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警生涯，铸就精彩人生

邓声杰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英模代表合影

作者像

　　序：

1976 年 2 月 26 日，那是我参军离家踏上征程的日子。1976 年，注定是极不寻常的一年。1 月 8 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3 月 8 日，吉林陨石雨震撼天际；7 月 6 日，朱德总司令永远离开了我们；7 月 28 日，河北唐山大地震，24 万 2 千 7 百余人不幸遇难，16 万 4 千 8 百 50 余人重伤；9 月 9 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终结了文化大革命。回首往昔，感慨如潮涌，谨以此文缅怀那段难以磨灭的历史，献给我的家人、至爱亲朋以及所有曾身着戎装的战友们。

1976 年 2 月 26 日，我从镇雄县人武部应征入伍，1996 年 8 月转业至地方工作。从 18 岁到 38 岁，整整二十载春秋，我将人生中最璀璨的一段青春芳华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

当兵，乃我自幼之志向，亦是我人生之重大历程。军旅生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使我养成了遵规守纪、守时如金的良好习惯。二十载军旅生涯，我先后入党、提干，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连营主官。从基层连队到司令机关，我历经军事训练、值班执勤、参加军事大比武、进军事院校学习培训、投身国防工程光缆施工，还两次参与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战火硝烟的磨砺。并非每个军人都能拥有如此经历、经受这般锤炼。战争，磨炼了我的意志，这些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一笔巨大的财富。特别是两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我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并出席北京英模会和全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赞誉，此乃我一生的辉煌与荣耀。转业至地方公安机关工作后，我从普通民警逐步成长为处级干部。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爱岗敬业，严格要求自己，大胆管理，积极主动且创造性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成绩斐然。2009 年 2 月，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工作先进个人”，并在全国通报表彰，为我的人生画上了圆满句号。诚然，忠孝难以两全，我亦留下诸多遗憾，错失了许多孝敬老人、陪伴关爱家人的幸福时光。然而，我无怨无悔，因为当过兵的人都深知，正是有了这么一群舍小我、守家国的铁血军人，国家方能安定，百姓方能安居乐业。故事，就从我的童年缓缓说起……

　　 一、模糊多难的童年

我出生于1958年8月28日（农历七月十四日），恰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那时，村里的人们都叫我“大跃进”。当时实行集体劳动，集体吃大食堂（大锅饭），我常常饿得嗷嗷直叫，一到吃饭的时候便狼吞虎咽，大家都说我一顿能吃半斤饭，所以我又有了“半斤饭”这个别名。

听老人们讲，我小时候体弱多病，连续几年拉肚子，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蜡黄，奄奄一息。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在劫难逃，活不下来了。我的大婶看着我的样子，对我母亲说：“这种娃娃带起都没有心肠……”然而，我毕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在母亲不离不弃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好不容易才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活了下来。据说还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玩耍时，被一辆狂奔的大马车从我身上碾过，经过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才挽救了我的生命，总算又逃过一劫。

自我能记事起，祖辈在世的就只有曾祖母和祖母了。听父亲讲，曾祖父的时候是做布匹生意的，还置有若干亩土地，家境殷实。但因大爷爷游手好闲，不理正事，甚至胡作非为，打打杀杀，惹是生非，又沉迷于赌博，给家里带来了极大的不幸。曾祖父置下的家业很快就被他败光，家境从此衰败。他本人也在外与人发生冲突，重伤不治身亡。父亲说，要是家产不被大爷爷败掉，解放后我家肯定被划为地主。祖辈共有大老爷、二老爷、我爷爷和幺老爷四兄弟。由于种种原因，四兄弟都先后英年早逝。大爷爷去世后不久，大奶奶也去世了，他们留下了一女一子两个遗孤。其子邓春林无人管教，到处流浪，后来被人卖到外地。直至六十年代才打听到下落，那时他已在湖南邵阳结婚成家生子。六九年回老家镇雄寻亲时住在我们家，走的时候是我大哥在冰天雪地中送他到毕节。2000年后，邓春林去世。二爷爷曾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还当上了军官，在国军里面任司务长。后来不知何原因从军队逃跑回家，因为在部队受了伤，不久就病逝了。二爷爷病逝后，二奶奶改嫁，没有留下子女。幺爷爷去世后，幺奶奶改嫁，留下其子邓书全和我父亲一起生活。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似一母同胞。记得我入学的第二年，大叔考入昆明师范学院（现在的云师大前身）。那时家庭条件极为贫困，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让大叔在学校过得稍微舒适些，父亲特意请人制作了一床羊毛毡，让大叔带去学校。大叔去学校报到那天，父亲送他到冷水洞上车。大叔上大学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加之与大婶感情不好，寒暑假也没有回过家。还记得大叔在昆明读书期间，请他的同学邓成恩带过一块厚5公分、宽20公分、长40公分的海绵回来，说是给曾祖母擦汗用，1966年86岁的曾祖母离世大叔也没有回来。听他的同学讲，大叔在学校是班长，又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开始后，他参加了红卫兵组织，闹派性时，参加炮兵团造反派并在其中任常委。在炮兵团造反派去昆明五华山聚会的路上遭遇八二三造反派的袭击，被八二三造反派的乱枪打死。大叔死后，炮兵团造反派他的好多同学来到我家进行慰问并举行了追悼会，并在我家住了好长时间才离开。大叔的不幸离世，是我们家不可估量的损失。

听父亲讲，祖父在我父亲一岁时就去世了。为使父亲能健康成长，二十来岁的祖母一直没有改嫁，是祖母一人既当爹又当娘把父亲拉扯大的。

在我的印象中，一开始家里是做面条，后来父亲赶马车，上毕节下四川，常年在外奔波。六十年代中期，父亲停在家门口的马车被盗，无钱再买新车，就又改行用马拉石磨磨麦子打面粉加工面条。母亲大多负责打锣柜（一种用脚踩筛面粉的工具）筛面粉，父亲负责做面条。

小时候在家基本没有玩耍的时间，除了帮父母做面条，就是到附近的山间割马草。没有青草的时候晚上还要铡包谷草，一早忙到晚，很少有空闲时间。孩提时的娱乐更是少之又少。别人家的孩子滚铁环、打陀螺、玩皮球……这些最最廉价简单的玩具我们都没有。没有钱买皮球，我们就用老人梳下来的头发绕成一个圆球，用线捆扎起来当球玩，我们叫它毛蛋，弹性较好。玩得最多的就是丢圆圆（用瓦片或瓷片敲成大小不等像饼干一样的圆形，在地上画两条线，丢出去若干个，再用一个稍大一点的击打的游戏）和拍烟盒（把大人抽完烟剩下的盒子折叠成三角形，在地上用手在旁边的地上拍出气体或用嘴吹气让它翻面的游戏），以及和女孩子们一起踢鸡毛毽、跳格子等。四五年级到初中这段时间，我玩得最多的是弹弓，而且手法很准，不知有多少小鸟丧身于我的弹弓之下，现在想想真是造孽。每年到秋收包谷的季节，因为我家是居民没有土地，我们就会去收割后的包谷地里，在草堆里面翻找人家没有收干净遗漏下来的包谷，或找甜包谷秸秆像吃甘蔗一样吸取里面的汁液。

听父亲讲，五十年代后期，我家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亲已备齐木材和石料打算翻修我们居住的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木房。一场轰轰烈烈的钢铁大跃进运动突然袭来，父亲翻盖旧房的打算被彻底摧毁。村社组织人员将父亲准备建房的木材、石料全部搬去修建炼钢铁的高炉。不仅如此，队社干部还动员各家各户主动捐献所有一切含铁的器物，如铁锅、铁锁、铁铲、火钳等。从此以后，父亲再无能力翻盖新房。以后全家人就一直住在破旧不堪的老木房子里，直至九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父亲曾带着我们哥仨去当时修建高炉炼铁的遗址上刨过石料，但因石料埋得太深，工程量太大，且又要破坏生产队的耕地，只好作罢。

这是70年代我大哥二哥探亲归队时到湖南看望邓春林大叔一家的合影

　　二、苦涩的学生时代

1964 年，时年 6 岁的我，在父亲的引领下，来到泼机中心小学报名读书。负责注册的老师见我身材矮小，便安排我先入幼儿班就读。那时的老师是申开凤，她对学生的态度稍欠和善。彼时的我，在学校里胆小怯懦，既不爱说话，又惧怕老师，因此很不招人喜爱，甚至还遭到少数同学的欺负。或许，这便是决定我日后性格的开端吧。

不知不觉间，三年时光悄然流逝，我升入了二年级。犹记得一日下午课间休息时，我在跑去下水井找水喝的途中，不慎被乡下驮粮到粮管所交公粮、拴在操场旁槐树下的马踢了一脚。瞬间，我被踢出几米远，趴在地上许久都无法动弹。幸得罗先弟老师看到后，将我扶了起来，询问了我的情况。见我能勉强站立行走，他便离去了。我捂着肚子，强忍剧痛，艰难地回到家，却因心中畏惧，不敢向大人提及此事。疼痛持续了好几年，才渐渐好转。

还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前往学校正殿的会议室（亦是乒乓球室），与同学们一起打乒乓球。由于气候炎热，我便去开窗户。窗户下面堆放着一些木头，恰好与窗台平齐。我站上去，用双手往外推窗子，哗啦一声，窗子被推开的同时，我也从窗口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离窗户有三米多高的庄稼地上。这一摔，导致右手腕关节脱臼，疼痛难忍。我好不容易回到家，腕部也开始肿胀起来。祖母急忙带我去邓家院子找邓振玉老人帮忙复位，并包了一段时间的草药，才得以痊愈。

在我投身军旅生涯之前，从未穿过棉衣。每至冬日，身上的衣物极为单薄。即便天气严寒刺骨，也只能硬生生地扛着。那时的我，常常冷得浑身瑟瑟发抖。在学校里，几个学生常常会挤在教室的墙角，通过“打油”的方式来取暖。那场景，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寒冷的冬日里，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只能依靠彼此挤在墙角，试图从那一点点的温暖中获取一丝慰藉。那单薄的身影和冻得发红的脸颊，成为了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画面。

1966 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学校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我无奈停学在家。

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时候，满街都是大字报，就连公路的路面上都布满了用石灰书写的大字标语。造反派们四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时不时就召开批斗会，地点设在区公所大院和学校外的大操场上。批斗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当权派。由区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被批斗的人较多，都是从各大队押来的。有时重点批斗一二人，也要令一帮“牛鬼蛇神”陪斗。操场有一个土石砌成的大台子，既可供开会使用，也可用于演出。开批判大会时，台上立起几根木杆或竹杆，扯着大幅会标，上面写着“批判某某某大会”的醒目大字。广播站的工作人员事先在台侧安装好播音设备，在木杆或竹杆上挂起高音喇叭。台上靠后摆放着一排桌子，区干部端坐在其后。台后墙上，挂着大幅毛主席像。会场上红旗飘扬，可容纳上千人的操场，挤满了革命群众。与学生们召开的批判会不同的是，会场上周围，站着不少持枪的民兵，他们比那些只能挥拳头、耍皮带的学生威武得多。这些持枪民兵，为批判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

批判会开始前，喇叭里要先播放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列不会跑掉。”“凡是反动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继续泛滥。”随后，主持人高喝：“把某某分子押上来！”那些“某某分子”便被民兵用枪押上台来（有时是由群专队员用红棍子押上台）。他们有时被绳捆索绑，有时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其人的姓名，名字上打着红叉。主持人先是喝令“某某分子”们“向毛主席请罪”，“某某分子”们刚转过身，他们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狠踹一脚，他们便咕嗵跪下。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完了罪，主持人便喝令他们面向会场跪下。随后，运动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声音高亢，咄咄逼人。虽说着家乡方言，但其气势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调。积极分子读上一段，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先是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是喊“打倒某某分子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的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吼声如雷。有的人被批斗，心中不服，虽被强迫跪倒，仍腰杆挺直，昂首挺胸。主持人便喝道：“某某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令其弯腰低头。有的人被枪托砸倒在地，爬不起来，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喝令其跪好。批斗期间，主持人又喝令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谁若说话声音低了点，或“避重就轻”，交待得不如革命派的意，也要惨遭毒打。批斗大会结束后，“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们”被押着游街示众，有体力不支的当场晕倒。

记得有一次批斗大会的规模比较大，被批斗的当权派有昭通地区领导张柏林，镇雄县委书记邓军、副书记张成友、县委常委付孟香等，陪斗的有区公所的王正贵、吴政明等。造反派们一边批斗，一边高呼“打倒胡孟香！保卫党中央！”“打倒张柏林！保卫毛主席！”“打倒邓军！保卫江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会场里还有人不时向人群抛撒和散发传单。由于是夏天，气候非常炎热，当权派站在台上九十度弯腰。因站立时间长，县委副书记张成友体力不支，从站立的台子上晕倒下来，人们把他扶起时已是满脸鲜血。批斗大会结束后，当权派们一个个被带到了公社大院。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候批斗大会相当残酷。会场里一排排地摆上课桌，上面铺上陶瓷碎片或玻璃碎片，旁边还有活蔴（一种触碰到就让人刺痛无比的植物）。专政对象就光着膝盖跪在陶瓷碎片或玻璃碎片上面。专政对象交代得不满意，批斗人员就用火钳夹着活蔴往专政对象的胸前和脖子上擦，专政对象一个个痛得哭爹喊娘。会议结束时，好多专政对象已无法站立行走，只能由批斗人员架着前行。有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就“畏罪自杀”了。

大队一级召开的批判大会，声势虽没那么浩大，但也有数百人参加。与会者都是各生产队的党团员、运动积极分子，其中青壮年居多。运动时期，一些大队的民兵营长，称王称霸，趋炎附势。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枪杆子里面，不仅可以出政权，而且可以出威信、出威风。有的基层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看人长相很善，说话也常面带微笑，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但是整起人来“像冬天般冷酷无情”。隔三岔五就要找几个人斗斗心里才舒服，群众对其敬而远之。现在想想，文革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十分荒唐，但愿那段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1970 年底，我的大哥、二哥刚入伍离家，父亲却突发重病，卧床不起，一家人都陷入了极度的焦急之中。我大舅与县医院联系救护车，连夜把父亲拉进城。陪同父亲一起去的有我大嫂和我。检查结果出来后，得知父亲患有肺结核和胸膜炎。大嫂便返家了，而我在医院陪护父亲有一个多月时间，直至父亲病愈出院。陪父亲住院期间，那些护士很喜欢我。我还记得有个漂亮的护士名叫杨世珍，只要她们去看电影，都会把我带上，电影主要就是革命现代京剧。父亲住院的期间，医药费是一大笔，我们家根本无力支付。是我大舅找到医院领导反映说：“他有两个儿子在部队当兵，他是军属，医院能不能考虑一下给他免除医药费？”当时军人的地位很高，医院领导答复：“既然是这样，你们去大队和武装部开个证明给我们，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就这样，父亲住院的医药费用就全部免除了。

大哥二哥去当兵以后的全家福

　　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去供销社买东西，买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很多大人都拥挤在柜台前，我就从人群下面钻进去。刚靠近柜台就听见哐啷一声，柜台玻璃就碎了。大人们见玻璃碎了一个个像躲避瘟疫一样都闪开了。记得售货员是饶启福，玻璃碎了总要拉个人做垫背，否则就要他自己赔偿。大人们劲大闪得快，他拉不住，就把我一个小孩子拉住了，成了他的背锅侠。无论我怎么解释说“玻璃不是我碰碎的”，他都不放开，死死把我抓住。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供销社办公室等待处理。不一会儿，公安特派员申家奎到来后也不容分说，问了我家住哪里，大人叫什么名字等，就叫我回家把大人叫去赔钱。我回到家把情况告诉父亲后，父亲非常气愤，就跑去供销社找他们理论，还与特派员申家奎大吵了一架。“那么多大人你不抓，只抓一个小孩，你们这不是欺负一个小孩子吗？”老父亲坚持不赔钱，他们也没有采取别的办法，就让父亲把我带回来了。从此以后，特派员申家奎还和我父亲成了朋友。我们家就住在公社派出所附近，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我家坐坐。

文革时候每个公社（区）都办的有学习班，也就是把所谓的“不法分子”“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强迫劳动学习改造，白天劳动，晚上交代问题。学习班是派出所具体负责管理，现在的泼机镇政府大楼就是那个特殊时期在学习班劳动改造的人员修建的，地下室就是当时关人的地方。从我记事起父亲的痔疮病就十分严重，发病的时候站立都成问题，干不了重活。申家奎常来我家，也知道我父亲的病情。学习班里有一个中屯的游医叫谭思奇，自称能治多种疾病和疑难杂症，也能治痔疮。至于能不能治大家都持怀疑态度。申家奎告诉他：“你真能把老邓的痔疮治好我就放你回家，如果把人治死了，后果你自己清楚。”所以申家奎就把我父亲当做了这个游医的“试验品”，叫他来我家给父亲治痔疮。谭本来就是游医，手术过程十分简陋。先是打麻醉，然后用血管钳把痔疮一个个夹上用线扎起来，让它慢慢坏死自行脱落。父亲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床上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才熬过了十多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手术十分成功，痔疮竟然慢慢就好了。谭游医在给我父亲治病期间，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慕名而来到我家找他看病。说来也怪，无论大人小孩经他一看随便开点药吃就好了。不知是他的医术实在高明，还是他走了鸿运。从此游医谭思奇也就获得了自由。父亲为了答谢他，让我背上几十斤面条和张基屯的一个患者家属许绍军老师一起把他亲自送回到了中屯的家中。

我大哥、二哥双双去当兵后，写信回来告诉父亲没有文化的难处。1971 年父亲才让我又继续念书。去中心小学插班老师不收，原因是年龄大个子高，怕我影响其他人学习。父亲就让我到本大队邓家院子生产队办的民办学校接着上三年级。我们一起去民校就读的有发小梁明聪、胡焕双、胡国寿、苏长林五人。我们几个的个子比其他学生都要高一个头。虽然称“民校”，但实际上就是耕读班。一到农忙时节好多学生都参与大人收割庄稼去了。“民校”只有唯一的一间教室，就设在生产队公房的二楼。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桌凳都是用油枯（农村榨过菜籽油的油渣饼）磊起来搭上一块厚木板就当桌凳，稍不注意就会垮塌。几个年级的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一个年级有几人或十几人不等。课堂上有预习的、做作业的，上课虽然是交叉进行，但相互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学习效果不是很好。一个老师就负责全部，老师是吴政荣，课讲得很好，上一天课，生产队会给记几个公分，在当时比干农活强。

