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漫议“《皇帝》”与“《妻子》”</p><p> 近闻紫金城系列片之一《康熙皇帝》（以下简称《皇帝》）和《军人的妻子》（以下简称《妻子》）这两部新闻纪录片都获得了新影厂的“星花奖”，作为一个新闻纪录片的爱好者，很想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对这两部片子做一番议论。</p><p> 本来，这两部片子的时代背景有着很大差异，似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从这些差异引伸开去，通过比较却能使我们认识到新闻纪录片本身的一些问题。</p><p> 从影片的主题看，《妻子》要表现的是十多位中国军人的妻子直面战争与和平，在个人幸福和为国献身的抉择中所具有的先进思想和崇高情怀；而《皇帝》要向观众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近代封建君主的生平、生活和业绩，属文史掌故类。很显然，《妻子》占有的素材更充分，思想内容更深刻，更贴近时代，拍片中题材更容易抓一些，选择的余地也更多一些。</p><p> 从画面看，《妻子》具有“动态”，依次一个个出现的都是具有生命力和思想的现代人；而《皇帝》的画面全部都是文物、书画、建筑物等“古董”，从头至尾没有人物，呈现“静态”，两部片子的差别分明。照理，动态画面比静态画面更能抓住观众，但从剧场效果看，《皇帝》却大大胜过《妻子》，不少观众原来期望值很高，但得到的并不多，而对《皇帝》原来兴致并不高，看后却觉得耳目充实，余韵不绝。</p><p> 电影是供人观赏、力求引人入胜的，新闻纪录片也应该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高度统一，新闻纪录片不应该仅仅立足于“纪录”、“介绍”，而应该在充分利用新闻纪录片特有的表现手段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和再提炼，源于“新闻”，高于“新闻”，才能拍出特色来。</p><p> 《皇帝》把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作为的君主的好学、多才、亲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清晰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一个本来很可能使人感到单调、古板、枯燥的题材，由于编导在艺术创造上有独到之处，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如在介绍康熙帝几次南巡时的盛况时，画面上来回出现的仅仅是那么一幅后人的画，由于该片较好地运用了各种视听造型手段，再加上摄影、音乐、解说等恰到好处、浑然一体的渲染，使银幕上的“画中人”呼之欲出，画中那具有江南特色的小酒店也好像溢出了阵阵酒香，齐鸣的鼓乐余音袅袅，不绝于耳，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再如康熙帝穿过的那些衣帽，用过的那些文具、仪器，本来是一些“静物”，但通过娓娓动听的旁白，也显现出了生气，影片让观众站在宏大的历史高度去自由地俯瞰、想象和思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妻子》，事实上，观众对这些军人的妻子的事迹，在各种报刊杂志和广播中已略有所闻，有所了解，如果新闻纪录片中还是采用广播、报纸通常使用的“新闻报道式”，那么就会给人以陈旧之感。别林斯基说过：“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具有特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着另一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凭它所特有的生命而生活着”。《妻子》大部分没能跳出原有新闻的框框，停在“再现”，忽略了“表现”，适当的提炼体现不够，结构也过于古板，主题的思想内容深刻，给观众的印象并不深刻，不少镜头像拍照片，明显留有摆布的痕迹，还有一些镜头缺少纪录电影特有的节奏变化，使人感到乏味。比如有一组描写一位军人的妻子每天从山脚下往山上挑水的镜头，就显得冗长，如果在艺术上稍作一调整，不拍人，就拍这条长长的、崎岖的山路，再配以适当的音乐和解说，留给观众一些想象和思索的余地，或许更能有力地衬托主题，收到“此地无人胜有人”的效果。再如配乐，影片从头到尾基本上是一个调：《十五的月亮》，缺少新意，并不是说《十五的月亮》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此会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描写到军人的题材就一定要配《十五的月亮》，我想编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用“俗”了。倘若适时配上一、两段地方小曲或乡音，或许更有幽幽的韵味，更能揭示影片所要表现的主题。</p><p> 从《皇帝》和《妻子》也使我们联想到过去的一些“祖国新貌”及“新闻简报”，它们之所以没有足够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渗透力，除了过分强调新闻纪录片的宣传教育作用外，同忽视新闻纪录片本身还有认识、审美功能，也应具有艺术性和趣味性也有相当关系。和小说等其他文艺形式一样，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决定着一部新闻纪录片的命运，只有具有思想深意、艺术新意的作品才能真正赢得观众。</p><p> （1987.7上海冶金局影协稿件）</p> <p> 平实中见深沉</p><p> 深巷、小井、人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人为斧凿的痕迹，影片显得那般平常、自然，体现了一种含蓄、深沉的风格。影片通过对普通市民细腻、凝重的刻画和对家庭风波、市井生活自然、贴切的描绘，准确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特征，激发了观众对现实社会文化心态的触觉和探究。</p><p> 影片无疑是一出悲剧，但通过银幕具象，观众仿佛看到了一口无形的、深不见底的“陷阱”，“井”旁站着多少个“徐丽莎”、“朱世一”和“马阿姨”们。在新与旧、是与非、进步和保守面前，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跟银幕上的人物对上号，观众的思考已经远远地脱离了故事本身，这就是《井》的魅力所在。</p><p> （原载1988.2.5《一钢报》）</p> <p> 呼唤自己的“探长”</p><p> 通过《家族的荣誉》、《神探亨特》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播映，弗兰克和亨特这两位美国“探长”，使相当数量的层次并不一致的上海观众感到兴趣盎然，并津津乐道。我认为，抛开剧本等因素不谈，剧中扮演弗兰克和亨特的两位演员也为片子增色不少。他们按一般标准，都算不上漂亮英俊，从某些角度看甚至还有些“丑”，但由于他们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心态，通过自然的表演，把弗兰克的勇猛和刚直、亨特的机智和幽默，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出来，使人看不出演员和角色的距离。 我们也拍了不少所谓“侦破”、“推理”的“谋杀案”、“迷踪”之类的影视片，名目繁多。但片中我们的一些警察，真正能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的有多少呢？我们的一些演员所塑造的警察形象之所以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除了表演上缺乏个性外，原因主要在于对警察还存在概念化的认识，对警察生活不熟悉或不很熟悉，尽管他们着装齐整，神态庄重，但观众仍感到他们在“装”、在“演”而不像。</p><p> （原载1988.7.9《文汇电影时报》）</p> <p> 独具魅力的《神探亨特》</p><p> 《神探亨特》是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视系列剧，它赢得了不同层次观众的喜爱。探讨该片成功的奥秘，对于国产电视剧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认为，《神》剧的魅力来自以下诸方面：</p><p> 首先演员生活化的自然表演给观众以亲切感和真实感。饰演亨特的演员相貌平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有些丑陋，但由于演员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心态，通过清新、淳朴、脱俗的表演，使观众清晰地看到了角色在各种境况下的多层次心理活动以及符合人物性格的行为逻辑，这样，一个富有鲜明个性的“亨特警官”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亨特在剧中并没有穿警服，却令人信服地表明，他就是警察，而且是最优秀的警察！</p><p> 其次戏剧性的人物设置激发了观众的欣赏兴趣。《神》剧的人物关系构筑别具特色，亨特的顶头上司换了多任，编导不仅把这些顶头上司作为亨特的对立面来安排，而且赋于他们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妒贤忌能、因循守旧、专横跋扈和不近人情，于是亨特与上司的冲突便在所难免，从而形成视觉“兴奋点”，令观众处于一种兴趣昂然的审美状态。矛盾冲突的强化，观众对享特足智多谋、坚韧不拔的闪光性格和我行我素、不拘常规的独特破案方式产生了好感。这种对立的人物设置，使观众的欣赏动力得到了聚发。再如聪明、诙谐、活泼的麦考尔，作为亨特的最佳搭档，她常常能在亨特陷入困境之际，大显身手，出奇制胜，使观众感到亨特非迈克尔不能，而麦考尔少了亨特也不行。这种安排避免了对人物形象的神化，使”神探”之神完全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p><p> 再次，多变的视角，明快的节奏，使剧情引人入胜，强化了观赏性。《神》剧故事紧凑，视角多变，取材自由，省略了许多交代性的“过场戏”，毫不拖泥带水，大大节省了观众的时间，从而使观众始终把视角凝聚在荧屏上，注意力不致分散。编导很注意调动电视剧的艺术功能，简繁适度，那些追杀、格斗、车逐等动作性很强的惊险、特技场面以及警匪双方都广泛使用的声、光、电、影等现代技术，每每出人意外，使人眼花缭乱，强烈刺激了观众的感官。动作戏的强化弥补了情感戏少的缺憾，使观众心理不至失重。</p><p> 最后，幽默而富有意识的对白把观众引向“神迷”的意境。《神》剧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时时穿插一些轻松活泼的细节，亨特和麦考尔之间的一些玩笑和揶揄话，颇多幽默感，使观众感到愉悦，心境与之共鸣。有些话看似信口说来，其实具有深刻的意蕴，以享特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上帝安排的”口头禅为例，除了在不同的情景中表明主人公各种不同的心情外，更主要的是表达了《神》剧“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主旨。这尽管是一个古老的教义，但在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仍有它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p><p> （1988年上海冶金局影协稿件）</p> <p> 最后这一笔不合情理</p><p> ――小议影片《少年犯》的结尾</p><p> 影片《少年犯》上映以来，受到了一致好评，影片所阐述的主题，无不使每一位正直善良的观众，进行深深的思索。笔者在回味之余，总觉得影片的结尾似不合情理，影响了整部影片的艺术感染力。</p><p> 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是女记者谢洁心接通知后匆忙赶回家，刚踏进那条弄堂，只见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一辆囚车正缓缓从她身边开动。在囚车上，谢洁心看见了自己的儿子熟悉的面孔；接着是她失望、痛苦的脸部特写，然后是她的背包不由自主地从她肩上落在了地上。周围静寂的没有一点声音。此时，镜头越拉越远……</p><p> 编导原想赋于这结尾的立意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谢洁心儿子的被捕，以期唤起千千万万个父母的警觉和重视：腐朽的思想是无孔不入的，当心当心自己身边的孩子吧！可是当我们将影片中表现谢洁心母子关系的整个情节来逐段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影片的结尾不合情理。应该说，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侵蚀青少年是有一个过程，即使作为一个最为普通的家长，也得经常关心一下自己孩子近期的动向，比如了解孩子在干些什么，跟些什么人来往，学习成绩怎么样等等，学校的教师也会不时跟家长取得一定联系。可是这些在影片中都没有得到展现，使谢洁心眼睁睁地在儿子被捕时才刚刚发现他的堕落，对其儿子的走下坡路，影片也曾若隐若现的交代了几个方面的因素：父亲因出国不在家，母亲也经常出差，奶奶的袒护，自己交友的不慎等等，对儿子的一些言行，影片中谢洁心也曾引起过一些注意。如她在少教所给儿子挂电话，先是对儿子半夜三更还在做功课有所怀疑，继而又好像听到儿子身旁还有其他人（不是婆婆），电话又突然地被儿子挂断……但这样重要的情节在影片中却没能展开，让观众的了解仅到此为止。其婆婆对孙儿的溺爱，谢洁心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是深有了解的。但在电话中她对婆婆的话居然深信不疑。还有，谢洁心在协助少教所做犯罪青少年教育工作时，作为一个母亲，她理所当然地要联想到自己儿子的状况，至少也得有几个“闪回”；再从影片的背景来看，少教所与谢家不过是迟尺之遥，谢洁心在关心其他青少年的同时，能不经常回去看看自己的与这些犯罪青少年年龄相仿的儿子吗？但影片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切，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演戏”的感觉，使影片的结尾显得有些牵强，跟整部影片“对不上号”。</p><p> 从观众的心理来讲，影片把这场悲剧安排在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热心于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女同志身上，油然会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现实生活真是太残酷了，谁能预料得到呢？</p><p> （原载1988.10《上钢工人报》）</p> <p> 一部胡编乱造的电影</p><p> 日前观看了谢雨辰执导的《乱世英豪》，发现影片的胡编乱造已到了登峰造极、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了。</p><p> 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编导却故弄玄虚、滥造情节，把影片搞得像一个大杂烩，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影片安排了一批上海滩流氓、东洋杀人犯和西洋强盗，围绕珠宝大打出手，直打得昏天黑地、令人晕头转向；还有，30年代人物的装束、口语和武器却颇现代化；“酒吧”的墙上张贴着当代电影明星的招贴画；外滩的背景中竟出现“华东电管局大楼”的轮廓；那飞鹰洞的许多机关就是现代技术也难以做到，虚假之处比比皆是，难怪观众看到这些地方会哑然失笑。可以说，《乱世英豪》是一部不负责任的影片。</p><p> 谢雨辰是一位知名导演，回大陆后也曾拍了一些质量不错的片子，但《乱》片却给他的形象抹上了一层阴影。观众真诚希望，电影工作者不要盲目追求票房价值，置艺术和观众而不顾。艺术是神圣的，观众也不是任人愚弄的对象。艺术家要尊重观众，更要珍惜自己！我们希望，在评选最佳影片的同时，评一评最差影片，鞭挞后进，以利竞争。</p><p> （原载1988.11.11《上钢工人报》）</p> <p> 《疯狂歌女》得失谈</p><p> 1988年是“疯狂片”走俏的年份，《疯狂歌女》也获得了一片叫好声。笔者认为，实事求是地评价这部影片，客观地分析其得失，对我们正确看待方兴未艾的娱乐片热是有裨益的。</p><p> 一、影片之得：首先编导强化了娱乐片的观赏性。融歌、舞、演于一体，加上摄影、音响、色彩等电影技术的精到，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观众的感官。其次，“明星效应”运用得当。歌星毛阿敏在影片中表现不俗，表明了她在影片表演艺术方面潜在的素质。这一招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第三，影片的主题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通过展示一个女歌星的生活之路，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有关伦理道德、婚姻家庭、法律意识等发人深省的问题。</p><p> 二、影片之失：一是人物形象的脉络不清。吴雅妮从小姑娘到红歌星的经历相当模糊，缺少必要的、明晰的情节铺垫。编导启用两名演员来前后扮演同一个角色，使本来就不很连贯的故事变得更不连贯了。由于编导故弄玄虚，致使人物形象苍白。二是其他主要人物描写失重。按理说此类影片中公安人员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可影片中的公安人员李威却和女记者一起在故事的外围打“迂迴战”，不能主动进入“阵地”，成为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在“崇拜者”这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形象身上，编导却倾注了大量笔墨，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不仅失重，亦违背了生活常规，显得虚假。三是某些重要情节交代不清。以吴雅妮的“两次杀人”为例，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情况，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第一次是正当防卫过度，第二次是间接故意杀人，而影片中却笼统地归之为吴雅妮内心的“巨大创痛”而一笔带过，显然是不够妥贴的。</p><p> （原载1989.1.20《上钢工人报》）</p> <p> 含蓄些，如何？</p><p> ――《复仇女郎》寻疵</p><p> 敏锐迅捷的思路、不同寻常的侦破方式、颇有阳刚之气的言行举止……正当我暗自高兴《复仇女郎》为观众推出了一个非概念化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刑警形象时，编导却在这当口插进了刑侦队许队长和女友办案途中“雨夜宿客栈”这场戏。在这场戏中，女友（也是刑警）躺在床上时那双情火中烧的眼睛、那副袒胸露臂的身姿以及许队长那进退维谷、抓耳挠腮的狼狈模样，真使我这个偏爱琢磨警察角色的观众不忍卒看。</p><p> 编导的主意是明确的，一是借此说明警察是凡人，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安排这场戏有助于丰满人物形象，突破对警察形象描写程式化的羁绊；其次，为“风流公子”王少军之流设置一个鲜明的对照面，表明我们人民的卫士对待工作、爱情、情欲的崇高境界，鞭挞那种随心所欲、不负责任、不道德的恋爱观。</p><p> 勿容置疑，编导的立意是不错的，警察这部分的生活要表现，也应该表现，过去我们一些影片中的警察形象之所以立不起来，原因就在于缺乏生活化的描写。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去表现，如何掌握分寸感，同时要考虑到与剧情是否吻合。《复仇女郎》在对某些青年人不道德恋爱观揭露、批判尚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唐突地安排了男女刑警“雨夜宿客栈”这场戏，不仅过分过长，同时也缺少美感，效果适得其反。如果用几个字来评价这场戏，那就是“生”不逢时，尴尴尬尬，让人有股说不出的味道。</p><p> （原载1989.3.11《文汇电影时报》）</p> <p> “原班人马”的魅力</p><p> 由“原班人马”演出的罗马尼亚故事片《一个警官的控诉》和匈牙利故事片《美元谜》上映后，上座率看好。所谓“原班人马”片，如《一个警官的控诉》的姊妹片《复仇》、《最后一颗子弹》及《美元谜》的姊妹片《黄金奇案》等。这种片子的特点是：风格比较统一（有专门的编导为其编戏、导戏），故事情节有连续性，人物的设置和演员比较固定且有特色。由于角色都由“原班人马”演出，所以对观众具有“期待”效应，观众很想知道主人公在新的故事中的命运、遭遇，像“莫多万警长”和那个连腮胡子的“丘比中尉”。至于他们的那些狡猾、凶恶的对手，观众也很想看看他们的下场。我国影坛上这样的“原班人马”似不多见，名导演张艺谋领着《红高粱》的“原班人马”拍了部新片《代号“美洲豹”》，这已不是本文意义上的“原班人马”片了。</p><p> （原载1989.4.7《上钢工人报》）</p> <p> “第三个男人”是谁</p><p> 上影新片《第三个男人》正在放映，很多观众看完后琢磨不透究竟谁是“第三个男人”。在女主人公廿载的命运变迁中，曾出现过四个男人，包括相爱的、苟合的和强迫的，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都难以断定谁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个男人”。就是这些男人，也仅仅是作为连缀和牵起往事的索引，看不出谁的手中握有一根贯领全局的主线，无论“第一个”、“第二个”……。把他们在影片中的戏都集中在一块，也超不过女主人公――李佳。既如此，为何要起让人不甚明了的片名呢？</p><p> （原载1989.7.9《新民晚报》二版）</p> <p> 生硬的“包装”</p><p> 《第三个男人》的编导给控诉一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残害、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故事，套上了侦破片的“包装”，令人感到生硬。作为侦破片，影片缺乏其应有的推理分析、心理描述及侦破行为。片中主要情节的进展、悬念的释解、人物的脉络，并不靠“侦”，而是取“审”的方式，就使人感到索然无味。</p><p> 该片“包装”的不妥贴还表现在片名上。直到影片结束，观众还很难琢磨编导取名的意思。在女主人公廿载命运变迁中，曾出现多个男人，无论从哪方面分析，也难以断定谁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个男人”。再说，就是这些男人在影片中也仅仅是作为连缀或翻腾往事的索引，既然如此，编导又何必取个让人不甚了了的片名呢？</p><p> （原载1989.7.29《解放日报》）</p> <p> 不合格的“外衣”</p><p> ――《第三个男人》刍议</p><p> 《第三个男人》的编导为一个控诉一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扭曲、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故事，缝制了一件“侦破片”的外衣，让人感到编导在“量体裁衣“方面不娴熟，显得生硬。作为侦破片，影片缺乏推理分析和心理描述，影片主要情节的进展、悬念的释解，并不是靠“侦”，而是靠“审”――一审再审审出来的，且不说有些“审”是否有悖法律。犯罪学教授的“洞察秋毫”也缺少行为基础，人物形象立不起来。本来这样的故事主题，用其他类型的“外衣”包装的话，可能开掘得更深刻一些，也许更激起人们在震惊、激愤之余，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深沉的反思，但是由于影片“外衣”容量的限制，编导想达到的并没能达到。</p><p> 影片“外衣”的不妥贴还表现在片名上，观众直到影片结束，还是很难琢磨透编导的意思。片中女主人公在廿载的命运变迁之中，曾出现过四个男人，包括自愿的、强迫的和苟合的，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都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个男人”。这些男人仅仅是连缀或翻腾往事的索引，何必取个让人不甚了了的片名呢？</p><p> （原载1989.7.29《文汇电影时报》）</p> <p> 火把：人性的扭曲</p><p> 火把意味着光明和智慧，追求和希望，而《寡妇村》却表现了新的内涵。便倒极富象征意义的安排了一段女人们高举火把在黑暗中赶赴夫家宿夜的情节，她们神态庄重、虔诚，仿佛跨向天国之门……这笔看似客观表现，却颇有深意地表达了编导的强烈感情色彩。它除了说明妇女们高举火把从黑暗走向黑暗，人性在愚昧重压下的扭曲外，还形象地点明了影片的主旨：要摆脱封建桎梏，首先要靠自身的觉醒。这里，用“光明下的黑暗”，更能淋漓尽致地揭示妇女在封建陋习束缚下产生悲剧的根源所在。</p><p> （原载1989.5.26《上钢工人报》）</p> <p> 令人困惑的倾斜</p><p> ――某些法制题材影片刍议</p><p> 近几年，我国的银幕上曾出现过一些立意好、全面反映法制领域尖锐斗争，表现公安、政法人员工作、生活和情操的较好的影片，这对于促进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某些法制题材的影片发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倾斜：</p><p> 倾斜之一，形象塑造的“失重”。</p><p> 法制题材影片应着力塑造政法人员秉公执法的正面人物形象，精心刻画和再现他们的精神风貌及战斗英姿。一般说，公安干警是我国法制题材影片的经常主角，可在时下某些影片中，他们的形象不能让人满意：一是戏少。就是偶尔露面，也往往走过场，不过是观众了解案情的“旁白者”，没有通过犯罪分子的“陪衬”，揭示主角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笨拙。他们在行动上往往比罪犯慢几拍，总是关门开会，推理、研究还摸不到罪犯的“真迹”；三是“做作”。他们的形象还没有摆脱概念化、程式化描写的羁绊，没有亲切感，与实际生活中的公安干警形象相去甚远。与此相反，在《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银蛇谋杀案》等影片中，犯罪分子不仅场场有戏，而且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些影片在淡化公安干警形象的同时，用大量的音像强化罪犯的形象，洋洋洒洒的表现罪犯犯罪手段的“高明”和“睿智”。这样，银幕上的执法与犯法、正与邪、善于恶的界标就错了位，给人造成一种执法人员不香，犯罪分子不臭的感觉。</p><p> 倾斜之二，创作心态的“失衡”。</p><p> 某些编导可能对公安这一特殊战线及公安干警生活不熟悉或很不熟悉，当无法创作具体情节、表现各类细节时，为了提高影片的娱乐性和票房价值，或乱造情节如天方夜谭，或以充满血腥、刺激的故事招徕观众，有的还仿效西方电影，什么凶杀、恐怖、枪战、车逐、床上戏及黑社会应有尽有，甚至出现亡命之徒、江洋大盗明目张胆地端着新制冲锋枪与我公安干警对着干的场面，令人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某些编导在写“人性”观念支配下，对犯罪分子穷凶极恶的作案经过和违法的种种丑态尽量“浓缩”，而对他们的“良知”、“人性”的一面大事渲染，给人一种错觉：这些人即使犯了罪，也应同情和理解。这样，阶级斗争没有了，敌我矛盾模糊了；公安干警、人民群众与罪犯之间的殊死搏斗淡化了；法律和正义的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现。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创作心态观照下，银幕上频频出现了罪犯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的“最后的疯狂”和气焰嚣张的“追杀刑警”。</p><p> 倾斜之三，社会效果的“失控”。</p><p> 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反映时代精神，给观众以教益和美感，法制题材的影片更不能忽视社会效果这个重大问题。某些编导也许渴望一鸣惊人，“拷贝数”、“上座率”考虑多了而无暇顾及影片对社会的影响，有意无意对犯罪分子的作案方法、犯罪过程做了详尽的展示。像《银蛇谋杀案》等一类的“犯罪片”中那血淋淋的暴力手段，超前的犯罪狂想，隐晦的作案心理，既缺乏思想的启迪，又不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它所要告诉观众的究竟是什么呢？</p><p> 由于电影的直观性，这类影片客观上起了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刺激、诱发犯罪的不良作用。不少观众看了这样的影片精神迷乱，似信非信，对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影响则更大，社会治安的现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民需要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精神食粮，法制题材的影片要坚持以向上的力量来启迪、感化和教育观众，愿我们的编导与大家一起高唱“正气歌”。</p><p> （原载1989.11.28《广西法制报》）</p> <p> 一部平庸之作</p><p> ――《百变神偷》刍议</p><p> 很难说清这是一部什么样式的片子，正剧？喜剧？闹剧？抑或传奇、荒诞剧？不过就其劫富济贫、嘲讽权贵、鞭挞丑恶的主旨来说，无疑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影片在表现上“浅”且“俗”，从而影响了影片本该产生的思想意义及艺术效果。</p><p> “浅”。影片的情节斧凿痕迹累累，人物脉络含糊不清。作为主人翁的包德收养众多的孤儿的行为依据在哪里？他的“神偷”之功又是从何而来？他既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为什么又跟夏炳远、地痞之类称兄道弟？对这样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和人物关系，编导既没有“详述”，又不肯“简陈”，致使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打了很大的折扣，人物的外在动作愈多，离影片的内涵也就愈远。事实上包德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小丑。</p><p> “俗”。影片缺乏健康的气息和美感，不少画面庸俗不堪。如女人胸罩里的钻石、顺着夏炳远裤腿缓缓而下的粪水、洋女子的肚皮及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陋巷里遍地开花的马桶等镜头使人倒胃，而最令人反感的莫过于影片中的“脱”戏，如果说孩子们的“脱”尚符合其性格、带有其天真活泼的憨态的话，那么那个红鼻子督察之“脱”则有些恶行恶状，让人起鸡皮疙瘩了。</p><p> 所有这些，使得该片成为一部平庸之作。</p><p> （原载1989.12.15《上钢工人报》）</p> <p> 《钻石胳膊》欣赏二题</p><p> （一）</p><p> 喜剧片最忌矫柔造作、无事生非，为博一笑，插科打浑，卖弄一些粗俗的“噱头”。《钻石胳膊》寓教于乐，笑声中贯穿了一根爱国主义教育的主线，这是苏联喜剧片的一大特点。影片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覆盖面，情节设置合理，准确地描述了各种人物对走私这种违反国家利益行为的心态。说是喜剧，其实更像一部正剧，观众随着主人公遭遇得到了教益。由此可见，一部成功的喜剧片，主题的鲜明性是相当重要的，卓别林的影片、法国《虎口脱险》等喜剧片或“喜中含悲”或“笑中带刺”，都反映了编导一定的思想内容。很难想象一部没有很好立意的喜剧片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灵。</p><p> （二）</p><p> 喜剧片需要喜剧片明星。《钻石胳膊》获得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扮演主人公谢缅洛维奇的演员表演上很具分寸感，颇有喜剧“神经”。他从形体到语言，浑身皆有戏。一举手，一抬足，一张口，把一位生性腼腆，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捕鱼业专家演的栩栩如生，毫无做作感，角色演员融在了一起。看其演戏，仿佛就在观察他的生活，自自然然，平平常常，而人物形象就此在观众眼里“活”了起来，进而带动了整部戏。</p><p> （原载1990年第一期《一钢文艺》）</p> <p> 又见“佐罗”风采</p><p> 阿兰.德龙，我国观众是从影片《佐罗》开始熟悉他的，当时拍《佐罗》时，他整40岁，正是精力旺盛、演技纯熟的年华。片中他饰演的蒙面侠佐罗，武艺高超、身手矫健，尤其是他与上校维尔塔在教堂里的那场殊死搏击，惊心动魄，令人赞叹。</p><p> 最近，我国银幕上又同时映出阿兰.德龙主演的两部影片，一部是《推上断头台》，他在片中扮演一个因抢劫被判刑然而决心改邪归正的青年伊诺，后无法忍受警长加特罗偏颇的看法和无理纠缠，失手打死了他，虚伪、无情的法律将伊诺推上了断头台；另一部是《孤胆警探》（系自编自导），他在片中扮演了一位下野后与富有侦探经验的退休警官合伙办私人侦探所的青年警长，他俩一明一暗，同心协力与罪犯团伙进行英勇、机智的搏斗，最后捣毁了走私贩毒集团，替受害者伸冤报了仇。在以上影片中，阿兰.德龙均有精彩的表现。</p><p> 阿兰.德龙是一位兼具冷峻外貌和出色的演技，能够胜任多种角色的演员，近40年中拍了70多部影片。他既曾以贫困善良的青年、正直机敏的警探、锄暴安良的侠客等身份在影片中大显身手，也曾以冷酷的杀人魔王、狡猾的职业刺客、贪狠的越狱逃犯等面目出现于银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黑郁金香》影片中，他一人兼扮两个角色，而且总是让人感到两者气质悬殊、性格迥异。一般地说，阿兰.德龙演以动作取胜的警官、剑侠较易取得成功，而演富于心理活动的角色则略为逊色，因此，法国影评界曾有人说：“人们从他冷漠而不苟言笑的脸上读不出揭示角色感情波动的诗章”。</p><p> 近年来，阿兰.德龙已很少接片，转而倾力于商业活动之中。尽管如此，人们却不会忘记他，因为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内，他的演技毕竟是首屈一指、极富个性的。中国观众恐怕很难一下子在脑海中抹掉那个英俊潇洒、仗义行侠的好汉“佐罗”形象。这就是阿兰.德龙的“佐罗”风采的魅力。</p><p> （原载1990.1.12《上钢工人报》）</p> <p> 清醒地面对过去和未来</p><p> ――电视系列专题片《雄关漫道真如铁》观感</p><p> 结构宏伟，主题激越，是本片的鲜明特征。作为构成纪录片要素之一的解说词，既充满热情、朴实无华又客观审慎、富有哲理。