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太行山（一）

山人

明天是父亲节。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九岁，退休后和母亲一直居住在孟津横水老家，目前行走虽有不便，但其它均还值得庆幸。在这个庆祝父亲的重要节日里，我总想给父亲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征求意见，却不知父亲心里装的全是他已过世多年的哥哥 ____我的伯父韩向阳。

1938年冬，父亲刚满六岁，那个年令的他，记忆肯定是碎片形的，但送伯父赴延安那一生死离别，却是刻骨铭心的。他说，送行的那天，天气并不阴沉，老天也并未因他们的别离而滴几点酸雨，他拉着伯父的手跟在祖父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哭泣着，而伯父更是含着泪水一步一回头，直到伯父的身影消失在横水西边的养士村头时，父亲哇的哭号起来，这时的祖父仅回了一次头，便咬咬牙拉起年幼的父亲坚定的走上了回村的路上。

伯父这一走便是半个世纪。从当八路到解放军，十一个春秋一直未离开太行山；从四九年南下福建到八九年魂泯八闽，三十九载冬夏一直苦熬于宣传。

他走时，福建省四大班子副职和他的战友们为他送行。他走后，福建省书协主席陈奋武送来了一幅书写在白绸缎上的墨宝：半世纪风风雨雨，一辈子清清白白。

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将长期生活在福建的堂弟韩亚伟记录伯父的几个小片断作两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先父抗日战场旧叙拾遗

韩亚伟

一

建国七十周年大庆将近，这两天朋友聚会中常涉及以往战争话题。

这倒是提醒了我，且将先父在世时向我谈及的他对抗战的某些感受以及点滴事写出些许，以使朋友们对一个战争亲历者及他所经历的战争有所了解。

我父亲1938年12月抵延安，与他同抵的有他11名师范同学。1939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为五期学员，学号03162。在学期间，共学习步兵学、炮兵学、战术战略、有效战例、政治思想等九门课程。六个月后毕业，分配至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炮团四营三连任排长，由此至1989年9月离世，投身革命整整五十年，享年六十八岁。

我不知道现在结论性的战史是如何表述抗战中某些事，它或许有一定的规范要求。但我可以对我今天的表述内容负责，我保证我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是先父在世时亲口对我阐述的，这还可以由我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见证，因为每次我父亲和我讲述时，我母亲几乎都陪坐一旁聆听。

简述如下：

1、日军战斗力：

据我父亲说，日军的战术素养很高，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举例：日军对不同的战术目标有不同的战斗队型。比如搜索，有搜索的列式，三人先行，成三角警戒，一前两左右，行同行止同止，口号短促。后续战员呈纵队跟进，末尾士兵面向后方，所有人均是战斗瞄准姿态。比如冲锋，又有冲锋的队列。前排进冲规定距离后即匍匐倒地射击，后排随后进冲越过前排位置，至一定距离后再匍匐接续射击，前排又复始，以此往复不断，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秩序性很强。一般由一个持军刀的低级别指挥官（多为军曹）指挥，军曹战死，士官长接管指挥权。

日军士兵行动敏捷，奔跑速度相当快，冲锋中常常呈半蛇形行进路线，队型不变。

另外，不须讳言，日军士兵受武士道教育，战斗中往往不顾生死，相当英勇。

记得我父亲说过，似乎我们打攻坚战要比阻击战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攻坚战中日军的防备性战术办法不多，两军基本处于一个水平面上，反而是阻止战日军更能显示出战术优势，所以我方每次阻击战都打得非常艰苦，伤亡率更高。

我父亲经历过不少战阵，但唯独没有跟日军面对面肉搏过。

2、日军轻武器：

抗战中日军的一线武器主要是三八大盖、歪把子轻机枪、九二式重机枪以及小山炮。听父亲说，三八大盖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优点是射程远，精度高，穿透力强，但优点也正是缺点之一，穿透力虽强却杀伤力不够，有时穿透就一个小洞，穿透后子弹继续飞向后方，所以只要不打到要害部位，伤害不大。不比汉阳造，汉阳造虽然机件粗糙，精度不足，但一旦被击中，子弹会在人体内翻滚，有撕裂性，且伤口面大，所以致死率更大。

我父亲在战场上总共负伤六处，其中五处均为三八大盖击中，除一处是因打断小腿一侧胫骨较严重外（后文详叙），其余四处都是自行简单包扎处理完事，一周多即结痂。最可笑的是其中一处因血流不止，指压无效，干脆从地上抓了一把土把伤口塞堵糊住，缠两圈绷带，十来天后照样好了，根本没有什么感染一说。

最严重一次受伤是在羊肠山（音）战役中被小山炮弹片击中下腹部，小肠断为三截，几近殒命。好在战地医院仅相隔五华里，及时救回，但这处伤给我父亲一生都留下了腹绞痛的后遗症。

日军的小山炮爆炸力不强，响声也不大，好像仅比二踢脚鞭炮响不了多少，但小山炮有个最坏的地方就是弹片四溅，而且都是碎弹片，体积不大，却散布面积很广。我父亲腹部伤就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弹片所至。所以小山炮对我步兵是个严重威胁。

八路军中的老战士每个人都能听出来日军各种不同武器的射击声音，独对小山炮比较忌惮，一听到小山炮声会立即卧倒，卧倒时面腹部朝下紧贴地面，双手抱头。新战士防范上会差一些，但经一两场战役，也很快学会。