我在“民校”仅读了一个学期，便转到泼机公社中心小学插班读四年级。班主任是朱德才老师。起初，我有些跟不上学习进度，但朱老师讲课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一有时间就给我们几个“大学生”（因为我们几个插班的学生年龄都比其他同学大，个子也比其他同学高很多，所以称“大学生”）开小灶。加之我也逐渐醒悟，到四年级下学期，学习成绩基本跟上了。特别是到了五年级以后，我的语文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还参加了红小兵组织。在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两年时间里，朱老师教给我们很多知识。我的名字也是朱老师改的。我原本叫邓声鹏，因班上还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邓声鹏。老师征求我们双方意见后，建议其中一人改名。那时，班上有些同学戏称我为“茅厕蓬”，鉴于此，在老师提议下，我同意改名。随后，老师为我改名为邓声杰。由于小学毕业考试成绩较好，我被镇雄县第一中学录取。

1973 年父亲送我到县城一中注册，我被分在初中部二十六班。注册以后买了饭票，老师就带我们到操场旁的一幢二层宿舍楼。我分在二楼，上楼以后左右两边两间大大的宿舍，每间左右靠墙摆放了一二十张床，床上垫的是稻草床垫。我选择靠中间的一张床把行李打开铺好。父亲叮嘱了我一些事后当天就回去了，我从此开始了初中的住校生活。一个宿舍住了一二十人，热天汗酸味夹杂着铺盖因潮湿而产生的霉菌味，再与过时的食物散发的馊霉味搅和在一起，尽管开窗通风，还是令人捂鼻。冬天一周不洗脚，酸里带咸的脚臭味弥漫房间，令人作呕。

开学时已经有蚊子了，住校学生都没有使用蚊帐，宿舍里也没法挂蚊帐。可恶的蚊子不近人情，偏偏飞到耳朵附近骚扰，一掌扇去，耳朵嗡嗡，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宿舍里“噼噼啪啪”的声响不绝于耳，直至困乏深睡，任它叮咬。最尴尬的是冬天半夜解手，厕所距离宿舍五六十米，撒着鞋子披着衣服一路小跑，回来已是瑟瑟发抖，钻进被窝蜷作一团却睡意全无。

那时学校生活极其艰苦，一天中晚两餐，不兴吃早点，中餐和晚餐每餐二角三分钱，餐餐包谷饭和三分钱的水煮白菜，没有一点油水。食堂一个星期会供应一次回锅肉，大家都想肉吃，但好多学生是吃不起的。只要食堂卖肉的时候，窗口都排着长队，挤满了人，个子小、劲不大的根本抢不到，没有多会儿肉就买完，想吃也没有了。

这是作者98年与部分同学祭奠恩师罗开俊扫墓时的合影。

　　县城离我们家有十多公里之遥。那时正值长身体阶段，我食量颇大，每餐要吃一斤干面条。一到星期五，便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归心似箭。每周我基本上都会步行往返回家一次，带些面条和其他食物到学校加餐。不回家的时候，我就去打工，在建筑工地挖土方，挣点小钱以补贴生活。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学生的家长带了一条白狗进学校。那狗见人多便到处乱窜，被我们几个住校的学生瞧见，便悄悄将那只狗诱捕并处理了。我们在附近的老乡家借了一口大铁锅，几个同学就在宿舍把狗炖来吃了。我的班主任是罗开俊（泼机人），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温和，说话轻言细语，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对他敬重有加。罗老师的语文课讲得极为出色，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授课内容饱满丰富，语言优美，字音清晰标准。他对学生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并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在一中住校的三个多学期虽说时间不长，但分科细致，教学质量高，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也锻炼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特别是罗老师的谆谆教诲让我获益终生，我永远怀念我的恩师。如今的家长之所以都希望把子女送进好学校，完全可以理解。

在一中读初中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上课时间多数被用在写大字报上，校园内外到处都是张贴的大字报，学校教学秩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但我排除干扰刻苦学习，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先后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我记得，为了解决师生的洗澡问题，学校决定在礼堂（也是食堂）旁边修建浴室，号召大家自力更生，组织学生筹备材料，自己动手制作土砖。浴室刚建成，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就离开了学校。

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一家人基本都是靠加工面条维持生计。老父亲做的面条在当地很有名气，不仅面条做得好，而且秤头十足，不短斤少两，口碑极佳。方圆几里路的人家都会来我家换面条，供不应求。

在我大哥二哥未去当兵前，家里不缺劳动力，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一周能吃上一餐肉，还可以喝点小酒。自从大哥二哥当兵以后，家里就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了。母亲常年生病，身体不好，弟妹尚小。我只能上午读书，下午在家干活。自从我到一中读书以后，父亲做面条就要请人帮忙。起早贪黑虽辛苦，但入不敷出。父亲也供不起我就读一中三年的学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在一中的第四个学期就申请转学泼机中心小学初中班。罗老师得知我要转学的消息感到吃惊，当问清楚我的情况后，深表同情、遗憾和理解。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的恩师和学习生活了近两年的一中。

泼机中心小学的初中班与一中的初中班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学科少，一个老师就包揽了全部教学内容。先后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是陆方贤和李大邦。由于家庭情况特殊，经老师批准同意，我上午到学校上课，下午在家干活，晚上就挑灯夜战看小说。大叔生前留下来一箱子书籍，我在里面发现了《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三国演义》等名著。从一中转学泼机小学至初中毕业这段时间，我利用晚上时间基本通读了《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儒林外史》《镜花缘》和《三国演义》。这些书里都是繁体字，发现有不认识的生字，我就翻字典把它记在书签上，很快就记牢了。有一次我将书带去学校看，被老师李大邦发现。他问我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我大叔生前留下来的。当时这些书很稀有，李老师让我借给他看。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有时我们会在一起共同分享书里面的故事情节，交流看书的心得体会。从这些书里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我的语言文字水平，使我受益终身。毕业前学校正在新建一幢三层楼的教学楼，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教学楼已封顶。我们毕业班多数时间都是为教学楼尽义务劳动，每一片瓦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亲手搬上去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初中就毕业了。

初中毕业后，我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下乡到关门山或摆洛（地名，家乡边远的高寒山区）当知青；二是可以到工厂去学工。1975 年冬季征兵我就想去当兵，但当时说居民户口初中毕业生没有下过乡的不让报名，加之我大哥二哥还在部队服役，父母也不同意我去，我很是失望和痛苦。心想一直在家做面条永远也不会有出路。此时县农机厂正好招合同工，得知消息后我就找到我大舅，他是泼机粮管所所长。通过他给农机厂厂长王天俊（泼机人）打招呼，我就去农机厂报到上班了。

作者与父亲

　　三、农机厂学徒

我是11月份去农机厂报到的。和我一同从泼机公社去的有三人，一个是平天的邓声祥，一个是头屯的付某军。记得付某军的父亲是泼机兽医站的站长付再举。只有我是刚出校门的毕业生，他们两个年纪都比我大，而且邓声祥已结婚，要大我十多岁。去农机厂报到那天是厂长王天俊接待我们。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他后，他说：“我们翻砂车间正缺人，你们就去翻砂车间吧！”然后他叫来了车间主任，主任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把我们带到厂房外的一幢小平房说：“你们就住这里，明天来车间找我报到。”小平房除了墙是完整的以外，屋顶上的瓦破破烂烂，房间里面灰扑扑的，一片狼藉，门窗也没有。屋子是个套间，里面摆了三张破旧不堪的床。我们三人忙了好大半天才把房间收拾打扫干净。第二天起床后，我们就去车间找主任报到。映入眼帘的是黑乎乎的一间不大的厂房，厂房里堆满了黑乎乎的砂子。因为砂子是循环使用，早已变成了黑色，所以整个车间到处都是黑的。头顶上有一部起吊砂箱和砂型用的航车，大门外有座化铁的高炉。工人整天和沙子打交道，浑身上下也是黑的。他叫来三个师傅，指定我们各跟一个。其中一个姓申的师傅是本公社长松林的，我们各自跟着自己的师傅就开始了“苦、累、脏”的翻砂学徒工生活……

这是我的舅舅胡延寿

　　我们在车间主要负责打杂以及协助老师傅铸造砂型。通常第一天上班便是“造型”，基本上要干到第二天上午才能将造型完成。做好砂型后还要起吊送进烤房烘烤，起吊时必须谨小慎微，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最难的当属砂型基本成型后，用小刮刀进行一点一点细微的修补，以此保证铸件的形状尺寸，真的需要“精雕细琢”，与制作一件艺术品几乎无异。跟着师傅学习，师傅最得意的也正是这一手技术。

铸造砂型完全靠手工操作，陶土、煤粉、黄沙……人工加入后还需搅拌。干上一会儿，全身上下、脸上、满口鼻腔全是灰尘。师傅告诉我们，材料的温度、稠度、强度是否合适不能仅靠眼看，还要抓一把捏在手里感受。每天都与砂土粉末打交道，下班吃饭时，手再怎么洗都是黑乎乎的。我记得老师傅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不要看翻砂工作又苦又累又脏，但这是个技术活。你不要看车工、钳工、电工、铣工，他们技术再好也只能评个七级工，我们翻砂工（铸工）最高的可以评八级工。还举例说××师傅就是八级工，你看他多潇洒？你们好好学技术，以后吃喝不成问题。”一开始还担心师傅保守不教，学不到技术，一年以后签不了合同，所以对师傅言听计从，重活、脏活、累活没少干。我当时虽然还是未成年人，但在这里没有人会把你当未成年人看待，干的都是成年人的活计。几百斤重的钢管和老工人一起扛，几百斤重的砂箱和老工人一起抬。我们进厂的时候正是大冬天，记忆深刻的是在冰天雪地里抬几百斤重的钢管和砂箱，真有点吃不消，走起路来两腿直打颤。特别是抬砂箱的时候，老工人都有手套做防护，我们学徒工没有。砂箱上有四个把手，上面都是厚厚的一层冰，手一接触砂箱就沾在一起，到了车间放下砂箱手上就掉一层皮，疼痛难忍。

砂型烘干后就等待开炉浇铸。开炉的时候我们这些学徒工负责抬废铁上炉，浇铸的时候钢花四溅。虽然师傅们都做了防护，但偶尔还是会被飞溅的钢花烫伤。

浇铸完以后，清砂似乎成了我们几个学徒工的专门任务。清砂就是成品浇铸完成后等砂箱基本冷却，工人从砂箱里将铸件翻取出来后，用皮管往砂里面浇水让砂冷却，然后把砂里残留的铁渣清理出来。由于刚取出铸件的砂堆温度还很高，一接触到水就雾气腾腾，沙尘飞扬。我们又没有任何防护，满身都是沙尘，气管里吸入了不少铁粉尘和砂粉，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与井下的煤矿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工作中有时还要看师傅的脸色。在我们学徒的几个人当中，邓声祥年纪比较大，处事比我们老练，他会主动与师傅拉关系，自然会得到师傅的关照，所以他的工作比我们要轻松得多。

在农机厂学徒的几个月，每天都是重复同样的工作。每个月辛辛苦苦工作下来，工资只有 28 块钱。住的地方一遇到下雨或化雪屋顶就漏雨水，里面又没有火炉，冷得让人受不了。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想，这样下去不是回事，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这是我大哥二哥当兵前的合影

　　1976 年 1 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厂里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一朵小白花，并组织了悼念活动。总理追悼会过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学徒工进城看电影。坐在我旁边的有两个军人，一个高个、一个矮个，一个年长些，一个年轻些，两人都比较瘦。年长的大概有 50 多岁，年轻的大概 40 岁左右模样。两人都穿着棉大衣、戴着栽绒帽。我主动与高个子军人打招呼，说道：“大军（我们地方的老年人过去称解放军都是叫大军），你们是不是武装部的？”他说不是，他们是来接兵的。因为正在看电影，也就没有更多地与他交谈。电影散场后，我跟随他们到影剧院门口。我对高个子军人说，我想跟你们去当兵。他说欢迎！但你要先去报名啊！那个瘦小的年长军人也说，你先去报名，体检合格再说。然后他对瘦高个子军人说，这小伙子挺精干的，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瘦高个军人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把我的名字和家庭住址记下后就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瘦高个军人是我们新兵二连连长辛永本（大理人，1977 年转业），瘦小个军人是我们新兵团团长郭满苍（80 年代离休）。当晚回到住处后，我有些激动，躺在床上浮想联翩，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第二天，我去厂长办公室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说不想干了。他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说不干就算了。我回到住处收拾行李就回家了。回到家父母看到我有些吃惊，问我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要去当兵。父母见我带回来的被子黑乎乎的，说我像是做煤炭回来的。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去大队报名了。

往事如烟，“翻砂工”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但体检时肺部已有阴影，我舅舅找本公社卫生院医生顾德美去打招呼，才说人年轻没有事）。然而，这段时间虽短暂，但对于我的成长历练而言，它同样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我大哥二哥当兵时的合影

　　四、立志从军

我自幼便对军人充满羡慕之情，当兵光荣，这一直是我的志向所在。1976 年春季征兵，我义无反顾地选择报名参军。当时不知是何处的规定，说是城镇居民当兵必须要当地居委会推荐。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泼机公社好像没有明确的居委会，但似乎又有管理这些居民户的组织，具体叫什么不太清楚，我就暂且称其为居民小组吧！所以在体检前，我写了一份申请，为了能让居民小组的领导们签字，每一位领导家我都去拜访了，并请他们在我的申请书上签字盖章或按手印。现在还记得这些领导当中的两人，一个叫李荣禄、另一个叫张淑清。至于申请最后交给了谁，如今已记不得了。体检合格后，接兵干部鲁绍堂排长（66 年兵，云南德宏人，79 年对越作战时任 4六连连长、战后调昆明陆军学校任教员、80 年代转业在贵州安顺国土资源局工作）、高云排长（昆明人，战后任 121 团副政委）亲自到我家进行了家访。之后便是焦急地等待通知。在此期间，武装部赵高华干事就抓我的“公差”，叫我帮他填写新兵的入伍登记表，一连填了好几天才完成任务。没过多久，入伍通知书就到了。接到入伍通知书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和高兴。又过了几天，公社武装部通知我们下午报到。当晚，公社组织了文艺演出，我代表全社入伍青年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立志做一名优秀士兵，报效祖国。第二天早上，全社入伍青年在公社集合，武装部给每个入伍青年都戴上了大红花。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和同学们热情欢送。我们社的几十个入伍青年由社武装部赵干事带队步行到县武装部报到。赵干事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大家欢声笑语不断。十多公里的路程没多长时间就到了。下午在县武装部集中换衣服，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换上衣服后，我们来到陈关镇二小集中住宿。接兵干部教大家打背包，而后给我们新兵每人发了六元钱，说是当月的津贴。一穿上军装就有钱，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从老家赶来了，一直跟随着我，但却无话可说。我知道父亲的心事，大哥、二哥 70 年入伍还在部队服役，我是家里的唯一劳动力。我这一走，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一人的身上。那时老家还有早婚现象，虚报年龄十六七岁结婚的也不少。两年多前父亲也托人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但我始终对这门亲事不满意。父亲在我面前只要一提此事我就反感。但在父亲的施压下，我也曾去过女方家几次，但也仅仅是为了应付父亲而已。父亲怕我这一走，这门亲事告吹，对不住人。我也知道这样做对不起父亲，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第二天，全县入伍青年共 600 余人在县人民广场集中，天还下着大雨。几十辆解放牌汽车排列整齐，我们一个个新兵冒雨登车，就这样踏上了去部队的征程。望着父亲微驼渐渐远去的身影，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训练，争做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家乡父老争光，不让父母失望。

　　车队从老家镇雄县城出发，历经整整两天，才抵达距离镇雄 170 余公里的贵州水城。部队在贵州威宁停留了一夜。记得车队抵达威宁之时，新兵们迫不及待，一下车便也不分男女厕所就往里冲，把女厕所里的妇女吓得大声惊叫着往外跑。次日，在即将到达水城之际，远远地便能看到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突突突”地驶向远方，新兵们纷纷惊呼“火车！火车！”，这便是我们这些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火车时的模样。第三天，我们从水城换乘闷罐专列，在路上“哐当、哐当”行驶了几个小时后，于第二天凌晨抵达安顺火车站，接着换乘部队的卡车，径直来到了陆军第 14 军 41 师步兵第 121 团新兵营驻地——安顺市原三局四公司废弃厂房，由此开启了新兵连的生活。

　　五、艰苦的新兵生活

怀着诸多的迷恋，怀揣曾经的梦想，从孩童转变为军人，我终于实现了全新的跨越。当我面对鲜红的八一军旗，当我告别父母将青春交付给绿色的军营，我的新兵军旅生涯就此拉开帷幕。我被分在新兵三连二排，排长是接兵干部鲁绍堂，班长叫许胜发（大理州洱源县人，1977 年退伍）。当时的新兵连，条件极其艰苦，住的是破旧的油毛毡房，水泥地面上仅铺了点稻草，我们在稻草上面铺上在武装部发的白布床单便入睡了。

新兵训练的内容颇为单一，早晨 6 点钟出早操，出完早操洗漱，洗漱后吃早饭，吃完早饭练队列，练完队列吃午饭，吃完午饭练射击和投弹，练完射击和投弹吃晚饭，吃完晚饭学唱歌，唱完歌就睡觉，常常刚睡着紧急集合号便响起，让人备受折腾。新兵连生活很差，餐餐都是水煮白菜，有时仅是一碗菜汤加一小块臭豆腐便对付过去了，偶尔吃一餐面条就算是改善生活。记得有一次，炊事班刚把面条抬出来，一群新兵就围上去捞面条，有几个新兵的棉帽竟然掉进了面条锅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新兵营生活虽然紧张而艰苦，但磨炼了我的意志。在新兵训练即将结束的前几天，新兵营以连为单位组织队列会操。会操那天，春光明媚，歌声嘹亮，战友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和煦的阳光下，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军姿刚劲挺拔，加之绿色军装的衬托，显得英姿焕发。连长宣布会操开始，伴随着“报告”“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敬礼”“一、二、三、四”等短促而洪亮的口号声，会操队伍几乎一个步伐，一个声音，摆臂踢腿刚劲有力，一丝不苟，受到了在场领导的好评。

会操结束后，排长说：“经过三个月的刻苦新训，你们已完成从地方青年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你们明天就下连队了，到了自己的连队后要刻苦训练，勤奋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成绩。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有时间来找我玩。”我对排长说希望和他在一起，排长说：“你已被警通连挑走了，警通连的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也想要你，但不可能。警通连好，没有步兵连队苦，你就安心去警通连吧！我们以后还可以经常联系。”这样才打消了我想和排长鲁绍堂去他连队的念头。

