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铮与他的“博物”人生

袁州逸民

2007年，张述铮先生与笔者合影

　　张述铮先生，八十有四，垂垂老矣！而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尤其是当一般耄耋老者多在颐养天年，不复言说进取的时候，张先生却依然老骥伏枥而志在千里。由他作总主编的皇皇巨作《中华博物通考》，凡三十六大卷，二千五百万字，正快马加鞭，作编校出版的最后冲刺。先生燃膏继晷，若韩信点兵，指麾三百余人的作者团队，怀揣着同一个信念：这是一部旷世之作，前无古人，必让它成为名山事业，诸同仁必为此作最后一搏！

　　而事实上，它也确实被列入了国家出版项目，即将于2021年面世。

与张先生同行

　　所谓博物，是指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生息所创造所关涉的浩博实物。它们既包含历时性与断代性的事物，又具有静态与动态的不同特性，还囊括天然与人工的不同呈现。中国古人向来注重对自然与社会中存在的千姿百态事物进行考察，晋代张华著《博物志》，首次将那万千事物总名之曰“博物”。而中国古人对世间万物关注的历史，则又远在《博物志》诞生之前，诸如《周易》利用爻卦推演世事时涉及的千变万化事物，《尔雅》对名物的广博解说，《山海经》对现实与想象事物的精彩描述，无不蕴含着中国先民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与认知。我们有如此悠久的博物文化传统，却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尚未见到对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全面继承、整理与超越。而当下世俗中已在流行的所谓“博物”与“博物学”，不过是穿着中国传统的“博物”外衣，走的却是西方“自然历史”的路数，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对自然事物的解说，而基本忽略了更为博大精深的社会与人文方面的名物。这与中华传统博物相较，基本上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了！
　　而张先生，在国内率先举起了重新全面解读中华博物文化的旗帜，打响了还中华博物内涵本真的第一枪！先生出身古典文献整理专业，曾参加《汉语大词典》首版二、三卷的编辑，为主要撰稿人。又著《中国文献学》等多部著作。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八百万言，第一次以中华传统博物为目标，较全面地解读各种通过自然与人工所形成的名物，故蒋礼鸿先生有这样的称叹：“开名物汇典之先河，中华朴学之再起。”“朴学”一语，让人感受到了乾嘉遗风，这与当下限于自然科学的所谓“博物”，大相径庭。

《名物大典》

　　犹忆26年前，即1994年，先生带着比城砖还厚得多的一套两册《名物大典》，来到天津，为该书的“升级版”《中华博物通考》组稿。那时书名初拟为《中国博物源流大典》。先生住在解放北路的青少年文化宫招待所，住处简陋，而先生神采飞扬，叙博物源流之概，荐编纂华章之要。我与两个朋友前去领教，先生拿出了项目中三四个尚未确定主编的类别，供我们选择。我因本科学的是考古专业，又在博物馆工作过，对所提供的几个类别中的“礼俗”类有兴趣，于是先生当场拍板，由我负责“礼俗卷”的编纂。
　　初不知其难，率尔应承。待真投入到编纂中去，才发现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编纂工作啊，吃力而未必讨好。在那个电脑尚未推广、网络尚未出现的年代，所有条目中的书证都须从一部一部纸质史籍中查找，常常费半天功夫，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史料，也不过是给书稿中的条目增添一二十字而已，效率极其低下。正因其难，编写的进度缓慢。最初与我同去见过先生的两位朋友都打了退堂鼓，不干了，而我自己既已应允其事，当然就算是上了这只船而下不来了——当然今天我要兴奋地说，我所上的这只船，非但不是“贼船”，还是我人生中乐在其中的快乐方舟！它带给了我在“众里寻它千百度”、找到史料撰成相关条目后所获得的快乐，尤其是此后一路走下来，还与张先生结下了深情厚意，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快事。

订成小册子的《编纂守则》

　　自第一次见张先生后，很多年只是与先生有书信联系，后来手机时兴起来后，则电话联系多起来。每次的联系，当然不是闲来无事的谈天，而是接受先生对项目提出的要求，以及对进度的督促。先生的来函常常是这样的句式：“望作者诸君能毕其功于一役，除逐字校对原稿原文外，尚需注意以下事项……”后面便是分列一、二、三、四……一连串的提示，指明书稿编纂和修改须注意事项。而令我汗颜的是，先生的好几封信中，除了有新的意见之外，还总是再三地强调通考的主条目、次条和附条的关系，表述时使用不同判断词的方式，诸如“即某某”表示被释条目为附条，“同‘某某’”表示异体字，“通‘某某’”表示通假字，等等。同一事项反复来信强调，说明我的书稿中老存在这方面的分辨不清的问题。真是很让先生操心了。
　　我在出版社工作，见惯了图书出版中的挂名主编现象，而张先生却是实实在在的主编，他可是真审读和修改书稿，并指出书稿的优劣所在。这大约就是搞“博物”研究的人固有的执着。执着于名物的源流，脚踏实地地去发现与梳理。先生从做学问到做人，都是这种求实风格，不喜浮夸，不喜罗嗦拖沓，一切追求实实在在。他以“朴学”的高度要求这个项目的编纂，强调一个“实”字：对于万千实物，溯源最早文献要落实，流变过程要清晰不草率，史料要扎实，言语要简洁。甚至于行文风格，他也会这样要求：“要使用书面语或浅近文言文，尽量不用白话土语，少用‘着’‘了’‘呢’‘吗’之类虚词、语气词……”可见不仅内容上要钻得深、考辨详，即使在形式上，也要求努力向“朴学”靠近。