通过声和画的有机结合，让人们重温了那一幕幕史诗般的镜头，憧憬更加灿烂的明天。全片充溢着一股富有时代气息的韵律节奏和令人感奋的力量。对于帮助青年一代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是一部形象化的教材。</p><p> 这部电视片还充满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报了喜，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昂然跨入了钢铁大国的行列；同时也大胆剖析、反思并报了忧。我国现在的钢产量还不能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与先进国家比尚有差距，今后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的薄弱环节。这样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说是我国钢铁工业继续大踏步前进的希望所在。</p><p> 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过去。“四十而不惑”。让我们永远保持清醒的意识，发扬钢铁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光荣传统，去开拓中国钢铁事业的明天。</p><p> （原载1990.2.23《上钢工人报》）</p> <p> 《昏迷》欣赏二题</p><p> 一、编导的“真心” </p><p> 如果把发达的现代医学比喻成人类的阳光的话，那么《昏迷》展现的那一幕幕骇人听闻的画面就可视作“阳光下的罪恶”。也许影片“纯属虚构”，我们也并不了解编导政治倾向，但是仍然使人感到影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如此惨无人道、利欲熏心这样先天性的社会痼疾，由此激发了艺术家们的良知和创作热情，他们为科学、人权、人道放声呐喊，抨击黑暗，揭露邪恶，其间的灼灼真心清晰可辨。</p><p> 二、演员的“真情”</p><p> 《昏迷》的演员有真情实感，全身心地投入，和角色浑然成一体。主要演员的表演可说是炉火纯青，女主角惠勒医生的扮演者我国观众曾在《地震》等影片中领略过她的风采。她演惠勒，对角色把握准确，神形兼备，几场主要的戏，她演得内心充实，水到渠成，细腻、传神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医生执着追求人道、真理的思想脉络和性格特征。其他演员的艺术创作也是成功的，人各有貌，不同凡响，他们都把握住了演戏要具有“真情”的真谛。</p><p> 真心与真情，唯其真，才令人信服，扣人心弦；唯其真，观众才能置身其境，浮想联翩；唯其真，演员和角色才能融为一体，他们的命运、遭遇才能形成悬念，引发观众的共鸣，看这种影片是一种享受。</p><p> （原载 1990.4.13《上钢工人报》）</p> <p> 悲壮惨烈 可歌可泣</p><p> ――古巴影片《生死之间》简介</p><p> 最近公映的外国影片中有一部古巴影片《生死之间》值得一看。影片向观众展示了50年代古巴共产党领导的古巴革命城市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影片以犀利的现实主义手法，自然、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一群年轻的地下工作者为推翻反动、独裁的统治而进行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地下武装斗争生活。影片成功地塑造了男女主人公的英雄形象，他们在爱情与革命、生存与死亡中所作的痛苦的充满情感的抉择令人信服。当影片结尾，受伤的男主人公托着女主人公走到凶残、狡猾的反动特务面前，遭到乱枪扫射时，影片所描述的主题思想达到了高潮，悲壮惨烈，让人难忘！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的摄影如诗、如画，具有一定的意象性和浓郁的地方色彩，颇见艺术魅力。</p><p> （原载1990.5.18《上钢工人报》）</p> <p> “莫多万警长”的新篇章</p><p> ――罗马尼亚影片《较量》简介</p><p> 解放前夕的布加勒斯特，政局动荡、民心不稳。一天一个叫麦姆卡的富翁来到某银行存入50万美元巨款，仅仅是瞬间，几个蒙面强盗几乎在同时闯过了银行的几扇大门，枪杀了看护的警察，抢走了这笔巨款。足智多谋、身手不凡的警长莫多万奉当局之命受理此案，经过向乞丐王、流氓孩童等的调查侦查，莫多万了解到失主麦姆卡就是这件抢劫案的主犯，此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他不仅指使手下抢走这笔巨款，同时还阴谋策划让银行赔偿同等数量的款项，而这些钱正是他日后同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做肮脏政治交易的赌注。为了保全自己，麦姆卡随后又毫不足惜地枪杀了替罪羊里卡，在关键时刻，几经周折的莫多万警长赶到现场，双方经过一番殊死的较量，作恶多端的匪首麦姆卡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p><p> 此片由罗马尼亚著名演员塞.尼古莱斯库导演兼主演，在《沸腾的生活》、《一个警官的控诉》和《最后一颗子弹》等影片中，我国观众曾领略过他那颇具男性魅力的风采。</p><p> （原载1990.8.10《上钢工人报》）</p> <p> 人性的裂变</p><p> ――《太监秘史》观后</p><p> 影片截取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有的“宦官政治”中的一个片段，通过一个清朝太监的发迹史，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和腐朽。</p><p> 主人公毓泰本是良家子弟，父母为了摆脱贫穷，以“净身”作为代价让其进入宫中。由此也跌入了远比贫困更为可怕的世界。为了生存，为了能有出头之日，他在皇族的欺凌和同僚的倾轧中苦苦挣扎，终于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地位一再徒升，并由慈禧赐名，甚至是大太监李莲英也感到了威胁。然而，从“人下人”到“人上人”，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嬗变。他谄上欺下，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他飞扬跋扈，虐待无辜，兽行令人发指。到后来甚至连六亲都不认，一个善良、纯朴的人完全变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人。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是如何对一个正常人进行摧残的，正是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毓泰的人性发生裂变。</p><p> 其实在高深讳测的紫禁城里又何止是一个毓泰的人性发生裂变：大太监李莲英虽然妻妾成群，珠宝成箱，然而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已失去的“宝贝”；垂帘听政的慈禧虽然自己一掷千金，骄奢淫逸，但看到奴才们在啃她的残宴剩羹时，却声嘶力竭地训斥奴才：“吃、吃、吃，整个大清都让你们吃光了”，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从光绪帝在戏台看戏心不在焉的神态，足以窥视其受制于慈禧的无奈和可悲。影片把人性裂变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人面前挑开，这是很有意义的。</p><p> （原载1990.7.27《上钢工人报》）</p> <p> “饭店戏”优劣谈</p><p> 编导以现代化的大饭店为生活层面，把笔端触伸到现代公关业这一人们还稍嫌陌生的特殊领域，展示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的观念形态不断更新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矛盾冲突。整部戏结构严谨，叙事简练，节奏明快，具有一定的观赏性。</p><p> 连同国内外的《大饭店》、《大酒店》等片，《公关小姐》可以称之为又一部“饭店戏”。“饭店戏”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人物对比较容易组合，情节的铺陈可以从容潇洒，外景的摄制量大大减小等等。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也存在不足，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力度往往略显肤浅，背景式的勾勒多于全景式的描绘，因此也就很难更多地激发观众的共鸣。另外，豪华优雅的场景居室，风度翩翩的俊男倩女，虽然契合了一部分观众追求新潮的欣赏心态，可这样的生活毕竟与国内普通人民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这一缺陷，《公关小姐》同样存在。</p><p> 周颖――《公关小姐》的主人翁形象基本上是立起来了，但在她身上还存在理想化、概念化的痕迹。编导在她身上所化笔墨过多，似有人为拔高之感。作为一个公关部的经理，周颖替代上级其他部门做了不少本不属于她的事情，表面看她事事参与、处处决策，实则却违背常理，削弱了人物内在的感染力。另外，作为一个港方代表，周颖的“港味”似还不足，这恐怕与演员自身的素质、生活底蕴也不无关系。</p><p> （原载1990.9.14《上钢工人报》）</p> <p> 在理智与情感、宽容与残暴的漩涡中……</p><p>――法国影片《痛苦的选择》简介</p><p> 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个社会政治发生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贵族萨维尼安伯爵与他的一家人具有不同的态度：伯爵本人虽认为法兰西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维护专制的君主制没有出路，但又感到共和党过于残酷，保皇党的反击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他先是选择了超脱，埋头于飞行器的发明；养子塔尔干性格内向，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他加入了共和军，成了共和军的特派员，由于爱的天平发生倾斜，后期他的性情愈发神经质、残忍；儿子奥莱尔本来对大革命的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但看到情人赛丽娜随塔尔干而去，不由妒火中烧，兄弟反目成仇敌，他索性参加了保皇党，成为农民武装朱安党的大将军，不断骚扰共和党；伯爵小时候从路边捡来的养女塞丽娜虽然赞成共和的思想，投入了塔尔干的怀抱，但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深爱着奥莱尔，于是在两个爱她又为她所爱的男人之间摇摆，不知所措。在残暴与宽容之间，最后，她作出了自己果断然而又十分痛苦的选择：亲手用枪杀死了塔尔干……</p><p> 影片通过具体描写一个家庭分裂、嬗变的悲剧，深刻揭示并表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对个人的生活、感情及人性的强大冲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法国人对这场大革命的看法，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影片女主角塞丽娜由目前法国最受欢迎的青春影星苏菲.玛索扮演；男主角萨维尼安伯爵则有50岁的菲力浦.诺瓦莱扮演，我国观众曾在《老枪》中一睹过他的风采；导演菲利普.德布罗卡，1988年摄制。</p><p> （原载1990.9.7《上钢工人报》）</p> <p> 多色描绘 发人思索</p><p> 青影新片《兵临绝境》用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塑造人物，冷峻地剖析国民党军队内部自我摧残、自我毁灭而又不可挽救的命运，从而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作了一个反面的佐证。</p><p> 影片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个标准意义的“正面人物”，编导对剧中人不作“谁好谁坏”的评判，而是将他们作为普通人来描绘，在沉重的历史氛围中精心表现他们复杂嬗变的心理活动和多重的性格，使人过目难忘：梁军长亲手签署了投降令又饮弹自尽，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是民族的败类，但他平时那种严于律己、爱护官兵的言谈举动又与一般的汉奸迥异；“少壮派”白师长愤然击毙主降的副军长，继而又坚决地要揭露梁军长的变节行为，使人不能不相信他是主张抗日的，可是在率部突出重围后他频频觊觎“帅”位的表现，又使人感到此君颇有城府，绝非等闲之辈；影片最能引起观众回味和思索的，莫过于那位表面上看起来怯懦无能的花花公子梁师长了，他“联白突围”、杀周浩、诛李兰，直到最后从容体面地跃上军长的宝座，每一招棋似乎都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然而正是他，却得到了别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说他是老谋深算、暗藏祸心，好像也是合情合理的。影片中其他人物塑造如周浩、毕元奇等，也是血肉丰满、人各有貌。</p><p> 编导匠心独运的人物塑造，不仅使影片有真实感，而且深化了主题，丰富了战争影片的表现手法。</p><p> （原载1990.10.12《上钢工人报》）</p> <p> 重要的是写人</p><p> ――评《龙云与蒋介石》</p><p> 面对娱乐片大潮的冲击，不少历史题材的影片也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为满足部分观众的猎奇心理，有的把帝王后妃的风流艳事搬上银幕；有的就史论史，人物仅仅是一尊“活道具”；更有一些捕风捉影、面壁虚构之作，任意“淡化”史实，随心所欲“塑造”人物，使“历史片”陷入了创作的“沼泽地”。</p><p> 《龙云与蒋介石》的可贵之处在于，即忠实于历史又不简单地重复历史，仅仅撷取了蒋介石策动兵变，迫使龙云放弃“云南王”地位到龙云愤而出走香港、宣告云南起义这一段最能体现蒋、龙之间关系的历史片段，通过人物来表现历史。</p><p> 影片注重人物的刻画，片中龙云压抑、厚重略带书卷气和蒋介石狡狯、伪善而又独断专行的性格特征被描绘得层次明晰，淋漓尽致，令人信服。影片始终让人物置身于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心，其中不乏精彩之笔，如蒋介石与何应钦、龙云等人说话时的两面派脸谱；龙云不甘就范而又无可奈何巧与蒋介石周旋的心态；蒋介石称兄道弟的伪善和龙云横眉怒怼的场面，再加上“笼中鸟”、“圈中龙”、“放鸟”等富有寓意性的细节设置及对龙云朋友情、夫妻情、父女情的渲染，都为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龙云最后投向光明作了贴切而水到渠成的铺垫。正由于人物“活”了，观众眼里的历史也“活”了。历史片应着重写人，这是历史片创作的正路。</p><p> （原载1990.12.21《上钢工人报》）</p> <p> 《渴望》真实吗？</p><p> ――我的三个看法</p><p> 沪上正兴《渴望》热。有朋友看《渴望》虽觉“解渴”，但对其“策划者”把一则不足300字的短新闻“侃”成一部135万字的电视连续剧，感到不可思议，对其真实性存在疑问。</p><p> 怎样看待《渴望》的真实性？我认为似可从三点着眼：</p><p> 首先，《渴望》的故事并非天方夜谭。这部人间悲喜剧源于现实生活，它形象地反映了近20年来我国社会及人们各种观念的巨大变化，生动、贴切地展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剧中一系列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悲欢离合、儿女情长、家庭琐事在现实中都可对号入座、信手拈来。“策划者”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这当中自然也蕴含他们自己的某种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剧作的产生可以说是长期生活积累和概括提炼的结果。没有积累、体验和提炼，一部电视剧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万人空巷”，是不能想象的。</p><p> 其次，《渴望》的人物随处可见。这部电视剧的人物形象虽是个别的，但这个别体现着一般。惠芳、大成、刘大妈、月娟、亚茹等人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都能找到其原型。更有很多观众曾尽历过相类似的遭遇和命运，因此也就能激发更多的共鸣点，为剧中人喜而喜，为剧中人忧而忧。值得称道的是，该剧演员生活化的表演，使得人物形象个性更为鲜明，成为能够揭示某种本质特征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p><p> 再次，《渴望》的场景布置逼真自然。作为室内剧，该剧具有明显的“京味”，地域特点甚浓。那小巷、四合院、那院内外的各种摆设乃至人物的装束、语言，无一不逼真地再现了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北京市民的生活情景，仿佛一幅风俗画，使观众如临其境。这种贴切、自然、逼真的氛围，不仅是人物性格发展的衬托，而且能够透过剧中对某一具体特定事件的真切描写，使观众嗅出整个时代的气息，触摸社会颤动的脉搏。</p><p> （原载1991.1.25《上钢工人报》）</p> <p> 魅力，来自人物性格</p><p> ――影片《金钱与仇恨》赏析</p><p> 旷野、小镇、枪手、善善恶恶……“西部片”看多了，也难免产生乏味心理。《金钱与仇恨》并不是美国人拍的正宗“西部片”，且没有过于跌宕的故事情节，某些镜头甚至稍显拖沓，却还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可以这样说，影片着力塑造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是吸引观众的魅力所在。</p><p> 蒙柯和莫地莫这两个“赏金杀手”初次亮相，就显得不同凡响：他们先后击毙了两个狂妄自大的匪徒，展示了自己绝招――枪法。而这精炼、精彩的展示方式却十分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格：蒙柯嫉恶如仇又粗行不羁像猛虎扑食，莫地莫胸有成竹喜后发制人颇有“绅士”风度。至于他们当中到底谁能执杀手之牛耳呢？影片的镜头多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心战、口战、枪战。蒙柯的咄咄逼人，莫地莫的沉着冷静，都在影片中做了充分表露，而这种表露又为故事情节的展开作了生动的注脚，不仅可信而且引人入胜。当影片结尾，两人终于联袂对敌，全歼了英地奥一帮匪徒时，替妹妹复了仇的莫地莫退位上校分文不取“赏金”，拂袖跃马远去虽令蒙柯感到意外，但观众却觉得在情理之中，因为此举是与莫地莫的性格、表现相吻合的。同样，当蒙柯一边清点着匪徒的尸体，一边自言自语：“这下对上帐了”时，观众既忍俊不禁，又感到这种豪爽、幽默的性格是蒙柯所特有的。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着力塑造英雄好汉形象时并没有把他们神化，也写了他们的落魄之态：蒙柯和莫地莫由于“各自为战”，误中英地奥设的陷阱，饱尝匪徒拳脚和屈辱。这在“西部片”中恐不多见，更重要的是这样描绘使人物更具立体感，性格更为丰富：英雄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也有失误。</p><p> （原载1991年第1期《一钢文艺》）</p> <p> 令人困惑的失重</p><p> ――影坛“国民党特务、军人题材热”争议</p><p> 我国的银幕上在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大批内容好、结构好、人物形象好的影片，它们在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曾受到观众由衷的欢迎，至今仍令人萦怀。然而，在年产故事片近200部，电影事业较为发达的今天，“主旋律”并不高亢，各种各样的“热”却此起彼伏，近期在影坛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军人题材热”更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失重，值得引起注意：</p><p> 一、创作思想的失重</p><p> 如今的银幕上，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旧军阀甚至兵痞都有了自己的位置，堂而皇之地一一开始了亮相，连戴笠、韩复渠之流也作为主角，被套上人为编织的光环，成为颂扬的主体。当然，在电影创作上，“主旋律”并不是唯一的题材，应遵循百花齐放的方针，反面人物也并不是不可以作为主角来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写敌人内部自我摧残，自我毁灭，互相倾轧，尔虞我诈的情形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为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做一个反面的注脚。问题的实质是，现在这类影片太多太滥，质量也不高，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已上映或者正在摄制的就有《军统特遣队》、《秘密战》、《兵临绝境》、《血誓》、《民国特大谋杀案》、《间谍战与女色无关》、《女子别动队》、《雄魂》等20多部，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众多的这类影片一蜂窝地抢着上银幕，恐怕反映了我们一些编导的创作倾向和创作世界观问题，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英雄人物和悲壮事件可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为何不把镜头对准这些，而把大量宝贵的胶片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给那些历史真实不足，艺术虚构有余，有时甚至是面壁营造的人物呢？</p><p> 二、形象塑造的失重</p><p> 在“重在写人”、“现实主义回归”、“从人性角度审视战争”等等创作理论的幌子下，某些编导为了各自的需要，或者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任意“加工提炼”，或者简单照搬；更有个别编导为增强影片的观赏性，以偏概全，专心致志地从特务、军阀等人物身上寻觅所谓“正义感”、“良心”和“仁慈”，不惜篇幅，大加宣染，鬼魅成了人杰，腐朽化作高尚，这就黑白不分，本末倒置了。以描写臭名昭著的大军阀韩复渠的《民国特大谋杀案》为例，编导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个民族败类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拱手将大片土地让给侵略者的史实，而“精心描写”他是如何智斗日本人、痛斥侵略者，怎样提倡新风，革除弊端，体察下情。在“多侧面地写人”的招牌下，沉重的历史被掩盖了。</p><p> 三、教育效果的失重</p><p> 电影具有教育功能，描写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影片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某些编导也许希望在事业上一鸣惊人，热衷于影片的“蹊径独辟”、“不同凡响”，而无暇顾及影片一旦面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像《军统特遣队》、《民国特大谋杀案》等影片，就很可能会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产生曲解历史，毒害思想的双重“杀伤力”。最终“内伤”靠一、二个历史、政治教师三年两载是难以治愈的，社会主义的电影既要给观众以娱乐，更要给观众以教益；既要讲求票房价值，更应追求社会价值。愿我们的编导今后在创作这类题材影片时，千万别忘了这一根本宗旨。</p><p> （原载1991年第2期《电影评介》）</p> <p> 《北京，你早》断想</p><p> （一）</p><p> 荣获广电部优秀影片的《北京，你早》取材于凡人小事，一节车厢、三四个当代青年，没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悬念或“包袱”，甚至没有精心设计的巧妙情节，然而这种白描笔法却达到了以淡见浓，以朴素见深邃的目的。原因就在于影片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涵，形象地揭示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观念形态不断受撞击所产生的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矛盾冲突，告诫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应忽视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改革，要适时地调整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心理，跟上变化莫测的时代生活。</p><p> （二）</p><p> 《北京，你早》的成功还在于它在追求一种纪实性的、比较冷静含蓄的风格的同时，尽力打破银幕和生活之间的距离，以满腔的热情把镜头始终如一地对准普通人，那逼真的“京味”氛围、鲜明的民俗色彩，演员生活化的表演细节，向观众呈现出一幅实实在在的立体生活画面，不仅符合观众审美趣味，契合观众的文化心态，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正是由于贴近生活，对生活开掘得深，因此所塑造的形象覆盖面、思想触及度也就广，提高了影片本身的文化品位。《北京，你早》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不管影坛流行什么，高唱生活的恋曲都将青春永驻。</p><p> （三）</p><p> 看一部好的影片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格调、一种感情，它们或激越或婉约或深沉。《北京，你早》就使我们感受到了编导那一片温馨的真情。这种真情是内在的，含而不露的，缺乏炫目耀人的光彩，就仿佛那点点滴滴挂洒在植物叶子上的露珠，很小很淡却很晶莹，时时透出一股清新的气息，慢慢渗入观众的心田。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可能进一步严重污染的今天，这样的一种格调、一种感情，就显得愈发珍贵了。</p><p> （原载1991.6.7《上钢工人报》）</p> <p> 何来这么多枪？</p><p> ――《都市刑警》小议</p><p> 作为某种象征和媒介，枪，在时下走红的警探片中越来越频繁地“亮相”。然而，过头过滥，就违背生活常理。</p><p> 上影新片《都市刑警》抛开其故事情节似曾相识，未能脱俗，人物塑造单薄苍白、陷进模式不说，令人更不解的是歹徒几乎人人有枪，而且规格齐全，型号先进，他们公然与刑警你来我往，大打出手，使银幕上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大作，血肉四溅。从表面上看，热闹是蛮热闹的，不过在观众心里却留下了一连串问号：“都市”里何来这么多枪？警匪对峙符合社会治安实际吗？歹徒精熟的枪法又是从何学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从歹徒手中这么多枪的现象，既可以看出我们一些编导游离实际，故弄玄虚，为迎合某些观众的观赏情趣而片面追求离奇、惊险、紧张的创作态度，同时也暴露出这类影片的一个通病：盲目地照搬照抄外国、港台的警匪片，对生活的浅尝辄止和不负责任的闭门造车。</p><p> （原载1991.6.24《解放日报》）</p> <p> 感官刺激后的思考</p><p> 当今以暴力刺激观众感官的片子不在少数，其中又以个别青年影星饰演的罪犯形象令人颤栗。诚然，娱乐片需要一定的感官刺激，但过分强烈的感官刺激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副作用却不可低估。由此，笔者产生了以下思考：</p><p> 一、这种银幕形象折射出某些编导缺乏社会责任感，以模仿西方黑社会影片的表演手法为时髦，以观赏价值和票房价值为“轴心”而不顾国情、民情，这种强化娱乐功能，淡化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做法只会导致不健康社会心理的增长，也反映了目前一些法制题材影片的通病，即在淡化、浅化执法人员形象的同时，极力强化、深化罪犯的形象。</p><p> 二、电影创作应提倡“多样化”。然而“多样化”不等于可以随心所欲，置社会效益于不顾。电影工作者理应用百倍的热情来讴歌社会主义时代新人和民族的光荣历史，以教育和激励人民。</p><p> （原载1991.8.9《上钢工人报》）</p> <p> 功载千秋 情系万民</p><p> ――《周恩来》观后</p><p> 尾声，凝重的镜头又把我们带回到1976年1月，那个寒冷、揪心裂肺的日子：十里长街，黑纱、白花、灵车……</p><p> 编导用纪实性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周恩来总理最后十年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为主线，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在那场动人心魄的政治风暴中忍辱负重，力挽狂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生活图景，深刻地描绘了他对“文革”及其造成的后果忧虑、迷惘、痛苦而又进行抗争的复杂内心世界，从而使我们领略到那非凡的革命意志、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同时，作为传记片，编导还通过资料片的切入，历史镜头的闪回，全景式、恰如其份地展示了周总理伟大和光辉的一生。</p><p> 除了着力表现周总理在重大政治斗争中所特有的秉公无私、大义凛然和娴熟的领导艺术外，编导还用大量篇幅重现了周总理对战友、对亲人、对百姓的浓烈情感，如转移贺龙保陈毅、视察老区与百姓一起吃馍馍、喝小米粥、重病中谆谆教诲侄女、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以及对普通服务人员的爱护和尊重等情节，不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同时揭示了周总理作为一个超凡领袖人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p><p> 影片由著名演员王铁成主演，也许是他的表演太投入、太精彩，以致使某些配角演员相形见拙，仅作陪衬而已。</p><p> （原载1991.10.4《上钢工人报》）</p> <p> 现实生活需要这种关注态度</p><p> ――《高朋满座》观后</p><p> 这是一部充满浓郁当代都市生活气息的影片，在有限的空间里深刻里展示了现实生活中权力、金钱、人与人关系和知识价值之间的种种纠葛与矛盾，它的思想、社会、心理内涵，涉及到我国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观念，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p><p> 作为一部“喜剧片”，尽管影片仍存在着不少遗憾：枝蔓过多，结尾拖沓，个别情节不仅夸张而且理想化色彩过浓，如年望秋老师和电视台的“茹春姐姐”的“假戏真做”，虽让人心理能接受却怀疑其的真实，缺少必要的铺垫和细节……然而在银幕上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而摄成的那些刀光剑影、劲歌狂舞的胡编乱造之作还有市场的情况下，《高朋满座》虽尚嫌粗糙，但编导的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p><p>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电影表面上离观众越来越近，实质上是越来越远了，离观众所迫切关心的事情远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普通人、实在事很少能在银幕上得到充实、完美的反映。现实生活不仅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活中不断出现、翻新的矛盾与观众的思考热点是对应的。一些好的作品也正是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典型而又准确地反映生活，提炼出具有历史特征、时代精神的主题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朋满座》符合了人民的需要，不仅值得肯定，而且值得推崇。</p><p> （原载1991.11.22《上钢工人报》）</p> <p> 悬不起来的“悬念”</p><p> ――《姐妹情仇》小议</p><p> 姐姐信仰共产主义，毅然投身于严酷的地下革命，为运送通信器材到延安不惜出生入死；妹妹则是由于对“三民主义”的狂热崇拜，只身考上军校，最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姐姐的革命活动处处设置障碍，实时暗中监视。在不同信仰的拼搏中，同胞姐妹反目为仇，手足之间波澜迭起……</p><p> 应该说，影片《姐妹情仇》的故事很吸引人，主题也很严肃。然而，影片中设置的“悬念”因过于唐突而悬不起来：在姐妹俩身旁，编导分别安排了一名“保镖”，他们的真实身份又恰恰是各自女主人公的敌人，即一个是国民党特务，另一个是地下共产党员，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令人迷惑。直至影片结尾，随着银幕上的最后一声枪响，这两个“保镖”才显出了庐山真面目，“悬念”才至此得到了化解。这一“悬念”，前无细节牵引，后无必要交代，完全是编导的随心所欲。人物设置如同儿戏，不切实际，承袭了某些外国影片的表现手法，难怪观众要叫“上当了”。</p><p> 电影“悬念”的设置本该有度，丝丝入扣，合情合理，使人感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缺乏必要铺垫的“悬念”是“悬”不起来的。《姐妹情仇》的编导过分追求出其不意，不仅给人一种哗众取宠、故作高深之感，而且大大淡化了主题的严肃性。</p><p> （原载1991.11.23《文汇电影时报》）</p> <p> 为《过年》喝彩</p><p> 看腻了那些满是血肉模糊、无病呻吟和男欢女爱的”娱乐片”后，《过年》真让人耳目一新，如同喝了一杯红红的高粱酒，浓烈老辣，十天半月难忘。这是黄健中继《龙年警官》之后，为我们捧出的又一“佳酿”。