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偷听敌台案

章笑非

随着日渐变老，一些尘封的旧事经常会在梦中出现。梦醒之后往往抹去冷汗长出一口气，庆幸一切早已过去。但庆幸之余又百思不得其解：俺老章不晓得头世造了犀梨恶，怎么老是命中犯小人？趁客居米国闲来无事，不免将前半生所遇小人盘点一番以诫后人。

一九七七年春，全国一片莺歌燕舞，歌颂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丰功伟绩。单位领导知道我肚子里有点墨水，要求创作一个节目参加公司的文艺汇演。我便根据所在菜场一位市劳模的事迹，编了一个女声表演唱。谁知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这个节目居然被蔬菜公司选中，将我和一名姓汤的女同事借调到公司宣传队，筹备参加全市商业系统的“红五月”汇演。

尽管公司有规定，学徒期间一律不准谈恋爱，但能进宣传队的都是多情种子，没几天便纷纷成双成对。众人见我和小汤经常一道下班，以为也成了一对，便都来开我们的玩笑。小汤脸一红似乎默认了，我却作古认真地叫众人不要乱说。小汤有些气恼地嗔怪道：大家也就随便说说，你至于这么认真吗？我苦笑道：我是怕有人误会。没想到小汤真生气了：我又没跟别个拉拉扯扯，谁吃饱了撑的来误会？今天你不说出这个人来我跟你没完！

误会的还真确有其人，就是菜场禽蛋鱼组的核算员，因高度近视常年戴一副眼镜，大家都叫他“四只眼”。四只眼是顶替进菜场的，响当当的国营编制，加上又是高中毕业生，学历全场最高，所以脱产在财务上坐办公桌。他还写的一手好隶书，每次菜场出墙报都是他一人包了，很得领导宠爱，为此破例分给他一间单人宿舍。

四只眼聪是聪明却有些迂，加上菜场原先年轻的女职工也少，因此二十七八岁了仍未婚配。我们这批学徒工进来之后，他眼睛不由一亮，一下就盯上了颇有姿色的小汤。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小汤除了要买鸭和鱼时会来找他，平日里情愿跟别人谈笑风生，离他却远远的。他几次鼓起勇气请她看电影，都碰了软钉子，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就是推屋里有事。有好心的老职工劝他：四只眼我不是扫你的兴，人家小汤眼眨眉毛动会看上你？还是现实一些，找个一老朴实的牢靠。可四只眼就像中了邪，说这辈子非汤不娶。话传到小汤耳朵里，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依然我行我素。

对我们这批代培的大集体学徒工，四只眼本来是不屑一顾的。后来见我和小汤进了公司宣传队，便突然套起近乎来。有一次《杜鹃山》剧组来省城演出，他特意搞了三张票要我请小汤一起看，还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谁知小汤根本不领他的情，一边磕着瓜子看戏，一边跟我聊得热火朝天，仿佛旁边没有他似的。

有一天轮到我和四只眼在菜场值晚班，他把收音机调到短波，收听起了《米国之音》和《字油中国之声》。我担心地说：偷听敌台，你不怕公安局抓？四只眼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说我们是兄弟，你不说有哪个会晓得？没事就经常来我这里睡，我们一起听。

平时我也很少来四只眼这里，只是有时家里来了乡下的客住不下，才会找他搭个铺。四只眼每次都要问：你们宣传队有人追小汤吧？我每次都回答说好像还没有，每当这时他就会狐疑地盯着英杰，汽水瓶底一样的镜片后面两只略显暴凸的眼睛一动不动，就跟死鱼差不多。直到我肯定地说：没有，绝对没有。我敢打包票！他才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郑重其事地拜托我在小汤那里替他多说几句好话。见四只眼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确实真想帮他，可只要一在小汤面前提起他就会惹来一通好骂：你跟我少提那个死鱼眼好不好？恶心！

有时候宣传队活动少，大家都还要回菜场上班。一天公司工会给每人发了一张电影票，是文革前的老片子《天仙配》。这天正好小汤在菜场当班没来，工会主席就叫我给她带去。小汤是蔬菜票销组的核算员，我找她的时候几个女同事正在聊天。我大大方方地把票递给她，说是工会发的。

众人的眼睛顿时变得像探照灯，在我俩身上扫来扫去。不知为什么小汤的脸突然通红，转身就跑了。同事们笑道：真看不出来，小章的胆子还蛮大嘛，敢当大家的面追小汤，当真有量！我莫名其妙地骂了声“神经病”，讪讪地走了。

后来不知哪个长舌妇把这件事加油添醋地传到了四只眼耳朵里，四只眼突然不理我了，而且看到我就像仇人似的，一双死鱼眼怒火熊熊几乎要被烤熟。没过两天，我就接到了公司保卫科的传讯。

不大的办公室布置得极为庄严：正中一排马恩列斯毛和华国锋的画像，下面是 “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左右两面墙上两条大幅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保卫科长据说是从公安局转业的，脸色凝重语气严厉：你知道我们把你叫来是为什么吗？我惶或地摇摇头，说不知道。科长又问：你仔细回想一下，干过什么犯法的事情？我躲开对方那锥子似的目光，望着天花板假装回忆。等了一会儿科长不耐烦了，用手指敲着桌子：喂，怎么样？想起来了吗？我的心怦怦直跳，不清楚对方掌握了多少情况，暗暗告诫自己要镇静，千万不能自投罗网。

见我还是摇头，科长冷笑道：年轻人，我知道你很聪明，可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党的政策你也清楚，只要老实交代，我们就不会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否则，哼哼，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心里又忐忑起来：他究竟知道了什么呢？这时候有人来叫科长接电话，出去时他吩咐旁边的助手继续审问。助手是个文艺爱好者，平时喜欢来宣传队厮混。趁上司不在，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小声说：有人揭发你偷听敌台，千万不要承认，否则麻烦可就大了。

联想起四只眼那双燃烧的死鱼眼，我顿时恍然大悟，不禁恨道：我根本就没有得罪他，为何要置我于死地？这人哪，怎么变得这样丧心病狂？

科长匆匆走进来，问助手招了没有？助手摇了摇头。他瞪着我喝道：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我来问你，你有没有偷听过敌台？我坚决地摇摇头，说：根本没有，要有的话随你怎么处理。科长恼羞成怒，劈胸揪住扬手就要打。我不卑不亢地说：科长，打人可是犯法的。科长愣了一下，正僵持间，工会主席来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保卫科传讯宣传队的人，怎么跟工会团委招呼都不打一个啊？

宣传队归工会团委代管，因为逢年过节会帮着画墙报刊头插图，工会主席比较欣赏我。而他是南下的老干部，连公司的头都惧他三分。科长只好就势下台，陪笑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好啦好啦，小章你可以走了。我庆幸总算平安过关，后怕得出了一身冷汗。这真是人心险恶，深不可测啊！

这件事虽没留下什么案底，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前途。后来有知情者告知：本来宣传队解散时公司打算把能写会画的我留在团委以工代干，终因此案未作结论而泡汤。我重新被打回原形回到菜场，很不情愿地又蹬起了三轮车，天天运送豆干、酱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