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纪实报告文学《远方的江心沙》 杨德功

君然

　　本文以事实为题材，运用文学的手法回忆江心沙的青春岁月。由于文字较长，将内容分段在美篇上一一展示。文中照片大多来自网络，如有不妥之处请予以谅解。

上山下乡对国家来说是一场劫难，大多知青的才华被这场运动湮没。但对知青个体却是认识社会的一次灵魂考验，意志会更坚强！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的心不禁震颤一下，茅塞顿开，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都说女人心细，此言不虚。

      望着眉清目秀的她，我笑着问：“既然如此，那你为啥不发言呢？你就不怕领导说你落后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你又没有什么大错！总有一部分人不发言，反感这种做法，实际也是对你的暗地支持。”沈璐郑重其事地望着我。

      “嗯，你的理解似乎很有见地。”我说。

“那天你的自我批判，还是有水平的。我欣赏你的才气和为人的真诚，大胆认错，敢于揭丑。”沈璐一本正经地说着。

我“哈哈”一笑：“你能这样欣赏我，让我无地自容了”我太激动了。

“你对事情的态度，敢于担责。不像有的男人遇事像个缩头乌龟，窝窝囊囊，没点儿男人味儿。”沈璐说得起劲起来。

　　“真的？谢谢你的理解，我真的好高兴！”我这下激动得不能自制，下意识地拉住了沈璐的手。

“别……，别这样！让别人看见……。”沈璐扭捏地挣脱着，黑暗中感到有点紧张。其实哪有什么人哪？沉寂的大路只有我们俩的身影。

霎时，我也觉得不妥，迅疾松开她的手。但沈璐的手热乎乎的，已像一股电流，瞬间就接通了我那颤抖的心。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异性中间那种“触电”的感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随后，沈璐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明白她的“意思”吗？实际，这一阵我倒迷茫了，更不明白她的絮语里藴藏着什么“意思”?抑或姑娘难以启齿的情感？是让我向她表达一种她所想表达的“意思”？

刚刚二十二三岁的我一时反而迷糊起来，不知如何应对？看着她情意绵绵的双眸，我的囧态大有“乱花渐入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意向。

　　“你既然知道我在想什么，就一定是对的，你很聪明！”我的回答模棱两可，连自己都不知什么意思。

“咯、咯、咯……尽说瞎话！”沈璐开怀大笑起来。爱笑的人，走到哪里都像一缕清风……

今晚，我陶醉了！真正能让我陶醉的，应该是那一份蕴含在灵魂深处的情感，正在发酵……

这是在“谈恋爱”吗？二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与姑娘在一起，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没数，不知其所以然。

这个时候，我觉得违背了我的初衷；好像沈璐也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不在农场谈对象！

是吗？这是在谈恋爱吗？我感到，没有呀！我们谁也没有向谁表露心意，只是有着心心相印的共同语言而已。

但是，俩人互相好感倒是毫无疑义的。回到现实之中，农场的条件也不允许我们敞开心扉！

　　夜已经很深。

我轻轻地推开宿舍的门，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同宿舍的两个南通知青突然问我：“杨德功，今晚是做好人好事去了吧？忙到现在才回来。”

突如其来的问话，把我吓一跳。

“人家有相好的了，你真是多管闲事。”又一个舍友的声音。

“是这样吗？杨德功。”同宿舍的人都醒了，问来问去，叽叽喳喳，似乎大家都没有了困意。

      “一石激起千层浪”。看来，今晚去团部路上的遭遇是舆论的关键所在。看来纸是包不住火的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食堂打饭路过男宿舍第一个门时，几个知青都在吃饭。其中一个南通知青，个头不高，嘴里还嚼着饭，看到我仰着头，用一种近似鄙视的话语问我：“杨德功，我就不理解了，我们南通人怎么能看中你的呢？”

“你应该去问问你自己，怎么就没有看中你呢？！”我有些反感，怼了他一下。

      当时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不分城市、情投意合的男女知青多了，何况我与沈璐慢慢建立起的感情，早已超过地域界限。

  在有些人看来，连云港属于北方，在意着扮相上有点土，远远走来黑压压一片。

连云港来的28个人，其中有近一半是社会青年，素质参差不齐，给人咋看都是“没文化”，带低了连云港人的知识品味。

      我知道舆论出来了，但是还在小范围，只要不搞得满城风雨就行。反正，我和沈璐也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我怕谁！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知沈璐。

她竟然“咯、咯……”一笑：“那正好，我们就不要见面，省得风言风语，对大家都不好。”

“那……好，我就听……您的……”我结结巴巴，大有失落感。

“咯、咯、咯……你看看自己的样子，怪可怜的……”沈璐却心生怜悯：“以后我们注意一些就好了，你也不要太紧张。”

嗨，这是什么世道？只要男女知青接触，就会生出不三不四的舆论。那时候，风言风语压死人啊！

　　农场的岁月似乎是漫长的，因为每天的劳动负荷让你感到时间的难熬。大有“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的感觉。

1972年的春夏之交，农场突然发现“红眼病”。这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眼炎，可分为细菌性结膜炎和病毒性结膜炎两类，其流行程度和危害性极大。

