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浮沉 任千迴百轉 卻薄如一紙

稼轩

幾張通知書的記憶

這幾張簡陋無比，紙張低劣的油印通知書，記錄著我生命中的幾個轉折。

至今珍藏著它們，是因為收到它們的那一刻至今歷歷在目刻骨銘心。由此常常歎息，人生沉浮，悲喜交加，任千迴百轉，卻薄如一紙。

第一季 中考 （錄取通知書）

1965年夏，面临“中考”，我依然如故地放松自己，我不知道应该考什么学校。学校的门厅里贴满了各招生学校的介绍，而我对这些学校几乎都是一无所知。

填志願前，班主任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給我的目標是“市重点”，比如上海中学、交大、复旦附中等等。老師的忠言是要聽的，但我的自信並不是那樣固若金湯。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犹豫再三，第一志愿填了“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這既满足了老師“市重点”的要求，又避开了交大、复旦等名校附中的“锋芒”——虽然有老师为我打气，但我还是底气不足。

考試還算順利，考過之後進入暑假模式，捉蟋蟀粘知了樂此不疲。

直到“发榜”的那天，我才忽然心虚起來。我不敢出去等候邮递员的到来，只在家裡望著門口的那條小路。远远只听见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和路口的半个车轮，更加心慌意亂。看妹妹從郵遞員手中接过了一个发黄的信件，边走边念着上面的落款：上海师范……没等她念完，我衝出家門一把抢过了通知書。

这一張上海师院附中的录取通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等待的通知書，並有了緊張不安和焦慮。

第二季 下鄉（批准通知書）

一年後，文革爆發，學校停課。迴避了淪為戰場的校園中墨汁和漿糊的酸臭，在家中”逍遙”數年，老人家一聲令下，開啟了戰天鬥地的生活模式。

因為大串聯留下的關節炎，原本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待分配”的旗下繼續逍遙，然如无根的浮萍，要承受水流無情的衝擊，更因為68屆初中的妹妹成了動員主攻對象，促使我主動出擊，報名去黑龍江大興安嶺，希望以此来减轻妹妹和父母的精神压力。

在等待通知的日子裡，我开始严重失眠，辗转床头，脑海里满是飞雪、帐篷、树林的景象。收音机里常播不衰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段：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真如寒风襲人，敲打着飘泊的命运之舟……

這天下午，當街道干部進門将那张浅红色的通知书递给我的时候，妹妹忽然一下子跑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拿着通知的手在颤抖，無法看清上面的字跡，房间里传来了妹妹的哭声，那一刻，我忽然很后悔，我就要永远离开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了吗？我就要去到那个我根本不了解的地方了嗎？此刻我才感到，除了住校，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要跨过这道坎，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一天，离开出发的日子1969年11月20日，只有短短的十余天。

第三季 病退 （同意通知書）

從下鄉到回城，在大興安嶺虛歲十年，扛過最苦最累的活，當過”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進到過”上層建築”領域——林業局的文工團樂隊。

知青運動到了強弩之末，弟兄們紛紛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回城。

曲終人散，在知青好友的幫助下，我決心踏上知青”病退”的最後一班列車。

在各級”鄉辦”間不斷穿梭，寫了無數封申訴信，雖孤注一擲仍走頭無路。就像一個病人在醫生面前喋喋不休講述病情，醫生卻是那樣漠然和無動於衷。

好在，这期间，重創的中國在鄧公的麾下展現了復興的希望。

這一年，中国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郭沫若去世。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名著《蔡文姬》的复演。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一生，也是中国文化遭遇悲喜际遇的写照。

這一年，人们为能买到一本再版的世界名著，《悲慘世界》或《紅與黑》，在新華書店排起長隊。

這一年，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戏曲影片《红楼梦》解禁重映一票难求。电视台播放这部影片的当晚，街道里委的电视机搬到了屋外，人们早早地搬来小凳子，焦急地等候開演。

這一年，一部香港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屈原》让人們大开眼界。这部由老牌影星鲍方主演的影片，场景宏大逼真、故事扣人心弦、画面美轮美奂，它使停滞甚至倒退了十余年的中国电影界为之一振。

這一年，很多人在等待，等待逐步清朗的“政策”的拯救。

這天下午，我在房里兴致勃勃地拉小提琴——拉琴、寫字、學日語，是我等待期間最熱衷的愛好，雖然最終一無所成，卻填補了那些日子的蒼白。

我聽見母亲叫我，走出房间的时候，看见居委會小组长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我的心狂跳起來，就像法庭上等待宣判的罪犯。这时候小组长说了一句：其他都是假的，拿到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這是區“鄉辦”的通知，拆開信封，首先跳入眼帘的是“同意病退”四個字，我按捺了下因為激動而有些眩暈的心情，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

歷時十年，回家的感覺真好！

第四季 入職 （錄用通知書）

由下乡知青变成“回城知青”的我們，仍然是急需“政策”拯救的人群，重启新生活的钥匙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个人的信念則无关紧要。

待業期間，我拒絕了代課老師的約請，拒絕了街道小廠的分配，寧可被打入另冊，冒著未知的風險等待，或許柳暗花明，或許再入泥潭。

等待期間，我去紡織廠的翻砂車間勞動，去拖拉機廠的車隊當搬運工，除為了每天人民幣一元左右的報酬，更多的是為了體現自己的存在。當我跟著卡車在烈日下奔跑，身背肩扛，汗流如雨時，會暫時忘記渺茫的前景而感到少有的舒爽。

终于等來消息：上海十二个局将在全市面对回沪知青招工。但遍覽“招工简章”，發現針對我們的還是各色“苦力”，诸如港务局的装卸工、船工、挖泥工等。唯一“體面的文職工作”，只有人民银行一家。

我对“板板六十四”的銀行工作並無好感，但是在根本无可选择的情况下，猶豫再三還是決定報考银行。

大概銀行招工是唯一需要文化考試的，一星期後考試如期舉行，科目為語文，數學，政治和會計四門。我再次走進久違的，決定我命運的考場絕命一搏。

大約十天之後的早晨，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來家通知說，我的文化考試已經通過，第二關是體檢。

體檢之後又一个十天过去了，我的心情又紧张不安起來，新聞都报道了全民单位招工告一段落的消息，銀行的通知卻姍姍來遲。

那天上午，二哥从单位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托人与銀行联系，确认我已经被录取。下午三时半，焦急不安的母亲还是执意去街道询问，街道回答通知已经通過居委會下达。母亲急急返回時，通知已经到了我和父亲的手里。

看了錄用通知書，我一把抱起正在玩耍的二哥的儿子，大声对他说：阿叔要上班了，你高兴吗？刚刚四五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兴奋。我说：阿叔上班去挣了钱给你买好东西吃！他懵懵懂懂地说：好的，你给我买一包苹果。

人民銀行的錄用通知書報到時被收取了，但記憶仍清晰如昨。

一个多月来和我同样焦躁不安的母亲终于舒了口气，父亲则平靜而喜悅地说：银行职员，从前都是要叫“先生”的。看得出，父母为我能从一个扛“苦力”的“待业知青”成为拥有体面“文职”工作的人由衷地高兴。

那一年，我整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