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姥爷的足迹－－为姥爷写传纪实

青青草

　　2020年2月28日，早上醒来看到“家在监漳”微信公众号发出了我为姥爷写的传记，内心真是感慨万千。姥爷去世47年了，接近半个世纪，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的情况下，我还能整理出有关他的事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情动于衷，不由在朋友圈发送了几段文字，讲述了了解姥爷感人事迹的艰难过程。文友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安志伟博士、文友曹志红老师、八路军军史研究专家郝雪廷老师看见，都主张我把采访、调查、写作过程记录下来。

　　1．传记写作缘起

2019年春，县政协准备为1978年之前各行各业劳模英雄人物立传，召集县里写作爱好者开会，我们30几人到场，有弓俊艳、赵三文、郝雪廷、白国清、孙如珍、赵兰舟、王照骞、李驰骋、弓国伟、张建国、崔明、关玉萍、孙俊堂、郝俊峰、董晓丽、李俊玲、赵秀红，还有我的同事蒋亚平等。

会议召开了两次，第一次是在3月18日，县政协举行了《武乡英烈劳模传》编撰启动仪式，县政协主席魏书文做了简单的讲话，强调了此次写作对留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并明确写作分两步进行，先写劳模传，以后再写英烈传。启动仪式上，赵三文老师为大家提供了劳模人物名单，大概有70几位，让我们先自行选择熟悉的劳模，会后再结合个人意见具体分配。我当时正代毕业班，又颈肩劳损严重，因此只选择了我姥爷——程胖孩。

第二次会议在4月19日召开。赵三文老师宣布了写作名单，每人1－－3篇不等，孙俊堂老师和政协的几个工作人员，把搜集到的英雄人物素材分发给相关写作人员。有的劳模、英雄人物当时新闻、通讯报道比较多，素材比较详细；有的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只有个名字，素材基本为零，需要写作者采访调查。

我姥爷属于后者，他的资料只有县志上简短的两行：“程胖孩，男，监漳村，合作英雄。1946年，出席‘太行群英会’，荣获‘合作英雄’称号，并获锦旗、奖章等奖品。”

会后，我们各自进入了调查、写作阶段。

2.弓国伟提供珍贵资料

3月20号，和商务中心的弓国伟在微信聊天时，他告诉我手里有些供销社的资料，也许对整理我姥爷的事迹有帮助。我心下大喜，当即就去商务中心找老弓。他给我了三本书，一本是《武乡供销合作志》，一本是未成稿的《武乡商业志》，还有一本供销、商业系统改革前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

　　我拿到这三本资料，如获至宝，回家就开始阅读。详细读了《武乡供销合作志》这本书，我初步了解到了武乡供销合作社诞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以及发展历史，为后来推断我姥爷创办合作社的轨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本书还记载了许多合作英雄人物，最早提到我姥爷的名字是在1943年，县里表扬一批合作社办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其中有我姥爷。另外两次提到我姥爷，一次是1946年11月，县委书记武光清在监漳会仙观主持召开“武乡群英会”，我姥爷和另外17名合作英雄一起接受表彰；另一次是1946年12月，我姥爷在长治参加了“第二届太行群英会”，受到表彰。

能在《武乡供销合作志》中记载有三次表彰，说明姥爷在抗战时期，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值得列入“劳模传”中的。

　　《武乡商业志》虽然只是油印的初稿，还没有出版，但这个初稿也是花了大力气进行了历史的调查，是武乡商业系统宝贵的一笔资料。这本书中记载，武乡1951年成立“烟酒专卖部”，1954年成立“百货公司”和“花纱布公司”，这些资料的出现，为推断监漳供销合作社作坊的兴衰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则让我了解了当时整个国家商业发展的大形势，1948年有一次讲话提到了合作社分红的问题，比较严肃地批评这是不正确的，提出应取消合作社分红模式，社员的股金可以按银行利息结算。这个讲话稿的出现，解释了在后来调查时很多人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入股的社员后来不能继续分红。原来入股社员不再继续分红，不是我姥爷或者那一任供销主任的主张，而是当时国家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觉悟的结果。