当时，兵团领导要求大家以防为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盐水洗眼。

用盐水洗眼，我们知青还是很听话的。没有盐，大家分头到老职工家或者食堂要一点，不值得去团部小卖部。

谁知，我可能是用盐太多，把眼睛腌红。这可把我吓坏了，急忙到营部卫生室就诊。经过长相帅气的谭医生诊断，原来虚惊一场。这个时候来营部卫生室看病的五连知青还不少，有张文杰、邹荣华、满正徳、徐增凯、何竟先等十多个各地知青，基本上都是取眼药的。

在人群中，我看到副排长董孝隆手提一大摞药盒。原来他是为连队知青来领取药物，基本上都是有效的抗生素眼药水和急性或防治亚急性细菌性结膜炎滴眼液。

这次“红眼病”在农场没有形成蔓延，很快就在积极防治之下得到有效控制！

　　 在武装排宿舍，我住下铺，董孝隆在我的上铺。原来，董孝隆在二营当通讯员，刚被党组织确定为培养对象，调到五连武装排任副排长接受组织考验。

董孝隆个子不高，体型瘦小，像个白面书生，但干起活来生龙活虎。有时我看他挑担细腰都压弯了，肩头常被磨破，农活已经远远超过他身体的负荷。

还有苏州知青汪桂生，个头虽小，但干活毫不示弱，生怕别人瞧不起，干起活来不比壮劳力差。

像王明浩、徐亚平、杨明等算是强劳力了。

我在排里算是中等劳力，无论插秧种地还是摘棉锄犁，都不能显山露水，但是我的腕力却很强。

那时在江心沙有“一吨”“二吨半”“三吨半”的说法，就是力量很大的意思。在连队一般人拗膀子（扳手腕）还拗不过我。

有一次，武装排的男生近20人，都被我拗下去，最后由柳祖友和我“决斗”。

就在这时，有“一吨半”之称的南京知青彭卫东，与我拗膀子，我也是一决而胜。

有谁知道，当时我的饭菜票用完，已经一天没有吃饭。

　　在农场生活，一个人劳动连自己都养活不起，那我们知青在这儿还有什么价值？总觉得这不是我最终的归宿，必须想办法离开农场，开辟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

看着自己的工分簿，感触颇深。

江心沙农场从1972年春季开始，在各个连队实行工分制。

说句老实话，我的体力和农事能力很不适合与天斗、与地斗、与工分斗。看看当年的“劳动工分手册”就知道当时的劳动强度是多么的大！

1972年12月29日，六号田积肥挑粪一天共7趟：225斤、150斤、170斤、140斤、110斤、100斤、120斤，得工分11分。由此看出，我的负重力一次次的下降。

第二天（12月30日）共计８趟：120斤、110斤、130斤、120斤、130斤、140斤、140斤、160斤，得工分10.4分。

当年的工分必须由正副排长盖章认可，武装排的工分男生由董孝隆负责；女生由管福珍负责。

我在12月22日的日记还有这样一段记事：“……因工分搞得不合理，我和管福珍争执起来。当时，王家珍、崔健、李慰祖、陈乐益都在。我和老赵（指导员）也谈了……”

看着工分簿上的记录，深感当时的劳动负荷是多么的大。第一趟的225斤的担子是如何挑得起来的？随着体力下降，担子的份量也越来越轻——150斤、170斤、110斤、100斤……

　　尽管农活很累，但是挣得的工分却很少。

根据当时兵团的规定，平均每个人头21元，多劳多得。凭我们知青的体力，每个月也只能挣点吃饭钱，均在15元左右，还是基本生活费。

而老职工把知青的工资挣走了，每个月都在二三十元。

从我的1973年“工分手册本”的记录来看，就会一目了然：一月11.70元；二月14.25元；三月13.75元；四月14.75元；五月15.00元；六月15.00元；七月18.90元；八月18.27元；九月18.90元；十月15.12元；十一月14.67元；十二月15.49元。

农闲时间工分挣得少，就是三月份上闸口挑泥上河工才挣13.75元、十月份秋季大忙摘棉花也才挣15.12元。倒是七、八、九三个月夏收夏种工分稍高一些。

　　做任何事“不患寡而患不均”。

农活苦点累点不要紧，但劳动待遇要公平。我深感在农场的工分制偏向老职工，知青干同样的活，还是挣不过老职工。看来，农场并不是我们知青的长留之地。一些有门路的人都通过关系托人走“后门”，离开农场。

也就是1972年以后，每年都有上学、参军的知青跳出江心沙，这给我们依然在农场的知青很大刺激。

1973年3月，与我关系最好的同学11连张春林凭关系调到一师一团！平时，我们相互来往，只要是休息日我都是到他那儿去；或者他来五连。其实，还是我到十一连的多。我们就像亲兄弟，不分彼此。他的突然离开，我顿感空虚和孤单。

以后，参军、上学、调动工作的知青陆续离开江心沙。我的心情实在不是滋味，也向往像天上的大雁，远走高飞，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