作者新兵时留影

　　四、兵分警通连

会操结束后的次日，即一个阳光洒落在营地的日子，我正式被分配到了团直警通连。与我一同前往连队的还有其他新兵，我们在警通连副连长钱逢喜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了新的“战场”。这位副连长在战前升任师侦察连连长，令人悲痛的是，他在出境侦察时壮烈牺牲。我们这批一同分到警通连的新兵竟有三十几人之多。刚到连队，老兵们便立刻对我们展开了一系列测试。测试项目共有三项：其一，要求我们每个人在纸上工整地写下十个阿拉伯数字；其二，老兵在黑板上写下十六个数字，让我们先观察一分钟，随后擦掉，接着默记一分钟，最后再在纸上准确地写出来；其三，给我们一段报纸，同样先看一分钟，然后要求我们流利、不间断、不打咯噔且不错字地朗读出来。然而，在那个时刻，谁也不清楚这些测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没人向我们解释，我们也不敢贸然询问。测试完毕后，班长带着我和孙鲁贵、史绍进、史贵明、普春喜、邓声高、王顺发、熊发林等十人径直走向了两瓦班，而其他同志则分别被分配到了侦察班、工兵班、总机班、架线班和骑兵班。当时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两瓦班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询问老兵，老兵却只是反问我们：“电影《英雄儿女》和《永不消失的电波》你们看过没有？你们现在要学的就是李侠和王成所从事的工作，以后就是无线电通信兵，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战场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这才得知，两瓦报话员既要熟练掌握莫尔斯电码的收发电报，又要牢牢熟记密电码，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条件下顺利开展工作，圆满完成通信联络保障任务。

来到两瓦班的第二天，紧张的专业训练便拉开了帷幕。首先是介绍十个阿拉伯数字的专业读音，比如：“1”读作“幺”，“7”读作“拐”，“9”读作“勾”，“0”读作“洞”。这些独特的专业读音能够在通话中更加便于听辨。随后，便是背记十个阿拉伯数字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电码符号。那段日子，晚上我常常失眠。其实，当通信兵并非我的愿望。在家的时候，我热衷于锻炼身体，体质较为良好，生性好动，实在静不下来。我一直怀揣着当一名侦察兵或汽车驾驶员的梦想，想着学一门技术，等复员回去后也好谋求生计。所以，对于背记密语和电码符号，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整天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个星期过去了，一起的战友们大都能背记好多内容了，而我却依然一点都不会背。因此，我受到了班长薛彪的严厉批评。薛彪是昆明人，战后担任通信参谋，后来调到军区通信部任处长，最终转业。记得有一天中午，阳光暖暖地照着，我正坐在警通连红砖楼下的走道后面石坎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时，侦察班长李凤奎路过此地。李凤奎是毕节人，战后担任 41 师群工科长，后来也转业了。他看到我后问道：“为什么不睡午觉，坐在这里干啥？”我满怀期待地说：“班长，我想当侦察兵，你跟连领导说说，把我调到你们侦察班去吧？”他却回应道：“你个子小，就适合在电台工作了。”我急忙说：“个子小点更灵动啊！”他接着说：“你们都是连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电台很好嘛！不要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背你的密电码吧！”他的这一席话，犹如一盆凉水浇灭了我改行的希望之火，也让我彻底打消了去当侦察兵的念头。自此，我才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

报务员培训照片

　　七、参加报务员集训

在连队训练没多久，便接到前往师里参加新兵报务专业集训的通知。出发前，指导员李宗富对大家说参谋长要来看望大家。不一会儿，通信股长邹世昌（79 对越作战后调昆明陆军学校任教）陪同参谋长陈朝阳（76 年粉碎“四人帮”后，据说在揭批查中发现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写了一篇《桃花源中走资派》的批判文章而受到“四人帮”的牵连被停职）来到了现场。参谋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魁梧，约有 1.80 米左右。两位领导与指导员简单寒暄过后，指导员请参谋长讲话。参谋长说道：“你们这些兵都是通信连精挑细选出来的。到集训队后，班长要严格要求，大家要刻苦训练。几个团的人在一起集训，无形中就是一场竞赛。你们代表的是 121 团的整体形象，大家要守纪律、赛作风、促训练，争取走在各团的前列。希望你们圆满学成归来。”

报务员培训电键

报务员工作电键

　　我们一同参加师报务集训的同年兵有孙鲁贵（云南晋宁人，对越作战时荣立二等功，1982 年退伍）、史贵明（云南晋宁人，对越作战时荣立二等功，1982 年退伍）、史绍进（云南玉溪人，对越作战后住校，已病故）、普春喜（云南晋宁人，对越作战后，任副指导员转业）、熊发林（云南玉溪人，对越作战后住校，已病故）。其中还有我的两个老乡邓声高（1978 年退伍）和王顺发（1978 年退伍）。我们由班长武忠（1973 年兵，四川乐山人，1977 年退伍在乐山水务局工作）带队，乘火车来到了贵阳羊艾农场（磊庄机场空军医院废弃的营房）师通信集训队报到。集训队队长由师通信科科长段体珍（保山人）兼任，副队长由师通信营无线电连副连长杨开文兼任，师无线电连正排级报务员孟凯（北京人）任一排长兼教员，123 团警通连正排级报务员陈权明（河南人）任二排长兼教员。报到第二天进行了简短的开训动员，师司令部关副参谋长作了讲话，随后便开始了紧张而枯燥的报务集训。

毛主席给通信兵的题词

　　集训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抄收电报训练，其二是发电报训练。

在练习收报方面，第一步是练坐姿。要求上身笔直，抄报所用的纸需摆成与桌角水平线呈 20 度的斜度，如此设置是根据人体特点，以便确保书写流畅。第二步，练握笔。无论你以前握笔习惯如何，此刻都要按照统一的姿势进行握笔。第三步，练削铅笔。每只铅笔都要削成 0.5 厘米的厚度，笔头不能过长，以免容易断裂。第四步，练抄写。数字和字母的写法都需从头学起，报务员书写的“2”和“3”与常人有着明显差异，目的是为了提高书写速度。单单是这 10 个阿拉伯数字的不同组合，常常就需要几十页甚至上百页地书写，每个礼拜至少要用掉 3 根铅笔。

而发报则首先从背记数字和字码的方法开始，熟记之后，便开始用电键练习发报。

子码电码符号表

　　无线电报务员对专业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较高。一部电台虽只有两三个兵，却配备两名干部，报务主任是正排级干部，台长甚至可以高配为正连级干部，足见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无线电报务也是通信兵当中最难掌握的专业。天天带着耳机的报务兵，不仅要能听懂枯燥乏味的由“滴”“哒”组合而成的电码符号，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将其转化为一连串的数字。这既需要天赋，也离不开后天的努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报务集训的主要内容是收发电报，抄报训练就是把对方发过来的莫尔斯电码（即摩尔斯电码）还原为 10 个阿拉伯数字或 26 个英文字母。其中 10 个阿拉伯数字有长短码之分，短码的“1”为一短一长，即“滴、哒”；长码的“1”则为一短四长，即“滴、哒、哒、哒、哒”。报训队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抄收电报的训练上。原因很简单，抄收电报就是靠大量的、反复的练习使大脑对电码声形成条件反射。训练到一定程度时，只要耳朵听到电码声，大脑根本不用辨别电码究竟是“滴哒”还是“滴滴哒”，马上就能在纸上直接写出正确的数码或字母。抄报训练极为枯燥，我们每天 8 个小时头戴耳机，手拿铅笔，不停地收听着电报声，不停地在纸上抄写着，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教员还会在电报声中加上一些干扰杂音，以模仿实战的收报环境。训练结束摘下耳机时，人已极度疲惫，仿佛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数码电码符号表

　　尽管每个人在训练中都极为刻苦，但并非所有人最终都能达到抄收高速电码的水平。新兵训练从每分钟 40 码的速度起步，每周会以每分钟 5 码的速度逐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无法跟上进度的学员将会被淘汰出报务员队伍，训练的残酷程度非同一般。因为一旦电报的速度高于每分钟 120 个字母，就需要依靠“压码”技术才能实现均匀书写，从而将电报完整无误地抄写下来。所谓“压码”，就是当对方发出第一个字母时，抄报者并不急于书写，而是把已经听到的电码记在心中。当对方发第二个字母时，抄报者才开始在纸上书写刚才的第一个字母。“压码”的高手最多可以压 4 个字母，也就是说对方电报声终止后，抄报者才不慌不忙地把最后的一组字母匀速地抄写在纸上。“压码”技术是一种特殊的天赋，只有具备这种特殊天赋的人，才能抄写高达每分钟 160 个字母的高速电报。

　　发报训练更为艰苦，难度也更大。首先要过握键关。发报分为跪姿和立姿，当时在我们集训队旁边还有个空军报务集训队，他们学的是立姿，而我们学的是跪姿，这让我们很是羡慕。跪姿是将中指的第一个指节跪在电键握柄的圆盘上，食指自然弯曲，指尖点在握柄的圆头，拇指轻轻握住电键握柄圆头。不管是跪姿还是立姿，发报时都要靠腕力带动中指，将电键压下去，使电键上方的电触点与电键下方的电触点短暂接触，这样便发出“滴”的一声。“哒”的标准长度是三个“滴”，通过手腕控制好电键触点的接触时间，就能形成“哒”的一声。报务员就是靠着这样的手势，将莫尔斯电码通过无线电设备发往空间。

发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有些学员为了快速提高而走“捷径”，挑战自身现有的能力，从而养成了一些不好的敲键习惯。一握电键就狂发一通，点不点、划不划的毫无节奏感。一个人一旦养成“坏手”的习惯后就很难再改，报务员的生涯基本也就到此为止。

开始学习发报的时候，为了锻炼腕力，都要把发报键的弹簧调得紧紧的，电键的距离调得大大的，跟着教员一点一划慢慢地发。等到教员觉得这个水平比较稳定的时候，学员才能逐步把弹簧调松一些，把触点的间距调小一点，发报的速度也相应提高一点。由于发报时中指的第一个指节是跪在电键上的，没过多久，中指的指甲根部就被电键顶得凹陷下去，然后红肿起来，有的学员还磨破了皮肤，第二天根本无法接触电键。但是训练不能停止，大家只能苦熬着，直到手指磨出了茧子，才适应了电键。集训期间，每日都是在点（滴）和划（哒）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又在点（滴）和划（哒）声中结束，满脑子都是电码符号，单调、枯燥而乏味。经过半年多的刻苦训练，尽管手指磨出了茧子、手腕酸疼，但收发报能分别达到每分钟 120 码，发报能达到 110 码，基本能达到“压两码”抄收。

在报训队，报务员是不干重体力活的，主要是怕伤了手腕影响发报。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每次洗完衣服后稍活动一下手腕，发报会特别舒服流畅。

字码电码对称表

数码电码对称表

　　集训后期有几天进行电台的操作使用和机上实习，所用的是硅两瓦电台。一开始是室内练习，一个宿舍放置一部机器，频率岔开，上面有发的呼号和报文，包括频率、时间、10 个呼号、10 个频率以及 10 张报文，且都带有编号。换频率的时间为 5 分钟，在 50 分钟的时间里，要联系 10 个电台，每个电台发一份报文并收一份报文。报文的收发是有秘密等级的，密级高的先发，若是同级，则先呼叫的先发，最后以通联的个数以及报文的正确率来判分。之后便是野外练习，野外联通结束后进行考核，包括音响报、干扰报、简语、发报以及实际通联。

集训期间，我和战友们也曾先后去磊庄机场航站楼服务社购买过几次东西。还记得机场跑道两边摆满了战斗机，我们很想与飞机合个影，但因机场管理严格，又没有照相的条件，再加上训练也很紧张，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集训队唯一的娱乐生活是每隔十天半月，磊庄机场的 5708 厂会放一场电影，都会通知集训队观看。集训队离机场有好几公里，每到看电影的时候，队里就用唯一的一辆卡斯 69 生活车分两批拉大家前往观看。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能放松一下。我还记得，集训期间，全体学员到通信营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帮助通信营栽水稻。活计干完后，班长带我们在贵州省军区浴室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并在贵阳城里逛了一圈。我还在相馆照了张像，肚子饿了，几个战友就一人买一盒午餐肉充饥。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午餐肉真好吃。

为期 9 个月的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已是 1977 年 2 月份，羊艾农场的冬天依旧冰天雪地。我们几个战友就邀约上山捡柴烧火烤。到了晚上，战士们都只有一床被子，冻得无法入睡，就两人合盖两床被子挤在一起睡，这才解决了天寒地冻难以入睡的问题。由于在集训队训练刻苦认真，我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取得结业证书。报务员的训练十分辛苦，如果在学校学习时有这个劲头，应该能考上一本大学。

　　八、八一台实习

从师集训队回来后，我和同年兵史绍进被分配到八一台实习。记得当时的八一台，有台长张正和（大理州祥云人，1979 年对越作战后转业）、报务主任李昌（云南建水人，1979 年对越作战后任连长，后调安顺军分区镇宁武装部转业）、报务员秦炳海（河南信阳人，1979 年对越作战后任参谋转业）、纳朝东（贵州水城人，1978 年退伍）、管奎弟（山东烟台人，1979 年对越作战后任台长转业）共五人。在八一台领导和老兵的指导下，我首先熟悉八一台的机器设备，学习如何调试信号。老报务员带了我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独立值班。每次值班，打开机器，将发信机调试到最佳状态。除了查看信号强度，老兵还告诉我可以用铅笔在发射天线的接线柱上一擦，如果发出较大的火花，就证明信号比较强，甚至可以点亮一颗 15 瓦的灯泡。联络时间一到，就开始进行联络。师里是主台，121 团、122 团、123 团、师炮团、师高炮营是属台。沟通以后，有报就抄收或发报，无报就结束联络。每当我抄收完电报，结束联络发出最后一个字符“SK”，拿着电报送到机要室的时候，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无比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便会溢于言表。我为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报务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八一台工作，最让人头痛的是值夜班。那个时候规定不允许睡班，只能坐班。第一班大多数会在凌晨一至两点，第二班基本就是五六点。有电报收发的时候，时间相对好熬一点；无报的夜晚就很难熬了。那时值班每天分四个班：上午班（起床至午饭后）、下午班（午饭后至晚饭后）、小夜班（晚饭后至 24：00）、大夜班（0 点至起床）。在三个人的情况下，一个人值班如果从上午班开始，接下来就是当晚的大夜班，睡一上午补觉，接着就是当晚的小夜班，最后是第二天上午补觉后的下午班，完成一个轮回。算起来是三天两个夜班，长年累月相当辛苦。其中最辛苦的是值大夜班，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半夜起来在冰冷的值班室，一个人只有孤灯与机器相伴，难免会有惆怅之感。从到八一台实习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值夜班，第一次尝到了值夜班的滋味。

在八一台实习没多久，有一天，突然台长张正和和指导员李宗富（1959 年入伍，云南德宏人，1979 年对越作战时任股长后转业）找我谈话。他们说，明年全军要开展军事大比武竞赛，两瓦班人员不够。你记性好，反应快，连队决定让你回两瓦班工作。虽然我知道在八一台工作只要熟悉熟悉勤务用语，多练练收发报，进一步提高抄报的抗干扰能力就行了，而去两瓦班就意味着还要从头开始背记一大本密语，训练强度大，每逢野营拉练、部队演习或重大活动，两瓦班的报话员都要配属到营里面，工作会更辛苦。心里虽然有想法，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也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曾经使用过的八一小型（B）电台

军用无线电台联络文件

　　九、参加报话员集训

报话员需要自己记密码，在工作时当场将收发电文转化为文字或数字，而报务员不用背记密码，只需记住必要的联络勤务用语，抄收的电文会送到机要室由机要员进行翻译。来到两瓦班后，感觉压力最大的就是背记密语。由于战备保密工作的需要，上级会经常更换这种密语，每更换一次，就必须重新熟记熟背，只有这样，在译发或收译电文时，才能熟练掌握和运用，达到毛主席对通信兵工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总要求。

刚到两瓦班，第一堂训练课便是背记密语。班长给我们每人发一本密语，有十多页，里面成千上万个单字、单词、词组都必须倒背如流、运用自如，否则就无法参加训练，更无法与对方进行密语通话。这么多密码让人看着就头疼，心想不知何时才能背下来。当时我就产生了畏难情绪，班长薛彪对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看到我的情况后主动过来帮助我，并传授背记密语的经验和技巧。到两瓦班训练不久，师里为了备战第二年开展的全军军事大比武，决定集中全师报务员、报话员进行培训。我们就在班长薛彪、副班长邹仕碧（贵州道贞人，对越作战后任教导员转业）的带领下，来到贵阳羊艾农场参加全师组织的无线电报务员和无线电报话员专业集训。我们两瓦班的新老兵都来了，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1975年入伍的老兵朱芳旺（河南新乡人，对越作战后提干，后任连长转业）。记得报到第一天，各团两瓦班、八一台、师炮团指挥连、师无线电连、还有师高炮营的人都来了。特别是师无线电连的几辆大功率车载电台，当天一到就开始忙活起来，架设天线展开联络，整个集训队热闹非凡。第二天上午进行开训动员，师里来的领导也是个副参谋长，具体是谁记不得了。动员会上，师通信科长兼集训队队长段体珍反复强调了全师无线报务员、报话员集中训练的目的意义、要求以及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午开训动员后，下午各单位就按计划各自展开了训练。两瓦班的训练，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与密语打交道，只有密语背记熟悉后，才能上机进行通话。

作者机上通话训练

　　与我们一同集训的报务员则轻松许多，他们主要进行巩固提高训练。有些干部（台长、报务主任）和老兵在业余时间会到附近的山上捡菌子来改善生活，有时我们也能沾沾光。两瓦报话员集训则大不相同，必须从头背记密语。集训中最艰苦的也是密语训练，除了正课训练，业余时间也得用于背记密语。一篇文章容易背记下来，然而要将由若干个生僻、毫无关联的字、词组成的密语本内容熟记于心并运用自如，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尽快掌握密语通话技能，我每天天不亮就偷偷起床背密语，并进行“明译暗”“暗译明”等密语应用训练。中午别人休息时，我也在背密语，甚至连节假日都放弃了。晚上还经常失眠，做梦都是满脑子的密电码。集训期间，我们两瓦班的老兵新兵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探讨训练方法，掀起了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训练上比学赶帮超，你追我赶，谁都不愿落后。由于我的汉语拼音基础比较好，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刻苦认真训练，我的业务技能很快就赶超了其他同志。密明码翻译看明读密、看密读明均能在一分零几秒内完成，达到并超过了训练大纲的标准和要求，在平时的每次摸底考核中成绩均名列前茅。

　　熟记密语后，便开始进行机上通话。机上通话分为停止间通话和行进间通话。停止间通话大多在夜间进行，行进间通话则在白天和野外开展。行进间通话时，需在脖子上挂一块 50×40 公分的木板，木板上放置话稿纸，左手拿送话器、扶稿纸，右手握铅笔，边走边收发话文。训练大多在野外进行，羊艾农场附近方圆几公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们无数的青春足迹。