三本文献资料，勾勒出了姥爷生活的时代背景，让我把握了他创业的心理基础。但我姥爷的创业轨迹和他后来工作历程，仍然需要我去做大量的走访调查。

3家人：胳膊肘不会往里拐

姥爷去世时，我才一岁半，对他没有丝毫印象。只偶尔听母亲念叨几句，并没有更多了解。要调查姥爷生前的事迹，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我母亲和二舅（大舅和姨妈已经过世）。

母亲住在上海，闲下来就和我视频聊天，总是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姥爷身上。在母亲眼里，姥爷是一个不讲究衣着的人，他的裤子始终松松垮垮，走走提提。性格乐观，喜欢热闹说笑，即使遇到大的磨难，也能笑着面对。一次他去洪水进货，骡子在老寨坡上受惊翻车，整车货物压到姥爷身上，导致他腰椎骨折。别人来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却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后福没享受到，这种乐观的精神却为人称道。

58岁发现有食道癌，去长治和平医院开刀，医生问他害怕不，他说：“怕啥，大不了是个死！就是死，我也得看看食管里长的个啥东西！”手术成功，他按劳模级别可以住特护病房，姥爷却嚷嚷起来：“我不住单人间，我要去大病房，我要和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在病房里他高声说笑，和周围患者愁云惨淡的面貌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本看不出来是身患癌症的人。

　　二舅住在长治，我打电话和他聊。一提起姥爷，他总是长叹一声：“唉，快别提你姥爷了。他早年曾开过一个药铺‘志和堂’，又是监漳合作社第一任主任，方圆十里八乡都知道你姥爷是个大能人，是个大好人。可是对于家人，他胳膊肘不会往里拐，只知道把家里的东西往出拿。1958年大炼钢铁，要求家家都贡献破铜烂铁。他倒好，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就把新买的罗锅给捐出去；供销社需要一副木板，他把家里的一副门扇拿出去。公家的东西，一枝圪扎（方言：极细小的枝条）也拿不回来。”

二舅满腹怨言，说得也有点过。可这也无怪乎二舅埋怨，现在某些有权势的人，总是先肥了自己的腰包，安顿了自己的子女，才考虑其他，哪像我姥爷一样纯粹无私。姥爷要是胳膊肘多少往里拐拐，二舅与我母亲早就成了挣工资的人，现在就用不着每天为了养老发愁。

姥爷故居

　　隔了几天，二舅又打电话说，“我一生沾了他一次光。”

那时队里喂养着一匹骡子，它性格暴躁，经常踢人，队里除了二舅之外，任何人近它不得。无奈队里决定派二舅到蟠龙集市卖掉这匹骡子。二舅牵着骡子去卖牲口的地方，必得穿过蟠龙窄窄的街道。街上人来人往，二舅生怕骡子踢到人，不敢过去。恰巧过来一辆汽车，二舅赶紧趁汽车闯开的一条宽阔道路往前赶。谁料走到半街汽车停了下来，二舅只好牵着骡子也停下来，骡子后蹄一抬，正好把身后赶上来的男子踢倒在地。男子当即抱住二舅不让走，二舅赶忙求情：“叔叔，你看我骡子实在是脾气暴躁，要是不趁汽车把它送到牲口市场，等等还会踢很多人。你先在这里稍等一下，我送过去骡子，就来带你去医院检查。”

男子见确实如此，就答应了。二舅赶到牲口市场拴好骡子，返回蟠龙街上，男子还在哪里等着。见二舅过来，男子说：“你后生说话算话，有良心。”二舅说：“我的牲口踢了你，哪能走了不管你呢？来我扶你起来，咱们去医院。”男子问：“你是哪里人？”“监漳人。”“听说监漳有个程胖孩，你认识他吗？”二舅笑了，“岂止认识，那是我爹。”那男子惊讶道，“那是你爹？后生，你拉我起来吧。既然程胖孩是你爹，他可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今天这事就算拉倒。要是换作别人，我可饶不了他。我是下北漳人

姥爷故居

　　二舅讲完又叹一声，“那次可真沾你姥爷光了，否则我可能少花不了钱。不过，也就这一次，以后再没沾过他光。”

除了生活中的事情和太行群英会劳模，关于工作中的情况，母亲和二舅几乎不了解。细细思索，也就不奇怪了。

姥爷当年创业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而母亲出生在1945年，二舅比他还小五六岁，自然没有任何印象。等他们稍长，姥爷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公家的事比天大。虽然在监漳本村上班，但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单位，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处理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事，或者询问一下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他的很少和孩子们交流，更不谈论有关工作上的事。等他1966年生病退休回家，孩子们已各自成家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没有空回家听姥爷讲述。虽然他们是姥爷嫡嫡亲亲的儿女，可从姥爷工作角度来说，反而是最陌生的人。

