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第6集《北上北上》

王位太阳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电报给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明确了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即“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6月17日，中革军委收到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出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的地方发展的设想。

数次电报往来，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意见始终未能达成统一，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希望能见面商讨，尽快决定战略方针。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懋功北行，到达两河口附近。

6月25日，在一个名叫抚边的村庄里，几千名红军官兵列队完毕，他们静静的等待着那位重要人物的出现。

过了许久，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英武的卫兵，张国焘骑在一批白色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喜极而泣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正在来临。

1936年6月26日上午9点，在前一天晚上举行酒宴的喇嘛寺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发言，他说“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对红军为什么选择北进做出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可以考虑在宁夏地区落脚，如果中国红军遭遇严重困难，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这在当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想法。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央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为什么坚持向西北方向转移。

张国焘的发言是两军会合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发言，因此大家听的很认真。

张国焘在做了三条关于红军战略方针设想后，最后表态：最好执行以西康为后方，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向川北甘南发展，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便于执行，但是没有可靠的后路。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所作的报告，讨论基本是在北上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的。

毛泽东敏感的意识到，张国焘也许会自恃兵强马壮为保存实力。

张国焘在抚边村停留的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多方面打听自红军转移以来各种消息，并且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因为这两次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宣布了组织人员的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通过《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的胡宗南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根据地的道路。

红军两个方面军被分成三路军一并北进。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离开抚边向北六十公里是卓克基，中间需要翻越的雪山是梦笔雪山。

梦笔山距马尔康县城30公里，位于卓克基乡南与小金县交界处，最低山口海拔3900米，最高峰海拔4470米。梦笔山垭口4114米，是马尔康县城通往小金县的唯一通道，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

一座雪山能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如此美丽的风光，令人驻足难舍。

然而当年的红军官兵只有马不停蹄的继续北上！

红军翻过雪山，抵达卓克基，一个土司的官寨。土司的宫殿上下四层，全部由石块堆砌而成，可以容纳数千人。

卓克基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了与红军“吃”有关的“牦牛革命”！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计十万之众如何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解决“肚子”问题日显突出！筹粮往往成为红军头等重要的工作。

藏民种植的青稞已经显出淡黄色，尽管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至少现在是可以勉强充饥的。青稞粒难以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更加难受。张国焘提出要解决组织问题，换句话说，张国焘向中央要权了。

毛泽东的担心成为了现实，张国焘拥兵自重，政治野心开始暴露。

张国焘提出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出任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卓克基土司官寨对面是独具特色的西索民居，建筑紧凑别致，很有特色。

接下来的三个会议会址因为交通问题未能前往。

一、芦花会议

会议地点：四川省黑水县城（芦花镇）泽盖村芦花组

会议时间：1935年7月18日、21日－22日

会议简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解决红一、四方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免去了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务）。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以加强其参谋工作，红四方面军则抽调了3个团充实到中央红军。7月21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名义发出“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会议期间，继续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接着又发布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二、 沙窝会议

会议地点：四川省沙窝（今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

会议时间：1935年8月4日至6日、19日

会议简介：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两项议程：（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组织问题。会议增补了几位红四方面军将领进入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19日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

三、毛儿盖会议

会议地点：四川省松潘毛儿盖的索花寺

会议时间：1935年8月20日

会议简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与会者明确表态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改变“夏洮战役计划”中关于主力攻取阿坝的部署，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会议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原县1960年建县时，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名为“红原县”。

8月21日，右路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湿地。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四团再次成为整个红军的先遣部队。

1935年8月21日早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站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里野草丛生，水流交错，水草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只有长在沼泽上的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直至被淹没。

进入松潘大草地，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

四团走了两天后，藏族向导指着前方一座山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儿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进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江，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向导所说的山丘就是查针梁子。

翻越查针梁子天气逐渐发生变化，雪开始下了。

不断有官兵倒在草地里，他们都是在消耗完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在水中的。即使那些扔在行走的官兵，也因为饥寒而脸色黑黄。

傍晚赶往川主寺，再次遭遇大雪天气，蜿蜒的山路，湿滑的路面，极低的能见度，无时无刻不考验着司机的驾驶技术与心理素质。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地。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纪念馆三大部分组成。邓小平题写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的园名。

红军长征并未经过松潘县的川主寺镇，为何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址选在这里？这是因为到红二、红四方面军1936年8月走出雪山草地离开四川，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是途经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全省近一半即69个县（区）留下了红军将士的足迹。转战地域达30余万平方公里，总里程达21000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沪定桥等辉煌胜利，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并且红军翻过的雪山绝大部分在四川境内，走过的草地都在当年松潘境内。

而松潘县境不仅是红军三个方面军都经过的地方，其川主寺又临近国道，也是到黄龙、九寨风景区的路口，过往人流大，影响面广。因此，将红军长征纪念碑定址于松潘川主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建成后又便于中外游人参观。

清晨，一场大雪不期而遇，整个小镇银妆素裹，庄严而神圣。

爬到元宝山山顶，一览川主寺全景。

那种心灵震撼的感觉无以言表。

就在右路军艰难穿越草原之际，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

8月24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策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为了说服张国焘，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张国焘，迫切恳请左路军立即北上，向右路军靠拢。

七根火柴纪念碑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电报，说由于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这封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电报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都无用了。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利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这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红军穿越草地第一村——班佑村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会上说，张国焘说噶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认为北上计划是正确的，二人再次联名试图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

然而张国焘电报直接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立即南下。

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立场不动摇。

张国焘已经不能回头了。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无意中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出：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叶剑英借机把消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分别找了陈昌浩和徐向前谈了话，陈昌浩开门见山，支持南下。而徐向前则有些委婉，他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凌晨，毛泽东到达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向一军靠拢，继续往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11日，从万分危险情况下脱身而出的红军，陆续到达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

毛泽东在这里与一直等候他们的红一军团会合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产生了长征史上3个重要的文件：《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和《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通过这3个文件，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目标，为其后中央红军陕甘支队长征最后阶段顺利北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北上与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剩下了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五军】、第九军团【第三十二军】，还有朱德和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坚信：“北上是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