我父亲说他最不怕的就是歪把子，原来，歪把子机枪故障率极高，且打一会儿枪管就发热，发热就要停下冷却。所以，我父亲听到歪把子机枪声，就会暗暗数数，数到大概三梭子子弹后，枪声必停，这个时候再动作，保险没事。

我父亲在战场上没有正面遇到过日军九二式重机枪扫射的情况，所以无法描绘这种武器，而且，那么多战役下来，也没有遇到过重武器。

3、国民党中央军的战力：

整个抗战经历，我父亲没有成建制地与国民党军在一处战场上共同对敌作战的时候，唯独有一次在转移中，临时奉命接防一处国民党地方部队营级阵地，与国民党军交汇，两支部队擦肩而过，互相看着对方，彼此不交一言，各自行去。

我父亲在抗战中任职连指导员时间较长，升任营教导员时抗战已近于结束，参战次数显著减少，中间因负伤还转入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复召归队。

但八路军基层指挥员中有口耳相传，国民党黄埔系中央军的战斗力极强，且军纪严谨，有正规军的风范，很多战役也都打得非常惨烈，死伤惨重。

听我父亲说来，给我的印象是，老八路对黄埔系国民党军还是非常佩服和敬重的，至少在基层指挥员甚至普通士兵中是这样。

4、打扫战场：

我父亲多次和我说过打扫战场，是因为打扫战场是连级指导员的常备任务。

通常是带一个班的战士，横排搜寻前进。打扫战场有严格的规定，战利品无论大小一律上交，不得私藏，否则，处分很重。我父亲连里有个小战士曾因私藏了一把漂亮的日军银柄柳叶匕首，差点被处决。战利品一律上交到旅一级单位，有些小战役旅部也会委托团一级处理战利品，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团级以下有战利品处分权的。有时有些战利品上交后也会再退还回来，允许留用。

有一次，我父亲就是在一个日军少佐尸体的军装上衣口袋外缴到一支1917年美国生产的派克金笔，他非常喜欢，但需服从规定，只好忍痛上交。不曾想过了不久，这笔被上峰给退了回来，指令我父亲可以留用，可把他高兴坏了。后来这支笔我父亲一直用到他去世。

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将笔转给我，我也一直在用，遗憾的是1994年在江西某地签约现场不慎失落，愧心良久。

我父亲还领用过一条日军的军用毛毯，这毛毯应该是其他战场缴获的战利品。毯子是单人格制，卷起来没多大，质量非常好，虽然又轻又薄，但极其暖和实用，且不掉毛不起皱不沾水。我父亲一直用到南下。后送给了南下路上苏州的一位房东，因为那房东治好了他的疥疮。

战利品分为三种：武器、物品、药品，每一件都要造表登记，按“重要”“次要”“一般”分类，钢笔属于重要，毛毯则属次要，而眼镜和食品就算一般了。

战利品中有时有少量食品，但不多，至于药品，我父亲说他从没在战场上见过。

打扫战场还规定不准搜尸体，不得扒死者衣服。但我父亲说战场上日军尸体并不多，因为日军会想尽办法甚至冒着风险将战死的日军尸体拉走，除了迫不得已才会留下。如果某战役日军死伤较多，他们还会组织专门的小股部队突击一下战场，目的就是抢回尸体。这些小股部队一般就十数人，每人左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到战场时会朝天放枪，并不对着我们的阵地打。我军官兵似乎也知道这些扎着白毛巾的小股部队是拉尸体的，所以通常也不向他们射击。这有点像战场上的某种默契。但不允许他们靠的太近，太近了就会开火。日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也是将其他尸体拉走靠我们阵地太近的尸体，他们也只好放弃。可能日军的军纪也有相关的规定吧。

5、党员团员：

在那个年代，入党入团不仅没有任何好处或优待，还意味着危险。因为每到战斗最艰难的时刻，比如冲锋、爆破、诱敌、排险等等，党员首先要站出来，先上，党员死光了，团员接着上，没有任何讲价的余地。因为这个缘故，部队中党团员的牺牲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比普通战士要高的多，所以那时入党入团完完全全是觉悟，是勇气。党团员在战士中有着非常高的威望。

我父亲1939年6月抗大毕业时入党，到担任指导员时已有数年的党龄。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他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那时，部队建制上没有副连长一职，每个连设有一个作战干事，这个作战干事专司各战斗位的协调，军阶排级，没有指挥权，也不能调度战斗布局。而连长是不准带兵冲锋的，这是军纪，因为一旦连长战死，全连的战斗系统就会大乱，连级战力机能性就会迅速下降，所以那时连长大多坐镇指挥，带兵冲杀在第一线的往往以指导员为多。

但很奇怪的是，我父亲却总是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除负伤外，竟然活了下来，这一点连我父亲自己都感到惊讶。

与我父亲同批到达延安的11名同学，活到1949年解放后的包括我父亲在内就两个人，另一个叫丁辛。他与我父亲是师范的隔壁班同学。我父亲直到1951年才联系上他，那时他任河南周口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获颁军衔为大校。

其他九名同学除一位张姓同学病故外，余八位均阵亡。

我父亲抗大的同学在福建的就一位，女性，姓程名克，是文革前南平地委书记、文革后复职任福建省林业厅长刘健夫的爱人。程克八十年代曾担任过福建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一职，业已去世多年。