看来调查姥爷的创业轨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姥爷故居

4.崔晋峰老师介绍姥爷前期经历

早之前就想收集姥爷的资料，曾两次回到监漳走访，收获都不大，六七十岁的老人们都知道有个程胖孩老汉，也知道他有本事、有公心，为监漳合作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具体情况却并不清楚，我乘兴而去，失望而归。

后来突然想起，当年和姥爷一起创办合作社的人，虽已都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后人会不会了解情况？特别是当时和姥爷合作多年，曾任供销合作社主任的任四孩，他的后人家中是不是保留有一些资料，或者还记得当年的一些事情？

打电话回监漳询问，回说他的后人不在武乡。于是电话、微信辗转联系，得到的回复是“不曾留有任何资料，也不记得当年的事情”。失望又一次降临。

一天早市，碰到了我监漳同学魏维平，他平素经常搜集监漳的奇闻轶事，他说：“我不了解你姥爷，但崔晋峰老师应该了解。”

崔老师也是监漳人，今年八十多岁，先做过教师，后又到县计委、政府办、体改委工作并担任过领导。他从小博闻强识，由于工作关系对社会发展情况也很关注，对监漳的事情也非常了解；况且他的父亲和我姥爷是好朋友，肯定了解不少。

我和崔老师从未谋面，但听了维平的介绍，决定冒昧去找崔老师。那是4月7日上午，我去了崔老师住的县残联家属院楼上。敲门进去，他正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写东西。81岁的人了，还笔耕不辍，很令人佩服！崔老师身材中等，背微驼，虽头发花白了，但身体还很硬朗，面色红润，笑意盈盈。

自我介绍后，崔老师很高兴地说：“孩孩，我和你爸曾经是同事，相处很好。我记得你姥爷许多事情，他是监漳合作社创始人，我父亲后来也到了合作社工作；以前我给父亲写东西，他也给我讲过你姥爷。”

进门之前我还比较忐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些收获，听了崔老师的话，我心一下子放到了肚子里；又听他和我父亲曾经是同事，顿时倍感亲切。我们一老一少，坐在客厅相对谈话。从崔老师口中，我第一次听到曾外祖父是贡生，他的两个弟弟都是秀才，这让我很有点意外，不由对外祖父家多了点崇敬。

崔老师多年从事写作，有很深的文学功底，讲述起我姥爷故事也特别生动有趣。

他从幼年记忆中的“胖孩铺儿”讲起，讲到日寇入侵监漳村，讲到姥爷创办各种作坊的艰难，既要躲避战乱，又要生产，还得四处寻找原材料，不时还会遇到失败。

当讲到因为要满足染坊的需要，监漳滩种植蓝草时，他伸开双臂，好像无边无际绿茵茵的平滩，就被他托到了我面前；他讲打蓝靛，嘴里就“嗨哟、嗨哟--”地喊起号子来；打靛失败，他遗憾地伸出中指，在茶几上一抹，好像抹出了灰白色。

讲到手巾铺，提到了崔维方主持的一分社织坊，那里织被面、褥芯，暴贵生这个“北瓜大师傅”，织纬着三道红边的毛巾，说到这里时崔老师双手在颈上一绕，仿佛纬着三道宽边的白手巾就搭到了他脖子上……

他讲酱油铺，讲粉坊，讲南北街上的一分社、二分社……虽然作坊先后创建时间不太清楚，但这资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窗外阳光明媚，屋内谈兴浓浓。“你姥爷不但一心为公，还很会做思想工作。”崔老师想起了姥爷一次募集的过程，“你姥爷先去监漳一户人家，这家男人在外工作，听说村里要唱戏，一下子给了四十块钱。第二天你姥爷去了观庄，哪里也有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回来过年，是一个不小的干部。去了稍加寒暄，你姥爷告诉他，‘监漳XXX出了四十块，你看给多少。’”崔老师边说边笑，“都是差不多级别的干部，怎么好意思比人家少。你姥爷抓住了他们好面子的特点，两户人家就凑了80元。以前很少有人能做到。”

