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父亲的歌

晓明印记

<p><br></p><p>爸爸布路,曾用名高国臣、阿拉坦哈达斯,1929年3月出生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家庭出身官僚兼地主,家里有土地200多晌,长工20余人,在县城有油坊一座,爸爸的爸爸高世英是伪满时期日本人任命的前郭县警察署署长,是满金一豆的少将军衔。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前郭县在全国率先土改,爷爷被定为官僚兼地主,分尽家产解甲归田产回到库里屯从事农业劳动赶大车了,1949年因痨病去世前家里已经是一无所有比穷人还穷了。我想还是去世的早,要赶上解放后土改还不知道什么结局呢!</p><p><br></p><p>前不久我通过吉林省前郭县工商联副主席包海滨找了县档案局局长,请求他查找一下爷爷伪满时期的任命状,馆长安排工作人员查了两天没有找到,看来这是无名状了。</p><p><br></p><p>很早的时候特别是文革中成分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从小不知道家庭成分是地主,只知道贫农是最好的,从上小学开始填的各种表格都是贫农,一直到文革中才知道自己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后看到爸爸填写的干部履历中又知道了原来家庭出身是官僚兼地主,文革中爸爸妈妈受尽了苦难,我们子女也因为成分不好升学参军入党一路坎坷。</p><p><br></p><p>早上和老叔通电话,1968年在呼市印刷厂工作的老叔被抓起来一个原因是隐瞒家庭是官僚兼地主出身,老叔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还有官僚,在此之前一直填写的是地主,那年老叔23岁,1945年老叔出生时他的爸爸已经在农村了,爷爷1949年去世,老叔才4岁,连老叔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何况我们姐弟四人?</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爸爸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span></p> <p>那是1967年,作为旗委书记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工资停发了,母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工资减半,家里奶奶领着我们姐妹五人,奶奶年事已高,两个弟弟年纪还小,最小的妹妹因受夜间闯进抄家的造反派惊吓而得了严重的后遗症,已经是残疾人了,大我两岁的姐姐还要照顾弟弟和妹妹,妈妈70多多元的工资扣除了爸爸和妈妈的每个月生活费后所剩无几,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家里不是缺钱了,就是粮食不够吃了,邻家女孩桂花家也有一位老奶奶,俩个老太太经常的互借粮食和零花钱,每到领工资和月初买粮的日子,两个老太太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还钱还粮。2018年我和当年的邻家女孩桂花一起骑自行车环绕科尔沁草原行,15天环绕草原1500多公里,一路上我们还说起了当年的事情,现在的这位邻家桂花可不得了了,去年独自骑自行车横跨欧洲七个国家,为草原第一骑行女神。</p><p><br></p><p>为了弟弟妹妹,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操心,那时学校也停课了,我去放牛挣钱了,当我将第一天挣到的一块五角钱拿回家的时候,姐姐领着弟弟妹妹在家门口迎接我,全家人非常高兴,因为明天可以买米了,奶奶身上已经没有分文了。</p><p><br></p><p>三个月后的一天,一个管我们这些小孩的人指派我去“赶运”,就是把牛群从这个地点赶到几十公里另一个地点,受宠若惊的我激动的跳了起来,赶运的工钱要比放牛的多3角1分钱,一天1.81元,想赶运的小伙伴们趋之若骛,几乎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想争到这个机会,作为“黑帮”子弟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每次都是羡慕地望着他们去赶运,丝毫没有料到是那天隔着那么多的人他直接点我的名字让我去赶运,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连他的长相也模糊了,我只记得他是一个蒙古族叔叔,但是他的善良他的同情他的不怕受牵连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也一直影响着我。</p><p><br></p><p>有一次在放牛的时候,牛群被马蜂袭击而狂奔起来,草原称之为炸群,我追赶着牛群整整一个下午一直到天黑时才将牛群赶了回来,当我筋疲力尽地数完牛后发现少了两头小牛。要知道这两头小牛如果丢失了不仅要扣掉我一个多月的工钱,还面临着“下岗”被解雇回家,家里还在等着钱买米下锅呢!我转身又走进了草原,茫茫草原在黑暗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的宁静,不时传来“嗷、嗷”的狼嚎。