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如山 ——怀念我的爸爸

沈家涛

　今天是6月的第三个周日，父亲节。

格外怀念我亲爱的爸爸。

　　爸爸沈如山，又名沈行白。1916年农历七月初一日生，不过户口簿上记录是阳历7月30日生。

父亲已于2003年9月2日仙逝，享年87岁。

爸爸在五兄弟中排行第四，大的叫他四弟，小的称其四哥。小一辈的都叫爸爸四爹。爸爸还有一位姐姐，以年龄算排在第二，所以，爸爸叫她二姐。她对爸爸最亲，见面时是叫爸爸的乳名“阿根”的。

　　爸爸十二岁上私塾，因为勤快好学，从十四岁起就一面学习，一面帮着老先生当起了低年级学生的小老师。

从十五岁起，爸爸就在周巷景氏小学当起了老师。十七岁正式到知行小学教书。在周巷镇立小学任老师兼校长，在镇立商运学校有了老师证书。

这是在镇立商运学校时，爸爸和同仁们的合影。左一是爸爸，后左四是余姚著名教育界人士校长周商鉴。

　　爸爸是“山”字辈的，家里男性名字后一字都是“山”。这是爸爸的五兄弟，大哥沈乐山（前右），二哥沈智山（前左），三哥沈仁山（后中），爸爸沈如山（后右），五弟沈静山（后左）。

　　这是爸爸和三哥、静弟第一次一起在上海的留影。

　　爸爸五兄弟、两位嫂嫂和他们的大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一步一步大肆入侵中国。爸爸经常给同学们讲抗日的道理，带领大家学唱抗日歌曲，有好几十首歌。几十年后，爸爸还给我们哼过这些歌曲。

1939年春，爸爸带领学校的歌咏队到余姚县参加比赛，镇民教馆出面包租了一条船，还给15位参赛学生发了饭钱，一个人20文钱。歌咏比赛很隆重，全县有几十个队参加。

爸爸回忆说，我们唱得很有气势，得了一个大奖，在几十个队伍中排名第二，得了一面三角形的锦旗，还有一个很重的奖座，这也算是民教馆的成绩，所以奖座和锦旗一直放在民教馆里展览。校长好几次把奖座拿出来给大家看着讲。

得奖后我们还专门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是个很宝贵的纪念。照片上其他的几面旗子是我们参加别的活动得到的。照片是4月4日拍的，拍照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很兴奋，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拍照片。这一年我23岁。很多具体的事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回来的时候，学生们在船上仍然高兴得不停地唱歌，引得两边岸上的人们都来看我们。到周巷时，天已经很晚了，但民教馆的人和很多老师都来迎接我们。

　　民国30年5月，日本鬼子田尾部队占领了周巷。爸爸不甘当亡国奴，怀着一腔热血带着妈妈和几位年轻人一起跑进戚家大山投奔抗日部队。

　　戚家大山是戚继光曾经抗击倭寇的地方。爸爸妈妈在那里参加了崇德部队，部队知道爸爸是个老师，有文化，就叫爸爸到军法处当书记了。这书记是“书书记记”的书记员，不是官员。因为后来查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听说是在军法处这个部队的核心部门当书记的，他们就认定爸爸是在国民党部队当了大官的了。

妈妈被分到军医处当护士去了。在山里，卫生条件很差，部队生癞痂疮的很多，妈妈就给他们治疗，生病重的就烧粥喂着吃。部队很多人住在一起，根本谈不上卫生，容易传染，所以生病的就多。妈妈把救护看做抗日救亡的具体行动，她说要让大家都健康起来，好去打日本鬼子，所以她非常敬业，不怕脏，不怕苦，给很多人治好了病，还宣传卫生知识，劝他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很多人都很感激她。有很多原本没有了希望的伤员经过明儿的细心救护，起死回生，获得了新生，对她一再感恩载德。妈妈的一些救护、护理技术就是那时候学的。照片是她和一起去，一起当护士的叶麟书在一起，很多年后叶麟书和妈妈还有过联系。

妈妈当护士，声誉很好，这也是后来在调查时，妈妈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原因。

　崇德部队装备很差，大部分士兵连杆枪也没有，没法与鬼子的机关枪小钢炮抗衡。爸爸在部队也没发过枪，鬼子进山扫荡，爸爸只能到大食堂拿根扁担，随时准备与鬼子拼命。后来部队被日本鬼子打散。爸爸妈妈死里逃生，到了上海，投靠已经在上海创业有了点根基的大哥。爸爸协助大哥在针织业经过几年艰苦创业，兄弟几个有了一份产业。就是这样一份辛苦血汗换来的产业，使得爸爸的阶级成分被划到了资产阶级。就像刚买了几亩土地就土改了，被划为地主成分一样。再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公私合营后的初期，爸爸担任私方厂长时，在办公室的留影。

爸爸很早，大约从十二岁起就在学塾老先生吴芾棠的影响下，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持续了爸爸的一生。

　　1956年下半年，爸爸在嵩山区政校学习，被整出22条右派言论年。后来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领导的崇德部队的事被划归“历史反革命”。1959年被发配到南翔封浜劳动改造。