记得集训队教导员由师通信营副教导员担任。集训期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刚好出版发行，通读《毛选》第五卷成为我们每周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苦心人，天不负。在为期近三个月的集训当中，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和刻苦训练，结业考核各科成绩均为优秀。由于我业务素质过硬，部队每次执行重大任务都少不了我。除参加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外，还先后配属各营及其他步兵连队完成了在贵州广顺、长顺、惠水、贵阳扎左等地开展的“三打三防”（即：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走、打、吃、住、藏”训练和步兵战术综合演练以及步坦协同训练的团对营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期间，也结识了几位营连领导和在营连蹲点的副政委李天保（在对越作战中牺牲）、副参谋长刘忠贤（1978 年转业）、作训参谋张浦根（战后任副参谋长转业）等领导。由于我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平时工作上从不讲价钱，连队的公差勤务、重活、脏活争着干。在 1977 年年终工作总结时，我受到连嘉奖。

　　1978 年，团里作出决定，要修建北兵营操场的围墙，由副团长陈满具体负责此项工程。各个连队都被分配了相应的任务，有的连队负责烧石灰，而我所在的连队，其中工兵班负责炸石头。采石场距离营房并不远，就在营房后面几百米处的山上。各连不仅要自己搬运石头，还要自行砌墙。那些石头全靠人工肩抬背扛，每天一大早，战士们就奔赴工地。我和班长薛彪组成一组，那些几百斤重的石头，我们每天都要搬运好几趟。每次搬运下来，都是大汗淋漓，体力严重不支。肩膀被磨得红肿破皮，人也累得腰酸背痛，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在当兵之前，我的身体十分健壮。然而，这一两年的报务员、报话员专业集训主要都是脑力劳动，基本没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如此一来，体力严重下降，以至于现在难以适应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当砌墙所需的石头准备好后，后期便是修建围墙的工作。这项工程持续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完成。可谁能想到，在年底的时候，部队就接到了向中越边境开进的命令。79 年打完仗后，部队调防至建水，原来的营房被废弃。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围墙，最终等于白修了。回想起这段经历，心中难免有些感慨。那些挥洒汗水的日子，那些为了完成任务而拼搏的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虽然围墙最终没有发挥长久的作用，但在修建的过程中，我们展现出了军人的坚韧与担当，为部队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段经历也成为了我们军旅生涯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作者的技术能手证书

　　十、参加军事大比武

1978 年，全军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大比武竞赛热潮。彼时的我，作为军、师、团精心培育的训练尖子，有幸先后参与了师在贵阳、军在开远以及军区在昆明组织的一系列军事训练大比武竞赛活动。在每一场竞赛中，我都全力以赴，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精湛的技艺，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尤其难忘的是 1978 年 11 月在昆明举行的军区组织的全区军事训练通信报话兵专业大比武竞赛。在这场高手如云的激烈角逐中，我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心态。赛场上，我全神贯注，技压群雄，一路过关斩将。在无线电报务、收发报、密语、军语、行进间通话这五项竞赛中，我以卓越的表现和出色的发挥，勇夺全能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为军、师团赢得了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肯定，更是全体战友共同奋斗的成果。赛后，我有幸受到了军区参谋长孙干卿和兵部程玉宝部长的亲切接见，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军区大比武圆满结束后，通信部组织获得团体和个人冠军的单位及个人前往宜良汤池的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进行集训，全力备战翌年的北京第四届全军运动会。然而，就在集训期间，队里突然通知全体学员紧急开会。军区通信部胡学琛副部长在会上郑重地宣布：“要打仗了！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现在一切行动都要服从打仗这个大局，到北京比赛的事宜取消。你们先回去打完仗再说，以后还有机会。”第二天，全体参训学员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汤池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各自返回原单位，准备投身到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中。

部队向中越边境开进

　　十一、参加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一）开进边境

我从军区大比武回到安顺营区的日子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回到连队后，惊喜地看到好几个老兵都得到了提拔，晋升为干部。81 台的老兵秦炳海直接被提升为台长；管奎弟升任报务主任；骑兵班班长蔡循启晋升为二排长；技工室的蓝忠诚提拔为技师；两瓦班班长薛彪则被任命为三营通信排排长。他们一个个挎着手枪，精神抖擞地忙前忙后。整个连队的人都处于紧张的准备状态，忙碌不停。我也跟随班里按照作战要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三分四定”工作，并仔细清理好通信器材。第二天晚上，我就配属到二营，随大部队出发了。记得当时二营的营长是杨文团，战后他在边防团先后担任副团长、团长以及临沧军分区参谋长；教导员是李瑛，当时他在住校，后来担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副营长是张甫根，战后他也住校，之后任副参谋长转业。督导二营的副团长是王树昌，战后转业；副政委是余华周，战后担任 121 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

从贵州安顺出发，部队采取摩托化开进的方式。几十辆汽车延绵十几公里，宛如一条长龙，场面蔚为壮观。在那个年代，70 年代的公路大多是砂石路面，大车队行进时，尘土飞扬，仿佛天昏地暗一般。车队每到一地休息，战友们个个都是满身尘土，只能看到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如果不说话，真的很难辨认出对方是谁。我从小就会晕车，最害怕坐车出门。从贵州安顺到云南马关这几百公里的路程，一路颠簸，我受尽了折磨。头痛胸闷，胃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断。到了开饭时间，看到别人吃得很香，我却毫无食欲。部队经过好几天的摩托化行军，于 12 月 24 日到达集结地域——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我随二营驻训马关梁子寨。在此期间，警通连一分为二进行扩编，分为通信连和特务连。已确定转业的李寿先继续担任特务连连长；警通连副指导员田荣泉被提拔担任指导员；侦察排长曲伦斌战后住校，后来担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退休；有线排班长孟庆广直接由班长提拔为特务连副指导员。通信连的变化相对不大，警通连指导员李宗富被提任直政股长，战后转业，主要协助通信连工作。通信连排长朱继清战后调到昆明军区通信部担任参谋，之后又任昆明陆军学校通信训练大队训练处处长、副大队长以及成都军区士官学校校长转业；副指导员李炳建战后住校，担任边防团教导员、武装部政委转业；81 台台长李昌战后任连长，后来调到安顺军分区转业；已确定转业的通信排长陆文香战后任边防 15 团执政股长转业，被提任副指导员；司务员吴明清战后任财务股长转业，提升为司务长。

中央军委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下达的对越作战命令

部队向中越边境开进途中

部队开进途中

　　（二）临战磨刀

在马关梁子寨二营驻训期间，师部做出决定，集中全师无线电报话员在文山原 124 团驻地进行临战应急训练。依照通信连的通知，我和两瓦班的全体同志一同参加了全师组织的为期半个月的无线电报话员战前临战应急训练。上午报到完毕，下午便进行了开训动员。军通信处孙仕华处长发表了动员讲话，随后，各单位按照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训练。

我们两瓦班共有 27 人，他们分别是：1975 年河南新乡籍战士朱芳旺；1976 年云南镇雄籍战士邓声杰、云南昆明晋宁籍战士孙鲁贵和史贵明；1977 年云南临沧籍战士王克跃、侯明祥、周顺凡；1978 年云南昆明籍战士潘明煌、刘勇、延晋昆、肖凡、郭大春，四川籍战士曹得超；1979 年云南文山籍战士王光奇、杨开贤、孙平祥（后到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集训报务，未参战）、张平伦、刘文良，开远籍战士丁壮生、李志华，云南个旧籍战士李金亮，河口籍战士齐跃恒，湖南冷水江籍战士段利华、柳栋、邓建林（后到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集训，未参战），贵州印江籍战士高元学，贵州石阡籍战士宋玉新。在无线排长邹仕碧的带领下，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便起床投入练习，直至晚上十一点才休息，就连星期天和中午时间也被充分利用起来抓紧训练。老兵们重点练习在各种地形上天线的架设、听译密语以及行进间密语通话。新兵们则重点学习机器的调整使用方法以及专项、网络通话的工作方式。每天，我们乘坐汽车拉开距离进行通话训练，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强化基础训练。一会儿在山洞里，一会儿在陡壁下，一会儿又钻进树林里，在各种不同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天线摸索规律。即便在夜间干扰大、信号小的情况下，我们也依然坚持训练，以提高机上工作能力。

根据我团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师里临时加强了 4 部 10 瓦全新的单边带电台到我团。为了尽快熟悉 10 瓦单边带电台的操作使用，中午别人都休息的时候，我们依然抓紧时间练习。经过半个月的集训，全班都学会了单边带、硅两瓦和 884 步谈机的调整使用以及地形地物的利用方法。通过临战应急训练，老兵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行进间转向密语通话时效达到了一千二百字，新兵的明语通话可达到七百字左右。我们还针对战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全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设想了各种复杂的情况和应急措施。

俗话说：“临阵磨刀，不快也亮。”全师组织的临战应急训练，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效显著。这次训练为我们后来圆满完成战中的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部队开进途中

部队开进途中

（三）火线入党

文山临战应急训练结束后，按照团里的作战计划，三营担任主攻任务。通信连再次将我配属到三营，与我搭档的两瓦台报话员是延晋昆。记得三营营长是胡述安（战后住校，先后担任 138师 参谋长、师长、26 军参谋长、河南及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教导员是钟玉林（战后任 122 政治处主任）。督导三营的是副团长陈曼（战后转业）、副政委李天保（在法隆战斗中壮烈牺牲）。

有一天，连队通知我回去开会。到连队后，指导员李炳建（战后在校，担任边防团教导员、武装部政委转业）对我说：“连队党支部决定吸收你为预备党员，下午要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你的入党志愿书，你下午参加会议。”当天下午，在连部的帐篷里，经由秦炳海（战后任参谋转业）、华振东（战后住校，已病故）两位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党组织，正式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里程碑，为我今后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踏上了为党奋斗终生的道路，内心无比激动和高兴。

在三营呆了近半个月后，团里的作战任务又发生了变化，一营负责打穿插。连队再次将我配属到一营，我的副班是丁壮生，两瓦台报话员是郭大春。一营营长是庄华山（战后任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武警云南省总队参谋长、副司令员），教导员是杨时胜（战后任政治处主任），副营长是马朝培（战后任参谋长、团长）。督导一营的是副团长陈国富（战后转业）、副政委张志高（战后转业）。战前在三营和一营驻训期间，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做到“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部队每晚都进行全副武装、超负荷的十多公里紧急拉动。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夜色如墨，全程实行灯火管制。数不清摔了多少次跤，双脚磨起了不少血泡。每晚都是大汗淋漓，衣服全部湿透，回到驻地也是疲惫不堪。我还记得，战前在一团驻训期间，团长前后挑选了两个通信员，身材都高大英俊，但是在紧急拉动当中体力不支，随时掉队。两人先后都被团长换掉了，最终才从二连挑到一个合适的。

部队穿插途中

　　（四）穿插潜伏

一营肩负着打穿插、迂回包围以及切断敌军退路的重要任务。

1979 年 2 月 15 日上午，全营集结进行作战前动员。大战的氛围愈发浓烈，每个人都紧张地忙碌着，准备着，静静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晚上 6 点 30 分，全营再次集结。7 点钟，队伍从马关梁子寨出发，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前行。途中，不时能听到有人摔倒以及装备与路边乱石撞击所发出的声响。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艰难行进，晚上 11 点左右，部队抵达边境的一座山梁。借着月光向山下望去，只见一条细细的河流。部队顺着丛林间陡峭的小路直插山脚，道路极为湿滑，稍有不慎就有摔下山底的危险。大家悄无声息地前进着，只有偶尔传来“小心，路滑”“跟上”“注意，不要发出声响”的低声口令。此时，大家都已十分疲倦，眼皮直打架，但没有一个人叫一声苦。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于 16 日凌晨 4 时 40 分到达隐蔽地域。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部队就地休息，静静地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部队穿插途中

部队穿插途中

　　春寒料峭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寒意。经过大半夜的艰难行军，战士们浑身早已湿透，那潮湿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莫说睡觉，即便只是坐在地上，也会被冻得浑身打颤。在这迷迷糊糊之际，天不知不觉已大亮，战士们纷纷拿出头一天带来的饭菜和干粮（面粉疙瘩），开始简单地进食。

在树林里潜伏的时光极为难熬。四周到处都是蚊虫，它们如同一股股恼人的旋风，随时叮咬着大家。然而，由于上级规定战斗打响前无线电保持静默，战士们不能随意发出声响、大声说话，唯有静静地忍耐着，默默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特别规定配属一营的 10 瓦单边带以每 30 分钟用吹风或按长码的方式向团指挥所报告一次潜伏情况。一整天的潜伏总算平静地过去了。

2 月 16 日 18 时，部队开始从潜伏地域出发，朝着梁子河方向前行。晚 20 点左右，我开机收听主台，却没有任何动静，直到 10 点左右才断断续续听到主台呼叫：“616、616、606 呼叫！……！”我急忙回应：“606、606、我是 616！606、606、我是 616！……！”但由于山高林密，我们又处于山脚谷底，信号极其微弱，且断断续续极不稳定，我回答主台，主台也听不到。10 时 30 分左右，主台说这里有话，请抄收，随即开始盲发。为防止暴露目标，部队实行灯火管制，也不允许发出声响。我一听情况紧急，赶忙向营长报告。营长说：“你找个背静的地方联络吧！注意不要暴露目标。”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灵机一动，在山凹部找到了一间马棚。在马槽里架起电台，用雨衣遮住机器发出的亮光，进行联络。然而，因山高林密，距离较远，信号极其微弱，我只好爬上马棚顶部架起斜天线。当我轻轻挪动身体要慢慢下来时，不料马棚年久失修，椽子已朽，我一下子踩断了椽子头，直接从马棚上摔了下来，掉进了马棚边上一丈多深的沟里。这一摔，致使我右脚踝关节扭伤，手脸都被划出了一道道血痕，钻心的疼痛瞬间袭来。但想到穿插营远离团指挥所，孤军深入敌后，团首长随时都在关心穿插营的进展情况，我作为穿插营的“耳朵”，一分钟也不能让通信联络中断。我顾不得疼痛，咬着牙，抓住沟边的茅草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在新战士丁壮生的协助下，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边收边译，疏通话稿以后，内容是：“你营务必于 17 日 6 时前穿插到位，断敌退路。”我随即将电文报告营长，营长接到团指命令后，下令各连加快行军速度。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进，部队到达梁子河渡口。河水深近两米，搭的独木桥很滑，稍有不慎就有摔到河里的危险。由于每个人背负的都是好几十斤的弹药、装具、干粮还有大米，行动十分缓慢。营长看到过河速度很慢，心急如焚，迅速下令：“放下背囊，轻装前进。”指战员们随即放下背囊，轻装渡河。有些战士是扶着独木桥过去的，浑身湿透了。全营很快就顺利通过梁子河，向指定位置尼记进发。一眼望去，前面又是一座高耸的大山，坡度在 60°左右，山坡陡峭而险峻，每行进一步都万分艰难。部队可以轻装前进，但我们电台兵不能，特别是我还要拖着摔伤的右腿，背着几十斤的电台及附件跟随指挥员跑前跑后，边走边联络。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裤。当部队穿插至爱头寨时，担任前卫任务的二连发现了敌情。营长一边命令部队监视敌人，一边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请求指示。团指命令：“不要与敌纠缠，加快行军速度，抢占有利地形。”营长随即命令二连：“组织精干力量迅速抢占有利地形。”

二连接到命令后，指导员罗维俊身先士卒，亲自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两挺轻机枪直冲向 1301 高地。终于，在凌晨 5 点 35 分，他们占领了有利地形 1301、1307 高地，比上级规定时间提前 25 分钟到达指定位置，成功切断了敌人退路。

121团发隆地区进攻战斗经过示意图

我牺牲的解放军官兵

阵地上的越军尸体

阵地上的越军尸体

　　（五）发隆激战

发隆，乃是越南的一个小镇，地处黄连山省孟康县东北 22 公里之处。其东面与北面皆与云南省马关县接壤，国界线弯向中国，进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突出部。发隆地区的地势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海拔在 1200 至 1600 米之间。这里山高坡陡，局部区域甚至是悬崖峭壁林立，蒿草丛生，道路极为稀少。

防守发隆地区的越军乃是黄连山省军事指挥部下辖的省独立第 3 营 1 连、1 个机动公安连、1 个公安屯、2 个青年冲锋大队以及部分武装民军，总计约 500 人。越军主要掌控着发隆周围的 1561、1523、1609、1336 高地等制高点，防守各高地的兵力一般为 1 个班至 1 个排。越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构筑了 2 至 3 道堑壕以及 A 形掩蔽部，并且以交通壕相互连接。沿壕的防御工事除了利用少数当年法军构筑的永久性工事之外，大多为野战工事，由此构成了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越军将发隆建设成为了所谓的“净化”边境模范区，已然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华桥头堡。守敌曾狂妄地叫嚣：“中国来 1 个师，3 个月也打不下发隆！”

在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发起之际，昆明军区便下定决心以一部兵力迅速攻克发隆，以保障 14 军主力沿红河东岸向纵深发展进攻。此项任务交给了 14 军 41 师 121 团。

受领战斗任务后，团首长组织班以上骨干、干部多次前往边境进行现地侦察，开设观察所昼夜对敌军进行观察。同时，还派遣侦察分队多次越境侦察地形、道路以及越军前沿阵地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通过边民的跨境亲族关系获取越军情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121 团首长最终形成作战决心：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和九倍于敌的火器，从西北方向对发隆守敌侧翼实施主要突击。并且以一部兵力从东南迂回到发隆背后，切断敌军退路，割裂越军的防御体系，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从西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首先消灭 1561 高地、老道寨地区之敌，再围歼发隆之敌。

战地记者拍摄的战场照片

　　2 月 17 日凌晨 6 时 40 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号角正式吹响。我军向发隆之敌展开了猛烈的炮火准备，在晨幕之中，三颗信号弹如流星般飞向天空。顷刻间，恰似雷霆震怒，万炮齐鸣。只见一排排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砸向越军的阵地。炮火的威力震撼着大地，那耀眼的光芒映红了整片天空。

7 时战斗正式打响后，即将被我军围歼的法隆之敌，犹如困兽般疯狂地向我军反扑，竟夺回了我二连此前已抢先占领的 1301 高地、1307 高地。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8 时起，便有伤亡的人员陆续从阵地上被抬下来。他们一个个浑身流着鲜血，触目惊心。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运到营指挥所的烈士和伤员越来越多。我清晰地记得，第一个被抬下来的战士脖子被打断了，一串串血泡从喉管处不断吹出；有一个战士的头被炮弹炸掉了半边，满头都是脑浆；还有一个战士腹部被炮弹炸开，肠子流了出来；有一位被迫击炮击中的烈士，遗体用雨衣包裹着，长度比正常人的身体明显短了许多，两名战士用竹竿抬着，软绵绵的。没过多会儿功夫，营指挥所附近就摆满了一地的烈士和伤员，不是断腿就是断胳膊，有的被炮弹削去了整个脑袋。一个个身上都淌着鲜血，一具具用白布裹着的烈士遗体表面渗透着红红的鲜血，那惨烈的场景让人顿时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惨烈与血腥。这时，教导员杨时胜站起身来讲话，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大家不要害怕！有战斗必然就有牺牲。我们要把这笔血债牢牢地记在越南鬼子的头上，化悲痛为力量，英勇杀敌，报效祖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就在战场上见分晓！”教导员的这一番动员，如同一缕阳光，扫去了战士们心里的阴霾，大家群情激昂，斗志昂扬。

