔了几个月。”

　　工人们下班后穿的大多是劳动布的工作服或卡其布的中山装、翻毛皮鞋或解放鞋。

　　矿山子女一个阴丹士林布的书包从一年级背到六年级、上初中能背上一个帆布书包一定神气十足。多数人的衣服裤子补了又补，连书包、袜子也是补丁摞补丁。对于孩子们来说，一年到头就盼着大年初一能穿上一套新衣服。

　　现在的老厂人，西装、夹克、休闲服，旗袍、裙子、高跟鞋，色彩缤纷，目不暇接，在全球购、购全球的网购时代，穿了一两次、甚至没有穿过的衣服，嫌过时了又买新的。矿山人也和城里人一样，追求时尚，彰显个性，扮亮生活。

　　“今天关饷了，打牙祭去”。

发工资叫“关饷”，吃肉叫“打牙祭”，可以说是老厂人最幽默诙谐的发明。当年，粮、油、肉、酒、糖等等都是按定量供应。每个月只能吃上一两次肉，发工资的日子，买几盘肉、打半斤酒，祭一祭“素得生锈”的牙齿已是最奢侈的享受。原矿工会主席的杨志祥回忆说：“1979年的一天，几个朋友从食堂买来定量肉和定量酒凑在一起打牙祭，每人半斤酒很快就喝完了，仍然意犹未尽，我就拿一瓶医药酒精兑上冷水来大家喝，第二天睲来，才知道几个朋友都喝醉了。”

每个月一斤的猪肉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卖一等膘猪肉的日子，夜半三更就要到老厂街唯一的食品公司门前，用一股长长的绳子把兜、筐串起来排队，如果有人插队，肯定是漫天的“口诛笔伐”，买到一等肉的兴高采烈、买到三等肉的垂头丧气。粮食局卖红米的消息往往不胫而走，谷筐、背箩排一两百米的长队，不是红米好吃、而是红米涨饭，子女多的家庭，有的挖山茅野菜充饥，有的悄悄到石屏、建水买红薯丝填肚。“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每个月能吃上两三颗硬糖表面撒几粒白糖的孩子们，这一天可以吃上七颗一筒的带奶味的糖果了。

　　今天，吃粗吃饱已经成为历史，吃精吃好吃出健康是老厂人的新时尚。矿工们时不时携朋带友进入鳞次栉比的餐馆酒楼，鸡鸭鱼肉、时令海鲜轮番上桌大快朵颐；白酒、啤酒、葡萄酒应有尽有；粗狂豪放的矿山人往往乘着酒兴唱上一首哈尼族的“喜嘎拉”、和上一曲花腰新娘的“莱国哩”助兴；逢年过节买上一两瓶“五粮液”、“茅台酒”也不会感到囊中羞涩。

　　屋雅何须大？

过去，老厂人的住房既不雅也不大。现在的老厂锡矿办公大楼周围大多是茅草房、干打垒、石墙瓦顶房，最好的是新四栋、新八栋的三层楼建筑，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面山坡上同时建盖了十几栋四层楼的住房，老厂人高兴的称为“新家坡”。有的人家五六口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住房内。屋内最好的装修就是用旧报纸贴在石灰墙上，最好的摆设就是一张两抽桌、一个小碗柜。住在上铺的弟兄“离顶只有三寸三”。子女结婚后分不到住房，只得与父母兄弟挤在一间房内，等到一家人都睡熟了，才能屏住呼吸开始夫妻生活。

　　当时最时髦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照相机“三转一响一咔嚓”的人家更是凤毛麟角，有一块红箭头的上海牌手表会自觉不自觉地挽起手袖向别人炫耀，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的人家，常常将最好的位置让给前来看电视的邻居；有“门路”的能找来几张侨汇券，到个旧百货公司三楼侨汇专柜买来上海产的床上用品，往往让人羡慕嫉妒恨。生活区内晴天扬灰漫天、雨季泥巴遍地，苍蝇、蚊子漫天飞舞，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最好的去处是灯光球场，那儿有平整的水泥地板可以滚铁环、弹玻珠、打陀螺、玩“二字翻身”、跳大海、跳橡皮筋、滑旱冰。现在，老厂锡矿的职工全部搬迁到个旧市区、蒙自市、甚至昆明居住，实现了“矿山工作、城市生活”的愿望，与个旧人一起享受着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优美环境。

“人往低处走，水往高处流”是过去矿山的真实写照。

由于矿山工作艰苦、环境条件差、交通不便，老厂人都想方设法往个旧市区、坝区调动；而由于老厂海拔高、缺水，生产、生活用水都从大屯、个旧、乍甸等海拔低的地方泵来。当时，老厂到个旧市每天有三趟班车，90%以上的职工上下个旧都是走路。现年58岁的李师傅回忆当年走路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1980年，我从建水来到老厂工作，发工资的第二天，与师傅一道去个旧玩，走在路上，师傅边走边介绍，背阴山冲尾矿库前面是25号电杆，这里常有豺狼出入，勾把伞既可以避雨又可以防身，到个旧只剩一半路了，再下去是小陡嘴，可以看见个旧了。紧赶快走，十一点到了大桥，两分钱买根冰棒含在嘴里，燃烧的喉咙得到了滋润，拖着发胀的小腿，跟在师傅后面到了锡都饭店，买来一盘肉、一碗水豆腐、半斤老白干填饱肚子，坐4分钱的公交车来到当时地州最高的七层楼。返回到大桥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一边吃凉米线一边看着夕阳下陡峭的山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又高又远的老厂？”

　　从老厂生活区到各工作点大多是人走出来的路，特别是到最远的白石岩冲水枪采矿工作点的路，坑坑洼洼、弯弯曲曲、杂草丛生，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需要更换500多公斤重的“平桂泵”泵壳时，能要到一辆马车搬运，不用肩扛了，职工们幸福得象花儿一样。生活区之间都是土路，路旁没有路灯，那时的阴雨天比现在多得多，晚上串门后，深一脚浅一脚还常有蒿枝老鼠来綁脚，回到家里解放鞋成了红色的、裤子成了迷彩的。1986年以后，老厂到个旧市的公路铺上了柏油，每天有50多辆通勤客车往返。现在，上天出国游、乘高铁国内游、自驾省内游已不稀奇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幸福不幸福，好不好都是通过比较得来的。我们要感恩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感恩改革开放，感恩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