　　在一次次运动中，爸爸被查，挨整，吃尽了苦头。

　　终于，文革结束了。1978年11月，在“四人帮”倒台两周年的时候，爸爸终于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一年爸爸已63岁。第二年，爸爸64岁时，退休。

拨乱反正，到了1984年，上海公安局卢湾分局发了《复查决定书》，对爸爸历史反革命的处罚被撤销了。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的复查决定书。

　　1991年5月，爸爸妈妈应薇薇袁瑾洋 之邀，在江西游玩。

　　爸爸妈妈在庐山。

　　爸爸妈妈在滕王阁上放眼远望。

　　爸爸妈妈在参观南昌八一纪念馆。

　　爸爸妈妈和艾艾、小铃铛、小双在一起。

　　1999年1月3日全家从住了半个多世纪的八咏坊动迁到莘庄了。这是动迁前，爸爸妈妈和几位好邻居的合影留念。

　　这是2001年，我探亲假回沪过春节时，我们五人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年夜饭。

　　家人们在给爸爸妈妈祝寿。

　　爸爸患有老年痴呆症后来愈严重了。这是妈妈在悉心照顾病中的爸爸。

　　这是在九星河桥上看撒爸爸骨灰的地方。

　　爸爸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可惜的是日记大多丢失了。大的丢失有两次，一次是“崇德部队”被日本鬼子打散，他和妈妈差一点命都不保，身外之物无一留存；另一次是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被逼交给组织上五本日记，后来无从查找。两次日记丢失，爸爸都很惋惜，努力做过追忆，总是在想留下点纪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爸爸的愿望终未如愿。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爸爸的手迹，最早的也只有1966年的，是1966年上半年写的“帮改小组”的学习情况。最后一本日记是1996年至1999年3月的，这本日记的最后一篇是爸爸在费了数周时间整理完成了一个通讯录。这33年时间里，日记有六七处中断的，中断短的两三个月，一次是半年多，最长的是1985年至1991年，五年间只有几个片段。这些中断有二三处是原来有的，丢失了，有的确实是没记。从1985年至1991年的中断来看，爸爸是多次想续记起来的。写日记的好习惯早已经融入爸爸的一生。从篇幅上来看，爸爸没有长篇大论，一段三两句，大多只是记录一个生活轨迹。而且，爸爸的字写得很小，生活节俭的习惯在日记内容和样式上也明显可见。据爸爸的回忆，爸爸年轻时的日记是经常有详细的记载的，但这些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见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字中，爸爸迫于生活压力，不可能有闲情逸致来叙写很多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爸爸越来越力不从心。从1999年年末起，爸爸的老年痴呆症日益加重，语言表达的能力也衰退了，但仍用笔“写”着。

所以，2003年9月2日爸爸过世的时候，仅仅留下了8本小小的，用当时的工作手册写的日记和笔记。每本长十二三公分，宽八九公分；最厚的一本不足一公分，薄的不到半公分。

　　退休很多年了，但爸爸一直非常珍惜地保存着厂里的工作证。

　　爸爸晚年时，仍非常爱干净，只要可能，每天都要洗澡。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他就每天去厂里洗澡。这是爸爸的浴卡，编号是0001，也就是全厂的第一号的卡。。

　　爸爸退休后很注重锻炼身体，这是爸爸保存着的公园月票。

　　《父亲如山》是我历经多年收集、整理，为爸爸写的自传的书名。

正如扉页上写的，“如山”只是爸爸的名字，其实，爸爸太普通了，不要说如山了，大概小丘也算不上。留点回忆“扒一个洞，透透气”。

　　毫无疑问，我的爸爸是一位正直、善良、富有爱心的好人。他爱父母、爱师长、爱学生、爱同仁，更爱国、爱厂、爱家。但是，在那疯狂的年代里，那些人反反复复、无休无止地诬陷爸爸是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分子。爸爸被扭曲了，明明是满腔热血地投身抗日，却被诬陷成“参加国民党反动部队”；明明是艰苦创业，却被诬陷成“剥削起家、吸血鬼”；明明是善意提提意见，却被诬陷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论”。爸爸被迫无数次地检查、检讨、认罪。如此，鹿不被说成马才是怪事了。

我立志要写爸爸的自传。我坚持着，克服了许多困难，一定要还回爸爸的真实面。这是作为儿子的责任，也是一种社会的正义使命。我要把爸爸的遗愿变为现实，如实地把爸爸的一生记下来，留下去，让后人还能知道：的确！我的“父亲如山”。

2006年11月我回到上海，有条件来完成爸爸的遗愿了。要写成爸爸的自传，最重要的依据是爸爸留下的笔记，有利条件是我和妈妈住在一起，可以随时和妈妈交流了，所以说，虽是“爸爸的自传”，其实好多章节是妈妈的回忆。

所幸，爸爸在两次日记丢失后，有过一个简历，虽然简单，但年代、线索是明确的。我收集了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文件，经过整理，再根据和妈妈的多次谈话以及平时的积累，把点滴琐事串连起来。尤其是崇德部队以及以后的章节几乎都是根据妈妈的回忆整理的。于是，我在爸爸撑起的架子上寻找实体，在与妈妈的交流中填补血肉。一步一步前进着。 但《父亲如山》的成稿，我似乎并没有“一阵轻松”。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儿子的责任是否已经尽到，社会的使命是否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