那逼真的北方地域氛围、生活化的表演细节、鲜丽的民俗色彩，加上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家庭、金钱、爱情诸问题关注思考的主题，深深叩动着观众的心弦，让人禁不住拍手称好。影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社会变革和除旧布新中呈现出来的种种心态及矛盾冲突，它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人的思想道德水准的提高和观念的变革，要实时调整充实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心态，跟上和适应多棱镜般变化莫测的生活。</p><p> 《过年》没有挖空心思的情节，没有故作高深的笔触，更没有玩弄玄虚的形式，而是用质朴无华的“生活流”，忠实地记录生活，正确地反映生活。那人、那景、那话，宛若一幅立体的生活画面，缩短了银幕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得以透过主人公真实的人生轨迹和情感心态，看到、感触到那远比个人命运更为广阔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p><p> （原载1992.1.10《上钢工人报》）</p> <p> 荧屏处处飘“京味”</p><p> 最近一段时间，你只要打开电视机，无论哪个频道，你都能“闻”到地道的“京味”，不说引起广泛反响的《编辑部的故事》，那李东宝、戈玲、余德利之辈富有时代气息、地方特点的调侃、幽默劲儿，就是描写离退休老人生活和乡村姑娘进京状态的《人到老年》、《姐妹行》也同样令人咀嚼得有滋有味。据说即将播出的《皇城根》，北京“四合院”风味也挺浓。它们与前一、两年轰动一时的《渴望》组合成一组“原汁原味”的“京派”电视剧系列，使观众大饱眼福。</p><p>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地理上、人文上乃至传统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旦被自觉地意识并加以开发利用，就有可能形成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和风格。同时，任何作品要有生命力，都应尽力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深入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使观众在观赏中有一种亲切感、归属感，在娱乐中激发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思索。</p><p> 报载上海也在搞一部叫做《上海一家人》的几十集电视连续剧，名角济济，星光灿灿，不知道它能给我们上海人带来点什么，我想，里头的“石库门”味道应当很足、很足。</p><p> （原载1992.3.13《上钢工人报》）</p> <p> 惊险片的格调</p><p> ――《阴谋的代价》观感</p><p> 在一些上映的外国影片中，《阴谋的代价》无疑是具有较高格调及观赏性的一部。它说的是一个名叫波蒙的受到陷害的职业特工人员，面对绝境孤身复仇，最后倒在自己人枪口下的故事。选材角度的独特本身就对观众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然而影片的编导并没有在诸如悬念的设置、情节的铺陈以及场面的奇秘等方面过多的做文章，而是着为在影片中多注入一些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内涵，你看，为了“国家利益”，至交朋友可以低头出卖友谊和良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透顶的政治、虚幻渺茫的法律以及唯利是图、唯己是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编导还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影片中波蒙的机敏果断、对于罗森的奸诈狡猾，上司马丁的诡计多端以及好友爱德华的怯懦无奈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音乐处理，自始至终没有用现代音响组合来刻意渲染“惊”或“险”的效果，而是别具一格地用一首世界名曲的主旋律来贯穿整部影片，相当动人地衬托了主人公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牺牲品悲壮的命运轨迹。</p><p> 反观我们的某些惊险片，虽然不乏悬念迭出、格斗凶狠、场面神秘、音乐刺激之作，但大多内涵开掘不深，情节结构单一，人物刻画流于浮表，除了不时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之外，值得回味的不多，能在观众脑海中留下深刻影响的人物形象更是凤毛麟角了。</p><p> （原载1992.8.21《上钢工人报》）</p> <p> 不用替身的明星――贝尔蒙多</p><p> 让――保罗.贝尔蒙多在法国是与阿兰.德龙齐名的电影明星。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生于巴黎近郊，父亲是雕刻家，母亲是画家。1959年在法国新浪潮重要代表人物克洛德.夏布洛尔导演的《双重诡计》中担任主演，将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演员一跃成为法国影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从1956年首次登上银幕到现在年近花甲，贝尔蒙多总共拍摄了80多部影片，其中就有我国观众所熟悉的《王中王》、《乱世冤家》、《孤身复仇》、《恐怖笼罩城市》等片，最近在本市上映的《阴谋的代价》他扮演一个受到陷害的国家职业特工人员，我们将再一次领略到他那独具魅力的风采。他演过的角色还包括警官、杀人凶手、牧师、盗匪、医生、企业家等多种类型，尽管与这些人物的性格、气质、职业、身份相距甚远，但他都能将他们演得生动逼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秘诀就是他从不喜欢用替身演员。为适应角色的需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拳击、足球、杠铃等体育运动，所拍影片无论有多么惊险艰难的动作，他都亲自去表演，如1975年拍的《恐怖笼罩城市》，是一部以巴黎中心街为背景的动作片，他在片中扮演警察，一会儿发疯般的窜上飞驰的地下火车，一会儿又爬上令人目眩的摩天大楼楼顶，这样的惊险动作全部由他自己完成。由于出身、经历的不同，贝尔蒙多与阿兰.德龙在表演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阿兰.德龙容貌俊美、富有贵族气质，以扮演性格深沉、冷峻、叛逆的角色著称的话，那么，贝尔蒙多不仅不漂亮，从某些角度看甚至有些“丑陋”，但他的身上更多一些平民气息，尤以扮演一些性格淳朴、身手矫健、活泼开朗的角色见长。贝尔蒙多不愧是多面型的电影演员。</p><p> （原载1992.7.17《上钢工人报》）</p> <p> 刍议影视片中公安干警形象的塑造</p><p> 除了马天民（《今天我休息》），除了傅东（《龙年警官》），我们的影视片中再难寻觅到一两个让人经久不忘的可亲可敬的公安干警形象了，倒是那外国警察时不时地在脑际闪现：亨特、麦考尔、德里克、老干探……</p><p> 应该说，随着题材的不断拓展，现在我们以公安干警为主要角色的影视片累积起来已不算少了，但能真实反映公安干警工作、生活，准确表达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以及自身喜怒哀乐的好片子不多，往往故事情节雷同，内涵开掘不深不透，相当数量的片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脱离生活，失之于浅，失之于假。观众在影视片中看到的很多公安人员要么正襟危座，神态木然，说话拿腔拿调，举止煞有介事，活像一尊尊任人摆布的道具；要么头脑不同反响，生性桀骜不驯，身手有如神助，常能单枪匹马擒拿罪犯，其他人至多是对立面或陪衬；要么警容风纪极差，长鬓角、大背头，语言庸俗，动作粗野，莽莽撞撞，似“煞星”再世。尽管一些演员相当卖力气，场景、音响、警械等设备都在不断变化、改进，但仍使人感到他们是在“装”而“不像”。原因何在？主要还是在于对公安干警还存在概念化、程式化和想当然的认识，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体验及亲身感受：闭门造车，随意塑人。</p><p> 我们的公安干警虽然有着与其职业相关的若干特点，但他们更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的感情生活同样也十分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相当广阔，蓝色的盾牌下面跳动的也是一颗颗普普通通的心脏。希望影视片的编导们，在不断深入现实火热生活的基础上，真实地、准确地表现公安题材，多侧面、多层次、多色调地反映公安干警生活，塑造出自然可信、有血有肉的公安干警形象。</p><p> （原载1992.11.27《上钢工人报》）</p> <p> 上影何时再出“群星”</p><p> 葛优、梁天、谢园、马晓晴、申军谊、侯耀华……一大批青年影星在北京昂然崛起，他们人各有貌，都有“绝活”：或调侃、或朴实、或纯情，在一些反映北方百姓生活、描摹北方世情的影片中频频“亮相”，联袂出演，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其中有好几位还因此得了“金鸡”捧了“百花”，在当代中国影坛形成了一个令人刮目的创作群体。</p><p> 反观上影，这个曾被称之为“中国电影半爿河山”，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厂，今年除出现过《开天辟地》、《阙里人家》等极个别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外，优秀青年演员似“流星”般闪烁，总体来说不尽如人意，“热点”题材抓不住，“海派”风格不鲜明，外借演员占很大比例，更难寻觅北京那样的“活跃”的“群星”了。这不由不使人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乌鸦与麻雀》、《李双双》、《林则徐》、《女篮五号》……赵丹、张瑞芳、刘琼、秦怡、仲星火、孙道临、王丹凤、吴茵……真是佳片迭出，人才济济，星光灿灿，交相生辉，在中国影坛领尽了风骚。</p><p>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地理、人文乃至传统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旦被自觉意识并开发利用，就有可能形成鲜明的地方性风格。对上影人来说，如何在创作上避虚就实，增加平民意识，尽力贴近普通老百姓生活，发挥自身地域、人文和传统优势，把赢得普通观众作为首要目标，实在值得探讨，不能再踩着别人的脚印对付下去了。否则的话，出戏、出人就是一句空话。</p><p> （原载1992.12.4《上钢工人报》）</p> <p> 台上台下……</p><p> 报载，曾扮演过“李向南、“高加林”等优秀银屏形象的“大明星”周里京，最近在某地拍片时因为打电话而大闹所住的宾馆，张嘴骂人，动手打人，蛮横无理，引起了人们的公愤，造成很坏影响，有的群众说，这样的人还演过县委书记的哩。</p><p>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形象――或美丽的、或丑陋的、或高大的、或渺小的。一个演员的形象，除了他在舞台、银屏上所展示的外在部分外，还应包括其内在的，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和品格，相比较而言，后者对构成一个演员的形象更为重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披露于各报端的两者背离的情况，我们时有所闻：某某笑星因故意伤害他人罪被判刑；某某歌星因偷逃税款被处以重罚；某某影星因欺行霸道引起观众反感……这些都极大地损坏了他们在舞台上所塑造的形象，让人摇头和叹惜。</p><p> 一个好演员，人品和戏品应该是一致的，台上颂扬真善美，台下更应该用真善美的彩笔不断滋润自己的心灵。平时的一言一行，既是他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他在舞台或银屏上的形象的延续，这“双重形象”只有保持一致，才能在观众心目中永久留下真善美的强烈艺术感染力。</p><p> （原载1992.12.4《上钢工人报》）</p><p><br></p> <p> 从一个演员的两个银幕形象说起</p><p> 贾宏声，是近年新崛起的一位青年影星，在十多部影片中先后扮演过各种角色，然而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两个：一是《银蛇谋杀案》中心理变态的罪犯郝飞羽，另一个就是新片《紧急追捕》中假钞集团“舵主”彭励仁。这两个银幕形象之所以令人过目难忘，原因恐怕在于它们在国产片中十分鲜见，罪犯的类型无论是在案例上还是在残暴的手段上，相对我们现实生活而带有一种超前性，编导的创作思维已渗入关于犯罪的狂热的想象腹地。《银》片，自始至终让观众笼罩在阴森可怕的氛围中，场面恐怖，趣味粗俗，令人惨不忍睹。《紧》片，假钞集团严密的组织，隐晦的作案心理，残暴的犯罪手段，尽管称头目为“舵主”，然而“舵主”的行为、举止，活脱脱是西方黑社会中的“教父”！这些相对于现实生活所存在的罪犯形象和犯罪事实的超前性成份，通过电影艺术的直观性媒介，给观众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尤以青少年更甚。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思考：首先，从中折射出某些编导缺乏责任感：盲目模仿西方某些电影的表现手法，以观赏和票房价值为“轴心”，相当淡漠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致使审美价值和票房价值不统一，观赏效果和社会效果相背离。其次，这类银幕形象反映了目前我们一些法制题材（获称警匪片）影片的一个通病：就是正面形象塑造不力，与现实对不上号，概念化、程式化，相反，罪犯倒是“呼之欲出”，正与邪、善与恶、执法与犯法发生“错位”，于是有人作“最后的疯狂”，于是有人敢于“追杀刑警”。再次，在创作上，“主旋律”并不是唯一的题材，仍然应提倡突出“主旋律”中坚持“多样化”。但选取什么，舍弃什么，关注什么，回避什么，编导还是应当有所抉择和思虑。社会主义的电影应以向上的力量来感化、启悟观众，使观众得到激励或有益的认识价值。过去我们拍出过那么多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些银幕形象至今仍在鼓舞着改革开放的人们，在各方面条件都大有好转的今天，我们理应用百倍的热情来大力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愿我们的编导与大家一起高唱“正气歌”。</p><p> （原载1993.2.5《上钢工人报》）</p> <p> 《秋菊打官司》为何上座率不高？</p><p> 在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夺得最高奖――金狮奖和最佳女主角奖的《秋菊打官司》，近来在上海市上映时上座率不高，普遍只有3至4成。一部在国际著名电影节上连获数项大奖的影片，为何会遭此冷遇？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条：首先，《秋》片在拍摄过程中和公映前做了过多的“曝光”，连篇累牍的各种报道介绍，加上过份的拔高和美化，反使观众减少了观赏欲，虽然拥有张艺谋、巩俐这样的名导、名演，也收不到出其不意、“一鸣惊人”的效果。其次，《秋》片选用的“包装”并不合适，启用一群非职业演员、采取纪实性的拍摄方法比较适合于政治、历史等题材的影片，而浓重的地方方言及过于自然主义的表现落后农村的生活，对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都市观众显然产生不了大的吸引力。再次，背景是农村题材的影片在本市历来上座率就较低，加上录像片的普及、娱乐场所增多等因素的冲击，在当前其他大多数题材影片上座率普遍较低，很少满座的态势下，《秋》片的上座率不高也在所难免了。</p><p> （原载1993年第3期《电影评介》）</p> <p> 《秋菊打官司》与“生活流”电影</p><p> 在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连获数项大奖的《秋菊打官司》，由於启用了大量非职业的演员，采用当地口语进行同期录音，拍摄方式在国产故事片创作中也别树一帜，运用了纪实性的手段，很多时候是将摄影机偷藏起来拍。片中再现了大量琐碎的农村生活的场景，农民的形象十分逼真，农村的气息十分浓烈，这种式样的影片由于在中国影坛尚不多见，有人因此称之为“生活流”电影。其实，“生活流”电影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概念。</p><p> “生活流”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当时在一些西欧国家流行“生活流”文学和意大利的真实主义文学。本世纪60年代在西方电影中出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主张直接摄录电影摄像机视野的生活事实和事件，既不作选择，也不做评价。当时德国的克拉考尔（电影理论家）将电影视作“物质现实的复原”，法国的巴赞（电影理论家）也把电影说成是“现实的渐近线”，“生活流”的电影实践正是这种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在“生活流”的影片中，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没有有趣的、有目的的观察，摄影机在人群中摇来荡去，镜头中满是偶然的面孔、商店的橱窗或街头的景象。各种现象之间缺乏关联，更谈不上有何社会联系了。</p><p> 《秋》片虽然择取了一些“生活流”的表现手法，但不能将其统称为“生活流”电影。</p><p> （原载1993.4.9《上钢工人报》）</p> <p> 拍些黑白片，如何？</p><p> 现在的电影市场疲软，电影管理、制作和发行部门动足了脑筋：又是下放各种权限，又是放宽审片尺度，又是试行制片人承包制，又是进行电影票销售大抽奖，举措接连不断，声势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观众仍是不买账，任你广告做得怎样天花乱坠，“猛片”、“性片”胡撰乱侃，死活就是不肯踏进你电影院的门槛，除了“组织观看”（这也具有中国特色），一般的影片的上座率普遍只有三到四成，逼得某些影院只得开歌舞厅、设弹子房、摆百货摊。专家们对这种现象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本人有天突发奇想，能否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像照片一样，彩色的拍够了，能不能拍一些久违了的黑白影片呢？说不定能够走俏一阵子呢。</p><p> 记忆中的经典影片几乎都是黑白片：《魂断蓝桥》、《巴顿将军》、《乌鸦与麻雀》、《八千里路云和月》……，战争片就更不用提了，《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中由陈戈饰演的我军师长的那略带地方味儿的朗朗话语仿佛仍在耳边回响，那气氛、那隽永，真让人难忘。黑白片确有其许多特点，主要是兼有凝重感、历史感和真实感，战争、地下斗争及历史题材的影片没有比黑白片更恰如其份的表现形式了，不知怎么搞的，现在的黑白片看不见了，连新闻纪录片也挂“彩”了。编导们，拍一些黑白片，给电影园地添些色彩，如何？</p><p> （原载1993.3.26《上钢工人报》）</p> <p> “影迷”与“灯笼”现象的思索</p><p> 2月20日，香港影帝周润发来沪为地处南京路的某西饼屋剪彩。申城的影迷闻讯情致大发，当天一清早，尽管春雨霏霏，已有不少人在西饼屋周围徘徊窥望，至中午时分已是人山人海交通一度为之阻塞。为防万一，保卫部门不得不发出剪彩活动换地方的建议。下午四时多，当“发仔”剪完彩后前往虹桥机场踏上归途时，仍有许多痴心的影迷聚集在西饼屋和其下榻的锦沧文华大酒店的附近，企盼见上这位他们热爱的影帝一面。对照鲜明的是，此时的南京路周围的几家上档次的影院，却几乎见不到国产片在上映，只有一只“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众多的外来片、港台片中孤独地闪出微弱的亮点。据了解，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近来一些地处繁华地段的影院已几乎不放或少放国产影片了，要看国产片只好跑到市郊结合部或档次较低的影院去看了。这两则看似不相干其实颇有联系的新闻带给我们什么信息，让我们做何思索呢？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几点：其一，应该承认电影放映市场仍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力，从影迷对影帝的热情中便可略见一斑。只要有好的影片，只要坚持不懈地注重引导和逐步提高观众的欣赏趣味，目前这种电影行业萎缩萧条的趋势完全可以复苏；其二，亟待振兴的国产影片既要爭创到国际上得奖，也要注重国内观众的“大众化”。要花力气培养、使用、宣传自己的明星，多注意运用有号召力的明星撑大旗、做主角，努力形成“戏出人”、“人出戏”的良性循环局面。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不重剧目、关注明星只看其表演的观众大有人在，不能忽略了这支数量庞大的观众群；其三，要研究观众心理，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发展国产电影业之路，一部影片摄成之后总有好差区别，关键还在于观念转变，跟上时代。电影制作部门及观众长期以来接受的都是较正统的严肃电影教育，思维中都掺和了不少的历史羁绊，不擅拍或难接受刚刚起步中的商业片，对编导来说确有一个观念转变和技巧提高的问题，对观众来说则需要一个过程。</p><p> （原载1993.4.9《上钢工人报》）</p> <p> 看不懂啦，《新龙门客栈》！</p><p> 影片《新龙门客栈》在本市上映，创出上座率100%的佳绩，可谓盛况罕见。 </p><p> 《新》片确实有其吸引人之处：首先有“大腕”，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等著名影视演员联手出演；其次是有情节，故事曲折、生动、惊险；再次是有技术，影片的武打设计、特技摄影富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作为一部说“黑店”故事的古装情爱武打片，毕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与人们所关心的当今社会“热点”话题也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它的上座率如此之高超过了频频获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也超过了那些在我国银幕上耀武扬威的外国“警匪片”，达到月电影发行收入历史最高记录呢？看来，新时期观众的观赏心理确实大有“嚼”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展，商品意识的普遍确立，这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p><p> （原载1993.4.30《上钢工人报》）</p> <p> 西部片王</p><p> 第六十五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影片《杀无赦》获最佳影片奖等四个奖项。</p><p> 《杀无赦》描写了一位11年前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盗，现已改邪归正的蒙尼参与缉凶。因当地两个妓女被无辜毁容，警长却将两个肇事的牛仔轻判了事，其他妓女筹钱找人向这两个牛仔进行报复，最后他们找到了蒙尼，蒙尼犹豫许久终于答应再度出山，但蒙尼的仗义介入却使警长大为不满，两人如同仇敌，势不两立……</p><p> 担任该片主演和导演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是继约翰.韦恩之后美国著名的“西部片王”，《杀无赦》是他主演的第十部“西部片”，看过《赏金杀手》的我国观众也许对他并不陌生，在《杀无赦》里，他饰演的老枪手蒙尼，将传统的“西部片”中的独行侠形象地赋予了一种新的意蕴：全片贯穿着忏悔悲怆，英雄或坏蛋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仿佛每个人都背负了罪恶，而这罪恶只有用血来清洗。</p><p> 《杀无赦》这样的“西部片”在奥斯卡舞台上的重新崛起，多少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某种心态，即：面对着经济的不景气和人伦道德的衰败，挽还、怀念过去拓荒时代的好时光。</p><p> （原载1993.5.21《上钢工人报》）</p> <p> 两场“官司”显疏失</p><p> 恩恩怨怨、缠绵悱恻，既有历史的痕迹，又有时代的烙印，电视连续剧《原谅我的心》以其较强的悬念设置吸引了观众，取得了较高收视率。作为重要情节，剧中曾先后出现了两场引人注目的“官司”，男主人公青年律师张忆之分别为歌手单红和厂长林珍打赢了这两场“官司”，显示了他杰出的才华。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剧中法庭上张忆之的座位上两次都赫然标出“法庭代理人”的字样，窃以为，这是该剧一个不小的疏失。</p><p> “法定代理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概念，即按法律规定具有某种资格代理他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人，通常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责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剧中张忆之不具有以上资格。单红一案，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张忆之既然受单红之弟单雷的委托，以律师身份出庭，合理的身份应该是“辩护人”或“委托代理人”；林珍诉上级主管一案，张忆之同样是以律师身份介入，林珍为此还写了委托书，显然就该是“委托代理人”。因此，剧中两场“官司”中张忆之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是不确切的，显露了编导在这一点上的不严谨。另外，张忆之在林珍一案中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XX款、XX款的规定……”的说法也不规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先说“几条”然后再说“几款”。这点本文在此不赘述了。</p><p> 目前国产电视剧中精品不多，要出精品也不易，方方面面任何一次疏失都将影响观赏效果。一片叫好声中，在《原谅我的心》中“挑毛病”，目的是希望我们国产电视片在制作上更加精益求精，使精品多多涌现，请原谅一个观众的心，这也是一个观众对制作国产精品电视剧的一片爱心。</p><p> （原载1993.5.21《上钢工人报》）</p> <p> 《京都纪事》印象</p><p> 作为国内第一部边播映、边摄制的巨型片集（百集左右）电视剧，《京都纪事》在上海已洋洋洒洒地播出了30多集。该片以当今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细述了同在一条街上的楚、叶、林、柯四个家庭中各个人物的事业、生活和在感情上错综复杂的纠葛，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对某些旧观念、旧思维的新思考，以及一些崭新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从而绘就出一幅幅多彩多姿的立体的现代生活画卷。剧中充满了种种戏剧性的情节和冲突，悬念设置也很奇巧，加上“领衔”的几位主演都十分地投入，使得该剧颇有看头，令人欲罢不能。</p><p> 作为一部超长的电视剧，该剧的短处也很明显，首先是场景太虚假。本来就是杜撰的“翰英街”上，那楚家大院、林家小楼等尤如舞台上的布景，使得电视剧成了扩大了的舞台剧，从而也使从这条街上衍生出来的故事显得缺乏根基、不实在；其次是“京味”尚不浓。作为一部讲京城故事的戏，与《渴望》、《皇城根》等片比，《京都纪事》在地域优势这方面挖掘、表现不够，除了与几位主演的“京腔”不足有关外，也显露出编导在故事氛围渲染上的疏失；再次是节奏欠拖沓。有些情节的容量放在一集中还能有余，现在在“节骨眼”上被拉成两集甚至三集，上集的结尾又往往在下集的开头不厌其烦地重播，有时长达五、六分钟，令人心焦。</p><p> （原载1993.8.27《上钢工人报》）</p> <p> 把镜头对准普通人</p><p> ――从《德兴坊》等片说起</p><p> 上海电视台新设有一个叫“纪录片编辑室”的栏目，相继推出了一批很好的纪录片，稍早一些的有《德兴坊》、《包老师，您好》，近期的有《毛毛告状》等。看多了那些花哩胡哨、随编乱侃的“肥皂剧”，这些纪录片真令人有清新、解渴之感。</p><p> 这些纪录片的首要特点之一就是主人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中再寻常不过了：《德兴坊》中老式里弄的一群居民、《包老师，您好！》中的一对黑龙江回沪知青、《毛毛告状》中的“打工妹”和残疾青年，唯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境遇才能打动普通观众的心而产生共鸣。其次，片子中反映的都是平常事，然而稍一思考，又让人觉得并不平常：如《德兴坊》居民几代人共同生活的极小空间、《毛毛告状》中毛的生父母各自坎坷艰辛的人生之路、《包老师，您好！》中包氏夫妇为了义务办英语教育，省吃俭用，以至儿子都4、5年级了还穿着别人送的女孩子穿过的旧衣服……点点滴滴蕴含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信息，娓娓叙来，感人至深。再次，与过去那种“新闻简报”型的纪录片不同，这些纪录片中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味及摆布做作的虚假感，编导把自己放在了普通人的位置，镜头小心翼翼的推、拉、摇、移都充满了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理解和尊重。</p><p>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考虑文艺作品多出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关注什么，回避什么，舍弃什么，还是应当有所选择，这是衡量一个艺术家素质高低的首要标志。《德兴坊》等纪录片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些完美无缺的艺术品，但它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p><p> （原载1993.9.24《上钢工人报》）</p> <p> 走向成熟的“领袖片”</p><p> 前两年，随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历史进程正确再认识的渴望，人们对中国革命领导人物的了解和理解，又重新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热点。应运而生的“领袖片”正是对于这种社会热点和情感热潮的契合。因为没有经验，初起步时的“领袖片”在领导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概念化、程式化、神圣化的痕迹，继而出现的某些“领袖片”，又过多地渲染了领导人物身上的普通人性和儿女情长，而忽略了对他们作为领袖人物伟大一面的揭示。</p><p> 《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刘少奇的四十四天》、《秋收起义》等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影片的相继问世，标志着“领袖片”正逐步走向成熟。这些影片注重以艺术手法向观众展示领袖人物与普通人一样的丰富情感和血肉之躯，同时深入表现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叱咤风云的爱国激情、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高瞻远瞩的博大襟怀和运筹帷幄的杰出风范。不仅揭示了领袖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普通人性、七情六欲，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他们身上存在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伟大品质和人格力量。正是这种普通和伟大的融合，才使得他们有可能在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屡建功勋。令人信服地表明了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合乎中国革命的实情。</p><p> “领袖片”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表演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那种僵硬而又机械地注重在举手、投足、语言等方面简单模仿领袖人物的克板、拘谨状态，正逐步被一种自然、松弛地从内心气质、个性心理把握领袖风貌的表演风格所替代，不但追求“形似”（这是扮演领袖人物的首要条件），更注重“神似”。现在不断出现在银幕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无论在形象风采上还是在内在气质上都越来越为观众所接受。尤其难忘的是王铁成扮演的周总理形象，功力深厚，炉火纯青，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完全可同前苏联《列宁在十月》等片中的“列宁”相媲美，开了成功塑造中国革命领袖人物形象之先河，因此而领了“金鸡”捧了”百花”。</p><p> （原载1993.10.8《上钢工人报》）</p> <p> 缀合得体 选择精当</p><p> ――谈《周恩来》的细节运用</p><p> 史诗般的巨片应当有巨片意识，然而那波澜壮阔的叙事框架少不了用丰富多彩、画龙点睛的细节作基本支点，这些细节在选择上不仅要求真实、自然，与故事情节浑然一体，而且在处理上要得当，有时需浓墨重彩，尽力挖掘其内在意蕴，有时则可轻描淡抹，近乎“闲笔”，以求“平中见奇”之效。《周恩来》的细节运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试析几例：</p><p> 邢台灾民家中。周总理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主人畏畏缩缩递来一碗小米粥，一块馍馍，总理就着咸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并不时与大家谈笑风生。