崔老师声音温和，不疾不徐，一直讲到十二点多。末了，崔老师殷殷叮嘱我，“写作你姥爷时一定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在抗战时期如何解决监漳老百姓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要体现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

崔老师讲述的内容，成为了姥爷传记的基本事实，而我在构思文章时，也听取了崔老师的意见。

看看时近中午，考虑到崔老师年纪大了，我告辞出门。站在阳光下，只觉和风拂面，心情无比充实。

后来，我又多次去崔老师家，听崔老师回忆；有时崔老师想起重要的细节，也赶紧给我打电话让我记下来。文中涉及到的作坊师傅名字，大多都是崔老师回忆起来的，做酒师傅成全保、暴玉楼，酿醋做酱的魏生财，漏粉条的任暴成和任富全，主持染坊的师傅申良沟张旦孩……这些师傅都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们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后来新中国建设时的武乡经济出了很大力，但从来没有人为他们做过任何记载，现在崔老师回忆起来，我就用我的这支秃笔，在我姥爷的传中为他们留传一点文字资料，也算是对他们亡灵的告慰。

在崔老师的讲述中，我基本勾勒出了姥爷前期的事业框架。尽管崔老师对具体的时间节点记忆模糊，但这也增加了我调查姥爷事迹的信心，这个世上总还有人记得我姥爷，记得他曾经做过的事，只要他们还在，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5.采访魏武成伯伯获得重要信息

我和妈妈又一次通话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监漳村的魏武成，他曾经和我姥爷是同事。于是，魏伯伯就成了我下一个采访对象。

4月20日下午，我去采访魏伯伯。三点多钟我和他儿子魏庆丰，一起来到他居住的屋子。老人已经84岁，妻子前几年去世，虽然儿女都在县城，但他性喜安静，一个人居住。好在庆丰就在他旁边的楼上居住，照顾也很方便。

开门进去，发现老人不在，转身出来寻找。没走多远，远远看到老人走回来。魏伯伯个头不高，约莫一米六左右，身体很敦实；双手背在身后，稳稳地向前迈步；圆脸庞，眼睛不很大却比较有神，不似常见的老年人那般浑浊。

进屋坐定，庆丰向他介绍了我。魏伯伯稍有点耳背，但不影响交流，他朝我微微颔首，并不多说话。我心下思忖，这魏伯伯看来是一个不多言辞的人，如今年事也高，不一定能采访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不想，当我表达了来访的意思后，魏伯伯却精神焕发，把当年的点点滴滴娓娓向我道来。1952年，16岁的魏伯伯到监漳供销社当了售货员。那时他刚父母双亡，生活十分困难，时任供销社主任的任四孩和任副主任的姥爷一起让他到供销社工作，解决了他生活中的困难。

1958年他离开供销社，到铁厂、水泥厂工作了几年，后来一直在城建局工作，直到退休。

因为他和我姥爷朝夕相处了有整整六年时间，许多生动的细节来自他的讲述：“志和堂”药铺的格局，任福林看病开药方如何灵验，就连襄垣人都备上毛驴请他出诊；股东大会上姥爷情绪激昂振臂喊叫“从今天起再没有‘志和堂’了”；“偷喝白糖水”时新云和磨成的尴尬；“一分钱争执”中，姥爷和推销员红着脸吵吵嚷嚷的情景；姥爷大病初愈后如何带领职工修建供销社……

别人口中的姥爷都带有了神话，好像无所不能，但在魏伯伯这里，我终于知道姥爷也不是神人，他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翻砂作坊倒锅（把铁高温化成水，倒进模具浇铸成锅），不是太厚及时开不了水，就是技术不好漏水；做事风风火火，一见别人不合规矩，就红了脸高声嚷嚷；不过他那火气也是麦秸火，一点就着，别人还生闷气呢，他就已经就烟消云散，笑着打哈哈了。

提到任四孩，魏伯伯还讲了他一个有趣的故事。监漳唱戏，他和新云、任磨成几个小伙子晚上负责看门。任四孩吩咐完毕转身出门，几个小伙子就拿了点供销社的豆腐干，在桶里舀了些散酒，溜到厨房，喝起来了。喝了没有几盅，听到有人敲大门，新云一边唠叨“谁呀，不看戏来这里干啥”，一边开门，打开门一看，离去不长时间的任四孩又回来了。

