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如书

陈老中叔

　　芸芸众生中，每个人的父母，都有着他们自已的人生故事，而每个人的父母，在孩子心中，永远都有着一个独特的位置。

我的父亲,是我心中一本厚厚的书, 书中透着知识分子独立理性良知的风骨和丰富的内蕴。

1945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搞地下党工作。

　　1945年，18岁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 任地下党宣传部部长，在中山大学搞学生运动，他发起成立并领导了左翼的“燕剧社”，随着革命形势紧张，他奉命转移, 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任东江纵队文工团团长。

东江纵队文工团时期。

　　父亲先后创作了不少作品，因其才华，1951年被调到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党支部书记、编导室主任，他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中国电影局的表彰，被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

1951年在北京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

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文艺工作者。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秉书直言, 使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影响。1958年, 父亲携全家离开北京, 南下调回广州，参与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

与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合影。

　　1964年父亲编导拍摄了纪录片《银河金网》,周恩来总理和陶铸陪同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观看影片后极为赞赏, 将此片带到美国放映

1964年，父亲在广东农村拍摄纪录片《银河金网》。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是严肃而慈祥的, 和我们孩子们说话时, 他总是儒雅而又认认真真的, 尤其是在检查作业或者听我们背诵唐诗的时侯。

父亲酷爱读书, 买书和藏书是他的僻好。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父亲上街, 因为他总是在新华书店呆上一两个小时, 用有限的工资买一两本书,我也可以趁机翻看自已喜欢的连环画, 每次央求父亲也给我买一两本小人书, 久而久之, 积少成多,小朋友们都特羡慕我有那么多书。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审查、挨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每天下大田干农活“劳动改造”。

在五七干校劳动，跟当地的农民一样农耕。

　　1972年父亲被“清理出文艺队伍” ，“放逐”到海南岛, 恰如900年前的宋代文豪苏东坡一般( 苏东坡 于1097年被“放逐”海南岛)。

　　父亲不在家, 造反派到家里来“破四旧”搜“黑书”, 当时15岁的我, 一个初生牛犊不怕死的楞头青，带着几个小兄弟, 我把菜刀剁在桌面上, 指着造反派说: “来搜书? 我答应, 这把刀可不答应！”硬是把父亲的藏书全保下来了。

　　为了藏好管好这批书, 我实行“坚壁清野”，钉了几个大木箱，把书装箱，用砖把床垫高，木箱藏于床下，用床单罩着，那时候,可真是天天睡在书堆上。

父亲的藏书上千册，基本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文化荒芜年代，我尤如拥抱着一个文化富矿，如饥似渴地阅读，在经常饿肚子的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精神生活。

1977年父亲平反，恢复了工作。

　　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父亲得以落实政策，重返珠影。当父亲看到他的藏书完好无缺时, 喜溢颜表, 竖着大姆指对我说: “儿子, 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这批藏书终于可以见光了。我买来木方和夹板，自已动手做了四个大书柜，占满了整整两壁墙。当把这些书一一放进书柜时，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1978年在太湖，拍摄风光纪录片《太湖之春》。

　　1978年, 父亲编导的风光片《七星岩》得到国际电影大师伊文斯的赞誉并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海外发行。他编导的电影《太湖》、《太湖之春》得到影界好评亦译成多国语言在海外发行。

　　1985年，他不顾年近花甲、深入生活、抱病创作，撰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女花王》。

1988年, 父亲病故。父亲临终前特意告诫我：“搞一门专业，不要碰政治。”

真正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是独立的，思想上是自由的，人格是不愿意被扭曲的。这是区别于那些见风使舵、人云亦云的权贵政客们的根本不同之处。正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贵不在富爵，贵在才品。

　　父亲所处的那个年代, 是中国社会从残酷的革命斗争到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年代, 是从勒紧裤腰带的艰苦奋斗到政治运动风云激荡的年代,， 他的一生，在政治轮番压缩了的狭窄空间中，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也没有多少施展才能的机会。所幸的是, 一直有他喜爱的藏书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父亲的一生，也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