战地记者拍摄的战斗场面

　　由于战斗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瞬间通话量急剧猛增，不是战斗命令的急切下达，就是战况的请示上报，令人应接不暇。营指挥所也不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头顶上子弹“嗖嗖”地肆意乱飞，众人只能不停地转移位置。我和新战士丁壮生紧紧跟随营指挥所，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一边紧张地通话，一边快速跟进，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行，做到指挥员走到哪里，我们就工作到哪里，一刻不停地随时接收和上报战况。

8 时 15 分，正当我用 10 瓦单边带电台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之时，机器突然发生故障。营长和我都心急如焚，我与刚入伍的新战士副班长壮生迅速高架天线，用两瓦台接替工作进行联络。然而，两瓦台的信号不佳，工作起来十分困难。好在技工聂晶动作迅速，很快就将 10 瓦单边带电台的故障排除，使其恢复了工作，没有延误战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随着夜幕降临，硝烟渐渐散去，激战的一天暂时恢复了平静，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烈的弹药气味，偶尔还能听见一两声枪响。

经过一天连续不断的高强度工作，我口渴难忍，脖子也开始疼痛起来，声音变得嘶哑，人也十分困倦。然而，随时都有电文需要接收和上报，我只能振作精神坚持下去。天黑了，敌我双方都不敢贸然行动，我们就趴在堑壕里各自坚守阵地，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过夜，这还是第一次。周围的村子里、营房都住着敌人，我们务必提高警惕。夜晚异常寒冷，由于大家都只穿了一件雨衣，一个个冷得瑟瑟发抖。一整晚就没有合过眼，冷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想着在白天的激烈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战友。特别是看见营指挥所附近躺着的若干个烈士遗体和伤员，心情十分难过。

部队行进在越南境内

部队行进在越南境内

　　2 月 18 日，天刚蒙蒙亮，阵地上便枪声大作，激烈的战斗再度拉开帷幕。各连对兵力部署稍作调整后，战士们又向敌阵地发起了勇猛的进攻。然而，在进攻途中，他们遭到了 1301、1307、1336 等高地各个不同方向敌军火力的强力压制，进攻再度受挫，伤亡惨重。营长急忙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请求炮火支援。当时，枪炮声震耳欲聋，指挥所四周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我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嘶哑的声音向团指挥所报告敌人的火力位置，呼唤我军炮火，并不断为我炮兵指示射击目标、修正偏差、报告情况。由于我的情况报得及时准确，我军炮火打得又准又狠，连续摧毁了敌人二十多个火力点或目标，炸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

我步兵迅速夺取发隆后山各阵地的有利地形。两天的战斗中，毙敌 90 余人，俘敌 14 人。下午，在耳机里面听到先后配属 8 连担任穿插，后又配属 4 连、7 连打主攻且跟随副政委李天保的报话员孙鲁贵报告，李副政委在进攻途中中弹壮烈牺牲的消息。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在 1978 年部队在贵州野营拉练和住训期间，我一直跟随他。李副政委年轻有为，平易近人。有时团里进行政治学习，他还会来到两瓦班参加我们的讨论。他在营区走路总是习惯背着双手，每次路过营门见我站岗，都要与我打招呼。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怀念他。李副政委是我军 1979 年对越作战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时年 33 岁。与李副政委同时牺牲的还有二连排长李良优、四连副连长董保国、五连连长赵军生（师长、后任政委赵勤之子）等……。

几十年后，战友孙鲁贵回忆说：李副政委虽然牺牲了，但是在发隆战斗中，他两次救了我们的命。一次是在激战中，我们指挥部隐身在公路边的土坑里，土坑上面有土石下落。他大声命令我们快速转移，当我们转移 30 米左右时，一颗炮弹准确打到了土坑里面，威力之大，使土坑扩大了好几倍。要是没有他命令我们转移，指挥部的全部人员可能都会伤亡。后来打进发隆主战场，我在他后面，处于一个高埂下面，上面就是敌人。当第一颗手榴弹炸响时，其他人员都会卧倒，而我们通信兵没有作战经验。是李副政委一脚把我踢倒的，刚倒下，敌人的手榴弹成串成串地往下落，炸得我们个个背上都是很多的沙土。要是没有他这一脚，可能再有几个我孙鲁贵也是不够炸的。土坑转移后我问他怎么知道有炮弹会来，他说是步兵的曳光弹给炮兵指示目标，今后你们要多学习战场经验，还叫我把天线的辐射叶取掉，可能是敌人看到天线才暴露指挥所的目标。多好的领导啊！李副政委牺牲得太可惜了。如果他活着，说不定我们的命运都会被改写，所以我们十分怀念他。

被炮火摧毁的房屋

　　2 月 19 日，激烈的战斗已然持续到了第三天。发隆守敌被我军围困得密不透风，敌军妄图作垂死挣扎，战斗打得极为激烈。营长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我一营先后拿下了 1410 高地和 1301、1307 高地……现在正向 1410 高地北侧无名高地发展进攻，却遭到了羊角山方向敌炮火以及 1336 高地敌火力点的猛烈压制，请求炮火支援！”1336 高地东侧无名高地有法国军队在 1911 年修筑、又经越军加修的碉堡群。此地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发隆南侧的主要支撑点。若 1336 高地攻克不下，夺取发隆战斗的胜利便毫无希望。

电台兵既是指挥员的耳目，亦是部队的神经。在战场上，电台兵虽不像步兵那样直接扛枪参加战斗，但指挥员运筹帷幄的决心和意图都必须通过电台兵上传下达方能实现。所以，电台兵的工作不仅技术要求高，而且工作量极大，常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战斗间隙，冲锋陷阵的步兵可以就地休息睡觉，然而这个时候的电台兵却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必须准确接收上级电文和向下级发送指令，还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由于连续几天几夜的高强度工作，体力消耗过度，身体十分困倦，人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站在身旁的副班丁壮生看见我困倦的模样，便把我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很想让我休息一会儿。可是，才几分钟，他就听到耳机里传来了呼叫：“616、616，我是 606，有话请抄收！”丁壮生是才入伍的新战士，战前只进行了很短时间的训练，业务还很生疏，密语也不熟悉，无法上机工作。他只好把我推醒说：“快，团里来报要抄收。”我一听有报，便迅速接过耳机，开始抄收。电文内容是：“命令所有部队暂时后撤四百米，用炮火摧毁敌人工事！”根据团指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营长叫我向团指报告“一营攻击部队已撤出，可以开始炮击”。不一会儿，炮击开始。顿时，炮声隆隆，炸得发隆变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发隆，消灭了残敌。

2 连在打扫战场时，看见一个负了重伤的越军女中尉军官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颗定向地雷，叽里咕噜地朝大家大喊大叫。大家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便叫来了翻译。翻译说：“她说只要我们再往前走，她就要拉响定向雷，和我们同归于尽。”有人请示连长怎么处理，连长说：“毙了她！”随后，几个战士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结束了这个拒不投降的越南女军官的性命。发隆战斗结束后，连队党支部通过主台通知我已报请团里为我火线记三等功（团党委批了二等功）。

发隆战斗，我团共歼敌 470 人，其中毙敌青年冲锋队大队长以下 329 人、伤敌 91 人、俘敌 50 人，缴获 82 迫击炮 1 门、60 炮 10 门、火箭筒 7 具、轻重机枪 16 挺、步枪和冲锋枪 454 支、电台 4 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解放军报刊登的《发隆歼灭战》报道

被炮火摧毁的房屋

我军坦克向越南纵深挺进

　　(六)南征栋光

发隆战斗结束后，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随后奉命南下。

2 月 21 日下午，部队向勐康县城挺进。沿途皆是腐烂发黑且发胀的越军尸体，腐尸散发的臭气令人作呕。我穿着防刺钢板鞋，鞋子又硬又厚又滑又笨重，还不合脚。走的路面是砂石路，双脚磨起了许多血泡，疼痛难忍，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但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不掉队。好不容易抵达勐康县城时，天已经黑了。夜幕下，所看到的尽是经过激烈战斗留下的痕迹，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路上，一颗颗直径几十公分的大树被炮弹拦腰劈断，有的树干上还嵌着一块块硕大的弹片。路边还能看见好几辆被越军击毁的我军坦克。（注：17 日在攻打勐康的战斗中，坦克 1 营参战的 19 辆坦克，在进攻途中因与步兵脱节，被击毁 5 辆，被击伤 11 辆。据说我们的坦克兵死得很惨，一个个都被烧焦了。）县城上空烟雾弥漫，偶尔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上级通知原地待命，部队搭起帐篷开始埋锅煮饭。由于县城已被炮火摧毁，没有水源做饭，炊事班只好就地在水沟里取水来煮稀饭。稀饭煮出来了，但味道实在难闻。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大家都是啃干粮，又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行军，大家都已口渴难耐、饥肠辘辘。大多数人还是吃了，但有部分人闻到那个味道就实在不想吃。直到天亮才看见水沟里竟然泡着几具越军已经发胀腐烂的尸体，让人实在想吐。

抓获的战俘

押解俘虏

　　2 月 22 日上午，部队稍作休整后，中午又继续前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进的队伍中除了我团的主力部队之外，还有运送弹药物资的车队以及炮兵兄弟。车来人往，一路上还能看见几个越军的伤兵在路边鬼哭狼嚎，然而大部队也无暇顾及他们。路边有几门 152 榴弹炮和 130 加榴炮正在炮轰远处的敌阵地，隆隆炮声震耳欲聋。

经过一个下午的行军，部队于晚上 21 点左右到达了坂甘一个隐蔽的山谷，旁边有条小河。部队就地待命，由于长途跋涉以及连续不断的工作，大家都非常疲劳。我背着电台躺下就睡着了，人虽然睡着了，但电台一直顶在腰部。天亮后，我无法起身，新战士丁壮生把我扶起后，我的腰部不仅疼痛，而且只能直立不能弯腰，这种症状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恢复。

第二天整整一个白天都在小河边休整。下午，营指挥所旁边突然听见枪响，营长问道：“是谁开枪？”竟无人回答。随后得知是一机枪连班长、我的老乡王某银冲锋枪走火打死了两匹骡子。营长拔出手枪追上去吼道：“老子枪毙了你！你把骡子打死了，我的重机枪怎么办？”教导员等人上前拉住营长。营里当即召开会议，给予王某银留党察看处分，将骡子驮着的一挺重机枪交给他扛着走，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补过。

抓获的俘虏

　　24 日上午，部队再度踏上征程，走的是林间小道。一路上，枪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途中路过 2 团头天晚上遭越军伏击的东家的一个山谷，只见一大片竹林和树木被炮弹和高射机枪扫射得拦腰劈断，地上一片混乱，血迹斑斑，到处都是残肢碎肉以及我军遗留的行李和装具。那血肉横飞的惨烈场面依旧清晰可见，现场惨不忍睹。旁边还有一辆被越军摧毁的救护车。（注：2 月 24 日，41 师 122 团奉命向郭参发展进攻。先头 3 营于当晚进至东家东南，突遭三面越军火力袭击。由于夜间情况不明，3 营行军队形拥挤，遭到较大伤亡。全营与越军顽强奋战 7 个小时，因地形不利，始终未能扭转被动形势，先后伤亡 90 余人。直到 25 日凌晨，3 营才在本团 2 营掩护下撤出战斗。）由于一个水壶装的水不够喝，我随手捡了一个水壶背在身上。沿途的路上还见到几辆被越军埋设的压发雷（反坦克地雷）炸毁的我军解放牌汽车和嘎斯车。

下午五点左右，部队到达目的地栋光。营指挥所附近有一幢比较好的竹木房，营部的士兵们很想住在里面，但营长不允许，命令大家挖猫耳洞居住。驻地有一大片菠萝地，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人，大多都没有见过新鲜菠萝是啥模样，也不知该怎么吃。由于口渴难耐，我和好多士兵一样，一听说这是菠萝，便在地上掰起来就开始啃吃。当时觉得很解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过了一会儿，整个牙龈全部肿了起来，十分难受。营长看到后说：“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傻瓜，哪有这样吃菠萝的，你们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想吃，我让炊事班明天好好整一锅给你们吃。”晚上，郭大春、丁壮生和我三人同挤在一个猫耳洞里，既闷热又难受。夜晚，炮声以及冷枪不断，只能偶尔才能迷糊一下。

第二天早上，营长叫炊事班的人把菠萝砍来削了皮，切成条状，煮了一大锅，叫大家都去“享受”。营指挥所驻地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出境作战已近十天，每天负重前行，汗流浃背，日晒雨淋。穿在身上的衣服和打在腿上的绑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上长满了虱子，随手一抓都是好几个，奇痒无比。第二天休整待命，大家就脱下衣服抖虱子，并下水塘洗澡。洗完澡后，身体舒坦多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我贴身穿的是一套蓝色腈纶衫，脱下来一看，整套内衣裤都布满了虱子、虱蛋，弄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办法洗干净，随手就丢弃了。以后，一直到回国我就只穿一套外衣裤。在栋光休整的时候，通信连遭到越军炮击，幸好只伤了一匹马。

　　(七)拉萨东搜剿

部队到达东光后，我团转为师预备队，奉命组织防御，待命歼敌，并准备掩护友邻部队撤离战场。

3 月 2 日，敌情报告显示，勐康附近有一股数百人的残敌在活动，袭击我后方运输线。因此，上级决定必须将其彻底清剿干净。我团随后奉命返回勐康地区清剿残敌。下午，部队沿原路返回，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于深夜抵达南下时的宿营地板甘。

3 月 3 日，凌晨 4 时，部队就开始往满是原始森林的大山上攀爬。细雨绵绵，战士们冒雨前行，山路又陡又滑，雄关漫道，举步维艰，行动极为艰难。全身都被汗水和雨水浸湿，一个个如同落汤鸡一般。爬山途中路过一条小溪，大家口渴难耐，就在小溪里面接水喝，我也满满地灌了一水壶。往前走了几十米后才看见小溪里面泡着几具已经腐烂的越军尸体，那种恶心的感觉难以形容。

8 时左右，在爬山途中需要上报情况，然而通信联络却突然中断。我和新战士丁壮生，以及两瓦台的郭大春迅速寻找开阔地带，高架天线，终于与主台重新沟通了联络，没有影响部队的行动。经过近 11 个小时的艰难爬行，好不容易才接近山头。此时，大雾弥漫，笼罩着整座大山，视线不足两米。忽然听见前面有人说话，霎时枪声阵阵。先头部队三连与敌人遭遇，战士们动作神速，先敌开火，毙敌 13 名，重伤 2 名，活捉女俘虏 4 人，男俘 1 人。重伤的两人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中尉腹部受重伤，坐在地上，肠子掉了出来。营部医助上去给她包扎，她却挣扎着不配合。另一个是耳朵下沿和胸部受伤，躺在地上呻吟。满地都是越军散落的行李和食物，还有一锅没有煮熟的玉米饭。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缴获轻机枪一挺，冲锋枪 5 支，半自动步枪 9 支，望远镜 1 具。部队押上俘虏又继续上山追敌。

部队到达山顶后，发现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掩体和工事，偶尔还能听到枪声。在搜查掩体和工事的过程中，有战士被敌人冷枪击中，或被敌人埋设的地雷炸伤或牺牲。搜剿活动一直持续到天黑，部队就地宿营。由于一整天都没有吃上饭，大家已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深夜，下起了大雨，无处躲藏，一个个都被淋得湿淋淋的，冷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英勇杀敌的解放军

部队穿插途中

　　3 月 4 日，部队继续向前搜索前进。二连报告称发现了一个藏在山洞里的简易弹药库，里面存有各种弹药数十箱。营长当即命令将其炸毁。下午，部队继续进行搜索。傍晚时分，又是大雾弥漫，部队开始下山。路过昨天与敌遭遇的地方，看见被击毙的若干越军以及重伤女军官的尸体。此时，听见茅草棚里有人在呻吟，营长庄华山、三连连长段汝林等人前去观察，发现是昨天受伤的另一个女兵。营长叫翻译上去询问那个女兵能否和我们一起走，翻译询问后告知：“她说走不动了。”营长叫随行人员、负责营部警卫工作的三连排长、我的老乡同年兵周兴举和特务连配属 1 营的侦察班长陈云坤分别拿来两盒压缩饼干和装满水的两个军用水壶，放在那个女兵的头部旁边后大家就离开了。连长段汝林一边走，一边对营长说：“营长，不要留她了，我去把她毙掉算了。”营长不置可否。段汝林连长端着冲锋枪转身就过去了，正好碰到迎面走过来的副团长陈国富。陈副团长问：“段汝林，你要去哪里？”段连长说：“我上去把昨天负伤的那个女兵毙了。”陈副团长说：“你给我站住，要优待俘虏。传话过去，叫收容队的上来把她抬走！”收容队抬的还有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和伤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山高林密，独自行走都十分困难，更何况还要抬着烈士和伤员。收容队的几个战士上来后，一听说是抬俘虏，嘀嘀咕咕扭头就走了。后来就通知民工上来抬，民工上来后知道是俘虏，担架也没有用，直接从茅草棚上取下一根椽子，用铺单将女俘绑在上面抬起就走了。走了还不到一百米，民工报告，俘虏已经死了。

返回的路也是一片原始森林，里面没有像样的路。我们上山的时候，有的路段是靠四肢攀爬上来的。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陡峭崎岖的山路，又是下坡，天上还下着细雨，地上很滑。夜晚的森林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枯木发出的闪闪磷光，阴森恐怖。不时还能听见“哒哒哒”的枪声，被打散的越军散兵游勇都藏了起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随时都有可能出来袭击一下。森林里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好在当晚没有出现敌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部队严格实行灯火管制，每行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随时都有摔跤的可能，一溜就是十多米。当晚没有摔跤的人很少很少。我的腿被摔伤，手被划破，电台也摔得变形。特别是那些抬着烈士和伤员的战士更是吃尽了苦头。部队天黑下山，直到天亮才好不容易走出森林。

躲藏在山洞里的越军

　　(八)高缸剿匪

3 月 5 日，从拉色东搜剿残敌回到公路边后，部队原地待命。经过两天艰难的长途跋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无比渴望能好好休息一下。然而，中午又接到团指挥部围歼残敌的命令。部队南下之时，有一股敌人窜到我国境内偷袭，烧杀抢掠，上级决定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大家不顾两天来的极度疲劳，再度投入战斗。

