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i> 1952年我们家从皇华馆搬到了海子边,海子边西街东侧就是人民公园,1号是十六完小,以后改为桥头街小学、海子边小学,街道西侧的2~16号都是居民院落,我家就在12号。</i></b></h1><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i> 上图是我从网络上下载的一个院落图片,还真有点像我生活过的海子边12号西院,就采用了。</i></b></p> <h1><b><i> 这12号是个大院落,两扇大门打开可以进汽车,不过从来没有打开过,开一扇门就够宽敞的了。院子里住着35户人家。其中外院7户,西院南院各14户。外院和南院是市粮食局的家属宿舍,西院是省粮食厅的家属宿舍。我姐姐是省粮食厅的职工,我们就住在西院。</i></b></h1><h1><b><i> 西院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东西南北房各住三户人家,西北角住一户,再往后一个小院子里有个过去的小澡堂也住了一户人家。西院三间西房明显的高出一个台阶,前面还有玻璃拉门,有点日式风格。</i></b></h1><h1><b><i> 我家住在东房正中间的一间,有大约十二三平米吧,其实院里多数房子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几口人,全家都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常住的就是母亲和姐姐和我。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五六口人,原先都有三合板拉门相通的,后来钉死了,但是说话的声音都非常清楚,这家开了灯就能出门上的小孔照过来。两家的女人常常问我家“几点了?”因为我家有一只马蹄表。其实全院只有两家有钟表的,除了我家的马蹄表外,西房的一家有个座钟,到时候还会打点,全院都能听到。</i></b></h1><h1><b><i> 新来的住户,什么也没有,可以向单位借点用品,如铺板、火炉、烟筒什么的,有一年机关还给每家做了一个棉布门帘,大家都非常知足。逢年过节,栗茂林、贾茂亭等厅领导还亲自来到院子里给职工家属拜年。</i></b></h1><h1><br></h1><h1><b><i> 从1952年到1970年,我们18年的时间生活在这样一个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里,院子里大多数是本省人,不过山西省的语言就够丰富的了,我在这样的语境下长大,从小就学会不少方言。院子里的故事很多,下面就捡上几个50年代发生的事吧:</i></b></h1><p class="ql-block"><br></p><h1><b><i> 刚搬来不久,住在西院西北角的一个叫树文的小孩子失踪了,他家人万分焦急,邻居们也帮着找,派出所也报案了,一直没有音讯,五六天后孩子忽然自己回来了。从孩子的叙述才知道,是一个老头用吃的把孩子哄走的,用自行车一直带到双塔寺附近的一个住处。老头没有家室,可能希望领养一个孩子和他作伴,无奈孩子去了以后一直啼哭,饭也不好好吃,老头实在无奈,就用自行车把孩子带到附近,让他自己回来了。</i></b></h1><h1><b><i> 院子里人家多,女人们多是家庭妇女,邻居们互相照应帮助,家门也用不着锁,或者钥匙就放在门上,不过还真发生过一起被盗事件。外院最靠近大门的那家,人出去了,没有锁门,回来发现丢了一条被子,后来证明确实是外面的人偷的。实际上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被子了。那次事件后,人们警惕性大大提高,单位在大门上钉上了一块牌子——“禁止游商小贩入院”。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i></b></h1><h1><b><i> 那时孩子们也没有送托儿所幼儿园的,就在院子里玩,大人出门请邻居关照一下。太小的就用绳子系在孩子腰里绑到床头,防止孩子摔到地下。一天,北屋姓梁的女人锁门出去了,孩子睡醒了,爬到床头,拴着的绳子滑到了脖颈上,我们听到哭声,从他家门上的玻璃看到情况,非常危急,赶紧喊人,院子里的大人撬开门,才救下了孩子。</i></b></h1><h1><b><i> 一家几个孩子,院子里一茬又一茬。我们的玩伴很多,做完作业有的是时间,吃饭有时都端到院里,直到晚上大人叫回家。玩耍游戏项目也非常丰富,弹球、打“元宝”、跳格格、跳绳、“碰拐拐”、踢毽子、打扑克等等,花样繁多,内容丰富,孩子们就这样,一拨一拨地长大了。</i></b></h1><p class="ql-block"><br></p><h1><b><i> 虽然是粮食厅家属宿舍,但也是流动的,有的搬到别的宿舍点了,例如红市街、东米市或是机关的宿舍了,条件应该是有所改善,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家属住进来。60年代初住进来的老G大爷,我原来就认识的,因为他退休前是粮食厅的图书管理员,而我小时候就是厅图书馆的常客。这老G大爷单身,生活很朴素,为人友善,听人们说,他是裴丽生的老丈人!裴丽生是谁?那时的人们都知道,山西省首任省长,后调中国科学院当领导。院子里还有一家顾了个保姆,早晨来晚上回,什么人,听说是刘开基的丈母娘!刘开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i></b></h1><h1><b><i> 六十年代房子归房产局管辖后住户就杂了,不过邻居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相处还是不错的,偶有脸红争吵也多是因为孩子,每家四五个孩子也很正常。后来住户有所减少,原因是有少数家庭占到了两间房,包括我家。我姐姐的三个孩子常住姥姥家,就在校尉营小学上学,而且,而且,我也快到成家的年龄了。</i></b></h1><p class="ql-block"><br></p> <h1><b><i> 我在十六完小上了四年初小高小,又在文庙后面的六中(新城西街19号)上了六年,1962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离家去火车站,父母亲送我到大门口,院子里跟着出来一大群人,有西院的,也有南院、外院的,我当时还挺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送我?后来才理解了,我曾经是这个院子的一个“小屁孩”,邻居们是看着我一年年长大,出了一名大学生,也是院子里的一件大事。那天他们和我的父母亲一样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放心两个老人,要多给家里来信等等。</i></b></h1><h1><b><i> 六年后我大学毕业,和爱人一起分配到外地工作,临行前,我们举办了婚礼,这又成了12号院的一件大事,邻居们纷纷表示祝贺。我们所住的西院邻居集资送我们一个镜框,南院和外院的邻居送我们一张大幅的毛主席画像。当然比起现在来,这“礼”好像也太轻了点儿,但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气氛却是非常浓烈的。</i></b></h1><p class="ql-block"><br></p><h1><b><i> 1970年海子边12号全拆了,盖成了排房,我父母亲搬到了桥头街,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也就没有再回去看看。八十年代,在柳巷南路商业区改造中,海子边西街消失了,据说立达商厦就是建在12号的原址上的。</i></b></h1><h1><b><i> 怀念海子边12号的邻居们,想念一同长大的玩伴发小们。</i></b></h1><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i> 2014年5月1日补充:4月28日,《山西晚报》往事版刊登了这篇文章。</i></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