新云吓得不敢吭气，几个人还在里面咋咋呼呼吆喝呢，任四孩已二话没说进了厨房，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魏伯伯讲到此处，忍不住呵呵笑起来。任四孩看几个小伙子如此紧张，严肃的面孔放松下来，笑了一下，“你们几个可是不敢光喝酒忘记了看门大事，喝了这点各自回去看门。”说完又转身出去，这回可是真的走了。

小伙子们如此紧张，是因为任四孩平时管理极为严格。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仅仅只有我姥爷一个人公而忘私，大部分人都是兢兢业业，一心为公。他宽容几个小伙子，也可见他人格中不仅只有严厉的一面，他也非常爱惜这些小伙子，宽严相济。只可惜调查中涉及到任四孩的资料极其有限，没办法为他立传。

魏伯伯不仅讲述了姥爷在供销社工作的事情，还给我讲述了姥爷乐于助人的事情，年关时救济崔绑孩和段福军家，“赔售日”货物降价，让监漳老百姓便宜购物；帮助崔恩堂牵线搭桥做媒人，监漳村以及附近，由姥爷牵线做媒成功的不下三百人；他还调解婆媳、妯娌、父子之间的矛盾纠纷，因此被称为“活则岭五道爷”和“人民调解员”。

讲述这些故事时，魏伯伯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绘声绘色，神气飞扬，完全不是我刚才看到的沉默状态。

魏伯伯不仅讲了许多有关于我姥爷的事情，他还把监漳供销社的沿革讲述了一部分：1939年或1940年之前是纯私人店铺；之后到1945年，属于私人集股合作社，由我姥爷程胖孩负责；1945年后到建国前，是半私人半集体，建国后成为集体所有制，程胖孩是第一任主任；1951年暴银锁成为第二任主任，只在监漳供销社做了一年就调任贾豁；任四孩1952年接替第三任主任，一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卸任；第四任朱全文；1971年2月，任水云成为了监漳供销社第五任主任。

关于姥爷创办监漳合作社的年代，崔晋峰老师推测在1945年左右。因为他的父亲曾在1939年创办过合作社，日寇入侵监漳，一把火烧光，合作社再没有办起来；此后日寇猖狂，他认为不可能再办合作社。而且他依稀记得1945年监漳举行了一次选举大会，选举我姥爷为合作社主任。

魏伯伯却推测成立时间应该在1939年左右，日寇在入侵监漳时，他印象中已经有合作社和一些作坊了。这点从《武乡供销合作志》中也可得到印证，1943年我姥爷已经成为了合作供销社先进人物，很显然合作社成立应该早于1943年，至于哪一年很难确定。

1945年监漳举行的合作社大会，应该是由私有转化为半私人半集体所有的大会。合作社完全集体化应该在“四清运动”后了。我比较赞同魏伯伯的观点。我母亲回忆，合作社集体化后，姥姥小脚妇人，见识浅短，想不开，逐渐成为抑郁症，终日不言不语；后来又发展为狂想症，时而清醒，时而沉默，时而癫狂。癫狂时不是说中央领导请她去北京，就是觉得有人要下毒谋害她，晚上睡觉也必定要拿把刀放到门闩后，防止坏人袭击。可惜当时人们除了身体器质性的病变称为病，并不知道这种病的存在，也没有地方专门设立这种门诊；姥爷终日忙于供销社，也不很关心姥姥的心理，以至于姥姥病情拖延时间太长无法治愈。

天色昏暗，路灯次第亮起，我才离开了魏伯伯家。这一次收获颇多，综合崔老师和他的材料，我姥爷生前经历基本框架已经勾勒出来。

6查族谱确定姥爷名字

调查计划中还有一项内容相当重要，那就是姥爷的名字。无论是县志记载，还是众人口中，姥爷都是以“程胖孩”的名字出现，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只能是乳名。姥爷可能出生时比较胖，或者幼年时比较胖，但这绝不应该是他的学名或大名。

曾外祖父程楚云（又名程良善）是清末贡生，曾任武乡乙种农校校长，旧县志上还留有他写的诗文《九日登鼙山》《哀铁佛七古》；他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程锦云（又名程良业）、二弟弟程步云（又名程良云）都是秀才，我姥爷祖上可以说是诗书人家。