吃毕，总理用剩余的一小块馍馍把碗内的残粥抹干净，然后放入自己口中。这“一抹”、“一放”看似平平常常，却准确、传神的点出了总理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一贯作风，这一细节之所以感人至深，还在与当前人们呼唤真善美和正直清廉精神回归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多么需要周总理这样的作风啊！</p><p> 如果说在邢台灾民家中这个细节表现了总理外在生活情景的话，那么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几个细节的运用则更逼真地表现了总理在特定历史时期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一个踉跄下车”、“一迭连声唤薛明”到“一连七次鞠躬”，从“皮鞋穿不进穿布鞋”到“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层次清楚、一气呵成的一组细节链包含了多少潜台词：既有对未能保住一大批老战友、老部下的内疚、痛苦心情，又有对自己重病缠身、病入膏肓的坦然；既有对“文革”迷惘、忧患、困惑的情绪，又有苦撑危局、无能为力的心态，活脱脱再现了周总理为国为民、忧国忧民的心路历程。影片尾声，总理在最后的时刻还想着台湾的回归问题，为他壮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p><p> （原载1993.11.19《上钢工人报》）</p> <p> 走进将军序列的艺术家</p><p> 报载，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的著名演员王晓棠，最近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目前军内演员军衔最高的一位。</p><p> 出生于1934年的王晓棠，早年曾学过越剧，1952年总政成立京剧团时，被吸收为团员，两年后又调入了总政话剧团。1955年在长影著名导演林农的《神秘的旅伴》中担任主角，从此走向银幕。不久因在《边寨烽火》（亦是林农导演）中出色地扮演了女主角――诺玛，和男主角多隆扮演者达奇一起，获得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青年艺术家”奖。</p><p>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王晓棠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她先后主演了《英雄虎胆》、《海鹰》、《碧空雄狮》、《鄂尔多斯风暴》等片，获得了电影行业“明星”的称号，与王心刚的“最佳拍档”也在观众中传为美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摄成于1964年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王晓棠扮演了一对外貌相似，但性格、气质迥然不同的同胞姐妹，她以对人物形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将金环、银环两个角色塑造的各有特色，判若两人。高超的演技使她获得了当年度的电影百花奖（由于政治原因，该届百花奖没有公布）。</p><p> “文革”中，王晓棠受到过残酷的迫害，唯一的儿子也因患肝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于18岁时夭亡。一直到1975年，在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下，她才得以恢复工作，重新穿上了军装。1977年开始王晓棠又开始了新的艺术之路，先后参加了《震》等片的拍摄，后来又自编自导过《翔》。近年来，王晓棠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领导工作上，先后担任过八一演员剧团团长、八一厂副厂长和厂长职务。</p><p> 作为一名观众，期盼这位将星能在银幕上再展风采！</p><p> （原载1993.11.26《上钢工人报》）</p> <p> 田方小记</p><p> 有些人拍过许多部的影视剧，但能让观众回味的银屏形象却几近空白，而另外有些人也许拍过的影视片并不多，一辈子也没拿过什么大奖，可是却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电影艺术家、事业家田方无疑属于后一类型。最近首都电影界隆重举行了田方纪念会，对田方在电影艺术和电影事业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p><p> 说起田方，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如果提到那部脍炙人口的电影《英雄儿女》中我军王政委这一艺术形象，恐怕无人不晓。一般观众初识田方，正是通过《英雄儿女》，通过王文清这一我军高级政工干部的艺术典型。田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略带沙哑的深沉嗓音，赋予了角色以无穷生命力，举手、投足朴实自然，含蓄细腻，令人百看不厌。田方从艺很早，据有关资料介绍，田方原籍天津，1911年生于保定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就靠自己努力登上了银坛，1936年因在抗战题材的影片《壮志凌云》从担任主演而一举成名。在延安他参加了众多中外话剧的演出。以后受党的派遣，从事人民电影事业建设，他是北影厂首任厂长，还担任过电影局副局长，北影演员剧团团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会长等职。50年代底60年代初，田方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身参加了《深山里的菊花》、《风从东方来》、《革命家庭》和《英雄儿女》等片的拍摄，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p><p> 田方于1974年8月27日因病去世。他的家庭及后人中也多影人：于蓝、田壮壮、李雪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p><p> （原载1993.12.17《上钢工人报》）</p> <p> 老人与海</p><p> 年近八旬的电影艺术家谢添阔别银幕三十多年之后，又走进银幕之中，在著名导演谢晋的《老人与狗》中与斯琴高娃一起领衔出演，这对于熟悉他的观众，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喜讯。</p><p> 谢添老人在银海里耕耘了一辈子。他1936年走上银坛，四十年代后期逐渐成名。曾经与赵丹、舒绣文、白杨等联诀，拍了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影片，如《清明时节》、《社会之花》和《梦里乾坤》等等。全国解放后，谢添加盟北影，先后在《新儿女英雄传》、《六号门》、《林家铺子》、《洪湖赤卫队》等片中扮演了众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其中“林老板”、“张副官”的艺术形象，尤其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50年代中期开始，谢添将自己主要精力转入了导演工作，至今已执导了20多部题材迥异、不拘一格的影片，其中不乏上品：《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七品芝麻官》、《茶馆》……为此，多次领了“金鸡”、“百花”和“政府”奖。</p><p> 以80左右的高龄仍能演戏、出镜，其实在我国银坛上远不止谢添一位，儒雅深沉的刘琼、诙谐幽默的赵子岳、“袖珍小生”顾也鲁、“拼命三郎”李纬……都老当益壮，星光依然灿烂，看他们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戏，总使人联想起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由亨利.方达和凯瑟琳.赫本主演的《金色池塘》中浓郁的夕阳美，也使人想起海明威的名篇《老人与海》。是的，老人们丰富的阅历本身就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大海，更何况在艺术的海洋里已默默地搏击了半个多世纪。对照这些个可尊敬的老人，那些拍了一、二部戏，动辄以“影星”自居，想方设法自我“曝光”的人又该有何感想？</p><p> （原载1993.12.24《上钢工人报》）</p> <p> 93岁末荧屏随感</p><p> 93岁末，典雅艺术，严肃音乐重又成为荧屏热点，电视里少了许多港台歌星和跳着“霹雳”的俊男倩女。中央交响乐团在上海遇到知音；南北京剧名家汇演，老戏迷喝彩声声。更加精彩的是“中芭”队列整齐地开到了沪上，“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女战士万泉河边的舞姿使大批“老三届”、“新三届”如痴如醉、旧梦重圆；最后在《浏阳河》、《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着那些老艺术家动人心弦的歌喉，吟唱着那一首首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赞歌……</p><p> 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再跟着感觉走，思绪变得纯净开阔起来，因为，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其鼓舞人、教育人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在强调“双百”方针的同时，应当高扬“主旋律”。既允许有小桥流水的闲情逸致，也不排斥缠绵迂迥的儿女情长，但更应有指点江山的激扬乐曲和大气磅礴的英雄赞歌。 </p><p> （原载1994.1.28《上钢工人报》）</p> <p> 观“星”杂记</p><p> 年近不惑，虽不像那些青春年少的“追星族”那样对“明星”这般热烈，却也不得不承认，潜意识里对“明星”仍具有一种自然的好奇心。日前，参加了具有“远东第一”盛誉的大光明电影院建院60周年庆典暨94新片展映周活动。在熙熙攘攘的人丛中，我就特别留心来参加该项活动的那些幕前幕后的“明星”，还真看到不少熟面孔：年届七旬的大导演谢晋大步流星地进来了，嗓音是那样的洪亮；“农民导演”赵焕章和女导演黄蜀芹签到后，站在大厅一偶侃侃而谈；陈述的打扮活脱脱一个退休工人，只是那张“情报处长”生动的脸庞引人注目；译制演员童自荣、曹雷，“蚕花姑娘”朱曼芳结伴而来；上影的当家小生张晓林带着一身朝气也走了进来……当电台“夜鹰热线”的王玮在台上作介绍时，我再次仔细审视了眼前的这一位位“明星”，发现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十分普通，说话也很谦逊、中肯，谈到国产片、译制片的振兴发展等话题，谢晋、童自荣等几位成名的艺术家都十分激动，赤诚的心声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座位中也有几位拍过一、二部影视片的“新星”，“包装”得十分到位，在场内跑进奔出，显得招摇，与老艺术家形成鲜明的对照。刚刚在广州被评上首届影视十大明星之一的申军谊，是带着他的新片《猛警威龙辣椒妹》与观众见面的，这位以饰演“钻山豹”成名的演员以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展示了男儿的阳刚之气，只是那部被标为“火爆枪战戢毒片”的新作实在难以恭维，情节经不起推敲，一味打打杀杀，令人倒胃。除了剧本、编导等方面的因素外，我想许是与申军谊是位“个体户演员”也有关，为了在影视界生存，为了经济效益，因此在接片时就顾忌不了许多：“明星”也有“明星”的难处。</p><p> （原载1994.2.4《上钢工人报》）</p> <p> 好的纪录片也是艺术品</p><p> 每次看“上视”的“纪录片编辑室”栏目，总令人感到耳目充实，余韵不绝。近来该栏目又是佳作迭出，精彩纷呈：《重逢日子》、《一个村庄的消失》、《我想有个家》……普通人的甜酸苦辣、生活状态集中出现在这小小的荧屏上，紧紧地揪住了观众的心。</p><p> 纪录片的特点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从现实生活本身的形象中选取典型、提炼主题，直接反映生活。和小说等其他文艺形式一样，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着一部纪录片的命运，只有贴近时代，具有思想深意和艺术新意的作品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纪录片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记录”、“介绍”，而应该在充分利用纪录片特有表现手段的基础上，加强作品的逼真感和艺术感染力，使之做到内容美和形式美的高度统一。“纪录片编辑室”受观众欢迎，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一方面。</p><p> 过去我们在影院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之类的纪录片，有些虽然主题很宏大，但留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结症可能就在于缺乏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渗透力，除了当时过分强调纪录片的宣传教育作用外，同忽视纪录片本身也有认识、审美功能，也应讲究艺术性、趣味性、可读性也有相当关系。</p><p> 影视艺术归根到底是供人观赏、力求引人入胜，而深入生活、理解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源泉。</p><p> （原载1994.3.18《上钢工人报》）</p> <p> 军歌声声伴着你我行</p><p> 感谢“东视”推出了这档好节目：最近举行的“世纪的回音”――《军歌声声》影碟首发文艺晚会。在那熟悉的《娘子军连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的祖国》、《英雄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优美旋律中，再一次地让我们看到了同样不陌生的王心刚、祝希娟、向梅、牛犇、梁音、仲星火、袁岳……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将他们的鬓发染白，然而，今夜在这歌、这影中，他们星光依旧。</p><p> 也许这也具有“中国特色”，优秀的军歌实际上也是优秀的“民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就是伴着这些军歌成长的。这些歌，让人追忆起那无法忘却的黄金时代，这些影，凝聚着那刻骨铭心的美好情节。哼着它们，看着它们，我们的心灵会变得纯净透明，仿佛平添了十倍的底气，教我们怎样去面对这满世界的五彩缤纷。</p><p> 《军歌声声》汇集了代表各个不同时期的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28首，它尝试着将高科技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既可作为战士和群众自娱自乐的一个节目，又可作为一组活的国情教育的视读物。影视作品究竟怎样弘扬“主旋律”，抒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意气，激情饱满地歌唱英雄，歌颂时代，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探索。我们的民族具有举世公认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情感，我们有责任把这种情操象种子一样洒下一代又一代的心田，特别是当前正在作的跨世纪飞跃之际。</p><p> 愿军歌声声永远伴着你我行！</p><p> （原载1994.4.8《上钢工人报》）</p> <p> 想起了陈戈</p><p> 去年11月，我国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在广州揭晓，笔者粗粗浏览了一下名单，发现其中本色化、类型化的演员多，富有魅力的性格化演员少。出一名好的性格演员确实不易，不仅要掌握娴熟的表演技巧，更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广博的社会知识和多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有的时候，还要刻意求变。这使我想起了老演员陈戈。</p><p> 陈戈是位老革命，三十年代就参加了进步戏剧的演出，三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长期随部队转战南北，在炮火和硝烟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五三年，陈戈在影片《南征北战》中成功地塑造了我军师长的艺术形象，朴实、浑厚、真挚、豪放的表演风格赢得观众喜爱，那一口浓郁的川音和一股凛然正气令人久久难忘。之后他又相继在《党的女儿》、《停战以后》、《浪涛滚滚》等片中出演过将军、政委、党的书记等角色，成为当时影坛上以饰演领导干部形象著称的著名演员。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陈戈不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绩，刻意求变，1962年在他本人参与编剧、导演的讽刺喜剧影片《抓壮丁》中，化了很大精力，令人耳目一新地将一个坏得流脓水的伪保长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在这个贪婪狡猾、不学无术、逢迎拍马、丑态百出的小人身上，你哪里还寻得到我军师长的一丝踪影？</p><p> （原载1994.3.4《上钢工人报》）</p> <p> 大成吃“官司”的警示</p><p> 前两年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作为一个企业主管生产、基建的副厂长宋大成因麻痹失去警惕，被一个“皮包公司”诈骗去大量钱物，企业因此蒙受很大损失，他也受到了法律制裁。电视剧的这一情节是否虚构并不重要，但却能给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带来有益的警示：</p><p> 警示之一，企业领导人应真正成为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表率。要搞清楚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对企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经常碰到的诸如签订经济合同的程序、规定等等的重大问题尤须身体力行，力求搞懂弄通，以防止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渴望》中大成如能用头脑及早去掌握对方的履约能力、资信状况等材料，是断不会发生到最后吃“官司”局面的。</p><p> 警示之二，企业领导人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亲友参政的范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告诫我们：亲友参政利小弊多。有些人之所以陷进泥坑不能自拔，与亲友的帮倒忙不无关系。《渴望》中大成被骗，与月娟的撮合、国强、刘大妈、慧芳等人的间接穿与关系极大，为他错误决策打了强心剂，对亲友的信任感超越了对工作的责任感。</p><p> 警示之三，大成用库存的麻袋换取本企业急需的建材，表面上看，是可解企业燃眉之急，但从长远看，这无疑是一种短期行为，而且生产资料的互易行为受到法律很大的制约。在一个企业中，无论是全局性的决策，还是局部性的措施，企业领导人都首先要从企业的根本、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绝不能搞“一锤子”买卖。</p><p> （原载1994.3.11《上钢工人报》）</p> <p> “辛德勒的名单”</p><p> 第六十六届奥斯卡金像奖不久前揭晓，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改编等七项大奖。影片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德国商人辛德勒趁犹太人被洗劫、财产没收之际，廉价收买了一个搪瓷厂，雇佣了一批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的精明能干，工厂的订单源源不断，生意兴隆。随着战争的深入，纳粹向犹太人聚居区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扫荡，辛德勒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工厂已成为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此时他的良心占了上风，他将1200名犹太工人的姓名印在一张名单上，随后到处贿赂纳粹官员，使全厂工人一个也未被抓住。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掏钱为犹太人买食品。1974年，辛德勒在穷极潦倒中死去，他的灵柩在当年被他挽救过的犹太人的护送下，缓缓下葬于耶路撒冷圣地……影片根据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传记小说《辛德勒的方舟》改编，采用新闻记录式的黑白摄影，加强故事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全片长达190多分钟。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是犹太人，是好莱坞著名导演，他曾说过：“过去，某些人曾经劝导我应该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羞耻。而今，我想告诉他们，我为我是犹太民族的一员倍感自豪。”斯皮尔伯格筹划、酝酿《辛德勒的名单》已有十多年之久，由于他对那种历史中的犹太人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性认识，加之表现方式的妥贴，使这部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p><p> （原载1994.6.3《上钢工人报》）</p> <p> 给小人物一点关注</p><p> ――观荧屏纪录片有感</p><p> 现在的传媒，有人很喜欢用“大”字，诸如“大款”、“大腕”、“大哥大”等等的名词，触目皆是。而上视的“纪录片编辑室”、东视的“东方潮”栏目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其鲜明的宗旨，始终把“焦距”紧紧对准小人物――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普通人物、有时候甚至是需要帮助的下层人物。从《德兴坊》、《我想有个家》到《好心人抱一抱孤儿活动》、《母亲》，无不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观众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无不对这些纪录片的编导、摄制人员的爱心、正义感和平民意识，以及表现生活、贴近生活、深入生活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p><p> 生老病死的磨难，衣食住行的窘迫，它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在商品经济的汹涌浪潮中，怎样去保持、发掘人情的温暖，光大、发扬民族的传统，让老人不感孤独，小孩不再沉重，病人不被抛弃，弱者受到关注……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难能可贵的是纪录片编导、摄制人员都已敏锐地悟到了这些问题，他们用自己手中的工具向观众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深深关注，小人物生存状态、普通人含辛茹苦，他们给予了十分同情、理解和尊重，并尽可能代为呼吁。</p><p> （原载1994.7.22《上钢工人报》）</p><p><br></p><p><br></p><p><br></p><p><br></p><p><br></p> <p> 我看荧屏小品热</p><p> 打开电视，经常可以看到小品节目，小品已成为大型文艺晚会的“主旋律”，演员来自方方面面：说相声的、演话剧的、唱戏曲的……中央台的春节晚会连着多年都是小品节目在撑大旗、得大奖，赵本山、黄宏、巩汉林、郭达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明星，轻轻松松地走入千家万户中……</p><p> “小品”一词源于古老的佛教经典。我们通常观看的小品指的是“戏剧小品”，它是一种短小而又有一定品位的演出形式，既可以是喜剧、闹剧，也可以是正剧、悲剧，既可以颂扬真、善、美，也可以鞭挞假、恶、丑，对于提高演员的演技、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招考演员，一般就是让你先做几个小品。一部成功的小品节目，不仅要使人发笑、轻松和愉快，而且要带给观众些许回味和思索，短短几分钟，二、三个演员要传递给观众某种严肃深刻的主题，去年春节晚会严顺开的《张三其人》、今年春节晚会黄宏、侯耀文的《打扑克》等作品，可以说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p><p>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小品的走红，各地、各单位有条件、没条件一哄而上都搞小品，往往追求“短、平、快”，粗制滥造的作品比比皆是，庸俗低级的作品也不少见，缺乏力作，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表演上也少有特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源泉，小品作者、演员应该多下生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赵本山一夜成名并不在于他有多优秀的表演技巧，而在于他有多年来东北农村生活的积淀。《张三其人》等作品也是数易其稿，历经提炼而成。因此，小品节目应有精品意识，多创造出一些有较高思想情趣和艺术特色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佳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增光添色。</p><p> （原载1994.8.12《上钢工人报》）</p> <p> 不走运的“侃剧”</p><p> 本地还刚刚在黄金时间郑重其事地播出《我爱我家》，西南一家晚报已把《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及《我爱我家》推上了“最不受欢迎的电视剧”的排行榜前三名。继《编辑部的故事》大红大紫后，这些以“侃”著称的电视剧每况愈下，越来越不走运。</p><p> 平心而论，这些“侃剧”尤其向上的一面，就是能对社会或家庭中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抨击、讽刺，而且不乏善意，有的片集也有精彩、神来之笔。但就总体看，“侃剧”有一个通病，就是与现实生活有距离，编导老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反复去做文章，对旧观念、旧行为、旧价值的否定尚停留在一个浅表的层次上。其次，“侃剧”中的人物仿佛天生是“侃爷”，从老到少、从男到女，人人皆伶牙利嘴，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应答自如，有时不免有油滑、插科打浑之嫌，好像在欣赏相声、小品、杂耍。再次，“侃剧”的故事情节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是上午编剧、下午开拍），加上又是采用封闭化的室内舞台剧形式，缺少吸引人的主题，丰富的内涵及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自始至终靠“侃”来支撑一部几十集的作品，观众长此以往不倒胃口才怪。</p><p> “侃剧”的背运告诫我们，生活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脱离生活、不在生活的沃土中辛勤耕耘，就指望获取丰收的硕果，是根本行不通的。艺术有规律，谁违背了规律，失败就在所难免了。</p><p> （原载1994.12.2《上钢工人报》）</p> <p> 影城漫游</p><p> 北京北三环中路77号，是北影厂大院，这里涌现过谢芳、于洋，也孕育出陈佩斯、葛优。近两年，经有关部门批准，这里建成了一个以电影和电影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参观游览景点，成为到京城人们的一个新去处。初夏季节，笔者踏访了这座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提写城名的“北京电影旅游城”。进得院内，首先来到“荣宁二府”，这是为拍摄《红楼梦》专门建造的，迄今为止，已有100多部影视片在这里拍摄或取过景。游客在这里除了欣赏中国传统古典建筑艺术，还可以在“电影艺术宫”及“明星俱乐部”内了解什么是“蒙太奇”和“意识流”，与自己喜爱的影星促滕谈心、拍照留念。再往前走，来到“激光枪战馆”，这里用先进的激光技术模拟现代战场，游客们全副武装，奔突期间，并可以通过空间摄像保留下“英雄形象”，随时回味，意趣无穷。乘上观光游览车，走进“惊险片制作室”，这里借用道具布景和特技表现手法，幻化出一个个险象环生、阴森恐怖的阴阳界，令游客惊心动魄。这些天正由演员表演《凶手与少女》，看着、听着，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毛骨悚然。随着刺激的逐渐消逝，游客们可信步来到“四号摄影棚”，这是个亚洲最大的摄影棚，总面积达4248平方米，里面有各种巧夺天工的绘画和布景，碰的巧游客还可能体味一下水银灯下的生活，圆一圆自己的演员梦。影城内最叫人流连忘返的就数“明清风情街”了，这里再现了老北京的闹市风貌，踏上泥土路，给人光阴倒转、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是当年为拍《骆驼祥子》特意而建，以后又屡次改扩建，发展到今天已有五条街道的规模。《城南旧事》、《霸王别姬》、《马可.波罗》、《茶馆》、《末代皇帝》等著名影片都在这里进行过拍摄。参观这条街的时候，正赶上一拨老北京“天桥艺人”在进行杂技表演，更给这块影城中的“风水宝地”增添了浓浓的“京味”。</p><p> （原载1994.12.16《上钢工人报》）</p> <p> 王心刚早该得奖了</p><p> 感谢东方电视台直播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军歌声声》影碟首发式文艺晚会，使我又见到了久未在银幕上露面的王心刚。虽然无情风霜早已将他的鬓发染白，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那挺拔的身材、坚毅的面庞、炯炯的眼神――风采依旧。</p><p> 初识王心刚，是在“北大荒”，那是1974年，我17岁，李文化指导的《侦察兵》在我们团部广场放映，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完全被王心刚饰演的我军参谋郭锐神奇不凡的身手吸引住了。角色虽然有“高、大、全”之嫌，但男主演的英俊帅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对他的影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5年，军营里看电影的机会增多，我又陆续看了王心刚主演的老片子：50年代的《寂静的山林》、《海鹰》，60年代的《勐垅沙》、《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敬佩他演技的纯熟，更赞叹他扮演的“兵”兵味十足，军人气质浓烈。我讨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他扮演的特务形象，而这正是王心刚拓宽戏路的成功尝试。近几年来，王心刚接片的速度像“慢镜头”一样减缓了下来，而80年代使我难忘的形象有两个：《伤逝》中的涓生和《知音》中的蔡锷。后者虽然使他获了百花奖，我心里还是一个劲儿地为他抱屈：比起有人演了一、二部片子就拿大奖，主演过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好影片的王心刚早就该得奖了！</p><p> 我喜欢王心刚，还在于对他人品的敬仰。他曾说过：“演员是塑造人灵魂的工程师，决不能一手创造美，另一只手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形象。”因此，在热衷“炒星”、“追星”的各种传媒中，你很难找到王心刚的“风流韵事”，倒是不时听到他是如何照料患病的妻子，如何拒绝“走穴”等事情。他谈导演、化妆、道具、灯光等其他同志，就是不愿多谈自己的“轶闻”。</p><p> 哦，我心中的明星，永远的王心刚！</p><p> （原载1994年第7期《电影故事》）</p> <p> 粗看“鸡毛”</p><p> 冯小刚的《一地鸡毛》在上海滩登陆了，而且都是在黄金时间。起先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此剧尚在摄制期间，就得到过传媒的过多“关照”，不就是名导（冯小刚）、名演（陈道明）嘛，值得如此渲染吗？耐住性子看了两集，还别说，在编导演的不露声色中我还真渐入佳境。</p><p> 与海湾战争、饥饿儿童及各国领导人巡访等世界大事相比，一对大学生夫妇的恋爱、结婚、分房、生孩子、找保姆、买菜做饭乃至单位里过节分东西、工作中的斤斤计较、仕途上的明争暗斗，无疑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然而现实生活却谁也回避不了，编导用现实主义的手法，静水深流地向观众娓娓道来，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制作上也少有斧凿的痕迹，演员的表演更是生活化，十分质朴，我觉得陈道明甚至像变了一个人，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形体，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大学生生命轨迹，看到他，相信很多观众会问自己：我、我们的工作、生活是这样子的吗？从中肯定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令人称道的还有该剧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人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老张、老孙、老何、老乔（剧中女主人公一样，都没有写名字，只是一种人的代号）……日常琐事、恩怨是非，是信手拈来。