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胆量不知是从那里来的,我没有害怕,我只知道牛是不能丢的,必须尽快找回来,越晚小牛就越危险,那时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多了,草原上的狼很多,就在几天前我的一位小伙伴在放牛时还被狼叼走了一只小牛。老天关照我,也关照了小牛。我终于听到了小牛凄惨的叫声跑了过去,只见两只小牛蜷曲在草丛中不停地叫着,多可怜啊。我为因自己的疏忽而使小牛走失离开了妈妈而不安,是啊,它们也和我一样企盼着回到家,企盼着回到妈妈身边。我为小牛没有果食狼腹而庆幸,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小牛踏上了返回的路。</p><p><br></p><p>两年的放牛生活使我过早地步入了社会,过早地体验了人情,看到了世态,我曾因走资派的儿子而被造反派的子女围打过,我也还手,虽然吃亏的是我;也曾因过度疲劳睡在草原上被毒蛇咬伤,虽然北方的草原蛇没有南方的眼镜蛇、五步蛇那么凶狠,但它的毒液仍使我的脚红肿了好几天;我曾被好心的人体贴过关照过,尽管他们承受着压力,有的是等天黑了以后悄悄地过来安慰我几句,有的是让孩子过来把我的脏衣服拿走洗净。一位老阿妈不避嫌疑经常过来看我,有时人还没进屋声音已传了过来:“小明,给你送炒米、奶豆腐来了!” 她说我虽然不认识你的父母,但他们肯定不是坏人。草原牧民的同情、善良、人道、人性还有阿妈的那颗爱心给了我极大的宽慰。十年后当父母官复原职我去找这位大妈表示感谢,她很平淡地说,那几年有好几个和你一样的孩子,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有什么啊?</p><p><br></p><p>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正是这些淳朴的牧民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善良,教会了我做人,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当老师,也无论是当官员还是闯市场,我始终以善待社会善待他人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原则,这与我当年的放牛经历是不无关系的。</p><p>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内蒙古外贸工作才知道当年放的那些牛,原来是供港活牛,从解放后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供港活牛始终是科尔沁草原黄牛,由国家外贸部门独家配额供应。流程是这样的:从草原上收购草原黄牛,在科尔沁草原上继续放养等待计划专列运走,就在我放羊的那个地方——科尔沁左翼后旗后旗甘旗卡火车站装上专列运往广州再到深圳,到深圳下了专列进入严格的检验并屠宰后运到香港。我就是在第二个环节放牛那个阶段。</p><p><br></p><p>50多年过去了,这一段经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今天把它写出来能给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点借鉴我就满足了。</p><p><br></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爸爸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span></p> <p>我的一位同学说父母在有家可回,住多少天心里都是踏实的,父母不在了家在哪里很迷茫?我说曾经的过往都是过客,飘零在外四海为家。</p><p><br></p><p>2017年的清明节,爸爸对我说去黄河吧,去看看你妈妈和奶奶,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她们了,他认真把自己梳理一番穿的干干净净戴上了礼帽颤颤巍巍地上车了。我们全家人站在当年把奶奶和妈妈的骨灰撒下黄河的那个地方,爸爸老泪纵横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妈妈、老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p><p><br></p><p>我预感到爸爸已经风烛残年,他的生命如同一盏燃烧殆尽的油灯马上就要熄灭了,从黄河归来的当天下午他住进了医院没有再出来。</p><p><br></p><p>4月5日中午,我和弟弟小强还在病房里和爸爸一起吃着小强送来的炸黄鱼,吃得是那么香,嚼的是那么细,还把鱼刺挑了出来,爸爸还说有些可惜了,这要是在家里有一点酒该多好。4月7日上午我和弟弟小光商量给财经大学老干部处汇报爸爸病情,请老干部处向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最后一次提出关于爸爸享受抗日干部医疗待遇问题,如果依然不批复我们子女将放弃要求不要这个待遇,人没有了待遇还有意义吗?</p><p><br></p><p>爸爸非常清楚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已经安排好了所有:四月初亲笔给内蒙古财经大学提交了遗嘱,提出丧事从简,不通知老朋友老领导老同事,只要求把他的骨灰撒下黄河和我奶奶我妈妈在一起;4月6日爸爸说用呼吸机维持生命违背了他的初衷,让我去问问主治医生,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使用呼吸机的话,他有话要说,从那一刻开始爸爸拒绝使用呼吸机一直到生命的终结。