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幽兰

回忆父亲

我的老爸，出生在清末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六岁丧父，家境贫寒，在亲属资助下读完小学，初中没读完就辗转到千里之外求医学徒。二十一岁开始行医生涯，曾行诊于安达、坐诊于瑷珲，后因躲避日本人的刁难，全家搬到奇克镇定居行医。解放后，带着全部资产参加了公营的人民药房。此后，先后在中医诊所、县医院中医科、镇医院等担任领导。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县里享有很高的声誉，连续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人民委员、政协委员，直至文革。

记忆里老爸多才多艺，带眼的会吹，带弦会弹，出口成诗，高兴时还会来上几段京剧。我常常沉醉在老爸那“苏武牧羊”沉郁的洞箫声中，也时常在“渔舟唱晚”等月琴声中翩翩起舞。

忘了是哪一年，小城通了电，每到晚上全家一起围在十五瓦灯泡下，妈妈纳着鞋底，爸爸则把文言文的《聊斋》翻译给我们听。

偶尔爸爸去买蜂蜜也会带上我，坐在一辆没有铃儿却哪都响的自行车大梁上，美的我总想唱歌。到了地儿，养蜂大妈还会盛出一小碟蜂蜜让我吃，那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我小时候，家里常住着一些农村人，爸妈对待他们就象亲人一样，我以为是家里亲属，直到大一些时，才知道这些人都是父亲的患者。五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宽裕，有些患者常因无钱医治而贻误病情，父亲知道后，就把他们领到家中，包吃包住包拿药费，直到痊愈，这时母亲就是忠实的服务员。虽然那时我家的生活水平也不高，可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为患者出药费是司空见惯的事，直到他去世后仍有人来我家还钱，说是父亲生前为他们垫的药费。

老爸不会做饭但是会扫院子，每天清晨，自家的院子和中医诊所门前的大街上，都会看到他慈祥的挥动着扫把的身影。来往晨练的人都笑着同他打招呼，他也笑着点头回答着。扫完大街，又去冲刷厕所。十几年如一日，无论医院搬迁到什么地方，门前的一段大街和院内的厕所就被他承包了。

父亲一生爱清洁，他们医院规模不大，院内清扫工作就由职工来完成。父亲虽然是领导，同样也是勤杂工。医院的工作，从炒药制药到打扫卫生他都亲自带头干，无论是节假日，公休日，还是早午晚，他都要到医院去看看。在医院他既是领导，医生，师长，也是药剂师，门卫。不管份内份外工作，他都认真干好。在他的带动下，全院职工都非常自觉的把医院看作是自己的家。

父亲的医术很高，不但精通中医内外妇儿各科、而且伤科、针灸等方面的造诣也很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父亲为病人扎火针的过程。四寸多长锥子粗的银针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然后在患者腹部的穴位上扎下去，起针时，患者象扣了顶小锅似的腹部，随着腹水的流出，很快恢复了正常。几次针灸后，腹中的痞块消失了，抬着进来的患者自己走着回去了。

1966年，县医院收治了一名大面积烧伤患者，经西医治疗不见好转，若是感染了绿脓杆菌，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于是请父亲去会诊。之后，父亲用自己研制的“珍珠膏”为患者治疗一段时间后，使他康复出院。

有一年夏天，我遇到一位老熟人，闲谈起来，她说：“多亏了你父亲，治好了我的牛皮癣。那年我才二十岁，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不知怎的就患上了牛皮癣在外地没治好，原打算回家看看再去内地治疗，没想到你父亲用了四味药就给我治好了”。

我有一位同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得病休学了。四十年后一次相遇，她告诉我那年她患的是伤寒病，这病在当时死亡率很高，要不是父亲的精心治疗，她的小命早就交代了。这样的事真的举不胜举，经父亲治愈的患者真是不计其数。

尽管如此，父亲仍刻苦钻研，不断进取。他的简易书柜摆满了线装的、简装的各类医书、医刊。可惜这些书籍在文革中均被抄走，不知去向。

父亲从不把他的医术当成私人财产，他的验方、秘方全部公布于众。在五十年代向党献方献药活动中，他一人就献出了好多整理好的验方秘方，并把他的经验尽可能的传授给学员。他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经他带出的学员都是医疗战线上的骨干。正是他严谨的工作态度、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从医43年从未出现过任何事故。五十年代曾被评为省卫生战线的模范，曾去过北京开会，这在当时是一种多么大的殊荣啊。

父亲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1958年，在助党整风向党交心时，他曾写到：“交深交透更交真，赤裸裸的一颗心。”他多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把自己的一切经历都毫不保留的向党作了汇报。他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力争使自己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就连文革中遭受迫害时，他对党的感情仍忠心不改。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而且汇报给组织的内容也被小人利用，成了文革中被揪斗的原因和罪证。

工作中父亲一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视病人为亲人，以院为家。为了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他没日没夜的工作，就连生病卧床期间也不断地为盈门的患者诊断处方。

  1960年到1962年，跃进新村克山病大流行，他三次参加省、地医疗队进驻跃进新村。连续两年的新年和春节都没在家过，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他常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在他的心里装着医院、装着患者，惟独没有他自己。

就在父亲雄心勃勃要为振兴祖国医药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遭人迫害，1968年4月，父亲因小中风住院治疗还未痊愈时就被揪出，成了小县卫生系统中第二个牛鬼蛇神。紧接着就是抄家、游斗、武力批判、送监狱寄押等。长达11个月的监狱生活和莫须有的罪名，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血压持续在200-230/100-150毫米汞柱，恢复医生工作后，他感到时间紧迫，尽管其他医生一再警告他，尽管他衣兜里休息诊断书一张又一张，尽管他生活上只身一人，借住在朋友一间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去机关食堂吃饭，无人照顾，尽管当时工资扣发，每月只领30元钱的生活费，63岁的他还是一直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是1971年11月24日下午5时许，父亲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为最后一名患者诊断完，开好处方，正要休息，这位患者又返回来，说缺一味药。按照常规，医生只需在处方改动一下即可。可父亲想，别让患者来回跑了，于是亲自到药局去问是否有另外的一味药。正说话间，药剂员就看见父亲突然倒了下去，不醒人事。同志们急忙把他送到县医院进行抢救。八个小时后，终因脑血管破裂大量出血，而离开了守护在他床前的学员、同志，离开了他为之奋斗43年的祖国医药学事业。临走时，他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没穿一件新衣。就这样他默默地走了，他洒脱地走了。带着对事业的追求、带着没有平反的遗憾、也带着退休后要回老家的憧憬，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离去，很多人都很悲痛。虽然那时父亲的问题还未结案平反，可是下葬那天，全县各机关的人自觉自愿的赶来了，很多经他治愈的患者也都赶来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扛着花圈默默的走在牛拉的灵车后面，仿佛怕惊醒这位他们所尊敬的老人。

父亲的人生是坎坷的一生、平凡的一生。解放前为生计而奔波，为躲避土匪的威逼而装病。中年多次失子，五十多岁丧妻，六十岁被迫害，长达三年多不予结案。就在他离去的前一天，镇委书记才告诉他：“你的问题快结束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是留下了一条“尾巴”，直到他去世后的八年——1979年县里才为他彻底平反昭雪。可他对事业的追求是那样的执着，对党是那样的忠诚，对人民是那样的热爱。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九年了，父亲的形象一直作为我人生的榜样。我想，父亲虽然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他所做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事，可是，人们不就是渴望着多一些这样的普通人，多一些这样的平凡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