从一群在机关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典型人物身上，折射出了我们中国一部分人在八九十年代的生存状况和心态，也暗喻了改革开放将要给人们带来或已经带来的外在和内核的变化，在稍嫌有些灰淡的该剧基调面前，这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一束亮色。</p><p> （原载1994.12.30《上钢工人报》）</p> <p> 到 位</p><p> 时下人们说话中都爱带“到位”这个词，假若将它移植到影视评论中去，我看正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映的连续剧《孽债》就是“到位”的。首先题材抓的到位：风花雪月，拳打脚踢，胡吹海侃那一套玩意儿令人烦，如同《渴望》，《孽债》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故事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几个孩子的命运为人们所关注和期待，偌大都市谁家没有个把“知青”呢？何况这个故事已经延伸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同类题材过去有过不少，《孽债》以更广阔的背景、更厚实的视角独树一帜。其次是角色表演到位：无论是主演还是那一长串的配角，《孽债》中演员表演都很投入，赵有亮的沈若尘、李家耀的卢老伯、董蓉蓉的美霞、吴冕的杉杉、王华英的吴观潮……使人关上电视后仍历历在目、久久难忘。即使是个别“笑星”也客串的很准确，使一些小角色活龙活现、栩栩如生，与弄堂、石库门、亭子间浑然一体，让人觉得他们就生活在里面。再次是播出时间到位：《孽债》原来的播出时间就是“黄金档”，起先播一集，没想到观众的反响很强烈，纷纷函信要求增播，可贵的是电视台决策人员能果断抓住观众的收视热点，中途决定每天播两集，虽然后果将是损失200万元，但拍戏有人看，能有人参与总是好事，“观众是上帝”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p><p> 听着路旁小朋友哼“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我想这也许是对《孽债》到位的最好旁注！</p><p> （原载1995.2.10《上钢工人报》）</p> <p> 低谷与片酬</p><p> 国产电影近两年跌进低谷这句话，相信电影界人士与观众都有目共睹：许多新摄成的影片拷贝难卖，销路极其不畅，个别影片甚至连一个拷贝也推销不掉。有些戏影片尽管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但在国内也难逃此厄运。电影院门口绝大多数辰光门可罗雀，一般电影上座率仅三、四成，许多地处偏远地段的影院放映一场国产片连成本600余元都难以捞回。与这种现象反差强烈的情况是：国内影星的片酬这几年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突飞猛进。据说，红影星巩俐现在每部电影的片酬已高达100万，“聪明脑袋不长毛”的葛优也陡升到了60万。对此有的影星振振有词：这是市场规律所致，按质论价嘛。且不论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经济规律在电影的摄制、发行、放映诸环节上并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就以解放后我国拍电影的历程来说，事实上长期以来国家就是“总制片人”，财政拨款，亏了赔了问题都不大，盈利从来没有考虑过。现在开放搞活了，搞赞助、拉广告、自筹班子、独立制片，五花八门、各行其道，钱比过去投入还多，动不动几百万、上千万，但就总体来说，影片质量还是不高，于是就有一面跌落低谷，一面仍拿着高酬的奇特现象。当然，影星拿高额酬金与国产片滑落低谷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想，何时影星的片酬与影片的拷贝数、上座率等成了正比，国产片振兴就有望了。</p><p> （原载1995.3.10《上钢工人报》）</p> <p> 到电影节拿奖去？</p><p> 《红粉》刚刚在本地举行首映式，西柏林那头已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王姬、王志文、何赛飞等人主演的这部影片荣获“银熊奖”，他们几个已在电影节上风光了一阵。</p><p> 据报道，去年一年我国电影在国际上各种电影节共获20多个奖项，是历年获奖次数较多的一年。获奖多，当然是好事，值得庆贺，但使人忧虑的是，好多的获奖影片在国内并没有市场，老百姓连看都没看过。尽管国内也在频频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工人电影节”、“农民电影节”、“海峡两岸电影节”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节，新片连连，观众却廖廖。人们的欣赏兴趣似乎仍停留在《英雄儿女》、《大浪淘沙》、《烈火中永生》那年代。国产片的萎缩萧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掘不深，引导、宣传不够，离老百姓生活太远。你那个影片的主题思想总得让人领会，你那些“意识流”、“蒙太奇”总得使人看懂，你还得顾及国内观众的欣赏习惯，你不能总讲些奇诡怪晦的老年代陈芝麻、烂谷子。谢晋的电影为什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他说的几乎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人公在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尽管谢晋的电影很少在国际上拿奖，但有老百姓喜欢就足够了。现在在部分编导中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别管影片在国内受不受欢迎，能在国际上获奖就是好影片。因此有一种“共识”，就是到电影节拿奖去！北影厂的《找乐》在国内市场上连一个拷贝都没卖出去，但是它在国际上四、五个电影节上却连获了好几个奖，虽然靠奖金捞回了成本还略有盈余，但千辛万苦、耗资百万拍出来的影片，光能得奖，自己国内的老百姓却不爱看，这又有什么意思？电影本来就是拍出来让人看，让人欣赏，让人从中得到启发和受到教育，而如今连看的人都没有，那不是白忙了吗？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p><p> （原载1995.4.14《上钢工人报》）</p><p><br></p> <p> 老片难重拍</p><p> 近闻电影《铁道游击队》又将重拍，张丰毅、王志文、谢园、李雪健、刘威等著名演员悉数加盟。这已是刘知侠的这部名著三上银屏了，60年代的黑白片并不以时间的推移而失色，相反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至今余音绕梁。80年代的那部电视连续剧似流星一般，没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什么。现在投巨资再拍，能拍好么？依我看，最好不要干傻事，老片难重拍！国内的《南征北战》、《夜半歌声》、《渡江侦察记》等片都有失败的先例，国际的《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等片同样有背运的记录。一般地说，看电影和听歌一样，有个“先入为主”的问题，老片中的人物形象，你很难一下子从观众的心目中抹去。尽管有些演员是“大腕”级的，但不一定能超过老片中的演员，因一部戏的失败而走麦城的“明星”比比皆是。有些编导可能在重拍中要拓宽些思路，加上些“新玩意”，可是把现代的东西硬塞到过去了的年代里去，准显得不论不类，叫人难以接受。为什么现在有些编导几次三番要重拍些老片呢？可能是钱多的缘故吧！我想还是把有限的宝贵资金投入到反映当代生活的新作中去是上策。有一首歌唱的好，叫做“情歌还是老的好”，我要说，电影还是老的好！不信，重拍出来后，比比看。</p><p> （原载1995.5.5《上钢工人报》）</p> <p> 巨 片</p><p> 奥地利佬施瓦辛格携《真实的谎言》闯荡上海滩来了！这些天沪上的媒介频频使用“巨片”这个词来形容该部影片。也确实，“巨片”使影院的票房收入直线上窜，节日期间甚至出现票子供不应求、高挂红灯的盛况。</p><p> 巨者，大也。《真实的谎言》是部大制作，耗资一亿两千万美元，更有大导演、大演员的加盟，使影片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现代电脑科技的魅力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很多造像的视觉效果令人叫绝，不少镜头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不仅仅停在高科技中玩潇洒，弄悬念，而是直接了当地将视角触及了西方社会人们最关心的夫妻关系、子女教育、性道德等问题，这是同类的一些惊险动作片所不具备的，也使该片自然而然地上了一个档次。另外，电影是明星的事业，明星对影片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施瓦辛格和寇蒂丝两位男女主角不温不火的演技，让人们在目不暇接的紧张氛围中，领略到一种带有喜剧色彩的诙谐情调，令人过目不忘。</p><p> 在中国，巨片的概念有所不同，大投入、大场面、大明星、大导演等等并非是唯一的标准，构成一部巨片，积极的主题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周恩来》《焦裕禄》、《天云山传奇》等片投资并不很多，场面也不见得浩大，但是又有谁说它们不是巨片？</p><p> （原载1995.5.26《上钢工人报》）</p> <p> 连接世界的窗口</p><p> 记得刚有了电视机那会儿，老为那根小小的天线烦恼，因为居家条件差，接受效果很不理想。看个节目，把根天线折腾来折腾去，手脚不停。雷达天线、鱼骨天线、自制天线，什么都试过了，还不见有多少改进，好端端的电视机横生出不少毛病来。过去上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七零八落的电视天线，构成了都市的一大独特景观。不知你留心没有，现在这些个天线很大部分正悄悄地撤离房顶，因为近年来兴起的有线电视，正大步跨入沪上百万家庭之中。靠着地面卫星接收装置，有线电视接收从微信上传来的电视信号，再通过形成网络的有线线路传给众多居家中的电视机。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终端，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视界！不仅使人们摆脱了反复地转动天线的烦恼，而且十多个频道都没有重影、雪花、扭曲现象，只只清爽，画面真叫人赏心悦目，要不说现在的电影上座率低呢，我看有线电视的冲击是一大因素。十多只频道丰富多彩的节目放着不看，你再叫人们掏腰包去电影院看电影，难怪不少人不干呢。银线连万家，心在神州游，有线电视是我们与世界连接的一个窗口，它的崛起不仅为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增添了乐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建设快速前进的精神风貌。</p><p> （原载1995.6.30《上钢工人报》）</p> <p> 难再“过瘾”</p><p> 遭此“封杀”，恐怕连江姗、史可自己也没有想到。最近国家广电部命令中央视、播三个台暂停对她们的宣传，原定计划被取消，原录制的节目近期也不准再播。除去“文革”，这在新中国演艺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原因盖出自她们在话剧《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演出中的表现。没有比这样的决定对演员的震动更大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年功”，演员不就是演戏吗？现在连“出镜”的机会也不给你，看你还能怎么着？先前有“捧杀”，现在有“封杀”，“明星”们该警惕些，悠着点了！据资料反映，我国每年投拍的电影和电视，因主要演员中途退场造成的损失不下数千万元。不排除一些客观因素，但就绝大多数情况，还是为那“名气”所累，“效益”所逼。追逐近利，必有远虑。成名不易，如果演员能经常回顾回顾自己成名的艰辛之路，恐怕就不会发生此类现象，唯我独尊，蔑视观众毕竟使大多数人反感。演员重要的是艺德，京剧大师盖叫天为尊重观众，摔断了腿依然坚持演出；话剧艺术家李默然带病演戏，直至昏倒在台上……这样的例子在演艺圈不胜枚举。视观众为上帝，与大众同呼吸的艺术家才是真正的明星，他们将长久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尊重，这也是一种哲学。</p><p> 演戏也会成瘾，有意思的是江姗和王志文就合演过一部电视剧《过把瘾就死》，不过，她近期就难再“过瘾”了。</p><p> （原载1995.9.1《上钢工人报》）</p> <p> “阿甘”何以”不火”</p><p> 去年刚获得奥斯卡六项大奖的《阿甘正传》，传媒报道全球票房收入已达6.61亿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票房收入的第四位，主演汤姆汉克斯也一下子有3000万美元的回报，真可谓风光独占。然而，“阿甘”在沪上遭到了冷遇，一般影院上座率仅三、四成，双休日也就五、六成，远不及前不久同样是巨片的《真实的谎言》、《亡命天涯》等的“火爆”。“阿甘”何以不“火”？被誉为“十部基本表现世界优秀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之一的《阿甘正传》，无论是主题、摄影、表演乃至音响，都堪称一流。作为一部传记片、正剧（当然具有美国风格），130多分钟你坐在影院里绝不会感到冗长和乏味，相反，却会被整部影片的进取、乐观、积极的精神所感染，促使人们对生命的哲学作一番思考，就这一点说，《阿甘正传》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真实的谎言》、《亡命天涯》等片。如果用挑剔的目光看，影片主人公从“愚者”到成功者的经历过于神奇，缺少平实、细腻的情节来衬垫，显得单薄；另外影片在我国放映的译制水平尤其是配音水平不能令人满意，画龙点睛的片名《阿甘正传》，粗粗一看会使人联想起港、台某部打闹片，或者是内地的某部喜剧片，缺乏像《魂断蓝桥》、《生逢七月四日》那样的诗意和象征意义。</p><p> （原载1995.9.22《上钢工人报》）</p> <p> 洛桑·洛桑</p><p> 不经意地翻阅着已过去好几天的《新民晚报》。角落里一条不起眼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青年演员洛桑与车祸身亡。旁边还配发着一张洛桑过去演出中的剧照，好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学吹号。</p><p> 洛桑是近两年在荧屏频频亮相且广受欢迎的青年曲艺演员，他和他的老师兼搭档尹博林创作演出的《洛桑学艺》系列，独树一帜，风靡全国。洛桑的模仿能力极强，演谁像谁，尤其是用嘴“演奏”各种乐器更是堪称一绝，在名家林立的京城闯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印象中，洛桑是一个十分谦逊的藏族小伙子，成名后很多记者采访他，他总是谈尹老师怎样教他学艺、做人，绝少谈自己，摆“明星谱”，反复强调自己刚出道，以后路还很长。</p><p>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这老话真是一点不假。洛桑去了，年仅2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想，按照洛桑的天性和聪颖，在天国里也许不会太寂寞，不过喜爱他的观众难免心里要空落一阵子，人们将长久地记起他留下的笑声，想起他的名字：洛桑·洛桑。</p><p> （原载1995.11.17《上钢工人报》）</p> <p> ”发仔”就此“收山”？</p><p> 慕名去看台湾“金马”影帝周润发主演的《老板的故事》，原因有二：一次难以忘怀“发仔”在《上海滩》里出色的表演和独具魅力的形象；二是传媒纷纷报道《老板的故事》是“发仔”的“封箱之作，拍完此片，他将去美国隐居”云云。一路风尘赶去影院，一个半小时使人大失所望。该片故事框架源于八十年代美国的一部西部片，编导移植过程中表现手法单一，情节安排粗糙突兀，传奇色彩过于浓烈，使人看不懂究竟是哪个朝代发生的故事。尤其使人倒胃口的是贯穿全片的所谓“爱情”主线，无头无尾，哗众取宠，表面上看是剑拔弩张叫人窒息，实际上仔细推敲编造得毫无道理。该片名义上是合拍片，实为典型的“港片”，“港味”甚浓。“发仔”在影片中的表演也没有大的突破，打扮、口吻宛如又一个“许文强”，只是背微驼、人发胖，举手投足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了。一般来说，“封箱”之作是一个演员的优秀之作、隽永之作，“发仔”难道就用这样不伦不类的片子“收山”？</p><p> （原载1995.11.24《上钢工人报》）</p><p> </p> <p> 拍电视也不易</p><p> 看多了电视，总以为电视的拍摄要比电影简单、容易的多，直到前不久随厂有关组织参加了东视一台竞赛类综艺节目的录制，才使我的看法有了转变，深深地感悟到：拍电视也不易。</p><p> “赶 早”</p><p> 初赛第一场，编导要求各参赛队必在早晨五时以前到位等侯拍摄，于是为了不误拍摄，有的参赛队员凌晨二、三点就坐出租车从市区赶到武警指挥学校。有的人大衣一盖干脆就睡在厂里，后勤人员更忙，连夜准备着点心、开水、服装。拍摄那天五点以前，天刚蒙蒙亮，参赛的队伍都按时到了位，我下车后抬头一看，空旷的操场上东视的一长溜摄制工作车早已停候在那里，编导、摄像、服装、道具等都各自在忙着，沪上两位知名的主持人已着好装口中念念有词，正在紧张地背串联词呢。据他们说，这是在“赶场子”，一周要录制好几档节目，不化功夫不行。</p><p> “暴 晒”</p><p> 复赛有一个摄制景点安排在郊县的一个海塘周围，那天烈日当头，气候燥热，一组水上竞技的镜头拍了整整一个下午。无遮无拦的太阳烤的参赛队员浑身出汗，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喝着矿泉水解渴，只见一位女编导干脆用一块毛巾遮住了大半个脸，用已嘶哑的嗓子在现场大声喊叫、指挥着，那模样就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进村”，让人忍俊不禁。那个下午由于风吹日晒，次序有些乱，拍的很不顺利，一个简单的欢呼胜利的镜头也得重复拍好几遍。一直折腾到下午六时多，天完全黑下来，大队人马才离开现场，爬上汽车，许多人累得很快就睡着了，在马达轰鸣中进入梦乡。</p><p> “水 淹”</p><p> 决赛在无锡三国城等处举行，这里傍着太湖，景色秀美，碧波荡漾。编导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叫“草船借箭”的项目，一组水上攀援的镜头要求参赛者人人会水，否则容易出事故。摄影也很难，摄像师有的把机器架在一叶小舟上，有的把机器放在景点的最高处，努力调整着最好的角度。比赛一开始，各队争先恐后，也许因为紧张，不少人不慎掉入湖中，吃了几口水，更有水性稍差的，在湖中手舞足蹈，让人不由捏了一把汗。待得赤足“冲”上岸来，很多人都衣服湿透，全身直打哆嗦，还得操起弓，向那”草船”上射出一支支带本队色彩的箭，要等全部比赛结束才允许换上干服装。这么一组水上镜头，播放时五、六分钟，拍摄时却化了近两个小时，凝结了摄制者和被摄者的许多辛苦。</p><p> （原载1996.1.26《上钢工人报》）</p> <p> 眼睛与表演</p><p>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们总爱这样说。这句话对一个演员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演员主要就是通过这扇窗户，将角色内心复杂矛盾，无以名状、无法形容的感情的信息，准确到位地传递给观众，或喜或悲，或恨或怨，与观众的心息息交流。如果说，一个演员的眼睛“没戏”，势必会给人一种“残缺”的感觉。</p><p> 抛开整个故事情节有些“玄乎”之外，话剧演员陈奇在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承诺》中饰奶奶，非但年老，而且双目失明，照样将一位深明大义、心地善良而又有些相信命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令人过目不忘。充分显示了她那炉火纯青的演技。角色的眼睛是“瞎”的，对演员塑造人物形象显然不利，陈奇在剧中注重“避短扬长”，多用其他形体动作来刻画角色，以神态的细微变化传达出角色的规定情绪。剧中她紧蹙的眉头、颤动的双手、蹒跚的脚步以及说话时颤抖的嘴唇，言行举止不仅符合剧情，而且使观众信服：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老大娘。虽然眼“瞎”，陈奇的眼睛依然“有戏”。比如有一场戏，司机李清阳负荆来到容家，特意买了一只烧鸡给久未闻肉味的容家老小吃，只见奶奶颤颤地接过放着鸡大腿的粗碗，转身摸索到已故儿子的遗像前，此时已经失明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一声“承祝（其儿子）啊”，倾刻间带有各种情感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浓浊的泪珠顺着脸颊扑簌簌地往下掉……</p><p> 由此，也使人想起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又聋又瞎（当然演员是正常人），同是“残缺”人，但他们给予观众的是并不残缺的美感。</p><p> （原载1996.3.22《上钢工人报》）</p> <p> 主题好 演员好</p><p> ――杂说《宰相刘罗锅》</p><p> 这些年“清宫戏”层出不穷，但能在观众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凤毛麟爪，并不多见。很多影视从剧本筹划到专家论证，从人物造型到服装道具，所化经费和精力不可谓不巨，可效果几乎都是事倍功半。《宰相刘罗锅》这部带有明显荒诞喜剧色彩的电视剧却引起观众“满城争说”，自有其优势所在。首先是主题好。廉与贪、正与邪，怎样做人、做事、为官等等都是老百姓所关注的，编导的主观创作契合了观众客观的欣赏需求，称自己的作品“不是历史”是“野史”更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创作天地，是该说的话说透，该表的是表足，故事自然流畅，生动传神，比起那些带着港味的、肤浅的“戏说”类“清宫戏”自然高了一个层次。其次是演员好。主演李保田、王刚的身上都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底蕴，他们根据主题思想注重对角色的性格刻画和挖掘，使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剧中很多台词精彩淋漓，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很难把此情、此景、此语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这也是某些港台演员无法望其项背的。要论不足，正如李保田所说：砍掉十集，能成精品。《宰相刘罗锅》集与集之间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些单集节奏拖沓，水份比较明显，这也是我国一些长篇电视连续剧的一个通病。</p><p> （原载1996.5.10《上钢工人报》）</p> <p> 难成上品的《冬天》</p><p> 记得李保田对其主演的《宰相刘罗锅》说过这样一句话：砍掉十集，能成精品。借用李保田的这句话，可以对电视连续剧《走过冬天的女人》作这样一个小结：缩短五集，兴许能称上品。</p><p> 《冬天》表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制过程中几十万职工转岗、下岗、重新就业上岗等令人关注的现实问题，收视热点是抓准了，但艺术上的不足却使它很难成为一部富有特色的精品。首先是水分过多，情节拖沓，缺少撼人心魄的“高潮戏”。整个故事平铺直叙，主线、副线条理不够清晰，给人有一种拍到哪里是哪里的感觉。节奏缓慢，常常是毫无道理的一个长镜头在女主角脸上推来摇去而不厌其烦。一段剧情明明在一、两分钟可以交代清楚，却硬是凑成八、九分钟，甚至更长，影响了观众的欣赏兴趣，所以该剧虽然开播时收视率尚可，随着故事的展开，收视率反而降低了。其次，有“编”的痕迹，“切口”使用过多。比如谷凌与阿珍的几场戏，两人在阳台上你来我去，如入无人之境，在“72家房客”的石库门弄堂里，张望的、好奇的、议论的、窥探的“好事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够真实和生活化。另外为突出地域性，编导在沪语版中使用了不少被称为“切口”的上海话，令人感到不够恰当，也不利于人物形象塑造和上海话的纯洁，尤其从当过劳模的阿珍口中左一句“台巴子”右一句“台巴子”地讲话，听了叫人不舒服。再次，领衔主演的潘虹在表演上显得有些矫饰、做作，缺乏一种让人信服的认同感，方言和地域特色也都帮不上她的忙，纺织女工的气质就是出不来，怎么看都是她过去演过的知识女性，还有《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井》中的徐丽莎等角色的影子。相反，一些配角的表演还算到位，方青卓的秀娟，沈荣海的况大明，许承先的陈司民都有光彩。值得一提的还有徐松子，作为本剧的导演似乎并不成功，但她在该剧中客串的女老板雪莉一角，举手投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这个角色身上，你还能找到《芙蓉镇》中那个坏女人李国香的身影么？</p><p> （原载1996.9.27《上钢工人报》）</p> <p> 生活少不了诙谐幽默</p><p> ――谈电视剧《临时家庭》</p><p> 不知何故，只播了40集，《临时家庭》在荧屏中“消失”了。报章有人说，该剧“在白相观众”。以笔者所见，《临时家庭》尽管有不足，如作为系列剧集与集之间的水准参差不齐，编导打的诸多“明星”牌不少人仅是走了过场等等，但整个基调还是健康向上的。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形式，别具一格地展示了当代都市生活中商品经济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该剧采取通俗的手法，重在增强娱乐性，让观众有参与感。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现场场景的调度及效果气氛的烘托，都较好地顾及到现代观众的观赏心理及承受能力。就其主旨而言，《临时家庭》的不少“笑话”都源于现实生活，都是些平头百姓司空见惯的事，其中不乏针砭时弊、发人深思的细节，编导演们在善意、轻快的调侃中，运用夸张、批评、讽刺甚至是荒诞等技巧，让观众们在笑声中得到某种启迪和心灵的撞击。这种诙谐幽默、制作成本较低的电视剧在中国电视行业从无到有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在百花齐放的荧屏世界、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应当有它的一席之地。编导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在推出前特意在京、沪等地试播了几集，以期听取意见、修改提高。在上海地区播放时，据笔者了解，收视率并不低，许多家庭在“黄金时间”打开电视机，就是为了看看梁天们今朝又有啥个新“花样经”，远未达到“受到白相”的程度。</p><p> 该剧编导将《临时家庭》定位为“大型系列室内幽默剧”，确实，现代生活少不了诙谐幽默，尤其是搏击中的人们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p><p> （原载1997.1.10《上钢工人报》）</p> <p> 波澜壮阔 中流砥柱</p><p> ――电视系列片《邓小平》观感</p><p> 以文献纪录片的形式反映领袖人物的经历，在我国的荧屏上还不多见，《邓小平》以恢宏的气势、宽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光辉的革命历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风采扑面而来！</p><p> 长达12集的《邓小平》既可以看作邓小平这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人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次很好的回顾，对于我们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及“九七”香港回归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使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向一位对我们的国家民族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领袖，深沉感人的笔触，珍贵真实的画面，反映出小平同志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都坚持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都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两手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更集中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胆略，以及作为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他身上表现的百折不挠、求实苦干的精神和品格，体现了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当我们重走他当年落难江西的乡间小道时，当我们品味他坐飞速前进的列车所说的话语：“我们现在坐这样的车正合适”时，当我们倾听华西村村民关于“翻两番”的宏大构想时，当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时，我们不禁要同国庆35周年阅兵游行仪式上那些大学生一样，亲切地从心底里喊出“小平你好”！</p><p> 一部纪录片的摄制有时往往比电视剧更费精力。《邓小平》从筹拍到播出，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期间摄制组国际国内采访百多人，行程数百万公里，使得很多珍贵画面、文物史料、讲话原声带首次公诸于众，剪辑、音乐、解说词的撰写均显得自然、大气、简洁，赵忠祥凝重、沉着的音色，使该片具有极强的可看性。期待荧屏多出现这样的佳作。</p><p> （原载1997.2.28《上钢工人报》）</p> <p> 意犹未尽 战无穷期</p><p> ――影片《黑暗势力》赏析</p><p> 《黑暗势力》是一部惊险样式的意大利影片。它描绘了反黑局警官卡罗奉召出山，负责调查在意大利境内接二连三发生的爆炸事件及人命惨案，在正直的女法官沙伏娜的密切配合下，历经险恶，克服困难，谜团逐一解开。人物关系，罪犯背景渐趋明朗，最后发现国家情报局长拉维达等人与黑手党相互勾结，大肆作权钱交易及至内讧杀人、嫁祸于人的罪恶行径，更令人惊讶的是不仅卡罗的搭档也遭到了收买，连道貌岸然的国家内务部长也参与了贪污受贿，侵吞了大量的国家财产……</p><p> 影片以犀利的锋芒，直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伪善性和腐败性。整个故事并不回避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五光十色的表面繁荣及高度的物质文明，摄影以明朗的光线、快捷的节奏、斑斓的色彩，表现了都市的旖旎风光，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由此也被衬托得撼人心魄。影片的情节紧凑，悬念连着悬念，枪战、车逐等不少特技镜头天衣无缝，主要人物的刻画也较自然生动，整个故事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p><p> 影片结尾，那个垂而不死的黑手党党魁一番有关“钱与权”的“自白”，不仅暗喻了影片的主题，意味深长，而且赋予了剧情以极强的时空延伸感，表明：只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一天，黑暗势力就有其市场，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真正的生死较量来日方长，好戏还在后头。对观众来说，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真可谓：意犹未尽，战无穷期！</p><p> （原载1997.5.30《上钢工人报》）</p> <p> 用鲜明的现代意识关照历史</p><p> ――简评《鸦片战争》</p><p> 一部史诗式样的影片，如果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直观展示当时的社会背景、典型环境、人物命运，应该说无可厚非。但仅有这些显然不够，优秀的作品应该是编导审美理想的再现，是客观反映与主观评价的统一。</p><p> 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曾经出现过的人物，能够站在今天的高度加以典型化。大胆地、精心地进行概括和提炼，以昭示历史，启迪后人，从这一角度分析，影片《鸦片战争》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谢晋在片头开宗明义地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它曾经屈辱的历史。与30多年前那部《林则徐》相比，我们除了再睹林则徐销烟230万公斤，关天培浴血洒炮台的历史壮景，领略到影片的严谨构思、磅礴气势外，还感受到了视野的拓展，思想的涌动。这是由于编导力求用现代意识的历史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以今天的目光去观照已逝去的历史，以反思的精神来表现本已久远的故事，赋予了角色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无论是林则徐之辈也好，还是琦善之流也罢，都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历史，而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历史、诠释历史、“演义”历史，努力带给观众以一种思辨、一种回味、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而这恰恰是一部平庸的影片难以企及的。看过《鸦片战争》，我们至少应该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穿鼻”，被索银、被侵略。