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你还好吗？

雨燕江南

如果不去世，大姐今年应该73岁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排行应该是老三，我排行老九，后来因为排在她前面和排在我前面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病逝，她便成了真正的大姐，我便成了九弟。

大姐出生于1945年，具体月份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自打记事那天起，我就经常把她们的生日搞混淆。

我出生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姐和二姐为了生计，总是披着一条破麻袋片子到处捡煤渣换钱糊口。

大姐一辈子没有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这个原因导致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

1969年，大姐留在城里做了工人，嫁给了一个屠夫。我随全家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在农村度过了十年。那十年，是贫困潦倒的十年，是不堪回首的十年，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十年，全家迁回城里时，我已经读初中。

父亲在文革中被斗怕了，胆子异常小，他和母亲还没有平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的是可怜的定量口粮和大姐的接济生活。

父亲一直多病，母亲患上神经官能症也刚刚痊愈，别说读书，就连吃饭有时都成问题。

为了读书，我哀求父母，一再声明不要他们出学费。读了一辈子书的父亲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同意我继续读书。

从读一年级开始，我一直都是夹着书本去学校，从来没有尝过书本放在书包里是什么滋味。

上初中后，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着书包，我心动了，也想要个书包，可哪里来的钱呢？父亲就让我去找大姐要钱做个书包，那时候一只布书包也就三毛钱的样子。

出乎意料的是，大姐不但没有给我钱做书包，还恶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我一边哭一边冲出她的家门，发誓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我忍着饥饿拼命读书，寒暑假自己出去摆地摊挣学费。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全家人包括大姐没有一个高兴，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的学费发愁。

我默默地回到下放过的那个村庄，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去河里逮鱼摸虾，春天挖野菜，夏天捉知了，秋天捡稻穗，冬天拾柴火，终于凑齐了上大学的费用。

上大学那几年，我很少和大姐联系，就是后来上军校，也几乎不来往，大姐在我心里的形象渐行渐远。

回到地方后，我风华正茂，事业如日中天。而大姐已过花甲之年。尽管我成家生子，但和大姐来往也是少得可怜。

我和大姐之间的感情疏远的原因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我总是难以从她拒绝给我买书包的阴影里跳出来，在我内心深处，我无法原谅大姐对我的冷酷。

大姐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和我妹妹同龄（这在过去很正常），姐夫开始杀猪，后来倒卖地方名酒，挣了点钱又被别人骗了个精光，只能靠摆地摊生活。

大姐所在的工厂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经济效益迅速走下坡路，很快便濒临倒闭。

这时我已经在离家乡很远的城市工作，与大姐的感情距离更加疏远了，即使回家看望老母，也大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极少见面的大姐每次见到我话都很少，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句话:“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老熬夜，要改改你的驴脾气，你对别人好，别人才会给你笑脸。”

对大姐的唠叨我基本没有入心，觉得大姐最虚伪，最不靠谱，也最没有人情味。这样的大姐有也似无。

姐夫在他60岁的时候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我参加完他的葬礼就匆匆赶回，按照常理，这是不近人情的，我应该留下来陪她几天，安慰安慰她孤寂的心灵。

我没有留下，因为我对她一直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母亲患病期间，大姐一家一直持冷漠的态度。

一晃又过了10年，再次见到大姐，她已经是白发苍苍、腰弓背驼、步履蹒跚的老人。见到我时，大姐一路小跑过来，紧紧抓着我的手摇晃。

她还是那几句话，几十年丝毫没有改变。而这时候听起来觉得那么真实，那么平和，那么耐人回味。

那一年母亲祭日，我们去给母亲上坟，大姐不顾劝阻，在母亲的坟头痛哭，历数往日生活的艰难，以及自己的种种不孝，那一刻，我内心波涛翻滚，泪如泉涌，这才真正体会到大姐的难处。

如今，我再也见不到大姐，再也听不到她的唠叨。留下来的，大都是对大姐的思念和深深的愧疚……

记得我读三年级的时候，给大姐第一次写信（这封信也成为这辈子我写给她的唯一的一封信）。尽管过去差不多四十年，但内容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敬爱的大姐:

我是小猴（大姐给我起的绰号）。我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会认好多字呢。等我长大了我一定也让你会好多字好吗？

我家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大的好！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好，全家都很好，猪也很好，还有两只大公鸡很调皮，经常欺负母鸡。

不过大姐放心，就是再饿，我们都不会杀它们的。妈妈说等你回来了炖鸡汤给你补身体呢。

不多说了，我要去上课了，本来是想去挖猪菜的，可是我特别喜欢的语文课，里面有好多有趣的故事，所以我先去上课，放学了再去挖猪菜。等你来了我讲给你听好不？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你的弟弟小猴

1970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