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爹爹

王跃明

       他越来越依赖我，他越来越离不开我，他越来越像个孩子。   

       他差不多忘了怎么独立行走，甚至他想要独自站立起来都要蓄势很久，可当他霸蛮站起来，哪怕是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他也站得像松树那样挺拔。他常边看电视边睡觉，常坐在轮椅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可他坐姿依然如洪钟般端正，如大山般沉稳。他不能上城去为社员办点事儿了，也不能下田间地头走走了，甚至自家院落的菜园子他也只能打下望，他活动的空间差不多只是自家的大厅和他们的卧室。可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要穿袜子套皮鞋，衣服扣子也没有一粒是随意的，他时时刻刻都穿得耳角板齐。那块跟随他多年的普通手表也时刻戴在他的手腕上，表链子扣得不松也不紧，手表上的分钟走得不快也不慢。即使他住院躺在病床上他也不会把手表取下来，时间依然平静地从他身边溜过。他的神情常被疾病折磨得有些难看，可他决不允许让他的胡须跟着他难看，他只能让如他那根根如银丝般铮亮硬直的头发让人看见，是不会让他的胡须被人看见的。

    

　　他是我的爹爹，是我的老父亲。父亲老了，他老得像一张旧报纸。父亲没有诗，也没有小说，可他记过一堆本子。他的本子里有每日广播或电视里播报的天气，更有他自己每天观测的气象和用气温仪测来的每日气温。他的本子里还记载了他日常中发生的大事，也包括我们家的大开销。其实，平常百姓家又哪有什么大事儿呢，且在我心目中认为是大事的那些事，却没见本子里记录得有半个字。可这个家庭生活的艰辛，却能在这本子里可找到或深或浅的印记。他和我母亲一共养育了5个孩子，在那个生活还很贫乏的年代，仅是让一大家子人一日两餐正常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日子的难啊，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可他的本子里从未出现过“难”这个字。

人在年轻时所经历过的苦难随着年岁的老去也都沉积在了生命里。生活的艰辛不仅在他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痕，还在他身上划上了一刀刀迹，留给了老年的他一身的疾病。病得最严重，差不多要了他命的两次都是哮喘病发作了，平日里严重的哮喘也常会使他的气上不来。他的哮喘是1962年落下的。听母亲说，那是10月底，她因生孩子只能坐月子，出不了工，不仅挣不到工分，还不能去他们那让一家人活下来的自留地里去帮父亲搭把手。年长的人都知道，自留地只能自己利用两头黑的时间来打理。他一要清早就出工抢工分，二又是黑五类的身份，所以他自留地里的事儿就只能是黑夜里去做了。那日凌晨，他三四点钟就一个人打着马灯去自留地挖红薯，回来的路上，天还太黑，他连人带薯一起跌倒了水渠里，一跤下去衣服全湿透，一担子红薯也全撒落水底，他把红薯一个一个的从水中摸了上来。这农村初冬凌晨的打霜天是很冷的，他在齐腰深的水中泡了两三个小时，他受了恶寒，回到家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大半年时间，这一病就让哮喘跟了他一生。20多年田间的日夜劳作让他有了一身的病。

　　在我和二哥二姐还没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个干部，等我们出生的时候父亲已是农民，不是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个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农民。父亲只读到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父亲也无“资产”，是被“破格”打成右派分子的。在他年仅23岁的时候，他任了县里的区委书记，他写过一首同县委书记玩笑的打油诗。一年后的1958年他因为这个玩笑被打成了右派，回到了农村，他也就成了那时村里大大小小批斗会上的批斗对象。1978年四十四岁的父亲被平反了，他恢复了工作，他这才得以机会兢兢业业地去干了16年的革命工作。

如今他87岁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当他的儿孙及家人给他送上生日祝福时，他又像个孩子一样有些兴奋又有点羞怯。可写在脸上的更多的是安祥。他曾经历过的那些事儿都已尘封在了他记录过的本子里，失意不公也好，顺势得意也罢，他都未曾向人提起。只是这疾病却不请自来，让他常全身不适，呼吸困难，他日常的生活起居已需要我们的照顾了。他的卧室和我的是门对门的两间房，我们晚上睡觉也都不关门，只有这样，我们晚上才相互放心。

　　我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还是一个有爸爸妈妈关爱的孩子。若父亲提前知道家里哪天要炒好菜，他定会在我出门上门时反复叮嘱我早点回家吃晚饭；当每日太阳落山时，若我还未回家我就会心慌无比。其实，不是父亲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父亲。父亲在的一天，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希望自己从父亲那儿学到严谨，坚强和隐忍……我也可以去做做我孩子的好爸爸。我希望我父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让我永远做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