只有祖国强大，才能不受欺侮，一个民族应该奋起，不能坐井观天，只有振兴，才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p><p> “东方之珠”已经回归，沉重的历史画卷已被翻了过去，《鸦片战争》留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那珠江口的销烟池，虎门上的古炮台……</p><p> （原载1997.7.18《上钢工人报》）</p> <p> 《红河谷》――扬民族正气</p><p> 鲜明的主题、正确的审美把握，使《红河谷》在众多表现藏民族的文艺作品中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影片摒弃了那种背离生活实现、对藏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作猎奇式的、肤浅的甚至是扭曲的、丑化的反映窠臼，不追求低级趣味、不信口夸张愚钝，不曲意迎合海外某些人的口味，而是从浩瀚似海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广博胸襟出发，从史实中提炼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壮丽画卷，真实、浓烈、明快、抒情的格调再现了藏民族历史风情，文化渊源、民俗习性的原生原貌，表达了藏民族勤劳朴实、热爱和平及企盼藏汉民族和睦共处、同图大业的心声。</p><p> 正是在编导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思想关照下，我们在影片中所见到的藏民族个体形象充满了一种阳刚、健康的气息，粗犷刚强、诚实善良、有情有义，就连头人、翻译等上层人物在圣洁家园被践踏、古老文明被沾污、大敌压境面前也显示了一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可贵气节，一扫我们在过去许多文艺作品中常常见到的藏民族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萎颓、灰暗、压抑的人物形象，弘扬了民族正气。当然，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史实依据，但是《红河谷》对藏民族的描绘，无疑会给我们的银屏带来一股清新之风。</p><p> 金戈铁马，残阳如血。红河谷里回荡着历史的声音，雪山顶上掩埋着岁月的尘埃。硝烟散尽，英雄们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诚如鲁迅先生所断言：“石在，火是不会灭的”。</p><p> （原载1997.8.1《上钢工人报》）</p> <p> 佳作难续</p><p> 上视在黄金时间播出28集电视连续剧《若男和她的儿女们》，是几年前颇受赞誉的《上海一家人》的续集。故事主要通过若男、赵正、赵义、银娣几个不同家庭展示若男他们这一辈及他们的后代在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中的命运轨迹、情感心态。改编拍的精致、大气，某些方面比《上海一家人》有所超越。但据了解，收视率却不及当初的《上海一家人》。笔者管见，收视率的不高，不外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续集的人物众多，条线复杂，不少人和事并不与《上海一家人》有必然的联系，仅仅靠“闪回”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显然不够；其次演员大换班并非明智之举，一部片子换了演员，无论作续的演员如何卖力，仍会给人“断层”之感，就像歌曲原唱者就是原唱者一样。况且《上海一家人》中何伟、李羚等人也是出色的艺术家，按理说跨越年代出演续集当无问题；再次与不久前成为观众收视热点的《儿女情长》、《夺子战争》等剧相比，续集中表现的地域性不够强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围绕“上海”作文章，就不应忽视特有的“上海味”，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特色语言的运用和场景的选择、道具的挑选等等，都要向这方面靠拢。</p><p> 佳作难续。古今中外，为名篇名剧作续，成功者廖廖，吃力不讨好者则众多。客观地说，倘若单独成剧，《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不失为上乘，只是打出“续集”旗号，创作上必然有难度，尤其是面对一部已在观众中有影响的作品。对此，编剧、导演、演员又作何感想呢？能使出一招“杀手锏”吗？</p><p> （原载1997.10.20《上钢工人报》）</p> <p> 奉献在放飞白鸽的日子</p><p> ――《和平年代》观感</p><p> 表面上看起来讲述的是军人在没有战争的岁月里的普通故事，实际上却是部有很深内涵、信息量极大的军事题材电视长剧。《和平年代》受观众注目绝非偶然，主创者经过数年努力，几易其稿，第一次在荧屏上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和平年代中国军人的思想特点、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编导们并且力争把这种展现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某种大片的厚度。23集的篇幅以一支特种部队的组建为主线，以一批年轻的当代军人为主角，通过自卫反击战、百万大裁军、走精兵之路、特区大发展及准备进驻香港等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生动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在这注定要永载史册的历史阶段回顾、认识的同时，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在“放飞白鸽”、没有硝烟的岁月里为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经济大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所付出的沉重而又必要的牺牲，真切表现了官兵们面对巨大变化困惑、窘迫、理解、服从的心路历程，热情讴歌了当代军人默默奉献、甘于清贫、忠于职守的高尚情怀。</p><p> 与《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一批电视剧不同的是，《和平年代》除了同样大力颂扬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外，多了对和平年代军人人性人格的大胆抒写，精神园地的深刻开掘，行为价值的寻求思考。在这种气势宏大又不乏细腻准确的艺术框架下，人物鲜活了起来，性格跃然纸上。剧中的秦子雄、章大军、闻勇以及慕容兄妹等当代军人群像令人过目难忘。他们对事业、生活、爱情的追求引发观众思索，进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在当今社会的某些层面，当理想被世俗的实用主义所取代，当崇高被无聊的市井调侃所淹没，当热情被熟视无睹的平庸所耗尽，人们需要与剧中的主人公一样，去探求一种精神，一种能够燃烧青春和生命、支撑信仰和情感的精神！略显不平衡的是，在军地两条线上，编导对军营生活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而在对地方的描写尺度上尚有追求戏剧效果等不足。</p><p> （原载1997.12.8《上钢工人报》）</p> <p> 《泰坦尼克号》：亮点与支点</p><p> 现今在以科幻片和暴力片为主的美国影坛，回归拍摄传统的人生经历和爱情故事，无疑需要较大的胆略和勇气。导演卡梅隆自己评述《泰坦尼克号》：不仅是寓言、童话或人性弱点的隐语，更是忠诚、献身和爱的代名词。具备如此宗旨的影片本身就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促使一个“老故事”亮点迭出。灾难临头、生死抉择面前，影片为我们读解了人性、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珍惜和自尊、爱情以及由爱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强与畏缩、善良与投机、无私与贪婪、美丽与丑陋是如此地不相容地泾渭分明，人性的光辉和阴暗在这里暴露无遗。至于男女主人公“快餐式”的爱情，虽然带有好莱坞的印记，但由此而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却是人类追求的真谛。影片在这一层面上满足了人对纯真爱情渴望与向往的心理，很有说服力地使人们相信：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p><p> 世纪初的这次“冰海沉船”，影视作品已多有表现，卡梅隆驾驶的《泰塔尼克号》支点是试图向人们证明：作为艺术品，电影表现形式的探索没有极致。创纪录的2.5亿美元的巨额投资，5500余个天衣无缝的电脑科技摄影镜头，恢宏壮观的精彩场面，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和探秘情趣。影片的音乐也非常优美动人，而且与整个故事的剧情十分吻合，主题歌《我的心将去》更是荡气回肠、催人泪下，难怪《泰坦尼克号》刚刚问世，主题歌的旋律却已早早地在我们这个大都市先期“登陆”。</p><p> 时代在进步，世纪将更新。银幕上的这艘“梦之船”乘风破浪驶向彼岸，商业行为也好，肆意炒作也罢，它不得不使我们沉思：面对世界上最为广阔的电影市场，面对数量高达十多亿的观众群体，我们自己如何拍出适合我们国情的“巨片”来。</p><p> （原载1998.6.8《一钢新闻》）</p> <p> 刘琼不老</p><p> 潇洒的风度依旧，儒雅的气质依旧，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刘琼近来频频出镜：刚刚领衔《上海故事》，又将投入《股市人生》，这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以其一贯的深沉、大气、内涵丰富的表演风格，给喧嚣浮躁的演艺天地抹上了一道绚丽的彩霞。</p><p> 刘琼，1913年生于湖南湘阴，1934年经当时的“电影皇帝”金焰的介绍，正式加盟明星影片公司，开始其职业电影演员的生涯。他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由孙瑜编导、聂耳作曲的《大路》，1940年当选为“影帝”。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辛勤耕耘，参加拍摄的影片有上百部之多，鲜明的银幕形象，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他所塑造的电影《女篮五号》中篮球教练田振华和《牧马人》中华侨实业家许景由两个角色，由于一举手、一投足中溶入了自己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加上深刻的理解和娴熟的把握，使之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至今让观众津津乐道，有人因此而称其为“中国的格力高利·派克”。除了演出之外，刘琼还是一位善导各类题材影片的导演，《翠谷钟声》、《两个小足球队》、《51号兵站》、《沙漠驼铃》、《宋士杰》、《阿诗玛》及《海上生明月》等十多部片子都出自他手，其中他自编自导的《阿诗玛》在1982年西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周上，荣获了最佳舞蹈片奖。鉴于这位老影人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贡献，前两年他还被中国电影表演学会授予了“特别奖”。</p><p> 说起来与篮球有缘，满头银丝的刘琼至今仍是上海文艺界“古花”元老篮球队的一名正式成员。</p><p> （原载1998.7.27《一钢新闻》）</p> <p> 敬 意</p><p> 演戏要生活，生活不演戏。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论题。演员在进入角色时必须生活化，否则难以被观众认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演员就不能像演戏那样的扮演多种角色，这起码涉及到一个演员的道德品质。当然，在人才辈出的电影圈内，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确实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列，而在今天这个多雨的季节，刚刚驾鹤西去的刘琼老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p><p> 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即享誉影坛的老影人，刘琼的艺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一生主演或参演过70余部影片，执导过十数部影片，不少作品在国内外获奖，曾经的灿烂和辉煌绝非现今某些“新星”所能比拟。有人甚至将他比喻成中国的“格利高利·派克”。然而刘琼老人令人心生敬意并不仅仅是他独放异彩的艺术成就，还在于他在生活中的修养和为人。我们看到的艺术家刘琼，永远是一种儒雅、整洁、潇洒、恭谦的健康形象，即使已到了黄昏时节，挺直的腰板、纹丝不乱的鬓发、仍时时散发出一种令人敬仰的人格魅力。作为一位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老电影工作者，你很难听到有关他的“绯闻”，倒是不时传出他关怀他人的“轶事”，比如他曾倾力相助陷于困境中的影片《阿诗玛》女主角杨丽坤，时时不忘提携同是“古花”篮球队队友的舒适、乔奇及“老搭档”秦怡……电影厂的老厂长这样评价他：他为人随和，不摆什么架子，大家都非常尊敬他。他从来不张扬自己，非常可爱，人品实在太好了……同事们这样形容他：就是在“文革”期间，他遭受批判，无论斗得多么严重，他在离开电影厂的一霎那，也会昂首挺胸，就像去赴宴一样……</p><p> 这回，身体一直硬朗的刘琼说走就走了，快得甚至来不及整一整领口、捋一捋衣袖，使得众多热爱他的影迷黯然神伤，但，人们对他的这份敬意将永存各自的记忆中。</p><p> 写出对刘琼老先生的这份敬意，乃是要学习他的德艺双馨的高贵品质，并以此加强自身的修养。</p><p> （原载2002.6.10《一钢新闻》）</p> <p> 炒作提不高收视率</p><p> 一部作品，还未开播甚至还没写完，大小“炒手”就开始轰轰烈烈的轮番炒作，极尽传送绯闻，渲染秘事之手段，尤其是有“大明星”、“大导演”参与其间的作品，更是欲创“出奇制胜”、“先声压人”之奇效。然而，决定作品收视率的高低，最终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及观众的反应。以电视剧《火烧阿房宫》为例，前期的炒作可谓沸沸扬扬，先是导演李翰祥猝死，继而“荆轲”扮演者中途易帜，“大明星”又坚持一人饰三角、大量增加戏码……然而在本地播出之后，离奇的故事情节，常识性的历史错误，某些演员恶俗的扮相及没有光彩的表演，使收视率距一部“大片”要求相去甚远，观众的反应出奇地冷淡。近闻主播单位由于该剧收视率极低，而将其逐出了“黄金时间”。</p><p> 电视剧是否走红，屏幕是最好的检验，套用《宰相刘罗锅》中的一句话，叫做天地之间有杆秤，观众的心就是那秤杆上的星。人为炒作或自抬身价，结果往往是一厢情愿，观众并不买账。而一些优秀作品，编导并没有刻意宣传，观众却给它们打了高分，像广东的《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上海的《孽债》、《儿女情长》、《何须再回首》等，都是在播出之后逐渐受到观众欢迎的。笔者1997年夏曾公出赴京，住一家招待所，一到晚上，几乎每个房间的电视机都在收看《儿女情长》，京津两大电视台同时在播出，真可谓“满城争睹童家事，众口齐夸儿女孝”，这才是真正的“火”！因此要想提高收视率，还得在剧本和演技上下功夫，抓住观众的心。反之，炒作提不高收视率。</p><p> （原载1998.9.14《一钢新闻》）</p> <p> 从《红色恋人》说起</p><p> 平心而论，单以《红色恋人》的影像质量而言，《红色恋人》拍的很精致，但离奇的故事、异化的情节使它在真实度方面打了折扣。张国荣出演地下党，更可以看作是编导一种纯粹的商业方面的考虑。若用形象、气质、演技等诸方面标准衡量，大陆适合扮演“靳”的演员大有人在。从表演效果看，张并没有给观众带来突破性的东西，似乎还没有从《胭脂扣》、《风月》、《霸王别姬》等一些引起我们见过的片子中走出来，缠绵的、阴柔的、略带女性化的风格与“靳”这个腥风血雨中的革命者形象反差甚大，缺乏典型意义。但是由于他的加盟，媒体在影片的制作、上映阶段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这又是编导所愿意看到的，毕竟投入了3000万元的人民币，血本无还是每一个“电影人”最惨的结局，在这儿讨论“像不像”、“真不真”又是次要的了。依我看，内地和港台包括国外的文化交流是必要的，合作拍片是影视界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现代社会当然也能包容商业行为。某些大明星的演技也确实有过人之处，但再好的演员也绝不会是所有的角色都合适，经验的积累毕竟有限，尤其是《红色恋人》这类特殊的题材，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迥异、思想意识方法的区别，港台方面的演员要想达到完全或充分的感知、认同和沟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由此来看，我们在一些影视片中常常见到的某些港台明星扮演内地的人民警官、检察官等角色，让人感到生硬和做作，就不足为怪了。须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连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思想都十分吃力，奢望他们有血有肉地演绎共产党人、国家工作人员等特定人物的思想道德情操，显然是要求过高了。好在现今影视界的明星流行“提词”，就是你不会念、不理解、不体验台词不要紧，自有人（一般是副导演）在拍摄现场一字一句地“教”你，你只需做到“阿宝背书”般即可，再不济，你只管念“一、二、三、四……”，后期制作找人配音就是了。话题是扯远了些，却是反映了现今影视片制作方面的一些弊端。</p><p> （原载1998.11.30《一钢新闻》）</p> <p> 老歌新唱 意味深长</p><p> ――电视连续剧《抉择》一议</p><p> 电视连续剧《抉择》以敢于直面反腐倡廉、国企改革等当代社会重点、难点问题而令人瞩目，著名演员李雪健、李幼斌、高明等联诀出演也倍受观众关注。值得一议的还有该剧的片首和片尾别具一格地选用了同一首老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使人耳熟能详的旧旋律唱出了新味道，十分契合主题，听后发人深省。在艺术处理上，片首用的是独唱，那深情、凝重的歌声仿佛从天外传来，像历史老人的忠告，又像是教科书的回顾，已经久违了的语句教人久久难忘；片尾用的是领唱加合唱，声音由轻到重，节奏由舒缓到激昂，一人唱众人和，一曲歌罢不由得使人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是啊，在反腐倡廉、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多么需要发扬和光大过去我们曾大力提倡过的“种子”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只有在人民的这片沃土上，“种子”才能茁壮地生根、开花、结果，如同共产主义不会消亡一样，共产党人的“种子”精神永远不该过时！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既用老歌又首尾呼应，一脉相传，使作品的品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这种老歌新唱、老歌新用，比起某些影视剧游离主题、费解难懂及无病呻吟的“主题歌”、“主题曲”来，给人情感上的冲击力不知要强过多少倍！</p><p> （原载1998.12.28《一钢新闻》）</p> <p> “戏说”也要好好说</p><p> 随着《宰相刘罗锅》的走红，又一批“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接踵而至。某大明星一人饰三角（后又兼导演）的《火烧阿房宫》就是其中一部。但看后颇感失望。该电视剧除了在制作开播前大肆炒作、迭传绯闻外，思想内涵单薄贫乏，时代背景跳跃游离，人物关系张冠李戴，演员的表演亦缺少新意。难怪在上海播出没几天，由于收视率低，主播单位将它逐出了”黄金时间”。</p><p> “戏说”也要好好说，因为影视剧的创作是一种思想作品，电影、电视又是覆盖面甚广的大众媒介。对一些百姓众所周知、民间流传甚广的历史人物、重要史实不应该随心所欲地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戏说”要有节度，描绘要有分寸，否则就容易误导观众，尤其是正在长知识的青少年。像火烧阿房宫明明是楚霸王项羽在荆轲死后燕国灭亡好几年干的事，现在电视剧将人物、年代都作了“嫁接”，这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p><p> 其次，大量“戏说”类影视剧的出现，是我们国家政治清明、法制健全、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生动体现。像《宰相刘罗锅》就在嬉笑怒骂中给了观众以启迪、反思和教育。但就大多数“戏说”类影视剧而言，有一个提高自身思想、文化品位的问题，不能老是风流皇帝、醋坛妃子、阴险太监、勇士佳人，也不要老是在满清王朝里面打转转。要有精品意识，注重影视剧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段，细心构思，大胆创作，少一些哗众取宠、插科打浑的低级噱头和风花雪月，多一些哲理性、思辨性和艺术性。</p><p> 再次，在表演上也要有自己的特色，“戏说”类的影视剧演员的选择、台词的功夫等方面都十分关键。要力戒缺少历史、文化底蕴的“港台味”及油嘴滑舌、嗲声嗲气、娇揉造作的毛病。要知道此类片子一、二部观众可能还觉新鲜，泛滥成灾观众就不会买帐了。</p><p> “戏说”也要好好说，“戏说”也可以好好说！</p><p> （原载1998年第3期《电影评介》）</p> <p> 编导少琢磨 剧名多雷同</p><p> 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剧名就好比是外包装，好的片名可使作品锦上添花，给人以美感；差的片名却令作品黯然失色，会让人不知所云。如今的影视剧名越来越多地出现雷同现象，比如《我爱我家》一炮走红，《我儿我女》、《我血我情》、《我血我泪》等就接踵而至；《咱爸咱妈》广受赞誉，《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婆婆媳妇小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等就结队而来；最近的《岁月无泪》、《岁月无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也只有一字之异。</p><p> 出现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编导创作手法浅俗，在该画龙点睛的地方不愿多花心思。为了促进影视艺术的健康发展，我愿编导们在剧名上多琢磨琢磨，少一些这样的“连锁反应”。</p><p> （原载1998.7.24《每周广播电视》）</p> <p> 演员搭配欠和谐</p><p> 荧屏上的《小楼春雨》渐入佳境，观众被围绕着小洋楼而展开的两代人的恩恩怨怨故事所吸引。奇梦石、向梅两位艺术家的加盟更是给该剧增添了一道亮色，他们炉火纯青的表演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编导在演员的选配上尚有值得推敲之处：比如，剧中赵家玉和赵润生分别由向梅和翟乃社饰演，从外形看，向梅相对年轻而翟乃社沧桑感过强，叫人乍一看有同一代人之感，不像是母子关系：再如，方华生和陈淑敏这一对夫妻，由于扮演者外形差异较大，到反而像两辈人……一部影视剧，编导根据角色选准单个演员还不够，同时还应注意演员之间搭配的和谐以达合情合理。否则会给人以“做戏”、“虚假”的感觉，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就要打些折扣了。</p><p> （原载1998.11.2《每周广播电视》）</p> <p> 影视片名须斟酌</p><p> 作为一件艺术品，影视剧的名字就好比是外包装，起着提炼、宣传主题、揭示、概括内容的重要作用，一个好的影视剧名可使作品锦上添花。叫人久久回味，反之，让作品黯然失色，令人不知所云。</p><p> 纵观现今影视剧，精心构思，充满诗情画意的绝妙片名难寻踪迹，屡见不鲜的是缺乏个性和精品意识的“多米诺骨牌”现象：比如，《我爱我家》前些年走红，类似的《咱爸咱妈》、《我儿我女》、《我血我情》、《同喜同喜》、《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就结队而来；再比如，《站直罗，别趴下》在国内外获了奖，一时间大白话片名《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小姐，别敲门》、《红灯停、绿灯行》、《你以为你是谁》、《没事儿偷着乐》、《有话好好说》等就接踵而至。真不知道今后是不是会出现《干嘛呢？吃饭去》、《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更“家常”的片名。</p><p> 影视剧名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客观地折射出某些编导驾驭作品的能力差和艺术构思的浅俗，在该“画龙点睛”的地方不愿多动脑筋，求方便，图省事。为了我国影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愿今后多出现一些经过精雕细琢，耐人品味的好片名！</p><p> （原载1999.1.9《宝钢日报》周末版）</p> <p> 好节目不嫌长</p><p> 每逢周六，上视有一台“五星奖和成大擂台”节目颇受观众欢迎，作为一档由业余选手参赛、观众自愿参与的综艺类栏目，编导的定位准确，筹划有方，“那个年代的歌”、“成人戏曲比赛”、“残疾朋友歌唱大赛”等单元的质量越来越高，令人目不暇接，两位年轻的节目主持人也日趋成熟，他们从容大度，措辞得体，给人一种亲切、清新之感，与整台节目相映成辉，非常和谐。</p><p> 观众的参与程度，是节目成功的关键，这已被许多事实所印证，从中央台的“实话实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上视、东视的“智力大冲浪”、“幸福快车”、“快乐大转盘”，莫不如此。实际上这都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卡拉OK”。像“五星奖和成大擂台”就抓住民间“打擂”的性质，刻意在现场营造一种气氛，不使其显得过分古板、严肃，包括让观众当评委、报分数和星数、介绍参赛者业余生活等细节，不仅满足了观众参与的欲望，更体现了“轻轻松松参加比赛、欢欢喜喜不计成败”的节目主旨。</p><p> 时间是一个相对的过程。眼下荧屏大战正酣，仅上海地区就能收到20个左右的电视频道。对那些肆无忌惮地在电视里东拉西扯、插科打浑、“水份”十足的节目，观众理所当然也会说“不”，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对“五星奖和成大擂台”这类重在观众参与、越办越红火的节目，短短一个来小时，观众尤嫌过短。</p><p> （原载1999.1.18《一钢新闻》）</p> <p> 演员应服从角色</p><p> 张国荣――地下党员、汤镇宗――检察官、叶玉卿――人民警察、温兆伦――解放军战士……，时下的港台“明星”，在塑造角色上似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p><p> 诚然，某些港台“明星”的演技确有高人一筹之处，票房号召力强，有众多的“追星族”。但实践证明，再好的演员也并非所有的角色都合适。尤其是大陆一些特殊题材的影视片，由于生活文化背景的差异，思想意识方式的区别，港台“明星”和内地的演员要达到同一水准的沟通、理解及感知，就目前而言，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媒体中的“亮相”可以得知，港台“明星”中的一些人连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主观想法都十分吃力，奢望他们“有血有肉有生活”地演绎国家工作人员等特定群体的思想、道德、情操，要求显然是过高了。由此看来，观众在一些影视片中看到有的港台“明星”扮演的人物形象会哑然失笑就不足为怪了。</p><p> 一部影视剧的创作，出于商业等方面的因素考虑，编导邀请某些港台演员加盟，打“明星”牌并非坏事，但在“主旋律”等特定题材作品中安排角色要掌握一个“度”，关键在于合适不合适，如果“反差”过分强烈，观众起先还会看个新鲜，接二连三就倒胃口了：毕竟在内地，气质、形象、演技俱佳的演员大有人在。</p><p> （原载1999.1.23《宝钢日报》周末版）</p> <p> 平常心看晚会</p><p> 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又将拉开帷幕。一台综合性的文艺节目，坚持了17年，不容易，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平心而论，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这台晚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编导演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与最初几届晚会不同的是，现在办春节联欢晚会，时间大大地往前移了，往往是上一年度刚一结束，就马不停蹄地筹备下一年度，论证座谈、推出方案、招标投标、组织创作、选择演员、反复排练，形成了一套既定的程序，观众也往往是在还没有开播前就在进行“评头论足”、“实话实说”：对主持人、对演员、对节目板块……带着期盼，带着希翼，更带着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联欢晚会就像一到春节“大餐”，牵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但对一个长达四、五个小时，现场直播和覆盖面甚广（包括海外）的晚会来说，要做到“老少咸宜”、“年年有突破”确实很难。以我们见过的国家级艺术团体的一台节目为例，其中既有“曲高和寡”者，也有“阳春白雪”者、“下里巴人”者，每个节目让观众都打100分几乎不可能，所谓“众口难调”也就是这个道理。见仁见智，各有所爱，人们的欣赏趣味差异极大，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也不可能“舆论一样”。以笔者所见，对春节联欢晚会要以平常心观之，只要编导演们尽心尽力，把观众放在首位，让观众能各取所需，充分体现出中华传统的庆新年的欢乐、团结、祥和气氛，振奋全民族精神，也就可以了。</p><p> （原载1999.2.8《一钢新闻》）</p> <p> 是走出“清宫”的时候了</p><p> 近日电视里的清宫戏真是“盛况”空前，一到夜晚，满耳朵都是“皇上、皇上”的，连孩子也看着剧情，口中不时地念念有词。</p><p> 一段时间以来，编导们纷纷抢滩“清宫”，正说、戏说、历史剧、搞笑剧，拍完了皇帝拍后妃，写完了“阿哥”写“格格”，荧屏上多的是风流皇帝、醋坛后妃及阴险太监，不少作品思想内涵单薄贫乏，历史背景跳跃游离，人物关系张冠李戴，演员表演亦缺少新意，能给观众以启迪、反思和教育的作品更是凤毛麟爪，某些编导对此现象仍是乐此不疲，继续在“太和殿”里不惜余力地发掘着“宝藏”，大有“挖地三尺，也要挖出地雷”的精神，观众不买帐也要买帐！</p><p> 其实，改革开放中的当代社会，题材多多，反腐倡廉、经济风云、国企发展、打“私”扫“黄”……，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也有许多文章可做。编导们，该是镜头“移”一下，走出“清宫”的时候了！</p><p> （原载1999.2.22《每周广播电视》） </p> <p> 重睹《上海滩》</p><p> 老片子走俏，使得电视台将片库中尘封多年的《上海滩》也再一次拿到春节的荧屏上来“炒冷饭”，随着熟悉的主题歌“浪奔浪流……”的响起，相信为数不少的观众过了一把瘾。</p><p> 以现实的目光看，《上海滩》实在算不上经典佳作，故事生编的痕迹很浓，情节经不起推敲，镜头中的服装、化妆、道具也是破绽百出，让人搞不清楚究竟在什么年代，跟上海更是“浑身不搭界”。但该片播出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的电视节目还相对贫乏，对外交流也少，看什么都是新鲜的。《上海滩》甫一露面，可说是“万人空巷”，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每放到紧要处，会“叭、叭、叭”响起三声枪响，刺耳震心，原来是一个“断命”的什么阳伞广告。当然此剧也教观众认识了至今仍在走红的“明星”：周润发、吕良伟、赵雅芝，尤其是“发仔”饰演的许文强，服饰、打扮、举止为当时的许多青年人模仿，风靡一时。这个角色天马行空、玩世不恭而又风度翩翩、潇洒迷人，可视为周润发的“扛鼎之作”，他以后数十年又拍过不计其数的影视剧，包括一些“大片”、“巨片”，很少有超越此角色的。还有那个”冯敬尧”，给他配音的是一个香港著名的普通话配音演员，那时不知道。后来香港剧看多了，发现怎么哪儿都有“冯敬尧”的声音？最终闹明白，香港发往内地的片子，先要将粤语译成普通话，而配音的就这么几个人，当然到处都是冯敬尧的声音了。同时也明白了：一般的香港电视剧都是纯娱乐性的，认真不得。商业卖点、“明星”效应、契合普通观众需求，是编导们的首选，就如我们现在频频见识的许多“戏说片”和“琼瑶剧”。</p><p> 一部《上海滩》，几多人生梦。那已逝去的“黄包车”、“弹格路”和掺杂着旗袍马褂的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以及大起大落、分分合合的“戏核”，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世纪末紧张、忙碌的人们怀旧情结，倒不是作品本身有什么特别追忆之处，故而，对其他一些“回放”的影视老片，人们之所以仍喜欢看，总有一种情结在里头，至于如何解读就是自己的事了。</p><p> （原载1999.3.22《一钢新闻》）</p> <p> 何必都搭“鬼子”船</p><p> 前不久看到采访影星姜文的一篇文章，谈到他所导的一部影片的想法和情况，特别是提到姜文原打算请著名演员方化（以反角闻名）饰演一个角色，让他“改邪归正”，没料到影片即将开拍，方化却因病过世了。为此姜文十分痛惜，说老艺术家的戏拍一部就少一部了，抓紧看吧。话说的富有人情味，让人动容，只是对姜文的这一部《鬼子来了》的电影片名感到有些“另类”，多少有点标新立异、招徕观众的况味。谁知，“姜导”的片子尚未杀青，另一部叫《鬼子死了》的影片已悄悄地“进村了”，还有一部《我所认识的鬼子兵》的话剧也赶来搭船，紧锣密鼓地准备上演，一时间莫名其妙地形成一股“鬼子”热。</p><p> 对抗日战争这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以往文艺作品多有反映：以抗日军民为主要描述对象，赞颂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名字都当当作响：《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现在某些作品主要描述对象发生了逆转，开始从人性角度剖析侵略者心理和生存状态，一般都故事特别、情节诡异。这并非不可，但左一个“鬼子”、又一个“鬼子”，起码在名字上缺少一点文学性、艺术性和戏剧性吧？