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谈毛泽东领导艺术（三）

容全堂

何载谈毛泽东领导艺术（三）

八、好文章来源于调查

　　毛泽东曾给身边人员说，他写的比较满意的文章，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的结果，他不满意的就是未切实调查或调查不够。

　　1956年，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看到他尽管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考虑国内外大事，但是还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著名纲领性文件，对过去和今天，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讲了关于我国经济建设中农轻重比例的关系问题。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一种创新。他担心当时思想状态不被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一个小会上，还幽默而风趣的讲了这样深邃有意的话。他说，现在的问题，看你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还是想得差一点?如果你是不想，那就去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如果你想得差一点，也就对轻工业、农业少投一点资;如果你想得厉害，就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生产品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这是用激将的办法，使人提高对政策的认识。由于他的深入调查，正确解决了当时关于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使我国顺利地而未走弯路地逐步实现工业化，这是应当感激他的。

　　1960年，毛泽东为了纠正农村中出现的“反右倾”“共产风”，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兵分两路带头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三北”组(华北、东北、西北)，挂帅又出征下去调查;他亲率一路人马，奔赴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同时，又派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组织三个调查小组，分头调查一个生产队。自己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次日(1月26日)，即乘火车离北京，路经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2月24日到达广州。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市的汇报，并主持了“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最后，综合了全国的调查，形成了著名的农业60条。充分显示了实践出真知，和他一再教导我们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为了了解情况深入现场，亲自调研的事例不胜枚举。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亲临其境探索真理的精神沁人心脾，令人永记不忘。他为了熟悉冶金工业，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海一钢、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邯郸钢铁厂，等等。对马鞍山钢铁公司还去过三次。

　　他为了了解和研究我国发机械工业建设，花费的功夫更大。1950年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即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1953年视察了天津机械厂，1956年1月视察了天津第一机床厂，1956年5月视察了广州重型机械厂，1957年7月视察了上海机床厂，1958年视察了沈阳213机床厂和长春第一机床厂，同年6月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1960年3月视察了长江电器厂，1965年5月视察了上海电机厂，等等。他为了了解这一项工业，竟在百忙中挤出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功夫去调研，这种革命毅力，刻苦钻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冶金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制定《鞍钢宪法》《发展机械工业的70条》。再次证实了他关于“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的著名论断。

九、领导要亲自动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对他谈话的同志说，领导干部不但要下去调查，而且要亲自出马，反对老爷式的调查方法。他多次提出：“省委一把手不了解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又说：“不作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总有一天要走‘霸王别姬’的路。”他经常把调查研究比作打仗。打仗先要搞侦察，侦查敌情、地形、天气、火力配备;然后判断情况，下定决心，组织后勤，部署部队。还说：“历来吃败仗，都是调查不够，情况不明的结果。”

　　在他的号召下，党中央曾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党的领导同志几乎全体深入基层去蹲点调研。据登记，1961年3月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炭子冲大队调查;周恩来去河北省武安县调查;朱德去四川、河南农村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顺义县调查。同时中央还派出许多调查组，有杨尚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英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谢富治的河北邯郸调查组……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投入的热火朝天的调查研究中。

　　他们都轻装简从，走家串户，不公开身份，吃住在养猪场或养牛场，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会议，仔细了解山林、水塘、水库、禾场、食堂、医院、学校、企业，以及社员家庭生活，等等。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对转变党的作风起了深刻作用。

十、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听到毛泽东多次说，“中央机关就是加工厂，把各地的情况、问题、经验，收集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找出规律，才制定政策。因此，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政策源泉于下面”。

　　20世纪50年代，他几次把身边人员派下去了解情况，成为一种未明文规定的制度和工作方法。这些同志下去后（一）了解了情况，向群众取了经；（二)增长知识，学习了实事求是作风；（三）和工农群众交了朋友，学会联系群众，会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厌恶那些浮在上面，不会实际工作，说起话来尽是“学生腔”的人。什么是“学生腔”。为了让我们明了问题的重要性，他讲过一个延安时期的笑话。一位自认为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一天去给老百姓讲话，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讲完后，还虚心地问老乡：“讲的好不好”，“讲的妙不妙”?答复说;“好”!“妙”!就是“一满解不下”(一概没听懂)。

　　在延安，毛泽东还给那些只空谈书本而不联系实际的人，送了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20世纪60年代初，他几次动员警卫战士下去做调查，也收到了多种效果。(一)这些战士来自农村，能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愿意给他们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二)战士思想纯洁，作风朴实，能调查到民间真情和实事;(三)培养战士学会做群众工作;(四)战士回家省亲，增强军民团结。

　　何载，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何载同志改革先锋称号。1919年11月生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办秘书室主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

改革先锋奖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