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河岸边：第五集

余人@北京

　　母亲和父亲结婚之后，一直继续帮助娘家，直到七年后我的出生，我的舅舅、姨妈们陆续参加工作之后，才把重点放到自己的小家庭身上。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对于这段历史，父母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资料，只是母亲经常在我们孩子面前说，不要去当官，这个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给母亲心中留下的阴影呢？

个人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命运，在历史面前，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每个人就像一粒尘埃，往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无意识地被人伤害或伤害到别人，等风停雨歇，只留下满地狼藉，哀嚎遍野。

文革十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父母也不能例外。父母经常告诫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能做违心的事，不能说违心的话，尤其是不能做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事情。我想，他们一定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

父母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就像螺丝钉一样，无怨无悔尽职尽责地坚守者自己的岗位，护佑着共和国这艘大船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他们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他们的精神却照耀着我们后代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我可以想见，当时的宜春地委在文革期间肯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的父亲在地委组织部这个重要部门工作，一定亲身经历过和亲眼目睹过暴风骤雨般的残酷运动。

在我上学期间，每次都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个栏目，父母告诉我写“中农”，对这个我没什么概念，觉得“中农”是不是比“贫农”更有钱吧？后来我看到父亲编家谱时写到，他小时候过的可是一穷二白的日子，只是奶奶善于持家，没有饿死人罢了。

和母亲一样，父亲也是出身于贫苦人家的孩子。1934年11月7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新余县观巢茂山村一户贫穷农民家里。

茂山村位于新余北部，离县城十余公里。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小山村。村里百十户人家，同一个大姓黄，几百年前祖先从福建迁徙而来，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由于地处偏僻，战乱也较少，小山村的日子过得比较平静。

父亲属于“秀”字辈，曾用名“平秀”。父亲出生这年，正是全国大旱，新余连续三个月没有下过雨，农作物大部分颗粒无收，有的乡镇经过千方百计抗旱抢救，最多能收上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

爷爷奶奶觉得父亲来到这世界真可怜，就给他取了个小名“荒宝”。新余这一年因为缺粮，饿死了不少人。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没有什么救济活动，老百姓只有想办法自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当时家里人口比较多，爷爷奶奶需要照顾四个孩子，大伯只有16岁，二伯、大姑都比较小。父亲的祖父母还在，只有爷爷奶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早上吃的是红薯稀饭，没有干饭吃。中午、晚餐吃的干饭还要掺上三分之二的薯干。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白米干饭，那就高兴得不得了。

到了冬天农闲时，为节约粮食只吃两餐，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只有到过节、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肉。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土布衣，冬天即使寒冷，下身也只穿一条单长库，身上的棉袄穿了多年也不换，保暖效果很差，真是冷极了！用的就更不用说，父亲小时候从来没有用过牙膏牙刷，所以牙齿长得不好。

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政府搜刮老百姓的能力有增无减。家里三年被征派三个壮丁任务，爷爷奶奶不愿意孩子们为国民党卖命，只好卖耕牛、借债来买壮丁替代。农民种田没有地，就得租地主的田种。每年不管有没有灾害，租谷照收不误，政府税赋不能少交。这样下来，农民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1942年，父亲八岁了。曾祖父母因为感染村里爆发的霍乱，同年去世。哥哥姐姐都已经长大成人，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大伯在下半年农闲时，也会做一些小生意。他把本地生产的花生，炒熟了之后再用土车推到宜春去卖，用卖花生的钱，从宜春买些盐、萝卜干、碗、爆竹等集货到新余卖，赚些差价。宜春和新余两地相距四十多公里，大伯全靠双腿往返，帮助母亲勤俭持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家里除了花生外，还种了大蒜、黄豆、红薯等，尤其是大蒜的收成还不错，家里生活有了一些好转。

因为家庭困难，大伯、二伯没有读到什么书。大伯小学读了两年半，二伯读了三年，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是文盲。于是全家决定，让父亲多读些书，争取读出点名堂来。就这样，8岁的父亲走进了茂山私立小学读书，这个小学规模很小，只有一位老师，学生也不过20个左右。教室非常简陋，教的内容是《三字经》 《论语》等，强调死记硬背，背不出来就要受罚挨打，教学质量非常差。

到了小学高年级，爷爷奶奶决定把父亲转到观巢完全中心小学就读，吃住在堂舅父家里。观巢小学规模更大，有十多位老师，教学内容已经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每天要背诵孙中山遗嘱，唱“三民主义”歌。父亲在小学阶段的成绩属于中上等。

1948年，父亲小学毕业了，但是国内两党内战还没有结束，社会非常动荡，没有机会上中学了，父亲只好在家休学一年。

我大伯父今年一百多岁了，是新余为数不多的几位百岁老人之一。据我大伯父晚年回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师解放了茂山村。驻村的解放军有５００多人，有炮兵、通讯兵、医疗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相当好。钱振山营长对村民们说：‘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他找我了解情况，观察地形，并在村屋背山上挖战壕、装大炮和国民党反动派马登洪的一个师进行战斗，取得了胜利。这场战斗双方伤亡九十多人，人民解放军有五名战士壮烈牺牲，葬在茂山村屋背山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袁州地委组织部长费北海、新余县委组织部长孙兴奎、观巢区委书记陈义带领地方干部三十多人，以新余县第二工作团的名义进入我村开展工作。他们进村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分工负责进入各自然村，选出了农民代表，在茂山村民主选举产生了观巢镇茂山村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我当选为农民协会主席，黄毓秀当选副主席。农民协会成立后，我们帮助解放军借粮食，借马草。”

解放后，爷爷奶奶又把父亲送到新余城内北门小学重读六年级，1950年，父亲考取了新余县立中学。当时新余县城就这么一个中学，规模比较大，初中一年级有三个班，还有高中部。父亲分配在初一甲班，还担任了班干部。他学习勤奋，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的作文写得好，在全校墙报上进行了展示。

父亲在这里读书，按照爷爷奶奶的心意，应该是一路读到高中毕业，然后考取大学，跳出农门，光宗耀祖，可是命运之手总是把人从一扇门推向另一扇门，让人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