乾隆六十年《历山铭》

　　匡亚明曾是我在大学读本科时的老校长。而张先生与匡校长亦熟，先生说，匡校长曾对我们的名物考论事业非常支持，他曾为张先生题词曰：“名物训诂蔚成大观，物态文化光照人间。”而这，也间接地算得上是先生与我的渊源关系之一吧。先生在《礼俗卷》序言中，这样提到我：“本卷主编陈益民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考取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乃颇有文史功底的‘南大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两校学人皆习称自家为‘南大人’），兼得两校学风。毕业后在博物馆研究文物与历史，因而對於中華文化名物的探索，有深厚底蘊。”先生所言，多所溢美。窃以为，固有的学风熏陶，确使我有了相应的基础，而后来二十余年跟随先生做这个博物通考项目，却是真正提升了我对于古典文献的查阅、检索和运用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先生亦可谓我的导师了。

　　2007年因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全国书市，我与先生才有了第二次见面。先生那回特意买了一双据他说是“价格不菲”的新旅游鞋，穿上陪我去登千佛山（历山），又观布袋和尚像。一山——古史说“舜耕历山”;一佛——世传契此“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先生说，此中有深意。我想，大约在于大舜的伟业，契此的襟怀，可成我辈努力的目标吧。看着我们当年一幅先生立于后辈中间的合影，先生开玩笑说：老夫有一处值得自夸，即六人合影，以老夫之鞋最为耀眼，登山有它，力度不输晚生——先生时年已过古稀，勉力登攀。先生说因为我的到来，他这是礼贤下士之举；而我则认为，这更反映了先生一直在保持自己与时代同步的精神状态，做人、做事，尤其作“博物通考”这篇人生大文章，先生始终保持了昂扬奋发、有年轻人一般的活力与斗志。

先生对自己的新鞋子很得意

　　先生身上有许多传统文人的风格。古人姓名之外有字，而不少文人还觉着不过瘾，于是又有各种雅号，比如杜甫号少陵野老，苏轼号东坡居士，赵孟頫号松雪道人，等等。近世以来，文人墨客也多有笔名斋名，故鲁迅不姓鲁，茅盾不姓茅，他们都以笔名行世。张先生可谓“未能免俗”，也好用笔名“华夫”。我未曾问过先生此名何义，揣测是不是华夏匹夫之意呢？总之是带着深深的中华传统烙印的。然而，《中华博物通考》申报国家出版项目时须报总主编真实姓名，故出版时也要求图书署真名。先生颇像古来文人墨客，愿以笔名行世，却被出版方要求不得署名“华夫”，为此而颇为耿耿于怀。此亦一趣事也。

先生曾慨叹：人生苦短，时不我待。年岁高了，过去未曾尝试的事情，只要想做，就应当去做。可是他忘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自然法则。前两年，他心血来源，忽有“诗和远方”的雅性，于是就像年轻人一样，背起行囊远涉山川。一路南去，临大江，登滕王阁，好不惬意。只不过，一趟远足，美则美矣，回济南后便病了一场。看来，不服老，真不行啊！因此，在身体体质上，先生现在确实已服老，不再敢与自然争高低了；但在学术领域，先生却风头依旧，仍不服老，还在挥旗呐喊，引领着《通考》众多作者向前。他曾自豪地宣称：“本团队，如江河之奔涌，生生不息，力量无穷！有如此之团队，《通考》的编纂，必当大获全胜！”先生又顾左右而从容道：“我们共同努力，完成这部通代百科全书式巨作，这在当今之世，独树一帜。其中的文脉传承、文化建树，必将给当世及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诸君以为然否？！”

　　先生非常自信，我们，也同样为之感奋！期待着我们共同努力的巨制，早日问世！

（写于2020年6月20日）

跟随张先生一起，共襄传统博物文化盛举。

居千佛山麓，仰弥勒佛气。

佛说，苦非苦，乐非乐，只是一时执念而已。

张先生以一时执念，历经苦乐，终迎来一部巨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