姥爷亲弟兄一共有三个，老大名“德元”，老二名“德仁”。当时日寇侵华，大家对日本人的称呼普遍使用“敌人”。武乡土话“德仁”和“敌人”同音，大家就戏称二姥爷为“日本人”，这个绰号一直叫了很久。到了姥爷，曾外祖父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不给最小的儿子取名？猜想应该也是“德X”，可惜姥爷因了“胖”的特点，大名没有流传叫开，而他自己也索性这样称呼，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姥爷大名。

采访魏武成伯伯时，说起我姥爷的名字，他说那时大家都叫我姥爷程胖孩，就连颁发的奖状上也是写的“程胖孩”，但他确有大名，记得好像是一个单名“ē”，至于怎么写不得而知，他推荐我去找志良舅舅。

第二天，我就在东村建行家属院找到了程志良舅舅。志良舅舅曾任建设银行武乡支行行长，前几年程氏家族修族谱，他是主要负责人。

和前两位老人不同，他性格豪爽，说话高声大气，这和他耳背有点关系，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一直以来当领导的缘故。

听到我的来意，志良舅舅立即搬出厚厚的程氏族谱，翻到我姥爷的一页，一对照，发现族谱写着姥爷名为“鹗”，这就验证了魏伯伯说的那个“单名‘ē’”，但是和我推断的姥爷应该是“德X”仍然有出入。志良舅舅告诉我，族谱名和平时的名字不同，“你大姥爷叫‘德元’，族谱上是单名‘鹄，你二姥爷叫‘德仁’，族谱中单名‘骞’，你姥爷平时生活中也应该是‘德X’，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不过，最起码现在总知道你姥爷一个正式名字了，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这确实是一种收获，当我把调查采访告诉给母亲时，母亲也是很高兴。虽然现在知道姥爷族谱名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在我母亲心中却有很大意义，因为对姥爷的了解更进了一步。

志良舅舅还补充讲述了姥爷办油坊的事情，他那时还是一个贪玩贪吃的孩子，经常到姥爷的油坊去吃炒熟的小麻，轧油用的一尺多粗的横木，最让他记忆深刻。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看来每个人记忆重点是有区别的，这大概就是新闻调查和历史事件调查，要深入采访，多人采访的原因了。

这也提醒了我，对姥爷事迹的调查，还要深入下去。后来，我又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原来姥爷的下属，后来做了监漳供销社主任的任水云，我们两家是亲戚，监漳供销社和上司、姚家庄供销社分分合合的材料，就是他提供给我；姥爷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去看望过姥爷，见了姥爷最后一面。

还有一位任水唐，姥爷在监漳供销社，他在响水瓮供销社，两个人没有一起工作过，所以对姥爷事情不太了解。不过我却有了另外的收获。

《武乡供销合作志》上介绍，监漳供销社第一任主任是任明太（任水云之父），可是根据我走访调查的材料，第一任主任确是我姥爷，为什么志书上如此记载？见到老人，这个谜团终于揭开，志书上的材料就是任水堂老人提供，但老人说的第一任主任却并不是说监漳供销社，而是指监漳公社响水瓮供销社，可能在记录时把“响水瓮”三个字漏掉了。《武乡供销合作志》不再重新出版也就罢了，如果再出版，这个错误就可得到修订。这也算采访调查额外的收获吧。

7.再回监漳采访几位高龄前辈

某天，母亲突然想起来监漳还有我八十多岁的堂舅程二润，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院子；还有几个年龄在九十左右的老人，他们都住在街上离供销社不远的地方。

她鼓动我说：“回去问问，说不定会有收获。”于是5月3日再次动身回到监漳调查。堂舅不了解姥爷工作上的事情，“我十几岁就到蟠龙医院上班了，不太了解你姥爷的工作。不过，你姥爷对我帮助很大。当年你大姥爷去世时，我正在段村，回到家里要啥没啥，是你姥爷又买布，又买粮，才帮助我打发（出殡）了。”

辗转又找到三个高龄老人－－成磨锁、崔新德、成贵生。成磨锁92岁了，早年离家当兵，退伍后回武乡工作，对姥爷工作了解不详；另外两位老人一直生活在监漳，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对那时的事情记忆较多。