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穿插行进，到达了高缸的一座山头。众人发现，对面山底下数百米处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下面有一个村庄。营长用望远镜往下看，察觉到我们追剿的敌人都在山脚下活动，而部队此时又不能贸然下去。几个连队的指挥员问道：“营长，怎么办？”营长果断说道：“给我架上三挺重机枪，用曳光弹给我打！”重机枪迅速架好后，营长亲自上阵操枪。只听见“哒哒哒”“哒哒哒”的机枪声持续响起。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燃烧了起来。我们在山头看见村庄里的敌人一个个惊慌失措、抱头鼠窜。营长叫我呼唤炮火支援射击。此时，一发炮弹落在营指挥所附近，我们误以为遭到敌炮击。营长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当时在主台还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在炮群附近的属台报话员孙鲁贵在电台里问我有几发炮弹。我回答一发。孙鲁贵说这是团炮兵群对敌目标进行试射，试射炮弹命中目标准确无误后炮兵群会根据方位目标集中射击。孙鲁贵得知情况后及时跑去向指挥员报告情况，随后立即叫停射击，才重新修正方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一会儿，只听见“乌尔！乌尔！乌尔！”一排排火箭炮弹狠狠地射向敌群，覆盖了整个村庄。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毙敌 41 人，俘敌 13 人，缴获各类枪支 30 余支。打扫战场时发现半山腰有个山洞，外面有罐头盒等生活垃圾。一个排长带着几个战士搜索着进去查看，刚到洞口，就遭到敌人的射击，一个战士当场牺牲，排长负伤。营长说：“用 82 迫击炮和火箭筒给我射击。”打了十几发炮弹后，没有动静了。进洞一看，打死了 7 个，有一个竟然没有死，但也伤得不轻。打扫完战场已近天黑，部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经营长批准，各连枪杀满山跑的猪牛改善生活。肉煮熟后虽然没有盐巴作料，但大家吃起来还是很香。当晚，部队就地休息。

部队穿插途中

搜剿残敌

　　(九)凯旋归来

3 月 6 日起，部队开始后撤，由工兵断后。依照军委“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的原则，在撤退前，为确保越军无法对我军形成偷袭和骚扰，所有应当摧毁的建筑物、桥梁以及关键性道路，都被实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部队在向越南纵深挺进时一路上所看到的越军尸体，如今都已变成了骷髅骨架，满地皆是蛆虫。部队到达发隆后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休整。在此期间，营领导分头前往各阵地巡视战场，查看战斗痕迹。我随营长庄华山陪同团领导来到发隆后山，查看那经过两天一夜才攻克的 1307 高地以及已被我军摧毁的敌军工事等遗迹。（为攻克此高地，我军付出了十余名干部战士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并在阵地上照相留念。副营长马朝培在查看阵地时，发现堑壕里有一具我军战士的半截不成形且已经腐烂的遗体，他随即叫人搬出装进烈士袋。阵地上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味，遍地都是越军腐烂的尸骨以及满地的蛆虫，令人作呕。

越军躲藏的山洞

　　3 月 12 日中午，部队过境马关老卡，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自出境作战以来一直悬着的心，此刻终于落地。在这个时候，对祖国含义的理解最为深刻。踏上国境线的那一瞬间，大家的话语一下子多了起来。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心里觉得安全了，人的精神状态从战争中解脱了出来，人们的情绪又回到了和平时期。人心理上的这种瞬间变化，只有从战场上归来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3 月底，部队移防至河口县。我随一营驻守在水果场二队马多依下寨。没过几天，连队就通知我归建。一回到连队，我便收到了家里面发来的“母亲病故速回！”的电报。得知母亲病故的噩耗，我悲痛万分，内心无比渴望回去看母亲最后一眼。然而，由于部队刚刚撤到河口，不予准假，我只好强忍悲痛。母亲患有心脏病，据说母亲得知我上战场后，天天为我担忧，茶饭不思，最终去世。我归队才一个星期，连队又通知我配属三营（记得营部好像是在马革电站）七连，在蚂蝗堡农场夹马石 4 号界碑国境线一带防守，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和偷袭。记得连长是王文义，指导员是罗茂辉。连部就住在山头斜面的一间简易草棚里。晴天的时候还好一点，雨天则是外面下大雨，草棚里面下小雨，被子和褥垫潮湿发霉，夜间难以入睡。夜晚不是地雷爆炸就是冷枪响起，每晚睡觉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好不容易熬到部队移防马关县马鞍山水库，心里才踏实下来。

这场战争，使我们的军队和我个人都经历了实战的考验。这场战争，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它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审视生活。

部队凯旋归来

作者所在班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荣获的集体一等功立功锦旗

(十)战评

部队在河口休整期间，开展了战评活动，那是对一个参战军人作战评价的神圣时候，令人暗自神往。通过战评，通信连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们两瓦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其中，1人（单边带主台排长邹仕碧)荣立一等功、5人（战士朱芳旺、邓声杰、孙鲁贵、史贵明、侯明祥）荣立二等功、7人荣立三等功。这么大的立功比例，在当年的作战部队里是绝无仅有的。

（十一）参加庆功会

在马关马鞍山水库驻防期间，作为对越作战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立功代表，我先后出席了 41 师、14 军以及昆明军区的庆功大会。军区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张铚秀等领导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7 月至 8 月，我又出席了北京英模会和总部召开的全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记得我们昆明军区代表团是在下午 5 点左右从昆明军区第四招待所乘车前往巫家坝机场的。在机场稍作等待后，6 点开始登机。与我们一同登机的还有十来个个子不高、皮肤较黑的外国人。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三叉戟客机。第一次乘坐飞机，心情不免有些激动。飞机起飞时，阳光明媚，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晚 7 点左右，飞机在成都机场降落加油时，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飞机冒雨起飞，很快就穿越云层。云层上面蓝天明月，云层下面电闪雷鸣。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景象，感觉似人间仙境，好不新奇。不一会儿就飞过了云雨地段，映入眼帘的有时是一片漆黑，有时是一片片璀璨的城市夜景。有位首长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坐飞机的人说：“你们的运气真好！看到了别人坐一辈子飞机也看不到的景色。”飞机从成都机场起飞，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于当晚 10 点降落北京机场。马上就接到通知，说机场有重要外事活动，飞机上有外国贵宾，让我们在机上等候。只见由若干辆轿车和大巴组成的车队向机场疾驰而来，不一会儿，整个机场就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此时大家才知道与我们从昆明同机抵达北京的十几个外国人是到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理、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吴貌貌卡一行。当晚，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机场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缅甸贵宾。我们在机上近距离观看了整个欢迎仪式。华国锋总理高大魁梧的形象和严肃的表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才下飞机，随总部的接待人员乘车前往住所。报到当晚住的是北京校尉胡同总参第一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会务组的同志通知说，接副总参谋长杨勇电话，传达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的指示：我们的军队 30 年没有打仗了，英雄们为国争了光，要让我们的英雄住好一点，享受一下，人员不多京西宾馆住得下，同意大家住京西宾馆，但要把相关的纪律要求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宾馆里住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务组的同志简单介绍了住京西宾馆的注意事项后，大家就乘车前往宾馆了。

79年对越作战作者火线荣立二等功立功喜报

79年对越作战作者战评荣立二等功立功喜报

　　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主要承担国家、军队高级领导的接待任务，并且设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套房。这里是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重要场所。军委领导曾作出明确指示：“北京是核心，京西是重点。”京西宾馆的安保工作可谓十分严密，安全措施极为严格，用“戒备森严”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对于人员出入的检查极为严格，若没有会议证，任何身份证、工作证皆不准通行，只有在会议保卫人员通知，且会务组或宾馆工作人员到门口迎领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即便进了大门，同样不能随意自由行动，也不被允许随便拍照。围墙内的三栋高楼的每一个出入口，都有卫兵严密守卫，并且“每层楼都有警卫巡逻执勤”。长长的过道上铺设着厚厚的红地毯，整栋大楼庄严肃穆，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宾馆大门、地下室、楼道、会议室等处皆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一个岗哨按照 8 小时工作制进行轮班值勤。个别房间还有专人值守，出入必须获得中央警卫局认可，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带人进入。宾馆里的服务员十分有礼貌，一见客人便立正行礼。宾馆后面的花园可供休闲散步，偶尔也会遇见中央领导人。据介绍，党的九大便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在文革期间，为了不让造反派揪斗陈毅，周总理特意安排陈毅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前往宾馆揪斗陈毅，因进不去宾馆就在外面守候，过了一个多月陈毅都没有出现，造反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听宾馆的女兵（服务员）讲，在她们接待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平易近人的当属周总理。只要周总理来到宾馆，都会和她们打招呼，嘘寒问暖，毫无一点领导人的架子，她们表示很怀念总理。会议期间，晚上如果会务组没有统一安排活动，我们也会走出宾馆，散步到复兴路空军司令部大院或总后勤部大院等地观看球赛或电影。那是一段颇为休闲的日子。

79年41师（35213部队）对越作庆功会会场

79年北京对越作战英模报告会会场

　　会议分别在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礼堂等地举行。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电台紧跟首长走，指挥及时不间断》的交流发言，受到了总部首长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赞誉。同时，我还瞻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容，这一经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我从北京开会回来时已是 8 月中旬，部队已移防至建水。8 月底，我被任命为步兵第 121 团直属通信连正排职报务员（报务主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普通战士，我仅仅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然而组织却给予了我崇高的荣誉。光荣属于祖国和人民，属于全体参战将士，属于对越作战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回到连队的第二天，连长朱继清就通知我去八一台工作。八一台当时有台长秦炳海、报务主任管奎弟以及报务员智向勇、段利华四人，我属于超编干部。连队住在建水东村，为了靠近机要室，方便收送报，根据参谋长程天禄（战后转业）的指示，没过几天，八一台就搬到 815 地质队礼堂外的大厅工作。

战后，根据上级命令，41 师调防建水。我团从 79 年底至 83 年底在建水羊街进行战备营建施工任务。通信连没有具体的营建任务，主要工作是战备训练。81 台的工作主要也是战备值勤和业务训练。1982 年 8 月，我被任命为步兵第 121 团通信连副连职台长。在此期间，我忠于职守、认真履职、严格要求、科学管理、强化训练。所在台站曾先后两次被上级评为“红旗台站”，我个人也被评为全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79年对越作战北京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场

　　（十三）艰苦卓绝的老山对越作战

1979 年我军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越南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断派遣军队侵占我国老山地区。越军依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设置障碍、抢占要地，还经常向中国境内的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致使我国边境军民数百人伤亡。边民被迫离开家园，穴居岩洞。数万亩土地难以耕种和管理，数十万亩橡胶无法收割，学校也被迫停课。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保卫边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央军委命令我军进行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我团战前并未准备参战：其一，我团二营已调入云南武警总队；在收复老山作战中，我团从一营每个连队抽调六班编入 118 团。其二，81 年我团已抽调部分兵力增援 124 团扣林山作战。其三，我团三营分散在贵州广顺、遵义等地搞生产和挖矿，在营房训练的只有一营一个建制营。由于 40 师在攻打老山时伤亡较大，收复老山后部队转入防御，需要有部队替换作战部队撤出阵地进行休整。同时，我军破译了越军不甘失败、准备在“7.12”对我老山地区进行大反扑的情报。上级这才命令我部参战。当时我在师文化补习班学习，遵照上级指示，补习班解散，学员各自归队。部队所有人员取消休假，探亲人员立即归队，来队家属被送走，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我团于84年5月下旬、6月中旬和7月中旬先后分三批，分别由政委段克仁（大理人，85年转业）、参谋长查振国（79年作战时任师作训参谋，战后任3营营长、参谋长、团长）、副团长崔毅（79年作战时任9连连长，战后任3营营长、直工科长、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带队，陆续从建水开赴麻栗坡县豆豉店、三道班等地域集结待命。

一进入战区，便炮声隆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7月20日，上级命令我团在八里河东山老邓弄地区组织防御。经过短暂动员，18时我团利用夜暗秘密而迅速地进入八里河东山老邓弄、白石岩地区防御阵地。由于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沟谷纵横，好多地方都没有通往阵地的道路，给部队进入阵地带来了极大困难。战士们一边开路，一边艰难地攀爬，好不容易才爬到阵地，此时也已精疲力尽。然而，他们尚未来得及休息，马上又开始构筑工事、挖掘掩体和猫儿洞，准备“安营扎寨”。在近半年的防御作战中，我团三次出击敌人，粉碎越军10余次渗透。部队虽有少量伤亡，但没有出现非战斗减员的情况。

121团84年赴老山地区对越作战部队整装待发

　　老山战区，那是一片充满挑战与磨难的土地。这里地理气候炎热潮湿，环境极度恶劣，条件极为艰苦，仿佛是大自然为勇敢的战士们设置的一道严峻考验。

团机关所在地在八里河东山老邓弄，距被越军偷袭炸毁的“辛柏林”相控阵雷达阵地一百米左右。此处为亚热带气候，山高林密，高温潮湿，峰峦叠嶂，植被繁茂，乔冠树木丛生，葛藤缠绕，阴雨连绵，团指挥所谨慎地设在一个永久性水泥工事里，那是作战指挥的核心枢纽。除指挥所附近有少量几顶帐篷供机关办公使用外，其余部队皆住在临时构筑的地下简易工事和猫儿洞内。这里时常遭受越军炮火轰炸和特种兵偷袭，不少战士和老百姓在此伤亡。

在战争的初期，条件异常艰苦，战士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简陋的工具，挖掘出一个个并不坚固的藏身之所。然而，后期随着后勤保障的不断加强，工字钢、波纹钢等工事掩体预制件以及油毛毡等防水材料被运送到前线，工事的坚固性、防水性和安全性才有了较好的保障，条件也随之有所改善。

作战期间正值雨季，那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时光。白天，战士们在酷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执行着艰巨的作战任务；雨天，则是一身泥泞，艰难地在湿滑的土地上坚守岗位。特别是当大雨倾盆而下时，山体滑坡和防御工事塌方的危险如影随形，我们的一些英勇指战员不幸被掩埋而壮烈牺牲。连绵不断的小雨使空气闷热潮湿，猫耳洞内白天气温高达 40 多度，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洞里面到处湿漉漉的，让人无处可躲。衣服褥垫潮湿发霉，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人在里面就如同蒸桑拿一般，不但潮湿闷热，还要时刻承受蚊虫的叮咬。那嗡嗡作响的蚊虫，如同战场上的敌人一般，不断地骚扰着战士们。加上几个月没有条件洗澡，好多战士都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满湿疹，瘙痒难耐；有的甚至烂裆，疼痛难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前沿阵地上的战士干脆就不穿衣裤，赤身裸体，这便是后来所称的“裸体战争”。这看似无奈的举动，背后却是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顽强抗争。

恶劣的气候环境、艰苦的防御作战、极其枯燥的战地生活，还有敌人不断的炮击和特工的袭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犹如人间炼狱。每一个在老山战区战斗过的官兵，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然而，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这些经历给官兵们留下了终身的伤痛，但也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84年老山作战期间团首长、司、政、后领导在八里河东山二连阵地上与连长李发忠、指导员张加义合影（左二为时任政委段克仁、左三为时任参谋长查振国、右一为时任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崔毅、二排右一为时任后勤处长董滇春、后排中为政治处代理主任许善友、后排左一二连连长李发忠、前排左一二连指导员张加义、前排右三警卫排长朱华堂）

84年老山对越作战期间时任11军副军长何其宗到我团防御阵地视察时在八里河东山指挥所与副团长崔毅分析敌情。

　 　在老山地区对越作战中，通信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实施团对军、师及各营、团直分队的通信联络，指导营以下分队实施通信保障，配属侦察分队遂行战斗任务。白石岩大桥是通信保障重点之一，它是通往前线阵地的咽喉要道，敌人通过渗透破袭等方式，千方百计的想炸毁大桥，我团三营选拔精兵严防死守，采取阵前主动出击，严密封锁中间地带，设伏间隙谷地等战斗方式，履次挫败越军企图。

连队在团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下，认真组织并实施各种通信手段，突出重点，兼顾全面，有线无线通信手段并用，保障了全团9.3公里的一线防御正面、数十个阵地，100多个战斗哨位的通信联络，在敌情、战情、天情和地情错综杂的情况下，圆满地保障了防御作战和反偷袭、反袭扰作战的通信联络。

战时开设了4个电话总机站和分机站，站长分别由彭国锦、蔡萨昆等同志担任。12部电台加入和开通了对上对下无线电通信网，架设和维护团防御阵地近200余公里的野战被复线路，担负全团19个主要阵地、30余个排以上防御战斗阵地、70余个战斗哨位的作战通信保障。

为保障全团指作战通信指挥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全体通信兵指战员充分发扬我军“－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体通信兵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与通信工作的优良作风，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分秒必争，团结协作，不怕牺牲，不怕苦累，克服了种种困难，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造了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化作了一束永不消失的电波，誓死保障了作战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圆满地完成了战时通信保障任务，为全团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有7人荣立三等功，20余人受到嘉奖。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打扫战场照片，这是我军牺牲的烈士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打扫战场照片，这是我军牺牲的烈士

　　1979年对越作战后，为了显著改善装备水平、大力提高无线电通信保障能力，上级开始为通信连两瓦班精心装备10瓦单边带电台。81台在原本徒步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部车载台的编制。明确了徒步台台长为管奎弟，车载台台长是邓声杰。然而，两个台的人员并未作具体明确的划分，平日里大家一起值班备勤，只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进行具体的调配。

当部队开赴麻栗坡之际，除了徒步台台长管奎弟被安排留守之外，81台含我在内共7人一同踏上征程。战士报务员有杜严华、王正涛、贺水坤、刘文斌、王贵祥和电台车驾驶员李述庆等6人。我肩负起了全权负责管理的重任，并执行对越作战中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

部队进入八里河东山阵地组织防御后，8月2日，接到师通信科通知，要求我团抽调一部15瓦电台和两名报务员去马关县配属师侦察大队执行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经连队深入研究决定，派战士报务员杜严华、贺水坤、王贵祥3人于8月4日前往。连队指定经验丰富的老兵杜严华具体负责此项任务。他们先后驻扎在马关东瓜林和都龙等地，在那漫长的半年多时间里，多次出境侦察。期间，连队决定杜严华退伍，留守的台长管奎弟和刚从老山前线撤回来的报务骨干刘文斌迅速前往接替其工作。在条件艰苦、气候环境恶劣到极致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与侦察大队一同爬山涉水、披荆斩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越南境内出境侦察。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基本摸清了敌情，圆满地完成了出境侦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为整个作战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支持。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前期，我所在的81台由于抽调了3人配属师侦察大队执行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我台的力量顿时被大幅削弱，只剩下我（台长）和两个战士报务员以及一个电台车驾驶员。他们分别是河北安国籍83年战士刘文斌、贵州清镇籍82年战士王正涛以及贵阳籍81年战士李述庆。在防御作战后期，从大连陆军学院分来了河北籍见习学员牛福春、吉林籍见习学员王树和、辽宁籍见习学员张学辉3人。但他们由于业务尚不够熟练，只能协助而无法上机工作。在人员少、工作量大且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艰难处境下，全体报务人员毅然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伟大精神。大家同心协力、恪尽职守，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难，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在那充满挑战的战区，敌我双方电台众多，夜间信号干扰特别大，无线电波信号极其微弱且断断续续。没有过硬的抗干扰技能，根本无法上机工作和抄收电报。晚上抄收一份电报常常一上机就是一个通宵，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忍受蚊虫的肆虐和叮咬，那种痛苦如同遭受酷刑一般。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战场照片，这是我军牺牲的烈士