</p><p><br></p><p>4月9日,2017年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飘然而至,瞬间如闪电一样来的突然,爸爸头一仰绝尘而去,没有犹豫,没有痛苦,没有告别,甚至都没有看我们一眼他的灵魂就消失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悲哀,我想那场小雨是天堂收到了他的灵魂与我们同悲泣。</p><p><br></p><p>4月10日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和内蒙古老干部局联合发出文件:关于布路同志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级标准报销医疗费的通知。</p><p><br></p><p>如果幽默令人发笑冷幽默令人发冷的话,发生在爸爸身上的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幽默,但是这真的是令人发冷欲哭无泪的冷幽默,一个前往天堂路上的抗日老兵领到了一份按照抗战离休待遇报销医疗费的红头文件,那是一份轻如鸿毛的通知。</p><p><br></p><p>爸爸2005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多年来爸爸每次参加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都要戴上这俩枚珍贵的纪念章。</p><p><br></p><p>2015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中央发文明确抗战离休老干部在医疗待遇方面享受副省级的标准就是对这些老同志的照顾和关怀,那年全国有22万人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们中间最小的也接近90岁了。两年来爸爸数次向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提出希望能够按照文件执行,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这个要求了。</p><p><br></p><p>我想,人已经没有了通知还能发下来,说明人还在的时候通知也应该可以有,我们收到了一份本来可以在去往医院途中得到的治疗却在去往天堂的路上才发出来的通知,不知道这是家庭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我想起几十年前看过的一场电影《列宁在1918》一句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香肠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别急。</p><p><br></p><p>我了解爸爸,他要的不是待遇不是报销不是级别,因为副省级医疗待遇与他已经享受的医疗待遇相差无几,他要的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还有他的初心,就像他在抗日战争末期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把自己的名字哈达改名为布路意味着走布尔什维克道路的那天起,他就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忘初心并为之奋斗了72年。</p><p><br></p><p>在黄河大桥上,我把这份通知烧成灰烬并随着骨灰一起撒向黄河,我默默地对爸爸说你去天堂让通知去地狱吧,也许那边需要。</p><p><br></p><p>天堂没有微信没有wi-fi,宇宙无限大,但是我知道爸爸找到妈妈了,他们在一起了。天堂比西天还遥远,去西天可以修成正果回来,天堂是单程,只能前往不可返回。</p><p> </p><p>在爸爸的遗体告别上,我写到:怀民族大义投身信仰无悔一生,系家国情怀忠于马列不改初心。这是对爸爸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p><p><br></p><p>爸爸走了,家没了!</p><p>爸爸,我想你了!</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这张照片是1961年爸爸在内蒙古党校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1963年全家在呼和浩特的合影,爸爸抱着弟弟小光,姐姐,小强和我站在前排,那一年我七岁小学二年级</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照片是1972年爸爸从牛棚出来带着弟弟小光到天津去治病,文革中爸爸的腰椎被造反派打断了,留下了后遗症。</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这张照片是1984年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这是前郭县库里屯走出来的老干部合影,右二是爸爸,左一是我。</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这是内蒙古电视台在抗战70周年时采访爸爸</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5px;">爸爸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