</p><p> （原载1999.7.26《一钢新闻》）</p> <p> “金家母女”有典型性</p><p> 电视剧《忠诚》中办公室主任刘意如和烈山县代县长金华是一对母女，她们的艺术形象带有典型性和浓厚的社会烙印。</p><p> 她们受党的教育多年，岗位重要，本该同新老两书记一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诚尽忠，大公无私，但她们却心怀芥蒂，暗藏难以言传的私心隐秘，工作的轴心主要以对己有利或无益为分水岭。她们“唯上”，深谙“官道”，消息灵通，特别善于揣摸领导心态，能够随机应变，看人下菜。表面上她们循规蹈矩，应付自若，背地里却工于心计，落井下石。有时甚至起着连腐败分子也起不到的“内伤”作用。对同级、对下级、对群众，她们是多种脸谱，因人而异，有时一句看似随意、信手拈来的平常话确饱含深意；有时处理一件看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却蕴藏玄机。</p><p> 看得出，演员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她们凭着对人物独特个性的准确把握和内心的深刻体验，演来生动自然贴切，张弛适度，丝丝入扣，说话、举手、投足都较好的传达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成为主要角色的有力陪衬，比原小说推进了一大步。</p><p> （原载2001.8.3《每周广播电视》）</p> <p> 直面现实 精心开掘 促人思索</p><p> ――电视连续剧《忠诚》观后杂谈</p><p> 前几年曾一口气读完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中国制造》，印象极深。最近根据该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忠诚》在东视首播，自然有兴趣收看。看了之后觉得故事、人物都基本对得上号，改编者大改三次、小改三次、拍完全剧又再改一次的严谨创作作风没有白费；现实广阔的时代背景、悬念迭出的情节设置、性格鲜明的角色形象以及张弛有致的节奏控制，给予观众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促使人们思索，值得人们反省。</p><p> 事实上，“烈山县集体腐败大案”、“明轧厂投资失误案”等剧中的“重头戏”并非新鲜事，报章媒介多有类似披露。可贵的是编导能紧扣时代和百姓的脉搏，善于从宏观背景下来步步剖析现今社会的种种矛盾，不粉饰，不遮盖，真实地再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分层加速的时期，多样化的利益群体，多样化的生存格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平均主义的桎梏被打破，先富后富的竞争已展开，但经济结构的种种失序，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诸多倾斜，再加上腐败等社会现象的肆意扩散，就容易酿成诸如“国际机场剪彩冲突”之类的重大事件。面对已敲响的警钟，怎样在严峻的局面下去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忠诚地实践党的宗旨，同时又要努力克服自身的性格缺陷，编导通过新老书记之间的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父子之间的矛盾、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干群矛盾等的细腻描绘，令人信服地推出了高长河、钟超林、孙亚东等一批高度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干部群像，他们以自身的所言所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理解和尊重，增强了人们对改革发展的信心。</p><p> “抗洪抢险”也是该剧的一出“重头戏”。危急关头，新老两代书记再度并肩作战，无畏无惧、赤胆忠心，最终战胜天灾天祸。他们与抗洪军民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建设精神家园、坚守神圣信仰的壮歌，显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自信心。田立业代书记的最后英勇献身，更是震撼人心的一笔，它说明，和平年代更需要高举党和人民利益的大旗，有时候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怎样发展，那些有着坚定信仰，并为之付出毕生努力的人，始终值得人们去敬重！我们的一些影视剧，不厌其烦地展示现代都市的繁华，官场生活的腐败，来来往往的情色及个人复杂、隐晦的心路历程，缺少的正是《忠诚》这样给人以直沁胸肺的精神力量，而所谓的“主旋律”，主要的恐怕指的就是这一点。</p><p>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忠诚》也存在不足，最关键的就是过多地把目光聚焦在领导干部的“人治”上，法律层面理性抉择的展现较少，“烈山大案”从性质和影响来说，更应该有反贪局来介入，孙亚东书记领导的纪委能做的至多是党纪处理方面的工作。另外，在把握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水乳交融的关系方面着墨过于吝啬，缺乏像《焦裕禄》等片那样处处透出的一种质朴感和亲和力。 </p><p> （原载2001.8.6《一钢新闻》）</p><p><br></p> <p> “欧阳平”退休了</p><p> 20多年前在话剧《于无声处》及同名电影中扮演男主角“欧阳平”的张孝中，最近从宝钢集团一钢公司退休了，这位因“一声惊雷”而成名的业余演员对于工作、生活了三十载的钢厂，具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他在各种场合都曾坦诚直言：我长期生活在工人们中间，虽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可我找到了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矿藏，其蕴量之丰富、品种之纯正，使我不忍离去……</p><p> 张孝中是1969年8月26日进的钢厂，这位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的科班生干过废钢爆破、总务后勤、工会宣传等多个岗位的工作，工人师傅正直、纯朴、果敢、善良的品格使他受益匪浅，永生难忘，他的心和工人师傅的心交融在一起，当有人问他“专业”和“业务”这个敏感问题时，他多次表示：我的根在一钢。钢厂火热的生活，对他的艺术创作确实大有帮助，他所塑造的人物，尤其是工人阶级形象，在钢厂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依据。在厂里，张孝中是个忙人，要找他不易，同事们往往会告诉你：“他借出去了”。一般他借出去都是在搞艺术活动，一段时间后，你找到的常常是他塑造的新的艺术形象。不过，在厂子里举行的重大文体活动中，你仍可以发现他忙碌的踪迹：或者正在激情澎湃地朗诵，或者正在神采飞扬地演讲，或者正在谈笑风生地组织引导职工进行影视评论、开设系列讲座，他是正宗“科班”出身，理所当然地要在厂子里起文艺骨干和“种子”的作用。</p><p> 大致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张孝中涉足业余演艺圈，先后主演或参演了数十部的影视剧和话剧，比较出名的除了《于无声处》外，还有话剧《血总是热的》、《屋外有热流》、《大桥》，影视剧《拦灵车的人》、《袁崇焕》、《断喉剑》、《蛙女》、《原野》、《一号机密》等，扮演了青年工人、民族英雄、刑警队长、武林前辈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让他铭记在心的是第一次“触电”：1974年在上影重拍片《渡江侦察记》中扮演我军侦察员周长喜一角（老片中同一角色扮演者为著名演员康泰），虽经努力，最终仍算不上很成功，但也由此打开了一扇窗，有了拓展自己多方面艺术实践的机会。经过数载的业余演艺，张孝中成绩斐然，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有一段时间曾悬挂过他的大幅黑白肖像，被称为“工人话剧表演艺术家”，这也算是对他多年在艺海中艰难跋涉、不懈追求的一种褒奖吧。</p><p> 出生于1942年底的张孝中，实际上还未到法定退休的年龄，不过提前退也有提前退了好处，那就是可以在有生之年一门心思地实现他的艺术理想。这不，在最近的《天梦》、《咸菜街轶事》、《上海纪事》、《啊哟，妈妈》和《激情年代》等影视片中，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追寻到当年“欧阳平”那熟悉的身影吗？</p><p> （原载1999.11.25《宝钢日报》副刊）</p> <p> 又见“欧阳平”</p><p> ――访工人艺术家、著名演员张孝中</p><p> 日前，在一钢开发公司员工诗歌朗诵会上，我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张孝中老师。1978年，孝中老师因在话剧和电影《于无声处》中扮演了主角“欧阳平”而一夜成名，那句著名的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震惊中外；以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孝中老师影视剧三栖，先后出演了《断喉剑》、《拦灵车的人》、《袁崇焕》、《红色康乃馨》、《忠诚》等20多部影视剧，并且以《于无声处》、《大桥》、《中国制造》三部工业题材的话剧三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在个人业余演艺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p><p> 一见面，我有些惊讶，孝中老师一头飘逸的长发怎么突然变成了“板刷头”、样子怪怪的？他哈哈一笑：“是这样，在刚刚封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尊严》中我第一次演反角――一个锐变的省交通厅厅长，为此没有少受苦，除了剃掉头发之外，还在大热天到青浦、南京等地的三个监狱各体验了一个多月的生活。过去演惯了正面人物，如今突然改变戏路，容不得半点马虎。”</p><p> 前年在一钢公司正式办了退休手续之后，实际上孝中老师一直都没有闲着，时不时有导演和剧组找上门来，隔三差五邮局还有剧本寄来，好在身骨还算硬朗，“我也不急着上戏，主要是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刚刚在中央台播完的《沧海百年》以及《雨季不再来》等剧中我演的都是一些次要的角色，给年轻人配配戏。下一部作品就是在陈家林导演的《风雨江山情》中再度在荧屏上展现民族英雄袁崇焕。”</p><p> 谈到现在有些“热播”的婚姻剧、生活剧，以及“作男作女”、无病呻吟现象，孝中老师有些激动：“我个人不太爱看这些电视，我还是喜欢一些契合时代、比较大气、充满激情的作品。我正和市宫话剧团的宗福先、苏乐慈等过去的老伙伴们合谋，准备再搞一部工业题材的大戏。我觉得，面对美丑交错的生活，我们无法保持平静，面对知难而进的人物，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当我们的戏走上北京、上海的舞台，迎来掌声和荣誉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p><p> 回到“娘家”，回到工友们中间，孝中老师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人的一生是会有许多情结的，比如我对钢厂、对工业题材的影视剧就似乎有一段化解不开的情结，尽管人已退休，可是还会时不时回厂里看看，听听老同事们谈谈厂里的情况。说是`静观沧桑变化'，却又免不了议论一番。不管这些议论管不管用，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常常是慷慨激昂，情真意切，滔滔不绝，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全然不意会人走茶凉、物是人非的现实。”</p><p> 我每次听孝中老师侃侃而谈，总深受感染；握别孝中老师的时候，望着他那张端正的脸庞，我的脑海里忽然“跳”出了两句“诗”：昔日激情今犹在，老骥伏枥续新篇。</p><p> （原载2004.12.17《宝钢日报》）</p><p><br></p><p><br></p> <p> 久违了，“保尔”</p><p> 白桦树、红莓花、血与火，看腻了那些充斥荧屏的“清宫”戏、古装剧后，央视在黄金档推出的有中国编导制作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令人耳目一新，如同喝了一杯红红的高粱酒，浓烈老辣。</p><p> 虽然还不能说这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但编导的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当今社会的某些层面，当理想被世俗的功利主义所替代，当崇高被无聊的市井调侃所湮没，当激情被平庸的熟视无睹所消耗，人们实在需要与剧中的主人公保尔一样，去义无反顾地探求一种精神，一种能够燃烧青春和生命、支撑信仰和情感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视作品造成了太多的“偶像”、“明星”，但怎样用向上的力量来感化、启迪观众，使观众得到激励或有益的认识价值的作品还嫌少。贯彻“双百”方针，当然允许有小桥流水的闲情逸致，也不该排斥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但更不能缺少指点江山的激扬乐曲和大气磅礴的英雄赞歌！影视作品现今多考虑经济效益可以理解，可作为一个艺术家，关注什么、回避什么、舍弃什么，还是应当有所选择，尽力让那些思想内涵贫乏单薄、时代背景跳跃游离、人物关系张冠李戴、演员表演娇揉造作的“浆糊”作品少一些产生的温床，发挥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p><p> 久违了，“保尔.柯察金”！</p><p> （原载2000.4.1《宝钢日报》七彩周末）</p> <p> 艰辛的跋涉</p><p> ――从电视剧《大法官》谈起</p><p> 浓厚的思辨色彩，严谨的创作态度，《大法官》甫一亮相，就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这部以法官的生活为主线、以法治建设为平台展开情节的作品，试图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精神来透析社会、透析时代、透析人生，而不像另外一些相类似题材的作品仅仅将笔触停在司法腐败及反腐败的浅表层上，使得精深乃至枯燥的法学原理抹上了一种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辉，促使人们思索。</p><p>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社会，最最起码取决于这样几个前置条件：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独立的司法运作机制、官方和民间的遵法、畏法、守法的意识――法治的人文环境以及一支忠诚的、职业化的司法队伍。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在向现代司法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现实状况并不令人轻松和乐观。恒久的历史积淀物产生出巨大的惰性力，官本位的思想、家长式的人治作风、关系网的顽劣和某些法律主体的麻木、怯懦、随波逐流等，都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现代司法文明和现代司法制度健康的肌体。《大法官》从杨铁如这位视法律为生命的优秀法官，因对腐败分子穷追不舍、得罪权贵而被一纸调令调离法院，安排在一个“要位闲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时受到干扰，陈默雷这位中院院长要向地方领导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报案件的枝枝节节，某些领导的潜台词很清楚：你不按我的旨令判案，我就不让你坐这个位子！王玉和这个现代官场上的丑角，游戏人生，处处钻法律的空子，明张胆目地挑战神圣的法院裁判权……这都形象地再现了法制改革道路的重重障碍和困难。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描写法官办案，能着力于对人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和揭示，比如财政局长周士杰贪污、受贿案，犯罪过程仅寥寥数笔，而对其人的道德、精神沦丧的心理描绘却入木三分；警察王大凡故意杀人案也仅对犯罪经过作了几个“闪回”，重点开掘罪犯是如何“把权力变成子弹”的缘由；吴西江故意杀人案的复审，在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过程中，更突出了新一代法官对司法工作人性、人道、人情深度的不懈追求。</p><p>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依法治国的漫漫征程中，权与法、情与法的争斗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古时商鞅为变法而身首异处，而付出万劫不复的代价；现代司法队伍的良莠不齐及个别人的徇私枉法也固然可怕，但随着法律职业家制度的推出和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萌发，中国的法治环境将得到有力的改观，我们从杨铁如、陈默雷、林子涵等人坚实的脊梁上分明看到了现代司法文明和法制建设的曙光。</p><p> （原载2002.1.28《一钢新闻》）</p> <p> 有“戏”无理 亦得亦失</p><p> ――谈《黑洞》、《警戒线》人物关系的设置</p><p> 《黑洞》与《警戒线》是近期荧屏两部描写反腐倡廉、打黑、打私除恶的公安题材电视连续剧，由于具有深邃而震撼人心的主题、紧凑而悬念迭起的剧情、新颖的表现形式、较强的可视性，再加上陶泽如、陈道明、胡亚捷、李幼斌等众多“大牌”助阵，一开播就吸引了观众的视线，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然而在欣赏了正义和邪恶充满刀光剑影的激烈较量及主人公的忠诚、大智大勇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在正反两个方面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竟如出一辙：《黑洞》中刑侦队长刘振汉与反面人物代市长聂大江是干父子关系，与聂大江的儿子黑社会老大聂明宇是老战友，案发前情同手足；《警戒线》中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支队支队长北勇与反面人物代理市委书记戈云飞是老部下、老战友的关系，而“北局”与戈云飞的女儿戈萍萍又有一层“朦胧”的恋人关系。从戏剧性、戏剧冲突这一美学角度，编导自有编导的理由，因为从这种人物关系设置的模式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诸如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战友之情、恋人之情等等的戏剧元素，同时也便于更从容、更主体地调度场景、展开情节、引发高潮。从收视效果看也确实部分达到了这一目的，然而从生活常理或者故事原型的角度，这种人物关系毕竟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跌宕起伏、枪击车逐、紧张激烈的剧情掩饰不住这“真实性”方面的缺陷。刑事诉讼法明明白白地规定，凡是与案件的当事人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时，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或其他司法、有关人员，应自行回避或由上级负责人决定他们回避。这种关键性的“情节”，不仅“北局”、“刘队”们应该熟识，编导更应当知道，否则，很难做到“既叫座又叫好”。</p><p> （原载2002.3.4《一钢新闻》）</p> <p>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p><p> ――从电视剧《大哥》谈起</p><p> 没有煽动的情节，没有豪华的场景，也没有“明星”、“大腕”，电视剧《大哥》以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小故事，小人物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清新自然的格调、质朴无华的表述、就业、下岗、子女高考、老人看病等等柴米油盐的平凡琐事，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退休老技工陈老爷子及其他的五个儿女辈的生活“原生态”，恰如其份地展现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境况，准确传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p><p> 小人物的小故事照样能衬托出大时代、大背景，唤起人们对美好情感的关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善良和正义的歌颂，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不是吗：在时代风云变幻和社会激烈变革中，当理想被世俗的实用主义所替代，当高尚被无聊的市井调侃所淹没，当真情被熟视无睹的平庸所耗尽，人们实在需要与“大哥”一样，去探求一种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一种能够维系、光大生命、亲情和传统美德的精神，点燃自己，照亮别人。“陈文海”这个角色，是一个缩影，他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牺牲自己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更应当彰显此种忍辱负重、勇挑重担、奋斗不息的忘我境界。</p><p> 老百姓看似普通，但贴近他们的内心不难发现真善美，他们身上同样能展示一幅幅可歌可泣、清新壮美的人生画卷，那些司空见惯的平淡小事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大哥》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让观众在无穷的沉浸和回味中思考生命、生活的原本价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透过《大哥》也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众多的艺术家正纷纷地把创作重心移向广阔的现实题材，从“王朝”、“皇宫”出走，对生活进行重新体验，将镜头在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身上聚焦，关心普通人的疾苦，赞美普通人的质朴、美好的追求与心灵。同时对某些落后的观念给予鲜明无情的鞭挞，表明了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心、归属感、使命感。是啊，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是应当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面前，深情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面对自己的衣食父母、面对那些肩负重担、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人们，时常亲切地问一问：大哥，你好吗？</p><p> （原载2002.7.22《一钢新闻》）</p> <p> 一段值得重温的历史</p><p> ――《激情燃烧的岁月》赏析</p><p> 这是一部没有多少“悬念”的电视剧，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一位军人及家庭的人生故事。编导将已逝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细心铺陈，表明了一段时间以来文学艺术界一种审视历史以观照当代的努力及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关系。充满激情的笔触，粗看起来仅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大智大勇而又不乏粗糙的军人形象，实质上，个人、家庭的命运、遭遇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怎样的动荡起伏，才使它的焦点所在。这样，在时光轮转中，我们始终能听到一曲动人的人生之歌。个体生命的局限和脆弱与时代潮流的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共同演绎了极富感染力的氛围，某种程度上再次揭示了中国革命艰难复杂的历程以及面对改革开放我们所面临的考验，而能否真正感知到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征程至关重要。编导无疑是成功的，他们把艺术作品的教育、教诲的社会性功能依附在这样一个动人的、带有某种怀旧情调的“爱”、“亲情”故事中，从人性角度探究人物的生命状态，由此也就收到了在更深层面上与观众心灵沟通、呼应的奇特效果，教人欲罢不能。</p><p> 平实、质朴、生活化的表演是该部电视剧的另一亮色。编导以入情入微的细节，追求与平民生活的“同一性”。“领衔”的孙海英、吕丽萍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基本脉络，将故事演绎得栩栩如生，亲人之间耳鬓厮磨、相濡以沫的喜与愁、油盐酱醋的烦与琐、都是那么真实可信、可圈可点。标准的军人姿态、喜欢重复的口吻、携带浓重东北色彩的生活习性，无一不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石光荣“退下来”以后的形象更显其功力，那种落寞、无奈的心态、铁汉柔情以及老战士的举手投足，堪称我国军事题材影视片中的“独一个”。据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生前曾“钦定”孙海英扮演独胆英雄杨子荣，确实有其独到的眼光。相比而言，吕丽萍的老年形象就略逊一筹了，如果说这两个人的戏，中青年部分尚“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进入”老年之后，距离就拉开了，有时，怎么看储琴和石光荣都不像是同一辈人。</p><p>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小说《父亲进城》，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追寻他父亲的传奇一生。编导将其改成现名，不仅表明了对电视剧形式和总体把握的准确，弘扬了“主旋律”，使之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光辉，同时也使得历史的纵深感大大拓展，时代背景更加鲜明，更加从容。此外该部电视剧的影像制作精良，没有那种极尽奢华、颓废低沉的所谓“现代病”，红色的主基调激情似火，始终带给人一种健康的向上力量。片首、片尾以及主题音乐中那悠扬、激昂的小号声都相当美，令人难忘。</p><p> （原载2002.9.9《一钢新闻》）</p> <p> 回忆那年春天……</p><p> ――电视剧《激情年代》观后</p><p> 这是一部“主旋律”作品，编导演们以准确的把握、饱满的热情，在“蛇湾”――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讴歌了以欧阳鹏为杰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百折不挠的业绩，令人信服地表达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乡镇、企业、乡村面貌的事实和实践。看完全剧，一股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也更加深切体会了一代伟人的雄韬大略，这“春天的故事”久久在我们心中激荡。</p><p> 以描写思想的撞击、观念的冲突为主线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赋予角色的思辩性是该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的一大特色。从第一集直到最后一集，这种交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形象地说明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传统积淀很深的国度，改革之路的崎岖及改革者所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要付出的重大牺牲。先进、科学、理性与教条、落后、蛮干之间的斗争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p><p> 电视剧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仅仅停留在“争”或者“论”这个浅表的层面上，而是力求用实践说话，用事实作秤，让成果见证，极恰当的注释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英明论断的精神。电视剧火红色的主基调，到处翻天覆地的变化向世界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将会延绵不断地、坚定地走下去！</p><p> 难能可贵的是，在对改革开放初现成效作了认真的回顾总结之后，编导将笔触涉及了对改革者的全面评价、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利的按程序交接等等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敏感而又确实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品味又上了一个层次。</p><p> 人物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尤其是李幼斌塑造的欧阳鹏，更是成功地再现了一种改革人物的人格魅力、激情人生，比如，剧中欧阳鹏与老魏、老秦等人争论的柔中带刚、实行工程招投标制度时的无私无畏，对罗枫、白芸等“小字辈”的宽厚情怀以及“蛇湾”的实践被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后，周围的同志举杯相庆，而欧阳鹏却独自在办公室暗中饮泣等多场富有感染力的戏，都被李幼斌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p><p> 剧中还有大段铿锵有力、与气势磅礴的风格吻合的台词，也被李幼斌处理的抑扬顿挫、张弛得度，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按这个角色的份量，李幼斌出色的表现完全有能力再捧“金鹰”！</p><p> 回首艰辛坎坷的创业之路，关注改革开放热潮中的社会现状，充满信心，坚定步伐，走进前途光明的新时代，这正是该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电视剧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p><p> （原载2002.12.9《一钢新闻》）</p> <p> 艺术地再现“反腐利剑”的真风采</p><p> ――《忠诚卫士》观感</p><p> 近期荧屏占半壁江山的是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同样是在“黄金时段”，前不久的《绝对权力》却惨遭滑铁卢，除了剧本本身的因素之外，开播之前连篇累牍的炒作也起了相反的作用，无论多少“明星”、“大腕”加盟，新鲜感一失，反响平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忠诚卫士》事先不见张扬，媒体也无不厌其烦的“介绍”，著名演员也仅一、二位，却令观众看了上一集而牵肠挂肚下一集，收视率节节攀升，真可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收到了出其不意，与观众情感共振之效。</p><p> 《忠诚卫士》是部不折不扣的正剧，表现的又是平时荧屏鲜见的纪检、监察干部的生活，搞得不好会令人联想到说教、乏味等等“不屑”之词，但编导较好地把握了现代观众的欣赏心理，艺术地将镜头聚焦在老百姓所关注的问题上，广阔的时代背景，真实的人物形象，厚重的事实材料，演绎出腐败与反腐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编导的手法简洁、明快、纪实，悬念的设置、疑雾的挑明、谜团的破解，都张弛有度、丝丝入扣，而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的矛盾冲突，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在编导手中犹如一张网，或从容、或紧缩、或舒展，融合得体，铺陈得当，使原来可能搞成刻板、严肃的作品充满了一股艺术冲击力和较强的可看性。</p><p> 《忠诚卫士》热忱地塑造了以某省纪委副书记明健为代表的一批纪检、监察干部形象，生动展示了他们在生与死、公与私、法律与道德、执纪与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工作、生活原生态，表现出老百姓很少接触而党又不可或缺的“反腐利剑”奉献、克己、公正与牺牲的高尚情操，战士的风范、常人的脾性、特殊的战场，铸就了党的纪检、监察干部的独有魅力，令人可信、可敬、可佩。而该剧一批反面角色也是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人物的发展变化脉络清晰，演员表演也得体、到位，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不难理解反腐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而对于那些握有各种权力的领导干部，怎样进行党性修养、校正方位，把好人生的重心和事业的坐标，更是具有警示的意义。</p><p> （原载2003.9.15《一钢新闻》）</p> <p> 细节――影视片的细胞</p><p> 如果说情节是一部影视剧的基本骨架的话，那么细节就是基本细胞。许多编导就非常讲究细节的刻画、雕琢。日前，胡玫导演为筹拍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就专门请了国内历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专家来剧组给全体编、导、演员们就古汉代的参衣戴帽、形体语言、民俗礼仪等细节上课，表现了其严谨的创作态度。