阵地上横七竖八的越军尸体

　　作为81台台长，我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职责与艰巨的任务，那便是务必确保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在那紧张激烈的作战期间，81台犹如一座坚实的通信堡垒，承载着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使命。我带领着台里的全体成员，日夜坚守岗位，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收发电报的工作之中。我们共收发电报650余份，累计达87500余组。每一组电码，每一份电报，都经过我们的精心处理和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在枪林弹雨、信号干扰严重的战场上，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精湛的业务技能和顽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防御作战中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而受到全师通报表彰。团党委更是为我记了三等功，这是对我个人以及81台全体成员的高度肯定。我有幸出席了14军老山对越作战庆功会，那一刻，心中满是自豪与感慨。我们用汗水与奉献，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

12月1日，当部队接到由1军接替我部防御、我部准备撤出阵地的命令后，干部战士们心中的喜悦之情如汹涌的浪潮般难以言表。那些在老山战场上经历的如炼狱般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大家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充满了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部队上下迅速行动起来，纷纷忙前忙后，认真做好撤离战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这个时候起，部队开始了为期五年的“两山”轮战，新的使命与挑战等待着更多的战友去承担。

12月5日，部队顺利撤出战区，到达马关文华乡进行战评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回顾着战场上的点点滴滴，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战斗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12月16日，部队从文华乡出发，踏上归程。那一天，阳光洒在战士们的脸上，仿佛在为他们的勇敢与坚韧喝彩。经过漫长的跋涉，部队于当天晚上平安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建水营区。熟悉的营区，亲切的战友，一切都让人心生温暖。从此，部队又进入了日常的战备训练、值班备勤的学习生活环境之中。但那一段老山战场的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成为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激励着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保卫祖国、守护人民的安宁而继续奋斗。（未完待续）

通信指挥学院参谋培训班合影

　　十四、履职尽责，铸就辉煌

1985年10月，部队精简整编之际，我肩负重任，被任命为步兵第121团司令部军务装备通信参谋。那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岁月，每一项任务都如同磨砺宝剑的砥石，让我在责任与使命中不断成长。

1986年3月，我踏上了新的征程，担任步兵第121团1营4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初到连队，在连长及其他干部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迅速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连队的方方面面。任职期间，我始终牢记使命，认真履职，以身作则，致力于团结干事，为连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按照职责分工，我扎实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教育和带领官兵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决议、命令、指示以及党支部的决议。让党的光辉思想如同灯塔，指引着全连官兵在正确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其二，积极组织官兵学习科学理论，按时收听收看新闻和读报，严格落实政治教育内容和制度。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官兵的政治素养，增强他们的政治觉悟。

其三，全力做好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中政治工作。在艰苦的训练和艰巨的任务面前，为官兵们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

其四，教育和组织官兵刻苦学习军事专业知识，熟练掌握武器装备，努力提高战斗技术水平。只有具备过硬的军事素质，才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

其五，大力开展竞赛活动，充分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让连队充满活力与竞争氛围，激励官兵们不断超越自我。

其六，建立和培养思想工作骨干队伍，扎实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及时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解决他们的困惑与难题，确保部队的思想稳定。

其七，深入熟悉官兵的经历、家庭、个性、爱好和特长。针对官兵在分工、入党考学、选取士官、晋升、奖惩、调动、婚恋、伤病、家庭、退伍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与涉法问题。

其八，认真做好党支部的日常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为连队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其九，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做好党员的发展、教育和管理工作。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提高党员素质，让党员成为连队的中流砥柱。

其十，关心爱护干部，全力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水平和带兵能力。同时，做好士官教育管理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确保部队的稳定与和谐。

其十一，进行保密和法纪教育，全面落实预防犯罪工作制度和措施，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为连队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其十二，悉心指导共青团支部和军人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军人委员会的作用，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

其十三，组织官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鼓励官兵岗位学习成才。让官兵们在紧张的训练之余，能够放松身心，提升自我。

其十四，积极组织开展尊干爱兵、拥政爱民和争创先进、学习英雄模范活动。营造良好的部队氛围，激发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我的带领下，全连官兵齐心协力，积极完成各项任务。连队的工作始终处于团队中上水平，我们用汗水与拼搏书写了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那段岁月，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1986年5月至8月，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指导员培训班开启了一段充实的学习之旅。这段经历犹如一盏明灯，为其后续的军旅生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988年2月，肩负起司令部副营职军务装备通信参谋的重任。在这个岗位上，主要负责兵员管理，精心呵护着每一位士兵的成长与发展；致力于内务管理，让部队的生活环境整洁有序；狠抓纪律作风建设，铸就钢铁般的军人意志；全力保障通信畅通，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同时认真管理士兵的请销假工作，做到严格而不失人性化。

1988年9月，荣耀被授予上尉军衔，这是对我卓越表现和奉献精神的高度认可。

1989年5月，出任司令部军务股长。在任职期间，以勤勉的态度努力学习，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宛如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牢牢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正确行使手中权力，做到正确用权，如同一把精准的标尺，衡量着每一个决策的公正性；谨慎用权，仿佛在走钢丝般小心翼翼，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干净用权，恰似一泓清澈的泉水，保持权力的纯洁性。以严格的要求、大胆的管理，全力狠抓队伍纪律作风建设，如同一位严谨的工匠，精心雕琢着部队的精神风貌。不断探索团队行政管理工作的新路子，积极为团队建设献计献策，犹如一位智慧的开拓者，为部队的发展开辟新的天地。

按照职责分工，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犹如部队组织架构的守护者，掌管部队的组织编制，并严格监督执行，承办建制单位的组建、撤销与调整工作，确保部队结构的科学合理。其二，如同兵员调配的指挥家，掌管兵员补充、调配，退伍工作和在编职工的调配工作，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三，担任军事实力统计的核算师，精准统计，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其四，作为部队行政管理的督导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工作，督促检查部队贯彻执行共同条令和规章制度，时刻警惕，预防行政事故的发生。

作者1987年7月在沈阳故宫留影

　　1986年10月至1992年12月，我有幸担任步兵第121团直属队党委委员、司令部党支部副书记。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以一颗赤诚之心，自觉地坚持过党组织生活。

在党组织生活中，我如同虔诚的学子，认真聆听党的教诲，积极分享自己的感悟。无论是学习党的理论知识，还是交流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我都全情投入。我及时汇报自己的现实思想，毫无保留地将内心的困惑与成长向组织倾诉。因为我深知，组织是我坚实的后盾，只有随时随地接受组织的教育和监督，才能不断进步，保持正确的方向。对于组织分配的工作，我更是视为神圣的使命，全力以赴地去完成。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我都毫不退缩，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部队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工作中，我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面对错误的行为和观念，我毫不畏惧，坚定地站出来，以事实为依据，以党性原则为准绳，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我也勇于反思自己的不足，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我深知，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党委、支部的团结和统一。我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党的宗旨，为部队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2月，集团军集中全军师、旅、团、营、连五级主官815人在步兵第121团集训。这是一次规模宏大、意义重大的集训活动，吸引了总参谋部有关部门领导和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廖锡龙等领导亲临现场指导。按照会务组的安排，我肩负起警卫勤务和协助上级通信部门做好集训期间通信联络保障工作的重任。

接到任务后，我深感责任重大。警卫勤务工作关系到集训的安全与秩序，通信联络保障则是集训顺利进行的关键。我迅速组织人员，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应急预案。在警卫勤务方面，我带领队员们加强巡逻，严格检查进出人员和车辆，确保集训场地的安全。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迹象，为集训营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在通信联络保障工作中，我积极与上级通信部门沟通协调，了解集训的需求和要求。我们提前对通信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在集训期间，我们密切关注通信信号的强度和稳定性，及时排除故障，确保信息的畅通无阻。我们还建立了应急通信机制，以应对突发情况。通过我们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的好评。

1987年7月至8月，根据上级安排，我参加了总参谋部军训部在沈阳解放军1102工厂和大连陆军学院举办的全军电子激光战术对抗专业培训。这次培训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先进的电子激光战术对抗技术。

在培训中，我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认真学习每一个知识点，积极参与实践操作。沈阳解放军1102工厂和大连陆军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先进的设备。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深入了解电子激光战术对抗的原理和应用，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和战术。通过模拟实战演练，我们提高了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

这次培训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也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我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部队的电子激光战术对抗训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还积极与其他学员交流经验，分享学习心得，共同进步。这次培训成为我军旅生涯中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不断探索创新，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1987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视察121团留影

121团接受傅全有司令员的检阅（左五为作者）

　　1989年10月，部队迎来整编，我深感使命在肩，被任命为步兵第121团司令部通信股股长。自此，我踏上了领导通信部门、为部队通信保障全力以赴的征程。

在新的岗位上，我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扎实开展了多个方面的重要工作。

首先，我肩负起领导通信部门全面工作的重任，精心指导直属通信部（分队）的业务建设。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引领着通信之舟在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稳步前行。我深入了解每一个通信岗位的需求，关注通信设备的更新与维护，确保直属通信部（分队）能够高效运转，为部队提供坚实的通信支撑。

其次，组织参谋人员积极收集、整理、研究通信工作资料。我们如同敏锐的信息猎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通信联络的细节。准确理解首长意图和上级的有关指示，全面组织本部队通信保障和电子对抗工作。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通信保障就是部队的生命线，而电子对抗则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坚固盾牌。我带领团队适时向部队首长及司令部参谋长提出通信报告和建议，为决策层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

再者，组织参谋人员精心拟制、下达通信文书，严格检查督促和指导贯彻执行情况。每一份通信文书都是一道命令，它关乎着部队的指挥协调与作战效能。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确保通信文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让每一个指令都能迅速传达到位，为部队的行动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我高度重视组织指导本部队的通信训练。深入了解下级通信部门的工作情况，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通过开展多样化的训练活动，提高官兵的通信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模拟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让官兵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组织领导部（分）队的战斗保障，器材供应、技术保障、通信保密以及技术革新等项工作。在战斗中，通信保障的可靠性至关重要。我们确保器材供应充足，技术保障及时到位，严格执行通信保密制度，积极推动技术革新。通过不断创新，提高通信设备的性能和安全性，为部队的胜利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组织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管理、维护也是我的重要职责之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指挥自动化系统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我带领团队精心建设、科学管理、及时维护这一系统，确保其稳定运行，为部队的指挥决策提供高效、准确的信息平台。

我深知，人员素质是决定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我着力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思想、业务和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通过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使命感；组织业务培训，提升参谋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作风建设，培养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

同时，组织领导本部队的通信学术研究，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我们积极探索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展学术研讨活动，鼓励创新思维。通过总结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通信保障的质量和效率。

任职期间，我始终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真抓实干。从打基础入手，狠抓机关业务建设和通信分队的专业训练。我深入基层，与官兵们共同探讨问题，解决困难。通过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引入先进的训练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通信分队的落后面貌。

在部队每次举行的大型活动中，我们通信部门均能出色地完成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我们如同战场上的无形卫士，确保信息的畅通无阻。每一次成功的保障任务，都是我们团队努力的结晶，也是我们对部队的忠诚奉献。

1990年2月，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战斗条令》颁布。我和通信连连长王光奇一起参加了集团军在昆明组织的《通信兵战斗条令》培训。在培训期间，我们认真学习新条令的内容，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时任副军长陈庆云接见了培训班全体学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一时刻，成为我们军旅生涯中的珍贵回忆，也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地为部队通信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像

　　1990 年 4 月至 6 月，依上级指示，我有幸参与总参谋部通信部在武汉通信指挥学院举办的全军营团级通信指挥军官轮训。置身于这座知识的神圣殿堂，我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进的通信指挥理念与专业技能。与来自全军各地的杰出军官共同学习、交流，思想的激烈碰撞迸发出璀璨的智慧火花。每一堂课皆是一次知识的饕餮盛宴，每一次研讨皆是一次经验的精彩分享。此次轮训，极大地提升了我的通信指挥能力，为日后更好地履行职责筑牢了坚实基础。

1990 年 7 月，师在建水小关组织的司令部机关作业军事比武竞赛盛大开启。我满怀信心地投身于这场激烈角逐。在通信专业机关参谋作业环节，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思维以及敏捷的反应，我全力以赴地应对每一个挑战。经过紧张而又激烈的比拼，最终我勇夺通信专业机关参谋作业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能力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我辛勤付出的丰厚回报。它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奋发努力，不断追求卓越巅峰。

1991 年，军区组织通信装备“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达标检查验收。为迎接此次重要检查，我带精心筹备，从通信装备的维护管理到通信制度的完善落实，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在检查过程中，我们的努力赢得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赞誉。我本人也因在此次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荣获团嘉奖。年终工作总结时，师党委更是为我记三等功。这份荣誉让我深感自豪，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为部队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1991 年 9 月至 10 月，根据上级安排，我再度踏上学习征程，参加总参谋部通信部在安徽合肥解放军电子工程科技学院举办的全军通信电子对抗指挥专业通信侦察与反侦察、通信干扰与反干扰以及网上对抗演习的通信联络与网络保障专业培训。在此次培训中，我深入研习通信电子对抗的前沿技术与战术，熟练掌握通信侦察与反侦察、通信干扰与反干扰的关键方法，以及网上对抗演习中的通信联络与网络保障技能。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紧密结合，我的通信电子对抗指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应对未来复杂的电子战环境做好了充分准备。

1992 年 5 月，我迎来人生中一个重要时刻——晋升为少校军衔。这是对我多年来在部队辛勤耕耘与卓越表现的认可，亦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崭新起点。我深知，军衔的晋升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使命。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部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992 年 10 月，部队精简整编，我被调至步兵第 122 团司令部协助工作。面对新的环境与任务，我迅速调整状态，积极融入新团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丰富经验，为 122 团司令部的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在此过程中，我与新同事们建立起深厚友谊，共同为部队的发展奋力拼搏。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团政委徐✕✕找我谈话，安排我负责新兵营工作。新兵营组织尚不健全，甚至未配备教导员，我只能算是新兵营的名誉领导。在负责新兵营工作仅一周多的时间里，意外突然降临。一天夜里，新兵训练结束后，新兵某连的一个班长带着几个新兵出营区吃夜宵。在饭店里，他们与回族老板发生口角。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板竟拿出私藏手枪，朝班长开了两枪。班长当场倒下，鲜血汩汩流出。几个新兵迅速将班长抬到团卫生队，经检查，班长腰椎被子弹击穿，情况万分危急。

新兵连班长出事，需有人承担责任。团里要求我写出深刻检查。我认真反思在管理新兵营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以诚恳态度认识错误。由于认识深刻、态度诚恳，最终免于组织处分。

新兵营刚刚解散，团里便通知我，任职师通信营营长的命令已下达。可此时，122 团没有通信股长。政委徐✕✕对我说，他已与师干部科协调好，让我暂缓报到，先负责 122 团通信股的工作。于是，我未去通信营报到。不久后，我得知消息，经过团里协调，我被改任为 122 团副参谋长。但不知为何，命令迟迟未宣布。就这样，我虽不是名正言顺的副参谋长兼通信股长，却实实在在地承担起通信股长的职责，一直到转业。在此期间，1993 年 3 月至 1996 年 7 月，我在昆明陆军学院政治理论专业大专班学习。通过系统学习，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为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不得不着重提及的是，徐✕✕此人表面正人君子，私下里贪婪成性，而且十分阴险。其凭借妻子拉拢在家干部打麻将，以此大肆敛财。我既不会打麻将，也未曾向其行贿上供。我在师里的个别老乡竟还指责我小气，不懂为人处世之道。他们宣称，倘若我当时能送上几千块钱，在部队“入团”接任师通信科长一职应是毫无问题。然而，那时的我，既不通晓人情世故，又囊中羞涩。正因如此，我遭受了不公的对待。这些经历，诚然充满痛苦与挫折，但也愈发坚定了我的信念，让我深刻明白，真正的价值绝非取决于他人的认可，而是源自自身的不懈努力与执着坚守。

1996 年 5 月，我晋升为中校军衔。这是对我多年来在部队努力工作与卓越表现的又一次肯定。我深知，荣誉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我将继续砥砺前行，为部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怀智视察步兵第121团与全体军官合影

作者立功受奖证书

　 　十五、难忘的沪杭贵成“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

1995年4月，根据上级部署安排，14集团军部队通信团、40师、41师122团配属师工兵营奔赴贵州，共同参与沪杭贵成“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对于国家的国防通信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确保部队在施工过程中行得动、联得通，按照工程指挥部的安排，我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我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协助参谋长指挥布放光缆工作，这需要我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时刻关注施工进展，及时调整策略，确保布放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负责组织协调光缆施工中的有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通信联络如同施工的生命线，稍有差池便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我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三是配备边三轮摩托车一辆，与邮电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负责工程质量的检查验收工作，这要求我以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眼光，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最高标准。

部队出发前，总政文工团来到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出，那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盛宴。阎维文、刘斌、刘晓娜等著名歌唱家与官兵们进行了联欢，他们的歌声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在每一位官兵的心中，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和热情。观看演出的第二天早上，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官兵们士气高昂，誓言铮铮。随后，部队摩托化向昆明开进。由于我会晕车，便自驾配备的边三轮摩托车跟进并负责调整哨工作。下午5点左右，部队顺利到达昆明，当晚在炮四师教导队宿营。第二天中午，车队和人员从牛家庄上专列，于第二天上午到达凯里火车站。卸车后，部队随即摩托化向施工地域黄平县开进。部队到达黄平县也是中午，在县城就地宿营并做简单的休整，为即将开始的艰苦施工做好准备。

第二天，艰苦而劳累的光缆施工第一道工序——挖沟正式开始。挖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劳动，根据土质的不同，宽度需达到0.6至0.80米，深度分别是1.2至1.5米。为了确保在规定时间内按时优质高效完成施工任务，从上到下都落实了具体任务，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完成10米的任务。团领导分片蹲点各营连，在一线组织指挥，并且带头挖沟。营连排干部都奋战在最艰苦的地段，他们以身作则，为士兵们树立了榜样。党员带头打头阵，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施工逢山打洞爆破开掘、遇河截流堵水挖掘，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光缆基本都是沿国道铺设，遇弯道也走捷径，所以施工战线较长。部队每天都是乘车前往工地，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各单位都开展了挖沟竞赛活动。全体官兵顶烈日，冒风雨，无论天晴下雨始终战斗在光缆施工第一线。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收工回来，简单洗洗，躺下就呼呼大睡，第二天又继续战斗。劳动强度之大，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身感受。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黄平段的光缆沟终于挖完。转场时，黔东南州政府组织剧团到部队驻地进行了慰问演出，这让官兵们感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与支持。第二天上午部队登车转场贵阳修文、息烽时，黄平县的党政领导和父老乡亲热情欢送，有的给官兵送来了鸡蛋和当地的烤洋芋等土特产，这份深情厚谊让官兵们备受感动。

