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父爱沉甸甸（原创）

吴桂伦

我的父亲和母亲。

　　十来年前，为纪念去逝的父亲，在父亲节写下了这段文字……。

　　打记事起，父亲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在我一生中总是挥之不去。

一天，很少在家的父亲深夜回来，母亲张罗着给父亲煮了一碗年糕汤。那块别人给的年糕放了好久，平时我和姐再饿，母亲也舍不得给我俩吃。从末尝过年糕滋味的两姐妹，悄悄地爬下床，守望在父亲附近，四颗眼珠子都快掉进碗里。父亲大概一天没吃了，一阵呼噜声，碗已见底。父亲抹了抹咀，睡觉去了，两姐妹只得偷偷溜回床上。那年我两岁多，父母刚从农村来城里，身无分文，四处打零工，挨饿是经常的事，在农村过不下去，进城求生也不易。

我对爷爷奶奶已经没有印象，只知道他们是饿死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弟弟妹妹先于父亲进城，虽然生活也艰难，但不至于饿死，父亲这才下决心进城。我父母都不识字，找不到好工作，在我工作之前，我家一直都是极其贫困的。

父亲重男轻女，平常很少正眼看我们，一不顺心，就打我和姐。母亲说姐苯，不象我精灵，会躲着爸，所以挨的打要多些。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了啥，父亲抓住我俩，一只手拽着一个人的头发，在石子路上拖着走。不一会，我和姐的腿都血肉模糊，石子路上，两路血迹．．．．．．。我和姐的腿上至今还留着那次被拖拽的疤痕。

记得初中升高中的那一次，学校老师送录取通知书来家，父亲一见，脸一黑，说了句“不送！”，就把老师打发走了。老师一走，父亲转身抽出挂蚊帐的竹竿，劈头盖脑打将过来。打一下说一句：“你自己作主！”“你自己作主！”．．．．．．，很快，二指宽的紫色布满全身，我成了斑马。

原来，父亲要我考中专，可以不交学费还管饭。可老师说，这么好的成绩，不读大学可惜了，硬要我上普高。这下闯祸了。父亲说，要读书，没有钱，自己看着办。于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每天忍着一身疼痛，顶着烈日，冒着灰尘，捡二炭来卖，一个月下来，挣了八元钱。可祸不单行，由于又热，又脏，又累，我病倒了。我怕花钱，不愿去看病，躺了好几天，眼看不行了，父亲象拧小鸡一样，把瘦小的我拧进医院，八元钱所剩无几了。

开学进校，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未结婚的美丽姑娘，名叫吴巧恒。当她知道我的情况，揭开我的衣服一看，就流泪了。在她的帮助下，我免去了学费，还破例地申请到了一些生活补助。在以后的日子，吴老师成了我生活的偶象。她那手独特而漂亮的字体，全班同学都在模仿，只有我模仿得微妙唯俏。

当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父亲从工作单位扑向家里，赶紧换了工作服，拿起通知书，拉着我的手，直奔南温泉照相馆，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照相。父亲的脸上从此有了笑容，尽管生活依然艰辛。父亲告诉我，我的事在他单位成了一大新闻，人们惊喜地互传着，经常见到的那个捡垃圾女孩考上重点大学了。好多从不搭话的人都向他祝贺，父亲觉得特有面子。从此，父亲把我当儿子看待，再也没有打过我了。

文革中，学校停课。父亲告诉我，有人想给我介绍对象，是一名空军军官。我执意不肯见，父亲也不强迫我。后来，我把一个串联中认识的小弟弟带回家中，父亲满心不高兴。当得知他是安徽人时，父亲便悠悠地唱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佬不如安徽佬......。”意思是，世上最狡猾的，是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可这些都不如安徽佬狡猾，抢了他的女儿。

一旁的母亲望了望男孩，胸襟一大片食物羹汤残痕，袖口上厚得发亮的鼻涕印迹进入眼帘，她摇摇头说：“桂伦今后要受苦了。”

文革后期，我因被怀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失去自由，父亲来探望囚禁中的我。见面时没有责备，没有埋怨，没有失望，俩人四目相望，默默无言。目光中充满了父亲的信任和支持。在厄运面前，我的父亲是个真男人。

九七年国庆节后，我丈夫股骨骨折住院。相隔千里的父亲突然病重，要我回去见最后一面。丈夫大小便都在床上，一刻也离不开我，我左右为难。试着找了一个人替换我，可是，在陌生人面前，他怎么也无法放松，解不出来。没法，我只好打电话说回不去了。两天以后，父亲去逝。妹妹电话告之，父亲临去时，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听了嚎涛大哭。

我从未忌恨过父亲对我的粗暴和冷漠，我懂得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艰辛，我理解支撑着家庭男人的无奈。我要对父亲说，未能见到最后一面，让我至今时时内疚。爸，我是爱你的。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尽管这份爱是如此的沉甸甸，我不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