中午接近十一点的时候，我去了崔新德老人家，老人刚从地里劳动回来。整整90岁了还上地劳动，我有点惊讶，可看着他硬朗的身体也就觉得正常了。

农村老百姓，只有到再也劳动不成的那种情况，才肯停歇下来；否则，上地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职业，也是一辈子的习惯，如果不让他们去劳动，反而会浑身不自在。

只是毕竟年纪不饶人，他高大的身材略显佝偻，门牙也短缺了，一说话就笑，一笑口水就止不住要往下流。虽然年近九十，但他耳不聋，思维非常清楚，交流很顺畅。

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健谈的老人家就把自己知道的有关我姥爷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在这里，我终于知道了姥爷最先办的是酒坊，后来陆续办起染坊、粉坊、油坊等其它作坊，既解决了老百姓生活问题，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了力。

他还依稀记得1939年左右，老百姓拿粮食入股的情形；建国后，股金变为现金，一股一元，每家发有一本合作社入股凭证，可惜大部分人家遗失了没有保存下来。“老汉是个好老汉，性格爽朗，一心为公，而且有本事，有头脑。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这是崔新德老人对我姥爷的总结性评价。

成贵生老人92岁了，住在女儿家，按我们村辈分排，我叫他女儿奶奶，我应该称呼他为老爷爷了。

我找到他时，他正躺在床上午休，嘴巴微张，发出均匀的轻微鼾声。我坐在旁边椅子上耐心等待，一会儿老人睁开眼睛，看到屋子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皱着眉头使劲用昏花的眼睛辨认。

老人有点耳背，但也能勉强交流。听说我是程胖孩的外甥女，又和她女儿女婿同村，一下子高兴起来。“程胖孩呀外是个算话人，监漳供销社全凭呀闹起来的！”这是老人的开场白。

老人讲述了许多，基本和前面几位老人讲述内容大致相同，他还强调自己保存着一本合作社的入社证，可惜大费周章找出来才发现是“信用社”的社员证。

我采访的这几个老人都一致强调，“监漳合作供销社的创始人是你姥爷程胖孩。他大公无私，全部的身心都扑在了监漳合作社上。他也很厉害，只要他想到的，没有办不成的。”

听着他们讲述的我姥爷的点点滴滴，内心非常感动，既为姥爷高尚的人格感动，又为这些老人实事求是地讲述姥爷的事迹感动。

文章即将写成之际，陆续收到成磨锁和成贵生两位老人去世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两位老人仙逝的惋惜，也有抢得历史资料的幸运，更有为许多历史资料随着老一辈人去世，而永远没入历史深处的惆怅和遗憾。

8.众人帮忙寻获珍贵照片

调查中，我一直想找寻姥爷参加“第二届太行群英会”的具体资料。我觉得即便二舅和母亲不太清楚具体细节，那么重要的荣誉，家里也应该保存有一些照片资料或获奖证书。问二舅，他说：“只记得家里有一张一寸照片，可能是你姥爷退休时拍摄的，其他的奖状、照片统统不知道哪里去了。至于一寸照片还在不在，我也不敢确定，回去找找告你。”二舅回去几日，打来电话，那个一寸照片也无影无踪了。姥爷没有任何资料留下，我遗憾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上网搜寻“第二届太行群英会”的相关报道记载，在“魅力长治文化丛书”《红色寻光》第六章“遍地英雄太行巅”查找到了一些资料，但没有涉及我姥爷的。

8月2日，我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找到了八路军军史研究专家郝雪廷老师。郝雪廷老师除帮我找寻了“太行群英会”的资料，还对文中许多纪实材料予以判断核实。

其中两点非常重要：合作社创办时间和名称。首先是姥爷创办合作社的时间。郝老师结合现有资料帮我分析，1940年5月，日寇进驻武乡，老百姓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是合作社创办的背景；而且，《武乡供销合作志》中明确记载贾豁1940年夏初成立的“光华合作社”，是武乡第一个合作社，这就否认了姥爷1939年创办合作社；1941年到1944年间，武乡抗日斗争形势严峻，许多合作社被压缩了，不可能新办，所以我姥爷创办的合作社应该在1940年秋初。郝老师分析入情入理，困扰我多时的合作社创办时间终于敲定了。

其次是合作社的名称，姥爷当初创办合作社，采用的是私人集股形式，姥爷是最大的股东，按当时的情况合作社应该仍然沿用“志和堂”的名称，1945年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化，才正式命名“监漳供销合作社”。