部队在修文、息烽县境内，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修文到贵阳市白云区的挖沟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完成了此次国防工程光缆施工中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挖沟。在修文施工期间，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隗福林中将，14集团军军长朱启少将等领导到工地看望了施工部队，并礼仪性地参加劳动。领导们的关怀和鼓励，让官兵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接下来是布放光缆。布放光缆就是要把光缆放到我们挖好的光缆沟里，当然有些特殊地段不是沟，而是涵洞或管道，然后等待第三步——回填。为了把那些一人多高，一吨多重一盘的光缆运送到数十公里外的光缆沟沿线各个位置，得花费上好几天时间。部队除了少部分官兵参与放缆，大部分人员就利用这几天时间进行休整。相对于挖沟来说，放缆毫无疑问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在邮电工程技术人员的指挥下，先派出第一个人从已经架好的缆盘上拉出缆线头，然后沿着光缆沟的方向一直往前走，间隔到一定距离后，再跟上第二个人进行同样的操作，接着第三个、第四个，依次跟上，直到全部人员一个不落。这样的放缆操作，各个单位都是约好时间统一进行的。由于光缆从最近处放起，之后便越放越远，以至于后来每天早上都是用车先将放缆人员送到缆沟沿线指定地点，等放完当天的光缆后再统一集合接回。挖沟虽慢，放缆却快，只用了几天时间部队便将负责的那一段光缆全部放完。但这时的光缆还只是沿着光缆沟的方向放在沟外面，接下来还要将这些光缆转移到沟底。光缆布放完以后，为了防止雷击，同时还要随光缆不放一根10号粗的铁线，铁线的每个接头都要用电焊焊接，才算完成布放光缆的工作。这个操作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光缆必须要平放沟底，不得腾空或拱起，不得过松或过紧，同时在移动光缆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防止光缆折断或破损。光缆放到沟底之后，由于地势高低等原因不少地方会出现过松或过紧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进行牵拉——将光缆拉到松紧适宜。放缆拉缆的时候，由于战线拉得很长，人与人之间至少都要相隔好几十米远。有些山坡地段高低错落，甚至前后都看不见人影。通信联络主要全靠两瓦电台保障。拉光缆是一开始轻松，越往后越累。因为距离越远光缆越长，拉起来就越费劲。好在部队的优势就是人多心齐，一个人拉不动，就上两个人……一个班拉不动，就上一个排……拉到最后，往往是一个连队一起上，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拉光缆。印象最深的是，布放光缆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给施工带来极大困难，缆沟沿线的地面都是烂泥又湿又滑，施工官兵满身都沾满了泥土，拉光缆更是相当费劲不顺利，特别是我们负责工程指挥协调的人员要反复沿线来回跑，一不注意就会摔倒，随时都是大汗淋漓，非常劳累，体会深刻，记忆犹新。

光缆布放完毕后下来是填埋。填埋比挖沟省劲省事，也快多了。可也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回填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光缆沟最底下的十到二十公分必须填入松软的碎土或细土，绝不可使用尖锐的石块，并且在掩盖好光缆之后，还要用脚踩实踏平。又比如，光缆沟填平后，还得额外在上方堆出个高约十公分的土垄来，有点像是农村两块田地之间的田埂。这样做是因为回填的土层年深日久后会有些许的回落，所以提前留出富余来。回填完毕，最后一步是埋设标石。按规定，光缆沟直线每隔200米左右就要埋设一块标石。如遇特殊地段，如光缆接头、光缆拐弯点、排流线起止点、同沟敷设光缆的起止点、光缆特殊预留点、与其它缆线交越点、穿越障碍物地点等处都要埋设标石。并且埋设标石也是大有讲究的，一米高的标石，土下六十公分，土上四十公分，标石周围的土壤也要夯平夯实。标石应埋在光缆的正上方，有字的一面朝向光缆接头处，转弯处的标石应埋设在光缆线路转弯的交点上，标石上的字应朝向光缆弯角较小的一面。当光缆沿公路敷设间距不大于100米时，标石上的字都应是朝着公路方向的。一米高的标石，看着小巧，份量可不轻。好在早已经有人将每块标石放在了需要埋设的位置附近，施工官兵只管埋就行了。一个人想搬走一块标石是不容易的，但一个人用双手把它竖起来挪到旁边挖好的坑里也不是件难事。没有几天光缆沿线标石很快便埋好了。埋好了标石，也就意味着此次光缆施工任务我们已全部圆满完成！

作者参加“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荣立三等功

　　在部队埋填光缆的那段紧张日子里，根据工程指挥部的精心安排，我肩负起重大使命，带领通信分队全体官兵，与邮电工程技术人员紧密配合，共同负责贵阳市市话光缆的穿管敷设任务。那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拼搏的时光，每一位通信官兵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施工期间，烈日如火球般高悬天际，酷热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大地。然而，全体通信官兵毫不畏惧，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毅然顶着火辣辣的烈日，持续奋战在施工一线。汗水如溪流般从他们的额头滑落，湿透了衣衫，但他们的眼神中却透露出坚定与执着。他们深知任务的重要性，没有丝毫怨言，只为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风雨交加之时，狂风呼啸，暴雨倾盆而下。恶劣的天气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相反，他们勇敢地冒雨前行，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岗位。雨水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却无法浇灭他们心中的热情。他们起早贪黑，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洒向大地，他们便已踏上征程；傍晚，当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特别能吃苦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此次“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堪称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历时近两个半月的漫长时光里，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大小河流截流冲槽 53 处。每一处河流截流冲槽都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激烈较量。汹涌的河水奔腾不息，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我们的官兵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精湛的技术，精心策划，科学施工。他们不畏河水的冲击，齐心协力，成功地完成了每一处截流冲槽任务，为光缆的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横穿公路、铁路开挖路面 35 处，这需要高度的协调与精准的操作。公路和铁路是交通的重要枢纽，稍有不慎便可能影响交通秩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我们的官兵们深知责任重大，他们在施工过程中，小心翼翼，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他们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了施工的安全与高效，为光缆的顺利穿越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 54 公里坚石山坡地段上，我们进行了千余次放炮炸石。那一声声巨响，仿佛是我们向困难宣战的号角。坚石山坡地势险峻，施工难度极大。但我们的官兵们没有退缩，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用炸药和雷管在坚石中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付出巨大的努力。

此次施工，我们出动车辆 138 辆，穿越 33 座桥梁和 67 个涵洞。每一座桥梁和涵洞都是一道难关，需要我们精心组织，谨慎驾驶。我们的驾驶员们凭借着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安全地穿越了每一座桥梁和涵洞，确保了车辆和人员的安全。在全长 147 公里的光缆沟开挖工程和布放缆填埋任务中，我们的官兵们充分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他们日夜奋战在施工第一线，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们始终坚守岗位，从不退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锹一铲地挖掘着光缆沟，将一根根光缆铺设在地下。他们的辛勤付出，使得原计划要三个多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优质高效地提前近一个月就完成了。

7 月 5 日，部队摩托化开进，浩浩荡荡地驶向贵阳火车站。那整齐的车队，犹如一条钢铁巨龙，气势磅礴。官兵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对家乡的思念，登上了专列。于 7 月 6 日中午，专列顺利到达昆明。而后，部队又摩托化向驻地开进。在漫长的旅途中，官兵们虽然疲惫，但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当天下午 6 点，部队顺利到达营区，圆满完成了此次国防工程光缆施工任务。

由于本人在“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中，不辞劳苦，认真履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带领通信分队全体官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施工工作总结时，师党委鉴于我的出色表现，给我记了三等功。这份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全体通信官兵的褒奖。

然而，由于当时部队的生态环境也不太适应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生存，1995 年底，我经过深思熟虑，向组织递交了转业报告。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毕竟我在部队度过了 20 年的青春岁月，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我也深知，人生需要不断地挑战和选择。1996 年 5 月，组织批准了我的报告。随后，我参加了集团军在昆明组织的转业干部培训。在培训期间，我认真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新人生做好准备。培训结束后，我回队办理离队手续，然后到地方报道，就此告别军营，结束了我 20 年的军旅生涯。

十四、 告别军营军旅，

人生最美是青春，而青春最美的画卷无疑是那一抹深沉的军旅色彩。在我心中，始终坚定地认为，一个年轻的公民倘若没有经历过军旅生涯，那必将是生命中的一大缺憾。对于军人而言，若未能踏上战场，也会成为深深的遗憾。战争，的确是不幸的，它往往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然而，作为一名军人，若能在服役期间有幸参与一场战争，那无疑是一种幸运。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真正体会到战争的恐怖与残酷。而我，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竟有两次机会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亲身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血与火的历炼中，接受了战火硝烟的洗礼。每每回忆起那些艰难的岁月，心中便涌起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毕竟，并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拥有这样的经历，都能经受过如此严峻的锻炼。战争，如同一块坚硬的磨刀石，磨炼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也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检验了每一名参战军人的整体素质。在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们不断思考、不断成长，智慧得以提升，修养也更加深厚。这段波澜壮阔的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二十年军旅生涯的光荣史册中，成为我人生中最为璀璨的篇章。

离开军营，时光虽已悄然流逝多年，但似水流年却始终冲不淡我对那片绿色军营深深的眷恋与回忆。那些曾经火热的生活场景，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徐徐展开。训练场上的汗水挥洒，嘹亮的军歌在耳边回荡，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并肩战斗的画面，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真挚的情谊，始终在我的心中萦绕，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如果有来世，我必定毫不犹豫地再次步入军营。我愿用我的青春年华，再次肩负起守土护疆的神圣职责，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人民的幸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那片绿色的军营，是我心中永远的家园，是我灵魂的栖息地。那里有我的青春梦想，有我的热血豪情，有我一生都难以割舍的情怀。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我身处何方，军营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璀璨的星光。

　　十五、转业不转志，续写新辉煌

1996年8月，我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活，转身踏上了新的征程，转业到建水县公安局，开启了纪检监察和警务督察工作之旅。虽已退役，但我的志向从未消退；虽已退伍，可那一抹忠诚与担当的底色从未褪色。

作为一名老兵，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岗位，我心中没有丝毫的懈怠与放松。岗位与职责虽已改变，但那份忠诚和担当却永远如磐。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时刻保持着政治本色，大力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信念，在较短的时间内努力实现从军人到公安民警的华丽转变。

从一个对公安工作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钻研，我逐渐成长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从一名普通民警一步步晋升到处级干部，这一路靠的是军人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作风，以及当报务员时养成的一丝不苟的细致。我认真履职，任劳任怨，以勤奋工作为座右铭。

在工作中，我坚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工作准则，时刻注重自警、自省、自励。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我都做到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我发扬着勤于动脑、善于发现、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一贯作风，始终坚守应有的底线原则，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做事。我把“争创一流工作业绩，争做一流纪检监督干部”作为自己不懈努力的目标，以严格要求自我，大胆管理队伍，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

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严格监督执纪办案问责。积极探索警队管理的新路子，坚持“敢抓敢管就是能力，严格查处就是政绩，发现问题就是水平，回避问题就是失职”的队伍管理新理念。始终坚持做到“说情不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人情面前不松口，金钱面前不动心，诱惑面前不动摇，权力面前不低头”。按照“有案办案、无案防范、防范胜于办案”的工作思路，做到有案必查，违纪必究。

这是我发表在《人民公安报》上的文章。

　　为了切实确保政令警令畅通无阻，让各项警纪警规在基层单位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公安队伍始终牢记胡锦涛总书记“人民公安，服务人民，认真履行职责，不负人民重托”的殷切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全体公安民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

在实际工作中，有针对性地适时开展明察暗访、现场督察、专项督察、随警督察、随案督察等多种督察方式。始终坚持“治理一个问题，巩固一项成果，建立一套制度”的科学思路，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五条禁令”。这“五条禁令”犹如高悬的利剑，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公安民警：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若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严禁携带枪支饮酒，违者予以辞退，一旦造成严重后果，予以开除；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予以开除；严禁在工作时间饮酒，违者予以纪律处分，若造成严重后果，予以辞退或者开除；严禁参与赌博，违者予以辞退，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同时，积极开展“三项治理”，即严禁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大力治理公路“三乱”，也就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治理“两个违规”，即违规扣押、查封、冻结财产和违规处理涉案财物，还有治理“超期羁押”等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这些专项治理，有力地加强了警纪警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维护和树立公安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促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全面发展，全体督察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不辞辛劳，深入基层，严格督察，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公安队伍的纪律作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执法行为更加规范，服务水平更加高效。

由于本人在工作中成绩卓著，2009年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工作先进个人”，并在全国通报表彰。要知道，全省公安机关获此殊荣的只有4人。这份荣誉，既是对个人工作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全体公安督察人员的激励和鞭策。

作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个人”的奖励证书

这是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委刊登报道作者本人的文章截屏

这是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委刊登报道作者本人的文章截屏

这是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委刊登报道作者本人的文章截屏

这是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委刊登报道作者本人的文章截屏

　　结束语：

2018年8月，我光荣地退休了，为自己漫长而充实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回首往昔人生之路，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阳光灿烂的时刻，亦有风雨雷电的洗礼；有平坦顺遂的坦途，也遭遇过荆棘密布的坎途。有满满的收获，也有丝丝遗憾；有痛苦的磨砺，亦有欢乐的绽放。得意过，也曾失意过，但每一段经历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自从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我从未想过要刻意去追求升官发财。在我看来，为党和人民工作奋斗，不在于官职的高低，而在于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多少实实在在的贡献。我十八岁毅然从军，将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三十八岁转业到地方工作，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六十岁退休，回首四十二年的工作历程，感慨万千。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始终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今天的事，马上去做；明天的事，准备去做；困难的事，勇敢去做；复杂的事，细心去做；不会的事，学着去做；集体的事，带头去做。一辈子勤奋工作，从未停歇。无论是在部队的战场上，还是在地方的工作岗位上，我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每一项任务中。

60 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我为逝去的岁月没有虚度而感到无比踏实和心安。忙碌的人生，如歌的岁月，共同谱写了我人生的精彩篇章。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此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我的青春在奋斗中飞扬，我的人生也毫无悔恨。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1979 年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84 年参加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那是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较量。在战场上，我两次荣立二等功、后来又三次荣立三等功，并出席北京英模会和全军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赞誉。这些荣誉，是对我付出的肯定，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转业到建水县公安局后，我从事纪检监察和警务督察工作。我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职责。2009 年 2 月，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个人”。这份荣誉，是对我在新岗位上努力工作的认可。

最后，引用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的一句话做结束语：“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当你年老时躺在摇椅上回忆往昔，是否美满取决于你年轻时的作为。如今我虽年过花甲，有花开就有花落。我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在自己花开的季节，已经努力奋斗和尽力拼搏过。我老而无憾，现在，纵使是夕阳时分，也能心安理得地坦然面对。往后，一切顺其自然，静静地度过我人生的晚年。

在此，特别感谢在写作此文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孙鲁贵（已故）、刘文斌等战友，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邓声杰，1958 年 8 月出生，籍贯云南省镇雄县。1976 年 2 月入伍，1976 年 2 月至 1996 年 8 月在陆军第 41 师服役。期间参加两次对越作战，荣立多项功勋，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的接见和赞誉。1996 年 8 月转业在建水县公安局从事纪检监察和警务督察工作，2009 年 2 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个人”。2018 年 8 月退休。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题词

作者的发言材料，集体一等功步兵第121团两瓦班对越作战事迹材料

北京英模会议文件

79年北京英模会事迹材料

79年北京英模会事迹材料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同时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英雄通信兵》专辑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通信连两瓦班英雄事迹

第四排左八为作者

第一排右四为作者

79年3月营长庄华山、报话员邓声杰、通信排长李庆凯在越南发隆后山留影

作者像

部队凯旋归来作者在河口留影

部队凯旋归来作者在河口留影

北京英模会期间作者在天安门前留影

参加英模会期间作者在天安门前留影

英模会期间作者游览北京定陵留影

参加英模会期间作者游览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参加英模会期间作者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作者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作者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出席英模会时瞻仰毛主席遗容发的纪念章

作者出席英模会期间游览北京八达岭长城留影

作者84年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工作照

作者84年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工作照

作者84年老山地区对越作期间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84老山地区对越作期间与战友彭国锦（左一）、刘文斌（左二）、李述庆（右一）在一起

84年老山对越作战期间八一台全体战友合影（前排为大连陆军学院三学员）

84年老山作战时作者与战友彭国锦在阵地上留影

作者84年老山地区对越作战荣立三等功

作者79年出席14军庆功会代表证

作者84年出席14军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庆功会代表证

作者收藏的云南边防指挥部通告

作者老山作战期间在阵地上的留影

老山作战期间与战友司昆合影

84年121团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凯旋车队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121团指挥所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121团对越作战烈士英名录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87年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像

作者与父亲在一起

作者与父亲在一起

作者像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中为时任参谋长后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肖南少将）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参加“95.2”光缆施工与侄儿合影照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的学业证书

作者的工作证章

作者参加“95.2”光缆施工现场照

作者参加“95.2”光缆施工期间与邮电部邓工程师（中）合影

作者火线荣立二等喜报

作者战评荣立二等喜报

作者荣获的二等功奖章

作者荣获的三等功奖章

作者荣获的三等功奖章

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纪念章

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纪念章

作者像

后排左二为作者

作者工作照

作者像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右二为作者）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戴头盔为作者）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重返老山留影

作者重返老上主峰留影，背景为越南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像

作者工作照

作者近照

关于对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奖励公示的公告

关于表彰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命令

作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先进个人”的奖励证书

作者获得的部分奖励证书

作者参加“95.2”国防工程光缆施工荣立三等功喜报

作者的军功章

《对越战争十年简介》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不过大规模作战仅仅有开始的3个月，其后都是小规模边境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官方称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在民间被习惯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称之为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或越中边界战争。国际上则又将其视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部分），是指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之间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进入八十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了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通过十年边境战争，中国打击了越南自越战胜利后膨胀的信心，维护了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同时促进了东南亚的和平局面，并为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打开了道路。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影响是持久的，国力遭到了长期消耗和破坏，最终不得不改弦更张。1979年，中国军队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回收了此前援助越南的大量物资，并沿途破坏了越北地区的军政设施、公路、铁路、矿山。（说明：文字内容来自网上的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