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 剧院

王琳

　　我观看电影的记忆，应该是从西单剧场开始的。 据说它的前身，曾是名震京城的哈尔飞大戏院、瑞园茶社。后改为西单剧场。一九九四年，因西单地区整体规划而拆除。

西单剧场位于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剧院不大门脸儿低矮，和现在高大上的豪华影院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但她在我心中的美好记忆，却让我永远不能忘记。

由于它离我家比较近，所以从记事开始就和家里人经常去西单剧场看电影。电影院不大，陈设也简陋，影院一进门儿有一个小小的候影厅，一小溜柜台，卖一些零食，糖块儿和小包的瓜子等等。买上一小包瓜子儿，电影没开演就咔咔的嗑起来，电影院里嗑瓜子的声音此起彼伏，瓜子皮理所应当地扔的满地都是，散场后，影院工作人员拿扫帚一排排打扫。

影院的坐位是木质的翻板椅，观众入场后木椅上下翻动拍拍作响。直到《新闻简报》的音乐响起，大家才逐渐的消停下来。《国庆十点钟》、《雪地追踪》、《女篮五号》、《51号兵站》等脍炙人口的国产电影都是在这里观看的。

离家稍远的长安街上，有一座"首都电影院"，比西单剧场上了一个档次。"首都电影院"始建于1937年。它的前身是由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和有友人筹资兴建的"新新大戏院"，后改名为"新新电影院"、"国民大戏院"。1950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更名为"首都电影院"，并由郭沫若题写院名。

随着电影科技的不断进步，宽银幕电影应运而生，"首都电影院"便改成了宽银幕影院。宽银幕顾名思义，也就是银幕要宽大一些，气势自然要辉宏些。因此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它再也不是木翻版椅，而是改成了软包的座椅，坐着自然舒服多了。

那个时期观看了不少前苏联的优秀影片，如《静静的顿河》、《白夜》、《三宝磨坊》、《三剑客》，以及一批反特片《海底擒谍》、《水银湖上的魔影》等等。电影看多了不免想入非非，经常和同学在一起模仿的电影里的角色，更是产生了想当电影演员的想法，当然也沒如愿。

妈妈喜欢京剧，有时候带我一起去观看。那个时候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明明是看戏为什么说叫听戏呢？长安街边儿有一座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剧场《长安大戏院》。我是不喜欢看三国里边儿的《借东风》、《捉放曹》什么的，我喜欢有花旦的，像《拾玉镯》、《柜中缘》等等。花旦扮像俊美，头上的水钻在灯光照射下五光十色、熠熠生辉。旦角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头上的珠钗摇来摆去，我是看也看不够。至于咿咿呀呀的唱腔嘛，是一句也听不懂。即使这样，还是受到一定的熏陶，特别喜欢程派京剧，特别是青衣张火丁的唱腔，听也听不够。

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后，我家对面又多了个"民族剧场"。记得和妈妈在那里看过郭沫若写的话剧《孔雀胆》。说的是元末红巾起义的事儿，剧情跌宕起伏，至今还能记得剧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紫色的大幕镶着金灿灿的花边，幕布徐徐拉开，剧中人物陆续登场，和看电影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受和享受。后来学校又组织了多场话剧，如《保尔柯察金》、《马兰花》等等，给我小的年纪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再后来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看电影成了相当奢侈的一件亊。农场有电影队，每月大概能下连队一、两次。夏天放露天电影，家家户户拖家带口，拿着高低不等的各种小凳子，自觉地按凳子的高低排好，坐在操场等着放映，最不能忍是让人忍受的是夏天的蚊子，一场电影下来，身上不知道被咬了多少包。冬天也好不到哪儿去，零下二三十度不能在室外，只好在大礼堂放映。说是大礼堂，条件极其简陋。玻璃能配齐就已然不错了，既没空调也没暖气。偌大的礼堂，只有一两个汽油桶改装的铁炉子。铁桶都快烧红了，屋里仍然冻手冻脚。一个电影看下来浑身像泼了凉水似的都冻透了。至于座嘛，那就更提不起来了，开始那些年，所谓的座只是一根根扒光了皮的大圆木。

时光荏然，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已经将近30年了，记忆中的老影院老剧院已荡然无存。拔地而起的是豪华影城和新派的剧场。但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不断发展，去影院看电影的机会少多了。前些年和老伴去"保利剧院"看了一场马金凤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剧场和过去的剧院相比那舞台、那音响真是今非昔比，让人耳目一新。随后又在家附近的"星城影院"看了《梅兰芳》、《赤壁》、《捉妖记》等几部影片。进了影院一改过去大影厅的概念，大影厅隔成一个个小"观影厅"总共不过百十号人，电影开始也没了《新闻简报》，倒是多了不少广告，与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密切彻合。进入正片立体效果音响夸张，一开还真不试应。

电影不断发展，哪天一定去影院，观看3D、4D电影的惊人效果。享受社会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