但眼下，一些影视片单纯追求“大制作、大场景、大演员”，忽视细节效果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就说才播完的电视剧《永不回头》吧，剧情还算流畅，演员阵容里“大腕”不多，就数从“编辑部”一路走来的侯耀华教人“眼熟”，他在剧中扮演一位公安局长，就表演而言，举手投足、说话腔调与“余德利”似乎区别不大，最要命的是庄严的警帽下面“余德利”的发式也丝毫未改，长长的、厚厚的，如同按了一个尾巴，让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如果这是一部“戏说”、“搞笑”剧，倒也不必多讲究，但这明明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正剧，就不得不使人正视了。且不说某些女演员为了角色的真实和需要毅然剃去一头青丝，就算是生活中一个基层的公安局领导，你自己怎么也得带头讲究个“警容风纪”吧，否则何以教育别人呢？</p><p> 影视作品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艺术，是细节的集合体，人物、故事几乎全被细节包围着。细节是否经得起检验，是否具有感染力，往往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璀璨的艺术长廊中，我们不难找到富有感染力的、熠熠生辉的电影、电视细节，也可以发现因漠视细节或细节失真而导致人物描写失败的先例。也许有人认为“穿衣戴帽、个人所好”，细节属于“皮皮毛毛”的小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他们没有考虑由于细节的失真给影视片带来的反效果。这里借用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的一句话：“一节偶疏，全篇破绽出矣”。供有关创作者们反思，相信会悟出一点道理来的。</p><p> （原载2003年《一钢文化》文学专刊）</p> <p> 难忘白杨钢铁情</p><p> 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逝世已有八年，每当我看到她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冬梅》、《祝福》等经典影片，总会想起这位享誉影坛数十年的老一辈优秀演员为钢铁工人题词的事。</p><p> 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全国“群众影评组织自办刊物展评活动”的颁奖仪式，在曲阳文化馆举行。当年届七旬的白杨与白沉（导演）、梅朵（影评家）、罗君（《电影时报》主编）等一行步入会场时，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白杨同志频频微笑着向大家点头示意。颁奖仪式上，白杨热情洋溢地作了即席发言，畅谈了本人多年以来对群众影评的切身感受，提出了提高群众影评水平、繁荣电影创作的殷切期望。我们几个来自基层钢厂的同志不时被她那亲切、随和的话语所打动，大家合计着，在仪式行将结束前，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请白杨同志题个词。</p><p> 当我们拿着笔记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白杨同志座位前，提出我们的愿望时，没想到白杨同志非常亲切自然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当她了解到我们是来自冶金战线时，更显得和蔼。她以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说：“钢铁厂我也去过，体验、熟悉过生活……”她高兴地说着，最后问我们：“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随后，她抬起高高的额头略经思索，挥笔在我们笔记本上写就了“祝愿钢铁工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的题词，表达了一个有影响的老艺术家对祖国钢铁工业及钢铁工人的一份美好心愿。</p><p> （原载2004.3.1《宝钢日报》）</p> <p> 听“小老大”说影人影事</p><p> 对于梁波罗，我们并不陌生，这位在1960年以一部《51号兵站》在影坛成名的“小老大”是钢城的常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慰问战高温的钢铁工人的文艺界行列里，我们多次见过他的身影，或主持或朗诵或唱歌；两年前，他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宝钢演出，受到了宝钢员工的欢迎。</p><p> 今年新春佳节，我偶尔得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小老大”签名散文集《梁波罗.艺海拾贝》，读后觉得很有味道。这本书有17万文字、上百幅图片，分电影篇、荧屏篇、舞台篇、亲情篇、友情篇、情趣片。无论是孩提时的琐事和对父母、长辈的追念，还是影人影事的信手闲记，乃至友人家一个老保姆及常年认准的追随数十年的理发师，经年已古稀的梁波罗娓娓道来，无不给人留下至性、至情、至真的深刻印象，尤其是人们熟悉的孙道临、陈述、于飞、韩非、孙景璐、黄达亮、刘明义、李炳淑等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对于容貌酷肖的其母，他更是用了较大篇幅详细追述了在扶持他从艺、做人方面的巨大影响，“莺飞草长三月天，春光潋滟年复年，暌别慈母十六载，相见犹在梦里面”的诗章感人至深。</p><p> 整部散文集行文真诚朴素，隽永、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感悟比比皆是。比如谈到思考，他写道：“人生本是一部书，人人既是作家又是读者。当你写毕一个段落掩卷深思，尔后的章节已翩然而至。等着你的续笔和阅读……”在如谈到自己大病初愈，他这样认识：“磨难，把我们锻造得兼具弹力、张力，更有毅力和定力，懂得善待生命、珍视友情、重塑自我、笑傲人生！磨难，让我们的古稀之年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去钟爱不再年轻的生命，在夕阳的暮霭中去享受落幕的辉煌！”</p><p> 梁波罗50多年的演艺之路并不平坦，而是历经艰难，能坚持到现在，除了奉行“艺海无涯苦作舟”的理念外，还源自于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因为心中有爱的召唤，这份爱来自于社会，来自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的鼓励，来自于我深爱着的家庭。所以在身体好的时候，我只想多做些工作，以回馈社会。”因此，我们至今仍能不时在荧屏和舞台目睹不老的“小老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风采：一会儿在《老娘舅》中扮演文雅正气的大女婿钱益明，与马莉莉联手扮演一对尊老爱幼的好儿女；一会儿又出现在《戏曲大舞台》中，不仅唱自己的拿手歌曲，还粉墨登场，演京剧、沪剧、越剧、黄梅戏和评弹。与其说他天资聪明，不如说他刻意为之，他要向热爱他的观众表白：忠于观众，诚于艺术，纵使没有锦衣玉食、豪宅名车，未觉愁苦和贫寒；拥有无数关爱我的观众――是我快乐的源头和引以为傲的财富！</p><p> （原载2008.3.29《宝钢日报》）</p> <p> 此声可待成追忆</p><p> 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孙道临先生在其长达60多年的艺海搏击中为中国银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渡江侦察记》、《家》，还是《革命家庭》、《不夜城》、《李四光》、《詹天佑》，抑或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孙先生都以其朴实真挚、精微深邃的表演风格，为百年中国电影塑造了一系列隽永耐品、魅力独具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这一人物，与他本人的气质非常接近，孙先生以其分寸得当而又细腻深沉的表演，使这一艺术形象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影坛的经典艺术形象之一。道临先生凭此片当仁不让地跻身“文革”前的“22大电影明星”行列，奠定了当时一线男演员的地位。</p><p> 道临先生演戏，善于运用身影，我至今难以忘怀第一次听到他声音的情景。那是“文革”后艺术作品纷纷“解冻”的时期，在老式弄堂邻居家新买的九英寸黑白电视机前，我记得非常清楚，小小的电视机前还放了一块放大镜。我第一次观赏了那部著名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望着影片中用圆润、清朗的嗓音温柔地喊着女主角“兰芬、兰芬”（八一厂著名演员袁霞饰演）的中年男人，邻居爷叔告诉我，这是大名鼎鼎的孙道临！</p><p> 出生在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的道临先生在声音的表达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英文功底好，因此他先后担任过《列宁在1918年》、《无罪的人》、《白痴》、《钦差大臣》、《基督山恩仇记》等20多部译制片的翻译、导演和配音工作。尤其是他为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有劳伦斯.奥利佛饰演）提供的配音，与原著人物的思想性格十分吻合。直到现今，那一大段“生存还是毁灭”的经典独白依然萦绕在人们耳际。道临先生称得上是新中国译制片事业的拓荒者、先行者，在这一领域，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艺术功底。</p><p> 道临先生还十分喜爱音乐和朗诵。上影人都知道，他是个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他与夫人王文娟琴瑟相和演唱的镜头多次出现在荧屏上。晚年的道临先生一直有个夙愿：在上海办一个朗诵艺术团，在他的多方奔走下，后来甚至连节目单都拟定好，电话往来无数次，他亲力亲为，联络同好，其执着、热切之情令后辈及闻者动容。在经过了最初的兴奋和喜悦后，这件事后来终究因诸多因素无疾而终，成为道临先生最后的遗憾。</p><p> 我在想，如同那电波的“永不消逝”，那艺术大师的声音也应当是永恒的。无论是“画外音”也好，还是那些“经典独白”也好，都将成为影迷们历久弥新的集体记忆。</p><p> （原载2008.7.19《宝钢日报》副刋）</p> <p> 《南征北战》：久映不衰的经典影像</p><p> 谁是建国以后军事题材影片的楚翘？相信许多影谜都会投上《南征北战》（黑白片）一票，无论从影片制作、剧本原创还是在表演艺术等方面，该片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纵然是在＂文革＂八个样板戏盛行期间，它仍与《地道战》、《地雷战》一道，依旧享受着在全国各地轮回放映的待遇，只是和大多数故事影片一样，在演职员表上作了＂掐头去尾＂的特殊处理。又由于它摄成于１９５２年，较《地道战》、《地雷战》早了十多年，描绘的又是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片中除汇聚了南北两大名导成荫和汤晓丹外，还集中了当时国内十多个军队文工团的演员以及上海等地的电影、话剧演员，人才济济、星光灿烂。影片的黑白影像真实朴素，自然贴切，非常＂接地气＂，即使时间跨度达六十多年，新锐导演冯小刚们所执导、展现的军事题材影片中，仍或多或少受着《南征北战》的影响，该片的一些经典台词至今使人耳熟能详，就影响力而言，说它是中国的＂战争史诗巨片＂，可谓名副其实、名至所归。</p><p> 前两年央视电影频道＂流金岁月＂栏目有一次在上海做《南征北战》专题节目，让我们在荧屏上又见到了部分当时尚健在的、部分现在仍健在的那些久违了的熟悉面孔，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八、九十岁的人瑞：游击队长赵玉敏的扮演者张瑞芳、我军机枪手刘永贵扮演者仲星火、我军政委的扮演者汤化达、敌张军长的扮演者项堃、敌参谋长扮演者白穆、我军连长扮演者刘沛然、我军战士＂小胖＂扮演者铁牛。我军通讯员扮演者孙永平......当时在荧屏上还看到住着医院但思维仍清晰的＂百岁导演＂汤晓丹，更是令人感概不己，仿佛时光倒流。据汤老的夫人、剪辑师蓝为洁女士透露：当年拍这部《南征北战》由当时国内南北二个摄制组共用完成，成荫领衔的北方摄制组主要表现我军，汤晓丹挂帅的南方摄制组主要表现＂敌军＂，当然，到了影片最后的＂大决战＂，两个摄制组与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如出一辙＂分进合击、协同作战＂......</p><p> 从一个影谜的角度，我以为该片还有两位当仁不让的主角令人缅怀：扮演我军营长的冯喆和我军师长的陈戈。冯喆＂文革＂期间不明不白离奇死去，他是当时上影厂的当家小生，从香港归来后主演过《金沙江畔》、《羊城暗哨》、《铁道游击队》、《桃花扇》等多部著名影片，其带有浓郁书生气的表演风格在影坛独树一帜；陈戈则是一位以塑造领导干部形象见长的著名演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病过世。他还出演过《翠岗红旗》、《党的女儿》、《停战以后》等片，他在《南征北战》中的大气端庄的正面表演令人难忘；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艺术功力，也使他在《抓壮丁》中将一个作恶多端，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伪保长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反派＂角色同样令人过目难忘。</p><p> （原载2008.8.28《一钢简讯》）</p> <p> 磅礴气韵诵大风</p><p> 刚刚离我们远去的老艺术家李默然，一生演了六十多部话剧，拍了八部影片，很多观众在银幕上领略了他那正气凛然、激情洋溢的精湛演技和独特风采。</p><p>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在部队服役，那时的新片很少，因为是军人，一部《走在战争前面》中别具一格的军区首长形象，使我记住了李默然这个名字；后来文革结束，老电影解禁，放映队送电影下部队，又接连看了他两部著名的电影《兵临城下》和《甲午风云》，他分别饰演策动起义的姜部长和民族英雄邓世昌，特别是后者被列入中国电影百年经典形象，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邓大人”成为他的代名词，“开足马力，撞沉吉野”也成为一句经典台词。</p><p> 可以说，他拍于一九六二年的“邓世昌”说话铿锵有力，行路大步流星，大敌当前慷慨陈词，危急关头宁死不屈，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感人至深，是身心与角色融为一体的佳作。</p><p> 说到朗诵，不能不提李默然，那时电视开始普及，荧屏上不时能欣赏到李默然独树一帜、荡气回肠的朗诵。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无名诗作《春天的后面不是秋》、艾青的《我爱这片土地》、岳飞的《满江红》以及臧克家的《有的人》，那真是激情四溢、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展现出汉语言文字特有的音乐美和韵律美，让人欲罢不能。</p><p> 还有一次，他亲自率“辽艺”来沪演出，那时他已过花甲，我有幸在舞台上看到了他主演的话剧《李尔王》，气势磅礴的演技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年过古稀之后，李默然就很少接戏了，但由于担任着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等社会职务，我们仍不时在颁奖典礼、文艺汇演、联欢晚会等场所看到他挺拔、高大的身影。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艺术积淀，在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之后，你不得不叹服什么叫一个艺术家强大的气场。</p><p> “台下认认真真明辨是非地做人，台上认认真真富有创新的演戏”是他毕生的追求。现实生活中，生来就能适应各种不同角色的天才是不存在的。从外部摹拟不同身份的人物或许比较容易，但是真正适应角色，要求演员自觉地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形体都“真正”地化为人物本身，化为整体和局部都不能被其他任何人物所替代的“这一个”，毫无疑问，不说李默然主演过这么多部话剧，单凭不朽的“邓世昌”一角，世上便再无“邓世昌”！</p><p> （原载2013.1.26《杨浦时报》文苑）</p> <p> 那些年，我们在大礼堂看明星</p><p> 像许许多多申城老的建筑物一样，当上钢一厂大礼堂在定向爆破的指令下倾刻间成为一堆硕大的废墟时，带给熟悉它的人是某种难以名状的缕缕情愫。</p><p> 这座大礼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的上海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有这种三角顶、红砖墙、颇似部队营房的建筑，往往又与厂区分离，使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观望”到它。我们厂的礼堂面积有1600多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400多人开会，碰上文艺演出或者放映精彩电影，加上添座，算起来可以达到一千五六百人。那个年代的大会多，散会时，穿着工装、三五成群蜂拥而出的职工队伍是城市里一道特有的景观。这里又是工人文艺骨干小试身手的极好天地，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伊甸园。我们厂的工人业余艺术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是鼎盛期，分设有京剧、沪剧、越剧、淮剧、曲艺、民乐、舞蹈、魔术等表演队，节目屡屡在市里的各种文艺汇演中获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还全本正式演出过那部震惊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水准并不比那些专业文艺团体差，因为首演及同名电影男主角“欧阳平”的扮演者张孝中就是由“军艺”复员到钢厂的，他是当时的导演加“男一号”。后来从这里还陆续走出过著名编剧陈心豪、“卡西欧”歌唱大奖赛冠军黄懋立、电台播音员文仪、电视台主持人左安龙……</p><p> 在那百废待兴的“火红的年代”，专业的文艺团体也多倡导下基层体验钢铁工人的生活，我们厂的转炉车间因为是小提琴协奏曲《金色的炉台》的发源地，沪上众多艺术家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由此厂大礼堂简陋的舞台上也曾经是星光灿烂、满台生辉：上影厂、上译厂、沪剧团、越剧团、淮剧团，“上滑”、“人滑”、“青滑”等文艺团体都曾光临过，陈述、于飞、毕克、乔榛、曹雷、朱曼芳、梁波罗、叶惠贤，“姚周兄弟档”、“双字辈”、笑嘻嘻、杨华生、绿杨、戚雅仙、杨飞飞及赵春芳伉俪等一批批当时的著名演员、名角都曾在此粉墨登场。演出间隙他们还到炉前看望、慰问手持钢钎的一线工人。有一年春节，天气清冷，京城享有盛誉的海政歌舞团来沪慰问上海基地的官兵，钢厂里也不知是谁“通了路子”，把吕文科、胡宝善、卞小贞等一干著名歌唱家请了来，就在这几乎谈不上任何装饰的空旷舞台上，来自军队的歌唱家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台下穿着工作服的钢铁工人人头攒动、轻声应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泉水叮咚》等等熟悉的旋律在大礼堂上空回响，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p><p> （原载2013.1.26《宝钢日报》周末刋）</p> <p> “老片子”的魅力</p><p> 休息日又坐下来看了一遍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烈火中永生》，虽然这部“老片子”过去已欣赏过好多遍，但其鲜活、生动画面仍似有磁力般的吸引了我。此片明星云集，精彩的表演是其最大的“亮点”。赵丹、于蓝、张平、庞学勤、王心刚分别出演了许云峰、江姐、李敬原、彭松涛、刘思扬。他们驾轻就熟，各显风采，尤其是许云峰和江姐这两位革命先驱者的形象，虽经岁月流逝，但仍令观众难以忘怀，成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中的经典形象；“小萝卜头”则由日后成为影星的方舒扮演，“双枪老太婆”由八一厂著名导演胡朋客串。值得一提的是反面人物徐鹏飞的扮演者项堃，他把一个狂妄自大、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国民党高级特工演得活灵活现，简直是绝了。现在有人喜欢提影坛“几大反角”，但往往将他遗漏，事实上，项堃是我国影坛上为数不多的扮演国民党将军形象的佼佼者，在《上饶集中营》、《南征北战》、《停战以后》、《佩剑将军》等片中均有上佳表现。为此，他在反“右”斗争及“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有人借题发挥，说他不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怎会演得这么像，真令人啼笑皆非！这些个明星搁在今天，按实力都是会“一不小心”捧个“百花”拎个“金鸡”的。可惜的是此片完成于1965年，不久就遇上了令人窒息的十年，可谓生不逢时，遮掩了它本该发出的灿烂。此片的画面很有质感，黑白摄影透出了厚重的历史氛围，浓郁的川东地域色彩，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加上当时演员都讲究体验生活、熟读风靡一时的名著《红岩》，因而表演都相当朴实、到位，真正做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因此，影片虽历经半个多世纪，仍散发出令人久久回味的魅力。</p><p> 现在有些片子表演乏善可陈，故事情节浅薄老套，虽然有的在国际上拿了这个奖那个奖，却吸引不了观众进电影院，实在是可以从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老片子”中寻找借鉴的。</p><p> （原载2013.6.29《宝钢日报》周未版）</p> <p> 让镜头在普通人身上聚焦</p><p> ＂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蜡子开会了......＂东方有线电视台原有个《寻常人家》栏目，早期的一些片子，从《德兴坊》、《我想有个家》到《好心人抱一抱孤儿活动》、《母亲》等，主人公清一色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片头主题曲响起，镜头距焦所至，恪尽职守协助维持交通的离退休老人，直面生活、勇于拼搏的残疾人、搬离＂穷街＂的拆迁居民以及莘莘学子、家庭主妇、劳动模范等尽收其中。真实、丰富、＂接地气＂的素材，纪实、质朴、＂生活流＂的风格，尽管说的都是些＂宛如平常一首歌＂的家事、琐事、小事，但片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往往能震撼观众的心，教人欲罢不能！</p><p> 包括央视的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栏目、上视的《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第２５个小时》栏目、东视的《非常惠生活》栏目等一批栏目在内，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往往比影视剧类、综艺类节目更具吸引力、更受欢迎、更值得回味。原因何在？关键在于编导用心在普通人身上聚焦，刻意发掘那些看似平淡却蕴含深邃人生哲理的＂故事＂，让观众在无穷的沉浸和回味中思考生命和生活的价值。老百姓虽然普通，但贴近他们内心不难发现真善美，他们身上同样能展示出一幅幅清新、壮美、深情的人生画卷。另外，普通人也最值得关注，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能够清晰、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从编导、制作者的角度来看，拍摄这类作品，与其是在从事一种工作，不如说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度体验。因此在不少片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编导、拍摄者在镜头的＂推、拉、摇、移＂中充满了一种对被拍摄者理解、尊重的内在情感，以及表现生活、贴近生活、深入生活的勇气，他们手中的镜头，多取＂平视＂而摒弃＂俯视＂，这一点非常重要，距离近了，气息通了，自然能拍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情绪是双向的，往往在摄制过程中，编导、制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也逐渐在发生变化，距离愈近，拍成的片子也愈发真实感人，很多纪录片成功的启示正在于此。</p><p> 生老病死的磨难，衣食住行的窘迫，它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在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中，怎样去保持、发掘人情的温暖，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让老人不感孤独，小孩不再沉重，病人不被抛弃，弱者受到关注......编导、制作者用自己手中的工具作了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工作者的首要问题，话虽然有些＂老＂，但，你的作品离老百姓越近，就越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却是百试百灵的不争事实。</p><p> （原载2013.7.13《杨浦时报》文苑）</p> <p> 企望那片星空</p><p> 日前，在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传来令人感佩的消息：93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秦怡将编剧、筹拍一部以一位女工程师为主角的、反映修建青藏铁路的＂工业题材＂影片《青海湖畔》，秦怡老人肯定地说，＂这二年，大家越来越多地在谈创新，谈正能量，我想，把这个故事推出的时机成熟了＂、＂社会和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的电影，电影是活着的历史，我活着就要拍电影＂！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p><p> 建国以来，我国银幕上＂工业题材＂影片曾经有过辉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桥》、《黄浦江的故事》、《家庭问题》、《创业》、《快乐的单身汉》、《血总是热的》、《共和国不会忘记》等观众喜爱的佳作，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时期工业战线的伟大成就，讴歌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貌，其中有些故事片断和人物形象，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脑海中。</p><p> 近年来，在电影强化娱乐功能的同时，震撼感官的音响与场景、虚假的时空故事及市井小人充斥银幕，＂工业题材＂影片创作每况愈下，不仅总体数量少，而且质量都不高，工人队伍在深入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形象没有很好地在银幕上展示出来。个别作品工人不像工人，缺乏真实的＂篮领＂生活基础，编导演普遍对工矿企业状况缺少感受和体验。有一年某电影厂好不容易筹拍了一部＂工业题材＂，最后不仅主要表现的是＂白领＂风花雪月故事，而且连名字也弄成了不伦不类的《第一诱惑》。</p><p> 工业圈中大有电影素材，关键是＂电影人＂关注不够，没能把镜头主动对准普通的工人阶层，特别是对准那些默默无闻奋战在炉台上、机床旁、井架下、马路边的＂小人物＂，反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欢乐与忧愁，反映他们的奉献与创造！我们的编导应当经常深入生活，敏锐发现、努力开掘＂工业题材＂，表现中国工人在改革发展时期深刻嬗变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更新观念，勇于探索，大胆直面社会和人生，创作出又多又好的雅俗共赏的＂工业题材＂影片来！</p><p> 也许表现＂工业题材＂比起表现那些＂间谍特务＂、＂歌星舞女＂、＂皇帝大侠＂要难得多，也不容易出经济效益，但我们既然可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拍那么多的＂探索片＂、＂言情片＂、＂功夫片＂甚至＂恐怖片＂，君不见有些片子即使在国际上得奖也仅卖掉零星几个拷贝，为什么就不能在＂工业题材＂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一番呢？也许收获就在这＂秋天里的春天＂！观众不会忘记。</p><p> 企望那片星空。</p><p> （原载 2014.8.2《楊浦时报》文苑）</p> <p> 十月，歌声飞扬</p><p> 前不久，央视音乐频道播出了已届耄耋之年的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参加节目的演唱片段，“美酒啊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当这首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曲又一次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唱响，我的眼睛湿润了。</p><p> 歌声飘过近四十年，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那是个刚刚经历过灾难性风暴的文艺“解禁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们心中压抑许久的期待、憧憬、渴望也早已化为一种追求、突破、攀登的激情，这高亢激昂、荡气回肠的旋律正好让积蓄已久的情绪得到了合理宣泄。那个年代，大街小巷、广播演出，到处可以听到《祝酒歌》的激越旋律。一首当代人创作的音乐作品，竟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这恐怕是包括词曲作者和演唱家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同一时期，《周总理，您在哪里》也令人潸然泪下。歌唱家以深情款款的呼唤，真切传递了人们热爱总理、缅怀总理的心声。这即是悲歌，更是一曲对革命先辈抒发崇敬之情、寓意祖国迈向历史性转折的集结号！</p><p> 作为一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李光羲一生演唱过无数经典曲目，但《祝酒歌》、《周总理，您在哪里》却是令人回味无穷。他不靠声音的华美打动人，而是用动人心扉的情感冲击着听众的心，起承转合非常到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歌曲的内涵，端庄朴素、正气凛然的演绎常常使人热血澎湃。</p><p> 歌声与时代从来都是相倚相依的，音乐作品体现着时代的脉搏。无论建国初期的《我的祖国》，还是建设时期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走上高高的兴安岭》，抑或是《血染的风采》、《再见吧，妈妈》，还是新时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中国梦》等，无不反映出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美好的向往。饮水思源，抚今追昔，《祝酒歌》表达的意境，让我们更为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这是一个多梦的时代，一个个理想在我们手中实现；这是一个多情的时代，多彩的生活、多彩的事业、多彩的人生，丰富着每个人的向往。</p><p> 愿我们在富有生命力的时代歌声中，坚持理想信念，奏响人生豪迈壮美的乐章。</p><p> （原载2014.12.25《杨浦时报》）</p> <p> 那些年，我们穿梭城区追寻光影</p><p>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厂里的职工影评是其中的一大亮色。厂工会宣教部经常组织观摩影片、组织座谈、外出交流等活动，尤其是程友谨接手此项工作后，由于他本人思维超前、文笔出众，是厂里职工影评的一面旗帜，因此佳作迭出，活动不断，好评如潮，短短几年时间，便在厂报上出满《影视坛》专栏50期，汇集影评文章300多篇。程友谨本人及职工影评活动在冶金局系统也常常被挂上“头牌”，受到表彰。因为我在厂部机关工作，相比较分厂车间，能够按排出时间，程兄便经常按排我去观摩影片，接受“美差”，往往他电话唤我到他那里去领预订的观摩卡，交待地点，一般一去看就是两部电影，也有安排在休息天的。那时国门渐开，过去看不到的外国影片尚不公开对外售票，称之为“内部电影”，票子非常抢手，剧场门口往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等退票的人比比皆是，通往剧场的道路犹如一个大市场。我记得去得最多的是两个影院，一个是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影院，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光电影院。有好几次，我一天观影达到四部，上下午各两部，上午还在“卢湾”，下午就到了“新光”，中午就进附近小店吃一碗面。有时图方便，还骑着自行车，从城市这头“飞”到城市那头，奔波着，追寻着光影的享受，乐此不疲……</p><p> 说到观摩影视片，还要感恩原组织部的林来娣大姐，那时我正在交女朋友，因为她有个亲戚在丁香花园工作，林大姐赠我多次“内部录像片”票，那录像片与“内部电影”一样热门，成为交际当中拿得出手的“硬通货”。一拿到她给的票子，我中午到食堂买好点心，下班后便急急搭203路或95路公交，与女友汇合后，赶去近淮海路的上海京剧院礼堂、市中心的风雷剧场等处，欣赏当时还不易看到的那些热门片子，包括《野战排》、《辛德勒的名单》等等，往往在剧场还遇到同样是影视片爱好者的林大姐的爱人姚海良先生。待到散场，夜已深，走在寂静的大马路上，心情通透、舒畅又有些意犹未竟。</p><p> （2020.5.1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