所有材料基本收集齐全，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加以整理，愈整理愈觉得没有姥爷的影像资料是一个大缺憾。就多方托人打听，并且向可能有图片资料的人询问，哪怕是和别人共有的合影也好，总希望能给姥爷保留下一张让人敬仰怀念的图像。

可是，所有的回复都是“没有”。不由有点焦躁，崔老师给我宽心说：“那时候照一张相相当不容易，一般人一辈子也不照一张。你姥爷虽然没有照片留下，但是他的事迹却是留下了。”唏嘘之余，也只能遗憾得接受这个事实。

本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却没料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大概9月4号晚上，文友郝俊峰突然给我发来两张发黄的老照片，一张是拍摄于1946年12月14日的“武乡英雄出席太行二届群英大会纪念摄影”，一张是“出席二届群英会的三专区的代表”合影，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合影。

我赶紧发给母亲，让她看看里面有没有姥爷。没有几秒钟，微信那头传来了母亲惊喜的声音，“有你姥爷，第一张后排左二，第二张一排左七就是你姥爷。”这真是一个惊喜！虽然照片老旧，还有点模糊，但总算有了相片了。郝俊峰又提醒我，“新出版的《武乡图片集》里有没有你姥爷？”一语惊醒梦中人，赶紧翻开查看，果然在第33页找到了这两张照片，照片要比俊峰发来的清晰。9月10日，我到政协找到了《武乡图片集》主要负责编撰人赵三文老师，赵老师热情接待了我，并从电脑中找到修复后的高清图片拷贝给我。拿到照片，文友李勇给我剪裁出一张姥爷的单人一寸照，郝雪廷老师又给我调整了比例和色彩

　　我采访、调查、搜集的姥爷资料总算相对完整了，内心真是莫大的欣慰；母亲和二舅也非常欣喜，他们有生之年总算看到自己父亲的事迹用文字图片保留下来了；我表弟（大舅的第三子）在读到这篇文章时，忍不住喜极而泣。

回想从2019年3月18号接受任务开始，到国庆前定稿，半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从不同人的口中搜寻资料，追寻姥爷创业的足迹。采访中听到所有人对姥爷都是同样的评价：有商业头脑，乐于助人，无私奉献，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是监漳程氏家族的骄傲，是监漳供销合作社的骄傲。

姥爷的事迹感动着我，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传记写完已经又半年了，我还无法遏止这种感动。“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姥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他工作过的地方找不到一点当年的痕迹，可是，他的事迹、他的“程胖孩”大名，没有随着他的逝去而消失，而是永远刻在了一座丰碑上，那是监漳人用敬仰、怀念为他竖起的一座无形的丰碑。

感谢所有亲朋好友、乡亲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感谢回监漳调查时大妗对我的款待，感谢广大文友的倾情帮助，让我从最初的零资料开始，到最后终于掌握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这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凝结了大家的心血。我只有把姥爷点点滴滴都详细记录下来，才能报答大家对我的厚爱。

再次谢谢所有给我帮助的人，愿你们身体康健，年年岁岁平平安安。

9.尾声

文章已经整理完毕，2020年3月3日晚上，郝雪廷老师转来我表姐程翠萍（堂舅程二润长女）和他聊天的一段话：

老郝晚上好，前两天我看到俺文英写的俺三爷程胖孩的文章很好，就是当时咱条件不好也没意识，沒留下更多照片和他当时做的说的具体东西，但他就是那种直性子。大公无私精神我记得，队里当时找不出合适的人来看管梨园，收起来的花生那个时候是在地里晾干才入库，这样白天黑夜都要人看，这样就得送饭，当时让我和我大弟送，我听了好高兴啊，因为当时困难，不论他看梨还是花生，都想的送了饭就能拿好多，结果俺三爷只是把落下来的梨给拿两，花生也是一把，这样我们很生气，第二天不抢着送了，但没人送，还是去送了。

这就是我的姥爷，备受乡亲爱戴，却也备受亲人埋怨的姥爷。尽管如此，我相信让我姥爷重新来一次，他仍然还是同样的选择。而如果有来生，我母亲、姨妈和舅舅们仍然还愿意做他的儿女，我也非常愿意做他的外甥女，不为他多好，只为他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